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铜镜有奇葩

IDENTIFICATION AND APPRECIATIONTO CULTURAL RELICS093文物鉴定与鉴赏2021.1（下）0　引言安吉县现为浙江省湖州市下辖县，位于长三角腹地。

据史料记载，安吉县建县于汉中平二年（185），是古越国重要的活动地，是秦三十六郡之一的古鄣郡郡治所在地。

约公元前770年，当时鼎盛的楚文化开始往周边地区进行文化渗透，安吉县便是楚文化渗透的地区之一，政治、经济、文化等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与进步。

因此，现今在安吉发现了许多古城遗址和贵族墓葬，是出土古铜镜最多、种类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和现代社会不同，铜镜在古代不仅仅是一件打扮装饰的辅助工具，更寄予了古人丰富的内涵特征和文化蕴含，从古至今，铜镜被赋予了圆满、团圆等吉祥寓意，是受人们欢迎喜爱的生活物件之一，也充分展现了其实用性、社会功能、文化内涵等，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美学价值和文化价值。

1　铜镜的发展历程从我国各地出土的不同年代的铜镜看，不同时期的铜镜其雕刻手法、装饰手法及工艺水平都存在一定的差别。

以汉代铜镜为例：西汉早期至中晚期的铜镜延续了战国晚期铜镜的制作工艺，多使用浮雕的表现手法，纹饰都比较平整，镜面边缘简单且多以光素为主。

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雕刻技艺、装饰手法等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当时流行的是一种工艺水平较高的规矩镜，其制作技法十分讲究，镜纹形状多样，富于变化，“T”“L”“V”镜纹是当时主流的三种辅助纹饰，往往以凹槽形式加以打磨表现。

东汉中期至晚期铜镜镜面有所变化，由平整变得略微凸起，按照现代物理原理分析，这样可以照出人物头部的全部，镜纽也有所增大，较为饱满。

这一时期的铜镜设计更为科学合理，工艺水平在整个汉代也是数一数二的。

此外，还创作了多种前朝未有的高水平装饰手法，如浮高雕式装饰手法，增加了人物的动感。

东汉后期的神兽镜，图案布局为同向的梯形，称为“重列式”，给人一种对称的工艺之美。

纵观我国古代铜镜发展历程，对于各朝各代铜镜发展水平，学界比较公认的是：战国时期是我国铜镜的第一个发展高峰期。

在汉镜中以铭文作为铜镜背面的主要装饰的种类，大致可分成以下几种类型：见日之光镜（简称日光镜）、长毋相望镜、家常富贵镜、昭明镜、君有行镜、铜华镜、清白镜、记年铭镜及重圈铭文镜等。

笔者首先从自己收藏的几面昭明镜对其作了粗浅的分析，以期抛砖引玉，引起同道共喜者回应。

对我国古代铜镜的命名确实是一件令人头疼的事，但业界同仁也有一些约定俗成的标准，不至于在阐述对象时发生混乱。

一般来说，以镜背主要纹饰及铭文首句主要文字或记年来命名。

重圈铭文镜作为一种相对特殊的类型，从历代散见的文献资料来看，其命名也各不相同，虽然大多数的重圈铭文镜的内圈或外圈都出现“昭明”镜铭，但大多数学者还是把其与昭明镜区分开来。

重圈铭文镜在西汉中晚期墓葬里常见，其共同特点是有铭文带两圈。

从目前已知的考古资料来看，大致可分成以下几种：一是内圈为“日光”铭，外圈是“昭明”铭；二是内圈为“昭明”铭，外圈为“清白”铭；三是内圈为“昭明”铭，外圈为“皎光”铭；四是其他组合，如有的内外圈都是“日光”铭，有的内圈“日光”铭后还增加其他铭文，有的外圈是“君有行”铭和“铜华”铭等等。

前几种在较早的谱录中多题为昭明镜、清白镜和皎光镜，就是取外圈镜铭首句主要文字“内清质以昭明”、“絜清白而事君”和“妙皎光而燿美”而命名，但现在大都称为“日光昭明重圈铭文镜”、“昭明清白重圈铭文镜”和“昭明皎光重圈铭文镜”，或简称为“重圈昭明镜”、“重圈清白镜”和“重圈皎光镜”。

以前二种比较多见，第三、四种为数较少。

内圈铭文多见“日光”铭和“昭明”铭。

“日光”铭的全文是“见日之光，长毋（不）相望”或“见日之光，天下大明”，每字间大都夹“ 反e ”或“◇＋（合在一起）”形符号。

“昭明”铭的全文参见拙作《汉代昭明镜镜铭特点浅析》。

外圈铭文除了“昭明”铭外，大都为“清白”铭、“皎光”铭、“君有行”铭、“铜华”铭等。

“清白”铭的完整铭文目前大多参照梁上椿先生之说，释为：“絜（洁）清白而事君，怨阴驩（观）之合（弇）明，彼玄锡之流泽，恐疏远而日忘，慎糜美之穷皑，外承驩（观）之可说，莫（慕）窔窕之灵泉，愿永思而毋绝”。

“入仕”“尚贤”“升仙”思想对铜镜纹饰的影响作者：樊霙来源：《神州》2012年第18期【摘要】中国古代铜镜始于新石器时代的齐家文化，衰落于明清时期，经历了4000多年的历史，每个历史阶段都有自成一体的时代特征和纹饰特点，从而形成了一个以纹饰、工艺为主要特征的发展脉络。

本文试以中国古代传统的“入仕”“尚贤”“升仙”思想的角度来分析部分铜镜纹饰的发展。

【关键词】入仕；尚贤；升仙；铜镜纹饰【中图分类号】J5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071(2012)06-0048-01铜镜，可以说是几乎伴随着华夏文明的发展而发展的，它的出现与发展见证了我国古代冶金技术的兴衰，同时它也传承着我国传统的民俗文化，因此它具有极高的文史价值和工艺价值，时至今日，随着我国国力的强盛，又引发了古玩收藏爱好者对铜镜的研究与收藏热潮。

下面笔者就古代“入仕”“尚贤”“升仙”思想对铜镜纹饰的影响作浅要分析。

镜，古人释之为“镜，景也；景者，光也；金有光可照物，谓之镜。

”铜镜的纹饰也由最初的简单朴素逐渐发展为后来的精致华美、绚丽多姿，虽然历朝历代纹饰不尽相同，但如果按照“入仕”“尚贤”“升仙”思想的角度来看，可略见端倪。

1 “入仕”思想对铜镜纹饰的影响中国古代的正统思想是儒家思想，儒家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学而优则仕”，这使得古代文人的政治情结深入骨髓，难以化解。

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下，古代文人大都以仁民爱物作为自身准则，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但要想实现这种远大的抱负，就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入仕。

只有入仕获得统治阶级的支持，才能实现“达则兼济天下”的理想，因此旧时文人大都渴求入仕做官，进入仕途声名显赫，并且希望子孙后代也可以官位显达。

这种思想对于铜镜纹饰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正是由于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祈求位列高官的入仕思想，使得许多铜镜的纹饰都带有“入仕”思想的色彩。

如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的“天凤四神规矩纹镜”，铭文就有“为吏高迁位公卿，世世封传子毋穷”；“建安十年重列式神兽镜”铭文中就有“君宜高官，子孙番昌”；在东汉中晚期的铜镜中，不乏铭文含有“位至三公”、“君宜高官”者，而在明清期间则流行在铜镜上饰有“五子登科”、“状元及第”的吉语文字镜。

黄山区博物馆藏铜镜集珍作者：谢萌萌来源：《收藏与投资》2023年第12期摘要：黄山区博物馆所藏的宋代和明代铜镜，类型丰富、造型精美，是当地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也是研究徽州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

本文精选八枚馆藏铜镜，按照年代分别梳理，同时尝试探讨铜镜铭文背后的文化内涵以及当时的社会背景。

关键词：铜镜；黄山区博物馆；文化遗产；徽州历史黄山区博物馆位于安徽省黄山市黄山区，为国家三级博物馆，常设有“黄山区历史文物精品陈列”和“黄山区明清木雕陈列”等。

黄山区博物馆藏有历代铜镜78枚，其中，三级文物以上有21枚，占总数的26.9%。

青铜镜最早发现于距今4000年的齐家文化，历经商周、春秋战国，至汉唐时期达到高峰，在宋元至明清之后逐渐衰微，是中国古代使用时间最久、铸造数量最多的铜器之一。

商周时期，铜镜最早是作祭祀礼器用，但镜背装饰语言丰富，镜面平滑光泽，已经具备基本的照容功能。

到了战国时期，随着礼乐制度衰落，青铜礼器的铸造数量逐渐减少，而日常生活的实用物品逐渐增多，这一时期的铜镜种类多样，数量和纹饰的类型增加，铸造技艺精巧成熟。

随着汉代手工业的发展和金属铸造工艺的不断进步，商周时期青铜器逐渐摆脱作为礼器的意义，从庙堂之上走进寻常百姓家，所以这一时期的铜镜已经开始商品化、平民化。

我国铜镜发展历史悠久，主要包括萌芽时期、流行时期、巅峰时期、中衰时期、兴盛时期和繁荣时期，也包括商周、春秋战国、汉、三国魏晋、隋唐、五代十国宋金元等重要节点。

我国铜镜发展最重要的三个时期是战国、两汉和隋唐，并且不管从流行程度、艺术水平，还是铸造工艺来说，这三个时期在铜器发展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黄山区博物馆馆藏铜镜多为宋代和明代所制，这些铜镜制作极其精美，镜背纹饰丰富，大多带有所在工坊的铭文，例如“宫家包换”“湖州薛怀泉”“湖州薛造”等内容，这些商标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为考古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宋代铜镜不同于其他朝代铜镜，其有专属的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