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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论文·五四前后北大学术纷争与胡适“整理国故”缘起王天根内容提要 五四前后中国新旧思潮交锋,北大学术论争是其表征,主要表现在章门弟子与桐城派的学术冲突;部分章门弟子与陈独秀、胡适等皖人联手,将白话文运动的矛头指向桐城文法;桐城派大体上被赶出北大后,北大教授因新旧思想的不同及地缘身份的差异而重组学术阵营,遂导致陈独秀、胡适等皖人与江浙学人也有纷争。
而政治压力下胡适倡导“整理国故”既有学理本身发展的逻辑,更与五四以后的北大派系重组过程中思想策略运作密不可分。
关键词 五四白话文运动 北京大学 整理国故民国时期北京大学如何经由新文化运动转向整理国故早已成为历史,后来者常对北大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结合自己所处时代的价值取向,重新诠释。
而真实的北大校史须依据史料考释,方能进行历史重建。
谢兴尧曾在《红楼一角》前言中称:“述‘老北大’轶闻往事,以见红楼一角,实有关中国之政治与文化。
”①关于北大与中国政治的研究,学术界多有成果,萧超然在《北京大学与中国政治文化(1898—1920)》一书序言中,称自己研究北大校史的第一篇文章《新民主主义时期北京大学的革命战斗历程》是关于北大政治史、革命史的介述,对于北大的文化、学术品格完全没有涉及。
②萧超然在《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述略》中指出北大校内新旧两派、两种思潮的激烈斗争,预示一场革命的暴风雨已不可避免。
恰在这时,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对中国的侵略步伐,中国外交在巴黎和会上又宣告失败,这场斗争就一触即发了。
③他的学术专著《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侧重“弄清楚当时在北大的校园里各个思想流派纷繁杂陈的情况及其相互之间的渗透与斗争,弄清楚当时在北大校内新旧两种势力之间的斗争”④,但很少论及皖派等军政利益集团在五四前后所扮演的角色。
论及北大与五四新文化,陈万雄研究尤深入,他在《五四新文化的①②③④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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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君莫谈陈寅恪陈寅恪学术造诣为达到一定高度
导语：陈寅恪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最富盛名的学者之一，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等多个文学身份于一身，更有知名学者赞誉其学
陈寅恪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最富盛名的学者之一，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等多个文学身份于一身，更有知名学者赞誉其学问，近三百年来仅其一人，可见才学博古通今，实为集大成者。
1925年，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成立创造了近现代中国学术研究之路上里程碑似的影响，研究院秉持着以现代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培养国学人才为宗旨，大胆引用西学来建设中国的文化。
国学研究院成立之初，聘请了四大导师，第一位是在研究殷商史上著有成效的王国维，第二位是戊戌变法的领导人梁启超，第三位是从哈佛大学毕业远渡重洋归来的语言学家赵元任，而这最晚到任的第四位导师就是陈寅恪。
虽然当时陈寅恪先生的学术名声并不及前三位导师的名满天下，但他的才学很快令其在清华园里名声大噪。
一位兼顾幽默与博学的老师必定深受学生的喜爱，陈寅恪便将如此魅力展现的淋漓尽致，在清华园的讲堂上，陈寅恪如此称呼他的学生，“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此话怎讲呢，因为当时四位导师中梁启超是冠有南海圣人之称的康有为的弟子，王国维则在晚清末期担任了末代皇帝溥仪的读书先生，故而如今清华园里的学子不正是与康有为有师徒关系，与晚清皇帝有同窗之名了吗？
陈寅恪的课堂在风趣幽默之余，他的广博学识也令学生醉心其中，甚至连清华的教授也来旁听他的课，众人皆称其为“活字典”。
陈寅恪作品
生活常识分享。
王国维的经史之学在整理国故运动中深受尊敬的前辈学者，与其说是章太炎或康有为，倒不如说是王国维更为准确。
胡适不仅拉王国维为《国学季刊》写稿，而且推荐他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
傅斯年则讥刺章太炎而表彰王国维。
尽管顾颉刚在《古史辨》第一册的《自序》中认为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杂有“伪史”，但他却承认，王国维是他学术上的真正导师。
比如顾颉刚在《〈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一文中挖掘出《周易》中的五个故事（一，王亥丧牛羊于有易的故事；二，高宗伐鬼方的故事；三，帝乙归妹的故事；四，箕子明夷的故事；五，康侯用锡马蕃庶的故事），在第一个故事之中，顾颉刚就借用了王国维在《山海经》、《竹书纪年》和《楚辞》中发现的资料然后以自己在《易经》中发现的文献相佐证。
1927年王国维自沉以后，顾颉刚写文悼念王国维时提到，康有为教给他“勇”和“大刀阔斧”，王国维则教给他“怯”和“细针密缕”。
他还认为，崔述与康有为的功绩在“破坏伪的古史”，而王国维则在“建设真古史”。
所以王国维对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古史研究的贡献之大，几乎无人能比。
郭沫若这样评价他说：“王国维……遗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品，那好像一座崔巍的楼阁，在几千年来的旧学的城垒上，灿然放出一段异样的光辉。
”1[1]王国维治学采用近代科学方法，将地下资料与纸上文献相印证，重视开拓新的领域，既突破了清代汉学，也成为新学术的奠基者，因而得到新文化阵营的普遍认同。
从文哲之学转向经史之学1893年，王国维肄业于杭州著名的崇文书院；1894年，他应试不中。
所以不中，按陈守谦的说法：“君于学不沾沾于章句，尤不屑就时文绳墨，故癸巳大比，相偕入闱，不终场而归，以是知君之无意于科名也。
”2[2]后来王国华也说，王国维没有考中出于三个原因：一是精力没有放在四书、五经而是放在了史书和其它杂书上面，二是重考据，三是好谈时务，嗜古籍——从中可见王国维早年的学术兴趣。
初入学术门径的王国维，对清代盛行的考据学有浓厚的兴趣，这种兴趣最初体现在他对俞樾《群经平议》一书的补订方面。
中国何来轴心时代？（张京华）[摘要]雅斯贝斯的“轴心时代”理论在80年代介绍到中国，正值一个特殊的转折时期。
雅斯贝斯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史前、古代文明、轴心时代和科技时代四个基本阶段，其中第三阶段以公元前500年为中心东西方同时或独立地产生了中国、印度、巴勒斯坦和希腊四个轴心文明。
如学者所指出的，这一理论具有反西方中心论的意味。
但也必须注意，在雅斯贝斯所划分的整个人类历史上中国跨越着全部四个阶段，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到第二阶段绝灭了，古希腊文明则在第三阶段才开始。
追溯民初以来学者早已开始的东西文明比较，更多关注是在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中华文明的第二阶段上。
20世纪初兴起的疑古思潮将中国古史“砍掉一半”、“打个对折”，“轴心时代”理论恢复了晚周诸子学的合法性，同时继续漠视三代王官学，而三代王官学正是晚周诸子学乃至整个民族文化的源头。
“轴心时代”理论与中华文明对接中的偏差，其影响将是源与流的颠倒、正题与反题的倒置和各期学术史的逐次错位。
[文摘]一、中国学术界早有共识：西方之“轴心”与东方之“运会”“轴心时代”理论中一段最为感人的文字，是关于人类精神觉醒、哲学飞跃的描述。
类似关于文化“盛况”的描述，照理比较容易得到中国学界的回应，另一方面也难于在中国学界获得“发明权”，因为关于文化“盛况”的各类描述其实早为中国学者所熟知，正如余英时所声明的，“关于古代‘突破’，学术界早有共识，不得视为雅氏的创见，更不可视为西方学人的独特观察”。
“轴心时代”本是雅斯贝斯在施本格勒的8个文化类型和汤因比的21个文化类型基础上，试探性的给出的一个假设。
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雅斯贝斯用了一节的篇幅讨论出现“轴心时代”的规律性依据，最终“无人能充分理解在此所发生并成为世界历史轴心的东西！”但是梁启超给出了理由：“世运”。
关于“世运”的论述，在影响甚大的皮锡瑞、严复、夏曾佑的著作中都可以见到。
二、问天，天不告；问地，地不知——“轴心时代”的必然性其实雅斯贝斯也给出了“轴心时代”一个理由，就是“同时出现”。
“少年意气”与“家国情怀”——北大学生的“五四”记忆发布时间： 2010-05-04 05:29 来源：光明日报演讲人：陈平原演讲时间：2010年4月29日演讲地点：北京大学陈平原广东潮州人，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及系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
近年关注的课题，包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国小说与中国散文、现代中国教育及学术、图像与文字等。
曾被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1991)；先后出版《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中国散文小说史》《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大学何为》《北京记忆与记忆北京》《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等著作三十种。
在当代中国，只要你念过小学，都知道有个“五四运动”；可所谓“知道”，不等于真的理解。
更何况，我们每代人都在与“五四”对话，一次次的纪念与阐释中，其实蕴含着我们自己时代的困惑与追求。
九十一年来，每代学者及青年都以某种形式与“五四”对话。
其中最让我牵挂的，是“少年意气”与“家国情怀”。
二者颇有纠葛，有时相得益彰，有时又互相抵牾，就看你如何观察与判断。
何谓“五四运动”何谓“五四运动”，既可理解为1919年5月4日天安门前的反日游行及其后续效应，也可看作互为关联的三大部分：思想启蒙、文学革命、政治抗议。
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在北大主持召开“五四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国际研讨会。
为论文集、程序表及海报做设计时，我选了三幅图，一是“五四”当日的照片（图一），二是闻一多的书籍装帧（图二），三是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基座的浮雕（图三）。
老照片的中央，那旗子上有“国立北京大学”字样，最提神。
可后来没选用，不是“大公无私”，而是制作效果实在欠佳。
参与设计的学生大呼可惜，他们更愿意选用那幅五四游行的老照片，与其说是出于历史感，还不如说是自尊心。
纪念“五四”时，引入图像的因素，让其与文字之间形成某种对话，起码五十年前《文艺报》就这么做了。
判教与分科：马一浮的六艺论与近代中国的学术分科马一浮借鉴佛家判教之法，形成其六艺论思想，主张据六艺判教、以六艺统摄一切学术，其目的则在应对近代中国的学术分科大势，以坚守重博通重价值的中国学术传统。
此位朋友正是马一浮的好友、史学家叶左文。
马一浮在答叶氏的一封书信中对此作了辩解：浮今以六艺判群籍，实受义学影响，同于彼之判教，先儒之所未言。
然寻究经传遗文，实有如是条理，非敢强为差排，私意造作。
兄引朱子言，谓道有定体、教有成法，浮今所言，疑于变乱旧章。
然判教实是义学家长处，世儒治经实不及其缜密。
今虽用其判教之法，所言义理未敢悖于六艺。
先儒复起，未必遂加恶绝。
不敢自隐，故复陈之。
[２]（Ｐ４４２）马一浮坦承自己以六艺统摄一切学术是受了佛家判教思想的影响，其目的在用佛家缜密之法，寻天下学术之条理。
在《复性书院讲录》中，马一浮曾以“判教与分科之别”为题，专节讨论六艺判教与学术分科的区别，并认为“有判教而无分科”。
[３]（Ｐ４８—５２）这些都在提醒我们，马一浮之标举六艺论、以六艺统摄一切学术，其目的即在借佛家判教思想分判天下学术，明其统类得其条理，而其潜在的对手则是近代中国的学术分科大势。
一罗志田先生指出：“２０世纪中国学术明显受到西潮的影响，以西学分科为基准强调学术的专科化大约是２０世纪中国学术与前不同的主要特征之一。
”[４]（Ｐ２）诚然，近代西学东渐，西学中的学术分科观念及学术分科体系一并传入中国，学术分科成为近代中国的学术主潮。
受此影响，近代中国学者在认识和整理中国传统学术时，往往会带着学术分科的观念，在自身传统里寻找中国固有的学术分科体系。
而要寻找中国固有的学术分科体系，大概有三类传统资源是可以利用的。
一是“孔门四科”之说。
《论语·先进》篇说：“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
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后人据此认为，孔门设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以四科之学教授弟子。
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的几个问题1、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分别中国现代学术思想的一个标志，是重视对学术作现代学科的分类。
传统学术的分类方法，是按经、史、子、集来分别，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四部之学。
晚清西方学术思想大规模传入，当时先进的学人开始对传统学术重新整合与分类。
王国维觉醒得最早，他比同时代其他学人更重视学术分类。
他曾说，“现在的世界是分类的世界”。
五四前后学术界提倡整理国故，方法之一，就是对传统学术作现代的分类，也就是胡适所说的“文学的归文学，哲学的归哲学，史学的归史学”。
但50年代以后，中国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经历了曲折的过程，长时期学术分类变得模糊而不明晰。
人们只知道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几乎消匿了。
当时存在的倾向是，用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代替社会科学，所以经济学只讲《资本论》，政治学只讲《共产主义运动史》，社会学和人类学，则根本不存在了。
重新反思和检讨50年代以后的学科建设，问题之一是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不加区分，因此很多学科没有建立起来。
近20年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学科建设得到不同程度的重视，出版、研究和大学的学科分类逐渐明晰起来。
然则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分别到底在哪里？一般地说，社会科学应包括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人文科学包括语言学、文学、历史学、哲学、考古学、艺术史、艺术批评等。
我这样讲，也许有利于综合大学的学科建设。
因为在大学的学科设置问题上，艺术史和艺术批评是相当重要的，而过去却得不到重视。
国外的大学，据我所知，是非常重视艺术史课程的。
艺术史和艺术批评，可以补充并帮助人文从业人员的鉴赏力和同情性胸怀的形成。
有一种说法，认为科学（包括社会科学）是从多样性、特殊性走向统一性，而人文科学则必须凸现其独特性、意外性、复杂性。
我不能否认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妨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即如果说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都是以人为中心，那么比较起来，人文科学更贴近人，甚至可以说是研究人本身的学科。
08考古班 范洁 08313028 傅斯年与“整理国故”
摘要：每当人们提起五四时期兴起的“整理国故”运动的时候，首先都会想到胡适、王国维、鲁迅、梁启超等代表性人物，可是单单忘了傅斯年先生，其实傅斯年先生在“整理国故”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发起到高潮，处处都能看见傅斯年先生活跃的思想。 关键词：傅斯年 整理国故 胡适 思想
Abstract： Every time when people remind “The Movement for rearranging the National Heritage”, the names which they always first come to mind are Hu Shi, Wang Guowei, Lu Xun, Liang Qichao and so on. But they forget a vital person whose name is Fu Ssu-nien. Actually Fu Ssu-nien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movement. We can easily find Fu’s active thought through the whole movement. Key Word: Fu Ssu-nien “The Movement for rearranging the National Heritage” Hu Shi Thought
五四运动前后的中国学术界，涌现出一批非常杰出前卫的青年，他们用自己独特的思想与实际的行动，推动者中国学术界不断前行，傅斯年先生就是这其中的佼佼者。这篇文章主要是讨论在“整理国故”运动中傅斯年先生所作出的卓越贡献。笔者认为要对傅斯年先生在学术界尤其是在“整理国故”时期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动态和行为态度有更加深刻的理解，首先应该对傅斯年先生的生平以及所受到的教育文化背景有个全面的、清晰的了解。 傅斯年字孟真，山东聊城人，祖籍江西永丰。历史学家、文学家、考古学家、学术领导人、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者，曾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国立台湾大学校长。 傅斯年生于1896年3月26日，出身儒学世家，傅家是山东西北一带的名门望族，但是到傅斯年的祖父傅淦时，家境出现衰落。傅斯年的父亲傅旭安于1984年得顺天举人，有文名，任山东东平龙山书院院长。1904年殁于任所，十年9岁，当时傅斯年先生只有九岁，从此一门生活全靠傅斯年的母亲操持，幸赖傅旭安的众门生照顾，聚资生息供一家生计之用。因此傅斯年虽然出生时代官宦的书香家族，但幼年时期，过得还是清苦生活。青少年时代的穷苦生活，使他能够比较深刻的理解社会，理解世事人情。在一次与何兹全先生的闲谈中，何问傅先生怎么懂得这么多的人情世故，傅斯年先生回答：“吾少也贱，故能多鄙事”。 从6岁到9岁，傅斯年在离家不远的私塾读书。10到13岁在东昌府立小学堂读书，在这七八年里，每天白天去学校，晚上则由祖父傅淦在家课读。祖父、母亲对傅斯年读书要求都很严格，加之傅斯年天资聪颖，努力勤奋，在11岁得时候就能通读“十三经”了。在这期间，他所受的关于中国古典经史方面的训练扎实深刻，从后来他的许多作品中都能看见其坚实的古典经史的影子。 1908年的冬天，傅斯年13岁，跟随父亲的学生吴延塽去天津，考入天津府立中学堂读书，在校四年，于1913年夏天，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以优异的成绩升入北大本科国学门，1919年北京大学毕业。 在北大的这几年，是傅斯年思想变化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他师从中国学术界有权威、有影响的大师章太炎，章得大弟子刘师培、黄侃都在北大教书，他们 都很器重傅斯年，希望他继承章太炎学派的衣钵，傅斯年以前读的是古书，接受的也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四年，据毛子水评论说“最初也是崇信章氏的一人”。但是1916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提出“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并且聘请了思想开放的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代北大任教，傅斯年经过与这些新来的带有新思想的人的交流与交往，逐渐被他们重视逻辑、讲求方法的治学风格所吸引，于是接受新说，尽弃旧学。在北大创立新潮社，出版带有前卫思想的《新潮》月刊，并在《新青年》、《新潮》上发表一系列文章，勇为新学术的先锋。后来也参加了五四运动，他自己说：“五四那天上午我做主席，下午扛着大旗到赵家楼，打进曹汝霖的住宅”。1在此期间，傅斯年“获得了优质的人文教育，投入新文化的激流，成为时代浪潮中的一个风云人物”。2 北大毕业后，傅斯年考取了山东官费出国留学，先到英国，入伦敦大学选修心理及生理，兼修数学、物理学、化学。1923年秋，入柏林大学哲学系修心理学、物理学和比较语言学。1926年冬天回国。其在英国、德国的这大约七年中，学习的涉及面是比较宽泛的，而且多属于自然学科，没有历史学，但是从傅斯年已有的深厚的中国文史知识基础上来评价，就知道留学对于他后来对中国传统文史资料的整理是有好处的，他所学的是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正像他的朋友罗家伦所说的：“他有了许多科学的方法和理论,又回头发现了他自己曾经储藏下的很丰富的中国历史语文的知识,在此中可以另辟天地”。罗家伦述说他们“这群人的学术心理”里,有一种“先博后专的风气。因为当时大家除了有很强的求知欲外,还有想在学术里求创获的野心,不甘坐享现成,要想在浩瀚的学海之中,另有会心,‘成一家言’”。3这七年的留学生涯，使它具备了西方自然科学背景，饱尝了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精蕴，再加上北京大学的国学熏陶，使得傅斯年在二三十年代成为中国学术界为数不多的学贯中西的优秀学者。 回国后，傅斯年立即厉行于自己的学术信念。先在中山大学任文学院院长，还兼任历史、国文两个系的系主任，同时还创办了一个语言历史研究所，并未学生开设《中国古代文学史》、《诗经》、《尚书》等课程。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傅斯年应聘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1928年年度报告书中说:“中央研究院设置之意义,本为发达近代科学,非为提倡所谓固有学术。故如以历史语言之学承固有之遗训,不欲新其工具,益其观念,以成与自然科学同列之事业,即不应于中央研究院设置历史语言研究所,使之与天文、地质、物理、化学等同伦。今者决意设置,正以自然科学看待历史语言之学。”又说:“此虽旧域,其命维新。材料与时增加,工具与时扩充,观点与时推进,近代欧洲之历史语言学,其受自然科学之刺激与补助,昭然若揭。以我国此项材料之富,欧洲人为之羡慕无似者,果能改从新路,将来发展,正未有艾。”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直至1950逝世，终身未曾离职。在此期间，他领导的史语所在历史、语言、考古、民族学、人类学等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中国学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此外，他本人在学术领域的成就也备受瞩目。 2、“整理国故”与傅斯年的贡献 作为一场旨在推动中国学术现代转型的学术文化运动，“整理国故”曾经在二十世纪二十到三十年代的民国知识界异常兴盛，究其缘由，大致是由以下三方面的因素所促生的，并且在这三面的原因中，傅斯年先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1 何兹全《傅斯年的史学思想和史学著作》历史研究 2004年04版
2 欧阳哲生 《傅斯年全集一》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3序言6
3 《傅斯年的史学思想的现实启示》北方论丛 1999年03版 首先是新史料的发现。傅斯年曾在《史学方法导论》讲义中提出：“史料的发现，足以促成史学之进步。而史学之进步，最赖史料之增加。”4而20世纪恰是新史层出不穷的一个世纪，这无疑大大拓展了“整理国故”的天地。傅斯年回国后带领语史所和史语所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在“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口号引导下，史语所大规模展开了新史料的发掘整理工作，这尤其表现在收购明清内阁大库档案和殷墟发掘上。 1922年，隶属北洋政府教育部的历史博物馆因经费短缺，竟将所藏明清大内档案8000余袋，总计15万多斤，以4000元的价格售予北京同懋增纸店，作纸浆之用，以致酿成轰动一时的“八千麻袋”事件。罗振玉闻讯后，随即以3倍价格即1.2万元回购收藏，并从中整理印出《史料丛刊初编》10册。1924年，罗氏将这批档案以1.6万元的价格转售与李盛铎。至1927年，李氏渐觉庋藏困难，又欲出售给日本人。马衡得知此事后，坚决予以阻止，并且致函傅斯年，商情其所在中大史语所购买。然而中大限于财力，亦无法筹集足够款项。1928年9月11日，傅斯年为此特意致函蔡元培，商请大学院购置。在该函中，傅斯年向蔡氏介绍说：“其中无尽宝藏。„„政治实情，全在此档中也。„„此后《明史》改修，《清史》编纂，此为第一种有价值之材料。”该年12月，大学院终以1.8万元收购了这批档案，转交史语所收藏整理。随后，史语所以历史组为主，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整理这批档案。至1949年，已整理出《明清史料》甲、乙、丙、丁四编四十册，并以此校勘《明实录》之脱漏讹误，此举轰动一时。 而殷墟考古发掘，是史语所成立之后，倾注心血与力量最多收获也最丰厚的项目。从1928年到1937年，史语所考古组先后在殷墟开展了15次发掘，共获得甲骨计25000片，以及古器物169万件。这不仅彻底证实了甲骨文的真实性，而且还为古史学和古器物学建立了一个切入点，并由此把丰富但散漫的史前遗存组织起来，排出顺序。 其次是新方法的运用，开阔了“整理国故”的视野。研究方法的不断更新也是推动“整理国故”运动兴盛的重要原因。这尤指在语音学研究方面广泛运用的比较语言学和试验语音学等方法。 1923年，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指出比较的研究方法在音韵学上具有重要的作用，不久以后，《国学季刊》第2号发表汪荣宝的《歌戈鱼虞模古读考》一文，是将比较语言学方法付诸实践的例子。此后，傅斯年再为史语所命名的时候并使将比较语言学提到了与历史学并重的地位。 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要与“外人争胜”。有些人剖析说：“整理国故 这面旗帜显然是在民族情绪鼓舞下掀起的。中国近现代学术问题的讨论和研究，如果缺少民族运动与民族情绪的激发，就无动力可言。”5的确，任何一项运动的兴起，外因只是促成因子，而内因则是其发生的主要动力与根本原因。“整理国故”运动的兴盛与受到国外汉学的刺激密切相关，由此产生的民族好胜心理与爱国情怀是推动此项运动兴盛十年的的根本动力。最为“整理国故”主要的发起者得胡适曾在1922年1月所撰《自序》中坦言：“我做《章实斋年谱》的动机，起于民国九年冬天读日本内藤虎次郎编的《章实斋先生年谱》。„„最可使我们惭愧的，是第一次作《章实斋年谱》的乃是一位外国的学者。”。6次
4 岳玉玺等编 《傅斯年文选》 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1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