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杜培武案对刑讯逼供的研究摘要：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国力还不够强盛，司法制度也不够完善，而在我国刑事案件的司法实践中，很多冤假错案往往都是由于刑讯逼供所导致的，刑讯逼供是我国司法中一个很大问题，刑讯逼供在我国是如何产生的，这个问题又该如何解决，我将结合杜培武案件来分析。
关键词：刑讯逼供，法律制度，监督体制
一、案情概要
（一）案发
案件发生于1998年4月22日上午，警方发现了一辆被丢弃的警用昌河牌微型面包车，车内有一男一女两具尸体，男性死者系昆明市所辖的路南县（现为石林县）公安局副局长王俊波，另一人是昆明市公安局女民警王晓湘，两人身着便服，被人近距离开枪打死，寻找失踪妻子王晓湘的昆明市公安局戒毒所民警杜培武被抓进了昆明市公安局。据后来公诉机关的指控，杜培武的杀人动机是：“因怀疑其妻王晓湘与王俊波有不正当两性关系，而对二人怀恨在心。”。有了动机后刑讯逼供就开始了，办案人员给杜培武戴上了脚镣，喝令他交待杀害“二王”的犯罪过程。他们用手铐将杜的双手呈“大”字形悬空吊在铁门上，吊一段时间后，在脚下塞进一个凳子，以换取杜的“老实交待”。杜不断地声称冤枉，这又被认为是“负隅顽抗”，审讯人员便又猛地抽掉凳子，让杜突然悬空，如此反复……；高压电警棍逐一电击他的脚趾和手指。到最后身为警察的杜培武已经不像样子了：目光
呆滞，步履蹒跚。
（二）庭审
出庭时，杜培武双脚踝均被手铐、脚镣吊烂、化脓，手背乌黑，肿得像戴着拳击手套似的。当杜培武扯出了一套血迹斑斑的衣服说“这是我当时穿在身上被他们打烂的衣服。”审判长却说“不要再纠缠这些问题了。”
在庭上，杜培武高声申辩：“我没有杀人！我受到了严刑供！……”审判长火了：“你说没有杀人，你拿出证据来！”
最后，杜培武还是被判了死缓，在遗书中，杜培武写到“我一个无辜的家庭，一半毁在罪犯的手里，一半毁在司法腐败的手里。蒙冤之后，却要把洗脱罪名的希望寄托在真凶的身上，这是多么的可悲！”
（三）告破
直到以杨天勇为首的特大杀人团伙案被破后，杜培武才重获得清白。
杜培武案件里所涉及到的刑讯逼供问题，我想大家都可以很轻意的看出来，那么，为什么在整个案件中，杜培武几次向检察官，向法官申诉都无效呢，我想从我国的司法实践出发，结合我国刑诉法第四十三条来说明一下为什么我国会有那么多的刑讯逼供以及如何从根本上来解决刑讯逼供问题。
二、刑讯逼供的出现原因
关于为什么会有刑讯逼供这个问题，主要有一下几个原因
（一）法律制度不够完善，司法监督不够有力
我国的法律制度在现阶段建立的还不够完善，司法监督的力度也不够大。这是公安机关胆敢肆意妄为的前提条件，如果监督到位，公安机关将不会有刑讯逼供的机会，更不要说屈打成招了。在杜培武案件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司法监督机关的检察院，并没有什么机会可以对公安机关进行监督，这就导致当公安机关制作好案件材料送到检察院之后，检察官在看到这份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材料后，会很容易对犯罪嫌疑人产生有罪的推断，却不知道在这份案件材料的背后有着多少犯罪嫌疑人的血泪。在有了对犯罪嫌疑人有罪的想法之后，犯罪嫌疑人所做的种种辩解申诉就变成了犯罪分子的狡猾狡辩，很难让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去相信。另一方面来讲，先入为主的认为犯罪嫌疑人有罪会导致在整个司法过程中，犯罪嫌疑人得不到公正的对待，公安机关在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后，收集的证据往往就是犯罪嫌疑人有罪的证据，而不是对能说明整个案件事实的证据的收集，这种思想上的错误认识，是导致刑讯逼供的思想原因。最后，由中国的国情出发来看，我们能够找到另一个造成这一切的原因，那就是国力不够强，在司法实践当中，往往要考虑司法效率，有时甚至要把司法效率作为很重要的考虑因素，当一个地方发生了恶性的刑事案件后，地方上的领导为了让民众安心，往往会督促公安机关尽快破案，有时甚至会为公安机关定下破案期限，这让公安机关在很多时候并不会把查清案件事实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将犯罪分子找出来并且定上罪成为了公安机关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很难保证犯罪嫌疑人不受到刑讯逼供，这是我国刑讯逼供问题难以解决的外在因素。在这些因
素的共同影响下，我国出现杜培武这样的冤案也就不奇怪了，公安机关认为你有罪，并且为你有罪来收集甚至于制造证据，来形成案件材料，检察院在看过案件材料后，受到司法效率的制约，不会重视监督是否有刑讯逼供问题，而是重视如何起诉，指控犯罪嫌疑人确实有罪，在这两大机关的合力之下，在法庭上，犯罪嫌疑人的任何辩护都将显得苍白无力，最后形成刑讯逼供的冤假错案。
（二）法律规定的缺陷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地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除特殊情况外，并且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这是我国对于刑讯逼供问题所做的法律规定，这些规定并没有说明非法证据是否被排除，也就是说禁止收集非法证据，但是非法证据仍有证明效力，从另一方面我国刑法对刑讯逼供罪有相关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从这一条的规定来看，我国的刑法对刑讯逼供罪的惩罚虽然比普通人犯伤害罪要严厉些，但是很难从根本上对司法人员产生震慑作用，这些法律上规定的不足，让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产生的刑讯逼供不能从根本上被解决，想要解决刑讯逼供的问题，我认为要从以下几点
来进行改进：
三、刑讯逼供的预防解决办法
（一）完善对法律的规定
完善对法律的规定这点是完善司法体制的基础，通过对法律的完善，我们可以对无罪推定原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限制刑讯逼供的规则予以明文规定，让在司法实践中通过非法取证行为所获取的物证、书证不再具有证明效力，所谓的毒树之果理论就是如此。而现在中国立法机关的一贯立场是“既反对有罪推定，也不赞成无罪推定”“以事实为依据，实事求是；以法律为准绳，罪当其罚。”这些思想都不利于法律对刑讯逼供的限制。
（二）加强对监督体制的建立
现如今的监督体制，检察院很难行使自己的监督权，在犯罪嫌疑人提出自己受到刑讯逼供后，检察院很难从公安机关对刑讯逼供进行调查取证，这也就导致了刑讯逼供罪很难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让刑讯逼供罪形同虚设。有效地对公安机关进行监督，可以让公安机关在办理案件时更加谨慎，不会再乱用刑讯逼供。
（三）树立正确法治思想
从思想方面来看，我国有着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封建思想在人们的脑中仍有残留，其中，对于犯罪嫌疑人的有罪认定思想是刑讯逼供产生的根本原因，加强对司法工作人员的思想教育可以有效地让司法工作人员在司法实践中避免刑讯逼供的产生，这点需要长时间的开展，但是最终将会对我们的司法实践的公正产生巨大影响。
中国的司法正在不断的进步，我们应该相信，只要我们不断努力，中国的司法一定会变得更让人可以相信，刑讯逼供将不会再成为我国的司法之痛。
案例分析： 云南杜培武案：1998年4月，昆明市公安局通讯处女警员王晓湘和该市路南县公安局副局长王俊波双双被枪杀，惨死在一辆“昌河”微型车上。这桩残忍的凶杀案震惊全省，缉拿疑犯成为警方的重点任务。昆明市公安局组建了专案组，当时的刑侦支队副政委秦伯联、刑侦三大队大队长宁兴华奉命具体负责侦破工作。1998年7月2日，王晓湘的丈夫杜培武被警方以涉嫌故意杀人刑事拘留，随后被逮捕。杜从此开始了他噩梦般的日子。检察官在起诉书中说，昆明市公安局戒毒所警员杜培武被拘留后，在刑侦三大队办公室，被告人秦伯联、宁兴华采用不准睡觉连续审讯、拳打脚踢或者指使、纵容办案人员对杜滥施拳脚，用手铐把杜吊挂在防盗门上，反复抽垫凳子或拉拽拴在杜培武脚上的绳子，致使杜双脚悬空、全身重量落在被铐的双手上。杜培武难以忍受，喊叫时被用毛巾堵住嘴巴，还被罚跪、遭电警棍击打，直至杜屈打成招，承认了“杀人”的犯罪“事实”，指认了“作案现场”。1999年2月5日，根据警方的侦查结果和检察院的指控，杜培武被昆明市中级法院以故意杀人罪一审判处死刑。判决下达后，杜培武大呼冤枉，在向高级法院上诉时提出，他是被刑讯逼供才违心承认杀人的。1999年10月20日，云南省高级法院鉴于“杜案”扑朔迷离，案情中疑点难释，遂改判杜培武死刑、缓期2年执行。当年11月12日，杜培武被送进云南省第一监狱服刑。2000年6月，昆明警方破获一起特大杀人盗车团伙。其中一名案犯供述，1998年的王晓湘、王俊波被害案是他们干的。枪杀王晓湘、王俊波的真凶、“杀人魔王”杨天勇等人就此落入法网，顿时证明杜培武显属无辜。云南省高级法院公开宣告杜培武无罪。 经昆明医学院法医技术鉴定中心鉴定，刑讯逼供导致杜培武双手腕外伤、双额叶轻度脑萎缩，已构成轻伤。检察官认为，宁、秦二人身为国家司法工作人员，对被害人杜培武使用肉刑或变相肉刑逼取口供，造成错案，其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条的规定，构成刑讯逼供罪，请求法院依法惩处。 分析： 米兰达规则的目的在于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强调了政府执法所要达到目标的手段和过程，从而最大限度地约束执法者。米兰达规则对刑事执法人员提出了更高的
近年来法理学的重点与热点问题 1. 规范法理学的基本问题 （1）法的概念问题包括特征问题，传统意义上对什么是法有过很多的描述，我国从国法的角度理解的比较的多。还有法的特征也是频繁的在考。多选题考察的比较的多。 （2）法的要素问题，法律规则，法律原则。法的概念等这些基本的要素，常考点就是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的关系。这里涉及一个理论问题，法律规则的内涵到底范围有多大，和法律原则的界限在哪里，法律规则内涵的合理性等法理问题的研究。一般在论述题中体现的比较的明显。 （3）法律体系的问题，法律体系既可以小考也可以大考，大考就会问你在我国现有的法制体制下如何建立起一个完备的法律体系等，讲依法治国也好，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也好，都是要有法可依，这个“法”怎样才能构建一个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这种题型不乏会出答题的可能性的。 （4）法律关系的问题，一个是法的主体与客体的问题，第二个就是法律行为和法律事实的问题，第三个就是法律权利与法律义务（譬如今年的第七论述）。 （5）法的效力问题，法律渊源（从判例为主题来论述判例制度的作用，我国现在越来越关注判例问题，例如，许霆案、醉驾案等都会为其他法院所借鉴），法律效力等级体系等问题。（譬如说，法为什么有效力？一般可以从规范效力、实施效力、心理效力、社会效力等角度去分析，单就规范效力角度而言，法的效力来源于宪法的规定） （6）法律责任与法律制裁问题。法律责任问题涉及的案例也是很多的，因为违法、违约而导致要承担某种不利的法律后果，即法律责任，没什么质疑的，但是民法中有特殊的侵权责任，譬如说，某甲的狗把乙给咬伤了，某甲要承担法律责任，这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但是否具有合理性与合法性，就是法律责任的问题。至于法律制裁问题，我国的法律制裁大致可以分为宪法制裁、民法制裁、行政法制裁、刑法制裁等。就拿刑法制裁来说吧，我国刑法规定的制裁方式非常的多，最严厉的就是对生命的剥夺，而且我国刑法条文中规定的死刑很多，这就遇到一个问题，与人权的结合问题，世界上很多的国家在质疑我国是否在保障人权，这就涉及到死刑设置的合理性问题的研究。 2.价值法理学的基本问题 重点理解法的正义性价值问题： （1）立法听证的考察，譬如，个人所得税的提高问题的听证，就牵涉立法正义性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评判立法正义的标准是什么：是否符合立法的民主原则？是否符合立法的科学的原则？是否符合宪法原则（规范正义的原则）？
例：杜培武案件（刑事诉讼的特征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进行）：杜培武原为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戒毒所民警。1998年4月20日，昆明市公安局通信处民警王晓湘与昆明市路南县原公安局副局长王俊波被枪杀在一辆微型车上。被害人之一王晓湘的丈夫民警杜培武被疑系杀警凶手而被抓到昆明市公安局。在专案组，杜培武经历了连续10天10夜的审讯，最后一无所获。6月20日上午，杜培武被押到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测谎，最后的综合结论是杜培武在说谎，杜培武遂被当作杀害“二王”的重大嫌疑犯而被戴上了脚镣，经受了双手被铐起悬空吊在铁门上以及被高压电警棍逐一电击脚趾和手指等刑讯逼供手段。杜培武被迫“供述杀人的罪行”。专案组的其中一个小头目警告说：“如果翻供，小心收拾你。”从6月30日到7月19日整整20天，杜培武基本没有睡过觉。1998年12月17日，昆明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杜培武故意杀人案。在庭上杜培武展示了他身上清晰可见的伤情，并强烈要求公诉人出示驻所检察官拍摄的照片，以证明刑讯逼供事实的存在。但公诉人说，当时没有拍过照片。1999年1月15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二次开庭。杜培武再次要求公诉人出示照片，公诉人说，照片找不到了。见此情景，杜培武转而对审判长说：“我还有他们刑讯逼供的证据！”只见他解开风衣，从裤子里扯出了一套血迹斑斑的衣服，“这是我当时穿在身上被他们打烂的衣服”！审判长让法警收起血衣，“不要再纠缠这些问题了”。杜培武高声申辩：“我没有杀人！我受到了严刑逼供！”审判长火了：“你说没有杀人，你拿出证据来！”1999年2月5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一审判处杜培武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99年10月20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刀下留人”，以“根据本案的具体情节和辩护人所提其他辩护意见有可采纳之处”为由，终审改判杜培武死刑、缓期二年执行。2000年6月17日，昆明市公安机关破获以铁路警察杨天勇为首的特大杀人团伙案（杨等7人已被处决）。经查明，“二王”系犯罪嫌疑人杨天勇等人所杀。2000年7月11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下达再审判决，宣告杜培武无罪。2001年8月3日，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以刑讯逼供罪，一审分别判处昆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原政委秦伯联、队长宁兴华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1年零6个月缓刑2年。根据法医鉴定，杜培武身上留下多处因吊打而形成的伤痕以及外伤导致的脑萎缩，已构成轻伤。（《南方周末》2001年8月24日；叶青：《刑事诉讼法：案例与图表》，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6页；顾永忠主编：《中国疑难刑事名案程序与证据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27页，第276-283页。）分析：本案的程序问题：1、本案中侦查机关采用了很多先进的侦查手段，引入了科学证据，诸如“射击残留物”及“附着泥土”等微量物证的同一认定、CPS心理测试、警犬气味识别鉴定等。——科学证据的可采性和证明力问题。2、刑讯逼供与非法证据排除问题。3、审判长的“你说没有杀人，你拿出证据来。”——无罪辩护与举证责任问题。 1、科学证据的可采性和证明力问题。本案冤错的因素还涉及到警方技术问题，确证偏见渗入技术领域，后果将是严重的。由于传统和审判制度的原因，我们还很少看到中国律师会象西方律师那样和警方进行技术质证。本案辩护方的质疑证据没有被理会。
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之抉择 ——对“佘祥林案”和“辛普森案”的对比分析 摘要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是诉讼程序的两个重要价值诉求。辛普森被无罪开释的原因在于美国注重程序公正，佘祥林被冤枉的原因在于中国“重实体、轻程序”的司法理念。强调程序优先会使放纵犯罪分子的可能性提高，但至少实现了程序上的正义；强调实体优先不必然实现实体公正，甚至易导致冤假错案，结果是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均可能得不到实现。在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两难抉择中，程序公正第一、实体公正第二的司法理念理应被我国采纳。 重读“佘祥林案”，仍不禁令人头皮发麻。1994 年1 月20日，湖北省京山县居民佘祥林的妻子张在玉失踪。4 月11 日，当地一水塘发现一具女尸，经张在玉的亲属辨认，这具女尸体貌特征与张在玉相符，当地公安机关遂将佘祥林作为犯罪嫌疑人立案侦查。最终，在疑点重重的情况下，佘祥林被以“故意杀人罪”判处15 年有期徒刑。2005 年3 月28 日，佘祥林被羁押11 年之后“，被害人”张在玉从外地回到了家乡，佘祥林的不白之冤才得以昭雪。“佘祥林案”之荒诞，令人以为是在读志异小说。震惊全 美的“辛普森案”则展示了与“佘祥林案”截然相反的一种司法理念。1994 年的那场历时474 天的“世纪审判”中，在控方“铁证如山”的情况下，只因为警方取证时程序上的一些瑕疵和证人的种族歧视嫌疑等问题，涉嫌杀死前妻的辛普森最终被无罪释放。一个是没有杀妻的无辜者，在证据存疑的情况下含冤入狱；一个是被绝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是杀死前妻的“凶手”，在“铁证如山”的情况下却被无罪释放。这两起在形式上富有相似性但审理过程和审理结果却截然相反的案件，凸显了诉讼价值诉求中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抉择的艰难。 一、不同价值诉求的法理基础：重程序与重实体 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是两个重要的诉讼价值，均以实现正义为目标，但程序公正注重的是审理过程的公正性，而实体公正注重的是案件审理结果的公正性，二者的抉择对于司法实践来说，往往显得十分艰难。“辛普森案”和“佘祥林案”正是这两种不同价值诉求的典型案例。先看美国的“辛普森案”。此案的证据可谓“铁证如山”：辛普森在凶案发生时，没有不在场的证明；警方在犯罪现场和辛普森住宅后收集到的皮手套上的血迹，经DNA 检测，证实是辛普森和两名受害者血迹的混合物；在辛普森卧室发现的一双袜子上的血迹被鉴定属于受害人；辛普森左手中指有明显受伤的痕迹，他本人关于受伤原因的解释前后不一且被证明有假；辛普森驾驶的悍马汽车车门把手及座位上有受害人的血迹等等。但是，在法庭审判过程中，辛普森的“梦之队”律师辩护团抓住了警方办案过程中的程序瑕疵等问题，最终使陪审团一致做出了辛普森无罪的裁定：（1）警方涉嫌在未取得法官颁发的搜查许可证的情况下，对辛普森的住宅进行了搜查；（2）在案发现场收集血样的警官未依照办案规程将血样直接送交鉴定部门，而是带着血样搜查辛普森住宅后才去送检；（3）负责侦查“辛普森案”的警官富尔曼出庭作证时，否认自己使用过“黑鬼”之类带有种族歧视的语言，但一盒录音带证明他向法庭撒了谎；（4）那副带有血迹的手套，辛普森当庭试戴时因太小而戴不上；（5）辛普森行使了沉默权，控方不能从辛普森本人那里得到有利供词。为什么在控方拥有强有力证据的情况下，辛普森最终被宣告无罪呢？原因在于美国强调正当程序，也就是程序优先。美国学者对正当程序标准的认识虽不尽相同，但其内核基本上是确定的：正当程序的价值在于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包括对公民基本人权的程序保障和为保护公民基本权利而对国家公权力的实体限制两个方面的内容。为保护刑事被告人的基本人权，从正当程序理论出发，在美国的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享有广泛的对抗司法机关的诉讼权利，如“不自证其罪的权利”、“获得陪审团审判的权利”、“获得律师辩护的权利”等等；作为审判机关的法院，则有义务遵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义务将判决建立在“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基础上。在美国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de12326416.html, 司法程序冤假错案产生的原因及其防范 作者：夏里斯淇 来源：《现代商贸工业》2020年第04期 摘要：由于人类认识能力的缺陷，所以“冤假错案”的发生无法绝对避免。从陈国清案入手，分析了造成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政策层面、侦查程序、起诉程序和审判程序，包括“严打”政策、口供定案、“留有余地”的判决方式等。为防范冤假错案，需要改变“命案必究”的思维，改变口供定案，避免留有余地的判决。 关键词：冤假错案;口供定案;留有余地的判决 中图分类号：D9 ; ; 文献标识码：A ; ; ;doi：10.19311/https://www.doczj.com/doc/de12326416.html,ki.1672-3198.2020.04.067 近年来，聂树斌案、杜培武案等数起被广泛关注的冤假错案被纠正，从大量的冤假错案中我们至少可以推断部分司法机关没有完全发挥其应有的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职能。如何从这些冤假错案中吸取经验教训，解决问题，避免类似冤假错案的产生，是我们的研究的重点。因此本文从对陈国清案的分析入手，旨在发现并尝试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 1 案件引入 1.1 案件经过 1994年河北省承德市发生两起出租车司机被抢劫致死案，案件调查后陈国清、何国强、 杨士亮、朱彦强等四人先后被捕，经十年反复审讯，河北高院于2004年3月26日以抢劫罪终审判处陈国清、何国强、杨士亮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朱彦强无期徒刑。但迄今为止，四人一直声称自己无罪。 1.2 案件存在的疑问点 （1）荒诞离奇的破案经过。案件发生后，承德警方仅因陈国清近来情绪反常便认定陈国清是犯罪嫌疑人。（2）口供为王的薄弱证据。该案始终没有找到充分的物证，始终靠口供支撑全案。（3）确实充分的无罪证据。该案调查中，有多名证人能证明其四人无作案时间，但警方始终徇私枉法。（4）惨无人道的刑讯逼供。陈国清等人始终在审讯过程中受到刑讯逼供，最终被逼认罪，无中生有。（5）绝处逢生的真凶线索。曾有人举报杀人真凶为其他人，但警方始终选择充耳不闻，选择掩盖自己出现冤假错案的事实。
刑事错案的原因与对策简析 刑事错案既是天灾，也是人祸。铸成刑事错案的原因是方方面面的而这些因素集中体现于取证与推理方面，即由不当地获取和使用证据所致。这是酿成错案的关键性因素。结合本学期所学课程，我试图从几个经典错案中找出一些规律，并对此进行简要分析。 概言之，造成错案的原因总与确证偏见密切相关。 确证偏见主要是指对待证明观点存在轻信或偏执的信任，对自己的论点只满足于确认，而不反思它可能是错的，也拒绝承认别的可能性解释，以自我为中心取舍论据，漠视、贬损或掩盖对之不利证据，对论证缺乏批评性的表现。 案件中的确证偏见会由许多原因造成。其中包括侦查过程中的偏见、邀功心切、成见难消、破案层级压力大等。像这样的情况下，若是机缘巧合造成犯罪嫌疑人身上具有的“疑似”点，很可能引起侦查人员逻辑上的确证偏见，因而相信犯罪嫌疑人就是真正的罪犯。 以近年来的几起错案在为例： 在佘祥林案件中：佘祥林与某女青年关系暧昧，其妻张在玉精神不正常，夫妻关系不好。此时，恰好张在玉下落不明，河边又发现一具无名女尸。由于佘祥林平时与妻子关系不好，使得张在玉娘家人合理推测：张在玉一定是遇害了。加之，河边出现的女尸无法辨认，这些因素的巧合进一步强化了张在玉娘家人的心理：女尸一定是张在玉。张家人咬定无名女尸是张在玉，确证偏见直接误导警方对侦查方向的确定，这也是酿成冤案关键的一步。 在湖南的滕兴善冤案中，滕兴善身为屠夫，具有较高的解剖技巧，此点巧合了无名尸块解剖上的特点。加之，石小荣下落不明，滕兴善与其有暧昧关系，女尸年龄又与石小荣相符。这些诸多“疑似”集中在滕兴善身上，使得警方对滕兴善产生“合理”怀疑。特别是在警方面临巨大破案压力之下，确证偏见心理愈发增长，不会放过对任何可疑人或事得“假象”。 在杜培武案件中，杜培武身上有枪弹遗留的痕迹，没有通过测谎测试，其妻王晓湘“红杏出墙”。这一系列疑点都集中在杜培武身上，一些顶级刑侦专家也认为杜培武杀人至少有90%的可能性。云南警方认定杜培武杀人，在当时看来是合情合理的。但是，案件的最终结果证明了警方破案时的偏见——凶手另有其人。清代纪昀曾言：“必不能断之狱，不必在情理之外也；愈在情理之中，乃愈不能明。” 由此看来，尽管一个人身上的“疑似”再多，认定他犯罪非常符合情理，在没有得到其它证据印证之前，还是不能把他与真正罪犯划等号。而确证偏见却使人常常失去了取证与推理时的理智，以致铸成大错。 同样，证人指证时的确证偏见也会造成的错案。一个相对照的例子是，英国1889年的一个冤案——“国王诉贝克案”。一个别名叫约翰·史密斯的人曾因欺诈被判过刑。1896年发生类似系列罪案时警察逮捕了无辜的阿道夫·贝克。侦办警官与另一位证人都指证他就是约翰·史密斯，尽管贝克辩解说案发时他在南非，但他仍被定罪获刑。1904年，贝克因同样的带有偏见的指控再次被捕、被指认为史密斯并被定罪。但幸运的是法官心存疑虑，他把判决拖到下个开庭期，此期间真正的约翰·史密斯被捕并认罪，阿道夫·贝克得以昭雪。 值得肯定的是，此案过后痛定思痛后的英国人想起当改革无上诉的刑事制度。于是，1907年，英国终于通过了《刑事上诉法》，创立刑事上诉法院。 另一方面，通过这个例子，中国也应对产生冤案的制度进行一些改革，才有可能改善冤案错案频出的现状。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以下几点。 (一)提高侦查人员的综合素质
昆明杨天勇特大抢劫杀人团伙案的7名主犯伏法 受到广泛关注的昆明杨天勇（图中着白衣者）等7人特大杀人抢劫团伙案昨天正式审理。记者旁听了审理过程。审理原定上午8时半开庭。8时10分记者赶到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时，法院内外已是一派森严气氛。所有进入者必须有旁听证并进行严格的检查。旁听人员带的公文包一律寄存。昆明市政法委一位负责人对记者说，这个杀人抢劫团伙手段残忍，系亡命之徒，安全工作必须万无一失。 经历了好几道盘查，记者终于到了法庭，法庭内气氛肃然。8时20分多，法庭内已基本坐满了旁听群众。据现场测算，旁听的各界人士大约有300名。而探头往法院大门入口处一望，还有不少人想进来。随着审判长宣布开庭，七名犯罪嫌疑人由法警押解进入了现场。旁听的人群略有紧张情绪。不过旁边也有人低声嘀咕一声：'以为是三头六臂的妖怪呢，看着还不是'。主犯杨天勇个子不高，略显老。在昆明目前市民几乎都听说过这个团伙的凶残。从1997年4 月16日至2000年5月31日期间，他们结伙作案，冒充军警值勤人员，采取暴力、欺骗手段，故意杀人、抢劫枪支和汽车，藏匿弹药，先后作案25起，共杀死19人，杀伤1人。公诉机关在宣读完公诉书后，民事的起诉状也同时宣读。受害者亲属或代理人简单陈述了受害事实并提出赔偿要求。一
位老太太哽咽着说不出话，她爱人和儿子全部死于这个团伙。一位公诉人才开始陈述，受害者的亲属--一位妇女已在旁听席上哭出了声来。记者旁边的一个十五六岁的男孩也哭成了泪人。此后开始了法庭调查。犯罪嫌疑人被尽皆押下后再依次进入法庭。今天上午接受庭审的是柴国利，下午接受庭审的是杨天勇和肖林。对公诉机关指证的事实，三个犯罪嫌疑人基本上无异议。他们表情还基本镇定，但记者看到他们腿脚抖得厉害。当犯罪嫌疑人员在追问下陈述他们作案时残忍杀人的一桩桩案例时，旁听席上不时发出惊讶和憎恶的嘘声。公诉机关向法庭出示从犯罪嫌疑人住处获得的各类枪支弹药，并出示了犯罪嫌疑人肢解人体的现场情景，令人发指。整个调查程序一丝不苟。犯罪嫌疑人请的律师不时提问。一次公诉机关要出示某方面内容时，审判长又让公诉人员陈述了理由才得以进行。据此前透露，云南省明确将严格依法办事，严惩凶手，办成铁案。下午法庭调查从1时半开始，直到下午6时一刻结束，庭审进行得比较顺利。按安排，审理将进行三天，持续至10月20日。从法院走出后打上一辆'的士'。'的士'司机也知道法院正在审理这个大案，司机说：'这将消除春城的一大公害。'（新华网 10月19日）深度报道：杨天勇特大杀人劫车案公审东方网11月3日消息：他们作案23起，杀死19人，犯罪手段极其残忍，灭绝人性。继张君特大杀
xxxx案 (2010-03-18 20:35:15)1998年4月20日晚，昆明市公安局民警王晓湘（女）与昆明市石林县公安局民警王俊波（男）双双被人枪杀，而后王晓湘及王俊波（以下称“二王”）两人的尸体，被弃置于昆明市圆通北路40号思远科技有限公司门前人行道上王俊波当天所驾驶的牌号为“云OA0455”的警车内。 案发后，警方以昆明市公安局戒毒所民警、王晓湘丈夫杜培武因对“二王”有不正当两性关系怀恨在心、涉嫌骗取王俊波佩带手枪（枪号，七七式）将“二王”杀害为由，将杜拘押。 1998年7月2日，杜培武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3日被批准逮捕。 1999年2月5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1998]昆刑初字第394号《刑事判决书》宣判“被告人杜培武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一审宣判后，杜培武及其辩护律师刘胡乐、杨松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定性不准，适用法律不当，诉讼程序严重违法，以及办案人员有刑讯逼供行为”为由，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要求改判杜培武无罪。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根据本案的具体情节和辩护人所提其他辩护意见有采纳之处”为由，于 1999年10月20日以〔1999〕云高刑一终字第295号《刑事判决书》，改判杜培武“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随后，杜培武被投人云南省第一监狱服刑。据知情人讲，从昆明市中级法院 1999年2月5日一审判处杜培武死刑，到同年10月20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改判其死缓的8个月间，杜培武一听到看守所铁门“当”作响就吓得心惊肉跳——他以为每一次的铁门响声，都可能是押他上刑场的最后时刻。 “二王”被杀后，在当地影响极大。因为，第一，被杀者是两名公安民警；第二，凶器系王俊波佩枪；第三，连杀2人；第四，弃尸于警用车中。因此案件引起了云南省、昆明市党政领导及公、检、法的震惊和重视。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如此恶性特大杀人案势必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关注，办案人员压力之大
一、案情回放。 李久明，二级警督，1965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1988年调入河北省冀东监狱，1998年起任冀东监狱二支队政治处主任。 1987年，李久明经人介绍和刘涛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几年后， 另一个女人唐小萍出现在李久明的面前。接下来，李久明毫无悬念地出了轨。不久，唐小萍就要求李久明和妻子离婚，和自己结婚，李久明一口回绝了。但唐小萍不断在半夜三更打电话给李久明。 在李久明正和唐小萍闹矛盾的时候，2002年7月12日凌晨，唐小萍的姐姐唐姝丽和姐夫郭忠孝被歹徒刺伤。唐小萍得到消息后急了，首先想到的是打手机给李久明。听唐小萍说了大致情形，多年在监狱从事政治工作的李久明警觉起来：“呆会儿警察来了，你可别乱说，千万别把咱俩的关系说出来。”唐小萍回答得很干脆：“晚了，警察已经来了，我已经把咱俩的事都说了。” 当天上午，李久明被警方带走，理由是涉嫌故意杀人。 2002年7月21日至24日，在办案人员的大力审讯下，李久明“供认”了杀人事实。 2002年8月26日，李久明被正式逮捕。 2003年6月24日，唐山市人民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非法持有枪支罪对李久明提起公诉。 2003年11月26日，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处李久 明死刑，缓期两年执行，附带民事赔偿102976．58元。宣判后，李久明提出上诉。 2004年8月11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以证据不足、事实不清为由，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 2004年7月8日，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流窜大半个中 国实施盗窃、抢劫、强奸、杀人的蔡明新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宣判后，蔡明新表示认罪伏法。就在执行死刑的前夕，蔡明新道出了一个“惊天秘密”：2002年7月12日，他曾窜入河北省唐山市南堡开发区冀东监狱家属院友爱楼6号楼309室盗窃并杀人后成功脱逃。随后，河北省委主要领导对此案做出重要批示。 2004年9月，河北省人民检察院派员到温州调查此案。 2004年9月17日，以河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为组长的专案组赴温州查证蔡明新供述情况的真实性；赴唐山调查对李久明刑讯逼供相关情况。
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完善 【摘要】刑事诉讼缺乏辩护律师的积极参与，缺少制度上的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就无法从根本上得到很好的保障，审判的公正性将大打折扣，法治的目的也将难以实现。通过分析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司法现状，提出完善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若干制度性建议。 【关键词】刑事辩护；人权保障；制度改革；刑事审判前程序 长期以来，由于“重打击、轻保护”的司法价值观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占主导地位，使得我国刑事辩护制度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律师在辩护特别是无罪辩护中经常遇到一些不应有的障碍，有些问题已严重影响律师依法行使辩护权。主要表现就是风险大、困难多、效果差。由于立法上的不完善及执法中人为的因素，有些问题一时难以解决。 一、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司法现状 （一）审前阶段律师辩护制度存在的问题 1．接受委托难 聘请律师，应当由犯罪嫌疑人自己申请，可是犯罪嫌疑人普遍不懂法，无疑不利于辩护制度发挥作用，所以公安部颁布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36条规定侦查机关有告知犯罪嫌疑人此项权利的义务，但是对侦查机关告知、传达该项权利的义务却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即使犯罪嫌疑人知道，如果其家属没有主动为其聘请律师，犯罪嫌疑人如果想聘请律师，往往只能通过给家属寄信的方式告知，耗时长、可靠性差，使委托难上加难。 2．会见难 六部委《规定》虽然对安排律师会见时间规定得很明确：律师提出会见犯罪嫌疑人的，应当在48小时内安排会见。但在实践中很难落实。侦查机关以各种理由拒绝或拖延安排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比如“涉及国家秘密”、“有碍侦查”、“办案人员不在”、“需要领导批准”、“办案人员太忙没时间”等或者干脆不说明任何理由，在这些情况下律师要达到会见当事人的目的，就不得不依据法律据理力争，或者采取向侦查机关领导或上级部门反映等方式。 3．侦查阶段会见不准涉及案情 《刑事诉讼法》第96条第2款明确规定：“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但据个别律师反映，“陪同”会见有的侦查人员总是交待“不要涉及案情”。“涉及案情”成了一大禁区。 4．阅卷难 实践中，有的人民检察院向人民法院移送案卷时，把次要证据作为主要证据，主要证据藏而不露，把它作为“重型炮弹”，到庭审时才打出来，使律师措手不及，处于被动地位；有的只移送证明被告人有罪的主要证据，而把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的主要证据，藏而不送，律师在庭前、庭上根本无法看到；更有甚者，个别地方借口经济困难，只移送起诉书、证据目录、证人名单，而不移送证据材
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始末及反思《十八年后的无罪判决》 十八年后的无罪判决 【第一段落】解说词：2014年12月15日上午8点30分，一份再审判决书，送到了呼格吉勒图父母的手中，宣告他们的儿子无罪。为了等这一刻，他们已经等了18年。一切要从1996年的4月9日说起。那一天，呼和浩特第一毛纺厂家属区的公共厕所内，一名女子被杀害。当时，18岁的卷烟厂工人呼格吉勒图和工友闫峰到治安岗亭报了案。而公安机关经过一番调查认为，报案的呼格吉勒图就是“4·09”案件的凶手。经法院审理，呼格吉勒图被判处故意杀人罪和流氓罪，并执行了死刑。随后9年里，呼格吉勒图的家人一直在“杀人犯家属”的阴影下生活。直到2005年，事情发生了意外的转折。那一年，内蒙古系列强奸杀人案凶手赵志红落网，他向警方供述，从1996年到2005年，自己先后作下多起强奸杀人案，其中就包括1996年4月9日晚上，呼和浩特第一毛纺厂的公厕女尸案。赵志红的出现，让呼格吉勒图的父母坚信儿子是被冤枉的，并开始了长达9年的申诉、上访之路，要求重审“4·09”案件。这期间媒体也逐渐开始关注，呼格吉勒图案的种种细节，开始被公众瞩目。到2014年11月20日，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对外宣布，对呼格吉勒图案启动再审程序。经过20多天的审理，12月15日，
法院公布再审结果，改判呼格吉勒图无罪。【现场纪实】赵建平（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代表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向你们表示真诚的道歉，对不起。对于呼格吉勒图的错判，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我们从今以后一定会吸取这个教训，决不能让呼格吉勒图这种悲剧再重演。解说词：在再审判决书中，法院认为，1996年的原审认定呼格吉勒图犯故意杀人罪、流氓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我们采访了再审合议庭审判长孙炜，他向我们一一列举了他认为哪些事实不清、哪些证据不足。孙炜（呼格吉勒图案再审合议庭审判长）：证据工作没有尽到职责。列举的证据有现场勘查笔录，尸体检验鉴定，刑事科学技术鉴定，物证检验报告，证人证言和被告人的供述。现场勘查只描述了一个作案地点的情况，厕所的方位是怎么样的，里面的建筑结构是怎么样的，没有任何与呼格吉勒图有关联的内容。尸检鉴定也就是被害人被害的情况，身体损伤的情况，死亡原因的情况，这些都说明不了与呼格吉勒图有什么关联。这些证据里具有指向作用的，只有被告人口供和血型鉴定。解说词：孙炜说，虽然当年的案卷里列举了不少证据，但真正有一定实际意义的证据，就是物证鉴定。当时，公安在呼格吉勒图左手拇指指甲附着物中检出Ｏ型人血，这与被害人的血型相同，而呼格吉勒图本人血型是Ａ型，这被当做定案的主要证据之一。但一个浅显的道理是，O型血的人很多，显
死刑案件错误裁判问题的研究 法院判处被告人死刑的案件(包括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下同),习惯上称为死刑案件。被告人被错误地判处死刑,这可以说是最为严重的冤、假、错案,这类错案典型地反映出刑事司法过程存在的严重缺陷,并严重地制约了刑事司法公正的实现。本文讨论的错误裁判死刑的案件,都是已经被依法确认为错误裁判的死刑案件,并不包括那些当事人尚在申诉甚至已进入审判监督程序而尚无结果的死刑案件。 这些案件的共同特点如下:第一,在案件性质上,被错误裁判的死刑案件大多为杀人案件。因为,总的来说,杀人案中被告人被判死刑者较其他罪案中被告人被判死刑的明显居多。第二,从错误裁判的性质看,死刑案件错误裁判基本上都是事实认定错误,而非适用法律错误。事实认定错误导致重大冤、错案件,这是错案领域的一种普遍现象,反映出我们在有些场合对死刑案件的证据审查和证明要求上缺乏慎之又慎的态度。第三,从错误裁判的主要原因看,死刑错误裁判的第一位原因总是取证上的刑讯逼供和证据运用中的口供主义。这一特点说明,口供主义的意识在刑事司法人员中依然根深蒂固。在刑讯逼供得不到有效遏制的情况下,死刑案件的错误裁判现象还会层出不穷。第四,从第二审程序重复错误裁判的情形看,“疑罪从轻”、“有罪推定”的传统观念在第二审过程中仍有市场。如“陈金昌抢劫杀人案”、“孙万刚杀人案”均属这种情形。第五,从纠正死刑案件错误裁判的过程看,高级人民法院纠错机制严重不足。主要表现:其一,纠错过程漫长。其二,高级人民法院发现原判错误后,通常不直接、彻底否定原判,而是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把纠正错判的机会留给原审法院。而原审法院通常不会轻易承认自己的判决错误,加之存在各种阻力,于是,往往在经过一年半载后再次做出与原判基本无异的判决,其结果是当事人再次上诉。这样,上诉—发回—再判决—再上诉—再发回,案件像一个球似的在两级法院之间来回滚动,陷入一种无休止的旅行过程,直至上级法院意识到不可能再指望下级法院放弃错误判决时,高级人民法院才可能自己做出改判,彻底或部分纠正错判。如“河北省陈国清等四人抢劫杀人案”。其三,发现错误裁判的能力不足,部分死刑案件裁判错误的纠正纯属偶然。如“陈金昌案”,“杜培武案”等。 死刑案件错误裁判的一些基本特点,反映出我国死刑案件审判机制尚有严重缺陷。克服这种缺陷,才能有效地防止错误的死刑裁判。而对于死刑案
已知中国部分错案冤案在各省排名... 已知中国部分错案冤案在各省排名 第一名：河北20件；第二名：河南20件； 第三名：云南9件；第四名：湖北、黑龙江8件；第五名：广西7件；第六名：陕西、江西6件； 第七名：湖南、辽宁、广东、安徽、甘肃各5件； 第八名：吉林、四川、福建、浙江、山西各4件； 第九名：贵州、海南3件； 第十名：重庆、内蒙、四川、新疆各2件； 第十一名：山东、甘肃、广州、北京各1件； 第一名：河北20件 河北徐计彬： 经典司法错案（13）：O型血徐计彬强奸射出B型精液河北孟存明： 经典司法错案（14）：“被强奸女教师”10年的孟存明河北刘前： 经典司法错案（20）：刘前被“强奸未遂”6年 河北徐东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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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检察院、法院，我国的三级办案制本来是一个层层监督从而保障执法公正的机制，但在民警杜培武遭刑讯逼供一案中，这三道关口都失去了扶正祛邪的功能。这是一次司法腐败的“集大成”之作，是一次系统性的枉法！仅仅凭主观的推测就断定一个人“故意杀人”，并进行了残酷而野蛮的逼供；然后在没有任何可靠实证的情况下，仅凭屈打成招的口供，竟把一个人判处死刑。当一桩“铁案” 已经尘埃落定的时候，只是因为真正的凶手被“意外”抓获并供出杀人的犯罪事实，原来的“杀人犯”才奇迹般地重获新生。云南戒毒所民警杜培武遭刑讯逼供一案之所以受到全国媒体和司法界的高度关注，其原因除了逼供手段的令人发指和案件的戏剧性变化之外，最重要的恐怕是此案给人们留下了很多值得反思的东西。“刑讯逼供”算不上大新闻。这些年，此类案件时常见诸报端。但与以往的刑讯逼供案有所不同，这次刑讯逼供的对象是一名对法律相当熟悉的民警，他知道自己作为一个公民所拥有的权利，他也知道执法过程中应该履行的程序，在整个案件的审讯、起诉和审判过程中，他充分运用了自己的合法权利，并采取了几乎一切可以保护自己的手段，然而都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因为他面对的是一群视法律为儿戏的执法者。当办案民警仅凭一张“传唤证”就把他“留置讯问”而且一关就是10天的时候，他质疑办案者没有合法的法律手续，但得到的回答是：“想扣你就扣你，要什么法律手续！” 被抓不久，杜培武就为自己请了律师，依照法律规定，律师有权参加讯问，但办案人员不让杜的律师进审讯室。那些惨无人道的“高强度”审讯都是在没有第三者参加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样，刑讯逼供当然就不可能留下任何旁证。在看守所里，他请驻所检察官当着管教干部和众多在押犯的面为自己验伤、拍照，留下了刑讯逼供的铁证，但检察机关对此证据却故意隐瞒。庭审中，当杜培武提出这个有力的证据时，公诉人竟然说“没有找到”。更加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到了今年6月，检察院对两名主要刑讯逼供者提起公诉的时候，那份原来“没有找到”的证据又冒了出来，而且成了刑讯逼供的主要证据！杜培武偷偷地把一件被逼供者打烂的衣服夹带到法庭上，并当众展示，但对这一刑讯逼供的重要证据，审判长不但视而不见，而且几次叫“被告人杜培武出示没有杀人的证据”。稍具法律常识的人都知道“无罪推定”原理和“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公诉人控诉杜培武故意杀人，那么应该是公诉人拿出杜杀了人的证据，杜没有举证的义务，而在法官还没有作出有罪判决前，杜应被视为无罪之人。如果侦查人员依法办案，刑讯逼供就不会发生；如果公诉人员依法办案，一起冤案就可能被中止；如果审判人员依法办案，所谓“故意杀人”根本就不能成立。公安、检察院、法院，我国的三级办案制本来是一个层层监督从而保障执法公正的机制，但在杜培武遭刑讯逼供一案中，这三道关口都失去了扶正祛邪的功能——侦查人员根据主观需要不择手段，公诉人根据设定的罪名取舍证据，审判者根据“有罪推定”的需要决定采信与否——面对事实，不能不承认，这是一次司法腐败的“集大成”之作，是一次系统性的枉法！身为民警的杜培武没有想到自己的“同事”们会那样无视法律，就把希望寄托在检察院身上，他失望了；再把希望寄托在法院身上，他绝望了。是什么让一个原本显而易见的错案顺利地通过一道道法律的关口？是什么让这些号称“以法律为准绳”、以主持公道为己任的执法者如此置法律于股掌之中？也许，公安侦查人员只是“破案立功”心切；也许，检察人员是出于法法相护、维护政法队伍“团结”的考虑；也许，审判人员接到了有关部门的“意见”或指示。但所有枉法行为都能以合法的形式来完成，都离不开根本的一点，那就是执法人员对法律的漠视——这种漠视就像是艾滋病毒，一旦感染和扩散，全身全系统都会失去免疫力——杜培武冤案就是公检法同时失去免疫力的结果。虽然目前这种系统性枉法所闻不多，但人们有理由怀疑还有别的“杜培武”冤沉海底，因为像杜培武那样能够“意外”获救的几率毕竟太少了、太靠不住了……盛大林
实物证据视野下刑事错案成因分析与防范对策 杜文海* 实物证据是“以其外部特征、存在场所、物质属性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物体和痕迹”[1]，具有客观性，以实物证据来证明案件事实已成为刑事诉讼证明的发展方向，其证明优势已毋庸置疑。但是，无庸讳言，实物证据的证明也有其一定的局限性，是引发刑事错案的重要因素。 一、实物证据视野下刑事错案的成因分析 美国实物证据技术领域的专家赫伯特·麦克唐纳曾指出：“在审判过程中，被告人会说谎，证人会说谎，辩护律师和检察官会说谎，甚至法官会说谎，唯有实物证据不会说谎。” [2]从案例分析上看，主要有以下几种因素： （一）、对实物证据内容认识上发生误差 “物证是死的，它本身不会说话，但物证所包含的信息具有重要的证明力，这种证明力需要人去获取。因此，物证本身不会成为形成错案的原因，关键还是对物证内容认识上可能发生误差从而导致错判。”[3] 在赵作海案中，公安机关发现了一具高度腐烂的尸体，其特征是身高一米七，其本身是可以作为杀人案的实物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但由于公安机关将尸体误认为赵振晌，基于赵振响的被杀立案，并据此确定本案的犯罪嫌疑人，最终导致冤案的发生。公安机关在使用尸体这一实物证据时，忽略了一个重要的情节，赵振响身高只有一米六五，这样，对实物证据内容上的认识错误为刑事错案的形成埋下了伏笔。 在杨云忠案中，司法机关认为杨云忠犯罪的主要证据是杨云忠在侦查阶段的有罪供述及其鞋上的血迹。关于杨云忠鞋上的血迹，证人张景江证实是杨云忠案发前一个月一次打架时留下的，该证言证明了杨云忠鞋子上的血迹和本案没有关联，但如此关键的证据却未得到侦查人员的重视，从而进一步铸就错案。 （二）侦查人员伪造或授意伪造实物证据 侦查机关的取证是形成案件证据材料的中心环节，也是非法证据产生的关键环节，侦查阶段对实物证据进行伪造或授意伪造的不当取证行为是引发刑事错案的最重要原因。 在杜培武案中，刹车踏板和油门踏板上附着的泥土与杜培武所随身携带的钞票上的泥土属同类被用来证明杜培武曾到过犯罪现场，从而认定杜培武的杀人行为。但是在本案《破案报告》中记载的是：“车内离合器踏板上附着有足迹遗留泥土，被害人王某座椅的靠背后发现有泥土的痕迹”，[4]其根本就没有任何关于刹车踏板和油门踏板上的泥土的记载。在该案中，作为重要证据的刹车踏板和油门踏板上的泥土是伪造的。 在李志平案中，警方为了“寻找”作案工具—棍棒，来到李志平家，把他家的鸡窝拆了，拿走了几根木棍，拍照后入卷，于是乎这几根木棍摇身一变便成了杀人凶器。[5] 在陈金昌案中，“在侦查阶段警察闯入共犯姚泽坤家搜查，在其找不到作案证据‘敲车窗的铁锤’的情况下，竟威胁‘罪犯’姚泽坤的姐姐姚美莲说：‘你不交出凶器，就永远跪在这里!你今天怎么也要变出一把锤子来!’最后办案警察竟然允许姚美莲去借‘犯罪凶器’，而这把借来的锤子作为‘查实无误’的作案凶器出现在法庭上。”[6] （三）科学技术手段的不完善或使用不当 实物证据通常需要运用技术手段来分析和鉴定才能解读实物证据背后的案件真相，科学技术手段由于本身的不完善或使用不当会严重制约着实物证据所能证明的案件事实。 *杜文海，检察员，研究生学历，陕西省铜川市人民检察院(铜川新区长虹北路3号)，
杜培武故意杀人案 “在我被冤死之前，我想把自己的肾脏卖掉，把钱留给睿睿，……本来，我想把眼角膜也卖掉，但我又想要留着眼睛，在阴间我要睁着眼睛看到我的冤案澄清。特别是看到那些制造冤案的人遭到报应，受到惩罚。我始终坚信，是冤案总会查清的，只要天地还有公理，即使活着看不到冤案昭雪，死后天地也会还我一个公道。”这是昆明市公安局戒毒所民警杜培武在等待死刑的绝望时刻写下的一段日记。同行们在对其刑讯逼供的同时，还要说声“对不起了！”这是何等的可笑！难道刑讯逼供者就不想想，如若自己有一天也被冤枉，是何等下场！在妻子遭枪杀，杜培武却被屈打成招判了死缓，直到真凶落网才得以释放。 杜培武案的可笑之处在于，定案的依据之一是警犬的气味鉴定。狗“说”杜培武杀了人，那法院就认定他杀了人。而蒙冤之后，却要把洗脱罪名的希望寄托在真凶的身上，这是多么的可悲！ 2001年8月3日，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以刑讯逼供罪，一审分别判处昆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原政委秦伯联、队长宁兴华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1年零6个月缓刑2年。这对于一只脚已经迈进“鬼门关”、肉体和精神受到极度摧残的杜培武来说，是一个胜利，但仅是一个令人辛酸的胜利。 这是一双让你不敢直视的眼睛——长久缺乏睡眠而变得有点红，有无数道逼人的光，从这双眼睛很深很深的地方直射过来。 让他平静下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谈及自己九死一生的故事时，他悄无声息地翻出了厚厚的一沓“遗书”——那是一个无辜生命在走向刑场之前的哀鸣…… 血案 【现在已经是3月底了，……我心里虽然清楚自己是清白的、无辜的，却只能眼睁睁地等着被冤死，而无法改变一审法庭主观枉断的结果……1999·３·２6】 1998年4月22日上午，在昆明市圆通北路40号，警方发现了一辆被丢弃的警用昌河牌微型面包车，车内有一男一女两具尸体，昆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现场勘查后证实，男性死者系昆明市所辖的路南县(后改为石林县)公安局副局长王俊波，另一人是昆明市公安局女民警王晓湘，两人身着便服，被人近距离开枪打死。 警方认定，杀人的凶器便是王俊波随身佩带的“七七”式手枪。枪支去向不明。 【今天是我被判死刑的第36天……死神即将来临，生命就要逝去……全家人在为我的冤案四处奔波……可想困难是如何之大，希望是如何之渺茫。1999·４·５】 1998年4月22日14时许，昆明市公安局戒毒所民警杜培武正在焦急地寻找失踪的妻子王晓湘，却被抓到昆明市公安局。直到此时，他才知道妻子王晓湘被杀害，而自己成了杀人嫌疑犯。 在专案组，杜培武经历了连续10天10夜的审讯，审讯的主要手段是疲劳战：不准睡觉。审讯一无所获。5月2日，杜培武被送往他自己的单位戒毒所，由专人看管起来。 【今天是4月6日，省高级人民法院来对我进行了复核，时间很短，我知道，我这个冤案再也没有机会讲话了，从今天开始，我随时都可能离开人世。…… 这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我做鬼也不会放过那些制造冤假错案的人，我到了阴间一定要找王晓湘问一问，到底是谁杀了他们？为什么要我来背这个黑锅？……1999·４·６】 6月30日上午，杜培武被押到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测谎。他坦然坐在那里，看着他们把一条条导线连接在他的身体各处。 提问：“你杀人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