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狄公案比较

中国的公案小说不是推理小说0人参与0评论原标题：中国的公案小说不是推理小说推理小说对于中国人来讲，是纯粹的“舶来品”，绝对不是我们原创的。

很多声音认为中国古代的公案小说远远早于埃德加·爱伦·坡的《莫格街凶杀案》，而这才是最早的推理小说。

这里笔者需要明确地提出自己的观点：中国的公案小说不是推理小说。

公案小说的着眼点在“人”，小说通过一系列事件（尤其是犯罪事件）刻画主人公的英雄形象，突显人物的忠义品格，以此达到警世和教化作用。

我们耳熟能详的《包公案》、《施公案》、《彭公案》、《狄公案》、《海公大（小）红袍传》等，都是这样一种作品。

而且，为了达到上述目的，也是受当时客观认知能力的限制，公案小说中常常出现非科学的，甚至完全属于迷信范畴的元素，如包公铡判官、审乌盆等。

更重要的是，这些元素是以一种不对等的形式出现在作品中，成了“侦探”追索真相的“专利”，这样处理，毫无疑问会使小说失去科学性和公正性。

因此，无论是创作原则还是创作手法，中国古典公案小说都和推理小说相去甚远。

中国人认识推理小说从福尔摩斯开始推理小说来到中国的时间，大体和日本相同，是在19世纪末的清末民初。

和日本类似，中国人认识推理小说，也是从福尔摩斯开始的。

1896年，编辑张德坤在《时务报》上刊登了一篇名为《记讴者复仇》的翻译小说，这就是福尔摩斯故事中著名的《驼背人》一篇。

随后，大批学者、文人开始译介推理小说，翻译作品一度占据了中国大半市场。

客观地讲，当时中国的翻译水准要高于日本。

一方面，从事推理小说翻译的都是林纾这样的大家；另一方面，翻译作品的数量和质量也都丝毫不逊色于日本。

面对这种繁荣局面，中国的创作者自然会尝试推理小说的创作。

其中的领头人，无疑是有“中国推理小说之父”之称的程小青。

程小青原名程青心，1893年出生于安徽省安庆市。

程小青家境十分贫寒，在钟表店当学徒。

他自幼喜爱读书，甚至为此自学了英语。

18岁时开始从事文学写作，先后与周瘦鹃等名家合作翻译了多部柯南·道尔作品。

中外《狄公案》比较
魏泉
【期刊名称】《许昌师专学报》
【年(卷),期】1999(018)004
【摘要】《狄公案》有两种版本：一是由我国作者写于清末的属公案传奇性质的小说；二是后来由荷兰著名汉学家高罗佩依前者为蓝本所作的偏重于侦探性质的小说。

比较二者的异同，可以看出，后者在实现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方面，给我们带来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有益的启迪。

【总页数】4页(P46-49)
【作者】魏泉
【作者单位】无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106.4
【相关文献】
1.公案与侦探:从《狄公案》说起 [J], 魏泉
2.高罗佩《大唐狄公案》对公案小说的改进与发展 [J], 左梦琳;胡勤
3.论高罗佩《大唐狄公案》对公案小说叙事特点的改进与发展 [J], 左梦琳;胡勤
4.《大唐狄公案》中的狄仁杰与福尔摩斯形象比较论 [J], 王凡
5.解读狄公人物形象及《大唐狄公案》的价值观 [J], 胡文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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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译《狄公案》的文化意象翻译及创造性叛逆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１１－０９基金项目：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外语专项项目“早期英国访华使团翻译活动研究”（２０１７ＷＹＺＸ１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中英早期外交中访华使团翻译研究”（１７ＸＪＣ７４０００４）；重庆交通大学研究生教育创新基金项目“高罗佩在渝期间的翻译活动研究———以《狄梁公四大奇案》的翻译为研究对象”（２０１９Ｓ０１０５）作者简介：刘黎，女，四川外国语大学博士研究生，重庆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王以涛（通讯作者），男，重庆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①　狄公案中文原本小说作者为佚名。

由于作者信息的缺失，无法对小说的原本书名进行考究。

目前，该小说多以《狄公案》《狄梁公四大奇案》《武则天四大奇案》等出版和流传。

本文所提及的《狄公案》以及参考文献中的《绘图武则天奇案》都指的是同一本小说，即高罗佩翻译所用的狄公案中文原本小说。

刘　黎１，２，　王以涛２（１．四川外国语大学，重庆４０００３１；２．重庆交通大学，重庆４０００７４）摘　要：高罗佩因翻译公案小说《狄公案》享誉盛名。

目前，学界多讨论该译本中使用的翻译方法和策略，较少涉及译本中的文化意象翻译。

由于各民族之间文化的差异性和不对等性，文化意象翻译难免会产生创造性叛逆。

从译介学创造性叛逆的角度切入，解读高译本中文化意象的翻译及其创造性叛逆可知，译本中文化意象的创造性叛逆客观存在，产生创造性叛逆的主要原因是语言和文化上的客观差异以及译者的个性化翻译。

关键词：译介学；　创造性叛逆；　文化意象；　高罗佩；　《狄公案》中图分类号：Ｈ０５９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０２９７（２０２２）０１－０１０６－０７一、引言高罗佩（１９１０—１９６７）是著名的荷兰外交官、汉学家，他对中国传统公案小说《狄公案》［１］的翻译（以下简称“高译本”［２］）和基于中国公案素材自主创作的《大唐狄公案》系列小说使其享誉盛名，笔下的“狄公”形象深入人心①。

收稿日期:2014⁃12⁃05作者简介:左梦琳,女,贵州大学外国语学院2013级研究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研究㊂胡　勤,贵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翻译研究和比较文学研究㊂㊃文化艺术研究㊃论高罗佩创作的狄公形象对公案小说的继承与突破左梦琳,胡　勤(贵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贵州贵阳　550025)[摘 要]　‘狄公案“系列小说于20世纪40年代末陆续问世,享誉世界㊂其作者荷兰汉学家高罗佩在中国公案小说启发下融合西方侦探小说写作模式,为‘狄公案“系列小说注入了新的血液㊂小说主人公 狄公也迥异于传统公案小说中的官员形象,重推理实证而不高居公堂,开明仁厚,断案如神,被誉为 中国的福尔摩斯”㊂本文深入分析了高罗佩笔下的狄公对传统公案小说中官员形象的继承与创新:狄公开明仁厚,尊重女性,平等待人,成为不受传统男权社会道德体制束缚的新型官员;高罗佩在敏锐察觉中国传统公案小说分流后,自觉运用西方侦探小说叙事手法对狄公形象的再创造,使其作品有力地促进了东西方文化交流㊂[关键词]　‘大唐狄公案“;高罗佩;公案小说;狄公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YNZ214⁃(2014)04⁃0069⁃04 中国古代公案小说指以官员审案㊁断案为主要内容的一类小说,有的学者认为此类小说就是 宋元话本中的那些公案及由其演变的作品”,也有学者认为它是 话本故事演变而来”㊂(任翔,2000:5)尽管公案小说的渊源甚早,但其主要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即萌芽于唐代,成熟于宋代,至明清发展至鼎盛,转型消亡于晚清,而对中国公案小说的研究则明显滞后于其本身的发展㊂苗怀明在其专著‘中国古代公案小说史论“中把对公案小说的研究分为 酝酿与开创㊁蜕变与萧条和勃兴与规范”三个阶段㊂在第一阶段,对公案小说的研究侧重于文献资料的搜集与辨析,真正从学术层面的研究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而研究以实证为主,有一个良好的起点和开端;第二阶段,由于受到新中国成立后政治㊁行政等非学术因素的影响,公案小说的研究逐渐演变成为比较单一的社会学批评模式;而来到勃兴与规范阶段,随着政治文化环境的宽松,一系列公案小说研究专著出版,对其产生源流㊁演变轨迹等方面的研究更为整体性,研究的角度也更多元化㊂总的说来,中国公案小说有其悠久的历史渊源,而对其的研究则是进入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更为成熟㊁整体与规范㊂(苗怀明,2005)高罗佩原名Robert Van Gulik,荷兰汉学家㊁东方学家㊁职业外交官㊂高罗佩一生与汉学结缘,痴迷于对汉学的研究与公案小说的创作㊂在担任外交官之际,高罗佩潜心研究中国文化,花费大量心血写成英文专著‘琴道“,研究中国琴文化;其于1944年出版的‘东皋禅师集刊“,更成为中国佛学史补缺之作㊂不仅如此,高罗佩在深入研究中国传统公案小说后,融合西方侦探小说的创作模式,创作出狄公案系列小说㊂此系列小说融合了东西方同类型文学的特点,采众家之长,在世界范围内声名远播㊂高罗佩笔下的狄仁杰迥异于中国传统官员,融合了西方侦探的品质,重视实证崇尚推理,断案如神智慧非凡,开明仁厚尊重女性㊂本文即通过对比中国传统公案小说中官员形象,深入分析‘狄公案“中狄公形象的继承与创新,并探讨隐藏于背后的社会时代原因㊂一㊁狄公形象的继承与突破(一)重视实证,崇尚推理中国公案小说与西方侦探虽同属于断案小说,但由于中西方社会制度㊁文化习俗等差异,而存在着明显的差异㊂西方侦探在侦破案件时,主要崇尚推理实证,重视现场勘察,常运用法医学㊁指纹学㊁心理学等侦查推理知识技能来辅助破案㊂如柯南道尔笔下的大侦探福尔摩斯,每一次破案都是一次科学研究,一96次实证性的实验㊂对于福尔摩斯来说,一切的破案前提都必须来源于案发现场,这是侦破工作的原点与起点㊂只有在现场获取的已知信息越多,破案的可能性才越大㊂所以在各类案件中,福尔摩斯在案情初始阶段总是亲临案发现场,对现场进行实地勘察,重视现场的重建与实证㊂相较于西方,中国传统衙门官员在判案时往往差遣捕役进行案件的走访与侦破,而自己则更多高居公堂之上㊂‘说文解字“曰: 官,吏事君也㊂”(许慎,2006:730) 吏”即 史”, 史”即 记事者也”,手拿文簿管理众务㊂由此可知, 官者管也,官以管领为名㊂”因此,传统公案小说中的官员基本无需访察,他们只需目光如炬㊁威严有加,高坐于公堂之上,手拿惊堂木就能够解决罪案㊂高罗佩笔下的狄仁杰与一般只坐镇官衙的封建官员不同,他并不完全依靠手下来打探消息,而更像是西方侦探般重视现场勘察与实证,亲力亲为收集证据㊂在‘四漆屏“第五章中,狄公假扮盗贼深入凤凰酒店获取案件信息,并在他人的带领下来到案发现场进行现场勘察和罪证搜集: 他(狄公)摸摸死者的胸部,感到黏糊糊的,再提起一只手臂,发现仍能弯曲,尚未僵直㊂他想,这女子可能就是在白天里被害的㊂她面色安详,头发蓬乱,赤裸着身子和双腿㊂这些又说明她遇害的时候是在床上,而且是在睡眠中㊂被杀之后凶手才急急忙忙扎起她的头发,卷起一条绣衾包裹了身子,把她移到了这儿㊂”(高罗佩,四漆屏,46)狄公通过现场对被害人尸体的勘察得出了一系列推论,获得了对案件发展至关重要的信息㊂而此种推论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建立在对犯罪现场实地勘察和适当推理的基础上,由此可见,高罗佩赋予了狄公西方侦探重视实证,善于分析推理的特质㊂(二)断案如神,智慧非凡在中国封建社会,司法权由行政长官直接掌管㊂北宋以前,地方政府设有辅佐官吏,代理行政长官诉讼断狱,行政长官拥有决定权㊂从北宋起,建立州县官亲自审案制度,行政与司法合二为一,在人民没有民主权利和民主思想的时代,人们只能寄望于清官,公案小说自然歌颂清官㊂”(任翔,2000:117)传统的公案小说普遍歌颂官员的 德”,他们往往清正廉洁,忠正仁厚,是一个仁义长厚的君子㊂他们效忠于皇帝,还为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服务㊂如明代‘图龙公案“中的包公,此书为我们塑造出了一个清正廉洁㊁为民请命,同时也受到统治阶级赏识的清官形象㊂后世更多记住的是他的 德”,而他如何断案如神与作恶者斗智斗勇的过程,则往往被放在了第二位㊂而高罗佩笔下的狄公则兼具了两种品格,强调了狄公在伸张正义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智㊂案件的侦破与否,往往在于狄公是否技高一筹,在破案的智力角逐中是否能及时发现线索,理清思路,还原案情㊂在‘四漆屏“中,狄公与同行假扮盗贼,用强盗间的行话与粗鲁率直的匪头 排军”拉近距离,成功打消了排军对他们的疑虑和警惕之心,为破案争取了有利的时机和线索;‘铜钟案“中,狄公让两名妓女假扮求子妇女,夜宿普慈寺,最终查明了普慈寺和尚奸淫妇女骗取钱财的真相;同样在‘铜钟案“中,由于民情激愤,僧人在被关押后被私刑处死,狄公及时补救,召齐证人,并且由在场其他官员联合签押执证,向上禀明了情况㊂由此可见,高笔下的狄公是一个遇事冷静㊁智慧非凡的大侦探形象,与传统公案小说中的清官大老爷有着明显的差异㊂(三)开明仁厚,尊重女性在传统公案小说中,女性往往是被压制的对象,她们依附屈从于男权社会,得不到平等的权益和应有的社会认同㊂以‘图龙公案“为例,邓氏遭拐骗而失身,为有朝一日能沉冤得雪而忍辱苟存㊂然而包公却指责这位受害女性: 你当日被拐,便当一死,则身洁名荣,亦不累夫有钟盖之难 ”邓氏也认为自己受辱不可为人,随即 以头击柱,流血满地 ㊂”(佚名,1999:7)在此,代表公理的包公依然属于传统父权社会的一员,他行使社会道德标准对受辱女性进行的审判,不仅揭示了男性霸权社会对妇女生命和权益的漠视,也突出显示了女性在当时社会所处的劣等地位㊂ 中国存在数千年的男权社会中,无论是在社会上还是家庭中,男性都居于主导地位,女性基本都是男性的依附和从属㊂因此传统文学中对于女性形象的定位也基本屈从于男性的视野,其出发点是看女子是否符合三从四德的社会伦理道德准则㊂在以道德教化为旨归的传统公案小说中,妇女要么因为不遵守妇德而成为作者严厉谴责的对象,以便在读者中起到以儆效尤的目的;要不相反,因为严守妇女行为准则规范而成为被颂扬的对象㊂”(张萍,2007:66)高罗佩笔下的狄公一改传统公案小说中青天大老爷的刻板映像,他开明仁厚,平易近人,在对待周边07的人事物上都持着一颗平等的心㊂例如‘四漆屏“中,艳香不满狄公对她的态度稍有怠慢便说道: 我不知道你是何等人 我却是忍耐不了你这股子怠慢人的劲儿 既然你不是我们一类的人,为什么又混到我们中间来监视我们?”狄公却通过以下一席话表明了自己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看法: 你说我不是你们一类的人,那完全错了 我们黄帝子孙㊁大唐臣民都是一家人㊂刺史夫人也好,你艳香也好,宰相尚书也好,你的排军也好,都是一类人㊂”(高罗佩,四漆屏,104)在对待涉案女性方面,狄公也一较于传统公案小说中的官员形象,平等维护女性的人格尊严与权益㊂‘铜钟案“中,结案之际,狄公安排下属对两位协助破案的妓女进行酬报,对其日后生活进行妥善安排,并且还设家宴同夫人一起对二人进行感谢: 黄杏㊁碧桃两位小姐立了大功㊂我已传命衙里将官府籍没的庙产浮财分出一份馈赠她俩,让其备办丰厚嫁奁,择良婚配,永脱风尘之苦,尽享人伦之乐㊂”(高罗佩,铜钟案,239)尽管协助破案之人为社会地位卑贱的妓女,但狄公并没有用传统男权社会强加于她们的所谓贱民来看待她们,反而替她们思考,解决其今后生活的后顾之忧㊂可见,高罗佩笔下的狄公是一位开明仁厚,尊重女性,平等待人,不受传统男权社会道德体制束缚的新型官员㊂高罗佩所作的狄公系列小说于20世纪40年代陆续问世,此正值西方女权主义第一㊁二次浪潮之间㊂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西方第一次女权主义运动产生,在女权主义活跃分子以要求两性平等为首要目标的不断努力下,西方女性最终获得了如投票权等一系列重要权力㊂除此之外,波伏娃的‘第二性“与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等女性主义书籍也相继问世;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也处于萌发之中㊂虽然没有直接资料显示高罗佩将女权主义思想融入到狄公案系列小说中,但不可否定,高罗佩或间接受到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的影响,自觉将女性主义意识投射于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刻画中㊂二、高罗佩笔下狄公形象产生的原因高罗佩在狄公系列小说中为我们呈现出融合西方侦探特质的狄公形象明显与传统公案小说中的官员存在巨大差异,而这些差异的存在也绝非偶然,主要涉及到中国传统公案小说的时代发展变迁与高罗佩自身创作意图的影响㊂(一)传统公案小说与西方侦探小说合流公案小说在中国历史悠久,萌芽于唐代,成熟于宋代,至明清发展至鼎盛,转型消亡于晚清㊂清代之后,公案小说盛极而衰, 仅有拟作及续书,且多滥恶㊂”(鲁迅,1982:278)也就是说,公案小说在清代失去了创作的源泉,仅有拟作续写,同时模仿续写的水平低劣,粗制滥造㊂这种消极的创作背景无疑为公案小说与西方侦探小说的融合提供了必要的可能㊂除此之外,清代以来,随着国门逐渐被打开,西方文明也逐渐东渐至中国,西方侦探小说便是其中一类,在与中国公案小说的融合中,找到了本土化的生存方式㊂清代以来,当时有不少新小说家开始有意识地模仿借鉴西方侦探小说中精巧的布局㊁紧张的情节设计㊁严密的推理演绎等方法㊂有的是尝试写作一部完整的侦探小说,有的则是在小说中插入一两个侦探小说故事一显水平,这种常识性的创作,几乎涉及了当时所有的代表性作家㊂”(刘伟民,2011:4)随着侦探小说的不断入侵,本土公案小说失去了继续发展的土壤,逐渐被淘汰出局,一部分与侠义小说合流成为武侠小说,一部分与西方侦探合流,形成现在的侦探小说模式㊂在自身失守和外来入侵的双重压力下,中国传统公案小说不断与西方侦探小说融合,这也为高罗佩笔下狄公的出现创造了时代契机㊂(二)高罗佩对公案小说的推崇高罗佩自幼喜欢东方文化,中学时就学习梵文和中文,大学时更主修汉学专业㊂毕业后,高罗佩到荷兰外交界供职,先后担任驻重庆㊁南京㊁东京等地外交官㊂1935年,高罗佩曾偶获一本18世纪一个无名氏作者写的中国公案小说,并被它深深吸引住了㊂1940年在担任荷兰政府驻重庆使馆秘书一职期间,高罗佩读到一本清初公案小说‘武则天四大奇案“,他对书中主人公狄文杰屡破奇案的形象大为折服,并于1949年翻译出版了此书的前三十回㊂1953年,高罗佩用中文创作出版了章回体小说‘狄仁杰奇案“,在此书序言中他写到: 前清末年,英国柯南道尔所著福尔摩斯之侦探小说译成华文,一时脍炙人口;之后此类外国小说即遍流国内,甚至现代人士多以为:除英㊁美㊁德㊁法四国所出以外,全无此类述作㊂果耳,中国历代循吏名公,岂非含屈于九泉之下?盖宋有‘棠阴比事“,明有‘龙图“等案,清有狄㊁彭㊁施㊁李诸公奇17案;足知中土往时贤明县尹,虽未有指纹摄影以及其他新学之技,其访案之细,破案之神,却不亚于福尔摩斯也㊂”(张萍,2007:5)可见,高罗佩不仅醉心于中国文化,同时对中国传统公案小说也颇有研究㊂他认为中国传统公案小说并不比西方侦探小说逊色,但对于当时西方侦探小说流行于国内,而传统公案小说却遭到冷落,高罗佩也表示了不满㊂另一方面,清末以来,伴随着外来文化的强势冲击,中国传统公案小说逐渐变得难以自持,在小说内容和创作风格上难以与现代侦探小说抗衡,逐渐失去读者群,中国读者普遍喜爱西方侦探小说,但这些小说水平低下,其翻译作品也堪称三流㊂高罗佩敏锐察觉到此现象,决定 利用过去中国小说使用过的一些情节由自己来写一部中国风格的公案小说㊂”(断指记自序,1)高罗佩在狄公系列小说的自序中写道: 我做这一尝试的主要目的是要向现代的中国和日本读者证明,我以现代东方读者尚未欣赏过的创作风格写一部中国传统的公案小说是有可能的㊂”(断指记自序,1)在此, 现代东方读者尚未欣赏过的创作风格”无疑就是融合中西方公案小说与侦探小说的创作风格㊂高罗佩采用西方侦探小说的叙事手法融合于中国传统公案小说的创作模式,糅合古今中外,最终为我们创作出狄公这一既令西方人耳目一新又与中国传统判案官员有本质差异的新型古代官员形象㊂由此可见,狄公系列小说符合公案小说的发展趋势,是高罗佩在敏锐察觉中国传统公案小说分流后,自觉运用西方侦探小说叙事手法的产物㊂小说中狄公形象的产生也是符合时代潮流发展的需要,既兼有中国传统官员开明仁厚之品德,又融合了西方侦探重实证尚推理,智慧非凡等新特质㊂参考文献[1]高罗佩.大唐狄公案.四漆屏[M ].陈来元,胡明等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11.[2]高罗佩.大唐狄公案.铜钟案[M ].陈来元,胡明等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11.[3]高罗佩.大唐狄公案.断指记[M ].陈来元,胡明等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11.[4]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5]刘伟民.侦探小说评析[M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1.[6]苗怀明.中国古代公案小说史论[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7]任翔.文学的另一道风景:侦探小说史论[M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8]许慎.说文解字注[M ].段玉裁注.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9]佚名.图龙公案[M ].北京:群众出版社,1999.[10]张萍.高罗佩及其‘狄公案“的文化研究[D ].北京:北京语言大学,2007.责任编辑:郭鹏圣栏目变更启事 为进一步提高办刊质量㊁突出刊物特色,‘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学报“栏目从2014年第四期起调整为:社会工作研究㊁社会治理研究㊁经济管理研究㊁思想政治研究㊁职业教育研究㊁文化艺术研究㊁法律研究㊁技术应用研究㊁国际职教研究㊂竭诚欢迎广大教师㊁科研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赐稿㊂通讯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区虎溪重庆大学城南二路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学报编辑部;邮政编码:401331;联系电话:(023)65626177;E⁃mail:cqcmcxb@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学报编辑部2014年10月27。

《狄公案》中国家法律思想与民间法律思想的矛盾
邢意和
【期刊名称】《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05(007)001
【摘要】中国自古至今一直并行着两套法律思想-官方法律思想和民间法律思想,两者时而和睦相处,时而剑拔弩张.可历来法制史研究者们对后者较为轻视.作者欲通过对清末公案小说<狄公案>的研究,着重对书中所反映的传统社会的民间法律思想加以发掘,旨在论述其中官方法律思想与民间法律思想的矛盾冲突,以期最大限度地还历史本来面目和连贯性.同时对于官方法律思想和民间法律思想的研究,亦可古为今用,"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这对于我们处理好当前的"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之间的关系有极为重要的借鉴作用.
【总页数】3页(P62-64)
【作者】邢意和
【作者单位】天津大学,社会科学与外语学院,天津,300072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T206;DF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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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写看蒲松龄的法律思想5.社会制度的历史成长与理性设计──简论柏克国家法律思想的人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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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罗佩《狄公案》译本图文缝隙及中国形象建构
张枝新;张德让
【期刊名称】《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22()4
【摘要】《狄公案》英译本添加的9幅插图多在不同程度上有意偏离了原文文本,生成图文缝隙,折射出译者高罗佩对中国形象的认知与想象,在言说中国的同时,也言说了高氏自我。

在译本插图中,高罗佩不惜背离原文文本,也要力图凸显中国唐朝社会的文明祥和、文人雅士的精神范式,同时确证维护西方套话体系下中国形象的东方主义特征。

溯其根源,《狄公案》译本图文缝隙的产生,是译者现时态生活、深层自我以及西方社会集体想象物共同言说的结果。

【总页数】7页(P97-103)
【作者】张枝新;张德让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庆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H3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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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西方汉学家笔下的女皇形象\r——高罗佩《大唐狄公案》中的武则天形象刍议
4.论高罗佩《大唐狄公案》中的商人形象塑造
5.由《大唐狄公案》中的狄仁杰形象看高罗佩的儒家文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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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罗佩（1910-1967），荷兰著名汉学家。

作为职业外交官的高罗佩虽辗转亚洲多国任职，却毕生痴迷于中国文化。

他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汉学研究，著述颇丰，其最著名的作品当属推理探案小说集《大唐狄公案》。

这部由二十余个故事篇章构成的小说作品在着重表现唐代名臣狄仁杰为官断案、彰善除恶的传奇经历之时，亦有意凸显了其作为儒家士人的形象特质和精神品格，并通过这一艺术形象所潜隐出的内在文化意蕴投射出高罗佩本人对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思想的辩证思考与独特认知。

一、狄仁杰儒家士人形象的独特呈现作为唐代的中兴名臣，狄仁杰不仅在当时受到武则天的倚重、群臣的敬服以及百姓的爱戴，而且亦成为后世文学家的重要表现对象，其身上所体现的儒家文化精神更是成为了文学书写的主要方面，这在明清小说戏曲中体现得尤为鲜明。

明代戏曲《狄梁公返周望云忠孝记》就通过“望云思亲”“抗节不阿”“力救无辜”“复招庐陵”等曲段，对狄仁杰“从忠孝仁义四个方面进行了塑造，力图塑造一个具有传统伦理纲常的完美的忠臣贤士艺术形象。

”[1]277而在以狄仁杰为主人公的清代公案小说《狄公案》中，作者通过“六里墩杀人案”“周氏通奸杀夫案”的侦破突出了狄仁杰推理断案的不俗能力，更以“痛击恶奴张宗昌”“惩治奸僧薛怀义”“还招唐中宗复位”等情节展现了其不畏权贵、为民做主、惩奸毙恶、复兴唐氏等重要事迹，彰显了这位历史名臣祛邪扶正、辅国安民的儒家精神品格。

而在将中国古代文学题材与西方侦探小说手法有机融合的《大唐狄公案》中，高罗佩也同样以自己独特的文学笔触展现了狄仁由《大唐狄公案》中的狄仁杰形象看高罗佩的儒家文化观王凡（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南250014）摘要：荷兰汉学家高罗佩的《大唐狄公案》在着重表现狄仁杰缜密推理、屡破奇案的同时，也有意彰显了狄仁杰所具有的儒家理想人格以及他对诗歌创作应直面社会现实、反映民生疾苦这一儒家诗教观的认同，从而折射出高罗佩对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文化的正面价值的肯定与褒扬。

从叙事学角度分析《狄公案》对“勘钉”故事的创新汪达文;吕小蓬【摘要】It followed the story of "investigate nail"in Di Gong′an which is an old theme of Chinese ancient literature.However,new narrative skills had been brought in Di Gong′an.Because of some rea-sons,it obtained no proper attention .Basing on the source of investigate nail story ,it tried to analyze the innovation of Di Gong′an from the narrative perspective ,time and structure .%清末《狄公案》中的周氏杀夫案沿用勘钉故事这一古老题材，却在叙事技巧上进行了创新，但是限于种种原因而未获得应有的重视。

通过简要梳理勘钉故事的来源，从叙事学的角度分析周氏杀夫案在叙事视角、叙事时间以及叙事结构上的别出心裁。

【期刊名称】《蚌埠学院学报》【年(卷),期】2015(000)002【总页数】4页(P59-62)【关键词】“勘钉”故事;叙事视角;叙事时间;叙事结构【作者】汪达文;吕小蓬【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100089 北京;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100089 北京【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6.2据孙楷第等学者考证，勘钉故事最早出现在汉代，中古以后不断翻新，元代开始成为包公故事的一部分，后进入章回小说等叙事体裁，其中京剧《钓金龟》更是家喻户晓，流传至今。

清光绪年间，章回小说《狄公案》中的周氏杀夫案正是对这一题材的沿用。

周氏杀夫案在继承以往勘钉故事主干情节的基础上进行了艺术地加工，使故事以崭新的面貌呈现。

英译本《狄公案》前言（一）可第一时间接收我们的文章哟~狄高罗佩公案编者按：1942年7月，高罗佩先生作为同盟国外交官乘船撤离日本，临行仓促之际，随身携带了一本清代公案小说《武则天四大奇案》。

后来，他将这部小说（共64回）的前30回译成英文，命名为《狄公案》（Dee Goong An），1949年在东京出版，立时得到各方好评。

从此他由译介转向自行创作，一发而不可收，在其后的十几年里持续写作“狄公案”系列小说，以一己之力将中国传统公案小说推向世界，继而与西方侦探小说融合，成功实现了中西合璧的现代化转型，英译本《狄公案》正是这一过程中的关键一环。

高公为此书撰写了长篇前言与后记，通过分析比较，系统介绍了中国传统公案小说的特色、中国古代行政司法制度、翻译对策以及参考文献等，内容丰富翔实，论述简洁清晰，至今读来仍有价值和意义，从中当可领略作者广博深厚、令人叹服的汉学素养。

由于篇幅较长，全文将分三次发布。

1949年英译本《狄公案》初版封面英译本《狄公案》前言（一）著丨高罗佩译丨张凌多年以来，西方侦探小说家将“中国元素”反复引入其作品中。

为了在故事中加入奇异怪诞的情调，他们常常选用中国本土或是外国唐人街的神秘色彩。

某些超级罪犯（例如萨克斯·罗默笔下的傅满洲）或超级侦探（例如艾尔·德尔·比格斯笔下的陈查理），已成为与伟大的李斯特勋爵或歇洛克·福尔摩斯同样闻名遐迩的人物。

在西方通俗探案文学中，中国人时常出现，并且大多被歪曲丑化！如果允许他们自行发声，才算是唯一公平之举。

尤其是早在数百年前，当埃德加·爱伦·坡或阿瑟·柯南道尔爵士尚未出生时，探案文学便已在中国发展成熟了。

有关罪案与断案的短篇故事在中国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历代著名判官也被传颂了数百年之久，或是经由说书人的口头讲述，或是在戏台上演出剧目。

长篇探案小说出现较晚，大约在1600年前后，于十八、十九世纪达到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