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有余地的判决
——一种值得反思的司法裁判方式
陈瑞华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关键词:司法裁判/留有余地/疑罪从有/疑罪从轻
内容提要:近年来，随着若干刑事误判案件的披露，一种“留有余地”的裁判方式逐渐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这种裁判方式的基本特征是“疑罪从有”和“疑罪从轻”，也就是对那些尚未达到定罪标准的案件予以定罪并从轻量刑。无论是从司法体制还是从法院内部的裁判程序方面来看，这种裁判方式都有其形成的复杂原因。在这种裁判方式的影响下，中国法院不可能成为司法正义的维护者，而只能基于现实主义的司法理念，通过妥协和委曲求全来获得生存。但在“冤假错案”发生后，法院往往成为制度的牺牲者。只要这一裁判方式继续存在，那么，法院司法裁判的公信力就不可能树立起来，刑事司法制度也难以发生实质性的变革。
一、引言
近期发生的赵作海案件，使得中国刑事司法改革问题再一次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关
注。[1]作为这一刑事误判案件的附带效应，经高层决策部门痛下决心，“两高三部”通过了两个有关刑事证据适用问题的司法解释。（注释1：2010年5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正因为如此，有些人士对赵作海案件的影响与当年的孙志刚案件进行了比较，认为这又是以一个公民遭受错判、身陷囹圄为代价，换来了中国法制的些微进步。
然而，经过认真研究赵作海案件的来龙去脉，我们不难发现，这一误判案件“出炉”
的过程和原因，与数年前曾引起同样广泛关注的杜培武案件[2]、佘祥林案件[3]，几乎如出一辙。同样是侦查人员采取刑讯逼供等违法手段，同样是在鉴定、辨认、勘验、检查等诸多侦查环节出现重大失误，同样是法院发现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在定罪问题上存在一系列疑点，同样是公检法机关在定罪判刑问题上发生了争议，甚至上级法院屡屡以证据不足为由发回重审，同样是政法委员会进行了协调，同样是对尚不够定罪条件的案件勉强做出了有罪判决，同样是为了避免“错杀”而没有选择死刑立即执行……在这些“冤假错案”发生的背后，存在着一种为中国法院长期坚持的司法裁判逻辑，那就是疑罪从轻、“留有余地”的裁判方式。
其实，在这些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关注的“冤假错案”中，“留有余地”的裁判方式不过是其中显露出来的部分问题，而既没有引起社会舆论的重视，更没有成为司法改革决策者研究的主要课题。人们似乎更为关心诸如刑讯逼供、政法委员会协调案件等更容易吸引公众眼球的热点问题。但在另外一些曾引发各界激烈争议而又没有酿成“冤假错案”的案件中，这种“留有余地”的裁判方式似乎得到了更加充分的体现，甚至引发了当事人各方乃至社会公众的激烈批评。例如，在河北承德发生的连续两起抢劫杀害出租车司机的恶性案件中，陈国清等4名被告人从1994年第一次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历经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连续3次的发回重审，最终于2004年由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3名被告人死刑缓期执行、1名被告人无期徒刑的结果，“留有余地”地了结了这起刑事案件。（注释2：参见郭国松：《一个“留有余地”的死刑判决？》，载《南方周末》2004年4月1日；郭国松：《三次死刑，三次刀下留人》，载《南方周末》2000年8月10日；郭国松：《四次死刑四次刀下留人？》，载《南方周末》2003年7月31日。）在甘肃安西发生了一起被告人涉嫌残忍杀害3条人命
的恶性案件中，法院最终因为案件事实不清、定罪存在一些疑点，判决被告人构成故意杀人
罪，却“留有余地”地选择了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量刑结果。[4]
“留有余地”的裁判方式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在被害方看来，既然法院已经宣告被告人构成犯罪，而这种犯罪行为又是极其残忍并造成严重社会后果的，那么，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就显然属于“重罪轻判”；在被告方看来，既然法院明确指出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在认定被告人构成犯罪问题上存在明显的疑点，根据“疑罪从无”的原则，就应做出无罪判决，但法院这种“疑罪从有”的判决显然违反了无罪推定原则。甚至在一些极端案件中，法院选择这种“留有余地”的裁判方式，竟然“两头不讨好”，引发了被害方与被告方同时的
申诉、上访行为。[4]
令人困惑不安的是，众多的刑事法官对这种“留有余地”的裁判方式都持一种默认甚至麻木的态度，认为这是在中国政法体制下法院所能选择的最好的裁判结局。对这种裁判方式的质疑和批评往往会被法官视为对司法制度的苛求。有些法官甚至极为推崇这种裁判方式，将其视为法院兼顾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兼顾公正与和谐的制度创新。而另一方面，无论是法学界还是律师界，都对这种裁判方式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这是法院不坚持无罪推定的标志，是法院对司法现实予以妥协的结果。有人甚至指出，只有抛弃这种“留有余地”的裁判方式，法院才能真正成为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堡垒。
笔者拟对“留有余地”的裁判方式进行初步的研究，并将抛弃那种泛政治主义和泛道德主义的立场，从价值中立的角度，探究“留有余地”的裁判方式的性质、产生原因以及这种裁判方式所造成的司法后果。笔者深信，对于包括“留有余地”裁判方式在内的各种司法问题，唯有先找到问题的症结和病灶，才能发现有效疗治的药方。
二、“留有余地”的两个模式
在中国近期针对“冤假错案”问题的讨论中，人们普遍将这种“疑罪从轻”的裁判称为“留有余地”的裁判方式。但在一些司法高层人士的文章以及相关司法解释中，还存在着另外一种“留有余地”的裁判方式，那就是定罪的证据确实充分，但影响量刑的证据存在疑点，尚无法达到法定证明标准的，法院在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时应采取极为慎重的态度。我们将前者称为现实中的“留有余地”，将后者称为书本上的“留有余地”。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书本上的“留有余地”。在广州南方医科大学卿三华教授被残杀的案件中，法院因为“本案尚有4名同案人未归案，本案的罪责划分可能还存在着不确定的因素”，“未归案的同案人里可能有罪责比已归案的5名被告人更重的情况”，因此对5名被告人分别判处死缓、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等刑罚。尽管检察机关以量刑不当为由提起了抗诉，
但二审法院最终维持了原审判决。[5]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对于被告人犯罪时究竟是否年满18周岁、被告人是否存在自首、立功等情节存在疑问的，往往都不适用死刑立即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前任院长肖扬曾对这种裁判逻辑给出过说明：“必须始终贯穿证据裁判这条线。要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如果定罪的关键证据存在疑问，不能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如果定罪证据达到了确实、充分的裁判标准，但影响量刑的事实、证据存在疑问的，则应当留有余地，尤其是死刑案件，必须做到杀者不疑，疑者不杀。” [6]
强调定罪必须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意味着法院定罪必须达到法定的最高证明标准，避免冤假错案，防止出现可能的刑事误判，确保被告人不受到无根据的有罪判决。而在定罪证据达到证明标准，量刑证据存在疑问的情况下，法院根据“宽严相济”、
“保留死刑，严格控制死刑”的政策，为贯彻“少杀慎杀”的方针，做出不适用死刑立即执行的量刑选择。正因为如此，对被告人作出有罪判决的案件，必须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定罪的证据确实，但影响量刑的证据存有疑点，处刑时应当留有余地。
这种书本上的“留有余地”，大体包含着三个方面的要素：一是在定罪问题上没有形成“疑案”，案件定罪事实清楚，定罪证据确实、充分，达到了法定的证明标准；二是案件在是否应当判处死刑问题上尚未达到法定的证明标准，或者影响量刑的证据存有疑点；三是宣告有罪，但量刑从轻处罚，也就是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而改判死缓，或者其他更为轻缓的自由刑。
从理论上讲，对于定罪达到证明标准但量刑存在疑问的案件做出宽大的处理，这的确是具有正当性的。但是，在一些司法解释中，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一些“慎用死刑”的规定，却确立了另外一种形式的“留有余地”裁判。例如，在毒品犯罪案件中，仅有被告人口供与同案被告人供述作为定案证据的，对被告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要“特别慎重”。（注释3：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08年12月1日发布的《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第二部分“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问题”。）又如，在没有直接证据的死刑案件中，法院仅仅根据间接证据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但判处死刑时应当“特别慎重”。（注释4：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发布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3条。）
假如法院仅凭同案被告人的供述就可以定罪的话，那么，为什么还要在适用死刑问题上“特别慎重”呢？这究竟是定罪没有达到法定证明标准，还是在量刑证据上存有疑问呢？又假如法院仅仅依据间接证据就可以定罪的话，那么，为什么还要“慎用死刑”呢？难道根据间接证据定案就属于在量刑上存在疑问吗？很显然，这些“留有余地”的判决并不是典型的书本上的“留有余地”，所适用的“疑案”也不是简单的量刑有疑问的案件，而有着将定罪方面的“疑案”与量刑方面的“疑案”混为一谈的危险。这显示出，所谓书本上的“留有余地”在实际适用中存在一些较为模糊的地方。
书本上的“留有余地”在适用中还存在另一方面的危险。考虑到我国迄今为止并没有确立定罪与量刑完全分离的审判程序。即便在最高法院所推动的量刑程序改革中，所谓的量刑程序也只是“相对独立”于定罪程序的，该法院所强调的主要是将量刑纳入法庭审理过程。既然在中国刑事审判中并不存在先统一解决定罪问题、然后举行量刑听证的诉讼程序，那么，定罪证据与量刑证据究竟能否完全分开呢？这是一个很值得提出疑问的问题。事实上，在定罪与量刑交错进行的审判过程中，法院对据以定罪的证据与据以量刑的证据是混在一起进行审查判断的，那种先考虑定罪证据是否达到证明标准、然后审查量刑证据是否达到适用死刑的程度的做法，恐怕是没有可操作性的。这就注定了那些将定罪权与量刑权集于一身的合议庭，在定罪时不可能不考虑量刑证据的情况，而在量刑时也不可能不考虑定罪证据的情况。这种将定罪证据与量刑证据交互适用的情况，可能在大多数案件中都是存在的。正因为如此，强调量刑证据存在疑问时可以慎用死刑，势必在实践中走向在定罪证据存在疑问时也可以“留有余地”。所谓书本上的“留有余地”，很容易直接滑向现实中的“留有余地”。两者并不存在泾渭分明的界限。
从杜培武、佘祥林、赵作海等一系列刑事误判案件的情况来看，中国司法实践中确实存在着另外一种形式的“留有余地”裁判，那就是在案件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者在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尚存明显疑点的情况下，法院没有依法做出证据不足、指控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而是宣告被告人构成犯罪，但不科处死刑立即执行，在量刑上“留有余地”，
选择死缓或者更为轻缓的自由刑。例如，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宣告杜培武构成故意杀人罪，并认定其枪杀两名警察的前提下，判处其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湖北某中级法院在认定佘祥林以残忍手段杀害妻子、构成故意杀人罪的前提下，判处其15年有期徒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判决赵作海构成故意杀人罪的情况下，判处其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现实中的“留有余地”具有三个鲜明的特征：一是案件在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问题上形成“疑案”或者“疑罪”；二是“疑罪从有”，也就是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定罪尚未达到法定证明标准的案件，降低证明标准的要求，违心地做出有罪判决；三是“疑罪从轻”，亦即考虑到案件存在合理的疑点，对被告人定罪多少有些牵强，为避免冤杀无辜，在量刑上不选择最高刑，对于本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案件，改判死缓、无期徒刑或者其他自由刑。
本来，在定罪证据存在疑问的情况下，法院只能做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罪名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但各地法院却对这些尚未达到法定定罪标准的案件，做出有罪判决，这显示出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疑罪从无”规则并没有得到切实有效的实施。从理论上看，定罪证据不充分从来都不是法院从轻量刑的理由，两者几乎没有任何因果关系。但在司法实践中，这种“只能做、不能说”的潜规则，却使得定罪证据不足与量刑从轻建立起了现实的因果关系。所谓“疑罪从轻”，尽管也属于“疑问时做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属于宽大量刑的表现，但它是现实中存在的一种裁判方式，是“留有余地”裁判方式的现实形态。这种裁判逻辑既不是高层司法官员所推崇的，也不是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所明确提倡的，但它普遍地存在于中国司法实践之中，盛行于各地法院的刑事审判实践之中。
三、法院选择“疑罪从有”的外部原因
迄今为止，法学界从社会科学的角度，对于“留有余地”的裁判方式进行客观研究的并不多见。（注释5：当然，也有例外。参见胡常龙、孙延涛：《留有余地判处死缓案件论析》，载《山东审判》2004年第3期。）大多数评论者都持有一种泛政治主义或泛道德主义的立场，在没有做出多少客观分析的情况下，就对这种裁判方式进行或批评或赞同的价值评判。有些评论者似乎站在一种道德主义的高地上，以裁判者的身份，对于“留有余地”的裁判方式进行了批评。（注释6：例如佘祥林案件发生后，有些评论者认为，湖北高院连续两次对定罪证据不足、存有明显疑点的佘祥林案件，做出撤销原判、发挥重审的裁定，听任下级法院采取“疑罪从有”的处理方式，这违背了无罪推定原则，没有掌握法定的定罪标准。参见邹汉歌：《佘祥林冤案昭雪追问：没被冤杀是经验还是教训》，载《中国青年报》2005年4月5日。）而有些评论者则从中国司法现状的角度，对法院采取“留有余地”的裁判方式给予了同情和理解，认为这种裁判是需要相当大的勇气和智慧的，法院维护了司法独立的底线。（注释7：参见王新清、李征：《论留有余地判处死缓案件——兼论判决结果的相对合理性》，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6年第2期；梅华峰等：《丈夫被错判杀妻续：妻子家属曾要求从速执行死刑》，载《湖北日报》2005年4月1日；雷宇等：《湖北高院严把死刑复核关佘祥林没被错杀成典型》，载《楚天金报》2005年4月1日。）这种道德评论固然有其存在的意义，但假如在一起刑事误判发生之后，社会各界普遍持一种道德评判的态度，法学界也不去冷静地反思造成误判的深层原因，那么，我们很难指望刑事司法制度会发生实质性的改革，我们也不可能找到根除冤假错案的制度土壤的有效办法。在以下的讨论中，笔者拟从公安机关面临的压力、被害方的非理性诉求、公检法机关与案件的利益关系等方面，分析造成“疑罪从有”现象的外部原因。后面，笔者还将从法院审判制度自身角度出发，讨论产生“疑罪从无”问题的内部原因。
一般而言，重大的刑事案件（特别是命案）一旦发生，公安机关就会面临强大的破案压力。上级公安机关、地方党政部门动辄提出“命案必破”的要求，甚至强调“限期破案”。
公安机关为此承担着强大的政治压力和社会压力。一旦案件不能如期破案，公安机关的负责人就有可能在职业前途方面面临前所未有的负面影响。在此情况下，一旦抓获犯罪嫌疑人，宣告案件侦查破案，公安机关通常会强烈要求检察机关提起公诉，要求法院作出有罪判决。遇有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者在定罪方面存有较大疑点的案件，公安机关可以接受补充侦查的要求，但坚决拒绝那种“宣告无罪”的处理方案。为避免法院作出“宣告无罪”的裁决，公安机关甚至不惜动用一切政治和社会资源，为法院作出有罪裁决施加压力和影响。诸如政法委员会的协调、公检法“三长”会上的博弈等，就都属于这种较量和博弈的表现形式。这种由公安机关启动的内部协调公检法立场的做法，在杜培武、佘祥林和赵作海案件中都惊人一致地发生过，并成为法院迫于压力选择有罪判决的主要原因。毕竟，按照现行的政法体制，地方各级政法委员会作为党内领导政法工作的专门机构，其政治性远远高于法律性，遇有公检法机关发生分歧的场合，几乎普遍天然地倾向于公安机关的观点。再加上很多地方的公安局长通常都是政法委员会的书记、副书记甚至当地党委常委，在党内居于领导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的地位。这就越发使得政法委员会的协调乃至公检法机关的博弈变得对法院越来越不利，公安机关在这类内部决策过程中占据了绝对的话语权。结果，所谓“疑罪从有”，恰恰体现了公安机关主导刑事司法所带来的必然结果，也恰恰体现了法院甚至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妥协。
命案一旦发生，被害人方面基于朴素的复仇、索赔的动机，往往会通过各种方式提出对被告人定罪判刑的要求，给公检法机关造成极大的社会压力。尤其是在公安机关向社会高调宣称案件侦破成功，甚至通过新闻媒体将被告人予以“妖魔化”报道之后，整个社会都产生了“被告人即是犯罪人”的认识，被害方势必对公检法机关“严惩犯罪人”形成极为强烈的心理期待。假如检察机关因为案件证据不足而退回补充侦查，假如法院因为案件没有达到法定证明标准而反复发回重审，被害方都可能产生强烈的反应，指责公检法机关“放纵犯罪”。又假如法院因为案件存在重大疑点而打算宣告被告人无罪，检察机关因为案件不具备起诉条件而有作出不起诉的设想，被害方都可能诉诸新闻媒体，或者直接提出申诉、上访，甚至将案件变成不同规模的群体事件。在佘祥林案件中，法院在反复发回重审过程中所面临的是被害方的申诉上访甚至人数多达200人的集体签名，所面对的是被害方所提出的对被告人适用死刑的要求。按照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要求，无论是侦查机关、公诉机关还是审判机关，都不应与案件的当事人及案件结局存在利害关系，否则，即有可能影响案件的公正处理。无论是侦查人员、公诉人还是审判人员，也不应与案件存在特定的利益关系，不能对案件存有先入为主的偏见或预断，否则即应通过回避程序退出案件的诉讼过程。但是，中国刑事司法中普遍存在的潜规则，却使得公检法机关与刑事案件的处理结局存在各种各样的利害关系，使得那些从事侦查、公诉和审判工作的司法人员程度不同地陷入与案件的利益关联之中。对于那些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在定罪方面存有疑点的案件，法院如果作出无罪判决，将会使公诉机关受到极为负面的评价，使公诉人受到严重的负面考核结果；检察机关一旦作出不起诉、不批捕的决定，也会使侦查人员甚至负责侦查监督的检察官受到负面的考核结果。于是，遇有法院打算宣告无罪、检察机关准备不起诉的场合，侦查机关、公诉机关甚至下级法院都会异口同声地提出反对意见，通过各种手段阻挠这种“疑罪从无”结果的发生。
从近期发生的几起冤假错案来看，导致公检法机关与案件结局发生利益关系的因素大致有以下几种：一是公安机关在案件尚未经法院作出有罪宣告之前，即对侦破案件的有功人员进行所谓的“立功嘉奖”，并对此进行公开的媒体报道和舆论宣传。一些地方公安机关举行所谓的“公开逮捕大会”，将犯罪嫌疑人公开予以“妖魔化”，造成既定的“定罪事实”。结果，检察机关、法院即便发现案件存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也很难再改变公安机关确定的结论。二是公检法机关在案件尚未产生生效有罪裁判的情况下，即对所追缴的赃款
赃物进行实质性的处理，要么上交财政部门，然后通过按比例返还的方式，将赃款赃物转化为本单位的办公经费，要么直接将赃款赃物据为己有或者据为己用。三是每年年终举行的绩效考核，以后一机关处理案件的结果来评价前一机关办案人员的成绩。例如，对侦查人员的考核，要以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的批捕率和批捕数为标准；对侦查人员和批捕人员的考核，要以公诉部门的不起诉率为标准；对侦查人员、批捕人员和公诉人的考核，要以法院的有罪判决率为标准；对下级法院法官的考核，要以上级法院发回改判和改判率为重要标准，等等。四是现行国家赔偿制度，确定了所谓的“赔偿义务机关”，使得法院的生效判决成为确定公安机关是否存在“错误拘留”、检察机关是否存在“错误逮捕”甚至下级法院是否“错误定罪”的主要依据。“赔偿义务机关”制度的存在，造成国家赔偿变成事实上的“部门赔偿”，法院一旦作出无罪判决，将会直接带来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承担一定的国家赔偿责任，甚至就连负责办案的警察、检察官也会受到“责任倒查”和“错案责任追究”。杜培武、佘祥林和赵作海案件已经被确定为“冤假错案”，当地对负责办案的侦查人员、公诉人乃至审判人员所进行的责任追究，就充分证明了宣告无罪对地方公检法机关乃至办案人员如同一场可怕的梦魇。
四、法院选择“疑罪从有”的内部原因
以上所讨论的是阻止法院选择无罪判决的法院以外的几个因素。但是，外部的干预、影响和制约并不是造成法院难以选择“疑罪从无”的全部原因。在法院动辄做出“疑罪从有”之裁判的现象背后，其实还存在着法院和法官自身的原因。从杜培武、佘祥林、赵作海案件的审判情况来看，第一审法院的开庭审判几乎是流于形式的，第一审法院根本不可能发挥纠正错误、防止误判的作用。由于公诉方主导了整个第一审程序，法庭普遍奉行案卷笔录中心主义，对于案件事实的调查都采取了宣读、出示案卷笔录的方式，法庭上几乎没有任何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出庭作证，也几乎从来没有侦查人员对其侦查程序的合法性出庭作证。法庭还奉行有罪供述笔录中心主义的理念，对于被告人庭前所做的有罪供述笔录，即便被告人当庭作出了否认、辩解，法庭也通常优先采纳庭前供述笔录。在此情况下，所有当庭翻供都变得毫无意义，所有为无罪辩护采取的行动都对法官没有任何影响。法庭审判就是一种对侦查过程和侦查结论的审查和确认过程。
如果说一审法院在事实审查方面没有发挥有效的纠错功能的话，那么，二审法院由于实行过于粗糙、轻率的审判方式，大部分案件根本不开庭审理，而在死刑案件的开庭审理过程中，对案件证据和事实的审查也通常流于形式，二审的事实复审功能也无法得到实现。不仅如此，从佘祥林、赵作海案件可以看出，二审法院对于证据不足的案件很少直接进行改判，而是反复地、无休止地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判，并在内部发回重审提纲中指出各种各样的证据问题。二审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滥用，势必对下级法院“疑罪从有”的裁判方式产生激励作用，并使得刑事审判的矛盾、责任、风险被大量地转移给下级法院，下级法院无形之中承担了越来越大的压力。本来，从抵御外部行政干预的角度来看，下级法院的独立审判能力是较弱的，上级法院如果有敢于担当的勇气，是可以对地方党政部门的干预进行制止的。但明明有着较强抗干预能力的二审法院，恰恰采取了明哲保身的态度，造成下级法院不得不屈从地方党政部门的压力，不得不迁就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乃至被害方无理要求的局面。
从法院刑事审判的内部文化氛围来看，从基层法院、中级法院直到高级法院，普遍对有罪判决网开一面，但对无罪判决的出炉几乎达到严格控制、层层审批的地步，令法官视宣告无罪为畏途。从法院审判管理的角度来看，无罪判决要经受叠床架屋的内部行政审批，承办法官要向院庭长进行汇报，还要经受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程序。更有甚者，遇有公检法
机关对案件的定罪发生争议的案件，承办法官还要向上级法院乃至政法委员会进行汇报，经受各式各样的审查程序。
更值得重视的问题是，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过于模糊的情况下，刑事法官普遍倾向于追诉犯罪，对于事实不清、证据之间存在矛盾的案件，更倾向于做出有罪判定，但在量刑上做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这样做既不会得罪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也不会在法院内部层层报批的行政审批中陷入麻烦的境地，更不会因为“错杀”而遭受职业上的风险。对于大部分刑事法官而言，这的确属于一个理性人所能想象出来的“最合理选择方案”。
五、处境尴尬的中国法院（代结语）
在佘祥林案件被证明属于误判案件之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曾向社会公开声称：
“省高院二审期间，承受了来自外界的巨大压力，‘死者’的亲属上访并组织220
名群众签名上书，要求对杀人犯佘祥林从速处决。省高院不为‘民愤’所左右，于1995年1月10日作出（1995）鄂刑一终字第20号刑事裁定，坚决撤销一审判决，将该案发回重审，避免了冤杀无辜，维护了司法审判的独立性和法律的严肃性。” [7]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这一表态一度引发了社会各界的激烈争论。赞同该法院观点的人士认为，该院在面临来自地方党政部门乃至被害方压力的情况下，仍然拒绝对被告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是难能可贵的，对处境艰难的中国法院不能过于苛求。持不同观点的人士则批评说，该法院明明没有坚持“疑罪从无”的勇气和智慧，滥用了发回重审之裁定，造成下级法院面临难以抗拒的压力，却认为自己维护了司法独立，这是难以令人苟同的。有人甚至批评说，法院这种“留有余地”的裁判方式本身，就是造成诸多“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
尽管这种“留有余地”的裁判方式往往在“冤假错案”被曝光之后，才会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并受到多方面的批评，但是，作为一种司法裁判的逻辑，它在很大程度上将法院置于异常尴尬的境地，并使法院面临着刑事误判的风险。
在“留有余地”的裁判方式背后，法院面临的质疑通常是两个方面：一是明知没有达到定罪的条件，或者判决有罪较为牵强，仍然选择了有罪判决；二是明明知道定罪证据不足与从轻量刑没有因果关系，却仍然人为建立了这种因果关系。
在“疑罪从有”方面，法院没有坚守无罪推定原则，将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证明标准置于无足轻重的境地，对于“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案件”，没有遵守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做出无罪判决。而在“疑罪从轻”方面，法院所选择的从轻量刑结果，造成形式上的罪刑不相均衡的后果，也带来同样的情况得不到同样处理的问题，给人造成“同案不同判”的印象。
“留有余地”的裁判方式容易使被害方和被告方都产生强烈的不满情绪。被害方会认为，既然公安机关已经对被告人予以逮捕、检察机关已经提起公诉、法院已经认定被告人有罪，那么，量刑就应按照刑法的幅度和罪行的社会危害后果来展开。特别是在那些造成严重人身伤亡后果的恶性刑事案件中，法院认定被告人构成犯罪，却又不判处最高刑罚。这通常会引发被害方对司法的严重不信任，甚至会酿成申诉、上访事件。而对于被告方而言，既然法院明明指出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定罪存有显著的疑点，就应宣告案件没有达到定罪的证明标准，果断地宣告被告人无罪。而法院采取的这种司法妥协，明显背离了这一法律理念，造成对被告人无根据的、理由不充分的定罪。
对于地方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乃至党政部门而言，尽管法院通过委曲求全的方式满足了这些部门定罪的要求，却因此会承担更为严重的职业风险。无论是杜培武案件、佘祥林案件还是赵作海案件，在“冤假错案”得到证实之后，有关部门展开的错案追究和责任倒查活动，除了将侦查人员、公诉人包含进来以外，负责一审、二审的法官也不能免除责任，同样要受到包括停职、接受调查、纪律处分甚至刑事追诉等一系列的消极法律后果。这不仅令人感叹：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
注释:
作者简介：陈瑞华（1967-），男，山东聊城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刑事诉讼法学、刑事证据法学、司法制度和程序法的基本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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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1)民提字第344号 申请再审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原被申诉人)：朱俊芳，女，汉族，住山西省大同市。 委托代理人：王珂，北京市博然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马洪涛，北京市博然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原申诉人)：山西嘉和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西一巷 10号。 法定代表人：范维明，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张刚，山西元升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范晓东，山西元升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请再审人朱俊芳与被申请人山西嘉和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和泰公司)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山西高院)于2011年2月17日作出(2010)晋民再终字第103号民事判决。朱俊芳不服该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1年9月16日作出(2011)民申字第816号民事裁定：1．本案由本院提审；2．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1年11月23日开庭审理了本案。朱俊芳的委托代理人王珂、马洪涛，嘉和泰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刚、范晓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朱俊芳向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起诉称，2007年1月25日，其与嘉和泰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1月26日，嘉和泰公司向朱俊芳借款1100万元，为保证还款，朱俊芳与嘉和泰公司约定用嘉和泰公司开发的百桐园小区十号楼14套商铺作抵押，抵押方式为和嘉和泰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办理备案手续，开具发票。双方约定如嘉和泰公司偿还借款，朱俊芳将抵押手续(合同、发票、收据)退回嘉和泰公司；如到期不能偿还借款，嘉和泰公司以抵押物抵顶借款。2007年4月26日，还款期限届满后，嘉和泰公司未能还款。故请求确认朱俊芳与嘉和泰公司签订的十四份《商品房买卖合同》有效，判令嘉和泰公司履行商品房买卖合同。 嘉和泰公司答辩称，嘉和泰公司实际只借朱俊芳1023万元，其余77万元为利息。朱俊芳和嘉和泰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对借款的抵押担保，没有形成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担保未办理登记手续，双方约定的条款为绝押条款，抵押无效。朱俊芳与嘉和泰公司之间为借款担保纠纷而非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朱俊
雇员受害赔偿纠纷案民事判决书（2019）乌中民一终字第78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乌中民一终字第78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男,汉族,1949年1月17日出生,无固定职业,住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三坪农场十一队。 委托代理人,新疆仕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上诉并答辩称，本案是劳动争议案件，应当向劳动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不应当直接起诉。 不是在我的石英砂场干活时候摔伤的，是下班后在其他地方摔伤后回到砂场，我用场里的车帮忙将其送到空军医院，对其摔伤我不应当承担责任。 摔伤后，当时在北站的一老中医就将其摔伤的手臂前段接好，用夹板予以固定，并无他处骨折，在这一老中医处住打了两天点滴，就治愈回家了，其没有住院治疗的必要。 另外，根据拍的光片显示，折端对位对线良好，结合《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这一标准，其伤情不构成伤残。 上诉人上诉称，我在的砂场干活是临时工，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所以就直接起诉了。 我在的砂场干活受伤是事实，有证人证言为证，我的伤情有医院的诊断证明书及所拍的光片为证。 自治区高级法院2019年11月15日178号通知规定即使赔偿权利人为农村户籍，但如果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其经常居住地为城镇，可以按照其经常居住地的居民标准进行赔偿。 一审我提供了经常居住地的社区出具的书面证明，但是一审法院却以我未出示公安机关暂住证为由不按照城镇人口进行赔偿错误。 社区是最基层的行政机构，其对辖区居民情况最为了解，其出具的证明应当有效，一审法院应当采信这一证据。 请求二审人民法院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 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一致。 上述事实有住院费、门诊费用票据、出院证、诊断证明书、休假证明书、新疆金剑司法鉴定所《鉴定书》,当事人的陈述、调查笔录、现场笔录及庭审笔录在卷为证。
中文打字速度测试软件v1.4 ××××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 （一审公诉案件用） （××××）×刑初字第××号 公诉机关××××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写明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民族、籍贯、职业或工作单位和职务、住址和因本案所受强制措施情况等，现在何处）。 辩护人……（写明姓名、性别、工作单位和职务）。 ××××人民检察院于××××年××月××日以被告人×××犯××罪，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或依法由审判员×××独任审判），公开（或不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或员）×××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证人×××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首先概述检察院指控的基本内容，其次写明被告人的供述、辩解和辩护人辩护的要点）。 经审理查明，……（详写法院认定的事实、情节和证据。如果控、辩双方对事实、情节、证据有异议，应予分析否定。在这里，不仅要列举证据，而且要通过对主要证据的分析论证，来说明本判决认定的事实是正确无误的。必须坚决改变用空洞的“证据确凿”几个字来代替认定犯罪事实的具体证据的公式化的写法）。 本院认为，……〔根据查证属实的事实、情节和法律规定，论证被告人是否犯罪，犯什么罪（一案多人的还应分清各被告人的地位、作用和刑事责任），应否从宽或从严处理。对于控、辩双方关于适用法律方面的意见和理由，应当有分析地表示采纳或予以批驳〕。依照……（写明判决所依据的法律条款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写明判决结果。分三种情况： 第一、定罪判刑的，表述为： “一、被告人×××犯××罪，判处……（写明主刑、附加刑）； 二、被告人×××……（写明追缴、退赔或没收财物的决定，以及这些财物的种类和数额。没有的不写此项）。” 第二、定罪免刑的表述为：
执行和解协议书范本 执行和解协议书范本 执行和解协议书范本1 申请执行人：张XX，男，汉族，XX公司职工，1967年10月23日生，云南省大理市人，住云南省大理市泰安路XX号5栋3-2-2。 被执行人：李XX，男，汉族，农民，1986年11月12日生，云南省大理市XX镇人，住云南省大理市XX镇XX村委会XX村XX号。 甲方与乙方为交通事故赔偿纠纷一案，经大理市人民法院XX民一初字第XXX号民事判决，判决生效后，双方自愿协商，达成和解协议，共同信守，决不反悔。 一、XX市XX区人民法院XX民一初字第X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乙方赔偿甲方因交通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XX元，并承担案件受理费XX元，诉讼保全费XX元，合计XXX元。现乙方一次性支付给甲方XXX 元即案结事了，其他费用均由甲方负责，甲方完全同意，并自愿放弃不足部份。 二、上述款项在签订本协议书时当场付清，双方不得再为此事发生纠纷。 三、本协议书经双方签字确认从签定之日起生效。 四、本协议书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报XXX人民法院终结本案执行程序一份，内容相同，具有同等效力。
甲方：张XX 乙方：李XX 20xx年x月x日 20xx年x月x日 执行和解协议书范本2 立协议人：____________建筑工程公司 ____________百货公司 ____________建筑工程公司诉____________百货公司建筑安装工程合同纠纷一案，在______区人民法院主持下，双方当事人调解结案，调解书已于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日送达。调解协议规定乙方欠甲方建筑工程款83209.26元，于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日前一次付清。逾期不付按银行货款的有关规定承担利息；双方互不追究其他责任。现因乙方目前经济方面有困难，提出分期付款。经甲、乙方反复协商，达成协议如下： 甲方同意变更______区人民法院___法经字第190号民事调解书关于乙方欠甲方建筑工程款83209.6元，于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日前一次付清”的决定。 乙方于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日前，付款43209.26元；于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日付款40000元。 甲、乙双方均应信守协议。乙方如不履行协议，每期拖欠的款额，每拖欠一日按30％计算滞纳金。 本协议书一式三份。甲、乙方各执一份，交人民法院一份。 甲方：______建筑工程，a公司乙方：______百货公司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
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06)佛中法民三初字第3号 原告左伯良，男，汉族，1975年11月16日出生，住(略)，身份证号码(略)。 委托代理人庄丽凤，女，汉族，1976年6月10日出生，住(略)，身份证号(略)。 被告陈宏芝，男，汉族，1967年10月21日出生，住(略)，系佛山市南海区九江大谷联兴五金家俱厂业主，身份证号码(略)。 委托代理人丁亚妮，广东通法正承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签收有关法律文书。 原告左伯良诉被告陈宏芝专利侵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05年12 月1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06年2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左伯良的委托代理人庄丽凤、被告陈宏芝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在本案审理前，原告于2005年11月15日向本院提出财产保全、证据保全和诉前禁令的申请并提供了相应的担保。本院于2005年11月21日作出了保全的裁定并于同年12月2日作出了诉前禁令的裁定。 原告诉称：原告于2003年3月13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外观设计专利：椅脚，并于同年10月1日被授予专利权，专利号为ZL 03 3 20526.4。被告大量生产销售侵犯原告专利权的产品，其行为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因此请求法院判令被告立即停止侵权，赔偿原告经济损失30000元，并承担诉讼费用。 原告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1，原告企业资料，证明原告主体资格；证据2，被告身份证、企业资料，证明被告主体资格；证据3-5，专利证书、专利年费发票、专利检索，证明专利合法有效；证据6，（2005）穗证内经字第70708号公证书，证明被告生产、销售侵权产品；证据7，（2005）穗白内民证字第5548号公证书，证明被告持续恶意侵权；证据8、被控侵权实物，证明被告侵权事实。 被告辩称：被告生产、销售的产品与原告的专利不同。被告于2003年10月16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专利:脚架（虎爪），并于2004年7月7月被授予专利权，专利号为:ZL 2003 3 0114906.9。被告的产品是按照上述专利进行生产的，因此被告不存在侵犯原告专利权的行为。 被告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1，专利证书（专利号为ZL 2003 3 0114906.9）、专利权公告书、专利年费发票，证明被告的专利合法有效。
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0）深宝法民一初字第5883号 原告：陶某，男。 被告：曹某民，男。 被告：东莞X纸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公司）。 被告：中国X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以下简称X保险公司）。 上列原、被告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委托代理人肖某勇、被告曹某民、 被告X公司委托代理人王某阔、被告X保险公司委托代理人张某志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0年5月12日，原告搭乘无牌摩托车与被告曹某民驾驶粤S12E13号小型普通客车在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街道光明大道塘家村路口发生碰撞，导致原告受伤的交通事故。原告受伤后被告送往光明医院住院治疗，经医院诊断为右小腿软组织撕裂伤等，于2010年5月25日出院，原告自己垫 付了2781.7元医疗费，医院出院证明上注明休息三周，住院期间陪护1人。深圳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光明大队于2010年5月12日作出交通事故认定书，认 定由被告曹某民承担主要责任，无牌摩托车司机承担次要责任。现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特具状起诉，请予裁判。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支付原告8003.7元（医疗费2781.7元、交通费300元、误工费3091元、护理费1181元、住院伙食补助费650元）；2、判令被告X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内承担上述赔偿责任，不足部分由被告曹某民、被告X公司承担；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曹某民、X保险公司没有提交书面的答辩状，亦没有口头答辩。 被告X公司辩称：被告公司已经买了保险，应由被告保险公司进行赔付。 经审理查明:原告陶某与其丈夫宋善枝搭乘无牌摩托车与被告曹某民驾驶粤S12E13号小型普通客车在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街道光明大道塘家村路口发生 碰撞，导致原告及宋善枝受伤的交通事故。深圳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光明大队于2010年5月12日作出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由被告曹某民承担主要责任，无牌摩托车司机承担次要责任。 治疗情况:事故发生后，原告于2010年5月12日在深圳市光明新区光明医院入院治疗，2010年5月25日出院，住院13天，出院证明书记载休息3周，住院期间护理一人，花费医疗费2781.7元。原告提交厂牌及工资条主张误工费按照2000元/月计付，并主张住院期间由姐夫黄兵护理，提交黄兵工资条用 于证明每月工资为2000元。 车辆情况:被告曹某民系粤S12E13号小型普通客车的驾驶员，被告X公司系粤S12E13号小型普通客车所有人，被告曹某民是在履行职务行为时造成交通 事故。被告X保险公司已为粤S12E13号小型普通客车承保了交通事故强制险，交通事故强制险有责险限额为医疗费10000元，伤残死亡赔偿金110000元，财产损失2000元，保险期限2009年9月11日至2010年9月10日止。 付款情况:原告未提交交通费票据。被告X公司垫付原告医疗费2000元。 本案还有另一伤者宋善枝经（2010）深宝法民一初字第5882号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X保险公司支付宋善枝医疗费及后续治疗费10000元、伤残死亡赔偿 及财产损失43191.6元。 以上事实，有原、被告当庭陈述、交通事故认定书、保险单、深圳市光明新区光明医院出院证明书等证据在卷证实，并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涉案的交通事故经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光明大队认定，由被告曹某民承担主要责任，无牌摩托车司机承担次要责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确认。被告曹某民在发生事故时履行的系职务行为，故被告曹某民的责任应由被告X公司承担。被告X保险公司为粤S12E13号小型普通客车承 保了交通事故强制险，在强制险限额内应对原告的损失承担直接赔偿责任，超过交强险限额的部分由被告X公司承担70%，无牌摩托车司机承担30%的 责任。被告曹某民驾车与无号牌摩托车相撞导致原告受伤，被告曹某民与无牌摩托车司机构成共同侵权，故被告X公司应与无牌摩托车司机承担连带责任。 根据广东省2009年度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结合本案已查明的事实，原告损失为：1、医疗费依照医疗票据认定为2781.7元；2、误工费，遵 照医嘱，误工时间计算至出院后3周，共计34天，原告提交其工资条未盖公司公章亦无提交劳动合同及公司工商信息，无其他有效证据证明其实际工资 收入情况，故按最低工资标准900元/月，计为1020元（900元/月÷30天×34天）；3、护理费，原告未能就住院期间系其丈夫陶某和黄兵进行护理的事实 提交有效的证据予以证实，故对原告的主张不予采信，按50元/天计算，计为650元（50元/天×13天×1人）；4、住院伙食补助费650元（50元/天×13天）；5、交通费，原告未提交交通票据证明本院不予认定；以上损失共计5101.7元。 由于被告X保险公司已在（2010）深宝法民一初字第5883号案件中赔付医疗费10000元，故应在交通强制险限额内赔偿原告伤残死亡赔偿及财产损失2320元（5107.7-2781.7元），超过交强险限额的医疗费部分2781.7元由被告X公司承担70%，即1947.2元，由无牌摩托车司机承担30%，即834.5元，由 于无号牌摩托车司机为无名氏，故作为共同侵权人的被告X公司应与无牌摩托车司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扣除被告X公司垫付的2000元，被告X保险公司应支付原告2320元，被告X公司支付原告781.7元。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原告陶某因本案道路交通事故还应得赔偿总额为5101.7元； 二、被告X保险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陶某2320元； 三、被告X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陶某781.7元； 以上判项如果各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 四、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25元（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由原告陶某承担16元，被告X保险公司承担7元，被告X公司承担2元，此款原告已预交。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黄耀东 二○一○年十二月一日 书记员王进媛 书记员张旭
人民法院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二审改判用，样式二) -法律文书 法院刑事诉讼文书样式12×××人民法院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 （二审改判用）(××××)×刑终字第××号原公诉机关×××人民检察院。上诉 人(原审被告人)……(写明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民族、出生地、文化程度、职业或者工作单位和职务、住址和因本案所受强制措施情况等，现羁押处 所)。辩护人……(写明姓名、工作单位和职务)。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写明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民族、出生地、文化程度、职业或 者工作单位和职务、住址等)。委托代理人……(写明姓名、性别、工作单位和职务)。×××人民法院审理×××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 犯××罪、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一案，于××××年××月××日作出(××××)×刑初字第××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 ×××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或者不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原审被告 人)×××及其辩护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等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首先概述原判决认定的事实、证 据、理由和判处结果；其次概述上诉、辩护的意见；最后，概述人民检察院和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在二审中提出的新意见)。经审理查明，……(首先写 明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其次写明二审据以定案的证据；最后针对上诉理由中与原判认定的事实、证据有异议的问题进行分析、认证。)本院认为，…… (根据二审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有关法律规定，论证原审法院判决认定的事实、证据和适用法律包括判处被告人赔偿经济损失是否正确。对于上诉人、辩护人或者出 庭履行职务的检察人员等在适用法律、定性处理和赔偿经济损失方面的意见，应当有分析地表示是否予以采纳，并阐明理由)。依照……(写明判决的法律依据)的 规定，判决如下：……〔写明判决结果。分两种情况：第一，全部改判的，表述为：“一、撤销×××人民法院(××××)×刑初字第××号 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二、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写明改判的刑事和附带民事的内容)。(刑期从……)”第二，部分改判的，表述为： “一、维持×××人民法院(××××)×刑初字第××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的第×项，即……(写明维持的具体内容)；二、撤销×××人民法院 (××××)×刑初字第××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的第×项，即……(写明撤销的具体内容)；三、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写明部分改判的刑事 和附带民事的具体内容)。(刑期从……)”〕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审判员×××审判员××× (院印)
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二审维持原判或者改判用） 文书类型：民事诉讼文书 ×××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二审维持原判或者改判用） （）民终字第号上诉人（原审××告）……（写明姓名或名称等基本情况）。 被上诉人（原审××告）……（写明姓名或名称等基本情况）。 第三人……（写明姓名或名称等基本情况）。 （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列项和基本情况的写法，除双方当事人的称谓外与一审民事判决书样式相同。）上诉人×××因……（写明案由）一案，不服××××人民法院（××××）×民初字第××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或不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写明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未开庭的，写：“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概括写明原审认定的事实和判决结果，简述上诉人提起上诉的请求和主要理由，被上诉人的主要答辩，以及第三人的意见。） 经审理查明，……（写明二审认定的事实和证据）。 本院认为，……（根据二审查明的事实，针对上诉请求和理由，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是否正确，上诉理由能否
成立，上诉请求是否应予支持，以及被上诉人的答辩是否有理等，进行有分析的评论，阐明维持原判或者改判的理由）。依照……（写明判决所依据的法律条款项）的规定，判决如下：……〔写明判决结果。分四种情况： 第一、维持原判的，写：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第二、全部改判的，写： “一、撤销××××人民法院（××××）×民初字第××号民事判决； 二、……（写明改判的内容，内容多的可分项书写）。” 第三、部分改判的，写： “一、维持××××人民法院（××××）×民初字第××号民事判决的第×项，即……（写明维持的具体内容）； 二、撤销××××人民法院（××××）×民初字第××号民事判决的第×项，即……（写明撤销的具体内容）； 三、……（写明部分改判的内容，内容多的可分项书写）。” 第四、维持原判，又有加判内容的，写： “一、维持××××人民法院（××××）×民初字第××号民事判决； 二、……（写明加判的内容）。”〕 ……（写明诉讼费用的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审判长××× 审判员×××
道路交通事故停运损失赔偿纠纷民事判决书 以下是关于道路交通事故停运损失赔偿纠纷民事判决书，希望内容对您有帮助，感谢您得阅读。 道路交通事故停运损失赔偿纠纷民事判决书 （2010）通民初字第XXXXX号 原告刘XX，女，19XX年XX月XX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崔新江，河南鑫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濮阳市XXXX公司，住所地河南省濮阳市XX大道中段被告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XXXXXXXX支公司，住所地濮阳市中原路XXXXXXXXXX。 原告刘XX与被告濮阳市XXXX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XXXXXX支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道路交通事故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代理审判员XXXXX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原告刘XX的委托代理人崔新江、被告XX公司、被告保险公司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XX诉称：2010年3月18日5时10分，被告XX 公司的司机栾XX驾驶的重型半挂车（车牌号为豫XXXXXX2豫JXXXXXX挂）行驶至通州工六环路附近时，与王XX所驾驶的属于原告的大货车（车牌号为冀XXXXXX）相撞，造成我方车辆 ·
和所载货物严重损失。后经交通队认定，栾XX负此事故全部责任。经查，肇事车重型半挂车（车牌号为豫JXXXXX豫JXXXXX 挂）的所有人为被告XX公司，强制险投保公司为被告保险公司。此次事故给我方造成严重损失。为此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二被告赔偿原告车辆修理费35700元、货物损失费16000元、货物转运、装车费3000元、停车费10000元、交通费3150元、停运损失费10000元，共计77850元。 被告XX公司辩称：对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可。肇事车是我公司的，栾XX确是我公司的司机，事故发生时属于职务行为。对于原告的合理的损失同意赔偿，不合理的损失不同意赔偿。 被告保险公司辩称：我公司可在2000元强制险范围内赔偿。 经审理查明：2010年3月18日5时10分，被告XX公司的司机栾XX受公司指派驾驶其公司的重型半挂车（车牌号为豫XXXXXX2豫XXXXX挂）行驶至通州工六环路附近时，与王XX 所驾驶的属于原告的大货车（车牌号为冀XXXXXX）相撞，造成原告车辆和车载货物受损。后经交通队认定，栾XX负此事故全部责任，王XX无责任。经核实，原告的合理损失为：车辆修理费33680元、货物损失费10000元、货物转运、装车费1000元、停车费10000元、停运损失费6000元（一个月），共计60680元。 ·
杨杰、阎天等犯诈骗罪一审刑事判决书发布日期：2016-01-05浏览：35次 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 （2015）浙绍刑初字第51号公诉机关浙江省绍兴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杨杰。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5年5月28日被取保候审，同年7月3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绍兴市上虞区看守所。 辩护人刘海军，安徽皖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阎天。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5年5月28日被取保候审，同年7月3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绍兴市上虞区看守所。 辩护人张新，安徽皖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吴启兵。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5年5月28日被取保候审，同年7月3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绍兴市上虞区看守所。 辩护人刘刚，安徽神州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汪才辉。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5年5月28日被取保候审，同年7月3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绍兴市上虞区看守所。
辩护人李权峰，安徽安天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李某甲，湖北省安陆市。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5年5月22日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6日被逮捕。现羁押于绍兴市上虞区看守所。 辩护人季慧娈，浙江大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吴某。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4年12月17日被刑事拘留，2015年1月22日被逮捕。现羁押于绍兴市上虞区看守所。 指定辩护人刘文虎，浙江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郭伟俊，内蒙古上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李某乙（化名“刘瑶瑶”）。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4年11月14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2月15日被逮捕。现羁押于绍兴市上虞区看守所。 辩护人丁哲瑜，浙江五洋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浙江省绍兴市人民检察院以绍检公一刑诉（2015）49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杨杰、阎天、吴启兵、汪才辉、李某甲、吴某、李某乙犯诈骗罪，于2015年7月24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浙江省绍兴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傅琳英出庭支持公诉，各被告人及辩护人到庭参加诉讼。期间因检察机关建议补充侦查，本院决定延期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浙江省绍兴市人民检察院指控：
执行和解协议 申请执行人（下称甲方）：XX有限公司，住所地XXX，法定代表人：XXX ，职务：XXX； 被执行人（下称乙方）：XXXX有限公司，住所地XXX，法定代表人：XXX，职务：XXX; 甲方与乙方XX纠纷一案，XX年XX月XX日，XXX人民法院作出XXX号生效《民事判决书》。因乙方未按判决履行义务，甲方依法向XXX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案号：XXXX号】，并采取了冻结账户等强制执行措施。现双方自愿协商，达成和解协议，共同信守： 一、XX人民法院作出XXX号生效《民事判决书》判令：乙方支付甲方货款XXX万元、支付甲方利息损失并由乙方承担案件受理费XXX 元, 乙方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依法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XXX人民法院作出XXX号生效《执行通知书》载明：乙方支付甲方货款XXX万元及利息并由乙方承担案件受理费XXX元, 申请执行费XX元。 三、甲、乙双方约定，甲方自愿放弃逾期付款利息及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故双方就货款本金XX万元及案件受理费XXX元、申请执行费XXX元，合计XXX元的给付达成和解协议。 四、乙方在本协议签署后7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XXX元，此笔款项支付至阜新市细河区人民法院账户中。 XXX人民法院账户信息： 户名：XXX人民法院
开户行：XXX 银行账号：XXX 五、乙方按照与甲方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按时、足额将《执行和解协议》第四条约定的款项支付至XXX人民法院账户内，则甲方在收到执行款之日起即XXX人民法院申请撤销冻结账户等全部强制执行措施。 六、如乙方未按照与甲方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第四条的约定按时、足额支付款项，甲方有权向XXX人民法院申请恢复执行XXX号生效《民事判决书》。 七、本协议书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确认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 八、本协议书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XXX人民法院留存一份，内容相同，具有同等效力。 甲方：XXX有限公司乙方：XXX有限公司 授权代表：授权代表： 年月日年月日
甘肃省定西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0)定中民三初字第01号 原告张爱祥，男，汉族，甘肃省通渭县人，个体户，住通渭县平襄镇北街56号。 委托代理人李小娥，甘肃三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张礼，男，汉族，定西市安定区人，个体户，住定西市汽车站立交桥对面交通宾馆左侧“弘古斋”古玩店。 委托代理人倾兆滨，甘肃恒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张爱祥与被告张礼著作权侵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0年8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委托代理人、被告及其委托代理人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告父亲张守忠系通渭县人，2007年1月16日（农历2006年11月28日）去世，系甘肃省及定西市的著名国画家，擅长禽鸟画。原告父亲去世后，被告在其经营的“弘古斋”古玩店明目张胆制作出售仿冒原告父亲张守忠名字的禽鸟画牟利，给原告造成巨大精神损害和经济损失。如果按被告每年最低出售25幅画，每幅画为1200元计算，年侵权
金额为3万元，原告父亲去世三年半则侵权金额为10万元。因被告及其他人非法制作、出售仿冒原告父亲名字的书画作品，依据相关法律规定，请求法院：一、判令被告立即停止对原告父亲张守忠著作权的侵害；二、判令被告消除影响，向原告公开在《甘肃日报》、《定西日报》上赔礼道歉；三、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00000元，精神损失44500元，实际支出5500元（律师费5000元，租车500元），共计150000元；四、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被告辩称：被告不存在侵害原告著作权的事实。被告没有制作过原告父亲的国画牟利。在被告处的国画，是被告从书画爱好者丁珍瑞处交流来的。并且被告不是从事书画交流的，对于收到藏品的真伪没有能力鉴定，往往是凭借双方的经验判断。至于说在被告处的国画，是否属于仿制品，被告也不清楚。故被告没有制作过原告父亲的国画牟利。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明显的证据证实，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提供以下证据，以支持其诉讼请求： 1、张守忠常住人口登记卡1张，证明张忠守系通渭县人。 2、张守忠高级职务资格证书1份，证明张守忠生前系中学高级教师。 3、张守忠甘肃美术家协会会员证1份，证明张守忠系甘肃美术家协会会员。
谢某某与重庆市九龙坡区第二人民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审民 事判决书 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7）渝0107民初17684号原告：谢某某，男，汉族，户籍地重庆市九龙坡区。 法定代理人：余某，女，汉族，户籍地重庆市九龙坡区，系原告的母亲。 委托代理人：甘竹萍，重庆彰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重庆市九龙坡区第二人民医院，住所地：重庆市九龙坡区。 法定代表人：李大兴，职务：院长。 委托代理人：张洪兵，国浩律师（重庆）事务所律师。 原告谢某某诉被告重庆市九龙坡区第二人民医院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8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张雪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法定代理人余某及委托代理人甘竹萍、被告委托代理人张洪兵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告系余某之子，被告系为余某提供产检及生产服务的医疗机构。2016年10月10日，余某下腹出现不规律阵痛到被告处就诊，当日14:56分被告以“妊娠38+5周G2POLO位先兆临产”收入院。入院后，被告为余某做彩超检查，诊断出羊水内不均
质回声，考虑血凝块可能。由于值班护士没有及时通知手术主治医生及手术主治医生正在为另一产妇行剖宫产手术，导致余某手术时间拖延两个小时之久，进而出现产前大出血。由于被告没有尽到相应的诊疗义务，导致原告出生后立即被送往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以下简称西南医院）进行11天住院治疗，产生医疗费用17581.82元，经进一步检查治疗，出院时被诊断患有新生儿窒息、新生儿肺炎、新生儿凝血功能障碍、新生儿缺氧缺血性心肌损害、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低钙血症七种新生儿疾病，被评估为境界儿（处于正常儿和异常儿之间）。原告出院后不久，因出生患疾病急性肺炎再次到西南医院住院治疗8天，花去医疗费用3408.76元，由于抗药性影响，在西南医院治疗效果不佳，又前往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进行8天门诊治疗，共花去医药费1000元。由于原告的母亲产后大出血身体虚弱，加上原告不在身边吸奶和被原告的病情所扰，导致原告出院后无母乳可吃，只能用奶粉替代母乳，每月吃奶粉用去1210元。此外，出院时原告所患新生儿缺氧缺血性心肌损害仍未治愈，只是好转，原告的父母多次带原告前往重医儿童医院进行儿保治疗，截止目前仍未治愈，产生医疗费用587.52元。综上所述，被告作为专业医疗机构，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造成原告损害，被告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现原告诉至法院要求：1、被告赔偿原告医药费22005.17元、住院期间护理费4290.8元、交通费2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660元、营养费20000元、精神损害赔偿金20000元、生长发育评估费6000元、出院后的护理费518400元、鉴定费用11650元，共计605005.97×25%=151251.5元；2、本案诉
一般对于判决书什么时候下，需要看案件什么时候审结。对于审结案件的期限，有两种情形。一、适用普通程序的刑事案件。适用普通程序的一审刑事案件，应当在二个月内进行审结，但对于重大复杂性的案件则可以延长两个月审结。适用于简易程序审理的刑事案件，人民法院的审理期限一般为二十天。可以延长至一个半月审结。 一般对于判决书什么时候下，需要看案件什么时候审结。对于审结案件的期限，有两种情形。 一、适用普通程序的刑事案件。 对于刑事诉讼案件，从开庭到最后的判决，这个期限可以由法官来决定，但是要在法律固定的期限内。对于适用普通程序的一审刑事案件，应当在二个月内进行审结，但对于重大复杂性的案件则可以延长两个月审结，例如集团犯罪、流窜作案等。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对公诉案件进行审理的，审理期限为两个月，即应当在受理后两个月内宣判，最迟的也不得超过三个月的时限。如果审理的案件，行为人有可能被判处死刑的或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在得到上级人民法院的批准后可以延长三个月宣判。
二、适用简易程序的刑事案件 对于那些可以适用于简易程序审理的刑事案件，人民法院的审理期限一般为二十天，以受理之日开始计算；如果根据案情，犯罪嫌疑人是有可能被判处有期徒刑超过三年的案件，那么在审理期限上可以延长至一个半月审结。 以上是关于刑事案件开庭后多久下判决书的相关回答，如果您正遭遇刑事案件纠纷，建议及时找专业的刑事律师咨询，维护自身合法权利。湖北良朋律师事务所是湖北省一家大型综合性合伙制律师事务所，位于武汉市武昌区中山路中铁十一局大厦，本所秉持“良心服务，朋盈天下”的理念，致力于将本所打造成一家诉讼与非诉领域优势结合的新型律师事务所。通过专业化服务在为客户创造价值的同时实现自身价值与社会价值。
执行和解协议书 甲方： 乙方： 乙方诉甲方____________ 纠纷一案，经 ________________ 审理并作出了_______________ 书。甲、乙双方在诚实信用、公平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下，就本案的赔偿事宜达成以下协议： 一：甲、乙双方一致同意以______________________ 民事判决书判决为基础协商处理本案赔偿事宜。 二:甲方一次性偿还乙方________________ 元，其中甲方确认在签定本协议前已收到乙方还款元，剩余款项甲方在乙方向执行法院提交撤回执行申请之日后3日内支付。乙方放弃甲方其他应当赔偿给乙方的部分。 三：因本案纠纷产生的诉讼费、执行费、财产保全费由甲方承担。 四：本协议签定后3个工作日内，甲方应当向执行法院提交撤回执行申请书，并承诺不再申请由法院予以执行，请求法院解除对甲方财产的查封。甲方逾期提交视为违约，甲方应当以已收乙方还款为本金按每日千分之三加计支付违约金，并赔偿因此给乙方造成的损失。 五：乙方应当在甲方履行完毕后3日内，还清剩余款项。乙方逾期履行视为违约，乙方应当以未清偿款项为本金按每日千分之三加计支付违约金，并赔偿因此给甲方方造成的损失。
六：本协议书经甲、乙双方签字后生效，协议书一式三份，甲、 乙双方各存一份，向执行法院提供一份，各份之间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甲乙双方自本协议签订并履行完毕后，视为对 ________________ 作出的_______________ 民事判决书的履行完毕，双方对其他事宜概不追究。 七：未尽事宜甲、乙双方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乙方： 年月曰年月曰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08）一中民终字第683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凯立德计算机系统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南 区高新技术工业村W2A栋3楼西侧。 法定代表人张文星，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石磊，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侯仰坤，男，北京劳尔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住北京市海淀区海淀路175号。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长地万方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95号。 法定代表人黄小池，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陈晖春，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杨建序，男，北京长地万方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住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中路77号24楼1206号。 原审被告北京中微恒业商贸中心，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海淀路52号2层222室。 法定代表人杨荣香。 上诉人深圳市凯立德计算机系统技术有限公司（简称凯立德公司）因侵犯著作权纠纷一案，不服北 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简称一审法院）（2007）海民初字第88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 法组成合议庭，于2008年7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凯立德公司之委托代理人石磊、侯仰坤； 被上诉人北京长地万方科技有限公司（简称长地万方公司）之委托代理人陈晖春、杨建序到庭参加诉 讼，北京中微恒业商贸中心（简称中微恒业中心）书面表示不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判决认定：长地万方公司对自己制作完成的《“道道通”导航电子地图》（简称《道图》）享有著作权，在他人侵害其权利时有权请求给予著作权保护。现其主张凯立德公司的《凯立德全国导航电 子地图（335城市）》（简称《335图》）抄袭其《道图》，凯立德公司予以否认，法院将根据查明的事 实作出判断，经将《道图》与《335图》比对可见，《335图》中至少99处错误与不规范之处与《道图》 相同，虽然我国著作权法允许作品的雷同，但前提是需经作者各自创作完成，而不是基于未经许可对他 人作品的使用。就涉案导航电子地图而言，虽然相关的道路、结点、行政区划、地物要素、道路名称等 信息要素是客观的，属于公共资源，但对同一地理信息的筛选、取舍以及如何表达等具有创作的属性， 受著作权法保护。有关导航电子地图的信息采集和注记国家没有明确规范，企业据自己作业情况制作完 成，即会体现出企业自己的制作风格、特色。外业采集中因不同人对相关信息感受不同，决定了对同一 区域采集、选取信息和注记的不同，不同的企业不可能存在大量基本信息之外的雷同，如在信息筛选取 舍数量、内容、表达方面，特别是在错误及不规范方面的雷同。由于当事人双方属于国内为数不多几家 从事电子导航的企业，企业间相关的产品信息在主管部门网站上均有公示，凯立德公司有能力接触并了 解到长地万方公司的《道图》作品，对于上述雷同事实是否源于创作，其有责任提供证据给予证明。凯
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民事判决书 上诉人(原审原告)容X智,男,汉族,X年X月X日出生,住所地********.公民身份号码:XXXXX. 法定代理人容X奇,本案上诉人之一,系容X智的父亲。 法定代理人曾X静,本案上诉人之一,系容X智的母亲。 上诉人(原审原告)容X奇,男,汉族, X年X月X日出生,住所地********.公民身份号码:XXXX. 上诉人(原审原告)曾X静,女,汉族,X年X月X日出生,住所地********.公民身份号码:XXXXX. 上述三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王利海,广东诚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南海区妇幼保健院,住所地********.组织机构代码:XX. 法定代表人潘佩光,院长。 委托代理人俞X贤,佛山市南海区妇幼保健院医生。 委托代理人陈小成,广东志成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容X智、容X奇、曾X静因与被上诉人佛山市南海区妇幼保健院(以下简称“南海妇幼保健院”)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XX)南民一初字第40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
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原告曾X静怀孕后于XX年10月9日在被告医院进行检查,彩色多普勒成像报告单显示:“宫内早孕,约11+周左右…”。XX年1月11日,原告曾X静在被告医院进行三维超声检查,报告单的超声所见显示:“…四肢:双侧上臂、前臂及双侧大腿、小腿长骨可显示,远端显示欠理想…”,超声提示有:“…建议追踪复查”。 XX年2月26日,原告曾X静妊娠31周在被告医院进行常规产科中晚孕黑白超声检查,报告单显示:“…四肢:胎儿一侧肢体因胎位因素显示不清…”。XX年4月12日,原告曾X静妊娠37周到被告门诊就诊,并进行彩色多普勒成像检查,报告单显示:“…四肢:双侧上臂、前臂及双侧大腿长骨可显示,一侧下肢小腿长骨似仅显示一根,另一根显示不理想,足底部显示不清…”,超声提示:“…胎儿畸形:单侧下肢小腿长骨发育不良?足底部缺失?…”原告曾X静于当日12:22进入被告医院住所地********.入院诊断为:“1.孕1产0孕37+3周LOA宫内单活胎;2.羊水过多;3.胎儿单侧下肢长骨发育不良?”。当日12:44,被告与原告曾X静、容X奇谈话,将上述诊断情况及相关的治疗方案及效果告知原告。原告曾X 静、容X奇在谈话笔录上签名,并注明“明白情况、阴道试产、人工破膜、必要时催产素引产”。后,原告曾X静于当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