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义小说与公案小说剖析

第二章近代前期的小说与戏曲近代前期，在诗文领域比较敏锐地反映出要求变革的时代强音，而在贴近市井社会的小说戏曲领域，相对显得沉闷，与清中叶出现的杰出小说《红楼梦》、《儒林外史》相比，虽然题材内容与反映的生活面有所拓展和变化，但总体说来，作家的思想境界明显地呈现滑坡趋势，向正统的封建的社会意识回归的倾向比较突出。

嘉庆、道光以来，直到同治、光绪年间，小说大体可以分为两派：一派是与说话艺术有渊源关系的侠义公案小说；一派是文人创作的人情世态小说。

前者承《水浒》一路，后者承《红楼》一路，但在新的社会背景与文化氛围的影响下，都有了明显的转向。

这一时期的戏曲则是雅部急遽衰落，花部兴起，特别是今日有“国剧”之称的京戏蓬勃发展起来。

○第一节侠义公案小说侠义公案小说的基本趋向《三侠五义》《儿女英雄传》《荡寇志》《施公案》及其他清王朝后期步入封建衰世，统治阶级迫切需要惩人心，窒乱阶，整肃纪纲，因而大力宣扬封建的纲常名教，加强文化专制，嘉、道年间成为清代禁毁小说戏曲书刊的高潮时期之一。

另一方面都市文化繁荣，南北方评话评书、弹词鼓词流行，地方戏勃起，曲艺、戏剧、小说三者互相融合，风靡于市井坊间。

这既促使小说接近民众，同时也滋长着徇世媚俗的倾向。

因此，近代前期小说的发展，承受着文化专制政策与商业媚俗倾向的双重负荷。

侠义小说与公案小说的合流，是这一时期小说中的突出现象。

究其原委，大抵由于政治腐败，生灵涂炭，因此，对于惩暴护民、伸张正义的清官与铲霸诛恶、扶危济困的侠客的憧憬和向往，成为民众的重要心态。

侠义公案小说则将这种心态纳入封建纲常名教所允许的范围之内，由清官统率侠客，既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民众的心愿，又颇适应鼓吹休明、弘扬圣德的需要。

此类小说虽承《水浒传》之勇侠，精神则已蜕变，其人文蕴涵大体在于回归世俗，表现了鲜明的取容于封建法权、封建伦理的倾向。

主要体现在：第一，从以武犯禁到皈依皇权。

古代“侠”的特质，韩非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是“以武犯禁”（《韩非子·五蠹》），是在法外维持正义，具有对封建法权挑战的品格，《水浒传》所谓“撞破天罗归水浒，掀开地网上梁山”（第三十六回）；而侠义公案小说则将侠客与清官统而为一，将其纳入封建法权的运行机制之中。

俞樾对《三侠五义》的修订及意义(一)【关键词】俞樾/三侠五义/修订/意义俞樾曾对《三侠五义》进行修订，使其在南方广泛传播，《月月小说》因此誉俞樾以“小说家”之号。

俞樾之所以选择《三侠五义》进行修订，源于他对包公故事的兴趣、对古代侠义之风的激赏，并且该小说也符合其政治理想。

俞樾以朴学大师的身份关注这一部平话小说，使《三侠五义》及其“尚武”精神得以广泛传播，功不可没。

近代文学俞樾(1821-1907)，浙江德清人，道光三十年(1850)进士，清末著名朴学大师，着有近五百卷的《春在堂全书》及其他著作。

“博通典籍”之际，俞樾“旁涉稗官杂流”①，对传统士大夫所不齿的小说戏曲投入相当热情。

俞樾寓居苏州时，潘祖荫从北京归，向俞樾推荐《三侠五义》。

俞樾携归阅之，喜欢之余动手加以修订，并于光绪十五年(1889)由上海广百宋斋铅印出版，题曰《绣像七侠五义》②，平步青描述当时情势“沪上石印，风行广播”③。

这对做过翰林而又以朴学大师之名闻于海内外的俞樾来说，在当时是非常了不起的举动，金文京先生誉此举“在中国文学史上，堪称空前绝后之举，应大书特书之”④。

一、俞樾改编《三侠五义》之缘由俞樾自小对通俗文艺有浓厚兴趣，就小说而言，阅读过的不下二十几部，为何选择“粗鄙无文，士大夫多不屑寓目”的《三侠五义》进行修订？俞樾《七侠五义》序云：“尚书云有《三侠五义》一书，虽近时所出，而颇可观。

余携归阅之，笑曰：‘此《龙图公案》耳，何足辱郑盫之一盼乎？’及阅至终篇，见其事迹新奇，笔意酣恣，描写既细入豪芒，点染又曲中筋节。

正如柳麻子说《武松打店》，初到店内无人，蓦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甏皆瓮瓮有声。

闲中着色，精神百倍。

如此笔墨，方许作平话小说，如此平话小说，方算得天地间另是一种笔墨。

乃叹郑盫尚书欣赏之不虚也。

”从序看来，俞樾似乎感于《三侠五义》艺术上的感染力而为之。

俞樾喜欢民间说唱文学，而《三侠五义》的平民化，对世态的描写，自然深得俞樾的赞赏。

绪论三言二拍中的明代公案小说是我国公案小说史上一朵艳丽的奇葩，这些作品以其生动的人物形象，巧妙的艺术表现手法，丰富的思想内容，历来深受人们群众的喜爱，长久不衰，直至现在，仍有旺盛的生命力，相关的学术研究也不断展开。

对中国古代公案小说的关注是随着晚清西方侦探小说的传入和小说界革命开始的。

戊戌变法前后，梁启超等为了宣传资产阶级政体改良，提倡引进西方的政治小说。

在此风气下，大量西方侦探小说传入中国。

光绪二十二年(1896)，上海《时务报》刊登了四则福尔摩斯探案故事，这是至今所知最早的西方侦探小说的译作。

此后，西方侦探小说被大量译介，1907年后达到高峰时，译介的侦探小说达400种以上。

当时的不少研究者开始以西方侦探小说为参照、以新小说理论为指导，审视中国古代公案小说。

新文化运动后，鲁迅、胡适、孙楷第等人在对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研究中，都对公案小说给予了进一步关注。

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清之侠义小说及公案》、胡适的《(三侠五义)序》、孙楷第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之“说公案”等对于古代公案小说的研究具有奠基意义，并由此引发了后辈学者对公案小说的重视。

三、四十年代，陆续有赵景深的《包公传说》、《<施公案>考证》、《关于石玉昆》，李家瑞的《从石玉昆的<龙图公案>说到<三侠五义>》，阿英的《明刊<包公传>内容述略》,王虹的《<龙图公案>与<三侠五义>》，卫聚贤的《<包公案>及其考证》等论文发表，主要考证公案小说的源流及版本演变。

建国后至七十年代末，由于政治的原因,国内对公案小说的研究缺乏实质性的突破。

虽然出现了一些相关论文，但研究范围比较狭窄，主要集中在《三侠五义》和《施公案》等晚清侠义公案小说的研究。

如吴小如的《读<三侠五义)札记》、刘世德与邓绍《清代公案小说的思想倾向—以<施公案><彭公案><三侠五义>为例兼论“清官”和“侠义”的实质》、熊起渭的《<三侠五义>的思想和艺术》、傅璇琮的《<施公案>是怎样一部小说》、周英《<三侠五义>有人民性吗?》等。

晚清以前短篇武侠小说的起源与类型作者：张欣来源：《学理论·下》2012年第02期摘要：短篇武侠小说在整个武侠小说发展环节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是长篇武侠小说作品成熟之前的尝试和过渡阶段，是武侠小说创作繁盛期到来的标志。

关键词：短篇；武侠小说；起源；类型中图分类号：I207.4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06-0097-02中国民间社会长期存在一种任侠尚武的心理倾向，侠义精神在本质上是对官府的否定和个人英雄主义情绪的宣泄，中国的武侠小说在根本上有别于日本的武士道文化和欧洲的骑士文学。

一、从墨子的任侠精神到司马迁《史记》中的游侠和刺客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侠”有两条不同的发展路径：一是侠的精神传统，一是侠的文学形象。

前者最早见于春秋时期的诸子学说，如，《庄子·说剑》、《礼记·儒行》、《论语·泰伯》、《墨子·经说》等篇目中都有关于“侠”与“义”等问题的不同看法，其中最具有理论体系和实践代表性的是墨子学说和墨家学派。

后者发端于《左传》、《战国策》、《史记》、《吴越春秋》等先秦两汉的历史传记中，其中司马迁的《史记》历史感和文学性俱佳，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武侠精神深受墨家文化的影响。

墨子死后，墨学分裂，墨子后学各自坚持和发展了墨子思想的某一基本倾向，形成了游侠派、论辩派、游仕派。

游侠派继承了墨子勤生薄死，艰苦卓绝，殉身赴义，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作风和传统，那些最早受到墨子任侠精神感召并身体力行的墨子门徒成为最初的游侠，被称为墨侠，首领称为“钜子”。

“他们以自己的勇士气概，坚定的献身精神，反对空谈，在血光刀影的搏斗中，为实现墨子的理想而奋斗”[1]。

他们适应了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崇尚勇力，攻伐不断的动荡时局，本着“士为知己者死”的信条，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为侠士争得了一席之地。

韩非子在《五蠹》篇中曾说道“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此处的“侠”指的应当是墨侠。

谈谈《三侠五义》中的反面人物形象作者：胡雪儿来源：《文学教育·中旬版》2013年第08期[摘要] 《三侠五义》作为一部侠义公案小说，既遵循了传统社会的儒家道德观念，又没有忽视民间百姓的朴素信仰，巧妙地实现了“侠”与“义”的合流。

这种以“侠义”为特色的精神品质，在书中许多人物的身上都有所体现。

由人物个体之侠义，上升到社会群体之侠义，这其中凝聚了群体伦理意识对个体观念的解构与重塑的力量。

本文以其中一位人物形象——钟雄为例，挖掘反面人物身上所体现出的侠义精神，探索个体在集体环境下的文化心理与价值选择，丰富对“侠义”的理解，力求填补研究上的空白。

[关键词] 三侠五义；个体；群体；伦理意识；反面人物《三侠五义》将个体侠义观上升到群体伦理意识的高度，对“侠义小我”进行了解构与重塑。

尽管有忽略个人意志之嫌，但是《三侠五义》赋予了“侠文化”以深厚的伦理意义，丰富了侠义精神的内涵，是创作上的一次伟大的尝试。

本文选择从反面人物出发，以钟雄为例，对该人物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侠义”精神进行分析，并尝试解读传统社会下个体观念与群体伦理意识之间转化的深层密码。

一、群体伦理观的显现一谈到《三侠五义》，不少学者会以一些侠士形象为例，分析这些人物所具有的侠义精神，进而总结归纳出侠士群体的特征。

他们虽然注意到侠士个体与群体之间的联系，却大多流于表面，没有进一步地探讨两者之间的深层关系，即群体伦理观对个体侠义观的解构。

比如第112回[1]，钟雄的手下领着智化、欧阳春二人由水寨进入宫内，随后就是一段完整的特写镜头。

先是详细地展现厅内的布置：“……但见中间一溜花石甬路，两旁嵌着石子直达月台。

再往左右一看，俱有配房五间，衬殿七间，俱是画栋雕梁，金碧交辉，而且有一块闹龙金匾，填着洋蓝青字，写着银安殿三字……”随着镜头的移动，众人的视线就落到了钟雄的身上：“……只见有一人身高七尺，面如獬豸，头戴一顶闹龙软翅绣盖巾，身穿一件闹龙宽袖团花紫氅，腰系一条香垂穗如意丝条，足登一双元青素缎时款官靴……”这两处描写处处都有“闹龙”图案，使得场景布置和人物着装极为华美高贵，也暗示着钟雄的身份地位不同于常人。

论晚清侠义小说中的忠侠形象的演变作者：江环吴霞来源：《青年文学家》2011年第23期摘要：从司马迁为游侠作传，到唐传奇中豪侠小说的崛起，再到晚清侠义小说的繁荣，侠的主题及侠客形象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分化与变迁。

以《三侠武义》为代表的晚清侠义小说中忠侠形象的产生及“为王前驱”行侠主题的演变是历史情境所然，也是文学传统自身发展的结果。

关键词：侠；忠侠；历史情境；文学传统[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1)-23-0009-02一“侠”是“侠义”的内涵载体，也是行侠的主体，侠义小说就是讲述侠客以武行侠的故事。

历史上最早提出“侠”这个概念是战国时期的韩非子，他在《五蠹》中将侠列为“五蠹”之一，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明确指出“侠”的特征是以其武力触犯法律。

法是统治阶级维护其专制的工具，侠客们以自己的善恶标准处世行事，无疑对统治者的神圣权威构成威胁，自此埋下侠客颠沛流离的生活和命运的伏笔。

西汉时，司马迁作《史记》，专辟一节为侠作传，曰《游侠列传》，他说：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世，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

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

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于是，侠义精神最初得以表现为：“其言必信，其行必果”道出侠之信义；“赴士之厄困”写出侠之愿舍己为人；“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赞其施恩于人而不自矜不图报的可贵品性。

至《后汉书》起，史家不再为游侠作传，表现侠客的任务转移到诗人、小说家、戏剧家肩上，这种侠客形象的主观色彩大大强化，侠义精神得以不断充实、延展，如轻财重义、助弱制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也有“傲帝制、蔑王侯、平尊卑、轻名节”的高标准。

而且，随着时代的推移，“侠”的观念越来越脱离其初始阶段的历史具体性，而演变成一种精神、气质，如“侠骨”、“侠情”、“侠节”、“侠气”、“侠烈”、“侠行”等等。

【1】侠客形象得以形成与发展，与读者大众的心理需求也有关系。

中国古代小说中的侠文化所谓的侠一般是指有能力的人不需回报地去帮助比自己更加弱小的人，这可以说是一种精神，也是一种社会追求。

在中国古代小说中表现出来的侠文化，对社会和文学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标签：古代小说侠文化我们所说的侠应该是泛指通过自身力量去帮助他人的人或行为，实际上侠文化是从韩非子“侠以武犯禁”的定性开始，就一直受到正统文化的排摒，因此侠文化并不是作为一种大传统文化而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存在的。

“游侠”大概出现于战国时期，第一次为历史上的游侠“立传”的是司马迁的《史记》，但是从班固《汉书》以后，历代史学家就不再为游侠立传了。

也就是说，自汉代之后“侠”就消失在这些正统史学家的视线之外，退出了史学家的历史舞台，他们以另一种姿态在文学创作中保留并延续下去，于是，侠与侠文化由历史记载而向文学创作转化。

此后历代的各式文学体裁中都有侠的形象，也就是说表现侠的任务由史学家转移到文学家身上，“侠”的觀念的主观色彩也越发增强，从而逐渐演变成一种富有魅力的精神风度及行为方式。

每一代作家都依据自己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个人生活感受，不断调整着“侠”的观念，寄托理想，反映着他们对“侠”的理解，从而以各种方式传承着侠文化。

作为上层社会正统文学的诗文，一向是上流社会使用的文学样式，代表着上层文人的理想，与民间大众存在着传播与交流的隔阂，况且由于文体的限制，无法真正展开对侠文化的具体描写和详细叙述，有些诗文只能是对侠之风范进行意象再现，对侠之精神进行抽象概括而已。

传承侠文化的任务自然应当由以叙事为职的小说和戏曲来承担，尤其是小说，只有小说，才能把侠客的行径形象化和故事化。

因此本文主要从古代侠义小说方面来看侠文化。

中国古代小说，可以分为“文言”和“白话”两种语体。

—、中国古代文言小说1.唐代之前的文言侠义小说刘若愚先生认为《燕丹子》是我国第一篇把侠写入小说的作品，这篇小说被明人胡应麟称为“古今小说杂传之祖”，主要情节是荆轲遂冒死赴秦行刺，充满了悲壮的气氛。

《三侠五义》忠义思想倾向与民间文化心理探析冯利华摘要：中国古代小说往往在叙事中表达某种道德观念或价值取向，反映社会主流文化。

儒家忠义思想贯穿《三侠五义》全书。

《三侠五义》是文人在史料记载的包拯原型基础上，博采民间包公故事、包公戏，加工、虚构而成。

它属世代累积型小说，具平民文学特质，蕴含深厚的文化积淀，是民间期待视野与文学创作高度契合的叙事话语。

其忠义思想倾向在小说的世代累积中自然形成，是儒家文化在民间文艺中沉淀的结果，折射出创作者对民间文化心理的迎合，积淀历时性的民间共识，凝聚民间普遍的道德认同。

《三侠五义》良好的接受效应，反映民间对儒家文化积极认同的审美心理。

关键词：《三侠五义》；忠义；儒家文化；世代累积；民间文化心理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７．４１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２０９５－６９１６（２０２１）０８－０１５２－０３石玉昆《三侠五义》又名《忠烈侠义传》，经世代累积而成书，是清代公案侠义小说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惊心动魄，引人入胜，令无数读者爱不释手，民间影响极广。

本文拟结合儒家思想，探讨《三侠五义》忠义思想倾向与民间文化心理。

一、儒家文化与《三侠五义》的忠义思想倾向中国古代小说叙事与传统文化渊源颇深。

社会文化往往主导创作者的文艺思维，影响其创作理念。

吴士余《中国文化与小说思维》指出：“作家在思维运动中，又依据民族的文化心理范式，规范着认知客体的价值取向和追求这一价值目标的主体审美意识。

”[1]这里的“民族文化”即社会主流文化，是作家建构小说思想主题的价值尺度。

他对中国古代小说与文化之间的联系作了较客观的界定。

社会文化与小说创作思维存在同构关系。

古代小说不是对现实生活的直接写生式呈现，而是作家通过感性的故事描述来显示某种理性的价值观念。

中国古代长篇白话小说叙事的目的，是表达思想价值，反映社会文化。

古代小说的思想倾向必然受社会主流文化与道德价值观的影响。

通读《三侠五义》，儒家所倡之“忠义”是包拯、展昭、蒋平等正面人物的主流道德品质，成为小说突出的思想倾向。

《三侠五义》的创作《三侠五义》，原名《忠烈狭义传》，一百二十回，成书于同治十年（1871）前，刊行于光绪五年（1879）。

首署“石玉昆述”，入迷道人序云“问竹主人原藏”，退思主人序云“入迷道人编订”，三人皆未详。

石玉昆（约1810—约1871），字振之，天津人，是道光至同治年间久居北京卖唱的说书艺人。

“有盛名者近二十年，而性孤僻，游市肆间，王公招而不至。

”（富察贵庆《知了义斋诗钞》）他的说唱本《包公案》（一名《龙图公案》）曾以删去唱词后的抄本《龙图耳传》流传，《三侠五义》即据此传抄本编订成书。

《三侠五义》由历代关于包公断狱的传说演化改造而成。

《宋史》传包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性峭直，恶吏苛刻”，人皆“笑比黄河清”，是个“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美誉的刚直廉明的官吏。

断狱事迹，《宋史》仅传其知天长县时断“盗割牛舌”一案，其余大约据正史记载附会产生传说，或移他人断狱事迹集包拯于一身。

这些传说，大约起于北宋，传于南宋，初盛于元人杂剧，再盛于明清小说。

元人杂剧演包拯断案故事的有十多种。

至明代，有无名氏作杂纪体《龙图公案》（又名《包公案》），凡十卷，序署“江右陶烺元乃斌父题于虎丘之悟石轩”。

有繁简两种本子，繁本收故事一百则，简本仅六十六则，专叙包公断狱故事，不成条贯。

另有钱塘散人安遇时的《包龙图判百家案》一百回，饶安完熙生的《包孝肃公百家公案演义》一百回等小说行世。

至清，石玉昆据此演成大部的《包公案》（又名《龙图公案》）计一百二十回，以包公为主脑，集合前人的种种包公传说，加工改造，组织加密，首尾贯通，间以唱词。

后即有根据石玉昆说唱《包公案》的记录本删除唱词，成为《龙图耳录》一百二十回传抄本。

此本即《忠烈侠义传》的蓝本。

《三侠五义》刊刻后，至光绪十五年（1889），俞樾认为第一回狸猫换太子“殊涉不经”，即“援据正史，订正俗说”, “别撰第一回”，又认为书中所叙不止“三侠”，“南侠、北侠、丁氏双侠、小侠艾虎，则已得五侠”，再加上黑妖狐智化、小诸葛沈仲元，“已得七侠”，就改名为《七侠五义》，两种本子并行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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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小说概述中国古代的叙事文学，到了明清时期步入了成熟期。

就文学理念、文学体式和文学表现手段而言，明清小说以其完备和丰富将叙事文学推向了极致。

从明清小说所表现的广阔的社会生活场景、丰硕的艺术创作成果和丰富的社会政治理想而言，明清小说无疑铸就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最后的辉煌。

本讲以明清小说的题材开拓和艺术探索为视点，试图在传统文化的背景下，描画出明清小说的梗概面貌。

一、明清小说与传统文化从思想内涵和题材表现上来说，明清小说最大限度地包容了传统文化的精华，而且经过世俗化的图解后，传统文化竟以可感的形象和动人的故事而走进了千家万户。

传统文化给明清小说提供了丰富的养料，而明清小说又将传统文化空前地发扬和丰富，在艺术形象和艺术细节的衍绎中予以创造性的阐说。

1、史传色彩--世俗文学的历史依傍中国的史官文化异常发达，源出于“纪实”的传统小说，与史官文化有着血肉相连、密不可分的密切关系，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了史传的烙印，史传性是中国传统小说最重要的民族特征。

尽管明清小说带有浓厚的市民文化色彩，但无论从衍说故事之形式还是从讽寓教化之动机出发，都深深地受到了史传文化的决定性影响。

题材的史传性观念的史传性小说艺术的史传性2、惩劝教化--儒家文化的影响中国古典小说受儒家思想的影响长久深远，而将这种影响合理化、具体化者，则是小说理论中的“惩劝教化”说。

几乎可以说，“惩劝教化”模式笼罩了整个封建时代的小说创作。

重视小说的教化作用惩劝模式牢笼创作3、神妖仙道--佛道思想的濡染佛教自东汉末传入中国后，一直在文化形态上深刻地影响着文学创作。

而道教是唯一在中国本土上产生发展成长的宗教，它与古代小说有着密不可分的血肉关系，尤其在想象力和创造力方面，对古代小说影响深刻。

佛道所创造的神仙境界，仙、道、妖、鬼等意象，奇谲变幻的仙道法术，因果业报的结构，以及由此孕育的小说母题，无疑为小说世界带来了奇观异彩。

小说描写空间的拓展小说人物画廊的丰富小说情节的奇谲变幻二、明清小说的内容拓展就题材而言，明清小说可谓是包罗万象，空前丰富。

从《三侠五义》看清代侠义小说中的侠士形象变化
李艳;刘政;岳超群;张岩龙
【期刊名称】《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年(卷),期】2005(022)007
【摘要】侠义小说是中国大众侠义精神的文化表现物。

寄托了底层人民对社会公正、正义的愿望。

一代代的侠义小说(主要从唐代开始)所记载的侠义精神，不断丰富着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反过来，侠义小说也是大众精神世界的一面镜子，这反映了平民百姓或优或劣的性格特征和价值取向。

【总页数】2页(P125-126)
【作者】李艳;刘政;岳超群;张岩龙
【作者单位】东北财经大学,辽宁,大连,116025;东北财经大学,辽宁,大连,116025;沈阳师范大学,辽宁,沈阳,110034;西丰第一高级中学,辽宁,铁岭,11240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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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代侠义小说中的"儒"侠及其形象构成 [J], 马丽敏
2.《三侠五义》系列小说中侠义精神的演变与呈现 [J], 冯媛媛
3.侠义公案小说中官、侠的结合及其原因——以《三侠五义》为例 [J], 魏思妮
4.清代侠义小说中侠客形象主体人格的蜕变 [J], 汪聚应
5.报:侠义小说中的交往行为与人情法则——以《三侠五义》为例 [J], 冯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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