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官批民调制度与基层社会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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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官员与官制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自1644年至1912年。
在清朝,官员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是统治者的代表,负责处理政务和维持社会秩序。
本文将就清朝的官员与官制展开探讨。
一、官员的选拔与职位清朝官员的选拔主要分为两种方式:一是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二是通过世袭或辅佐官员的推荐担任官职。
科举考试主要分为三级:乡试、省试和朝试。
乡试是每三年一次的地方全省范围内的选拔考试,通过者有资格参加省试。
省试是乡试通过者进行的考试,入选者可参加朝试。
朝试是最高一级考试,考生要在北京参加,成绩优秀者有机会成为朝廷官员。
清朝的官职分为九品和十八级,九品官员从高到低分别是御史大夫、侍郎、中书舍人、侍读学士、中书通事舍人、侍读、庶吉士、主事、郎中。
侍郎位列最高,负责管理内廷事务。
十八级官员则从低到高分别是县丞、知县、通判、知州、按察使等,他们在地方上负责治理。
二、官员的职责与权力清朝的官员分为中央官员和地方官员,中央官员包括文官和武官。
文官主要负责处理政务和制定政策,武官则主要负责国家的军事安全。
地方官员则负责管理各级行政区域。
作为中央官员,他们拥有特权和巨大的权力。
他们负责监督地方官员、颁发政令、处理重要决策、审查案件等,对国家的运行起着重要的作用。
而地方官员则负责维护政府的稳定与地方的治理,处理各类问题,维护社会秩序。
三、官制的特点与问题清朝的官制有其独特的特点和存在一些问题。
官员的职位和晋升主要依靠科举考试,这既保证了选拔官员的公正性,也使得士人阶层成为社会上层。
但科举制度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官员的权力过于集中,使得腐败现象严重。
另外,官员职位的世袭制度也是清朝官制的一大特点。
这种制度为官员的家族提供了长期稳定的政治地位,并确保儿子能够继承父亲的职位。
然而,世袭制度也限制了人才的流动,导致了官僚主义的滋生。
此外,清朝的官制也存在地方官员与中央官员之间权力分散的问题。
地方官员相对于中央官员拥有较大的独立权力,这使得地方官员往往能够利用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并导致了一些地方的腐败行为。
浅谈晚清到民国乡村治理的制度晚清至民国时期,乡村治理的制度经历了一系列变革与探索。
该制度的发展可分为晚清时期的试探阶段和民国时期的建立与实践阶段。
晚清时期的乡村治理制度试探主要表现为官僚体制向乡村延伸,试图通过官府的行政力量来管理乡村。
这一时期,政府在农村实行行政区制度,设立各级乡绅与乡官来执行政府的政策和法令。
乡绅在乡村中起到了一定的领导和管理作用,同时乡绅还从事一些经济活动,为农民提供资金、设备和技术支持,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乡官的任命多由官僚体制控制,容易导致腐败和权力滥用现象的出现,治理手段不灵活,难以满足农村的实际需求,这使得乡村治理制度在晚清时期并未得到有效的建立和实践。
民国时期的乡村治理制度的建立与实践是在晚清时期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
民国时期,政府在乡村设立了乡村自治制度,倡导“注重农村,鼓励农民,致富乡村”的政策。
其中最重要的是乡村自治,即由乡绅与农民共同管理乡村事务。
乡村自治意味着农民可以自行管理本村的土地、劳动力和资金资源,自治会成员由农民自行选举产生,并负责农村的事务管理以及公共事务的提供。
通过乡村自治制度的建立与实施,农民在乡村治理的过程中获得了更多的参与权益,能够更好地保护自身利益,并有助于提高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
民国时期的乡村治理制度还包括了一系列促进农民生产和农村发展的政策与机制,例如土地改革政策的实施,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建设,农民合作社的成立等。
这些政策和机制的实施,有助于解决农村土地问题、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推动农业现代化,为农村发展和治理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晚清至民国时期,乡村治理的制度经历了从试探到建立与实践的过程。
晚清时期的乡村治理制度在政府的官僚体制下试图管理农村,但效果有限,存在一些问题。
而民国时期的乡村治理制度则更加注重农民的参与与自治,建立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机制来促进农村发展和农民权益的保护。
这一时期的乡村治理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村的治理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为后来的农村治理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
古代基层治理制度
古代基层治理制度是指在古代社会中,针对基层社会组织的管理制度。
这些社会组织包括村落、部落、宗族等。
这些组织的治理制度是由当地的长老、族长、头领等权威人物共同制定和执行的。
以下是一些常见的古代基层治理制度:
首先,古代基层社会组织的治理制度通常依赖于当地的权威人物。
这些人物通常是由族群内的长者、老师、尊长等评选出来的,他们在社会中拥有较高的威望和权威,能够领导和协调整个社区的事务。
其次,古代基层治理制度强调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
社区成员之间需要遵循规定的法律、道德和习俗,自觉遵守各种规定并制定各种惩罚措施来约束自己的行为。
第三,古代基层治理制度采用“民主集中制”原则。
社区成员在集体讨论和决策时,尊重少数服从多数,但同时也注重少数意见的保护,以达到广泛共识和和谐的社会氛围。
第四,古代基层治理制度还注重社区成员之间的相互帮助和互助。
由于当时缺乏现代公共服务设施,社区成员之间会共同协作完成各种公共事务,如道路维护、治安维护、灾害救助等等。
综上所述,古代基层治理制度是一个相对简单而又有效的管理制度,它强调社区
成员之间的自我管理和自我约束,注重民主决策和共识达成,促进社区的和谐发展。
基层治理历史
“基层治理历史”是指中国历史上基层社会组织和治理方式的发
展历程。
自古以来,中国社会始终都是由基层组织构成的,如家庭、
村落、城镇等,这些基层组织对于维护社会秩序、推动社会进步发挥
了重要作用。
在古代,基层社会组织的治理方式主要是家族自治和宗法制度,
家族成员互相扶持、依附家长,而宗法制度则是以家族为单位的政治
和社会制度,这种制度形态一直持续到秦汉时期。
随着时代的变迁,基层治理也不断演进。
清代开始出现村民自治,随着农民阶级的壮大,村社组织逐渐变得稳定,自治权得到加强。
到
了20世纪,社会的变革推动了基层组织的变革,乡、镇、街道等政治
组织逐渐成为基层治理的主要形式,而城市居民委员会也成为城市基
层治理的代表。
近年来,我国加强基层治理的力度不断加强,提升基层治理能力
也成为了国家的重要战略。
基层组织在扶贫、保障民生、推进乡村振
兴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不断完善基层治理机制和组织方式,促进基层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和科学化。
【内容提要】在19世纪50年代因镇压红兵起义而在广东普遍设立的公局,后来演变为广东士绅控制乡村基层社会的常设权力机构。
它拥有武装,征收局费,有稽查、缉捕、审判、仲裁等权力,甚至在地方上有一定立法权,使清朝的统治得以延伸到县以下的基层社会。
研究广东公局,有助于进一步深入了解晚清士绅的地位、作用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摘要题】社会·经济【关键词】公局/士绅/乡村基层社会【正文】以往有不少学者在自己的著作中论及士绅控制基层社会的问题(注:例如吴晗、费孝通等的《皇权与绅权》(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张仲礼的《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贺跃夫的《晚清士绅与近代社会变迁》(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王先明的《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对此均有论述。
),还有学者对广东的士绅机构作过研究(注:杨念群的《论十九世纪岭南乡约的军事化——中英冲突的一个区域性结果》(《清史研究》1993年第3期)也涉及了本文论及的问题,予笔者很大启发。
杨先生的论文重点论述士绅机构“军事化”的问题,这些机构的其他职能并非这篇论文关注之点。
杨先生似乎没有注意到广东不同区域(例如珠三角与客家地区)的差异,也没有提及19世纪中期以后普遍设立的“公局”。
),但关于各地士绅如何在基层社会中发挥作用,具体研究似乎还不多。
晚清广东的“公局”是普遍设立的士绅控制乡村基层社会的机构,有一定代表性(注:刘志伟、陈春声的《清末民初广东乡村一瞥——〈辛亥壬子年经理乡族文件草部〉介绍》一文(收入柏桦主编:《庆祝王钟翰先生八十五暨韦庆远先生七十华诞纪念论文合集》,黄山书社1999年版),提及番禺沙湾的仁让公局,并对其做了个案研究。
两位教授向笔者提供了有关史料的照片。
《辛亥壬子年经理乡族文件草部》是笔者所知的惟一一种公局的原始档案。
本文引用该项资料时按刘、陈两教授文章的编号。
秦汉至清的基层社会治理制度秦汉帝国的成立带来早期中国的根本性转变,以宗法制、分封制、礼制为特点的先秦礼乐文明彻底崩解,而代之以编户齐民、郡县制和法制。
宗法制和分封制架构下的先秦社会王国林立,大小贵族领主奴役下的平民和奴隶生活在国野二元对立的农业社会,宗族势力依靠自西周以来形成的礼仪制度约束成员行为,维系基层的治安环境。
从秦孝公时起,商鞅在秦国推行新法,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迫使其分家析产,逐步瓦解了以血缘为纽带的贵族宗法势力在基层的统治地位,政府通过登记户、口、地的方式,直接掌握编户齐民的基本状况,实现了对“小农”的有效管理,“五口之家”真正成了基层社会的细胞。
从辽阳三道壕和内黄三杨庄的考古遗迹来看,这种小农家庭居住较为分散。
先秦时期的邑、鄙最终演变成了聚、里、丘等基层聚落形态,在其上有乡,一般三四个乡组成一个县。
列侯食封的“侯国”、皇后公主等女性贵族所采之“邑”以及少数民族聚居的“道”亦为县级行政单位。
“县”从春秋末期产生以来,无论历代政区如何变化,始终不可或缺,这是由传统社会以农业立国的性质所决定的。
大县有人口几十万,小县甚至不足一万。
这些较大的县主要分布在华北大平原和关中地区。
县无疑是秦汉帝国的行政重心所在,它构成了基层社会的治理单元。
县域内除行政事权外,还涉及邮政、路政和军政,部分县域内还有“都官”所领的中央王朝直属苑囿或其他国有土地、盐铁矿产等。
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使得治安管理成为县域社会治理的首要问题。
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时期刑事司法和行政治安在法理上并无明确界限。
在秦汉的司法制度安排中,县是法定的基层审判机构,高祖七年发布的有关奏谳程序的诏书中,明确提到“县道官疑狱者”奏请“所属二千石官”即郡守,郡守仍不能决,则奏请廷尉。
县不仅是司法的第一层级,也是治安管理的基层单元。
卧虎令董宣的故事妇孺皆知,这起恶性治安事件由湖阳公主纵奴杀人引发,作为案件属地的帝都洛阳,虽然上有河南尹、司隶校尉乃至中央的廷尉,但仍由洛阳令董宣处理,这很好地说明了县级单位在基层治安管理中的首责属性。
浅谈晚清到民国乡村治理的制度晚清到民国时期的乡村治理,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乡村治理体制是中国传统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基本单元,同时也是国家政策的具体执行者。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乡村治理体制承担了维护社会秩序、传播文化教育、调解纠纷、税收征收等多种职能。
本文将浅谈晚清到民国时期乡村治理的制度,探讨其特点、优缺点以及对当代乡村治理的启示。
晚清时期是中国传统社会向近现代社会过渡的关键时期,对乡村治理体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此时期,中国乡村治理体制主要包括了庄、镇、乡三级政府和官员、义务、民间团体这三方力量。
这种乡村治理模式具有相对稳定的政治秩序、社会秩序和文化传承。
由于科举制度的废止、地方官员腐败、民间团体权力不断削弱等原因,晚清时期的乡村治理体制逐渐出现了许多弊端。
当时的官员腐败严重,无法有效地维护社会秩序和解决民间纠纷。
大量的农民起义和农村暴力事件也显露了乡村治理体制的脆弱性和不完善性。
这种制度弊端在民国时期得不到有效解决,反而继续扩大并深化。
在民国时期,农村治理的任务更为艰巨,因为民国时期正值国家政局动荡不安、社会秩序混乱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中国农村治理的主要特点是政府与农民自治组织之间关系的动态变化。
在政府层面,民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乡村治理的法律法规,如《村组自治章程》、《乡自治组织法》等,加强了对农村的管理与控制。
而在农民自治组织层面,各类农民团体如农民协会、乡贤会等也积极参与到乡村治理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一时期乡村治理体制中,政府和农民自治组织间的互动与协调达到了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乡村治理相对更为正常和稳定。
由于战乱纷争、政府腐败等问题的影响,民国时期的乡村治理体制依然存在不少弊端,在一些地方出现严重的混乱和暴力事件。
晚清到民国时期的乡村治理体制,虽然存在一些不足和弊端,但其中也蕴含着不少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乡村治理需要有一个清晰的权责分工,政府和农民自治组织应当各自明确自己的职责和权限,形成相互制衡的关系。
清的政治制度介绍清的政治制度是指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清朝的政治组织和运作方式。
清政府的政治制度在长达两百多年的时间里,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从清朝政治组织、官制和职官的选拔、决策过程、以及政府与民众的关系等方面对清的政治制度进行介绍。
清朝政治组织清朝的政治组织主要包括皇室、朝廷和地方政府。
皇室是清朝的最高统治者,由皇帝和其家族成员组成。
朝廷则是皇帝行使权力的机构,由内阁、六部、都察院等组成。
地方政府则是按照清政府的布置,在各地设立的行政机构。
皇帝是清朝政治制度的核心,享有绝对的权力和地位。
他制定法令、任免官员、外交事务等都由他决定。
朝廷则是执行皇帝的命令和政策,内阁是最高决策机构,六部则分别负责吏、户、礼、兵、刑、工等方面的事务,都察院是最高监察机构,监察朝廷和地方行政。
地方政府则负责具体的地方事务,由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等官员组成,他们要负责管理、治理和监察地方行政。
官制和职官选拔清朝的官制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完整的官制,明清时期的官制有很大的延续性。
官员被分为九品官、正副员、监察官、五品下至九品等等。
其中,九品官是最高的品级,九品官中又分为正九品和从九品,等等。
官员的选拔主要有乡试、会试、殿试和举人等考试,这些考试都是选拔人才的重要途径。
考试制度全面选拔了各地优秀的人才,也极大地提高了清政府官员的素质和才干。
决策过程清政府的决策过程相对而言比较复杂。
首先,各级官员必须提报自己的意见和建议,然后经过层层审查和筛选,最后由皇帝做出决策。
在这个过程中,朝廷的各个部门和内阁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们为决策提供了专业的意见和建议。
决策过程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机构是军机处,它是清政府中负责军事、外交等重要事务的机构。
军机处的意见对于决策也有一定的影响力。
通过这样的决策过程,清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决策的公正性和合理性。
政府与民众的关系清政府与民众的关系在封建社会中一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晚清县以下基层行政官署与乡村社会控制〔摘要〕学术界一般以为,县级衙门是清朝国家对地方控制最基层的行政设置。
本文考察县以下行政官署的设置及其职能,说明清朝的县级衙门并非皇朝统治的终点,巡检司署等基层官署是相当一部份州县中位于县级行政衙门与村落之间的重要基层官署。
但是,无论是县级、仍是次县级的行政官缺,到晚清时均并无随着人口的庞大增加与乡村社会管理的复杂化而增加,巡检司等官缺反而减少。
其原因应从传统中国皇权与地方绅权的既彼此依存,又彼此竞争与牵制的复杂关系中加以理解,太平天国以来,随着团练的普遍兴起,地方绅董依赖团练局所等非正式机构,在功能上逐渐取代官方的行政官署,成为晚清乡村社会的主要支配者,从而使晚清基层行政官署萎缩不振。
〔关键词〕皇权巡检司社会控制团练局绅权绅董***传统中国国家与社会的扑溯迷离的关系,始终是中外史家十分关注的研究对象。
早在40年代,费孝通先生即已注意到传统中国从县衙门到每家大门之间的一段情形“是最重要的”,他以为“这是中国传统中央集权的专制体制和地方自治的民主体制打交涉的关键,若是不明白这个关键,中国传统政治是无法理解的”〔1〕。
最近几年来中外学术界均较注重对中国基层社会结构的研究,取得了很多研究功效。
已有的研究论著已充分注意到清朝地方行政官僚规模甚小,与西方的君主专制国家形成鲜明对照,如有人指出,18世纪末中国每一县官统治人数为30万人,而革命前的法国,每一地方行政官统治的人口是3千人。
〔2〕这些研究一般均以为清朝国家对地方的行政控制只到州县级衙门,县以下的基层社会大体上是属于地方绅权与族权所控制的领域。
本文试取利用地方文献考察一般为历史研究者所忽略的县以下行政官署设置及其职能,说明清朝的县级衙门并非皇朝官僚统治的终点,巡检司署等基层官署是相当一部份州县中位于县级行政衙门与村落之间的重要基层官署,它们的存在实际上使县以下析分出次县级行政单位成为可能。
但是问题是到晚清时期随着人口的庞大增加与乡村社会管理的复杂化,基层官署的编制非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
清朝时期的官制改革:建立中央一元化体系官制改革是清朝中期以来一项重要的政治改革,它的核心是建立公开招考制度、一元化经营制度,以及废除世袭官职制度等。
这些改革为官员选拔和管理制度的先进性奠定了基础。
在许多方面,这些改革也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启蒙之路。
一、清朝的官制背景清朝开国时,朝廷实行了“宗室专权”的政治体制。
汉人和蒙古人在官员的梯队中处于不同的地位。
公元六十年代末,这一制度被废除,但官员数量和宗法制度依然存在。
从此,体制内的官员更容易成为群体,并由此得到显著的政治权力。
但这种权力让他们在政绩和公共利益上的表现不佳。
二、官制改革的起源官制改革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中国法家思想的兴起以及“西学东渐”的社会背景。
洋务运动使中国社会和国家开始意识到重要性,促进了清政府的官制改革。
同时,孙中山欲推翻清政府,从而促使中央政府思考必须创造一个稳定政府的组织架构。
为此,清政府希望能够保证清官的稳定性,并最终得到社会的认可。
三、官制改革的核心1、公开招考制度在官制改革之前,官员任命往往基于家族及宗教原因,而并非他们的能力。
清朝的改革忠实地将公正的标准引入了官员选拔制度中。
2、一元化经营制度清朝的官制改革结束了地方政府和地方村庄之间的分散式管理制度。
新的制度将上层领导和下层领导的工作分别管理,并为了确保清朝的一元化,将现代行政机构引入整体体制。
3、创造稳定的官僚群体清朝的官员选拔和管理制度的一体化,不仅改变了官员自由行动的方式,还使得一些人无法在地方级别上享受暴利。
此外,整个体制的忠诚性得到了提升,这意味着,员工将专注于他们正在从事的工作,而不是试图通过剥削其他人来获取财富和权力。
四、官制改革的成果在清朝官制改革的推动下,政府的组织架构更加合理。
许多问题得到了解决,例如官职的获取和稳定,以及官员的地位识别等。
这些问题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种特殊繁荣现象,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显著标志。
总的来说,官制改革为中国政治发展提供了基础。
虽然中央集权的得到了改善,但这并不是改革的唯一目标。
清代国家治理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其国家治理也有其独特之处。
本文将从几个方面详细阐述清代国家治理的情况。
一、官制体系
清代官制主要有三级,即九卿、六部和藩镇地方行政系统。
九卿是主管中央政务的最高官职;六部则分别主管刑法、财政、礼制、军事、工程和宗教事务;而藩镇地方行政系统则是统治河南、湖南、四川、云南、贵州等地,以满洲人为首的“将军大臣”担任统治者。
这种官制体系不仅事实上削弱了皇帝的权力,而且也导致了严重的腐败现象。
二、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是清代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制度,其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完善。
清初实行的科举制度中,只有衙门小吏和县丞以上官员才需要经过科举考试,成绩优秀者才有机会入仕。
然而后来,科举制度的范围被扩大到了全国,这也使得千百万的子弟有了进入仕途的机会,而且严格的考试制度也使得许多官员具备专业知识和行政能力。
三、地方权力
清代的藩镇制度是清朝长期有效的治理手段之一。
藩镇制度是指统治河南、湖南、四川、云南、贵州等地的地方行政系统,由以满洲人为首的“将军大臣”担任统治者。
这一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央政府对地方政治的控制,导致清朝逐渐疲弱下去。
四、治理效果
清代国家治理存在一些明显的问题,如官僚主义、腐败和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博弈等。
这一系列问题都直接影响着治理效果,导致清朝在其晚期逐渐衰弱。
不过,科举制度、藩镇制度等制度的实施,也使清代的国家治理相对于其它历史时期而言达到了一定的治理效果。
综上所述,清代国家治理存在着种种问题与缺陷,但其包括科举
制度、藩镇制度等在内的许多制度更新与完善,对中国的未来进化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清朝时期的社会阶层与官僚体系清朝(1644年-1912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社会阶层和官僚体系在这一时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本文将从官僚系统和社会阶层两个方面来论述清朝时期的社会结构和权力分布。
一、官僚体系及其特点清朝时期的官僚体系根据儒家思想和封建制度建构,其特点体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1. 官职等级体系清朝的官僚体系按照官职等级分为九阶,由上至下依次是亲王、郡王、贝勒、贵妃、福晋、贝子、贝勒、贝子、贝勒、贝子、贝勒、郡面、郡面、郡面、郡面、郡面、郡士、尚书、郎中等。
只有达到一定的贵族身份和政治声望的人才能够进入官僚体系。
2. 严格的考试制度清朝实行科举制度,通过科举选拔人才进入官僚体系。
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和殿试,乡试主要选拔士人进入会试,而会试选拔的又进入殿试,通过殿试考取进士称号的人有机会成为官僚。
3. 功能齐全的政府机构清朝设立了多个官府,包括内阁、六部、都察院、太常寺、兵部、刑部、户部和礼部等,分别负责国家事务的各个方面,形成了清朝完善的政府体系。
4. 奖励制度和终身制在清朝官僚体系中,制定了丰厚的奖励制度,包括品级晋升、俸禄增加、封爵和赐地等。
同时,官员也享有一定的特权和待遇,终身制保证了他们的地位和权力的相对稳定。
二、社会阶层的划分及其特征清朝时期,社会阶层从上到下可以分为贵族、士人、农民和工商业者等。
1. 贵族阶层清朝的贵族阶层主要由皇帝、皇后、妃嫔、宗室亲王、郡王、贝勒等构成,他们享有特权和高级官职,并拥有封地和巨额财富。
2. 士人阶层士人阶层是清朝的中上层社会群体,主要由取得进士资格的文人构成,他们可以进入官僚体系,担任政府的重要职位,享有一定的特权和社会地位。
3. 农民阶层清朝时期的农民主要是广大的农村人口,他们是社会的基础,负责农业生产和供养社会其他阶层。
农民的社会地位较低,生活贫困,受到封建压迫和剥削。
4. 工商业者阶层随着清朝社会经济的发展,工商业逐渐兴起,工商业者阶层呈现出一定的规模和影响力。
清朝地方行政制度清朝地方行政制度概述清朝地方行政制度是指在清朝时期,针对地方行政管理而建立起来的一套制度和组织机构。
清朝地方行政制度的建立和改革,对于巩固清朝的统治、保障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本文将从地方行政的组织机构、职责分工、官员选拔与管理等方面,介绍清朝地方行政制度的特点和运行情况。
一、地方行政机构1.1 省级行政机构清朝的省级行政机构称为“布政使司”,布政使司下设布政使和按察使两个重要官职。
其中,布政使负责全省的行政管理和治安维稳,按察使则负责监察、稽查和纠察的职责。
布政使和按察使都是由中央政府派驻而来的官员,通常由武将充任。
1.2 地级行政机构清朝的地级行政机构称为“府”,每个府下辖若干个县。
府级行政机构包括知府和通判两个官职,知府负责全府的行政管理,通判则负责处理案件和司法审判。
知府和通判是由中央政府派驻而来的高级官员,他们在地方担任重要职务,直接管理和统筹地方行政工作。
1.3 县级行政机构清朝的县级行政机构称为“州”,每个州下辖若干个县。
县级行政机构由知县和县丞两个官员组成,其中知县负责全县的行政管理和司法审判,县丞则协助知县处理案件和行政事务。
1.4 乡级行政机构清朝的乡级行政机构称为“乡”,每个乡下辖若干个村。
乡级行政机构由乡丞和里正组成,乡丞负责全乡的行政管理和司法审判,里正则协助乡丞处理案件和行政事务。
二、地方行政职责分工2.1 统治和治安维稳地方行政机构的首要任务就是维护社会治安和维稳,确保清朝的统治得以延续。
布政使、知府和乡丞等官员负责组织和指导地方治安工作,打击犯罪分子,维护社会秩序,以确保国家政权的稳定运行。
2.2 公共事务管理地方行政机构还负责管理领土内的公共事务,包括灌溉、种植、商贸、税收等。
布政使、知府和乡丞等官员负责组织和管理各种公共事务,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和社会运行的正常发展。
2.3 司法审判地方行政机构还承担一定的司法审判职责,负责处理各级法院审理的案件。
浅谈晚清到民国乡村治理的制度晚清至民国时期的乡村治理,标志着中国传统社会治理体制逐渐被改革进步,铁腕手段缺乏的官员们开始尝试各种制度拟定来加强乡村管理,提高农民生产生活水平。
本文将就当时的乡村治理制度进行探讨。
中国传统社会的乡村管理基本上是依靠乡约村规来实现的,乡约村规向来是传统农民生活中最基本的规范,主要反映信仰及伦理文化方面的特点。
而在清朝中后期,乡约村规逐渐不能完全适应当时社会的需要,于是一些地方垂手,一些政治家及官员开始尝试改革。
从政治层面来看,民国前期制定了一系列治理体制。
1909年成立的“乡村理政编查局”就是该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机构之一。
该机构将各地乡村规模及财产、人口统计数据进行摸排,以研究乡村经济的发展及演变过程,精确掌握当地生产生活情况的变化,为制定乡村管理制度及改进农村建设提供科学理论基础。
在经济方面,晚清至民国时期也适当地推行了一些新的经济政策,建立起新的农村经济体制。
这期间的乡村经济依然沿袭了继承压制真金白银的苛政思想,如:义务田制、钳臂税制、大礼税、累进赋税等,但也附加了一些新的农村改革措施,如:设立农村合作社、农民银行等。
这些新的制度或措施对那个传统社会具有革命性的改革与创新。
在社会文化方面,清朝末期至民国时期,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面临着一种破坏的趋势。
尽管在短暂的满清盛世中,某些传统文化得到了一些复兴,在清末思想运动中批判古代文化有一定的意义,但是传统文化的危机难以被挽救:极酷的割去缺乏现代意识的封建愚昧的脐带,该文化与传让社会意识形态的更迭中的上游更浅。
民国初年,孙中山曾将“民为主,政为辅”作为国家治理的基本原则,这一思想影响了那个时代中的政治制度体系,理念便入侵了乡村制度改革之中,开始尝试改变过去由等级性组织、非正式的公开秩序构成的乡村组织形态,向以机构化、官办化和法制化融为一体的新式治理体制转型。
综上所述,晚清至民国时期乡村治理制度的变革是一个不断尝试与失败的过程。
浅谈晚清到民国乡村治理的制度晚清到民国时期,中国的乡村治理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这个时期,乡村治理制度逐渐从以官府为中心的传统模式转变为以村民自治为主导的新模式。
这种变化的背后是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的变化,以及政府对乡村管理模式的转变。
本文将从制度角度探讨晚清到民国时期乡村治理制度的变化及其影响。
晚清时期,中国的乡村治理制度仍然以官府为中心,“乡制”是当时的主要制度。
乡制由县官派遣一名乡长到乡村理事,由他来管理村庄的内部事务。
村庄领导机构由乡长、村长、组长和无名望的村民组成。
乡长行政权是强制性的,而村长的权力则相对较小,只能处理些日常管理工作。
晚清时期的乡村治理模式存在着一些问题。
首先,官府的管制过于严密,使得村民缺乏主体地位,难以在村级治理中发挥自己的作用。
其次,系统化和规范化不足,缺乏必要的管理制度和程序。
此外,乡长的权力过于集中,村民利益无法得到充分保障。
二、民初时期乡村治理制度从民初开始,中国的乡村治理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自治制度逐渐成为主要模式。
民国时期的乡归地方自治,乡级领导机构由村民选举产生,包括村委员会、代表会、村务委员会等。
这些机构以村民会议的方式行使管理权。
村领导人是村民的拥有者,他们可以在领导机构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村民可以通过会议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对村级事务有决策权。
当时的乡村治理制度优点是实行了地方自治,充分保障了村民的权利和利益;同时,催生了基层民主,建立了相应的管理制度,规范了村务管理和村庄建设。
但该制度存在缺点,如法律制度不完善、维稳管理不力、乡村经济不发达等问题,也限制了村民自治的发展。
这种制度变革对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首先,它促进了基层民主的发展,并在某种程度上采取了一种更加平等的社会体制,定期选举和常规化的自治模式,逐渐消解了严格的等级制度。
村民在选举过程中有了更多的话语权,更广泛地参与了村庄决策。
其次,这种制度变革加强了政府与社会的联系。
官批民调及官批民调制度与民间诉讼、基层治理密切相关。
有学者指出:“如果说无讼是中国古代政治与法制建设的价值取向,那么调处制度则是实现息讼无讼的重要手段之一。
这在中国古代是由来已久的,不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形成了整套的制度,是世界上少有的。
”[1]官批民调在中国古代是一种重要的“息讼”实践,但决不仅仅限于此。
(一)官批民调制度的内涵古代调处制度所涉案件一般包括户婚、田土、钱役、斗殴等细故,以及一些轻微刑事案件,它又可以分为民间调处、官府诉讼调处和官批民调三种主要形式。
官批民调在形式上具有调处的一般特征,但与传统民间调处、官府诉讼调处相比,又有不同之处。
与民间调处不同,官批民调案件进入了官府诉讼程序,与官府审判密切相关,而不仅仅局限于民间领域,这其中官方意志起很大的作用;与官府诉讼调处相比,官批民调案件虽然进入了官府诉讼程序,但在官方的意志下没有走完这一程序,而是转向民间,通过非诉讼、非官府判决的形式解决,这其中官府衙门、民间力量、民间习俗等都发挥了影响,而不仅仅只有官府衙门在起作用。
官批民调介于民间调处和官府诉讼调处之间,是官府衙门和民间力量处理纠纷的结合点,是堂上堂下相结合解决民间纠纷的主要途径。
案件进入官府诉讼程序,官府认为案件情节轻微,不值得传讯、审判,或认为事关亲族关系、伦理道德、社会风俗等,不便公开传讯,就会批令保甲、宗族、乡绅、行会等组织或人员进行调处,然后把调处结果回禀官府并销案,在这一过程中官府只进行原则性的指导并对调处结果予以确认,以使调处结果发挥效力,这就是官批民调。
对官批民调案件涉及的各方面力量、人员的职责、权利、功能等的确认及对运作程序的一系列规定,也就构成了官批民调制度。
官批民调是明清时期调处的重要方式,官批民调制度也是明清调处制度的主要内容,具有半官方性质和“官民合作”特色,与明清基层社会治理息息相关。
(二)清代官批民调制度的基本特征1、官批主体的特定性在清代,州县是最为重要的基层行政组织,也是诉讼的第一审级,作为这一审级的最高裁定者,州县官成为官批民调的官批主体。
《大清律例》规定:“军民词讼,皆须自下而上陈告,若越本管官司,辄赴上司称诉者,﹝即实亦﹞笞五十。
”[2]可以讲,几乎所有的案件都要经过州县官的初审,但由于清王朝法律对州县官审判权力的限制,州县官除对户婚、田土、钱债、斗殴等细事可以当堂决断外,大一点的案件尤其是比较重要的刑事案件,原则上要由州县官的上级甚至是皇帝来批复,对此州县官没有决定权。
从官批民调制度的运作来看,官府批给民间调处的案件都是州县官职能管辖范围内的,主要是州县官在起作用,因此官批主体比较特定,一般限定为州县官,即地方父母官。
据《清史稿·地理志》所载,宣统时期有县1342个,属州129个,散厅78个,此外还有土州27个,土县4个,土司113个。
《清史稿·职官志》所载,清王朝有县1358个,属州48个。
从中还可以得出,官批主体在数量上也是一定的,一般等同于全国州、县这一级官府组织的数量,大约为1500个左右,即所有的知县、知州、散厅的通判以及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官等。
2、民调主体的多样性清代官批民调制度与基层社会治理肖卜文陈瑞来[作者简介]肖卜文,女,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助教,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与政治制度史(湖南长沙,410208);陈瑞来,湖南省委学习办(湖南长沙,410001)。
[摘要]官批民调是清代调处的重要方式,官批民调制度是清代调处制度的主要内容,具有半官方性质和“官民合作”特色,与明清基层社会治理息息相关。
从清代官批民调制度的内涵、基本特征出发,分析了这一制度建构、运作的环境和产生的原因。
作为清代基层治理体系重要内容的官批民调制度,其实施虽然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但对清代基层治理有积极作用,并对当时社会治理的理念、方式有一定影响。
[关键词]清代;官批民调;基层治理;官民合作中图分类号:k2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653(2010)11-0015-042010年11月Culture And History Vision (Theory )Nov.2010民调主体是针对于民间力量、民间组织在民间调处中的作用而言的,相对于官方力量来说,民调主体又是官批主体的承受方。
在我国古代,官方力量居于主导地位,社会资本要素发育不完善,社会力量虽然有与官方衙门冲突的地方,但大多数情况下社会力量会依顺在官府组织之下,它们或者担当起官府的少许经济职能,或者履行官府的部分治安功能,或者在官府的主导下做一部分社会救助等方面的工作,等等。
具体到官批民调而言,保甲、乡约、宗族、乡绅、行会、会馆、庙会等非官方力量在民间调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认为是主要的民调主体。
在清代,官府对官批民调案件的批付对象选择性较大,民调主体具有多样性。
3、案件的民事导向性官批民调案件在清代州县诉讼案件中占有一定份量,在整理出来的清代四川巴县、天津宝坻、台湾淡新、浙江黄岩等地方档案中,就有不少典型的官批民调案件,其中又以“黄岩诉讼档案”最为突出。
据王宏治的分类,整理出版的“黄岩诉讼档案”案件主要分为户婚、田宅、钱债、斗殴、盗窃、保释及要求存案等七种类型。
就案情而言,黄岩讼案绝大多数在今天看来属于民事案件,把交叉案件计入在内,可归入户婚的案件有19宗,约占总数的24.4%;属田宅者18宗,约占23%;属钱债者21宗,约占27%;较单纯的斗殴案件5宗,约占6.4%;盗窃案9宗,约占11.5%;另有非为诉讼请求者10宗,其中出状保释者3宗,要求存案者7宗,合计约占12.8%。
通过对黄岩讼案的分析,总的来讲清代官批民调案件具有明显的民事导向性。
4、制度运作过程中体现出较明显的官方意志《大清律例》规定:“斗殴、婚姻、田宅等事不受理者,仗八十。
受﹝被告之﹞财者,计赃,以枉法﹝罪与不受理罪﹞从重论”。
[3]也就是说,在州县官职能管辖范围内的案件,只要当事人告状,州县官就必须受理,如果不受理,就要受到相应的处罚,甚至要承担必要的刑事责任。
然而,在具体运作过程中,州县官往往利用法律的其他规定,对民事诉讼不予受理或者批付给民间调处。
州县官的批付往往并不以当事人自愿为条件,大多是官府衙门强行息讼的直接结果,也主要体现着官府“息讼”之意图,纠纷双方在心理上也难以完全接受。
(三)清代官批民调制度建构与运作的环境及原因在整个清王朝,官批民调制度的建构与运作,不仅与纠纷的性质、纠纷方的心理等因素有关,还有深厚的社会基础,更与整个州县政治体制紧密相关。
1、州县政治体制与官批民调清代官批民调制度建构并运作于州县政治体制之中,是州县政治体制的逻辑延伸。
作为清代州县政治体制重要内容的主官负责制,对官批民调制度的形成、实施有重要作用。
《清史稿·职官志》讲:“知县掌一县治理,决讼断辟,劝农赈贫,讨猾除奸,兴养立教。
凡贡士、读法、养老、祀神,靡所不综。
县丞、主簿分掌粮马、征税、户籍、缉捕诸职。
典吏掌稽检狱囚”,从中可知州县官在整个州县政务中处于主导地位。
在典章上,清代虽然也有州县设置佐贰官的规定,但并不是全部设置。
据《光绪会典》载,州同有52人,州判有70人,县丞有345人,主簿只有55人,而州有218个,县有1341个,很明显,大部分州县没有佐贰官。
即使某些州县有佐贰官的设置,佐贰官也大多不与主官同署或同城治事,如宛平县的县城官署设在门头沟,大兴县的县丞官署设在礼贤镇。
清王朝不仅在制度上肯定了主官负责制,还在州县官吏设置上剔除了与州县主官抗衡的对手,维护了州县主官掌控整个州县辖区的权力。
[4]主官负责制在制度上赋予了州县官处理本辖区事务的权力,使州县事务无不在其职责范围内,这同时也造就了州县官事繁任重的处境。
在这种处境下,州县官不仅要接受自上而下的领导和监督,还要面对诸多势力的竞争、威胁、干预等,在追求个人政治、经济利益最大化动机下,州县官为上是尊、谨慎政事、明哲保身、苟且因循的心理也就越来越突出,并对州县政务特别是民间纠纷的处理产生了重要影响。
州县官对官批民调的偏爱还与君主专制下严格的考课制度有很大关联。
考课是对在职官吏的官箴政绩和功过的评定,通过考课分出优劣而加以奖惩黜陟,是历代统治集团约束内部成员的重要手段。
考课的内容和标准在一定程度上规范着官吏的行为,也影响着人们对官吏的评价。
对各级一般行政官吏考核的内容,主要是所属部门和地区的户口增减、垦田多少、钱谷出入、漕运水利、盗贼狱讼、教育选举、社会治安、督察下属等内容,其中盗贼狱讼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
地方官大计考核时,“政事”一向以通达明治为上等,讼清狱结是其重要标志,“自理词讼随到随审,虚衷剖断,从不稽延拖累”的地方官可升迁,“诉讼少则高升”,“诉讼多则撤职”。
这种考核标准当然促使地方官通过调处手段达到息讼的目的,由调处方式解决百姓日常纷争成为其首要选择。
2、州县官施政环境、心理与官批民调在整个封建专制政治体系中,州县官处于中下层位置,在上下左右的政治关系网络内,既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又受到多方面的牵扯。
“州县官的倨傲以临下,谦恭以奉上,虚伪以处左右的心理痼疾,在政治关系网中表现非常充分”[5]。
基于州县官的处境和个人自身的因素,州县官在施政过程中,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阻力和障碍,施政上困难重重,宦海上布满荆棘,到处是陷阱,稍有不慎,丢官卸职,乃至破家灭门。
清代州县官不在本籍任职,而到与自己家乡不同风俗的地方充任长官,语言不同,地方风俗不懂,再加上他们在上任前没有多少法律知识,只能依靠幕友断案,因此他们的断案都带有一定的政治风险,这也与古代诉讼程序的无限性有关,诉讼当事人只要对诉讼结果不服,可以多次向上级衙门进行投诉,有的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由于担心仕途不测,州县官对民事纠纷甚至一些刑事案件推诿于乡里或让纠纷双方自行调处,不仅可以借此来标榜所辖境内“讼清、政通、人和”,而且能掩盖自己不懂刑名律例的缺陷。
况且因诉讼之事而被讦罢官的也不在少数。
清代官批民调制度就是在这种复杂的州县官施政环境下建构和运行的。
在清代,州县官的政绩趋向与儒家伦理道德紧密相关。
清代大部分州县官熟读过四书五经,饱经儒家伦理道德熏陶,都希望以好的官声不朽于世。
满清统治者也正是利用了州县官的这种心理特征,对官吏进行奖励,有的旌表乡里,有的通告全国,有的载以史传,以使褒勤赏廉劝善功能发挥出最大效能。
对传统的“官”而言,“讼”所关涉到的不仅仅是“法令”,更重要的是,诉讼的多寡及其解决方式,本身就是衡量其为“官”是否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
“为民父母”的州县官,在这种内心压力下,在处理尤其关涉“风俗人心”的民事讼争时,尽量采用非诉讼的方法,这正是传统社会倡导民间调处或官批民调以平息争讼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对黄岩诉讼的78件民事诉讼档案的研究中,只有7件裁定其诉讼请求,其它均不予受理或者裁定调处解决,就是州县官群体这一施政心理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