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看柳宗元谪柳生活

从《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看柳宗元谪柳生活

韦依娜 黄蕴兰

（广西科技大学 广西柳州 ５４５００６）

唐元和十年（公元815年），长期困顿永州的柳宗

元终于奉召回到长安，仅在京城滞留了一个多月，还未

及洗尽流放生涯的仆仆风尘，就“十年憔悴到秦京，谁

料翻为岭外行”（《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再次被

远放柳州，并在那里走完了他短短四十七年的生命旅程。

柳宗元诗文创作的精品，多出于他贬谪生涯的十余

年间。其中永州时期的山水游记，更被誉为纯美的文学，

获得了后世一致地推崇。再贬柳州后，柳宗元还时有游

记类散文的创作，但相较永州时期而言，在数量上明显

减产，四年之间只有《桂洲訾家洲亭记》、《邕州马退

山茅亭记》、《柳州东亭记》、《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

等篇。其中前两篇所涉非柳州山水，而《柳州东亭记》

一文虽以描山摹水开篇，其意图主要是作为柳宗元建筑

东亭时周围环境的描写，起烘托点染的作用。所以严格

说来，《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是柳宗元柳州任内完

成的唯一一篇纯粹关于本地山水的游记类散文。

再遭远放，柳宗元面对当时荒凉落后的柳州，面对

越来越渺茫的重新起用的可能性，他感到深深地痛苦，

其创作心态自然而然地会发生变化。对此，前辈学者已

做过较系统地研究和论述，角度多集中于柳宗元柳州诗

文的情感基调上。例如，学者杨剑华认为，柳宗元受贬

至柳州后，内心比在永州的时候感到更加地哀怨和抑郁，

因此，柳州诗文较永州诗文哀怨。学者王锡九则指出，

由于柳宗元怀着远比他在永州时期更加悲哀沉痛的感情，

所以他在柳州时期所表现的“骚怨”精神更为强烈深沉。

尽管如此，可真正堪称文学大家的往往都是形象立体的

多面能手。柳宗元的诗文和事迹流芳百代，除了其作品

中倾吐出命运多蹇的“哀怨”、“骚怨”容易引发人们

的同情心理和审美共鸣，一定还有更多更感人的因素牢

牢吸引着世人的眼光。在此，笔者试以《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这篇山水小文作为切入视角，力图探索柳宗

元谪柳时期的生活状态。

一、尚“奇”意趣犹存

柳宗元在诗文创作方面推崇多元化的审美风格，有

尚“奇”的倾向。他为韩愈曾引起当时文坛非议的《毛颖传》

热情地鼓掌，在《读韩愈所著后题》中提出“奇

味论”，即人们的审美喜好千变万化，各不相同，而文

学创作也应该呈现出变化多端的风格，这不仅体现出作

者创作手法的多样化，也能够满足读者审美“口味”的

多样化。在柳宗元看来，文学中的经典之作从来都是以

风格多样的“奇味”而形成各自鲜明的特点：“博如庄周，

哀如屈原，奥如孟轲，壮如李斯，峻如马迁，富如相如，

名如贾谊，专如杨雄”（《与杨京兆凭书》）。综合柳

宗元各体诗文的情况看，他十分注重在技巧和题材方面

的创新，敢于大胆尝试不同的创作方法，而这正是实现

审美多元化的有效途径。

从创作手法看，《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与柳宗

元以“永州八记”为代表的山水游记有着较明显的差异。

永州时期的山水游记，基本采取一景一文，描摹极尽精

致细腻，作者将自然山水当作可以倾心交谈的对象，相

互间展开和谐地对话。他将个人情绪和对山水的品评打

并入文字，融情于景，情景交融，让读者在对山水的审

美关照中深切体会到作者内心活动和变化。而《柳州山

水近治可游者记》则是多景一文，谋篇布局借鉴了《山

海经》中对山川地形的描述方式，以当时柳州州治为坐

标中心，辐射周边，集中介绍了近郊十数处山水的奇姿

异态，工笔白描，同样生动传神。而且最让人惊奇的是

文章改变了以“永州八记”为典范的山水散文叙议结合

的手法，以描写、记叙为主，不着一字抒情、议论。明【摘要】《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是柳宗元谪居柳州时期唯一纯写柳州山水的散文，他仅用不足五百字的笔墨，记载了近治十多处景物。无论在写作手法还是为文谋篇上，都与永州时期的山水游记有着明显差别。这种差异折射出的正是柳宗元屡屡逢殃的仕宦历程中，在心性人格、处事态度、理想情志等各个方面的坚守或改变，反映出他当时真实的生活状态。【关键词】

柳州山水；柳宗元；生活状态文化长廊南方论刊·2017年第11期代茅坤评价此文：“全是叙事，不着一句议论感慨，却

澹宕风雅”。可谓以不同的写作手法打破审美思维的惯性，

让人有新颖别致之感。

此外，对自然景物的选择取舍，柳宗元延续了他对

事物一贯自我好奇的心态。在《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

中，柳宗元所游所记，都是州治附近极有个性特征的山水，

如有山无麓的甄山、壮耸环立的驾鹤山、正方类屏的屏山、

独立不倚的四姥山……间或流水灵泉，或怪石幽穴，更

增添了奇山的灵气。其它数景，则或描摹于奇形，或着

墨于异景，务求凸显它们的特殊怪奇之处，让人读之难忘。

早在囚居永州时期，柳宗元“好奇”的心理就表现得非

常明显，不仅喜写奇山异水，兴之所至，还以为山水赋

名为务，而且，对于永州四野的奇闻轶事也表现出极大

的热衷，如《霹雳琴赞引》就是为零陵湘水之西的枯桐

遇雷击后，竟能制成音色绝佳的霹雳琴所写下的赞文，

颇有传奇色彩。而再贬至柳州，柳宗元依然对当地民风

表示了惊异和好奇并付诸于诗文，如《柳州峒氓》等篇，

让人感受到当地迥异于中原文化的民族习俗。

永贞革新最终的失败，使柳宗元政治愿望落空，接

连遭贬，而且越贬越远。如此惨痛的经历会给人带来自

尊心的受损、自信心的丧失、失败感的增加，形成紧张

不安、忧虑恐惧等焦虑反应。柳宗元再次被流放后的心

理反应大体没有偏离常态。我们可以看到，在他的柳州

诗文中流露出了浓重的伤心、失意以及思乡之情。但值

得庆幸的是，即使身处万般困境，身心备受折磨，他却

没有就此消沉委顿。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磨合后，他基本

能像在永州那样渐渐地适应当地生活。究其原因，笔者

认为，尚“奇”不但是柳宗元的为文倾向，也是他长久

以来的个人喜好之一，同时更是他对生活和新事物始终

还保有着兴趣和热情的证明。即使接二连三地政治打击

会给他的心态造成诸多负面影响，但只要还有这样的正

能量元素的存在，就足以对他的消极情绪起到舒缓和调

节作用：伤心失望虽有，死心绝望则无。纵使面对的是

柳州如“剑芒”般的穷山恶水，柳宗元依然能够克服各

种不利因素，游历其间并愿意为文记录，可知兴趣对个

人心态的调节作用功不可没。

二、谨慎之态明显

《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全用白描叙写，不着任

何抒情、议论，表现出了与永州时期山水游记明显的不同，

有可能是作者偶然所为，但综合柳宗元的为人性格和文

章的惯常风格考量，这样的写作手法，还是从一个侧面

说明了柳宗元谪居柳州时期处事态度的变化。

永贞革新失败后，柳宗元贬为永州司马，虽然仕途

受了严重挫折，但也成为他性格中的刚强和韧性更好展现的契机。一方面，柳宗元选择寄情山水，还特别着意

取发掘、欣赏那些有仙境之美却无人能识的“弃地”，

表面上是同情山水无法获得世人青睐，实则更是借山水

的命运象征自己的不合时宜、怀才不遇，暗喻残酷凉薄

的政治世态，抒发内心强烈的愤懑与痛苦。另一方面，

柳宗元不愿坐以待毙，他始终怀着可以重新起用的希望。

为此，他很努力地做着争取各方援救的工作。最明显的，

是他在这一时期给各类级别、各种身份的人写了大量求

助的书信，其目的就是希望有慧眼之人能向自己伸出援

助之手，可谓用心良苦，大有一息尚存，绝不放弃之势。

然而这样的期望终究变成了奢望，唐宪宗再次下令将这

群主导了革新运动的司马们，统统贬为更加偏远地方的

刺史。悲惨的遭遇，让柳宗元对残酷无情的现实有了更

深的切肤之痛。他出任柳州刺史时期的诗文创作，感伤

情怀浓重，尖锐与期冀渐隐，表现出在接连经受打击后

对自我的反思和重构，激流勇进之心明显退潮。而学者

康震说过，“柳宗元不仅乐山乐水，更重要的是他与山

水融为一体，用山水来写文章，用山水来写人生，用山

水来表达心灵深处的思想，山水自然而然地成为他灵魂

的象征”。他写山水就是写自己，写山水的状态就是写

自己的状态。那么，将《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只做

客观描摹而不直接流露内心情绪和波澜的做法，视为柳

宗元日益稳重谨慎的处事态度在文学中的表现，应当说

是合理的。

此外，在元和九年（公元814年）年末，唐宪宗曾

将被贬的官员征召回朝，流露出准备复用的迹象。但第

二年春天，局势却陡然生变。这当然与唐宪宗对王叔文

集团成员始终心存顾忌，芥蒂颇深有关，但也有资料表明，

这一变局的直接导火索源自刘禹锡的《元和十年，自朗

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一诗，“语涉讥讽”，故而

再贬。作为刘禹锡的至交以及同为天涯沦落人的难友，

目睹了这场风云变幻的柳宗元无法不承受噬心刻骨的创

痛，也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在波谲云诡的政局中自己永远

处于弱势甚至危险的地位。出任柳州刺史后，他在言语、

行为上显得尤其小心翼翼、谨小慎微，而他的山水诗文，

抒发得更多的是哀伤痛苦、思亲怀乡之情，永州时期那

种不平则鸣，畅快宣泄的表达，在柳州时期几乎难觅踪迹。

三、生活情状之多艰

《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作为柳宗元唯一一篇关

于柳州山水的游记，表明他无论身处何地，对自然山水

依旧怀着发自内心深处由衷地喜爱，但集数景于一文的

创作手法以及成为柳州山水散文孤篇的地位，却多少让

读者觉得行文匆匆，阅读审美兴致难以获得满足，同时

感受到这位郊游爱好者此刻的游览远没有永州时期来得那么悠然畅快。可以说，文章从另一个层面暗含了柳宗

元柳州生活时的艰辛苦状。

首先，缠绵不去的顽疾羁绊了游历的脚步。柳宗元

初贬永州，再放柳州，两处都属于南荒险恶之境。大水

多雨，气候卑湿，毒虫遍野，是所谓“瘴疠”之地。因此，

在永州时期，身体本就不太好的柳宗元，又增添了“行

则膝颤、坐则髀痹”的关节病。据他在《与萧翰林俛书》

中自述：“居蛮夷中久，惯习炎毒，昏眊重膇，意以为

常。忽遇北风晨起，薄寒中体，则肌革瘆懍，毛发萧条，

瞿然注视，怵惕以为异候，意绪殆非中国人”。再贬柳

州时，更可谓宿疾未愈，又添新症：“炎烟六月咽口鼻，

胸鸣肩举不可逃。……奇疮钉骨状如箭，鬼手脱命争纤

毫。今年噬毒得霍疾，支心搅腹戟与刀。迩来气少筋骨露，

苍白瀄汩盈颠毛。”（《寄韦珩》）在奇疮、霍疾等病

痛的连续折磨下，柳宗元大概已是形销骨立，衰弱不堪。

况且柳州山水奇峭险怪，以他当时糟糕的身体状况，即

使有意更多地去登临揽胜，恐怕也只能有心无力了。

其次，推行新政的操劳减少了游历的机会。柳宗元

在流放地的职务身份，一是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一

是柳州刺史。前者属编外之职，无实权，也不能干预政务，

而且以他的戴罪之身，无诏命不得离开贬所。闲来无事，

正好于当地游山玩水，在寻得心灵栖息之所的同时也成

就了他散文创作的最高荣誉。而唐朝时期的刺史为州郡

最高行政长官，所以柳州刺史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柳州市

市长，是地方父母官的角色。可见，柳宗元被贬柳州，

相较于永州时期是获得了一些对地方的实际管理权的，

客观上使他早年落空的政治理想终于得到了有限施展的

机会。历史资料表明，那时的柳宗元克服重重困难，在

革除当地陋俗和改善民生上做了卓绝的努力，勤勉于公

务，为当地办了不少实事、好事，使得柳州的教育、法度、

宗教、经济、安居等方面都有了明显进步。柳宗元在柳

头尾约略四年，时间并不是很长，加上主导地方新政头

绪复杂，其工作量和工作难度都可想而知。在此期间，

柳宗元还以《雷塘祷雨》、《柳州文宣王新修庙碑》、《柳

州复大云寺记》、《井铭》、《柳州城西北隅种柑树》、

《柳州东亭记》等诗文记录下他在柳州进行的各项工作，

可见他当时确实政务缠身并为此投入了全身心的精力。

那么，他没有从前那么多的闲暇时间和功夫去对发现美

景、欣赏美景，创作的山水散文也随之减少，就有了合

理的解释。

最后，亲朋好友的离散冲淡了游历的兴致。翻阅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