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学术史研究的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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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西行文献整理与研究的新境界——《中国西行文献丛书》绍介刘全波西行文献是各个时期的人们自东往西或自西往东行走之后留下的纪行文字,古人西行的目的多种多样,或出使、或求法、或行军、或考察、或旅游、或贬谪、或任职,古人留下的纪行文字亦是多种多样,有行记、杂记、日记、纪要、调查报告等等,大量记载了西部的政治、经济、文化、道路、交通、山川、河流、风俗、物产等内容,多侧面地反映了西部的社会风貌,是深入了解西部的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由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甘肃文化发展研究院编,郑炳林、张兵、段小强主编的《中国西行文献丛书》第一辑共30册,①第二辑共25册,②已由甘肃文化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这套丛书的出版,学术意义重大,必将带来西行文献研究的新热潮。
郑炳林教授在《中国西行文献丛书·序一》中说:“西行文献是研究中国西部地区历史的珍贵资料。
以地域而言,可分为西北和西南两部分;以文献形式而言,主要分为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
”③“特别是近代中国,随着外国列强对中国的瓜分和侵略,作为列强侵略的一部分,英、法、德、日、俄派出大量探险队深入中国西北内地进行所谓的探险活动,西北边疆问题日渐提到大家的议事日程上,对西北的关注越来越强,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作为抗日大后方的中国西北地区肩负重要的保家卫国职责,研究西北的文化人士越来越多,他们在西北的积极活动,留下一笔非常丰盛的文化遗产——行记,在研究‘一带一路’的今天,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④张兵教授在《中国西行文献丛书·序二》中说:“所谓‘西行记’,则指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的人物自内地到西部地区出使、考察、旅游、寓居、贬谪或任职时所留下的纪行文字。
如果从地域上划分,西行记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即记述西北与西南地区见闻的著述。
其记载涉及西部地区不同时期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民俗、天文地理、山川物产等内容,多侧面地反映了西部地区的自然、社会风貌,是深入了解西部社会历史文化的珍贵史料。
蒙元史研究与中西学术的会通'\xa0\xa0\xa0\xa0近年,许多学者著文回顾本世纪我国史学的历程,尽管所谈具体学科各有侧重,但都认为,中西学术的交流和会通,是20世纪我国史学取得长足进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就蒙元史学科而言,由于其具有世界性,这一点表现得尤为突出。
所谓“世界性”,指的是蒙元史研究涉及的地域、民族、制度,以及所利用的历史资料,都超出了中国范围。
因此,研究蒙元史更需要面向世界,随时注意了解和借鉴别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切忌闭门造车,这是老前辈谆谆教导并用他们的研究启示我们的一条重要。
19世纪末以前中西蒙元史研究之回顾与比较中国传统史学最重“正史”,由于洪武初年仓促修成的《元史》纰漏百出,大不餍人望,于是明、清两代的学者围绕此书做了不少拾遗补阙、考异订谬,乃至改编、重修的。
参加纂修的朱右(卒于洪武九年)就著有《元史补遗》12卷。
另据解缙说,洪武二十四年他被罢职,太祖命他回家著述十年,其中一项就是“《元史》舛误,承命改修”,所拟凡例已进呈,且“杜门纂述,渐有次第”(注:解缙:《寄具川董伦书》,《文毅集》卷15;《明史》卷147《解缙传》。
按:改修早已下诏刊行的《元史》是一件很艰巨的大事,朱元璋何以只交给年仅23岁、被他认为“少涵养”(见杨士奇撰《解缙墓碣铭》,《文毅集》附录)的解缙去做,颇有疑问。
或者如顾炎武所说,只是“命解缙修正《元史》舛误(《目知录》卷26〈元史〉)。
)。
可惜朱右之书和解缙“改修”之稿皆不存。
永乐初,胡粹中著《元史续编》,起元世祖灭宋迄元亡,全仿《纲目》体裁,实为续陈泾的《通鉴续编》,其资料基本上摘自《元史》,极少增益,且因摘引不当弄出不少新的错误。
其他明人的元史著述,仅陈邦瞻的《元史纪事本末》和王光鲁的《元史备忘录》有一定参考价值,其余不是刻意模仿宋儒的“通鉴”或“纲目”体,就是蒙学教材或应试急用式的“节要”、“史略”之类,几无史学价值可言。
明代前期,所获元朝官方文献尚属完整,私家著述亦易搜集,还有熟悉元朝典故和通晓蒙回译语的人士可备咨访,可惜朱元璋急于求成,将草草交差的《元史》下诏颁行,后世无敢议其缺失,遂铸成定局而无法根本改造。
学科史·研究史·学术史国学与古代文学并非等同的二者,而是具有相同相近的因子而又各自独立的学术载体。
从学科史来看,在中国传统的学术领域,两者并没有明确的分野,只是到了近代的学术科目,才有了相对“西学”的“国学”,有了文、史、哲相结合相沟通到古代文学的区分。
从研究史来看,国学虽然有词章之学,但其主体为考据之学、义理之学、经世之学,而古代文学虽离不开文学文献学和文学史学,但其重点在诗赋论、词曲论、小说论、文论,重在古代文学的美学、趣味和鉴赏。
从学术史来看,国学是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诸多知识系统和方法系统,甚至包括某些自然科学领域中科学学说和方法论的考镜源流、分源别派,而古代文学则仅就文学方面的知识系统和方法系统,历史地呈现其文学思想、文学流派和文学方法等方面历史血脉的延续与走向。
在未来的学术构架中,国学与古代文学的联系同样广泛,并且在研究方面会有更多的互为依存与互为影响。
至于古代文学的学科脉络就清晰得多。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文学”一词最早出自《论语》,指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之一。
“文学”这个词原指古代的典籍。
汉朝对“文学”的理解有了变化,是指学术,“文学”就是儒学。
而且,律令、军法、章程、礼仪,也都属于“文学”的范畴。
此外,汉代在“文学”之外另有“文章”这个词,指学术之外的词章。
正因为如此,章炳麟在《国故论衡·文学论略》说:“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
”在他的眼里,文学是一切书面行为和作品的统称,几乎等于现在所说的学问或文化。
历史告诉我们:“中国古代并没有严格划出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没有确立纯文学的观念。
古代所谓文学,一方面容纳了在我们看来不属于文学的一些体裁,另一方面又没有把我们认为是文学的一些体裁包括进去。
” (15)而现代以来,文学是指以语言文字为工具,以不同的形式,形象化地反映客观现实,表现内心情感和再现社会生活的作品,包括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
学术历史定义
学术历史是研究人类学术活动的历史过程和发展规律的学科。
它主要关注学术思想、知识、制度等方面的演变和变革,以及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各种学术成就的出现和发展。
学术历史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8世纪,当时欧洲开始出现对于自身文化传统和知识体系进行反思和探讨的现象。
这种反思不仅仅是对于已有知识体系的总结和梳理,更是一种对于未来发展方向的探索和寻求。
随着时间的推移,学术历史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在20世纪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在今天,学术历史已经成为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一个重要而独特的分支。
在研究范畴上,学术历史主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1. 学科体系:研究不同领域中各个分支学科之间相互关系、演变过程以及对于整个知识体系发展的影响。
2. 学术思想:研究各种学术思想的形成、发展和演变,以及不同学派之间的相互影响。
3. 学术制度:研究不同学术制度的演变过程和变革,以及对于学术活动和知识传播的影响。
4. 学术成就:研究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各种学术成就的出现和发展,以及它们对于整个人类文明进程的贡献。
总体来说,学术历史是一门十分重要而有意义的学科。
通过对于人类学术活动过程的深入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人类文化传统和知识体系的演变规律,为未来的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新修《清史》传记撰写方法研究'历代修史,皆重传记。
每个历史人物都是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鲜活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品行,有作为有思想。
撰写人物传,不仅要准确地反映其人一生的历史,评断其功过是非;而且要揭示其内心世界,给予本质性的认识。
写人物最难处,应不同于写或研究的思维方法,即需将逻辑思维转换成形象思维,写出人物的个性,不可雷同,更不可千人一面,要完整、准确、真实地写出每个人物的本来面貌。
新修《清史》共收有清一代各类别人物3400余人。
总的要求,一方面继承历代修史作传的优良传统,与二十六史相衔接;一方面坚持创新,突破传统的历史局限,反映当代史学的特点。
本文仅就撰写人物传记的基本思路与撰写方法作初步探讨。
实际上,也是个人的点滴,把它写出来,期待与参修《清史》的学者们共勉。
\xa0一、关于撰写传记的操作程序按照新修《清史》的要求,凡人传的人物,必有一份正式文字成果,即传主本人的传记,还须编出该传主的《资料长编》(简称《长编》),做传主的疑难问题的《考异》。
这三项文字成果,实际是撰写传记过程中既有,又互为区别的三项工作内容。
如何按科研程序进行操作,将有利于保证工作的进度和学术质量。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其操作程序并不完全一致。
例如,有的先写传记,然后做《长编》,最后做《考异》。
有的先做《长编》,不继续做《考异》,就写传文。
有的本应做《考异》,因为忽视此项工作而缺项,故传文中出现的疑异总是无法澄清。
这些做法都不妥当,简言之,不符合操作程序。
正确的做法是:首先,第一步必须先做好《长编》。
从来任何学术研究,都必须从搜集史料做起。
撰写人物传记也不例外,最大限度地搜集有关传主的资料,进行梳理、排比,编成传主一生的系列史料,为撰写其传记打下坚实的基础。
进一步工作,实际是通过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不断深入了解和认识传主。
因此,做好这一阶段工作,十分重要,不可草率从事。
那种草草看过一些史料,不加整理,又不编《长编》的做法,可以肯定是无法写好传记的。
校史室工作方案及计划一、背景介绍。
学校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地方,每一个学校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发展历程和文化传统。
校史室作为学校的重要部门,负责整理、保存和宣传学校的历史文化,是学校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更好地开展校史室工作,制定并实施科学的工作方案及计划显得尤为重要。
二、工作方案。
1.整理学校历史资料。
校史室的首要任务是整理学校的历史资料,包括学校的发展历程、重要事件、校园建筑、名人故事等。
通过整理这些资料,可以为学校的发展提供参考,也可以为师生提供学习和研究的资源。
2.建立学校档案库。
学校档案库是校史室的重要基础设施,是保存和管理学校历史资料的重要场所。
校史室应当建立完善的档案库管理制度,确保学校历史资料的安全和完整性。
3.开展校史研究。
校史室应当组织专业人员对学校的历史进行深入研究,撰写学校的历史专著或论文,为学校的历史研究提供学术支持。
4.举办校史展览。
校史室可以组织举办学校历史展览,向师生和社会公众展示学校的历史文化,增强师生对学校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5.开展校史宣传。
校史室应当积极开展学校历史文化的宣传工作,通过学校网站、校报、校园广播等渠道向师生宣传学校的历史文化,增强师生对学校的历史文化认知。
三、工作计划。
1.明确工作目标。
校史室应当明确工作目标,制定长期、中期和短期的工作计划,确保校史室工作有序开展。
2.加强队伍建设。
校史室应当加强队伍建设,提高员工的专业素养和工作能力,确保校史室的工作质量和效率。
3.完善档案管理制度。
校史室应当完善档案管理制度,建立健全的档案管理流程和档案保管制度,确保学校历史资料的安全和完整。
4.组织校史研究活动。
校史室应当组织校史研究活动,邀请专家学者对学校的历史进行深入研究,为学校的历史研究提供学术支持。
5.策划校史展览活动。
校史室应当策划校史展览活动,邀请师生和社会公众参观学校历史展览,增强师生对学校的历史文化认知和认同感。
6.开展校史宣传活动。
校史室应当开展校史宣传活动,通过学校网站、校报、校园广播等渠道向师生宣传学校的历史文化,增强师生对学校的历史文化认知。
近现代史研究方法与理论近现代史研究方法与理论是对近代以来的历史事件和现象进行深入研究、探索和解释的一种学术方法和理论体系。
它是通过研究历史资料和文献,运用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分析历史事件和现象的原因、过程和影响,以全面深入地认识历史的发展规律和现实意义。
一、近现代史研究方法:1. 资料研究法:近现代史研究方法的基础是对历史资料和文献的深入研究。
通过对史料的搜集、整理和分析,可以获得关于历史事件和现象的详实信息。
资料研究法要求研究人员具备良好的文献检索和阅读能力,善于发掘和利用各类有关资料,从而为研究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持。
2. 案例研究法:案例研究法是一种对具体历史事件或个体进行深入研究的方法。
通过对某个历史事件的详细剖析,可以揭示事件的内在联系和深层原因。
案例研究法要求研究人员通过详实的史料分析和逻辑推理,还原事件发生的背景、经过和结果,从而对历史事件的本质进行深入思考。
3. 比较研究法:比较研究法是对不同历史事件或现象进行比较和对照的方法。
通过对不同历史事件的相似之处和差异之处的比较,可以发现事件之间的规律性和相互影响。
比较研究法要求研究人员具备广博的历史知识,对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历史情况有全面的了解,从而可以进行科学准确的比较研究。
二、近现代史研究理论:1. 重大事件理论:重大事件理论认为,近现代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对社会、经济、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通过对这些重大事件的研究和分析,可以揭示历史发展的关键节点和突破口。
重大事件理论要求研究人员具备敏锐的洞察力和判断力,能够发现事件的重要性和意义。
2. 结构与意识形态理论:结构与意识形态理论认为,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是影响历史发展的两个重要因素。
通过对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的研究,可以深入分析历史事件和现象的产生和演变过程。
结构与意识形态理论要求研究人员具备较强的理论思考和分析能力,能够对历史事件进行深度解读。
3. 实证与解释理论:实证与解释理论认为,科学的历史研究应该既重视历史事实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又注重对历史事实的解释和解读。
思想史研究的三种方法方法一:深化对中国思想史学科范畴得理解思想学术得研究在中国有着悠久得传统。
在长期得进展过程中,古人对中国思想学术史研究得对象、范围和方法等咨询题不是没有考虑,但与西方近代学术得理论化程度相比较,他们得论述显得还不够明晰。
19世纪末,进化论、天赋人权理论以及自然科学得经验法、归纳法传播到中国,中国得学术观念开始发生变化,人们反观传统学术体系,认为传统学术尽管不乏幽玄高妙得体系,同时也有较为严密得实证方法,但与西方近代学术相比较,尚没有达到“自觉”地位。
王国维认为,“中国人之所长,宁在于实践方面,而于理论之方面,则以具体得知识为满足。
至于分类之事,则除迫于实际之需要外,殆不欲穷究也”。
这使得中国学术没有西方那样严密得综括和分析水平,抽象思辨得能力和周密分析得能力也有欠缺。
方法二:加强对中国思想史多样性研究方法得探究在中国思想史学科体系近百年得进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特色得中国思想史研究方法,其中运用得比较成功得要紧有:哲学诠释得研究方法、社会史得研究方法和学术史得研究方法。
——哲学诠释得研究方法。
1918年,胡适发表《中国哲学史大纲》其“导言”提出,中国哲学史研究得“全然功夫”不外两条:一是要在资料得搜集审定和整理上下一番功夫,二是要重视西方学术思想得参照作用。
他要紧依据进化论和詹姆士得实验主义对先秦得思想学术做了整理,凸显了用西方哲学来诠释中国思想学术史得主题。
方法三:解读,说明所研究的思想的意义。
解读是思想史研究中最重要的一环,只有通过说明历史上的思想的意义,思想史的研究才有意义,换句话说,思想史研究正是通过思想的历史内容和历史线索的叙述,通过思想遗产与现实生活的密切关系的叙述,来实现文化的积累和思想的增值。
经济思想史学术研究的发展与现状经济思想史学术研究是对人类经济思想发展历程进行深入研究的学术领域。
随着经济学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加速,这个领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本文将从学术研究的发展趋势、现状以及相关问题等方面进行探讨。
首先,随着经济学的发展,经济思想史研究变得更加系统和深入。
在过去,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主要以经济学家为主体,对于一些重要经济思想,只是简单的介绍和分析。
而现在,经济思想史研究已经逐渐从宏观经济学家的视角,向微观和跨学科的研究延伸。
例如,现在的研究中关注更多的是各国不同历史背景下的经济思想,以及各种社会科学对经济思想的影响等。
其次,经济思想史研究已经越来越注重对多元经济思想的比较和评估。
经济思想史不仅强调对某一种经济思想的传播和影响力的研究,也强调通过比较不同经济思想的利弊,为当代经济学提供有益启示。
例如,现在的研究已经开始注重对于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和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比较分析,从而对两种经济制度的优势与劣势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此外,经济思想史研究也正逐渐呈现出跨学科交叉的趋势。
随着社会科学的发展,经济思想史正与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学科进行更为广泛和深入的交流与合作。
这种跨学科交叉促进了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深入和丰富,充实了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然而,当前经济思想史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
首先是研究对象的广度和深度问题。
由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范围十分广泛,目前很多学者在研究时更倾向于选择一些热点而忽视了一些非主流的经济思想,从而导致对经济思想发展历程的整体把握不足。
其次是研究方法的问题。
与其他社会科学不同,经济思想史很难通过实证方法进行研究,因此很多研究仍停留在理论分析和描述阶段,缺乏深入挖掘和分析。
针对上述问题,今后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改进和完善。
首先,加强对非主流经济思想的研究。
经济思想史研究应该尽量全面地收集、整理和解读更多的具有代表性的经济思想,以便更好地了解经济思想发展的深层次规律。
口述史研究活动方案1. 引言口述史研究是一种通过访谈、记录和分析亲历者或目击者口述的方式来研究历史事件和个人经历的方法。
它可以为我们提供珍贵的历史资源,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过去。
本文档旨在介绍一项口述史研究活动方案,包括研究目的、方法、步骤和预期成果等。
2. 研究目的口述史研究活动的主要目的是记录和保留口述历史的资源,帮助我们了解特定历史时期、事件或个人经历的细节和影响。
通过口述史研究活动,我们可以收集到珍贵的口述资料,探索历史事件的不同视角和亲历者的感受,从而重建历史的真实面貌。
3. 研究方法在口述史研究活动中,我们需要采用一系列的方法来收集口述资料、记录和分析口述内容。
以下是我们将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3.1 亲访与访谈通过亲访和访谈亲历者或目击者,我们可以直接获取到口述资料。
在访谈过程中,我们要尊重亲历者的意愿和感受,建立信任关系,并适时引导对话以获取更丰富的信息和回忆。
3.2 音频或视频录制在访谈过程中,我们可以使用音频或视频录制设备来记录亲历者的口述内容。
这样可以确保我们不会错过任何重要细节,并方便后续的内容分析和整理工作。
3.3 文本整理与分析在收集到口述资料后,我们需要进行文本整理与分析工作。
通过对口述内容进行逐字逐句的整理,并进行语义分析和内容归类,我们可以深入了解历史事件的细节和亲历者的主观感受。
4. 研究步骤为了顺利实施口述史研究活动,我们需要按照以下步骤进行:4.1 研究主题确定首先,我们需要确定研究的主题,选择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或个人经历作为研究对象。
4.2 亲历者招募通过社区广告、线上平台或个人推荐等方式,我们可以招募到亲历者或目击者参与口述史研究活动。
与亲历者进行初步沟通,了解他们的意愿和可行性。
4.3 访谈准备在进行访谈之前,我们需要对研究主题进行深入了解,并准备相关的提问和访谈大纲。
此外,我们还要确认访谈的时间、地点和设备,以确保顺利记录口述内容。
4.4 访谈执行在访谈过程中,我们要确保亲历者舒适并放松,创造一个开放和信任的氛围。
学术史的作用学术史,指的是对于学术发展过程的历史性研究、记录和评价。
它不仅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学术发展的演变,对于当前和未来学术的发展也具有指导和借鉴的作用。
学术史对于学术界的意义不言而喻,下面我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阐述学术史的作用。
一、提高对学科风貌的认知和了解大多数学者只关注他们所在的研究领域,很少有机会了解其他领域的发展。
而学术史可以让人们更加全面、贯彻地理解整个学科的发展过程,了解学科发展的风险与机遇,并由此对未来发展趋势进行预测。
比如,人们可以了解到不同理论学派的兴衰历程、学术成果的起源,从而比较不同学派的观点,从整体层面更具体地认识学科特性与学科方法。
二、帮助更好地理解当前学术进展及趋势学术史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揭示当前学术进展和趋势,帮助研究者更好地把握目前前沿和热点领域,更准确地把握学科研究的大趋势。
同时,学术史也能帮助解决当前学术界中出现的问题。
因此,只有深刻了解学科历史,才能更准确地把握前沿研究及其未来发展趋势,以此解决学术研究中的问题。
三、为学术规范制定提供参考学术史能够对现代学术伦理道德标准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
通过重复比对和对学术研究过去实践的回顾,学者会更深刻地了解到何为正确的研究方法和思路,需要遵守研究的规范和标准。
同时,学术史也有助于让学者更深入地发现和制定学术规范,以实现学术研究的规范化、规范化和标准化。
四、弥补现代学术历史记录的不足学术史在一定程度上也弥补了现代学术历史记录的不足。
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许多优秀的学术成果可能没有得到适当的记录和总结,学术史可以对这些学术成果进行重新分析、整理和发掘。
同时,学术史也可以将不同时期的学术成果进行统计和分析,形成一个清晰、明确的发展态势,从而为学术发展提供适当的支持。
五、鼓励学术研究活力的提高学术史还可以鼓励学术界的研究活力提高。
通过学术史的分析和总结,学术研究者可以更好地认识到自己所从事的学科的重要性、影响力及其未来发展的方向。
历史”闻名于世,但却少有人知他为此付出的心力。
在《黄河青山》一书中,黄仁宇说:在纽约州纽普兹州立大学任教时,我们“赖以维生的课程”是“亚洲文明导读”。
在这门课程中,中国历史仅安排四节课,所以在四个五十分钟内,必须讲完中国文明从天上到人间、从孔子到毛泽东的全部内容。
授课内容经由麦克风传送,面前挤满听课者,座椅都没划位。
倘若讲者不知所云,或无法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时,学生就会出走,首先是从后排,然后是大厅,最后甚至当着授课人的面直接走出去。
如果讲得好,学生报以掌声鼓励,讲不好课堂就会陷入一片死寂。
在学期中,课程会被学生以不具名投票的方式评估。
乍一看,似乎不可能在五十分钟内讲完两百多年的中国历史(每分钟四年)。
讲课中还不能遗漏重点,只会丢出一长串历史事件名单也是不行的,散乱的事件必须彼此相连,以便让一个个独立的故事形成整体,描述要求既翔实又生动,时刻抓住初学者的注意力。
我的方法是先写下所有初步的念头,而后再慢慢充实内容。
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之间,我被训练成以大历史的方式来思考。
①由此可见,“大历史”是由无数个“小历史”所累积而成的。
所不同的是,“小历史”主要关乎“学”,“大历史”主要关乎“识”。
“学”要扎实细致,“识”要远大通透。
但就党史研究而言,无论是整个学术界,还是治学者本人,都需在两者之间保持一种总体上的平衡。
梁启超曾用一个形象的比喻——“解剖”和“鸟瞰”两种治史方法,来说明它们在具体研究中的互补性。
前者“在知底细,令读者于一章书或一件事能得一个彻始彻终的了解。
好像用显微镜细察苍蝇,把苍蝇的五脏六腑看得丝丝见骨”;后者“在知大概,令读者于全部书或全盘事能得一个明了简单的概念,好像乘飞机飞空腾跃,在半天中俯视一切,看物摄影都极其清楚不过”。
因此,治学者“一面做显微镜式的工作,不要忘了做飞机式的工作。
一面做飞机式的工作,亦不要忘了做显微镜式的工作。
实际上,单有鸟瞰,没有解剖,不能有圆满的结果。
单有解剖,没有鸟瞰,亦不能得良好的路径。
学术史研究的新境界
'一定的学术是一定
的产物,总是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变化。戊戌变法的失败,反映到学术领域就是
“采西学新说”以建构 中国 学术史的新体系,出现了象梁启超著的《论中国学术史变迁之大
势》,刘师培的《周末学术史序》,章太炎的《清儒》、《学隐》、《学变》等用新观点、新 方
法 写成的学术史著作,开创了学术史 研究 的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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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章节体学术史的溯源
中国传统学术史肇始于战国后期,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的子学研究。其中,尤其以
《庄子·天下篇》、《韩非子·显学篇》、《荀子·非十二子篇》为代表作。它们对先秦学术的
具有以下特点:一是,以 历史 发展的观点总结前人的思想;二是,注重辨章学术,
考证学术流派的传承关系;三是,采用概论体来总结前人的思想,重视对前人思想是非得失
的评估。这种评估是从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的现实出发,具有鲜明的经世性。但这些篇章
记载都很简略,且议论多, 分析 少,缺乏系统记载一代学术的变迁轨迹,学术内部的构成
及其传承情况,且无固定的体例,因此只能算是学术史的发轫期。
西汉中期至隋唐的学术史研究,以总结儒学和释老之学为主要 内容 ,以传记体、书志
体、类传体为主要形式。司马迁的《史记》首开正史为“儒林”立传的先例,班固的《汉书》
首开正史为“六艺”立志的先声,它们的设立,旨在记儒家之流派,述经学之源流。从历史编
撰学的角度看,都具有独创性。
北宋至明的学术史以总结
为主要内容,以学案体为主要形式。朱熹的《伊洛渊源录》是学案体的开山之作,全
书以二程为纲,按道统传承的历史线索编修而成,通过辑录二程及二宋间与程氏学术有师友
渊源的诸多学者的传记资料,注重理学源流的辨析以揭示道统传承的关系,同时注重学术内
部师承关系的考证。它所开创的学案体,以理学家“闻道早晚”为序,先记传主行状,次记传
主言论和著述,末附学者对传主的评论,兼有传记体和灯录体二种体例的特点,使记言和记
行浑然一体。
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和由它发凡其例草创的《宋元学案》,是清初总结性学术史的集
大成之作,代表了中国传统学术史的最高成就。《明儒学案》凡62卷,17个学案,记载了
明代202名学者的生平、学行和思想,实为一部明代理学史。该书以明代理学的发展和演变
为线索,记述了明初朱学的统治地位,及其明中后期王学的崛起和内部的分合。黄宗羲著述
此书兼容并包,不以王学定取舍,力求反映明代学术思想史的全貌。《宋元学案》由黄宗羲
发凡其例,其子黄伯家续纂,至乾隆初全祖望重加编订,厘为百卷。这部书对宋元理学史上
有过重大 影响 的理学家和学术流派,都有论析。
从内容上来看,这二部《学案》系统地论述了宋明理学的全过程,系统清理了宋明理学
家的思想脉络,综述了宋明理学史上的重大论争,不愧为总结性学术史著作。就体例而言,
《明儒学案》确立了总论、传略、学术资料选编三段式的编纂结构,后经全祖望续修《宋元
学案》加以发展,增加《附录》一目,又于其后以学侣、同调、门人、私淑、续传、别传等
目为类,用以表明附目中人与案主的学统师承关系,并以“序录”说明学术传授关系,起到全
书总纲的作用。这样,以理学家的传、著述选辑为主体,又有附录、序录等相配合,构成一
个整体,能够更好地揭示每一案卷中各家各派的师承关系以及它们各自所处的地位,从而使
学案体学术史臻于完善。
中国传统学术史经过近二千年的演变、发展,到本世纪初出现了转型。转型的原因在于
传统学术史历史观的落后以及编撰上的局限。中国传统学术史的历史观是一种以“道”为体,
以“史”为用的道统历史观。根据道统历史观,历史是“圣道”的体现,是“圣道”传承的统绪。在
道统论看来,“圣道”是中国
的血脉所系,它超越时空,贯穿古今,完全不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用这种道统历史
观来研究中国学术史,学术史势必变成“圣道”传承的历史,学术史的任务必然局限于为历代
学术思想及其流派明统定位,确立“圣道”传承的历史统绪。[i]这种陈旧的历史观同进化论传
播带来的进化史观发生尖锐的冲突,它必然让位于先进的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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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近代学术史体系的建立
作为传统学术史编撰集大成的学案体“或人自为案,或诸家共编,某一学者或学术流派
自身的传承,抑或可以大致反映。然而,对于诸如这一学者或流派出现的背景,其学术的历
史地位,不同时期学术发展的基本特征及趋势,众多学术门类的消长及交互影响,一代学术
的横向、纵向
,尤其是蕴含于期间的 规律 如何把握”[ii],则是传统学案体史籍无法解决的。这足以
表明学案体史书无法全面反映历史发展的真实面貌。进入二十世纪后,随着西方史学方法论
的传入,摆脱由纪传体史书演化而来的学案束缚,编撰崭新的章节体学术史,成为历史编撰
学的重要课题。\xa0
学术史研究能否开新,取决于社会条件的变化和学术大师思想观念的变革。二十世纪初
年,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意识,构成进步知识分子研究传统学术的指
导思想。他们在严重的民族危机压迫下,重新估价学术的重要作用,强调“天地间独一无二
之大势力……曰智慧而已矣,学术而已矣。”[iii]热切希望振兴中国学术,并运用西方资产阶级
学术观点对封建文化遏制下的“奴隶之学”进行批判。1902年,梁启超在给康有为的信中说:
“弟子以为救今日之中国,莫急于以新学术变其思想(欧洲之兴全在此)。然初时不可不有所
破坏。孔学之学不适于新世界者多矣。而更提倡保之,是北行南辕也。”[iv]梁启超对儒学的
正统地位进行了猛烈的冲击。刘师培在对儒学和西方学术比较之后,批判儒学存在四点缺陷:
“一曰信人事而不信天事也;……一曰重文科而不重实科也;……三曰有持论而无驳诘也;……
四曰执己见而排异说也。”揭露了孔学的弊端。在这样的思想观念的支配下,学术史研究进
入了新的阶段。
本世纪初,梁启超突破传统学术史的模式,于1902年
了《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长篇学术
,它是中国史学界运用进化论
观点指导研究思想史第一次结出的硕果。
同传统学术史相比,这篇文章的创新之处表现在:其一,它提出了新的学术史分期法。
以往的学术史分期,基本上是按朝代的先后为序,宋明以后则以理学家“闻道早晚”为序。梁
启超打破常规,提出以学术思想的内涵、性质及其发展变化作为学术史分期的标准,将中国
学术史划分为七个时期:一,春秋以前为“胚胎 时代 ”;二,春秋末至战国为“全盛时代”;
三,二汉为“儒学一统时代”;四,魏晋为“老学时代”;五,南北朝迄隋唐为“佛学时代”;六,
宋元明为“儒佛混合时代”;七,清代为“衰落时代”。梁氏之所以清晰地划分出学术演变、发
展的阶段,同它运用西方进化史观的指导密切相关。梁氏对达尔文进化论学术在思想领域和
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十分重视,预言进化论学术“将磅礴充塞本世纪而未犹已也。”他希望借进
化论学术激发国民发愤图强,争取民族光明的未来,为此他提出以进化论引起人类思想的一
切革命:“是故凡人类智识所能见之现象,无一不可以进化之大理贯通之:
、法制之变迁,进化也;宗教、道德之发达,进化也;风俗、习惯之移易,进化也。
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世界也。”[v]梁启超对进化史观的接受,
为梁氏以新的标准划分学术史奠定了基础。
其二,梁氏对学术思想发展的公理公例十分重视,力求对学术思想的发展作出新的解释。
梁启超在《新史学》一文中指出:“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
认为历史家应从人类活动总背景中求得人群进化的真相,总结出历史进化的公理公例,使后
人循历史进化的公理公例,“以增幸福于无疆”。在《中国史叙论》一文中,梁氏强调近世史
家的任务在于“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及国民
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关系”。梁氏将新史学的 理论 主张贯彻到学术史的研究中,《论大势》
开宗明义即对“公理公例”表示了明确的认识:“生理学之公例,凡二异性相结合,其所得结果
必加良……我中华当战国之时,南北两文明初相接触,而古代学术思想达于全盛,及隋唐间
与印度文明相接触,而中世纪学术思想放大光明。”[vi]并将“公理公例”作为分析学术思想变
迁的理论依据。
梁启超论述“胚胎时代”学术思想的变迁的原因时,指出:“综观此时代之学术思想,实为
我民族一切道德、 法律 、制度、学艺之源泉。约而论之,约有三端:一曰天道;二曰人伦;
三曰天人相与之际是也。而其所以能构成此思想者,亦有二因:一曰由于天然者,盖其地理
之现象,空界之状态,能使初民对于上天而生出种种之观念也;二曰由于人为者,盖哲王先
觉利导民族之特性,因而以天事比附民事,以为群利也。”[vii]
在论述战国时代学术思想时,他首先高度评价了这一时期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和世界历史
上的伟大意义,然后专门探讨了“学术思想勃兴之原因”,归纳为七项:一,由于前此学术思
想蕴蓄之丰富;二,由于社会急剧变动的刺激;三,由于思想学术之自由;四,由于 交通
之频繁;五,由于人材之见重;六,由于文字之趋简;七,由于讲学之风盛,学术思想得到
有效的传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