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 西方侦探小说与中国公案小说对比

西方侦探小说与中国公案小说的比较【摘要】：侦探小说作为通俗文学最受欢迎的体裁之一，它以其丰富的内涵、精彩的对话和生动的心理描写和情节叙述，具有广泛的读者群。

中国古代的公案小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历史存在。

它拥有悠久的艺术传统、庞大的创作队伍和数量惊人的作品。

这两类产生于不同国度、不同时代和不同社会生活现实的作品，他们在主题、写作手法和创作主体等方面，都有各自独到之处。

【关键词】侦探小说公案小说主题破案方式作者与受众【正文】一、主题的差别侦探小说是以案件发生和推理侦破过程为主要描写对象的小说类型，主要写具有惊人推理、判断智力的人物，根据一系列的线索，解破犯罪(多是凶杀)的疑案。

公案小说，它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一种，由宋话本公案类演义而成，盛行于明清。

指那些以描写官吏断案为主要内容的小说，官吏破案判案应当是此类小说中的关键环节，不可缺失。

最著名的具有代表性的公案小说是清代《三侠五义》。

这两类小说都已破解案件为主题，但又存在着很大不同：侦探小说以破案为主线，其矛盾双方是侦探与罪犯。

而且这个侦探多是私家侦探，不是警察局里的人，他们是社会上的，当警察破不了案，侦探就会出现把案子破了。

例如爱伦·坡笔下的杜宾、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波洛、切斯特顿笔下的有异想天开的头脑的布朗神父、更有闻名世界的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

这些智商超群的私家侦探不受制于政府和法律，他们自由独立，与无用的警察形成对比，例如福尔摩斯经常出现于警察面对案件束手无策的时候，接下这烫手芋头，利用他的足智多谋捕捉蛛丝马迹，进行一系列的侦察、分析和推理来破除疑案。

而中国的公案小说以官吏判案为主，无论清官多么铁面无私，他们终究是受制于朝廷，为朝廷服务。

这点与私家侦探差别巨大。

例如被中国老百姓称为“包青天”的包公形象，他善于分析案情，精于推算，大义灭亲，秉公办案，但是究其案件推理都是十分简单，不像侦探小说中的推理那般复杂。

除包公故事外，明代尚有海刚峰属官公案、新民公案；清代尚有鹿洲公案、施公案、彭公案、刘公案、李公案奇闻、于公案奇闻等。

中国的公案小说不是推理小说0人参与0评论原标题：中国的公案小说不是推理小说推理小说对于中国人来讲，是纯粹的“舶来品”，绝对不是我们原创的。

很多声音认为中国古代的公案小说远远早于埃德加·爱伦·坡的《莫格街凶杀案》，而这才是最早的推理小说。

这里笔者需要明确地提出自己的观点：中国的公案小说不是推理小说。

公案小说的着眼点在“人”，小说通过一系列事件（尤其是犯罪事件）刻画主人公的英雄形象，突显人物的忠义品格，以此达到警世和教化作用。

我们耳熟能详的《包公案》、《施公案》、《彭公案》、《狄公案》、《海公大（小）红袍传》等，都是这样一种作品。

而且，为了达到上述目的，也是受当时客观认知能力的限制，公案小说中常常出现非科学的，甚至完全属于迷信范畴的元素，如包公铡判官、审乌盆等。

更重要的是，这些元素是以一种不对等的形式出现在作品中，成了“侦探”追索真相的“专利”，这样处理，毫无疑问会使小说失去科学性和公正性。

因此，无论是创作原则还是创作手法，中国古典公案小说都和推理小说相去甚远。

中国人认识推理小说从福尔摩斯开始推理小说来到中国的时间，大体和日本相同，是在19世纪末的清末民初。

和日本类似，中国人认识推理小说，也是从福尔摩斯开始的。

1896年，编辑张德坤在《时务报》上刊登了一篇名为《记讴者复仇》的翻译小说，这就是福尔摩斯故事中著名的《驼背人》一篇。

随后，大批学者、文人开始译介推理小说，翻译作品一度占据了中国大半市场。

客观地讲，当时中国的翻译水准要高于日本。

一方面，从事推理小说翻译的都是林纾这样的大家；另一方面，翻译作品的数量和质量也都丝毫不逊色于日本。

面对这种繁荣局面，中国的创作者自然会尝试推理小说的创作。

其中的领头人，无疑是有“中国推理小说之父”之称的程小青。

程小青原名程青心，1893年出生于安徽省安庆市。

程小青家境十分贫寒，在钟表店当学徒。

他自幼喜爱读书，甚至为此自学了英语。

18岁时开始从事文学写作，先后与周瘦鹃等名家合作翻译了多部柯南·道尔作品。

略论中国清末民初时期的侦探小说“侦探小说”是通俗小说的一种，是以案件的发生和推理侦破过程为主要描写对象的小说，又被称为侦探推理小说，侦破小说，推理小说等。

侦探小说最早产生于19世纪中期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

而其鼻祖则为美国小说家艾德加・爱伦·坡，他自1841年就开始发表侦探小说，著作有《莫尔街凶杀案》《失窃的信》等。

1863年法国作家埃米尔？加博里奥的《血案》，1868年英国作家威尔基・科林斯的《月亮宝石》的问世，更加扩展了侦探小说的影响力。

而英国作家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则达到了那个时代的高潮。

侦探小说源自西方，在中国近代时期随西风东渐翻译文学风潮的出现，而为中国读者和后来的创作者所了解和熟悉。

译作的涌现推动了本土作家的创作，仿作外国侦探小说和创写中国自己模式的侦探小说的大量出现恰恰显示出侦探小说的独特魅力。

稍早一些的周桂笙《上海侦探案》、吴趼人《中国侦探案》都是中国作家自己在创作道路上的摸索，虽然语言直白、浅近，逻辑推理简单，但毕竟是一种积极的创作。

而学习过《犯罪心理学》、《侦探学》的程小青，其《霍桑探案集》则达到了当时同类作品的高峰，直接导致了民国之后一批侦探小说的出现，如孙了红的《侠盗鲁平奇案》、陆澹安的《李飞探案》、俞天愤的《中国侦探谈》、张碧梧的《宋悟奇探案》等。

要谈清侦探小说的特点，我们应该首先将其与中国传统的“公案小说”加以比较研究，借此明晰“侦探小说”的近代特征。

一、西方泊来的“侦探小说”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公案小说”1、案件办理者不同：“侦探小说”与“公案小说”虽然同样都描写侦破案件和惩治罪犯的内容，但其中案件的判决者是不尽相同的。

中国传统的“公案小说”，多属于官吏断案，也就是由有一定社会名声的“清官”来帮助下层老百姓伸冤解怨，有时候甚至不惜冒犯天子之威，也要伸张正义。

而源自西方的“侦探小说”，其主角通常是具有多方面知识的私家侦探，他们具有高超的推理、判断能力，从案件发生到最后的侦破，都是一种个人行为。

公案小说起源于中国，源于宋代的一种民间说唱艺术。

从先秦两汉一些文献中的案例与史书中的”清官”传记中，可看出一些公案小说的端倪，可以说是公案小说的先导。

到了宋代，民间说唱艺术盛极一时，刑事、民事案件激增，公案作品便大量产生，且种类繁多。

可以说，宋代的公案作品是公案小说的早期。

从明中叶到明末清初，出现了记载”清官”断案的长篇小说《包公案》、《海公案》、《三言两拍》等多部小说集和几十部话本集，这些小说集中有许多反映官吏断案的故事，这一时期可以说是中国公案小说的繁荣时期。

后又经过多年的历史演变，形成中国小说史上一个独特的文化景观。

本文讨论的公案小说即指这一时期的作品。

侦探小说诞生于西方。

公认美国作家爱伦·坡于１８４１年发表的《莫格街谋杀案》是现代侦探小说的始创，柯南道尔对西方侦探小说最突出的贡献是创造了福尔摩斯这个人物形象。

栩栩如生的福尔摩斯，至今都被认为是“神探”的化身。

侦探小说的发展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

这时候最出名的作家都在英美两国，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阿加莎·克里斯蒂，埃勒里·奎恩，还有约翰·迪克森·卡尔。

到这个时候，侦探小说的写法已经十分完善。

侦探小说可以说是国家机器逐步完善其机能之后的产物，也是资本主义发展之后，在世界文艺艺术史上的一个生动反映。

说到中国的公案小说，一些人认为与西方的侦探小说属同类，甚至误认为我国古典小说中也有西方侦探小说的雏形。

实际上公案小说与侦探小说是两类产生于不同国度、不同时代和不同社会生活现实的文艺作品，它们在人物形象塑造、叙写特色、叙写破案方式和篇章结构处理等方面，都各有其独到之处。

一、“清官”ＶＳ侦探——人物形象塑造的不同中国公案小说以写封建社会中的冤狱公案故事为主。

在封建社会，地方行政长官直接掌管司法大权，其审案方式总是州府县令端坐大堂，惊堂木一拍，即行逼供。

许多地方行政长官讯问被告人都采用“板子加棍子”的刑讯逼供审讯手段，冤案、错案不计其数。

中西方恐怖悬疑小说对比浅谈摘要:谈起悬疑小说就离不开爱伦·坡与斯蒂芬·金这两位国外悬疑小说大家，近几年来中国悬疑小说创作中都有着西方悬疑小说的影子。

本文主要浅析中国悬疑小说与西方悬疑小说异同。

关键词:悬疑小说爱伦·坡中国引言有人说2000年是中国恐怖文学的起点，2005年是中国真正的恐怖小说年。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恐怖悬疑小说以成为我国娱乐读物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如今的恐怖悬疑小说更多的来源于网络文学，像蔡骏、鬼古女、天下霸唱、南派三叔这些作家都是先在网络上发表作品，而后被广大网友追捧，一夜走红。

在网络恐怖悬疑小说得到巨大成功后，各大出版商也看到了恐怖悬疑文学的潜在的经济价值和前景，纷纷出版恐怖悬疑类的图书，各大书店畅销榜上也总有它们的一席之地。

细细分析这些恐怖小说，就会发现其中绝大多数作品都逃不开西方悬疑小说的影响。

在我国，出名较早的是鬼谷女在2005年出版的《碎脸》，蔡骏在2005年出版的《地狱的19层》，这两部小说吹响了中国恐怖悬疑文学的号角。

随后，2006年网络写手天下霸唱的《鬼吹灯》系列小说陆续出版，迅速席卷全国，受到万千“灯丝”的追捧，紧接着南派三叔在2007年又出版了类似的小说《盗墓笔记》，同样备受关注，由此算是形成了独具我国特色的“盗墓系列”小说。

以上仅仅是近十年中在我国具有代表性的恐怖悬疑小说，从发展态势来看，以前我国的恐怖悬疑小说主要还是以模仿西方恐怖悬疑小说为主，不论是在人物设置、故事结构，还是在情节发展、意象代表上，都深刻的留有西方恐怖悬疑小说的踪影。

而“盗墓系列”小说中，最具突破的一点就是选材，以盗墓为背景，其中涉及的许多故事情境都具有浓厚的中国文化色彩，但从故事整体架设、情节发展上来看，这些小说依旧保有西方恐怖悬疑小说的痕迹。

1 中西方恐怖悬疑小说中意象的运用在爱伦·坡的《黑猫》中，受到主人虐待的黑猫似乎是下了诅咒般，使得主人变得越来越残暴和疯狂，直至最后犯下杀妻之罪。

清末民初西方侦探小说译介的特点与历史价值-近代文学论文-文学论文——文章均为WORD文档，下载后可直接编辑使用亦可打印——清末民初时期，我国社会处于重大的历史变革与转折之中，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开始土崩瓦解，在文化界，以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文人向中国旧的文学制度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这期间，西方侦探小说被大量翻译并引入中国，成为我国文学史上一道奇特的风景线。

对于当时西方侦探小说在中国的翻译引入和盛行情况，着名文学理论家阿英曾做评价:当时的译家，与侦探小说不发生关系的，到后来简直可以说是没有。

一、清末民初西方侦探小说盛行的文化背景在中国传统文学视域下，侦探公案类小说是非主流文学的代表，中国历史上的很多文学家都视侦探公案类小说为非正统文学，因此，侦探公案类小说在中国一直是遭受歧视或被忽视的文体[2]63.晚清时期，外国小说在我国翻译家的积极译介之下，开始大量融入中国，西方的学说以及相对应的文学创作技巧，对国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而西方侦探小说也就在此期间开始传入中国，其之所以能够冲破中国传统文化、文学的桎梏，在近代文学历史上独领风骚，与当时的文化大环境密切相关。

西方侦探小说引入中国，在本质上是中西文化融合与交流的体现。

清朝初期，李之藻、徐光启等人在西方传教士的影响之下，已经意识到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重要性，并为了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而积极努力。

但当时清政府将西学视为奇技巧,国人以天朝上国自诩，也不愿意去接触西学.鸦片战争的一声炮响，打破了国人天朝上国的美梦，在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面前，清政府不得不承认落后的事实。

由此，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必须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进而有了洋务运动.但西学对于中国的影响显然不仅仅于此。

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使得中国的先进意识到，仅仅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是不够的，还必须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

以推动变革为目的的维新运动、新文化运动的相继爆发，昭示着中国不仅仅要在军事和科技领域学习西方，还要在教育、经济、文学等方面发挥西学的作用。

小议中国20世纪武侠小说对近代西方侦探小说的接受作者：贺雨微王天赵渊杰来源：《青年文学家》2011年第12期摘要：西方侦探小说与20世纪中国武侠小说是在很多方面都具有相似性的两种文体。

而侦探小说对武侠小说的影响特别突出。

在两类相似的文体中，侦探小说独特的叙事方式为武侠小说提供了新的方向。

本文试对侦探小说和武侠小说进行比较分析，发掘并阐释蕴涵其中的不同民族的文化精神和价值指向。

关键词：侦探小说；武侠小说；文化精神西方侦探小说与东方武侠小说在东西方社会中是非常受欢迎的两种文学作品。

拥有最多的读者，广泛的影响，在东西方文学发展中有着丰富而持久的表现。

它们的流行体现了一种大众娱乐精神和传统文化的契合，同时对于社会深层原因具有不同表现手法，以及迥异的价值评判也表现出中西方在文化上的差异。

一、侦探小说与武侠小说的相似性西方侦探小说与中国武侠小说是在很多方面都具有相似性的两种文体。

特别是西方一二战期间以阿加莎·克里斯蒂为代表的，黄金时代的侦探小说，与中国20世纪50-60年代以金庸古龙温瑞安为代表的新派武侠小说。

新派武侠小说在对侦探小说的成功接受使其自诞生起至今，在两岸三地乃至整个华语文化圈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侦探小说与武侠小说的相似性在于：两者往往都注重情节的安排和悬念的设置；一般都以惩恶扬善为主题，都以善恶之争和正邪之斗为主线。

首先，从类型上看都具有模式化的情节演变。

在中国学界有关于武侠小说的总结，如新派武侠的十五种核心情节推演：（1）仇杀；（2）流亡；（3）拜师；（4）练武；（5）复出；（6）艳遇；（7）遇挫；（8）再次拜师；（9）情变；（10）受伤；（11）疗伤；（12）得宝；（13）扫清帮凶；（14）大功告成；（15）归隐。

可见，从文学类型的角度看，这两种文学在东西方都属于类型化很强的文学样式。

其次，侦探小说与武侠小说作为通俗的大众文学，塑造了两类文学史上的典型人物，侦探与侠客。

他们的相似在于都以超乎常人的力量在主持正义，西方的侦探以理性和智慧在打击罪恶，中国的侠客则是以侠义精神和绝世武功在维替天行道。

一部西方文学作品和一部中国文学作品进行平行性研究分析西方著名作家哈姆雷特震世之作《罗密欧与朱丽叶》，东方绝美爱情故事代表《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两部东西方作品相隔数百年，相离万里，同样是描写男女主角对爱情的忠贞不渝，同样是以男女主角为爱失去生命的悲剧为结局的同时，在许多同质表现下细细分析却可以发现两者存在的表现手法、人物形象特征、情节描写等等方面有许多差异。

本文就差异性和相似性入手，略作分析。

1、作品人物性格特征的差異性这两部作品的男女主角性格存在明显的差异性，西方作品下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展现出了敢于表达自己情感，勇往直前，为了爱情不顾一切的形象，敢于表达自己内心的热情与爱，两者之间的爱情充满了浓浓的浪漫主义色彩，敢于冲破世俗的枷锁。

这与当时作品所处在的文艺复兴时期追求自由、平等、人权等思想是息息相关的。

而相反的，东方作品下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性格特征是含蓄的，内敛的，相比于浪漫的罗密欧而言，梁山伯显得木讷，连同窗三年都未曾发现身边的祝英台是女扮男装之身，而祝英台虽与梁山伯互相爱恋，却始终摆脱不了封建礼教下家族的束缚，最终还是服从于家族，下嫁他人，梁山伯深知自己的地位配不上所爱之人后抑郁而终。

二人之间为爱抗争其过程更加迂回曲折，充满了挣扎与妥协，服从于反抗。

这也体现了作品背后的时代性，处于封建社会，男女情感表露极为含蓄，这与直接浓烈的西方男女情感大相径庭。

2、文学作品美学意象的差异性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光明”这个词贯穿全文反复出现，太阳照射下灿烂的光芒实质上就是代表了男女主角之间炙热的爱情，而光明最终会战胜死亡也暗示了罗密欧与朱丽叶之间的爱情会战胜周围的黑暗。

作品美学意象上选择了光、星星等充满积极特征的事物，体现了西方对爱情等积极乐观的态度。

而在《梁山伯与祝英台》中，故事最后的情节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最后化为两只白色的蝴蝶，最后以这种方式如影相随，越飞越远。

蝴蝶这一意向实质上是自由的化身，表达了人们对真挚爱情的向往，而这意向也充满了东方的诗情画意，把蝴蝶纳入到爱情的象征当中。

西方福尔摩斯与中国狄仁杰的形象比较【摘要】文章对柯南·道尔《福尔摩斯探案系列》中的福尔摩斯与高罗佩《狄公案》中的狄仁杰进行了比较，分析了两个侦探形象的同中之异，揭示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物性格。

在晚清通俗文学最盛的时候，柯南·道尔创作的《福尔摩斯探案》传到了中国。

至今，“福尔摩斯”这个西方大侦探的名字，在中文世界中依然家喻户晓。

而狄仁杰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中杰出的政治家，在他身居宰相之位后，辅国安邦，对武则天弊政多所匡正，是推动唐朝走向繁荣的重要功臣之一。

中国也有多部文学作品和电视剧都对狄仁杰的传奇一生进行了生动的描述，本文主要分析了高罗佩《狄公案》中的狄仁杰形象。

既然福尔摩斯和狄仁杰同为大侦探。

当然少不了都有思维敏捷、观察力强、正义感强和不畏强权的共性，但从细节处观察，两个人物的性格是有很大差异的。

从各自的创作背景来看，福尔摩斯的诞生，离不开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

柯南•道尔创作这个角色时，正值英国第二次工业革命，电力、电器、内燃机、电报、电话等新发明，如同魔术师的百宝囊，百变而不穷。

庞大的日不落帝国，影响着世界的角角落落，也令当时的英国人豪情满怀。

见证了科学技术巨大生产力的人们，在头脑中形成了普遍认识：科学能够解决人类的一切难题。

而伴随工业革命成长起来的柯南•道尔，注定了与科学结下不解之缘，自然而然地将科学基因注入福尔摩斯身上。

柯南•道尔，出生于风景如画的苏格兰名城爱丁堡，9岁时被送入耶稣预备学校学习，青年时代在爱丁堡大学学医，毕业后作为随船医生在西非海岸待了一年多，回国后在海滨城市普利茅斯开业行医了好几年。

1890年，他还到维也纳学了一年眼科，等回到伦敦后，成为一名地道的眼科医生。

医学方面的渊博知识，为柯南•道尔塑造福尔摩斯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无论是在《冒险史》、《波希米亚丑闻》、《红发会》、《身份案》，还是《博斯科姆比溪谷秘案》、《五个桔核》、《歪唇男人》、《蓝宝石案》等名篇里，叼着烟斗的福尔摩斯神情自若，运用丰富的医学专业知识，在纷繁芜杂的案件中游刃有余，寻觅蛛丝马迹，将一个个真凶绳之以法。

中美悬疑⼩说市场对⽐分析悬疑、惊悚是组织故事的最好题材畅销书以《地狱的第19层》和《荒村公寓》为代表作，⼀跃成为中国悬疑⼩说领军⼈物的蔡骏，对中国⼤陆和美国在悬疑惊悚类⼩说地位的天壤之别，⽐很多⼈都要体会得深刻：“1999年，悬疑⼩说已经是美国畅销书排⾏榜的⼤赢家了，但在中国⼤陆，图书类型⾥还没有悬疑⼩说，所以与美国完全不具有可⽐性。

2002年，整个中国⼤陆出版的悬疑惊悚类⼩说不会超过10种。

”2004年，《达·芬奇密码》的热销带动了中国的悬疑⼩说热，除了引进外版，国内许多出版社也开始打造原创的悬疑⼩说。

2005年，蔡骏的《地狱的第19层》和《荒村公寓》以及⿁古⼥的《碎脸》才终于为中国⼤陆畅销书排⾏榜开辟了⼀个新的图书类型——悬疑惊悚类⼩说。

即使每本书近20万的发⾏量，也依然没有进⼊当年年度10⼤畅销书排⾏榜榜单。

如果盘点1999年到2006年中国⼤陆的畅销书和畅销书作家，青春⽂学类畅销书和青春⽂学作家始终占据了绝对优势。

在畅销书前⼗五名中，位居第⼀的是⼀部具有明显青春⽓质的⼩说《第⼀次亲密接触》，紧随其后的是备受青少年读者喜爱的《幻城》《三重门》，在整个榜单中，青春⽂学类图书占了9名，可谓占据了榜单的主体地位。

⽽美国上榜前⼗五名⼏乎全部是以惊悚悬疑类⼩说为主，⼏乎没有⼀本是表现美国青少年情感和现实⽣活的“青春⽂学类”图书。

此外，与美国相⽐，中国⽂学类畅销书写作表现出注重⽂化性追求的特性。

在中国⽂学类畅销书前⼗五名中，明显以“⽂化性”取胜的图书有《围城》《狼图腾》《⽂化苦旅》《我们仨》《王蒙⾃述：我的⼈⽣哲学》五部，占据榜单全部数量的三分之⼀；上榜的⽂学类畅销书作家中也有1/3的“⽂化智性派”，他们是余秋⾬、姜戎、钱钟书、刘墉、杨绛五个⼈。

如果严格按照畅销书的划分标准来评判，钱钟书的《围城》不能算是畅销书，只能说是畅销的长销书。

要追问悬疑类作品为何在美国甚⾄欧美图书书市场如此受欢迎的原因，北京航空航天⼤学⽂学博⼠⽯天强认为要追溯到19世纪。

论中国公案小说和英国推理小说的差异--以《包公案》和《福尔摩斯探案》为例吉林师范大学博达学院中文系汉语言文学学士学位论文摘要通过对《包公案》和《福尔摩斯探案》两部作品的比较，了解两部作品的差异性。

分别从五个方面讨论，了解两国文化的不同之处和相同之处。

发现文学作品的普遍规律性。

找出两部作品的特殊点，和最能体现本国文化的方面进行交流。

从而能够取长补短，融会贯通到我国文学创作之中。

文章从两部小说的产生背景、思想文化、写作差异、和所体现出的法律政治体系以及独具特色的中国鬼神说和西方宗教的方面进行讨论研究。

尽可能的做到全面的研究探讨得出结论，以用到文学创作之中。

中国的公案小说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一种，其来源于宋代耐得翁撰写的《都城纪胜》里，后来又由吴自牧将公案和传奇合称为“公案传奇”，而官司的平反刑狱，就是公案小说的主要题材。

这个时候依旧保留了“说公案”的形式，即每个故事都有入话、正文、结局。

后来，到了元代，公案小说被搬上舞台演唱。

到了清代，经过石玉昆的《三侠五义》的渲染，使得元代杂曲包公的故事成为最为脍炙人口的首推古典名著《包公案》。

而侦探小说，起源于美国，发展于英国，盛行于日本。

在日本文字改革时，有江户川乱步和木木高太郎提出将“侦探小说”改为“推理小说”，就目前的形式上来看，最为重视这一题材发展的国家就是日本，而现如今市面上的主流推理小说，也是来自欧美推理和日系推理。

大多说的推理小说，都是以推理的方式解开故事的谜题，故事都含有凶杀案或者侦探，所以又属于侦探小说的一种。

现在将中国的公案小说与英国的侦探小说一起讨论，是为要了解中国式的“侦探小说”和市面主流的侦探小说中的差异性，使人们更加了解两者之间的优缺点，以能够更好的发展。

我的论点将从一下几个方面进行讨论：一、《包公案》和《福尔摩斯探案》产生的背景。

二、《包公案》和《福尔摩斯探案》中的思想文化。

三、《包公案》和《福尔摩斯探案》写作方法上的差异。

四、《包公案》和《福尔摩斯探案》的法律差异。

毕业论文《浅谈中国公案小说与西方侦探小说的比较》提纲公案小说起源于中国，经过千余年的历史演变，形成中国小说史上一个独特的文化景观。

而侦探小说则诞生于西方，是西方后工业社会发展的产物。

这两种小说观念和形式差异较大，对这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小说进行比较，重要的目的之一是进行文化价值判断。

本文由导论、正文、结论三部分组成。

导论主要介绍论文的主要论点，写作目的、写作特点、写作意义等。

并在其后附上目录页，以便查阅。

正文将从四个方面，分四章对中国的公案小说和西方的侦探小说这两种文化进行比较。

第一章，结构模式的差异。

中国公案小说写案件的审理，描述案件的情节、发展、诉讼和判决过程；西方侦探小说写案件的侦破，着重案件的调查分析，描述案件的开端和侦察，以及最后发现犯罪秘密的过程。

第二章，文本角色的差异。

古往今来，在文学作品中，只要有作奸犯科者，必定有一睿智英明之人将其绳之以法。

但在中西方文化中却由不同的人扮演着这同一角色。

中国公案小说主要写“清官”。

西方侦探小说主要写民间私家侦探。

第三章，破案方式的差异。

公案小说强调清官的明断，围绕着明断，着力揭示清官的道德风貌。

侦探小说突出侦探的解迷，以其谜团重重，陷阱多多见长，着力显示侦探的敏锐头脑。

第四章，叙述视角的差异。

当叙述者比主人公知道更多的信息时，他不需要解释他为什么了解；当他和主人公所掌握的情况相当时，他不能在主人公找到线索之前告诉我们答案；但当他还没有主人公知道多时，他就是一个旁观者。

这叙述者的不同也就是叙述视角的差异公案小说以“全向视角”为主，而西方侦探小说的叙述视角是“单向视角”。

但无论是公案中的“清官”还是西方的“私家侦探”。

侦探推理作品中的东西方文化差异很早就想写一写侦探小说。

从传统上说，侦探小说不入主流文学殿堂，只茶余饭后消遣品也，但个人认为这值得商榷。

我从少年时代就受家庭影响，喜读探案小说。

从中国的公案小说读到欧美的侦探小说又到日本的推理小说，直到阿加莎、西默农等等，越读越有兴味。

我以为，这其中最大收获当属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手头这本《点与线·零的焦点》正好可用来做引子。

此书是日本推理文学大师松本清张的杰作，南海公司2007年11月出版，2008年3月已第三次印刷，可见受欢迎的程度。

松本清张1909年生，因家境贫寒，13岁辍学，曾做过街头小贩、学徒，为养活七口之家，一度以批发扫帚为业，41岁时因发表处女作《西乡纸币》一鸣惊人，三年后摘得芥川奖，从此开始专业作家生涯。

其写作风格开创了世界推理小说社会派的先河。

《点与线·零的焦点》是两部小说的合集。

《点与线》的主要情节是某经营机械的商人安田因做生意而和某政府部门的人混得很熟。

此部门贪污事发，追查风声日紧，涉嫌贪污的官员即与安田协商，安田遂定计将此部门知悉内情的小职员害死，为避警方追查，他同时杀死自己的情人，某酒店女招待，以作殉情假象。

其目的无非是将这两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的生命作为日后发财的跳板。

《零的焦点》则是有一个叫鵜原宪一的人忽然失踪，其妻贞子经过千难万险波诡云谲的查证，才知道某市巨商的夫人，当地著名贵妇，曾在美军占领时期做过娼妓，而鵜原宪一当时做风纪警察，曾拘留过她。

十多年后，二人偶然相遇，夫人为隐瞒过去，不惜杀人灭口。

抛除作案手段的运用，作品情节并不复杂，然而其思想倾向却与先前的日本侦探小说有了很大区别。

松本清张之前有“日本推理小说之父”之称的江户川乱步及横沟正史等人，其作品皆以传统侦探小说的杀人破案解谜为主要内容，恐怖怪异，暴力血腥，而很少甚至几乎不涉及社会现实，也不注重描写警探和当事人的心理，松本清张却作了一个很大的反转。

首先，他的小说将案件的矛头指向社会的黑暗，每个案件几乎都是一个腐败的缩影。

《福尔摩斯探案集》与现代侦探小说的对比读后感700字七年级《福尔摩斯探案集》与现代侦探小说的对比读后感在阅读《福尔摩斯探案集》后，我深深被这部经典的侦探小说所吸引。

与现代侦探小说相比，福尔摩斯的角色形象鲜明、故事情节紧凑、推理思路独特。

下面我将就这三个方面进行详细对比。

首先，福尔摩斯作为一个侦探角色，具有鲜明独特的特点。

他聪明才智过人，观察力极其敏锐，在案件中总能找到关键的线索，并将其细致分析，最终揭开真相。

他冷静机智，沉默寡言，但想法却独具一格，常常与人产生碰撞和冲突。

这使福尔摩斯成为了一个深受读者喜爱的独特角色。

而与之对比的现代侦探小说中的侦探形象更加丰富多样，有时候是一个普通人，有时候是一个女性，甚至有时候是一个犯罪分子。

现代侦探角色的形象更加贴近现实生活，具有更强的代入感。

其次，故事情节的紧凑程度也是福尔摩斯与现代侦探小说的一个重要区别。

《福尔摩斯探案集》中的每一个案件都有其独特的一面，情节紧凑，悬念迭起，让读者屏住呼吸，期待真相的揭晓。

而现代侦探小说则常常更倾向于多线索、多平行的情节结构，以增加故事的复杂性和迷惑性。

这种变化使得现代侦探小说更具跌宕起伏的特点，带给读者更多的惊喜和挑战。

最后，福尔摩斯的独特的推理方法也是与现代侦探小说的一个显著区别。

福尔摩斯善于观察、分析和推理，凭借着细微的线索破解各种复杂案件。

他以逻辑思维为基础，通过推理和归纳得出正确的答案。

而现代侦探小说中的推理方式更加多元化，有时依靠科学技术手段，有时重视心理分析，甚至有时候采用非传统的推理方法，使得作品更富有创意和想象力。

总体而言，福尔摩斯探案集与现代侦探小说相比，虽然存在一些差异，但都是伟大的作品，各有其独特之处。

福尔摩斯的形象深入人心，故事情节紧凑，推理方式独特，给读者带来了无尽的乐趣和思考。

而现代侦探小说则更加贴近现实生活，形象更加丰富多样，情节更加复杂多变。

不管是哪种类型的侦探小说，都有着自己独特魅力，给读者带来了无限的想象空间和精神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