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史研究的独特视野——李帆教授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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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小说戏曲研究存稿》读后感

《中国古典小说戏曲研究存稿》读后感（最新版）编制人：__________________审核人：__________________审批人：__________________编制学校：__________________编制时间：____年____月____日序言下载提示：该文档是本店铺精心编制而成的，希望大家下载后，能够帮助大家解决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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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论文中体现作者的学术视野

如何在论文中体现作者的学术视野在学术领域，撰写一篇优秀的论文不仅需要扎实的研究基础和清晰的逻辑论证，还需要展现出作者广阔的学术视野。

学术视野是指作者对所研究领域的全面了解、深入洞察以及对相关学科知识的融会贯通。

那么，如何在论文中有效地体现作者的学术视野呢？首先，充分的文献综述是展现学术视野的基础。

在论文的开篇部分，作者应当对前人在该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全面且深入的梳理。

这不仅包括对主流观点和经典理论的阐述，还要关注到那些具有创新性和争议性的研究。

通过对大量文献的阅读和分析，作者能够展示自己对该领域研究动态的熟悉程度，以及对各种观点的批判性思考能力。

例如，如果研究的是某个社会现象，那么就要梳理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的探讨，包括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的观点。

在综述过程中，不能只是简单地罗列文献，而要对它们进行分类、比较和评价，指出已有研究的不足之处，为自己的研究找到切入点和创新点。

其次，跨学科的知识运用能够显著拓宽学术视野。

当今的学术研究越来越强调学科交叉与融合，单一学科的视角往往具有局限性。

作者在论文中如果能够引入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或概念，不仅能够为自己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还能展现出其对不同学科知识的整合能力。

比如，在研究环境问题时，可以借鉴物理学中的能量守恒定律来分析资源的消耗与转化，运用经济学中的成本效益分析来评估环境保护政策的效果，同时结合社会学中的群体行为理论来探讨公众在环保行动中的参与度。

这种跨学科的知识运用需要作者具备广泛的阅读和学习能力，能够敏锐地发现不同学科之间的关联，并巧妙地将其应用到自己的研究中。

再者，对研究问题的宏观把握和长远展望也是体现学术视野的重要方面。

作者不应仅仅局限于当前的具体问题和短期的研究成果，而要将其置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和学术发展脉络中进行思考。

探讨研究问题的产生根源、历史演变以及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展示出对问题的全局性理解。

例如，在研究一项新兴技术时，不仅要关注其当前的应用现状和技术瓶颈，还要分析其在未来几十年内可能对社会、经济和人类生活带来的深远影响。

本期寄语

本期寄语本期特设“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国际视野笔谈”栏目，刊出3位资深学者围绕中国古代史研究如何提升国际化的自觉和水平所发表的意见。

李治安教授的《会通中外与中国话语》主张引进、借鉴国外理论与方法、开展中外比较研究、推出国际水准的高质量论著。

李振宏教授在《国际视野：中国古代史研究的路径选择》中指出，国际视野指国际眼光和比较方法，将中国历史置于世界历史比较中去认识，借鉴西方比较成熟的史学理论或方法，是拓展古代是研究理论思维的两个重要维度。

彭卫研究员的《如何理解历史研究的本土情怀》强调，人文研究者总会带有本土情怀，其基点是用自身文化眼光关照历史，敏锐感受自身的不足并自主调整，从而更加包容和开放。

“理论与思想”栏刊出李华瑞教授的长文《唐宋史研究应当翻过这一页——从多视角看“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

该文从范式来源、政治背景、中西历史走向比较、被支离的多民族国家历史、国际宋史学界对唐宋史分期认识的变化、国内唐宋史研究的实践6个方面，对内藤湖南、宫崎市定等人的“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做了详细剖析，体现中国唐宋史界在研究理念方面的新思考。

“古代地中海文明”栏刊出两篇文章。

欧阳晓莉的《两河流域乌尔第三王朝温马省神庙宝库记录初探》梳理两河流域乌尔第三王朝温马地区神庙宝库的记录，指出其记载的宝物为温马社会中上层向当地神祇的许愿物和还愿物，温马总督而非国王对这些奉献物享有支配权。

刘健的《卢维语象形文字文献的分类》对现存古代安纳托利亚和叙利亚地区的卢维语楔文与象形两种文字文献，根据载体、石刻形制以及内容进行了分类，当有助于辨析赫梯宗教与世俗统治合一的传统以及赫梯王国与新赫梯时期文化一脉相承的特征。

“拜占庭与欧洲中世纪”栏刊出的赵瑞杰、徐家玲合作的《罗马—拜占庭法视域下伊琳娜称帝原因解析》，通过对6至8世纪拜占庭立法原则变化的分析，对拜占庭帝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皇伊琳娜得以统治帝国23年的原委及当时拜占庭女性权利、地位提升情况做了讨论。

浪漫的游走--李欧梵学术个性管窥

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上海都市文化的氛围中，佐以文化研究和审美、心理分析，使作品和作家的思想更加丰满和明晰。这种游走在文史之间的方法，跳出了单纯分析文本的局限,更关注文本与历史的联系，避免一种概念化的解读,同时带有他个人的感性体验和阐释。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正是不同时代、不同个体对文本的个性解读、阐释，不断丰富了文本的内涵，挖掘了文本的价值。扎实的理论和敏锐的感性体验使李欧梵学术研究在方法学上，还游走于理论与感性之间。他近时的研究常常不是某一个作家，或某一部作品，而是以理论为出发点，多看资料，然后找出一个命题来研究，这往往牵涉到一些作家或作品，甚至报刊、杂志的方方面面，这其中又包含文化研究的意味，表现出他对中国现代文学乃至文化史的人文关怀。在《“批评空间”的开创》一文中，他由哈贝马斯的“公共空间”理论为出发点，力图探讨“自晚清（也许更早）已降，知识分子如何开创各种新的文化和政治批评的‘公共空间’？ ”，而“民族国家的想象空间和公共领域的空间，其构成基本上都与印刷媒体有关”[4]（P4），因此，他先由 20 世纪初《申报》“自由谈” 的“反映社会风气和批评时政”游戏文章谈起，认为这些文章虽不能达到预期的所谓 “救国救民” 的目的，但却比“严正之文”的转移社会风气即民风的“功用更大”；从《申报》“自由谈”民初“滑稽讽世”的边缘批评模式，谈到五四前夕、军阀时期“游戏文章”更为宽松的言语尺度，反映当时的“舆情一斑”；直到 30 年代鲁迅和“左联”作家“政治上的偏激化”花在私人道德和个人恩怨之中的笔墨太多，并没有为“公共空间”争得自由，反而使之缩小。这也是对五四激进思潮的反思和对建立“公共空间”的渐进发展模式的关怀。李欧梵游走于感性和理论之间的特点，使他的学术研究既有站在理论高度的关照，提升和挖掘了感性材料的思想深度和内在价值；又避免了学术著作的艰涩抽象，融入了更多个体的感性体验，为其思想和理论作了形象可感的注脚。

钧瓷学术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李民举先生访谈录

钧瓷学术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李民举先生访谈录王洪伟【期刊名称】《许昌学院学报》【年(卷),期】2017(036)004【总页数】5页(P37-41)【作者】王洪伟【作者单位】河南大学艺术学院,河南开封 475001【正文语种】中文编者按：官钧指的是传世钧瓷及钧台窑出土的陈设类钧瓷或数目字钧瓷。

官钧年代问题由来已久，且争议较大，近年来更是参与者甚众，聚讼不已，有“宋代说”“金代说”“元代说”“明代说”等，不一而足，各持己见，正误难断。

为探索历史真相，推进钧窑史研究，本刊特邀钧窑史学者王洪伟博士就官钧年代问题，对最早质疑和系统反驳“官钧宋代说”，并提出“官钧元明说”的著名古陶瓷学者李民举*李民举，1965年生，河南郏县安良镇人，1984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91年研究生毕业留校，担任北京大学考古系讲师，1997—2000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后定居美国；曾经在中国古陶瓷领域做出过开拓性贡献，现为旅美作家、学者，提任美国新英格兰国际交流中心东亚研究所所长，兼任美国西北大学研究员，研究领域涵盖中国陶瓷史、艺术史、历史学、考古学、哲学史、比较宗教学等等。

先生进行学术访谈，希冀由此引起钧瓷研究者重视和深思，进而对钧窑历史研究维度的拓展及其学术信度和效度的提高有所裨益。

王洪伟：李老师您好！您是何时开始中国古陶瓷史研究的？李民举：我1984年考入北京大学以后，利用寒暑假，调查过豫西地区的一些窑口。

先是在神垕镇周围调查，我调查过赵家洼窑，发现了唐代花瓷残片；还调查过白峪窑(即刘庄窑)、野猪沟窑等。

后来调查的范围扩大到禹州扒村窑、临汝严和店窑、鲁山段店窑等。

1988年，我的本科毕业论文内容是唐朝瓷器的编年谱系。

论文是马世长教授(1936—2013)指导的。

可惜马教授已经去世了。

1988年秋天，我成为宿白教授的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就是陶瓷考古学。

王洪伟：在涉入中国陶瓷史研究领域的过程中，哪些学者的研究方法或理论对您影响较大？李民举：宿白教授倡导的历史考古学理论对我影响最大。

放宽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视野_评介_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_

・书评・放宽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视野——评介《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马　敏临近新的世纪之交,对中国近代百年历史的反思又有渐成显学之势。

海内外学者都在思考如何在视角和方法层面有新的突破,从整体上推进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

新出的两巨册《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刘广京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①(以下简称《文集》),以庆祝旅美著名学者刘广京先生75岁寿辰为契机,收录中外知名学者论文凡47篇,以扎实的个案研究重新检视了中国的文化传统,对明清以来的近世历史做了富有深度的探讨,可以说是体现宏观历史思考与微观历史研究相融会的成功之作,其所言所思对21世纪中国史学的取向不无提示意义。

著名历史学家刘广京教授系台北中研院院士,曾任教于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等多间名校,在海外培养了一大批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锐学者,其学术成就对大陆学界来讲并不陌生。

他早年致力于19世纪英美在华轮运业竞争的研究,成绩斐然,以后对19世纪以来中国近代政治、经济制度史的研究用力尤深,近年来更格外关注中国传统在现代化过程中的调适与演变,着力探讨儒家经世传统在现代化中的贡献,以及儒家正统与异端的复杂互动。

刘教授治史的一个特点,便是视野开阔、学识渊博,不囿于某一狭小的领域,力主放宽中国近代史的视野,一方面要运用活泼的思维,做精致的构想,下文献的苦工,但同时也需要有“高瞻远瞩的气概”。

不难看出,本书主编者受刘教授学术主张影响甚深,立意所收论文“甚盼能以中国近世的传统与蜕变为解释中国近代史的焦点”,以此讨论“中国近世四百年间的持续与推移,乃至极少有的断裂。

”(上册,“序”第1页)这也正是所收中、英文论文均按“传统的面面观”、“渐变与暗变”、“蜕变”三个序列排列组合的深意所在。

那么,如何做到以中国近世传统的承续与演变为主线,进而拓宽中国近代史的视野呢?《文集》从以下几方面做出了努力:放宽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视野在历史分期上,不是简单地以1840年作为近代史和古代史的断限,此其一。

叙事学是一门富于生命力的学问——谭君强教授访谈录

第34卷　第3期2023年5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Journal of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Vol.34　No.3May 2023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古典抒情诗叙事学研究”(20BZW013)。

作者简介:舒凌鸿,博士,云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叙事学、外国文学。

谭君强,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博士,云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叙事学、比较文学。

叙事学是一门富于生命力的学问———谭君强教授访谈录舒凌鸿　谭君强摘要:自中国学界打开向西方汲取养分的大门,西方文艺理论在与中国文化语境结合的过程中,许多理论与思潮显赫一时,潮起潮落,各领风骚。

在此背景下,中国叙事学研究却一直蓬勃发展,长盛不衰,显示出勃勃生机。

当代叙事学自20世纪60、70年代在西方兴起,8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从受其影响到走出自己的特色之路,离不开中国叙事学研究者的笔耕不辍。

来自云南大学的谭君强教授是中国最早进行叙事学研究的重要先行者之一,他的研究正好贯穿了整个中国叙事学研究发展的历程。

本访谈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对谭君强教授叙事学领域的研究和教学情况进行总体逡巡;第二部分着重探讨谭君强教授的审美文化叙事学和比较叙事学研究,及其在经典叙事学向后经典叙事学转变过程中的意义和价值;第三部分讨论和介绍其叙事学研究的系列译著及其对叙事学研究的促进作用;第四部分聚焦于近年来谭君强教授影响较大的叙事学研究的主攻方向———诗歌叙事学。

在这篇访谈中,展现了谭君强教授在叙事学研究领域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的精神,成为后辈学人的榜样。

同时,也展现了整个中国叙事学研究领域的现状及其发展历程的一个重要侧面,充分证明了叙事学是一门富于生命力的学问。

关键词:叙事学;审美文化叙事学;比较叙事学;诗歌叙事学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962(2023)03-0001-19渊至洞达,累学之功:以“叙事学”贯穿超过30年的学术和教学舒凌鸿:谭老师您好!2022年4月,您的新著《比较叙事学》刚由中国社会1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2023年第3期　科学出版社出版。

比较视野中的中国人类学——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二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1卷第3期 JOURN AL OF G UANGXI UNIVERSITY FOR N ATIO NALITIES Vol .21NO .31999年7月(Ph ilos oph y and Social ScienceEdition)July.1999比较视野中的中国人类学——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二●徐杰舜/问　吴国富/答[作者简介]　徐杰舜,1943年生,浙江余姚人,广西民族学院汉民族研究中心主任、学报编辑部主任、教授。

南宁,邮编:530006。

吴国富,仫佬族,1965年生,广西罗城人。

广西民族学院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

南宁,邮编:530006。

[摘　要]　当代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关键在于高质量学术成果的不断涌现。

它需要通过拓宽研究视野(含国际国内学术交流)、加强区域性民族志资料(含历史资料)的发掘、积累和利用、提高学术队伍水平等条件来实现。

另一方面,应用研究领域的扩大是中国人类学赖以生存和走向科际整合、迈向人民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　人类学;学术质量;研究视野;区域性民族志;应用[分类号]　C 912.4　[文献标识码]　E [文章编号]　1002-3887(1999)03-0039-44徐:90年代以来,我国自己培养的人类学硕士、博士成为中国人类学专业研究人员的学术骨干,请你谈谈在国内攻读人类学的情况(包括简历、学历),以及最主要的学术收获。

吴:我1965年生于广西罗城,仫佬族。

1981年考入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85年获历史学学士学位,同年考入同校人类学系中国民族史专业研究生,导师是我国著名学者陈国强教授和蒋炳钊教授,1988年获历史学硕士学位。

我对人类学产生兴趣始于1984年。

当时,美国依阿华州立大学人类学系黄树民副教授(美籍华人)应邀到厦大访问讲学,为我们开设了《人类学概论》和《应用人类学》两门课程,给我们很大的启迪。

后来,黄教授建议我们班同学集体合译哈维兰的《文化人类学》教材,我也参加了部分章节的翻译,从中了解国外人类学的一些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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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也是有很大问题的，所以，要强调多重史料。古史研
究所继承的，就是王国维先生倡导的二重证据法，文献资料和地下史料的结合。近现代史的史料，也有这样的问题，精英层面的研究，虽有很多文献史料作依托，但也不能仅单一运用这类材料，一旦进入到大众层面的研究，就更得在传统文献之外，多用边缘史
料、口述史料等，这种文献史料和其它史料的结合，
刘先生要求我触类旁通，这不完全是北大的特
色，老清华学风，也很强调这一点。刘先生是在１９４８年进入岭南大学政治历史学系学习的，当年底陈寅恪先生进入岭南任教，他随陈先生学习了近丽年。１９５０年秋，他转入清华大学历史系。１９５２年，他毕业那一年，清华历史系的主体，并入到北大。在清华。他所受教的几位名师，如雷海宗先生、邵循正先生，是在陈寅恪先生之外，也对他的治学产生了很大影响的学者。清华历史系的学术风气，就是主张“通”。培养学生，要求掌握多种语言；研究问题，倡导建立在多种语言基础上的多种文献、多重证据的考察；在研究视野和方法上，是多种学科、多种路径相交汇。实际上，陈寅恪先生、雷海宗先生、邵循正先生的治学都是如此。刘桂生先生对我的期望和要求，也是基于上述情形。他当年的家境很好，所受到的语言教育也较充分，掌握了好几门外语，所以，他带学生，非常重视语言训练，希望学生能懂得更多的语言。当今的中国史研究，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已经是一门国际性的学问了，仅仅局限于中文世界来看问题，是很不合适的。所以，一定要有国际视野，掌握多种语言。史学研究。无论是哪个领域，文献史料都是最基本的东西，但是如果对文献史料只从单一的角度来理学术史研究的独特视野
——李帆教授访谈录
李卫民
导
语：学术史研究是新兴的史学分支学科。与以往的哲学史研究和思想史研究不同，学术史研究，虽有借鉴西
方学术规范之处，但主要是一种本土化、原生态的历史研究，是史学深入发展的必然产物。学术史研究的成果，能够使政治史、社会史、思想史的背景更加靖晰，线索更加明确，有助于人们更漾刻、更全面地看待历史发晨。李帆教授长期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学术史研究，他的学术视野开阔，研究过程中，注重古今中西的会通，得出深入、坚实的结论，他的研究成果受到很多国内外学者的好评。此次，李帆教授接受本刊采访，深入解析学术史研究的重要功能，对学术史研究的发展方向做了展望，对促进相关学科的发展意义重大。
我的学术史研究的起点——寅Ｉ师培研究
我在北大学习期间，为了力图打好以古今中西兼通为目标的学问基础，抓住中国古典学术与现代西方思想这两头，在中文系文献专业选了孙钦善教授开设的“乾嘉考据学研究”课，在政治学系选了李强教授开设的马克斯－韦伯著作研读课。北大所开的研究生课程，有一个特点，针对具体问题，很前沿，也很深入，尽管可能不是很系统。这两门课程对我的影响也较大。一方面，通过乾嘉考据学来把握中国古典学问，是一个非常好的入手处。因为中国古典学问博大精深，从先秦开始，历经两千多年，内容非常繁杂，但清人的学问，集中国古典学问之大成，是总结性的。乾嘉学派，无论是考经、考史还是考子，都是集大成的，我们现在读的很多典籍，大量是经乾嘉学者整理过的，比较可靠。所以从清人的学问做起，肯定是通晓中国学术的最佳入手处。另一方面，在现代西方思想家中，马克斯・韦伯是个博大精深的集大成者之一，而且对中国也有研究，有不少真知灼见，尽管不是汉学家，却被人称为“伟大的外行”。在韦伯著作研
现代史的研究，有什么样的启示。我当时对美国的中
国近现代史研究还比较熟悉，像费正清的“冲击一回
应”理论、列文森的“传统—近代”理论等都有较多接触，我发现他们的观点与韦伯的观点之间，有一些内在关联。韦伯认为，中国内部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只有在外来冲击之下才有可能促成中国内部发生变化。费正清的思路也是外来冲击、本土回应。所以，经过审慎思考和艰苦的资料搜集整理，这门课的课程作业我就写了一篇长文《韦伯学说与美国的中国研
究——以费正清为例》，阐发以费正清为代表的美国
中国学家与韦伯之间的学术关联。这篇文章请刘先生看后，他很高兴，认为确是达到了学科前沿水平。随后，这篇文章在《近代史研究》上发表。在我攻读博十学位期问，不论是北大，还是中国学术界，人文学科中都出现了关注学术史的现象。我也很注意这样一种现象，并且认为这是一个值得“预流”的领域。所以，在选择博士论文题目时，我就本着 “预流”原则，依据自己的学术“基原”，选择了一个学
文集《中国学术：古典与现代之间》、《古今中西交汇
处的近代学术》。访谈时间：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１５日访谈地点：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办公室采访人：李卫民（以下简称卫）被采访人：李帆（以下简称帆）进入北大历史系卫：请您先谈一谈对北大历史系的印象吧。您进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０５—０６
－３・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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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题名即为《古今中西交汇处的近代学术》，这当然有刘先生的影响因素．同时体现了我的一种追求。我心里清楚，真正做到古今中西都通，那是一个理想境界，恐怕是我一生难以企及的目标。尽管如此，我还是力图抓住两头，一头是中国古典学问的根基，一头是西方的学术新潮，特别是对于研究学术史、思想史，起码这两头要抓住，这两头把握不好，要么是根基不扎实，要么是不知道学术前沿在哪里。
术史个案——窝｜师培的学术，展开研究工作。那么，为
什么要选择学术史作为自己的研究领域并以刘师培这样一个人物为突破口呢？我自然是有自己的考虑。之所以选择学术史，除了因为它是一个前沿领域外，也是由于在我看来，学术史研究能够成为推进史学发展的杠杆。举个例子，大家都了解，思想史研究以往已有很多成果，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如简单定性、望文生义、深度有限等，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对思想背后的根源探讨不够。思想背后，往往是有学术作为资源的。思想不是凭空出来的，它是有学理做基础的。过去我们的研究，不太重视思想背后的学理，只是关注浮在面上的一些东西。实际上，思想犹如浪花，下面依托深深的海水，而我们研究浪花比较多，
李帆教授简介：男，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主任，教育部“新世纪人才”，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研究。曾多次赴德国、奥地利、韩国、印尼等国及港台地区进行学术交流，代表作有，论文《韦伯学说与美国的中国研究：以费正清为倒》、《清末民
入北大历史系之前，已经是辽宁师范大学的副教授了，是较为成熟的历史研究者了，对学术机构的认识、了解会更深刻一些吧。帆：我的北大经历，要从北大、清华两个学校谈起。我的学习是从两个学校受教，不光是北大。我的学籍是在北大，但是，我的导师刘桂生教授住在清华，他长期在清华执教，刘先生调入北大也就是那几年。所以，我从刘先生那里学到的，除了北大的一些特色之外，还有不少清华的治学特点。他当时开了两门课，一门在北大开，一门在清华开，他是北大、清华的双聘教授。我是两边都要去学，北大、清华也就是一路之隔，我骑车去清华历史系听课。可以说，北大、清华两个历史系的学风，对我都有影响。所以，我想就两边的情况都做一些回顾。北大历史系实力非常强，中国史、世界史、考古学，这３个学科都较均衡，实力都很强。北大历史系的学风，就是建系一百多年来，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逐渐形成的。当时有北大史学门，后来又改为史学系，多年来的学风特点，就是强调扎实的史料文献基础、过硬的考据功夫。当年，对北大历史系的学风有较大影响力的学者，像胡适、傅斯年．特别是傅斯年，他一直倡导的。就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这样的一种学风、精神，为北大历史系的师生所传承。北大的老师做研究，都很扎实。在中国
初学术史勃兴潮流述论》、《近代中国学术史上的戴
震》、《（刘中叔先生遗书）编误举例》、《刘师培与北京大学》、《民族主义与国际认同之间：以刘师培的中国人种、文明西来说为例》、《“夷夏之辨”之解说传统的延续与更新：以康有为、刘师培对（春秋繁露）两事的不同解读为例》、《从（刘向歆父子年谱）看钱穆的史学理念》等，专著《刘师培与中西学术：以其中西交融之学和学术史研究为核心》、《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清学史著述之研究》、《清代理学史》（中卷）等，论
北大还特别注重，任何研究都应处在学科前沿，
引领学术潮流。无论中国史的研究，还是外国史的研究，都是一种国际性的学问，而北大这方面的国际交流非常多，前沿学术信息皆能及时了解。美国加州大学在北大设有办事处，加州大学各分校的中国史，大多做得比较好，那些名教授经常来中国。所以，北大学者所做的东西，一个是非常扎实，史料、文献十分孝Ｌ实；另外一个，就是很有新意，重视学术的创新性，引领学术潮流。当然，北大老师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外语能力比较强，中国史学者如此，外国史学者就更不用说了。刘桂生先生对我的教导我是１９９６年考入北大历史系的，是刘桂生教授的第三届博士生。从入学考试，就可以看出来，北大历史系和刘先生对学生的知识面要求是比较宽的。我的专业是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入学考试除外语难考外，专业课也颇不易，考两门：中国思想史、西方思想史，这两门是通下来的，不是断代。从古考到今。入学之后，发现北大对博十生的要求，是强凋要有一个比较广博的学术基础，所以，博士生在系内修两门专业课的同时，还要在相关专业选修两门课，这主要是根据自己的专业情况和学科需要来定。至于刘先生那里，是倡导古今中西兼通的。刘先生曾经开玩笑，说他是开“四通公司”的，就是古今中西都要通。他特别强调，近代中国思想文化方面的特色，就是古今中西的交融互释。所以，我最近出的一本论文
关注海水比较少。例如，康有为是伟大的思想家，他的《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是思想史上的巨作，
但是从学术源流、学理依据上来考虑，就存在很多问题，特别是《新学伪经考》，这是一个学术史的角度。如果从这样一个角度人手，把康有为的学术渊源和
读课上我们主要是读两本书：《经济与社会》、《儒教
实际上就体现了用多种史料、多重证据证明问题的原则。另外，清华史学，在重考据之外，还重义理，认为不能仅把考据视为基本任务，在考据之上，做出有哲学意味的史学文章，才是关键。这些都是刘先生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