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将“社会危害性”逐出刑法学领域，而代之以“法益侵害性”的理论主张，近些年在我国刑法学界已经处于绝对优势地位。持该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反过来说明，犯罪的本质是侵犯法益，刑法的任务是保护法益，所以刑法所干预的只能是侵害法益的行为。《刑法》第13条所规定的犯罪定义，指明了犯罪是侵犯法益的行为。将“法益侵害”作为犯罪的本质特征具有优越性：规范性、实体性、专属性。{3}笔者以为，“法益侵害说”并非完美无缺，其至少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其充作“犯罪本质”的科学性令人怀疑。
首先，刑法法益的范围不具有确定性。学者对“社会危害性”进行发难的一个重要理由在于，社会危害性是一种超规范的解释，并不具备基本的规范质量。它只是对犯罪的政治或者社会定义的否定评价。它不仅通过其“犯罪本质”的外衣为突破罪刑法定原则的刑罚处罚提供一种貌似具有刑法色彩的理论根据，而且也在实践中对于国家法治起着反作用。{4}毋庸讳言，社会危害性理论的确存在着论者所指出的某些弊端，但问题是“法益侵害说”存在着同样的弊端，这根源于刑法法益的范围具有不确定性。质言之，法益范围的不确定性同样具有破坏国家法治、侵犯人权保障之虞。
理论研究表明，刑法法益是从刑法规范中去寻找还是从规范之外去寻找，还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究的问题。如果从刑法规范之中寻求刑法法益的范围，这有违确立刑法法益的初衷。这是因为，德国学者将“法益”（gut）引入刑法学时，“目的是为了找到一个‘自然的’、独立于实证法之外的犯罪定义”。{5}而在刑法规范之外去寻求刑法法益的范围很难取得理想的效果。有人尝试提出了“先于法律的”法益概念，将法益定义为生命自身产生的“人类利益”，这显然是以人类的物质生活条件为依据的，但它并没有清楚地说明哪些利益才能受到刑法的保护。{6}国外法益理论的最新进展是从宪法之中寻求根据的。{7}但是，这样做同样会引起人们的质疑：宪法性法益如此广泛，要想以维护宪法性法益为限来制约国家的刑罚权，实在有幻想之虞；另一方面，尽管宪法调整的范围广泛，但其保护的对象不可能包括所有社会意义重大的利益，对那些不属宪法调整但社会意义重大的利益，不能排除用刑法保护的可能性。{8}
进一步考察，在国外刑法理论中，“法益侵害说”也难以全面担当诠释犯罪本质的重任。例如，“法益侵害说”对诸如侮辱尸体、虐待动物、重婚等为数众多的可罚性根据，就无法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以致出现了其他违法性理论。正如日本学者前田雅英所揭示的那样：“与‘法益侵害说’不同，现实中所主张的法规违反说的实质性特色在于，将违反法规范的内容理解为违反道义秩序、违反文化规范、没有社会相当性等。即违法性的实质是根据道义秩序或社会相当性来决定的。”{9}这番话道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完全凭借侵害法益是不能对犯罪本质进行全面说明的。
其次，在我国提倡“法益侵害说”并无实质意义。法益侵害说的兴起具有特定的历史背景，它对欧美国家废除宗教犯罪、伦理犯罪具有积极的历史推动作用。众所周知，在欧美各国，由于基督教伦理观的影响，在刑法中规定了许多以宗教观念或一般伦理观念为背景的犯罪，如自杀、卖淫、同性恋、兽奸、堕胎、亵渎神灵等方面的犯罪。这些犯罪的设置是专门用以保护宗教或道德方面的利益的。由于战后民主、个体主义观念的勃兴，人们迫切需要摆脱宗教伦理犯罪观的束缚。因此，倡导只有实际侵害或威胁到了具体的生活利益（主要是指个人利益）的行为才能构成犯罪的“法益侵害说”受到了人们的重视。但是，在包括我国在内的东方国家，由于受基督教的影响甚小，刑法中体现宗教、伦理精神的犯罪无从见到。所
以，在我国几乎不存在通过“法益侵害说”对某些犯罪加以排除的必要性。
最后，“法益侵害说”难以驾驭刑法学的基本原理与范畴。比如，法益的规范性、价值中立性决定“法益侵害说”不能反映犯罪的政治性与伦理性。再如，法益的纯客观性决定“法益侵害说”不能其充当罪刑均衡的尺度，无以体现“主客观相统一”这一基本原理。
（三）“犯罪本质二元论”
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人身危险性应涵括在犯罪本质之中，与社会危害性相并列，共同构成犯罪的本质。论者提出：“重新解释犯罪本质，承认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是犯罪的一个基本特征，无论在刑事领域的理论上，还是立法、司法实践中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10}陈兴良教授则站在刑法学体系、罪刑关系的高度对这种观点作了进一步阐述，具体阐明了人身危险性在立法方面、司法方面的积极影响。{11}但在笔者看来，将人身危险性理解为犯罪本质的观点并不可取。
首先，人身危险性难以在刑事立法领域，即犯罪化以及刑罚配置过程中发挥作用。人身危险性所反映的是行为人犯罪的可能性，它是一种极具个体色彩的东西。而刑事立法工作具有抽象化、类型化的基本属性，这些属性决定了立法者最多只能考虑某类人的犯罪可能性而不可能去考虑个体的犯罪可能性即人身危险性的。刑事立法所关注的根本问题是哪些行为应当科处刑罚以及如何处罚。因此，立法工作是无须考虑个体的犯罪可能性即人身危险性的。另外，刑事立法所规制的对象或者说它所面对的是抽象的人，并非有血有肉的人类个体，这就决定了立法者是无法预见到个体的人身危险性程度的。概而言之，将人身危险性纳入刑事立法视野既无必要也不可能。
其次，将人身危险性理解为犯罪的本质，有扭曲定罪量刑活动的可能。将人身危险性作为犯罪的本质，意味着人身危险性将在定罪量刑过程中发挥作用，意味着人身危险性是定罪量刑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然而，人身危险性作为一种犯罪可能性，它并不具有像社会危害性那样存在着现实性因而容易掌握的特质。我们只有通过预测的方法才能知其所以然。不无遗憾的是，依据目前的人类认知能力，我们无法为人身危险性的预测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以及科学可行的预测方法。所以，在人类对人身危险性的认识还处于一种“必然王国”的状态下，将其理解为犯罪的本质之一，难免导致定罪量刑的不当与偏差，存在侵犯被告人人权的危险。
再次，将人身危险性纳入犯罪的本质特征并无法律根据。将人身危险性作为犯罪的本质特征之一意味着人身危险性将成为定罪量刑的考虑因素。但这种理解并无法律依据。人身危险性作为犯罪学和刑法学均予承认的术语，是近些年来较受关注的话题。可以说，目前，凡研究犯罪与刑罚的论著，无不直接或者间接地关注着人身危险性问题。但是，理论上的研究成果并没有必然引起刑事立法的高度重视。寻遍整个刑法典，我们都无从找到“人身危险性”或与之相类似的字眼。有的学者对此不以为然，认为《刑法》第5条的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中的“刑罚的轻重，应当与……刑事责任相适应”就表明了，刑罚的裁量，除了考虑罪行外，还必须考虑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笔者以为，这里的“刑事责任”既不能被解释为“人身危险性”，也不能被解释为主观归责意义上的刑事责任和法律后果意义上的刑事责任。对“刑事责任”一词的理解应紧密结合《刑法》第二章第一节“犯罪和刑事责任”进行。“犯罪和刑事责任”通过对犯罪的概念、犯罪的故意、犯罪的过失、意外事件、刑事责任能力、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的规定，从总体上明确了罪与非罪的界限，以及影响罪行轻重的主要情节。这些情节包括犯罪人的年龄、精神状况、生理状况、防卫过当、避险过当等。也就是说，立法者在“犯罪和刑事责任”中所规定的“刑事责任”，其实就是影响罪行轻重的各种情节。虽然立法者在这里并没有详尽地规定影响罪行轻重的情节，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将“刑事责任”理解为影响罪行轻重的情节。所以说，《刑法》第5条要求法官在对犯罪分子裁量刑罚时，既要考虑犯罪分子所犯罪行的性质，还要考虑影响罪行轻重的各种情节，但无需考虑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还有不少学者认为自首、立功的
规定说明了《刑法》允许人身危险性对刑罚的适用产生影响。在笔者看来，这种理解并不准确，说自首犯、立功犯不具有人身危险性或者只具有较小的人身危险性都是不符合实际的。事实上，我国《刑法》规定对自首犯、立功犯从宽处罚的根本理由在于其他功利考虑，如节省办案成本、提高办案效率、发现破案线索等。还有学者认为，《刑法》第12条“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刑法的有关规定判处”之规定体现了人身危险性对刑罚的影响。比如有人认为“刑法第61条规定的情节应包括体现主观恶性（论者视野中的主观恶性就是人身危险性—笔者注）的罪前、罪后情节”。{12}在笔者看来，这是论者一厢情愿的解释。我们知道，《刑法》第61条是对1979年《刑法》第57条的移植。所以只需回顾一下1979年《刑法》起草史，便可以清楚地发现论者的解释具有不当性。1979年《刑法》草案第33稿关于量刑的一般原则的条文中，在“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这句话之后，还有“参照犯罪分子的个人情况、认罪的老实程度和对犯罪的悔改程度”的规定，这一规定无疑是要求量刑时应考虑犯罪分子的人身危险性，但后来通过的1979年《刑法》第57条最终没有这一规定。质言之，1979年《刑法》以及现行《刑法》均不承认人身危险性是量刑中的一个因素。
最后，将人身危险性排除在犯罪本质特征之外并不会导致刑法理论的“脱节”。持犯罪本质二元论的学者认为，如果不将人身危险性理解为与社会危害性相并列的基本特征，那么我国刑法学的犯罪论体系与刑罚论体系就会产生刑法理论中的“脱节”。论者进一步指出，如果在“犯罪论”中将犯罪本质仅仅理解为社会危害性，那么就无法在“刑罚论”中将预防犯罪作为刑罚的目的。为了消除我国“犯罪论”与“刑罚论”之间的脱节，有必要确认犯罪行为人方面的特点（即人身危险性），并将有关特点看作是犯罪的基本特征。{13} 笔者以为，将犯罪本质仅仅理解为“社会危害性”并不妨碍我们将刑罚目的理解为预防犯罪。虽然犯罪本质与刑罚目的是两种不同事物，前者解决的是行为人构成犯罪及其刑事责任大小的依据问题，后者解决的是对犯罪人科处刑罚的主观愿望的问题。但“社会危害性”还是能够成为“犯罪论”与“刑罚论”之联系纽带的，因为它既决定着行为人是否构成犯罪及其刑事责任责任的大小，又规定着对犯罪人科处刑罚之主观愿望（预防犯罪）的正当性及可行性。
二、“社会危害性”作为犯罪本质的再论证
在我国刑法学界，为“社会危害性”进行辩护的声音一直没有停息过。这些辩护大都强调社会危害性对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具有强大的指导作用。{14}论者的上述辩护有助于我们加深对“社会危害性”这一犯罪本质的认识。但在笔者看来，这些辩护仅仅立足于刑事法律论域，似乎不够全面、深刻。犯罪既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法律现象，但从根本上来说，它应当是一种社会现象。所以，探讨犯罪本质应当立足于社会领域，不能将犯罪的法律属性当作犯罪本质来对待。
在现实社会生活与学术研究中，评价犯罪的主体是多元的，所以对犯罪本质的认识也必然是多元的。只是人们习惯于从法律的角度对犯罪进行评价而已。但是，对犯罪的法律之外的评价，不仅存在而且很多，例如社会的、道德的、宗教的评价等等。这就要求我们不能只在法律层面上认识犯罪的本质。从认识论上看，作为认识“对象”的某事物的本质，在不同的“论域”是不同的，或者说对象所在领域不同，它的本质也就不同。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说，某种事物的本质“是什么”，取决于它所在的领域。实际上，“犯罪本质是什么”这一“天问”般的问题同样在不同的“论域”内会有不同的解读。譬如，在社会学这一“论域”内，犯罪本质被理解为“社会危害性”，它是从社会角度观察问题而得出的结论。在宗教学领域内，犯罪本质则往往被理解为“亵渎神灵”。
犯罪的本质在不同论域内是不同的。然而，这一结论并不意味着犯罪的本质可以是多元的。
有学者认为犯罪本质可以是多元的。{15}这个立论可能来自对“本质多等级论”的误解。列宁说过：“人的思想由现象到本质，由所谓初级的本质到二级的本质，这样不断加深下去，以至于无穷。”{16}“本质是一种多等级的构成物，它表现着现实的复杂的层次结构。”{17}然而，此处“本质多等级论”只是告诉人们，人类对事物本质的认识要坚持辩证观点，注意不断深化，不能停留于某个阶段。所以，我们不要将“本质多等级论”理解为事物不同论域本质的简单相加。事实上，如果一个事物同时具有多种不同的本质，那么很难想象这个具体的事物到底是什么样子。如果认识对象具有多种不同的本质，那么该认识对象肯定是多种不同的事物。
犯罪本质一元论要求人们打破不同论域之间的有关犯罪本质的认识壁垒，去寻求这些领域所共同具有的本质属性。如此一来，要想准确地讨论犯罪的本质，首要地是明确哪个“论域”对犯罪本质的评价最为根本或者说最具有决定意义。在笔者看来，在讨论犯罪本质的所有论域内，“社会论域”应是最为根本的。
根据社会学原理，法律仅仅是社会层次中的一个下位层次，即法律是社会这个大系统中的小系统，社会上的犯罪是社会这个大系统中的客观事实，而法律论域内的犯罪则是小系统中的规范事实，客观事实则成为规范事实的源泉。因此，在法律与社会的关系上，后者具有决定性，“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那是法学家的幻想。相反地，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18}一言以蔽之，研究法律现象如果脱离了社会，游离于社会学基本原理之外，我们就不能获得完整的知识，毕竟法律应当回应社会。
刑法上所规定的犯罪行为既然是社会论域内具有社会危害性行为的一部分，那么刑法界域内的犯罪行为必然打有“社会危害性”的烙印。进而言之，在社会论域里，犯罪是刑法的存在前提。没有社会上的犯罪现象，就不会有刑法的问世。诚如学者所言，“从社会论域看，法律所禁止的行为，都是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至于何种性质和程度的社会危害性行为以及对这些行为用何种性质的法律去禁止，就留给立法者以立法来确定了。这是在人类对社会现象和法律现象有了性质上的深入认识之后的事情”。{19}简言之，社会论域内所揭示的犯罪本质对所涉社会危害性的一切法律论域都是适用的。据此，将社会危害性理解为犯罪的本质应该是一种经得住推敲的结论。
如上所述，将犯罪本质理解为“社会危害性”是值得提倡的。但是，将“社会危害性”说成是犯罪的本质势必存在这样一个问题：不仅犯罪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而且一般违法行为、违纪行为、不道德行为也不可否认地同样具有。那么，如何借助“社会危害性”这一犯罪本质将犯罪与一般违法行为、违纪行为、不道德行为区分开来呢？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有学者提出应将犯罪本质界定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一定的社会危害性”。马克昌教授便明确指出：“只有行为的严重社会危害性才能说明犯罪的根本特征，才能用以将犯罪与一般违法行为区别开来。同时，认为行为的严重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也是符合我国刑法的规定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犯罪观的。”{20}这样理解犯罪本质的确有利于犯罪行为与其他具有社会危害性行为的划分。但是，这种理解不符合质量互变规律。根据质量互变规律，量的多少是不能成为决定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之本质的。如果硬说一定量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也许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即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达到一定的量，就突破一定的度因而发生了质的变化。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种质变后的东西还能被称作“社会危害性”吗？如果被称作社会危害性，实际上就否认了质变；如果是非社会危害性的东西，就无法将一定量的社会危害性理解为犯罪的本质。可见，将一定量的社会危害性或者说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理解为犯罪的本质是不够稳妥的。问题的症结在于，该观点让犯罪本质承载了它所不该承担的责任。事实上，将犯罪与其他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区分开来，这只在刑法学上具有意义。所以，我们应当借助于刑法上所规定的犯罪概念将犯罪与其他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划清界限。这是因为，在逻辑学上，作为理性思维的基本形式—概念，才具有区别不同事物、不同
范畴的基本功能；在逻辑学上，“概念是事物普遍性、特殊性、个别性的统一体。概念的普遍性是概括了一类事物的共同性，但同时也包含特殊性、个别性。特殊性是标志差异的，但它也是具有普遍性和个别性的特殊性；个别性是标志着个体对象，但这个个体对象的个别性，也包含着其所属的种和类的特殊性和普遍性”。{21}由此，概念虽然要体现事物的本质属性，但并非仅限于此，尤其是某本质属性并不为该事物所独有的情况下。进言之，我们不仅借助于犯罪的本质还应当借助于刑法所规定的“刑事违法性”以及“应受刑罚惩罚性”将犯罪与其他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区分开来。
浅论现代社会犯罪 内容摘要： 回首人类发展的历程，转眼间我们已经迈入了二十一世纪。人类的各项事业都在不断进步：科技、教育、文化……但我们同时也看到了人类的另一面也在“进步”着——犯罪。时代在不断发展，而犯罪，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无疑都处在最多样最丰富的阶段，尤其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情况也就变得更为复杂。如何更有效的预防犯罪，降低犯罪率便成为当今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之一。本文将从不同角度针对犯罪以及如何降低犯罪率进行论述，希望从中能够得到一些启示，以便我们更好的解决犯罪问题。 关键词：现代社会，犯罪，犯罪现象，犯罪原因， 一、犯罪概念：对于犯罪的概念，各学科之间与各学派之间有着不同的定义， 针对本文所要论述的内容，我想从两个方面对犯罪的概念进行论述。 1．刑法学上的犯罪概念： 在刑法学里，犯罪的概念就是要解决“什么是犯罪”的问题，主要讲犯罪构成。乔治·P·弗莱彻在其著作中指出：“犯罪是被描述为已经实施违法行为或者错误的行为。”1意大利学者贝卡里亚则指出：“有些犯罪直接地毁伤社会或社会的代表；有些犯罪从生命、财产或名誉上侵犯公民的个人安全； 还有一些犯罪则属于同公共利益要求每个公民应做的和不应做的事情相违背的行为。任何不包含在上述限度之内的行为，都不能被称为是犯罪，或是以犯罪论处。”2总之，外国学者对于犯罪概念的表述多种多样，如大致归纳，通常一般分为三种：形式概念、实质概念和混合概念。犯罪的形式概念主要是把犯罪定义为违反刑事法律并且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犯罪的实质概念论述最科学的就是马克思。他认为：“犯罪——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和法一样，也不是随心所欲地产生的。相反地，犯罪和现行的统治 1[美]乔治·P·弗莱彻著《刑法的基本概念》，王世洲主译与校对，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意]切萨雷·贝卡里亚著《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版
罪刑法定原则下犯罪的概念及其特征——犯罪概念新解 犯罪概念及其特征，一直是我国刑法学所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这也难怪，因为，整个刑法学理论以犯罪及其刑事责任为研究对象，整个刑事司法活动也以认定犯罪并追究其刑事责任为主要任务，因此，犯罪概念的重要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从我国近年来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情况来看，一直将犯罪的形式概念与实质概念对立起来，分开探讨，认为两者之间属于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同时，出现了一种否定现行刑法中有关犯罪概念的规定之倾向，认为该规定“弄混了两个不同层次上的问题，使得本已清楚的实质概念和形式概念反而都模糊起来”，主张“犯罪有实质与形式两层意义：在立法政策的意义上，犯罪是指应当受到刑罚惩罚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在司法准则的意义上，犯罪是指刑法规定为应受刑罚惩罚的行为。”[1] 情况果真如此吗？以下，笔者试从现行刑法所规定的罪刑法定原则的立场出发，对我国刑法中的犯罪概念及其特征问题进行探讨。 一、犯罪的概念 通常认为，各国学说与立法对于犯罪概念的表述尽管多种多样，若作大致归类的话，可以分为形式概念、实质概念与混合概念三类。其中，犯罪的形式概念仅从犯罪的法律特征上给犯罪下定义，而不涉及犯罪的本质特征；犯罪的实质概念即仅从犯罪的本质特征上给犯罪下定义，而不涉及犯罪的法律特征；而混合的犯罪概念则是将犯罪的形式概念和实质概念合而为一，既指出犯罪的法律特征又指出犯罪的本质特征。 对于我国现行刑法第13 条所规定之犯罪概念，大部分学者认为，由于这个概念明确将危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危害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行为规定为犯罪，体现了犯罪的鲜明阶级性；它以概括的方法，揭示了各类犯罪所侵犯的客体，明确了主要打击对象；它明确规定只有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达到违反刑法，应受刑罚惩罚程度才是犯罪，从而把相当程度的社会危害性这一犯罪的实质特征，与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处罚性这一法律特征结合起来，因此，我国刑法关于犯罪的概念，在其科学性上，不仅资本主义国家的刑法无法比拟，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刑法中，这个规定也是最完善的。[2] 但是，近年来，随着我国刑法学理论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有些学者对我国刑法中的犯罪概念问题，提出了和上述通说立场完全相反的见解。[3] 这种新的见解认为，研究犯罪概念，即犯罪是什么的问题，首先要明确，站在什么立场，要解决什么问题？站在立法者的立场，要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框定社会成员的某些行为是犯罪，就要先于刑事法规，确定将被框定为犯罪的该类行为所具有的共同本质和特性，而所谓犯罪概念，就是对这类行为共同本质和特征的描述；而站在司法者和守法者的立场，要求有可操作的明确标准，来帮助其辨认某些行为是否已经构成犯罪，故所谓犯罪概念，必然不能排斥法律的规定，而仅做所谓本质性的空泛定义。 从这种见地出发，上述见解认为，犯罪的形式概念清楚、明了、容易操作。它告诉司法者和守法者，作为判定是否犯罪的唯一标准的，只有刑法的规定；刑事司法的任务就在于根据刑法规定，来区别罪与非罪，追究依法构成犯罪的人的刑事责任；守法者有权拒绝法外定罪和法外量刑。所以，只要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犯罪的形式概念是绝对不可忽视的。但对刑事立法者来说，它就远远不能解决问题了。立法者需要创制法律，他要在原先并未被贴上犯罪标签的人类行为中，框定某一部分，作为应受刑罚处罚的犯罪行为，将其规定在刑法中。而这种框定是靠实质的犯罪概念来完成的。从此意义上讲，实质的犯罪概念的出现，是人类认识的进步。但是，犯罪的实质概念，只是指明了犯罪的一般特征，而并不能给一般人提供一个犯罪的范围，而且，迄今为止的有关犯罪的实质性概念，都没有能将一般违法行为和犯罪行为的概念准确地区别开来。所以，犯罪的实质性概念，只有刑事政策学上的意义，对于刑事司法来说，意义不是很大。 那么，对混合的犯罪概念该怎么看待呢？上述见解认为，混合的犯罪概念把犯罪的形式概念和实质概念合二为一，既揭示了犯罪的本质概念，又揭示了犯罪的法律特征，既回答了“什么是犯罪”的问题，又回答了“为什么它是犯罪”的问题，所以比单独的形式概念或实质概念都有优点。但混合概念在逻辑上存有缺陷，它混淆了两个不同层次上的问题，使得本已清楚的实质概念和形式概念反而都模糊起来。换言之，它对于立法者和司法者来说，都已不是一个科学而明确的概念。因为，“犯罪是具有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和应受惩罚性的行为”，这是一个混合概念。那么，存在如下问题，它是要解决立法问题的概念还是要解决司法问题的概念呢？如果是要解决立法问题，立法者要到何处去寻找已经具有刑事违法性的行为，然后把它规定为犯罪？如果是要解决司法问题，是否意味着司法者面对某一完全符合犯罪构成的全部法定要件的行为时，还要另行考察该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如果司法者认为该行为不具有社会危害性，是否可以据此认为该行为不构成犯罪？ 根据以上分析，上述见解提出：犯罪的实质概念和形式概念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它们应当分别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领域中发挥指导性功能；将形式概念和实质概念统为一体的混合概念存在逻辑上的缺陷，欠缺明确性和可操作性；故主张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中采纳并立的形式概念和实质概念。具体表述如下：在立法政策的意义上，犯罪是指应当受刑法惩罚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在司法准则的意义上，犯罪是指刑法规定为应受刑法惩罚的行为。 应当说，上述见解确有其独到之处，对于我们反思我国刑法中有关犯罪概念的规定以及我国刑法学中有关犯罪的概念和特征方面的各种争论，确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但不得不指出的是，上述观点是针对1979 年刑法典中的有关规定提出来的，而1997 年修订的刑法即现行刑法第13 条基本上沿袭了1979 年刑法中的规定。只是在文字表述上作了某些修改而已。因此，在现行刑法维持原有规定的情况之下，我们对于刑法第13 条的理解，似乎就面临着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进一步的话，当然就是对立法者无视上述极有价值的批评意见的态度本身进行各种猜测和责难；退一步的话，就是采取最简单的方法，即对刑法第13 条的规定完全予以否定，置之不理。但是，这两种做法都不是学术探讨应有的态度，而且对于司法实践来说，
犯罪必须具备三个特征， 首先犯罪是危害社会的行为，即具有社会危害性； 其次犯罪是触犯刑律的行为，即具有刑事违法性； 最后，犯罪是应负刑事责任的行为，即具有刑罚当罚性。 扩展资料： 犯罪行为是犯罪人所实施的违反刑法规定构成犯罪的行为。是刑法学中犯罪构成的基础和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的根据。犯罪学着重从下列角度研究犯罪行为：(1)把犯罪行为作为犯罪心理演化过程的一个阶段进行研究，如犯罪意识——犯罪动机——犯罪行为——犯罪结果；(2)研究犯罪行为方式，从中发现规律和特点，为制定预防和控制犯罪的政策提供依据； (3)研究某一犯罪者的犯罪行为方式，为改造该罪犯提供帮助 概念 对社会有危害性，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称作犯罪行为。犯罪行为是符合犯罪四个构成要件的行为。而其中作为罪体客观方面构成要素的“行为”，是指行为主体基于其意志自由而实施的具有法益侵害性的身体举止。 构成要件 我国刑法规定有四百多种犯罪，从构成要件上进行分析，每一种犯罪都具备四个方面的要件：即犯罪主体、犯罪的主观方面、犯罪的客观方面、犯罪客体。 (一)犯罪主体是指实施犯罪行为的人。每一种犯罪，都必须有犯罪主体，有的犯罪是一个人实施的，犯罪主体就是一人，有的犯罪是数人实施的，犯罪主体就是数人。根据刑法规定，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犯罪的，构成单位犯罪，因此，单位也可以成为犯罪主体。 (二)主观方面是指犯罪主体对其实施的犯罪行为及其结果所具有的心理状态。犯罪主观方面的心理状态有两种，即故意和过失。比如犯盗窃罪，犯罪人希望将他人财物窃为己有；犯故意伤害罪，犯罪人希望造成他人身体受到损伤的结果。有的犯罪是过失性质的，如失火罪，犯罪人就具有疏忽大意的心理状态。在单位构成犯罪的情况下，该单位对犯罪行为负有责任的人员也同样具有主观心理状态。 (三)客观方面是指犯罪行为的具体表现。比如犯诈骗罪，犯罪人具有虚构事实、欺骗他人的行为，贩毒罪具有贩卖毒品的行为，等等。 (四)犯罪客体是指刑法所保护而被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社会关系。犯罪客体和犯罪对象是不同的，犯罪对象是犯罪行为所直接针对的对象，如杀人罪、伤害罪，犯罪对象是具体的被害人，而犯罪客体是指刑法所保护的公民人身权利不受非法侵害的这种社会关系特征 主体性 行为的主体性涉及行为主体的问题，它揭示了行为是人的行为，将一定的行为归属于人，这里理解行为概念的基本前提。行为的主体性将行为主体界定为人，从而排除了人以外之物成为犯罪主体的可能性。因此，行为的主体性表明只有人才具有实施行为的某种资格，但行为的主体性只是对行为的主体作出界定，因而不同于犯罪主体。犯罪主体是指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实施犯罪行为并且依法应负刑事责任的人。因此，犯罪主体只有在某一行为构成犯罪
《论犯罪与刑罚》读后感 读了《论犯罪与刑罚》，我对法律有了更深的了解。它勇敢地揭露了旧的刑事制度的蒙昧主义本质，依据人性论和功利主义的哲学观点分析了犯罪与刑罚的基本特征。并且从《论犯罪与刑罚》中我们可以看到以贝卡里亚为代表的刑事古典学派的影子。这一派概括起来有3个基本点:（1）罪刑法定主义。这条原则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自由”思想，基本内容是：法无明文规定的不为罪，也不处罚；法律条文的解释应当严格，不能适用类推和扩张解释；禁止法律溯及既往;刑法对罪和刑要有明确规定，不能规定不定期刑。（2）罪刑相适应。这条原则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平等”思想，基本内容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身份等级差别，犯同样罪受同样处刑;刑罚的轻重与犯罪的轻重相适应。（3）刑罚人道主义。这条原则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博爱”思想，基本内容是：废除或限制死刑；废除残废刑；建立以自由刑为中心的刑罚体系；适用轻刑；改良监狱。 书中提出了刑法三大原则——罪刑法定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和刑罚人道化原则；并且呼吁废除刑讯和死刑，实行无罪推定；此外，贝卡里亚在书中否认了法官拥有解释法律的权利。时至今日，书中的许多论点仍有现实意义。接下来，我将对书中的一些部分诉说我的观点和看法。 （一）罪刑法定 1.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 本书明确提出了“罪刑法定”原则，第三篇写道：“只有法律才能为犯罪规定刑罚，只有代表根据社会契约而联合起来的整个社会的立法者才拥有这一权威”“超越法律限度的刑罚就不再是一种正义的刑罚”。此外，在逮捕一篇中作者提到：只有法律才能确定一个人在什么情况下应受刑罚。因而，法律应指出：应根据哪些嫌疑而羁押罪犯，强制他接受审查和刑罚。并且证明嫌疑的证据也应该由法律来确定，而不是由法官来确定。因此每个公民都应当有权做一切不违背法律的事情，除了其行为本身可能造成的后果外，不用担心会遇到其他麻烦。 2.对法律的解释 要使抽象的法律规范正确地适用于具体的法律事实需要对法律进行解释，法官在此过程中担任着判决的角色，那么其是否有权对法律进行解释呢？贝卡里亚对此的回答是：刑事法官根本没有解释刑事法律的权利，因为他们不是立法者；法官对任何案件都应进行三段论式的逻辑推理，大前提是一般法律，小前提是行为是否符合法律，结论是自由或者刑罚。由此可见，法官唯一的使命就是判定公民的行为是否符合成文法律而无权进行法律解释。否则，法律的精神可能会取决于一个法官的逻辑推理是否良好，对法律的领会如何；取决于他感情的冲动；取决于被告人的软弱程度；取决于法官与被害者间的关系；取决于一切足以使事物的面目在人们波动的心中改变的、细微的因素。倘若如此，人们得到的将不是持久稳定的而是飘忽不定的法律解释。 3.刑罚的公开性、明确性 明确性原则要求立法者必须具体地并且明确地规定刑罚法规，以便预先告知人们成为可罚对象的行为，使国民能够预测自己的行动，并限制法官适用刑法的恣意性。否则，如果规定的刑罚法规含混不明，就不能达到上述目的，是违背刑法定主义的宗旨的，从而认为是无效的。贝卡里亚在书中也提到：如果说法官对法律进行解释是一个弊端的话，那么显然，使人不得不进行解释的法律含混性本身是另一个弊端。因为刑罚的捉摸不定会帮助欲望强词夺理。而且作者认为对于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不是刑罚的严酷性，而是刑罚的必定性，此时如果刑法规定的含混不清又怎能让人确切地预测到自己是否必定会受到法律的处罚呢？在刑罚规定必须明确之外，为了足以科处刑罚，犯罪则也应当是肯定的。即，一定要构成犯罪才能科处刑罚，不能存在或然性。 （二）刑罚的宽和 1、贝卡里亚在书中说：刑罚的目的仅仅在于：阻止罪犯再重新侵害公民，并规诫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辙。但是在处理罪犯的过程中，人们仿佛已经背离了刑罚的目的，统治者往往更喜欢用最残酷的方法来惩罚犯罪的人，然而残酷的惩罚结果只会让罪犯更想逃避惩罚，同时刑罚若变得日益残酷，人的心灵也会越
刑法思考题： 一、简述罪刑法定原则。 罪行法定原则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 （1）法律主义：成文法、行政法与规章、习惯法、判例不能成为刑法的渊源，但是可能成为理解构成要件要素的材料。 （2）禁止不利于行为人的事后法（禁止溯及既往）：既是司法原则，也是立法原则。 （3）禁止不利于行为人的类推解释。 （4）禁止绝对不定刑与绝对不定期刑。 （5）明确性——明确性具有相对性：立法和理论的合力。明确性实现与否与罪状的规定模式无关；规范构成要件在刑法中的存在不可避免。 （6）禁止处罚不当罚的行为。 （7）禁止不均衡、残虐的刑罚。 二、简述罪刑均衡原则。 罪刑均衡原则也称罪行相适应原则。 我国1997年《刑法》第5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这一规定具体而明确地体现了罪刑相适应原则的精髓。其基本含义是：罪轻规定轻刑、轻判，罪重规定重刑、重判，罪刑相当，罚当其罪。 罪刑相适应，在刑法中体现为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应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罪刑相适应，是我国刑法的又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之一，他是指犯罪人所犯的罪行与应承担的刑事责任应当相当，不能重罪轻判，也不能轻罪重判。如某犯罪分子所犯危害国家安全罪，依律应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管制或者拘役、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就不能对其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剥夺政治权利，但是，刑法在罪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之外，又根据其对社会危害性的大小、人身危害性的大小，规定了若干轻重有别的处罚原则，如对正当防卫过当、紧急避险、预备犯、中止犯、从犯、胁迫犯、未成年人、怀孕的妇女等的处罚可从轻，减轻或免于处罚；而对主犯、首犯、故意犯罪等则规定了从重处罚的原则。 罪刑相适应和从轻从重的原则并不矛盾，这是刑法原则适用的一种依法行使的灵活运用，正确运用从轻处罚和从重处罚的原则，不仅是罪刑相适应原则的补充，还是区别对待、打击犯罪，减少犯罪，达到刑法处罚的目的的有效手段。 三、正当防卫的成立条件？ 正当防卫，(又称自我防卫，简称自卫)，是大陆法系刑法上的一种概念。是指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正当防卫的成立条件有哪些?正当防卫什么特征，详情请看下文。 成立条件(1)须有不法侵害行为，且不法侵害必须是实际存在的，这是正当防卫的起因条件。 (2)不法侵害必须正在进行，这是正当防卫成立的时间条件。 (3)防卫行为必须针对不法侵害人本人实行，这是正当防卫成立的对象条件。 (4)必须是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和财产或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才能施以正当防卫，这是正当防卫成立的主观条件。 (5)防卫不能明显超过必要的限度造成重大损害，这是正当防卫成立的限度条件。 基本特征1、正当防卫是目的正当性和行为的防卫性的统一。目的正当性是指正当防卫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行为的防卫性是指正当防卫是在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的时候，同不法侵害作斗争的行为。他既是法律赋予公民的一种权利，又是公民在道义上应尽的义务，是一种正义行为，应受到法律的保护。目的正当性与行为的防卫性具有密切的联系。首先，目的的正当性制约
第四章犯罪概念与犯罪构成 第一节犯罪概念 一、犯罪的属性：犯罪是阶级性和社会性的统一。 1．犯罪的阶级性是犯罪的本质属性： A．犯罪从根本上威胁着统治阶级的政治、经济统治。 B．刑法上的犯罪是随着阶级和法的出现而出现的。 作为刑罚规定的犯罪是属于一定历史范畴的社会现象。它和法一样，产生于阶级，因而也是阶级社会特有的一种社会现象。当然，这并不是说，在原始社会就没有与阶级社会犯罪相类似的社会矛盾。例如，原始社会也有杀人、伤人现象，也有“同态复仇”的习俗来解决这些矛盾。但把杀人、伤人等行为用法律形式规定为犯罪，只是阶级社会特有的。当国家和法消亡以后，尽管与犯罪相类似的社会现象仍然存在，但性质也与阶级社会的犯罪就不同了。 2．犯罪的社会性，表现为犯罪行为对社会各阶层利益以及人类共同利益的破坏或威胁。 二、犯罪概念的类型 如何给犯罪下一个科学的一般的定义，历来为刑法学者所关住。犯罪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一个行为是否规定为犯罪，受着国家类型、犯罪文化传统、立法当时政治经济形势以及刑法理论的影响。在奴隶制、封建制国家，统治阶级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规定了各种各样的具体犯罪和刑罚，但从来没有规定犯罪的一般概念。他们假借神意宣传天罚，对某种行为的处罚是“替天行道”、“执行天罚”。 资产阶级刑法学家开始考虑犯罪的法律和伦理基础。在刑法理论上，有形式意义与实质意义的犯罪概念之分。 1.形式意义上的犯罪概念 是指仅从犯罪的法律特征上给犯罪下定义，而不揭示法律何以将该行为规定为犯罪。 ⑴认为犯罪是违反刑事法律的行为； ⑵是依法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 ⑶是具备构成要件的、违法的、有责的的行为 ⑷是能够引起刑事诉讼程序的违法行为。 这是刑事古典学派提出来的，他们认为，犯罪是违反刑法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这种形式意义定义的典型是法国1810年的刑法典。该法典第1条规定“法律以违警罪所处罚之犯罪，称违警罪；法律以惩治刑处罚之犯罪，称轻罪；法律以身体刑或名誉刑所处罚之犯罪，称重罪”。形式意义的犯罪概念揭示了犯罪的两个外部特征：犯罪的刑事违法性和应受惩罚性。 2.实质意义上的犯罪概念是指不强调犯罪的法律特征，而要揭示犯罪的本质所在，即说明犯罪行为之所以被刑法规定为犯罪的根据和理由。 它是由刑事实证学派提出来的，他们从犯罪的社会属性和伦理属性分析犯罪，认为“犯
一、引言 人们往往把最重要的调整工作委弃给平庸的谨慎和个别人的裁量，而这些裁量者所关心的是反对实质上是利益均沾的高明法律，这种法律遏制他们结成寡头，拒绝把一部分人捧上强盛和幸福的顶峰，把另一部分人推向软弱和苦难的深渊。所以，人们只有在亲身体验到关系着生活和自由的最重要事务中已充满谬误之后，并在极度的灾难把他们折磨得筋疲力尽之后，才会下决心去纠正压迫他们的混乱状况，并承认最显而易见的真理，即那些由于简单而被他们平庸的头脑所忽略的真理。平庸的头脑不习惯于分析事物，而习惯于根据传统而不是根据考察来接受强烈的印象。 我们翻开历史发现，作为或者本应作为自由人之间公约的法律，往往只是少数人欲望的工具，或者成了某种偶然或临时需要的产物。这种法律已不是由冷静地考察人类本质的人所制定的了的，这种考察者把人的繁多行为加以综合，并仅仅根据这个观点进行研究：最大多数人分享最大幸福。 只有极少数的民族不是等待缓慢的人类组合更迭运动在坏的极点上开创好的起端，而是利用优秀的法律促进其中间的过度。幸福属于这样的民族！值得人们感谢的是那些勇敢的哲学家，他们从被人轻视的陋室向群众播撒有益真理的种子，尽管这些种子很久没有得到收获。 人们已经认识到君主与臣民之间、国家与国家的真正关系。随着印刷业的发展，哲学真理成了共同的财富，这方面的交往振兴起
来。国家之间悄悄地展开了一场产业战争，这是最符合人道的战争，是对于理智的人们可谓最值当的战争。这些成果都应归功于本世纪的光明。然而，只有极少数人考察了残酷的刑罚和不规范的刑事诉讼程序并向其开战，几乎整个欧洲都忽略了这一重要的立法问题。只有极少数人根据普遍原则去纠正几百年来所沿袭的谬误，至少是用已被认识的真理所具有的力量制止住了偏向势力过于放任的发展。这股偏向势力至今已把冷酷变成了一系列合法的惯例。 受到残酷的愚昧和富奢的怠惰宰割的软弱者在吞声饮泣；对于未经证实的或臆想中的犯罪所徒劳滥施的野蛮折磨正在变本加厉；不幸者最凶狠的刽子手是法律的捉摸不定，以及监狱的日益阴森恐怖。这一切应该惊动那些引导人类见解的司法官员。 不朽的孟德斯鸠院长曾迅速地论及过这一问题，那不可分割的真理促使我循着这位伟人的光辉足迹前进，然而，聪明的读者都会把我同他的步伐加以区别。如果我也能像他那样赢得暗中平静地追随理性的善良者的秘密感谢，如果我能唤起那些善感者的心灵向人类利益的维护者发出热情共鸣，那么我真感到幸运！ 如果说犯罪的本质随着年代和地点的不同而变化，用不着我们去一一赘述的话，现在我们将按次序研究并区分所有不同种类的犯罪以及惩罚他们的方式。至于唤醒那些曲解了自由而企图实现无政府状态的人们和那些喜欢驱使他人服从修道院禁律的人们，我只想在示以最一般原则的同时，指出他们最要害的共同错误。
刑法思考题 1、简述罪刑法定原则。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其基本内容为：（1）法律主义（成文法主义）。罪刑法定主义所要求的法律主义是指规定犯罪与刑罚的法律必须是成文的法律；法官只能根据成文法律定罪量刑。（2）禁止事后法（禁止溯及既往）。禁止事后法是指只能适用行为时的法律，而不得适用行为后的法律（溯及既往）。（3）禁止类推解释。（4）禁止绝对不定（期）刑。（5）明确性。明确性表示规定犯罪的法律条文必须清楚明确，使人确切了解违法行为的内容，准确地确定犯罪行为与非犯罪行为的范围，以保障该规范没有明文规定的行为不会成为该规定运用的对象。（6）禁止处罚不当罚的行为。禁止处罚不当罚的行为是指刑法只能将具有处罚根据或者说值得科处刑罚的行为规定为犯罪。（7）禁止不均衡的、残虐的刑罚。 2、简述罪刑均衡原则。我国刑法第5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我国刑法中的罪刑均衡原则，实际上包含了刑罚的轻重与所犯罪行相适应、刑罚的轻重与所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刑罚的轻重与所犯罪行相适应，体现的是报应观念，要求刑罚的轻重与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相适应，也就是重罪重判、轻罪轻判。而刑罚的轻重与所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体现的是预防观念，要求刑罚的轻重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因此，我国刑法关于罪刑均衡原则的规定，反映了报应与预防相统一的刑法观念。 3、正当防卫的成立条件。正当防卫，指对正在进行不法侵害行为的人，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根据刑法的规定，只有同时具备下列五个要件才能构成正当防卫：一、起因条件：不法侵害现实存在。二、时间条件：不法侵害正在进行。三、主观条件：具有防卫意识。四、对象条件：针对侵害人防卫。五、限度条件：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 4、正当防卫与紧急避险的区别。正当防卫是指为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正当防卫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紧急避险是指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采取的紧急避险行为，造成损害的，不负刑事责任。紧急避险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伤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紧急避险与正当防卫的主要区别有：（1）危险的来源不同。正当防卫的危险来源是人的不法侵害行为；而紧急避险的危险来源比较广泛，可以是不法侵害，也可以是自然灾害、动物的侵袭。在遭遇到人的不法侵害时，如果行为人是对不法侵害人进行反击，属于正当防卫的范畴；如果为了躲避不法侵害，而损害第三人（不法侵害之外的人）利益的，属于紧急避险的范畴。（2）紧急避险必须是出于迫不得已，而正当防卫无此要求。（3）对主体的要求不同。紧急避险要求主体不能有特定的身份（如警察、军人或消防队员等）。而正当防卫就没有这样的要求。任何人均有正当防卫的权利。（4）避险保护的是合法利益，损害的也是合法的利益（第三者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法律怎么样选择，两害相全取其轻，必选所保护的利益必须要大于避险行为所损害的第三者的利益，如果等于或者小于所损害的利益，避险就没有意义，法律也就没有保护的必要。（5）实施对象不同。正当防卫只能对不法侵害人实施，而紧急避险必须是向第三者实施。 5、犯罪概念与犯罪构成的关系。犯罪概念和犯罪构成是刑法研究领域的两个基本概念，是刑法研究的基础。犯罪概念是本质，是共性，犯罪构成是现象，是个性，二者处在不同的层次，解决不同的问题，适用于不同的领域。但二者也是相互联系的，不能割裂的看待它们。这样，在定罪量刑时才能真正做到公正、准确。犯罪构成与犯罪概念是刑法中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概念。从他们的区别看：首先，犯罪概念与犯罪构成所表述的内容不同。犯罪概念着重表述的是一切犯罪所具有的最基本的社会政治本质和危害本质，从宏观上认识一切犯罪的共同属性。而犯罪构成则着重表述的是犯罪的规格和标准，从微观上确定某一具体行为是否具备某种犯罪的特征；其次，二者的作用不同。犯罪概念为人们提供了犯罪与其他非犯罪的社会现象区别的原则界限，而犯罪构成则是具体行为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特别是此罪与彼罪的界限，是从犯罪构成而不是通过犯罪概念区分的。 犯罪构成与犯罪概念又是相互联系的。犯罪概念是犯罪构成的基础，犯罪构成是犯罪概念的具体运用。犯罪概念对罪与非罪的界定作用只有通过犯罪构成才能发挥，没有犯罪构成，犯罪概念是空洞的。而犯罪构成只有在犯罪概念指导下才成为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标准的，具备犯罪构成的行为，同时也具备了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和应受惩罚性的特征、所以，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应该将犯罪概念与犯罪构成内容有机地结合起来。 6、间接故意与过于自信过失的区别。间接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状态。过于自信的过失是指行为人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但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心理状态。 联系：两者心理在认识因素上都预见到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在意志因素上都不是希望危害结果的发生。
犯罪的定义和特征 第一节犯罪的定义 一、犯罪的定义概述 受罪刑法定原则的约束，外国刑法或学说大多对犯罪采取法律形式层面的定义，认为犯罪是刑法规定以刑罚禁止或惩罚的行为，或犯罪就是刑法规定为犯罪的行为。 从法律意义上讲，犯罪是刑法明文规定的应受刑罚惩罚的行为。例如我国《刑法》第232条规定的“故意杀人”行为，第264条规定的“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行为，等等。在罪刑法定制度之下，严格讲只有这种法律（形式）上的犯罪。 从实质意义上讲，犯罪是一种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之所以要规定某种行为是犯罪，在外国刑法理论上有不同观点，有的认为是因为它违反了基本的社会伦理规范（伦理规范违反说），有的认为是因为它侵害了国家、社会或者个人的法益（法益侵害说），有的认为是因为它既违反了社会伦理规范又侵害了特定的法益（二元说）。这是犯罪的本质，是犯罪的法律意义的根源。在司法实践中，采取不同的犯罪本质观得出的结论是不一样的。在社会生活中，总会发生杀人、伤害、强奸、抢劫、盗窃、诈骗、抢夺之类侵犯他人权益、违反基本伦理规范的现象。如果不采取严厉的制裁方法予以禁止，社会生活就无法继续。 二、我国刑法中的犯罪定义 尽管在刑法分则各条中已经规定了盗窃、抢劫等各种具体犯罪的定义（罪状或构成要件），但是，《刑法》仍在第13条中对犯罪给出了定义：“一切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国家、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侵犯国有财产或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犯罪。”这个定义是对刑法中规定的各种具体犯罪（如故意杀人罪、盗窃罪、抢劫罪等）共同特征的高度概括。 我国《刑法》第13条规定犯罪是危害社会、依法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兼顾犯罪的实质特征和形式特征，是形式与实质相统一的犯罪定义。 《刑法》第13条规定的犯罪定义既含定性要求又含定量要求，对于合理认定犯罪及处罚犯罪具有重要的意义。该犯罪定义不仅从性质上明确了犯罪具有危害性和违法性，而且还设置了定量要求，即“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被称为犯罪定义的“但书”。该“但书”表明认定犯罪不仅仅需要正确“定性”，还需要合理确定危害的“程度”或“量”。“但书”的基本理念是通过对犯罪的实质特征提出定量的要求，赋予司法机关酌情排除犯罪的权力，避免过分拘泥于法律形式而作出刻板教条的判决，例如，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强拿硬要少量财物，符合抢劫特征，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犯罪等。 “但书”是区分“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的宏观标准。“但书”也是适应我国法律结构需要产生的。我国对危害行为的惩罚体制由两个层次的法律构成：第一层次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劳动教养条例以及工商、海关、税务等行政、经济法规中的处罚规定，违反这些规定的属于“违法行为”；第二层次才是刑法，违反刑法的属于“犯罪”。 “但书”的刑事政策意义在于：可以缩小犯罪或刑事处罚的范围，避免给一些轻微的危害行为（或违法行为）打上犯罪的标记，有利于行为人改过自新；还可以合理配置司法资源，集中力量惩罚严重的违法行为——犯罪。 与《刑法》第13条犯罪定义的定量要求相呼应，分则条文对有些犯罪特意规定了程度方面的限制要件，如盗窃、诈骗、抢夺、敲诈勒索、故意毁坏财物罪等，在通常情况下有“数
关于中学生违法犯罪问题的思考 ——07电大法学专业学员贾存强 内容摘要： 中学生正处在人生由幼稚到成熟的转型时期，心理发育的主要时期，体力充沛、精力旺盛、思维活跃、好奇心强。是非概念模糊，可塑性强的特点。能够正确引导，很快健康成长为有用之才，否则受到不良风气的影响，最容易走向违法犯罪道路。近年来中学生违法犯罪成上升趋势。我们应该认真探究中学生违法犯罪的特点，分析原因，并采取积极的预防应对措施，这个势头得才能得到控制，否则，任其发展很可能引发更大的社会问题。与建设法治社会、和谐社会格格不入。 关键词：中学生违法犯罪，犯罪的特点、形成原因，中学生犯罪的预防 中学生违法犯罪日益严重突出，影响着学校正常教育的环境，直接制约着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社会、学校、家庭如何有效结合，教育引导学生自觉学法，守法，守纪，顺利完成学习任务，最终培养成对社会、家庭有用的人才，必须对中学违法犯罪的现状，违法犯罪的成因认真探究，并积极应对，有效早期预防中学生违法犯罪，使中学生违法犯罪得到有效控制，才是唯一的出路。 一、中学生违法犯罪的特点 （一）合伙共同犯罪、作案的多 中学生年龄小、感情脆弱、依附性强，经受挫折的承受力差。如果单独干，一般胆子不够，一块儿干会形成群胆；容易形成?小团体?①，容易互相影响，其中一人有犯罪意识，就可能形成共同作案。有这样一个案例：比如，据媒体报道，西安警方就破获了一个以绑架、抢劫、伤害为手段连续作案的中学生黑社会团伙?山合社?，这个团伙自去年11月份成立以来已作案20多起。他们还有所谓的?山合社?
章程，里边有11条组织结构和纲领。据被捕的6人交待，他们经常看暴力录像，他们的组织就是模仿香港某影片成立的。 （二）、犯罪手段残忍，后果严重 中学生处于易冲动的年龄段，法律意识淡薄，正处在长成发育阶段，生理发育很快，心理发展却比较慢，在思想上表现为不成熟性，看待事物、最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最容易受网络暴力游戏或暴力影视等有害文化的侵害，盲目好奇模仿，为寻求刺激无故滋事，有时甚至为一言不和就大打出手，并手段残忍，后果严重，带有一定程度的疯狂性。据媒体报道，广东某县一名18岁的中学生，广东省仁化县两名未满18岁的少年，凌晨从游戏机室出来，为寻刺激取乐，竟对遇到的一名乞丐拳打脚踢，打晕后火烧致死。当公安侦查时据他们交待，是?找点刺激的东西玩一下?，模仿暴力游戏目的是?解闷?。从这些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两名少年犯的杀人动机是如此简单，手段残忍，后果严重让人非常吃惊。 （三）、犯罪动机单纯，盲目性、突发性犯罪多。 由于青少年年龄小，社会经验少，一些同学拉帮结派，大讲?江湖义气?、?哥们义气?，为了?义气?和?面子?，遇到发生矛盾时，一轰而上，多因?看不惯，教训教训对方?等单纯动机，突发性强，结果是往往伤了别人，也害了自己。一些违法犯罪的中学生在公安机关调查时交待?彼此都是好朋友，提出来不好意思不帮忙?,?怕被别人说不义气,硬着头皮上?。据媒体报道有这样一个例子,17岁的小明原本是一名品学兼优的学生,同学小涛叫过来小明和另外两名同学。小涛告诉他们俩,前几天自己被邻校的一帮学生打了一顿,还抢走了100元钱,这几天感觉太窝囊了,忍不下这口气,让小明他们帮他出这口气。从来没有打过架的小明一听这话有点犹豫,但看到?朋友?情份上,便只好答应下来。当天晚上,他们四人与邻校三名中学生大打出手,其中一名学生被打成重伤,小明因此以故意伤害罪被判刑。在庄严的法庭上,小明哭了，面对法官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其实我一点也不想去打那些人,但是害怕不去被朋友笑话‘不义气’,只好去了,
我国刑法规定的犯罪基本特征 根据我国刑法第13条的规定，犯罪具有下列基本特征： 一、犯罪是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社会危害性，是指犯罪行为危害某一社会形态中某种社会关系及其表现出来的利益形式的属性，在我国，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是指犯罪行为危害我国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以及体现这些社会关系的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特征。行为虽然具有社会危害性，但是情节显着轻微没有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的，国家没有必要规定为犯罪用刑罚加以制裁，因此，具有一定严重程度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它揭示了国家将某种行为规定为犯罪的原因，阐明了犯罪与社会的关系，揭示了犯罪的社会政治本质。 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我国刑法第13条具体规定了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的各个方面的表现：(1)对我国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的危害;(2)对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危害;(3)对社会公共安全的危害;(4)对社会经济秩序的危害;(5)对国有财产、劳动群众集体所有财产和公民私人所有财产的危害;(6)对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的危害;(7)对社会秩序包括治安管理秩序、生产秩序、工作秩序、教学科研秩序和人民群众生活秩序等的危害;(8)对国家国防利益、军事利益的危害;(9)对国家机关公务活动秩序和公务活动廉洁性的危害。一个行为危害上述任一方面的具体社会关系，都必然构成对我国刑法所保护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整体的侵害，都表明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 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具有多种表现形式。有的表现为实际的危害结果，有的表现为发生严重危害后果的现实危险，有的表现为物质性的危害结构，如侵犯财产的犯罪和侵犯人身的犯罪是对被害人财产和人身的危害，有的表现为精神性的危害，如刑法第246条规定的侮辱罪、诽谤罪的社会危害性主要表现为对被害人人格、尊严的贬低。 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不是一个纯粹的事实概念，这体现了对犯罪行为的否定的社会政治评价。因此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不只是指行为对社会造成的客观危害，而且也包括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是行为的客观危害和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的统一。 凡注明"来源：山东中公教育官网(https://www.doczj.com/doc/e617647312.html,)"（山东公务员考试网）的所有文字资料，版权均属中公教育所有，如需转载请注明来源。
犯罪的三个基本特征 秦山中学王建华 教学目标： 1、能结合违法与犯罪的有关案例，正确判断什么是违法行为，什么是犯罪行为。 2、思想觉悟目标：通过学习违法与犯罪的问题的有关知识，知道违法与犯罪具有社会危害性，要受到法律的制裁，违法与犯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从而增强法制观念，防微杜渐，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的发生。 3、教学难点、重点：犯罪的基本特征；一般违法与犯罪的区别 教学过程： （投影一） 初中学生孙某，不懂法，看到本村常丢东西，居民意见很大，孙某认为是租房的外地菜贩子所为，于是萌发了报复“老外地”的想法，曾多次结伙拦劫、打伤过往的外地菜贩子，共抢人民币几千元。人民法院依据刑法第263条“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判处孙某有期徒刑8年。 （投影二） 1998年1月20日，临时工刘某下夜班后，到某歌厅玩，吃了水果，喝了一瓶洋酒，服务小姐催他结账，刘某却说“我没钱！”被保安人员拖出歌厅。刘某对此不满，早7时，他拨打110称：“有4名男青年持刀抢走我人民币7000元、手机一部。”公安机关查明事实后，以拨打110取乐，滋扰公安机关工作秩序，按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将其拘留。 （投影三） 苏某在工厂浴室洗完澡后，忘记把自己的进口名牌手表带走。当他想起来再去找时，手表已经不见了。经向当时一起洗澡的林某了解，证实手表被本厂朱某拾获。苏某要求朱某归还拾到的手表，朱某却说：“拾到的东西就是我的。”经本单位领导调解夫效，苏某向人民法院起诉。法院经过调查，认为朱某拾获手表据为己有的情况属实，依据我国民法通则第79条规定，判决朱某限期归还手表，否则赔偿苏某损失350元。 提问：
论犯罪的社会危害性 摘要我们在考察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有无与大小时要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来观察，全面综合各个主客观情况，而且还要透过行为的表面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这样才能真正地正确把握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 关键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犯罪；复杂；易变性 我国刑法第十三条规定：“一切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国家，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社会主义秩序和经济秩序，侵犯国有财产或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揭示了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等一系列特征。 关于犯罪的特征有几个及这些特征是什么，刑法理论上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有很大的分歧。但没有一位刑法学者否认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这个特征。如：马克昌认为“犯罪的本质特征是行为的严重社会危害性”①何秉松认为“犯罪是危害社会的行为，即具有危害社会的属性，简称社会危害性”②张明楷曾明确指出“传统的三特征说认为，犯罪的基本特征是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与应受刑罚处罚性。三个特征密切联系，其中社会危害性是最本质、具有决定意义的特征，其他两个特征都是社会危害性的派生与延伸”③从立法上说，“严重到需要科处刑罚的程度时才是犯罪。在此意义上说，作为犯罪基本特征的社会危害性，是应受刑罚处罚程度的社会危害性”④按照陈光良的理解，“社会危害性是我国刑法中犯罪的犯罪的本质特征，是我国刑法对犯罪的否定性评价”⑤由此可见，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最有意义的特征，体现了犯罪的实质内容，这也是决定是否成立犯罪的最重要基准。对此，我国刑法理论界并无太大争议，但是如何理解刑法上成立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诚如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所言：“什么是衡量犯罪的真正标尺，即犯罪对社会的危害，这是一条显而易见的真理，并不需借助于象限仪和放大镜，而且它们的深浅程度都不超出任何中等智力水平的人的认识范围，但是，由于环境惊人的复杂，能够把握这些真理的人仅仅是各国和各世纪的少数思想家。”⑥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刑法学上犯罪的社会危害性问题确实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一、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的概念的厘定 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是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法益（社会关系）的侵害性。法益是刑法所保护的利益，具体说，是指根据宪法的基本原则和精神，由法所保护的、客观上可能受到侵害或威胁的人的生活利益。其中刑法所保护的生活利益就是刑法上的法益。只有当某种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法益造成了现实的侵害或者侵害的危险时，该行为才具有刑法上的社会危害性。如果某行为根本没有侵害或不可能威胁到法益时，不管行为人的内心思想多么邪恶，也不具有刑法意义上的社会危害性。 二、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的分类 （一）犯罪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包括两种情况：其一是指社会危害行为已经造成对社会的实际危害。刑法分则条文中规定的各类犯罪，大多属于这种情况。其二是指社会危害行为可能对社会造成危害。例如，为了犯罪而准备工具创造条件的犯罪预备行为等等。这种情况必须是法律有明文规定的才认为具有刑法意义上的社会危害性。⑦ （二）根据危害的表现形态把危害分为物质性危害和非物质性危害。物质性危害是指能够具体确定和度量的，它是具体有形的物质形态；非物质性危害是指抽象的、无形的和不能具体测量的，诸如损害国家安全利益、国家机关的威望、公司企业的信誉、公民的人格和名誉等等。我们应该看到，这两种形态的危害并非对立的，两者有时候会因同一个犯罪行为而同时
（一）单项选择题： 1.犯罪行为的最本质特征是：（） A.刑事违法性 B.社会危害性 C.应受刑法惩罚性 D.主观罪过性 2.犯罪的直接客体是指（） A.某一种犯罪所直接侵犯的对象 B.某一种犯罪所直接侵犯的具体的人或物 C.某一种犯罪所直接侵犯的社会关系的某一部分 D.某一种犯罪所直接侵犯的某种具体的社会关系 3.下列犯罪中，犯罪客体属于简单客体的是（） A.盗窃罪 B.绑架罪 C.医疗事故罪 D.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4.铁路扳道工因和恋人分手饮酒自醉，未能及时扳道，致使火车相撞，构成犯罪，其义务来源于（） A.法律规定的义务 B.由于法律行为而产生的义务 C.由于先行行为而产生的义务 D.职务上或者业务上要求的义务 5.甲乙积怨较深，一日见乙被人砍伤在路边，奄奄一息，但未死亡，甲未采取任何措施而走开，后因乙失血过多而死亡。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甲的行为构成作为犯罪 B.甲构成见危不救罪 C.甲仅违反了道德义务，不构成不作为犯罪
D.甲的行为构成不作为犯罪 6.路某（15岁）先后唆使张某（15岁）盗窃他人财物折价1万余元；唆使李某（19岁）绑架他人勒索财物计2000余元；唆使王某（15岁）抢劫他人财物1500元。陆某的行为构成何罪？（） A.盗窃罪 B.抢劫罪 C.绑架罪 D.抢劫罪、绑架罪 7.某甲是间歇性精神病人。某日，甲喝醉了酒，把某公司老板打成了重伤，在群众抓捕他时，某甲因惊恐而精神病发作，则某甲（） A.应当负刑事责任，但可以减轻处罚 B.应当负刑事责任，但可以从轻处罚 C.不负刑事责任，因其是精神病人 D.应当负刑事责任 8.养花专业户李某为防止偷花，在花房周围拉起电网。一日晚，白某偷花不慎触电，经送医院抢救无效身亡。李某对这种结果的主观心理态度是（） A.直接故意 B.间接过意 C.过于自信的过失 D.疏忽大意的过失 9.张某和赵某长期一起赌博。某日两人在工地发生争执，张某推了赵某一把，赵某倒地后后脑勺正好碰到石头上，导致颅脑损伤，经抢救无效死亡。关于张某的行为，下列哪一选项是正确的？（） A.构成故意杀人罪 B.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 C.构成故意伤害罪 D.属于意外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