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论中国古代公案小说中的鬼神文化作者：郭昊来源：《读与写·教育教学版》2017年第08期摘要：鬼神文化广泛应用于中国古代公案小说中，已然成为公案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
鬼神文化的存在，一方面与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相结合形成一种新的半强制力量，使得社会秩序始终朝着理想化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也从舆论和心理上弥补了现实社会公平正义的缺失，使得人间善恶均衡，成为底层民众最后的心灵救赎。
因此，公案小说中掺杂鬼神因素是中国古代民众法律意识道德化的结果，而非愚昧无知的封建迷信。
关键词：鬼神文化公平正义公案小说道德教化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672-1578（2017）08-0161-02中华千古，鬼神文化扮演着一个不可磨灭的传承火种。
中国人喜欢把事物天意化理解，这表明了古代科学的无力以及人们渴望得到解释的心理暗示，鬼神观念由此产生。
上至统治阶级，下到普通百姓，鬼神文化顺应了整个社会的心理状态，一直在发挥着独特的魅力。
公案小说，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歌颂的是中国古代的清官能吏。
其中，鬼神文化的介入深受不少研究者的诟病，甚至将其斥之为封建糟粕。
然而，在司法体系并不完备的封建时代，鬼神文化可以对人们的行为产生一种普遍约束力，客观上对社会安定起到维护作用。
正如英国学者弗雷泽所说：“对鬼魂的畏惧就已经在两方面对于保护人类生命起到了作用。
一方面，它使得每个个人为了他自己的利益而更加不愿意去杀害同胞；另一方面，它又唤起整个群体去惩罚杀人者。
它将每个人的生命都置于道德和法律的双重保护圈之内。
”[1]1 鬼神文化的起源中国人对神的感知较早。
“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
”[2]这表明，世间万物皆有灵性，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山川林谷都可成神，如此泛神化处理，与中国古代生产力不发达有关。
从远古时代的自然崇拜、祖先崇拜一直到殷商时期的天神、地祇、人鬼三位一体的神灵系统，中国最早的神可看作超自然力量的代表。
论“三言”“二拍”中公案小说的思维模式公案小说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一种，常见于明、清两代文学作品中。
而“三言”“二拍”则是中国古代小说形式的一种。
这种小说的形式与传统小说截然不同，它以短小的篇幅、简练的语言、生动的情节和深刻的寓意，塑造各种生动的形象和情节，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些故事既有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又具有普遍的人文思想内涵，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公案小说的思维模式是以案说理。
公案小说以叙事的形式，将一桩桩离奇的案件、神秘的事件娓娓道来，通过对案情的揭露和分析，引导读者思考人生的意义、道德的真谛和人性的善恶。
这种以案说理的手法，使读者在轻松愉快的阅读过程中，渐渐对人生的众多问题有了深刻的认识，产生了独特的审美情感。
公案小说的思维模式是以情抒己。
公案小说通过讲述案情，展示人性百态，传达情感和情感的挣扎，描绘人物之间的爱恨情仇。
在这些故事中，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情感、欲望和悲欢。
通过对这些情感的描绘和分析，读者往往可以深刻地理解人性的复杂和世间的沧桑，感受到人生的苦乐与悲欢。
公案小说的思维模式是以理辨是非。
公案小说不仅仅是为了娱乐和消遣，更重要的是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它通过对案情的分析和推理，揭示案情背后的深层次道德和法律问题，引导读者思考真善美与善恶对立的关系。
通过阅读这些故事，读者往往会受到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的启发，培养自己的思维能力，学会理性思考，触类旁通，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与人生境界。
公案小说的思维模式是以诗意抒情。
许多公案小说中都包含了大量的诗词，这些诗词不仅为故事增添了几分美感，更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故事的审美价值。
通过对这些诗词的品味和理解，读者不仅可以更好地领略故事情节的魅力，还可以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韵味和情调。
公案小说的思维模式是一种深刻的文学审美观念，它以案说理、情抒己、理辨是非和诗意抒情为特色，通过对案情的揭示、对情感的展现、对道德的剖析和对文化的传承，构建了一种独特的文学审美体验。
包公审石头读后感《包公审石头》是一部以包公为主角的历史小说，作者是清代的洪昇。
小说以包公的审案故事为主线，描写了包拯在任官期间的廉政清明，以及他对民生的关怀和救济。
在这个故事中，包公不仅是一个严明的法官，更是一个有情有义的好官。
他以公平正义的态度对待每一个案件，不畏权贵，不徇私情，因此深受百姓的敬重和爱戴。
小说的故事情节曲折离奇，引人入胜。
其中最为经典的案件就是包公审石头的故事。
在这个故事中，有一个贫苦的老汉，他家里只有一块大石头，为了生计，老汉将石头卖给了一个富家子弟。
没想到富家子弟却以石头伤了自己为由，将老汉告上了官府。
包拯得知此事后，亲自到现场察看，经过仔细调查，最终发现了真相。
原来，富家子弟并没有被石头伤到，而是自己摔倒受伤，只是为了敲诈老汉而编造了谎言。
包拯在审理此案时，不仅还老汉清白，还将富家子弟绳之以法，让他受到应有的惩罚。
包公审石头的故事，展现了包拯的聪明睿智和公正廉明。
他不仅有着深厚的法律知识，更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和公平正义的原则。
在他的审判下，无辜者得到了平反，罪犯受到了惩罚，司法公正得到了体现。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公正廉明的法官是社会的脊梁，是人民的希望。
只有这样的法官，才能让社会秩序更加稳定，让人民生活更加安宁。
除了包公的聪明和公正，小说中还展现了包拯对民生的关怀和救济。
在他任官期间，他不仅关心民生疾苦，还亲自下乡了解民情，为百姓排忧解难。
他不畏权贵，不怕牺牲，只为了让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
在他的努力下，社会风气得到了净化，民风得到了改善，人民的生活也变得更加美好。
通过阅读《包公审石头》，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包拯的伟大形象，更能从中感受到中国传统的法治精神。
包公作为中国古代的名人，他的形象一直深入人心，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
他的形象不仅在文学作品中得到了传承，更在社会生活中得到了延续。
他的精神在当今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应当从他身上学习，传承和发扬他的精神，让正义之光照亮每一个角落。
公案小说起源于中国，源于宋代的一种民间说唱艺术。
从先秦两汉一些文献中的案例与史书中的”清官”传记中，可看出一些公案小说的端倪，可以说是公案小说的先导。
到了宋代，民间说唱艺术盛极一时，刑事、民事案件激增，公案作品便大量产生，且种类繁多。
可以说，宋代的公案作品是公案小说的早期。
从明中叶到明末清初，出现了记载”清官”断案的长篇小说《包公案》、《海公案》、《三言两拍》等多部小说集和几十部话本集，这些小说集中有许多反映官吏断案的故事，这一时期可以说是中国公案小说的繁荣时期。
后又经过多年的历史演变，形成中国小说史上一个独特的文化景观。
本文讨论的公案小说即指这一时期的作品。
侦探小说诞生于西方。
公认美国作家爱伦·坡于１８４１年发表的《莫格街谋杀案》是现代侦探小说的始创，柯南道尔对西方侦探小说最突出的贡献是创造了福尔摩斯这个人物形象。
栩栩如生的福尔摩斯，至今都被认为是“神探”的化身。
侦探小说的发展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
这时候最出名的作家都在英美两国，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阿加莎·克里斯蒂，埃勒里·奎恩，还有约翰·迪克森·卡尔。
到这个时候，侦探小说的写法已经十分完善。
侦探小说可以说是国家机器逐步完善其机能之后的产物，也是资本主义发展之后，在世界文艺艺术史上的一个生动反映。
说到中国的公案小说，一些人认为与西方的侦探小说属同类，甚至误认为我国古典小说中也有西方侦探小说的雏形。
实际上公案小说与侦探小说是两类产生于不同国度、不同时代和不同社会生活现实的文艺作品，它们在人物形象塑造、叙写特色、叙写破案方式和篇章结构处理等方面，都各有其独到之处。
一、“清官”ＶＳ侦探——人物形象塑造的不同中国公案小说以写封建社会中的冤狱公案故事为主。
在封建社会，地方行政长官直接掌管司法大权，其审案方式总是州府县令端坐大堂，惊堂木一拍，即行逼供。
许多地方行政长官讯问被告人都采用“板子加棍子”的刑讯逼供审讯手段，冤案、错案不计其数。
何存中小说的文化品格
夏元明
【期刊名称】《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年(卷),期】2001(018)002
【摘要】何存中是80年代中期崛起的湖北"实力派"小说家.何存中小说的突出特点是富有一种文化品格.这种文化品格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是对流氓无产者的文化反思;其二是表现传统文化的尴尬处境;其三是重建文化人格;其四是地域文化的营造.【总页数】5页(P109-113)
【作者】夏元明
【作者单位】黄冈师范学院,湖北,黄州,43610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06
【相关文献】
1.公案小说的世俗品格与清官文化的民间情怀 [J], 何世剑
2.甘肃东部地区黄帝传说的民间叙事品格及当代文化价值 [J], 翟存明;白晓霞
3.文化焦虑中的官场书写——论王跃文官场小说的文化品格 [J], 郑国友
4.论新时期白桦小说的文化反思品格 [J], 梁维东
5.李存葆文化散文的艺术品格——以《飘逝的绝唱》为例 [J], 王剑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论“三言”“二拍”中公案小说的思维模式【摘要】公案小说是一种古代中国小说体裁，以破案和揭露社会问题为主题。
其思维模式包括复杂的情节、深度的人物心理刻画和对社会问题的探讨。
在“三言”“二拍”中，这种思维模式得到了体现，通过故事情节展现了公案小说的特点。
读者在阅读时需要运用推理和分析的能力，思维模式也因此得到激发。
公案小说的思维模式对文学创作具有启示作用，可以提高作品的深度和广度。
公案小说也对社会产生影响，引发人们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思考。
公案小说的思维模式既具有独特的文学价值，又有着积极的社会影响，对文学与社会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公案小说、思维模式、三言二拍、复杂情节、人物心理、社会问题、文学创作、社会影响、阅读者思维、启示、总结、展望。
1. 引言1.1 什么是公案小说公案小说是中国古代小说的一种重要形式，它以案件调查和解决为主线，展现了丰富多彩的人物形象和复杂的情节结构。
公案小说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叙事方式，同时也揭示了社会问题和人性的种种弊端。
公案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对后世文学创作和思维方式有着深远影响。
公案小说的特点之一是其复杂的情节。
故事情节通常错综复杂，充满悬念和转折，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需要不断揣摩推理，以揭开案件的真相。
这种情节安排不仅增加了小说的趣味性，也培养了读者的思维能力和逻辑推理能力。
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公案小说对人物心理的深度刻画。
作家通过细腻入微的描述和人物台词，展现了各种性格特征和思想情感，使人物形象更加立体生动。
读者通过人物的行为和言辞，可以窥见人物内心的矛盾和挣扎，从而更好地理解故事情节的发展。
公案小说以其独特的叙事风格和思维模式，为读者带来了丰富多彩的阅读体验，也为文学创作和思维方式提供了有益启示。
1.2 “三言”“二拍”是何物“三言”“二拍”是中国传统小说的一种形式，起源于宋代，是以揭示社会问题、犯罪与侦探为主题的短篇小说。
这种小说的名称源自其篇幅较短，分别为三言和二拍。
从晚清四大公案看“翻案”晚清四大公案，指的是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四位清末维新派代表曾因其言论行动而被清政府以“举发河南案”的罪名拘禁审讯，并遭受刑法处罚的事件。
这四起公案被视为维新派在清政府镇压和迫害下的代表性事件，同时也成为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段有代表性的“翻案”历史。
“翻案”一词，即指通过法律程序和相关证据推翻原有的判决或结论，将冤假错案得到纠正的过程。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翻案被视为一种道德和正义的表现，对于冤枉受冤的人来说，能够得到翻案纠正，既是对自己的安抚，也是对制度正义的信任。
因此，“翻案”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非常深远，而晚清四大公案也成为了翻案历史中的一段重要历程。
首先来看康有为案，康有为是晚清一位重要的维新思想家和政治家，他的思想和行动对晚清历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发展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然而，由于其独立思考和反对清朝腐败政治的言行，康有为最终被清政府以“举发河南案”为由进行拘禁审讯。
这个案件中，清政府刻意扭曲事实，歪曲证据，对康有为进行强制审讯，最终达成了“有罪”的判决。
但是，康有为一直坚守自己的信念，通过向国内外抗议，最终得到了“翻案”的机会，使得裁定康有为有罪的法令被推翻，并得到了释放。
其次是谭嗣同案，谭嗣同是晚清维新派和革命家的代表人物，他的思想和行动影响了中国近代革命的进程和思潮。
然而，由于谭嗣同的革命思想与清政府官方政策相违背，他最终被判定为“参与国家罪案”。
虽然在狱中他对清政府所作所为感到幸灾乐祸，不过他也时刻准备着“翻案”的机会。
后来，在清政府内部的变故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经过了十多年的时间，国民政府最终将谭嗣同重新定议为“大烈士”，为一个新时代的英雄。
第三个例子是梁启超案，梁启超是晚清维新派著名的思想家和学者，他的思想和行动直接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和后来的民主化进程。
然而，由于他一直站在自由和革命的一边，梁启超也遭到了反动势力的打压和刻意诬陷，因为他担任了类似文化、教育和政治等方面的工作、。
从“阴司断狱”看明清小说中的因果报应信仰【摘要】传统法律文化普遍存在着因果报应信仰，到了明清时期，各种公案和志怪小说把这一信仰更加发挥得淋漓尽致。
因果报应机制为阴阳间的审判互通架构起一座桥梁，让现实中无法得到“圆满”解决的冤案在阴间司法中得到了公正的裁决。
这种信仰实际表现为人们对正义秩序的追寻，鬼神世界所展现的作恶者必得惩罚的秩序观，在国家法缺位时，对维护社会秩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明清小说；阴司断狱；因果报应观；法律文化一、司法现实与“阴司断狱”现实世界的黑白颠倒，现实社会的严重不公，现实司法的腐败不堪造就了明清时代众多小说剧本具有这样一个共同的思想主题,那就是对现实世界的批判。
而这些批判又不约而同的采取了一种方式被付诸笔墨——司法故事，尤其是阴间司法的故事。
明清小说的作者在书中都极力表现出：现实世界中的冤假错案要通过阴司的审判来平反这样一种倾向。
这是因为，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黑暗腐败的现实司法世界不可能给底层大众带来太多公平与正义机会，他们只能寄希望于以“善恶有报”的报应观构筑起来的阴间司法世界，期待能够藉此达成惩恶扬善的美好愿望。
第一，官吏贪赃枉法风气盛行。
行贿和受贿在中国古代官场上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这也是中国传统司法的一大弊端。
明清时期，各省州县必须向六部“孝敬”，像是奏销地丁，需交“奏销部费”；报销钱粮，有“报销部费”，否则事情很难办成。
官员的委派调任以及办理刑名案件，都必须拿出“打点护”、“照应”、“招呼”、“斡旋”等手续费。
官员出差、离任、就职等，都有各种名目为其提供开支，像是“公帮银”、“盘费”、“程仪”、“支应”、“规礼”等等①不仅是明清时期，纵观中国古代各朝各代，这种贪赃枉法的现象都很普遍。
第二，官吏残暴不仁，“滥刑”严重。
“严刑”似乎是封建社会司法审判程序中的一个必备环节，许多司法官员通过这种手段来使犯罪嫌疑人开口招供，更多的时候，甚至是用这样的严刑拷打，使得无辜的百姓被迫承认莫须有的罪名。
西方侦探小说与中国公案小说的比较【摘要】：侦探小说作为通俗文学最受欢迎的体裁之一，它以其丰富的内涵、精彩的对话和生动的心理描写和情节叙述，具有广泛的读者群。
中国古代的公案小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历史存在。
它拥有悠久的艺术传统、庞大的创作队伍和数量惊人的作品。
这两类产生于不同国度、不同时代和不同社会生活现实的作品，他们在主题、写作手法和创作主体等方面，都有各自独到之处。
【关键词】侦探小说公案小说主题破案方式作者与受众【正文】一、主题的差别侦探小说是以案件发生和推理侦破过程为主要描写对象的小说类型，主要写具有惊人推理、判断智力的人物，根据一系列的线索，解破犯罪(多是凶杀)的疑案。
公案小说，它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一种，由宋话本公案类演义而成，盛行于明清。
指那些以描写官吏断案为主要内容的小说，官吏破案判案应当是此类小说中的关键环节，不可缺失。
最著名的具有代表性的公案小说是清代《三侠五义》。
这两类小说都已破解案件为主题，但又存在着很大不同：侦探小说以破案为主线，其矛盾双方是侦探与罪犯。
而且这个侦探多是私家侦探，不是警察局里的人，他们是社会上的，当警察破不了案，侦探就会出现把案子破了。
例如爱伦·坡笔下的杜宾、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波洛、切斯特顿笔下的有异想天开的头脑的布朗神父、更有闻名世界的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
这些智商超群的私家侦探不受制于政府和法律，他们自由独立，与无用的警察形成对比，例如福尔摩斯经常出现于警察面对案件束手无策的时候，接下这烫手芋头，利用他的足智多谋捕捉蛛丝马迹，进行一系列的侦察、分析和推理来破除疑案。
而中国的公案小说以官吏判案为主，无论清官多么铁面无私，他们终究是受制于朝廷，为朝廷服务。
这点与私家侦探差别巨大。
例如被中国老百姓称为“包青天”的包公形象，他善于分析案情，精于推算，大义灭亲，秉公办案，但是究其案件推理都是十分简单，不像侦探小说中的推理那般复杂。
除包公故事外，明代尚有海刚峰属官公案、新民公案；清代尚有鹿洲公案、施公案、彭公案、刘公案、李公案奇闻、于公案奇闻等。
侠义公案小说中官＼侠的结合及其原因摘要：明清侠义公案小说中的侠和传统的侠最大的区别是他们大都投身朝廷、投靠高官，研究者把这时期的侠称为“官侠”，而清官如包拯等则是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
侠是官化的侠，官是侠义的官，官、侠结合成为明清侠义公案小说的一大特点，学界对于官、侠结合有不同的声音。
本文以包拯和展昭为例分析侠义公案小说中官、侠的特点及结合，力图对“官侠”作出比较客观的评价，并探究官、侠结合之原因。
关键词：官、侠；结合；原因一、《三侠五义》中的官、侠《三侠五义》中的包公形象个性鲜明、独具特色。
小说表现了人们对包公奉若神灵般的崇拜和敬仰，首先作者把包公虚构成奎星下凡，使他的出生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
其次在包公成长过程中也发生了许多灵异之事：包公遭人陷害坠落井中，正在绝望之际，得到古镜指引，不仅顺利从井中脱险还得到古镜；包公幼年放牧时忽遇大雨，在古庙避雨时曾救助一只狐狸，狐狸知恩图报屡助包公。
此外包公所断的诸多案件都颇具神异色彩，时人皆云包公白日断阳夜间断阴，在他断案过程中“游仙枕”、“古今盆”、“古镜”这些神异之物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颇具传奇色彩的包公形象既寄托了人们对清官的企盼，作者又可以自然而然地赋予这一形象以超乎常人的能力与品性。
但如果一味追求神异色彩又会使人觉得故事难以置信，人物虚幻缥缈，所以《三侠五义》还把包公生活化，使他从“神”到“人”，从朝堂高院走到日常生活，走到百姓身边。
首先包公是清官的代表，他利用自己的经验和智慧明断是非，惩治邪恶，他不再是以前小说中塑造的那个无所不能的神仙了，他就是一位忠臣贤相，一位铁面无私的清官，神仙鬼界已不再是他的能力范围，他只能在人间行使他作为忠臣清官的义务和职责。
其次，包公也有马失前蹄、遭人暗算的时候。
其三，包公也像大多数人一样有着光宗耀祖的思想。
，可见，《三侠五义》中的包公相较从前文学作品中的形象更让百姓有种亲近感，人物更加真实可信。
包公在民间之所以受到人们的信任和爱戴是因为他秉正条陈、勤劳王事、一心为民的忠义，是因为他铲除强暴、惩处贪官，敢于碰硬的胆略，是因为他大是大非、大仁大义、大隋大爱的品性，而所有这些胆略品格都和侠的内涵本质精神相通，可以说包公就是一位具有侠义精神的清官。
论“三言”“二拍”中公案小说的思维模式作者：王桂华来源：《中国校外教育(上旬)》2020年第03期【摘要】明代是公案小说创作空前繁盛的时代，这一时期的文言公案小说和拟话本公案小说继承了唐宋文言公案小说和宋元话本公案小说的优良传统，反映社会生活的面比以前更为广阔，对司法腐败现象的揭露也更为深刻，其中拟话本公案小说代表了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公案小说的最高成就。
明后期出现了两部白话小说集“三言”和“二拍”，其中的公案小说占了部分比例，在破解谜团的描述过程中，依附了神道思想的帮助，展现了我国古代人民的智慧和道德，同时运用误会和巧合的手法使情节回旋跌宕，体现了我国古代公案小说的独到之处。
【关键词】公案小说;神道思想;思维模式“三言”“二拍”中的公案小说有很多，其中“三言”涉及案狱诉讼的作品有十八篇;“二拍”中多达二十五篇，凌濛初在《初刻拍案惊奇·序》提出要写“耳目前之怪怪奇奇”即各种案件。
“三言”“二拍”中的公案小说有很多种类，抢劫案、盗贼案、谋杀案、因奸逼命案、兄弟构讼案，等等，大凡经官动府的各种民事纠纷刑事案件都有涉及。
还有不少篇章是公案题材与世情、婚恋、侠义等其他题材糅合在一起，这些成为反映明末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一、内涵丰富的公案小说“公案”是宋元话本的分类之一，宋朝陈汝衡在《说书史话》中对“公案”的提法有所扩展：公案、铁骑儿被列在武的故事固然不错，但这里的“武”却不一定专指战争。
所谓“朴刀悍棒”，是泛指江湖亡命、杀人报仇，造成血案，以致经官动府一类的故事;再如恶梁强霸，犯案累累，贪官赃吏，横行不法，当有侠盗人物路见不平，用暴力方式替人民痛快地伸冤雪恨，也是公案故事，总之公案项下的题材，决不可以把它局限在战争范围以内，凡有“武”的行动，足以成为统治阶级官府勘察审问对象的，都可以说是公案故事。
黄岩柏先生对公案小说的界定是：“公案小说是中国古代小说的一种题材分类;它是并列描写或侧重描写作案、断案的小说”，侧面描写作案，而断案只是一个结尾的;侧面描写断案，作案的案情自然夹带于其中的，这三种大的类型全是公案小说。
从“阴司断狱”看明清小说中的因果报应信仰作者：范恬来源：《法制博览》2012年第09期【摘要】传统法律文化普遍存在着因果报应信仰，到了明清时期，各种公案和志怪小说把这一信仰更加发挥得淋漓尽致。
因果报应机制为阴阳间的审判互通架构起一座桥梁，让现实中无法得到“圆满”解决的冤案在阴间司法中得到了公正的裁决。
这种信仰实际表现为人们对正义秩序的追寻，鬼神世界所展现的作恶者必得惩罚的秩序观，在国家法缺位时，对维护社会秩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明清小说；阴司断狱；因果报应观；法律文化一、司法现实与“阴司断狱”现实世界的黑白颠倒，现实社会的严重不公，现实司法的腐败不堪造就了明清时代众多小说剧本具有这样一个共同的思想主题,那就是对现实世界的批判。
而这些批判又不约而同的采取了一种方式被付诸笔墨——司法故事，尤其是阴间司法的故事。
明清小说的作者在书中都极力表现出：现实世界中的冤假错案要通过阴司的审判来平反这样一种倾向。
这是因为，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黑暗腐败的现实司法世界不可能给底层大众带来太多公平与正义机会，他们只能寄希望于以“善恶有报”的报应观构筑起来的阴间司法世界，期待能够藉此达成惩恶扬善的美好愿望。
第一，官吏贪赃枉法风气盛行。
行贿和受贿在中国古代官场上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这也是中国传统司法的一大弊端。
明清时期，各省州县必须向六部“孝敬”，像是奏销地丁，需交“奏销部费”；报销钱粮，有“报销部费”，否则事情很难办成。
官员的委派调任以及办理刑名案件，都必须拿出“打点护”、“照应”、“招呼”、“斡旋”等手续费。
官员出差、离任、就职等，都有各种名目为其提供开支，像是“公帮银”、“盘费”、“程仪”、“支应”、“规礼”等等①不仅是明清时期，纵观中国古代各朝各代，这种贪赃枉法的现象都很普遍。
第二，官吏残暴不仁，“滥刑”严重。
“严刑”似乎是封建社会司法审判程序中的一个必备环节，许多司法官员通过这种手段来使犯罪嫌疑人开口招供，更多的时候，甚至是用这样的严刑拷打，使得无辜的百姓被迫承认莫须有的罪名。
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关于中国戏曲小说中法文化的几点思考 作者：董亚琪 来源：《青年与社会》2015年第01期
【摘 要】法律与文学的研究是近年来兴起的一股热潮。文章选取中国传统戏曲这一面，从选取的戏曲文案中解读中国古代清官、诉讼和情理法的法律文化。从法律文化的角度阅读戏曲小说是一种新的尝试，从其中也可以看到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另外一种路径。
【关键词】法律与文学;清官;情理 一、中国的法律与文学 （一）问题的缘起 本文所要讨论研究的是中国古代戏曲小说中的法律文化，首先要解读中国的戏曲小说。中国戏曲千年传承，博大精深。其中有关法律的文学叙事更是丰富多彩而且艺术极高，一般根据戏曲小说的内容，可以划分为以下三类：一是在各种小说中的判案故事、官司纠纷，诸如《水浒传》、《醒世恒言》、《今古奇观》等。二是有关公案的小说、戏曲。这类小说以历史人物为原型，比如大家熟知的狄仁杰、包公等。三是裁判文书。这些戏曲小说千百年来被缕缕搬上舞台，浅吟低唱中诉说着人物的命运，口耳相传中流露着作者对当时社会的一种态度。这些作品同时也反映了那个时代我们所不熟悉的法律现象，这些通俗易懂，反映老百姓对法律态度的戏曲小说是很独特的一种法律文化的研究资料。在文学领域，研究的主要是艺术创作，在法律史学领域，更注重的是史料的真实可靠性。那么问题就出现了，艺术创作的文学作品与法律之间是否有契合点？法律文化或制度与文学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这是本文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
（二）法律与文学 “法律与文学”最早萌芽于美国法学院的一个法理学学派。根据现代“法律与文学”研究的理论成果，学者们主要针对以下四类问题进行了研究。第一，“文学中的法律”。是指对中国戏曲小说等文学作品中法律现象的解读，这种解读不仅是对特定时期法律文化的简单呈现，并试图达到对重大法律问题的研究。第二，“作为文学的法律”。这类研究主要倾向于法律的制定、解释以及司法文书制作时语言的运用，这与法律解释学相关。第三，“通过文学的法律”是指通过文学的手段来表达法学理论，也包括加强文学作品的教化指引功能。第四，“有关文学的法律”。主要指文学作品的法律问题与知识产权有关，涉及到著作权、发表权以及文学作品中言论自由的问题。
张公案瓷公子解析介绍《张公案瓷公子》是中国古代明代文学作品，是明代文学家冯梦龙所写的长篇小说。
这部小说以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为主线，通过精彩的情节和描写展示了明朝社会的伦理道德观念、官场文化和世态人情。
本文将对《张公案瓷公子》进行深入解析，从故事情节、人物形象、文学特点等方面展开讨论。
故事情节1. 张公案的展开首先，小说以张公案的发生作为开篇，引起了读者的兴趣。
张公案是一起官场上的腐败案件，涉及到权力、贪污等复杂问题。
作者通过描写案件的发展过程，展示了明朝官场的黑暗面和腐败现象。
这一情节为后面精彩纷呈的故事打下了基础。
2. 瓷公子的身世揭秘瓷公子是小说中的男主角，他是一个才华出众、风度翩翩的年轻人，深受女性欢迎。
然而，他的身世一直是个谜。
随着故事的展开，读者逐渐了解到瓷公子与张公案之间的关系，并发现了他出生的秘密。
这一情节给小说增添了神秘感和悬念。
3. 才子佳人的爱情纠葛在小说中，瓷公子与凤鸣秋等一系列美丽的女子之间产生了复杂的情感纠葛。
凤鸣秋是一个聪明、才华横溢的女性，她深爱着瓷公子，但在感情与命运之间纠结不已。
同时，瓷公子还与其他女子之间有着曲折的情感故事。
这些爱情纠葛不仅丰富了小说的情节，也揭示了封建社会中男女关系的复杂性和困境。
4. 张公案的真相揭露最后, 张公案的真相终于被揭露出来。
正义最终战胜了邪恶，腐败官员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这一结局让人欣慰。
通过这个案件的解决，小说向读者传递了一种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弘扬了正气和正义。
人物形象1. 瓷公子瓷公子是小说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他才华横溢、风度翩翩，深受女性喜爱。
他的形象塑造了一个时代的才子形象，同时也体现了人性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他的身世和行为引发了读者对他的好奇和思考。
2. 凤鸣秋凤鸣秋是瓷公子的爱人，她聪明、独立，具有独特的人格魅力。
她对瓷公子忠诚，但也面临着种种困境和抉择。
她的形象展示了女性在封建社会中的生存状态和价值观的冲突。
3. 张公案中的官员形象小说中描绘了一系列官员形象，有贪污腐败的，有正直廉洁的，也有世故机智的。
2020年第01期收稿日期：2019年12月6日。
《古本小说集成》中共有两则二母争子的故事，一则是《古本小说集成第一辑皇明诸司公案》中的李太守判争子案，还有一则是《古本小说集成郭青螺六省听讼录新民公案》中的郭公智判争子案，这两则故事都属于公案小说。
公案小说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一种，盛行于明末时期。
我们在史书中可以频繁地看到百姓对于“清廉”、“清明”等政治品格和理想人格的赞颂，公案小说常有对“清官”的颂扬和美誉，明清小说创作受理学思想影响深刻，公案小说中的清官不仅清廉不苟，而且能持法平慎、秉公执法，崇“法”是清官文化的代表，清官一定意义上成为了“理”的代表，替天行道。
公案小说的创作素材，许多沿袭前代的法律文书、案例汇编，而这些小说很多成为封建官吏案头阅读之物，许多还明确表示是为官员审案理刑而编写的，供他们参考，并且有许多官员能够从中受到启示，在疑狱的决断中收获良多。
《古代小说集成》中的这两则二母争子故事具有公案小说的典型特征。
1清官形象的塑造公案小说中的清官形象不仅清廉不苟，而且能秉公执法，“法官”形象是人民群众的主观创作，有的甚至与历史真实人物相去甚远。
《古本小说集成第一辑皇明诸司公案》中的依旧是采用寻常叙事小说的方法塑造了李太守贤明有才的清官形象，而《古本小说集成郭青螺六省听讼录新民公案》则采用了人物传记的方法塑造郭青螺的“法官”形象，传记书写的是历史或现实中存在的活生生的人，有真名实姓、居住地点、活动范围等，写作时不允许任意虚构，但传记又与史志的枯燥记录不同，它具有文学性，它是写人的，有人的生命、情感在内；它用艺术的手法加以表现，以达到传神的目的。
所以郭青螺的清官形象也可以说是加工后的文学形象，在历史人物本人的基础上赋予他人民中意的品格。
“争子辨其真伪”既是在讲述争子的民间故事也是在讲述郭子章的人生经历，《郭青螺六省听讼录新民公案》主要是通过一个个断案故事称颂郭子章断案如神，真心为民；全书共四卷四十三则故事，这些都是郭青螺在任时的案例故事，有些是实际的案例，有的有些许夸张，还有的如《断问狱卒抵命》《强僧杀人偷师》《双头鱼杀命》，出现鬼神、因果报应等情节，显然是虚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