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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以民主为前提——李森科事件的启示行政管理08级研 罗艺 208006010520世纪上半叶，正是遗传学迅猛发展之际，苏联却出现了一段历时30年的反对并扼杀遗传学的伪科学案。
以李森科为代表的所谓“米丘林遗传学派”，统治了苏联农业科学、生物遗传学等领域。
由于得到斯大林、赫鲁晓夫等政治领导人的支持，李森科在苏联科学界横行了30年时间。
李森科之流把摩尔根遗传学斥责为资产阶级的、唯心的、反动的伪科学，严重破坏了学术民主，扭曲了科学界的学术气氛。
他们残酷迫害众多有成就的科学家，其中著名的植物遗传学家瓦维洛夫冤死在狱中，使得苏联的遗传学长期处于停滞状态。
总的来说，在学术上, 对李森科的评价, 有关领域的科学家们应当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 来各抒己见。
但从政治上总结李森科主义兴亡的历史教训, 却要及早去做。
自然科学理论问题上不同学派之间的争论被轻率地判定为政治斗争或阶级斗争，用行政手段强制推行一种学派, 禁止另一种学派；随意给科学设禁区、下禁令；不准自然科学刊物宣传不同的学术观点, 不给科学家以交流学术思想的自由……所有这一切都必然会给自然科学的发展带来灾难。
透过李森科伪科学事件，可以获得如下的理解。
首先，科学的发展与一国的文化传统和环境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李森科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是苏联特定的政治背景和特有的政治文化，政治文化对科学的发展起着制约作用。
科学最宝贵的价值不是它能为人类带来物质上的利益，而是科学的精神，是一种崭新的思想意识，是人类精神文明中最宝贵的一部分。
毛泽东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
”制度文化作为一种现实力量，对精神文化产生重大影响，制约着人们的经济思想、政治理念、道德观念、宗教信仰、思维方式等。
世界上很难找到两个政治文化模式完全相同的国家。
李森科伪科学事件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能够产生影响，正是由于“苏联模式”曾经被机械地硬搬到这些国家中去，结果制约和阻碍了这些国家的发展。
从李森科事件谈科学与民主的关系学院（系）：机械工程学院专业：物流工程班级： 2014级研1班学号： 1411393004姓名：胡洲指导老师：严建新从李森科事件谈科学与民主的关系从李森科事件谈科学与民主的关系摘要：李森科事件是20世纪30年代发生在苏联的一例伪科学案，它使苏联的生物学基础研究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对医学和农业的实践危害甚大，使科学在政治的强权下呻吟，得不到民主的滋养。
而科学与民主是不可分的，民主是科学存在和发展的前提。
无论什么时代，科学都必须立足于不依任何个人和社会集团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
关键词：李森科事件；伪科学；科学；民主随着近代几次科技革命的出现，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及对生产的指导和促进作用令人刮目相看，使得科技日益成为强大生产力的事实令人信服不已。
对此，马克思指出：“生产中也包括科学,应当把科学称为生产的另一个可变因素。
”邓小平同志深刻地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因此，科学技术属于生产力范畴。
民主是保护人类自由的一系列原则和行为方式；它是自由的体制化表现。
民主是以多数决定、同时尊重个人与少数人的权利为原则。
所有民主国家都在尊重多数人意愿的同时，极力保护个人与少数群体的基本权利。
李森科事件是20世纪30年代发生在苏联的一例伪科学案。
以李森科为代表的所谓“米丘林遗传学派”，统治了苏联农业科学、生物遗传学等领域。
李森科之流把摩尔根遗传学斥责为资产阶级的、唯心的、反动的伪科学，严重破坏了学术民主，扭曲了科学界的学术气氛。
他们残酷迫害众多有成就的科学家，其中著名的植物遗传学家瓦维洛夫冤死在狱中，使得苏联的遗传学长期处于停滞状态。
李森科伪科学事件使苏联的生物学基础研究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对医学和农业的实践为害甚大。
这一事件波及许多当年追随苏联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些向往社会主义的西方科学家不得不在科学和政治之间做出选择，引起了国际遗传学界以至整个科学界极大的震动[1]。
处在当时背景下的自然科学家，不可能不对自己的政治态度做出选择，特别是在涉及与自身的科学活动密切相关的问题上，更无法绝对置身事外。
“李森科事件”及其教训摘要：李森林主义无疑是科学史上的一个怪胎，它是20世纪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苏联社会特殊背景的产物。
从表面上看，整个事件的发生是由于国家领导人权力的滥用，李森科本人趁机利用当时国内政治形势和意识形态状况达到个人目的，但实质上，科学家与政治和经济的利益相勾结，以及他们立场的不坚定，才是李森科事件发生和兴起的根本原因。
关键字：李森科事件；前苏联；国家政权；科学独立性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苏联，曾经掀起了一场席卷全国的思想政治大运动。
这一时期，科学家们纷纷把自己所属的研究领域和科学学派确定为是“无产阶级”的、依据“辩证唯物主义原则”的“社会主义”的科学。
[1]于是这种被贴上“无产阶级”的科学流派开始寻找“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科学进行打击和批判。
同时，由于当时斯大林推行中央集权制度，在农业方面提出个体农民集体化，放弃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导致苏联国内城镇粮食和商品严重匮乏，前苏联当时的农业处于困境并面临很大危机。
[2]在这双重条件影响下，李森科开始了其以“红衣主教”、“首席科学家”名头淫威独霸苏联科学界长达三十多年的“李森科伪科学案”。
李森科，出生于乌克兰的一个农民家庭，1925年毕业于基辅农学院，后来在一个育种站工作。
1929年，李森科的父亲无意间在雪地里发现过冬的小麦种子，在春天播种可以提早在霜降前成熟。
李森科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一种称为“春化处理”的育种法，并且在没有严谨的科学实验和明确结果的情况下大肆鼓吹，虚报产量，夸大自己的发现是解决霜冻威胁和大幅提高小麦产量的灵丹妙药。
而当时前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正被国内糟糕的农业状况所烦扰，于是李森科的“春化处理”引起了他的注意和重视。
从此，李森科在其“科学”道路上开始飞黄腾达。
然而，在1929年到1931年期间，春化法不仅没有使苏联粮食产量提高，相反还增加了农业负担。
在这段时期中，李森科的理论被当时许多正直的科学家批评和反对。
李森科却不能容忍别人的批评，于是他绕开学术转而借政治手段打击迫害持有不同观点的科学家。
科学与民主的关系科学与民主的关系科学和民主是两个不同的领域，但它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科学是一种基于证据和实验证据的知识体系，而民主则是一种政治制度，强调人民的自由和平等。
本文将探讨科学和民主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如何相互支持。
科学与理性思维科学是一种基于理性思维和实验证据的知识体系。
它强调对事实的观察、假设的提出、实验设计、数据收集和分析以及结论推断。
这种方法使得科学成为一种客观、可重复、可验证的知识体系。
类似地，民主也是一种基于理性思维的政治制度。
它强调公正、平等和自由，并通过选举和舆论来实现这些价值观。
这些原则要求人们通过理性思考来做出决策，而不是仅仅听从权威或者情感上受到影响。
因此，科学和民主都需要理性思考来取得成功。
在两个领域中都需要遵循证据、逻辑和推理等规则，并且需要尊重不同意见并进行辩论。
科学与公共利益科学可以为公共利益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例如，科学可以提供关于环境、健康和安全等方面的数据，以帮助政策制定者做出明智的决策。
科学家可以通过研究和实验来了解自然界的规律，并将这些知识应用于社会问题的解决。
民主政治体系也需要关注公共利益。
民主政治体系旨在保护人民的权利和利益，并通过选举和舆论来实现这些目标。
在民主国家中，公众对政策制定过程有着重要的影响力，他们可以通过投票和舆论来表达自己的意见。
因此，科学和民主都必须关注公共利益。
科学必须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并将其知识应用于公共政策中。
民主也必须确保政策制定过程是透明、负责任和公正的，并且要考虑到所有人的权益。
科学与教育教育是促进人类发展和进步的重要手段之一。
科学教育可以帮助人们理解自然界、技术、医疗保健和环境等方面的知识，并培养人们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
同样地，民主需要教育来实现其目标。
民主政治需要公民具备一定的知识和技能，以便他们能够参与政治过程并做出明智的决策。
教育可以帮助公民了解政治制度、公共政策和社会问题，并培养他们的批判性思维和分析能力。
李森科现象及其教训
孙慕天
【期刊名称】《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03(005)001
【摘要】苏联70年的社会主义的实践,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历史教训,其中如何处理政治、意识形态与科学技术进步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十月革命后,列宁曾经提出了科学与政治关系的马克思主义准则,列宁逝世后,随着全盘国有化、全盘集体化和高速工业化的中央集权体制(所谓"斯大林模式")取代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的需要日益凌驾于客观的科学真理之上.李森科现象的出现集中反映了苏联模式的特质,传达了苏联高层决策者在处理科技进步和政治利益的关系方面所陷入的悖论.历史证明,必须建立合理的社会体制,维护科学的价值中立性,弘扬"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才能推动科学不断向前发展.
【总页数】7页(P25-31)
【作者】孙慕天
【作者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黑龙江,哈尔滨,15008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C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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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继侗晚年对米邱林和李森科的评论 [J], 葛明德
4.浅谈乌克兰音乐之父
——米可拉·李森科的音乐 [J], 刘丽丽
5.浅谈乌克兰音乐之父——米可拉·李森科的音乐 [J], 刘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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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民主”与“科学”乃是救治中国一切黑暗的良药引言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其发展与稳定对全球格局具有重要的影响。
在面临种种挑战和问题的当下，如何解决中国的社会黑暗现象，成为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本文将论述“民主”与“科学”作为治理模式和思维方式，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进行促进和改进，以解决中国社会的各种黑暗问题。
民主的重要性民主是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之一，是保障个人权利和社会公平的重要手段。
在中国，推行民主制度能够实现政治权力的合理分配，确保政府的合法性和公正性。
民主制度能够让民众参与政治决策，借助选举和公民表决等方式，减少权力滥用和腐败现象的发生，提高政府的透明度和问责制度。
通过引入民主机制，中国社会的权利意识和公民素养将得到提升，从而有助于治理黑暗现象。
科学的重要性科学是现代社会进步的基石，是解决问题和创新发展的重要工具。
在中国，推崇科学精神能够促进科学研究的发展和应用，推动经济、教育、医疗等领域的提升。
科学方法的运用可以使治理措施更加客观科学，避免主观臆断和盲目行动。
科学的思维方式还能够培养人们的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促进社会的创新和进步。
民主与科学的互补关系民主和科学之间有着密切的互补关系。
民主制度提供了一个公平公正的决策环境，而科学方法则能够提供准确可靠的决策依据。
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民主可以确保各利益相关方的意见被充分听取和关注，而科学可以为政策提供基于实证的支持和建议。
两者结合起来，将能够更有效地解决社会问题和黑暗现象。
民主与科学在解决黑暗问题中的应用反腐倡廉反腐倡廉是中国社会面临的一大难题，也是社会黑暗现象的集中表现之一。
民主制度能够通过选举和问责机制，确保政府的廉洁和执政透明。
科学方法可以帮助发现并证实腐败行为，为打击腐败提供科学依据。
同时，民主和科学的结合还可以构建一个反腐倡廉的社会氛围，提高公众对腐败行为的敏感度和监督意识。
教育改革教育是培养人才和社会进步的关键领域，而教育领域的黑暗问题也屡见不鲜。
“李森科事件”的启示作者：孙慕天来源：《民主与科学》2007年第03期重温20世纪30年代苏联的科学和哲学思想史，足以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责任——保卫民主，保卫科学。
在苏联自然科学七十年的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学科像遗传学那样，在那么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始终与哲学发生错综复杂的关系。
的确，苏联遗传学史是科学史上意识形态（特别是哲学）破坏科学独立精神、造成巨大负面影响的典型案例，而这一点又是通过“李森科事件”集中表现出来的。
历史地说，对西方遗传学的否定思潮一开始并不是由李森科鼓动起来的。
西方学者茹拉夫斯基认为，在20世纪20年代苏联马克思主义生物学家中，存在一个“摩尔根主义者学派”。
与此同时，虽然还有一些学者仍然坚持西方流行的生物哲学观点，但不少人也确实在自觉地学习唯物辩证法。
正是在对遗传现象的哲学反思中，不同的哲学观点的交锋也拉开了战幕。
在这场论证中，主要显示了两种思想导向：一种是坚持摩尔根主义，在进化问题上强调内部因素的决定作用；另一种是坚持拉马克主义，强调环境因素的决定作用。
随着论战的展开，德波林派占了上风。
但是，随着1930年底反德波林派的战斗打响，形势骤变，在清算自然科学战线的德波林派时，遗传学中的摩尔根主义就成了矛头所向。
1931年3月14日～24日，共产主义科学院唯物主义生物学家协会召开全会，这是遗传学领域的一次意识形态性质的会议，主题是反德波林派，会议提出的任务是“重新审查‘被神圣化了的’资产阶级生物学”和“对生物学进行布尔什维克的改造”。
会议的主题发言人是托金，他强调指出：“生物学战线是最落后的战线。
”托金在总结发言中说：“摆在我们协会面前的主要任务是什么？……现在我说，它首先是同一个巨大的人民委员会——农业人民委员会的事业有关。
”这个事业是什么呢？托金解释说，它不是那些在“研究所或实验室里产生的个别的偶然的问题”，而是“同农业集体化”，同“现在在畜牧和植物栽培的实践中必须做出什么成就”有关的问题。
孙慕天：“李森科事件”的启示孙慕天在苏联自然科学七十年的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学科像遗传学那样，在那么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始终与哲学发生错综复杂的关系。
的确，苏联遗传学史是科学史上意识形态（特别是哲学）破坏科学独立精神、造成巨大负面影响的典型案例，而这一点又是通过“李森科事件”集中表现出来的。
历史地说，对西方遗传学的否定思潮一开始并不是由李森科鼓动起来的。
西方学者茹拉夫斯基认为，在20世纪20年代苏联马克思主义生物学家中，存在一个“摩尔根主义者学派”。
与此同时，虽然还有一些学者仍然坚持西方流行的生物哲学观点，但不少人也确实在自觉地学习唯物辩证法。
正是在对遗传现象的哲学反思中，不同的哲学观点的交锋也拉开了战幕。
在这场论证中，主要显示了两种思想导向：一种是坚持摩尔根主义，在进化问题上强调内部因素的决定作用；另一种是坚持拉马克主义，强调环境因素的决定作用。
随着论战的展开，德波林派占了上风。
但是，随着1930年底反德波林派的战斗打响，形势骤变，在清算自然科学战线的德波林派时，遗传学中的摩尔根主义就成了矛头所向。
1931年3月14日～24日，共产主义科学院唯物主义生物学家协会召开全会，这是遗传学领域的一次意识形态性质的会议，主题是反德波林派，会议提出的任务是“重新审查‘被神圣化了的’资产阶级生物学”和“对生物学进行布尔什维克的改造”。
会议的主题发言人是托金，他强调指出：“生物学战线是最落后的战线。
”托金在总结发言中说：“摆在我们协会面前的主要任务是什么？……现在我说，它首先是同一个巨大的人民委员会———农业人民委员会的事业有关。
”这个事业是什么呢？托金解释说，它不是那些在“研究所或实验室里产生的个别的偶然的问题”，而是“同农业集体化”，同“现在在畜牧和植物栽培的实践中必须做出什么成就”有关的问题。
而这一点又抓住了坚持西方遗传学方向的学派在当时的致命弱点。
当时，孟德尔—摩尔根学派的遗传学还处在起步阶段，基因的染色体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假说，只是20年后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和DNA的发现，才使遗传学的产业价值充分展示出来。
科学与民主的关系引言科学和民主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两大基石，它们之间的关系一直备受关注。
科学作为一种方法论和知识体系，通过实证研究和逻辑推理，追求客观真理；而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强调人民的平等参与和自由决策。
本文将从多个角度探讨科学和民主之间的综合关系，以及它们对社会发展的互动作用。
科学与民主的平等科学和民主都倡导平等。
科学坚持客观真理和实证主义的原则，不论个人的身份、权利和社会地位，任何人都可以依据科学方法进行研究并获得相应的结论。
科学界通过发表论文、学术会议等方式，倡导同行评议和互相检验，确保科学研究的严谨性和准确性。
民主则是一种政治制度，强调每个公民的平等参与和权利保障。
在民主社会中，每个人都有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代表将代表人民的意愿，并为人民行使政治权力。
民主制度确保了社会各方的平等地位，实现了广泛的参与和平等的机会。
科学与民主的相互促进科学和民主相互促进，共同推动社会进步。
科学在民主社会中为决策提供客观、科学的依据。
从环境保护到公共卫生，科学研究的成果可以为政府决策和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确保决策的公正性和科学性。
同时，民主社会也为科学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在民主社会中，科学家可以自由开展研究，提出异见和创新理念，并通过学术界的同行评议和学术交流来验证和推进科学进步。
民主社会的开放和自由氛围为科学家的成长和发展提供了保障。
科学决策与民主决策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是两种决策模式，它们在不同的情境下有着不同的优势和限制。
科学决策是基于科学研究的结论和数据来制定决策，强调客观事实和实证证据。
这种决策模式可以避免政治偏见和个人喜好的影响，确保决策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然而，科学决策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科学研究通常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验证和积累证据，决策过程可能因此被延迟。
此外，科学研究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决策者需要在不确定性中做出选择。
民主决策强调广泛的参与和集体决策的过程。
通过公民的投票和代表的议会决策，民主决策确保了各方的合法权益和利益平衡。
从李森科事件谈科学与民主的关系摘要李森科主义指的是在指导农业生产上不是依靠严格的科学实验，却是借助于浮夸和弄虚作假。
经历过斯大林和赫鲁晓夫两个时代的苏联科技史上的“李森科事件”将苏联的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引向了一个黑暗的深渊。
就是科学与政治斗争、政治权威取代科学权威裁决科学论争的可悲事件。
如果没有政治民主科学理论的研究就会受到政治霸权的侵害，由此可见民主对科学的重要性。
同时随着科技进步民主也得到了更好的保障，照相技术，网络技术等可以使信息得以传达到普通民众中间，确保信息的公开保证公平公正。
关键词：李森科遗传学民主政治科学引言上个世纪中叶的李森科伪科学事件对当时苏联的遗传学研究和农业生产造成了极大伤害，反思李森科事件让我们了解到科学进步在专治政治体制下举步维艰的事实。
也更加证实了民主对现代社会科学发展的支持作用，同时科学技术的进步也加快了民主进步，纵观人类历史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科学的进步而民主的进步离不开生产力的进步，从生产力低下的奴隶制社会到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人民的自由程度逐渐加强，这离不开科学上的进步没有科学上的进步人类社会必定会止步不前。
所以用专制手段压制科学发展不仅会阻碍科学而且会影响到民主进程。
1.李森科和李森科事件始末特罗菲姆·邓尼索维奇·李森科（1898 -1976）前苏联生物学家，农学家，乌克兰人。
李森科出生于乌克兰一个农民家庭，1925年毕业于基辅农学院后，在一个育种站工作。
乌克兰和阿塞拜疆虽然地处较偏南方，但是冬季农作物也偶尔会受到霜冻天气的威胁。
1929年，李的父亲偶然发现在雪地里过冬的小麦种子，在春天播种可以提早在霜降前成熟。
李森科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一种称为“春化处理”的育种法，即在种植前使种子湿润和冷冻，以加速其生长.[1]李森科夸大自己的发现是解决霜冻威胁的灵丹妙药，李森科的“春化作用”对于农业生产有一定的实际价值，春化法古而有之，但作为农业科学的一种方法，春化法有一定的局限性，许多农业科学家在不断实验中发现，这种方法不仅收益甚微，且劳动的复杂性和资金的投入都会增加，在科学意义上说，该种方法仍值得探讨和研究，苏联许多科学家提出质疑和反对都是正常的，然而，李森科无法容忍别人的怀疑和批评，颇具政治头脑的李森科利用当时畸形的政治形势，采用极端卑鄙的手段迫害了大批不同观点的农学家。
1929年到1931年，春化法没有使苏联粮食产量些微提高，相反还增加了农业生产负担，然而这并没有使李森科退出政治舞台，此时正值继基洛夫事件后开始进行肃反运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都遭到了彻底的破坏，李森科在“春化法”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植物阶段发育理论”，以此掩饰“春化法”的弊端，此后，在苏联阶级斗争时期，李森科为了迎合斯大林政策，在会议发言上，宣传将“春化法”上升到阶级斗争的“理论高度”来认识，这种发言却获得了斯大林的高度赞赏，李森科因此受封了一系列院士头衔，实验室被关闭、工作人员被开除、教科书和专业文献被销毁、消灭果蝇，强权的力量，阶级斗争的黑暗，科学的发展举步维艰为此，乌克兰农业部决定在敖德萨植物育种遗传研究所里，设立专门研究春化作用的部门，并任命李森科负责。
“春化处理”在俄国的农业史上曾经有过，李森科对此给予了理论上的解释。
技术和理论，在指导农业生产上的价值与作用，需要由实践来检验，而李森科推广这种技术，不是依靠严格的科学实验，却是借助于浮夸和弄虚作假。
李森科的“春化作用”对于农业生产有一定的实际价值，春化法古而有之，但作为农业科学的一种方法，春化法有一定的局限性，许多农业科学家在不断实验中发现，这种方法不仅收益甚微，且劳动的复杂性和资金的投入都会增加，在科学意义上说，该种方法仍值得探讨和研究，苏联许多科学家提出质疑和反对都是正常的，然而，李森科无法容忍别人的怀疑和批评，颇具政治头脑的李森科利用当时畸形的政治形势，采用极端卑鄙的手段迫害了大批不同观点的农学家。
1929年到1931年，春化法没有使苏联粮食产量些微提高，相反还增加了农业生产负担，然而这并没有使李森科退出政治舞台，此时正值继基洛夫事件后开始进行肃反运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都遭到了彻底的破坏，李森科在“春化法”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植物阶段发育理论”，以此掩饰“春化法”的弊端，此后，在苏联阶级斗争时期，李森科为了迎合斯大林政策，在会议发言上，宣传将“春化法”上升到阶级斗争的“理论高度”来认识，这种发言却获得了斯大林的高度赞赏，李森科因此受封了一系列院士头衔，实验室被关闭、工作人员被开除、教科书和专业文献被销毁、消灭果蝇，强权的力量，阶级斗争的黑暗，科学的发展举步维艰。
[2][3]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
李森科主义在苏维埃科学院被投票否决。
至此，李森科丧失了在苏联生物学界的垄断地位。
李森科主义没有实现苏联人“面包会有的”的理想，反而使他们的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工程学遭到了不可救药的落伍，苏联失去了两代现代生物学家。
2.拉马克遗传学说和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说的区别拉马克肯定了环境对物种变化的影响。
他有两个著名的观点，就是用进废退和获得性遗传。
前者指经常使用的器官就发达，不用会退化，比如长颈鹿的长脖子就是它经常吃高处的树叶的结果。
后者指后天获得的新性状有可能遗传下去，如通过不断锻炼使脖子增长的长颈鹿，其后代的脖子也增长。
而达尔文认为所有物种生物体的起源和发展都是通过小的、遗传变异的自然选择来增加个体的能力，来竞争、生存和再生。
孟德尔和摩尔根发现了遗传学三大定律即基因分离，自由组合和连锁交换定律。
证明了性状的遗传是由基因决定的而后天获得的性状不改变基因也就不能遗传给后代。
否定了拉马克的用进废退和获得性遗传的观点。
3.科学技术能促进政治民主科学技术为民主政治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
科学技术能够推动经济迅速发展、创造丰富的物质财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民主运行提供了必要的设施装备和经济基础。
经济发展对民主政治有极大的促进作用，这在民主发展史上已经得到了经验的证实。
1989年，世界银行进行了一次数据统计，根据人均收入的多寡将国家划分为三个层次：人均收入在6010美元到21330美元的“高收入”国家；人均收入在130美元到450美元的“贫穷”国家；人均收入在520美元到5810美元的中等收入”国家。
数据显示，在入围的24个高收入国家中除了三个非民主的石油输出国和半民主的新加坡以外都是民主国家；42个贫穷国家中只有印度和斯里兰卡有过广泛的民主经历；53个中等收入国家中只有23个民主国家；25个国家是非民主国家，另外5个国家正处于向民主国家过渡的阶段。
经济发展与民主之间的相关性表明，相对富裕的国家能够实行比较稳定的民主制度；中等收入的国家具备向民主国家转化的可能性；而贫穷国家几乎没有实现民主制度的希望。
“在经济低度增长和停滞的国家，往往是民主化的‘盲区’，或仅表现出微弱的民主化冲动；而在经济失败的国家，尽管会发生激烈的政治动乱，但难以唐动健康的民主化进程。
”这些中高收入国家的科学技术的贡献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占有绝大部分的比重。
[4]网络技术的发展开辟了公民政治参与的新渠道。
传统的政治参与仅限于选举投票、政治结社等几种简单形式，信息的传递也只能通过报纸、电视、电台等简陋的传播媒体来完成。
现代社会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彻底扭转了这一状况，突破了传统政治参与和信息传递的局限，为公民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政治参与渠道。
互联网的发展实现了信息的异地传输，打破了信息传递的时间和空间限制，使公民可以在第一时间了解到世界各地所发生事件的最新信息，并及时做出反应，从而充分发挥了公民参政的自主性和自觉性。
网络开创了信息多元和言论自由的全新局面。
互联网为公民创造了一个新的政治参与平台，大大强化了公民政治参与的效用提高了政治参与的数量和质量，拓展了民主发展的广度和深度。
网络技术的普遍应用使任何一位公民只要具备一台电脑，就可以通过电子邮件、电子公告板、网络论坛或者和政府官员直接对话等方式探讨政治问题、表达政治意愿。
4.民主思想对科学的发展提供社会条件科学发展需要民主精神和思想的培育。
科学史研究表明，对科学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外部条件有三个方面：一是社会是否有对科学的需求没有社会需要，科学发展就失去了最大的原动力。
二是社会能否为科学研究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这是科学创新思想得以实现的基础。
三是整个社会同科学思想科学精神是否相容没有民主的自由的学术环境，科学发展所必需的创造力就得不到激发，科学家的思维之源就会枯竭。
所以说民主思想可以为科学的发展扫除障碍，让科学思维不受专治思想的毒害。
让科学研究不受宗教政治等的影响而止步不前，没有民主思想作先决条件科学的发展必将受到影响。
在欧洲的科技发展史上曾经出现过著名的振荡曲线，古希腊高峰，中世纪衰落，近代重新崛起。
仔细考察曲线振荡的社会环境，不难发现古希腊时期和近代以来的科学繁荣，无不与民主的进步休戚相关。
在古希腊社会，实行的是城邦制民主政治，具有自由民身份的知识分子享有思想自由的权力，没有君权和神权能够对知识阶层横施暴虐，从而产生了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学，欧几里德的几何学，阿基米德的力学，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植物学和动物学，还有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喜帕恰斯一托勒密的地心说，阿里斯塔克的日心说等等，成为人类科学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期。
5.李森科学派在中国的传播及其结果1949年春，李森科主义在苏联取得全面“胜利”之后，中国成立了“中国米丘林学会”，这标志着李森科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
同年，在中方邀请下，苏联李森科学派的专家来到中国，一方面推动李森科学派的传播，另一方面攻击摩尔根学说的倡导者。
随着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扩大为学术批判运动，中国举办了各层次的“米丘林生物科学传习班”，一些持摩尔根学说观点的生物学家、农学家被迫公开检讨自己的学术思想。
[5]尽管大多数国内遗传学家被停止了教学和研究工作、不能公开发表文章，但他们依然保留着原来的学术观点。
可以说，这时的中国遗传学领域形成了学术观点尖锐对立的两派。
李森科主义在中国借助行政手段得到迅速传播，但并未完全取代其他学说的介绍和传播。
1950年，北京农业大学第一任校长乐天宇坚持李森科主义，在学术研究上打击坚持摩尔根学说的遗传学家李景均，追使其离开祖国从事遗传学研究。
不久，乐天宇因破坏了党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改造”政策而被撤职。
[6]新中国成立初期缺乏经验，经济、政治上都曾照搬、照抄苏联模式，因此在科学政策上也不可避免地受其影响，基本上把苏联用行政力量支持李森科的一套照搬过来了。
1949冬起，我国各类报刊大量刊登了宣传李森科主义的文章，李森科的追随者到各大学及其他研究机构教学或演讲，冲击了我国的遗传学研究工作。
米丘林学说与摩尔根学说的争论日益激烈，引起了我国政府的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