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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文字改革争鸣综述文字改革是20世纪中国文化领域最重大的运动。
文字改革运动是以“汉字落后论”为前提的，因此必然伴随着不同意见的争论。
最激烈的两次论战分别发生在1957年和1986年以来的新时期。
1957年的那次论战，非学术因素的强行干预不仅窒息了民主空气，还严重妨碍了语言文字理论研究的深化和文字应用工作的健康开展。
新时期的论战，则更多地带有反思的意味。
总结和重新审视文字改革的争辩，可以获得许多有益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文字改革”的含义，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吴玉章在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说：“我国人民已经有了文字改革的明确的方向和目标。
毛主席在1951年指示我们：‘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
’毛主席又指示我们，汉字的拼音化需要做许多准备工作；在实行拼音化以前，必须简化汉字，以利目前的应用，同时积极进行各项准备，这是文字改革的正确方针。
”毛泽东提出的“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说的是记录汉语的文字要“改革”，由现行的属于表意性质的汉字改变为表音性质的拼音文字，也即“拼音化”。
这是文字制度的改变。
在实现拼音化之前要做三件事情，就是：汉字简化、推广普通话和制定推广汉语拼音方案。
由此可知，“文字改革”的确切含义就是记写汉语的文字的“拼音化”。
汉字简化、推广普通话和制定推广汉语拼音方案这三件事情本身，都不属于文字改革，而是文字改革的准备工作。
其中汉字简化是在文字拼音化实现之前“以利目前应用”的一种非长远措施。
推广普通话的目的是为在全国实现拼音化扫除障碍。
汉语拼音方案，起初是作为拼音文字来设计的，叫做“拼音文字方案”，但由于许多技术问题并没有解决，1954年改为“汉语拼音方案”，其功能相应地改变为汉语拼音工具，并用于某些汉字不方便使用的地方，同时也可用作拼音文字的试验。
文字改革论辩的根本问题是：记录汉语的方块汉字究竟有没有必要改变为拼音文字。
这个问题的根子出于对汉字和拼音文字两种文字制度的比较。
傅斯年对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假说傅斯年，中国历史学家，曾提出了对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一种假说。
他认为，中国历史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草创时期、婴儿时期和成熟时期。
这种发展规律在中国历史上是普遍存在的，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还是社会，都可以用这一假说来解释和分析。
首先，傅斯年认为中国历史的草创时期是一个相对封闭和保守的阶段。
在这个时期，中国社会处于一个相对原始和自给自足的状态。
政权主要由封建王朝掌控，经济以农业为主导，社会结构相对稳定。
这个阶段的代表性时期就是秦朝。
秦始皇通过进行重大改革，如统一文字、度量衡、法律等，为后来中国历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其次，傅斯年将中国历史的婴儿时期定义为较为混乱和动荡的时期。
这个阶段的特点是社会变革和政治斗争频繁出现。
从中国历史上看，这个时期相对较长，涵盖了从西晋到南北朝时期的几个世纪。
在这个阶段，中国经历了多次政权更迭和外族入侵，社会秩序被打乱，经济和文化也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然而，正是在这个相对动乱的时期，中国形成了许多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如科举制度、阴阳五行观念等。
最后，傅斯年将中国历史的成熟时期定义为相对稳定和繁荣的时期。
这个阶段的代表性时期是明清两朝。
在这个时期，中国重新恢复了相对稳定的政权，社会和谐，经济快速发展，文化繁荣。
明代初期的政治改革和清朝的统治，为中国创造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人口和城市迅速增长，商业和手工业快速发展，社会秩序得到恢复并且稳定。
同时，科技和文化也迎来了一系列的繁荣，如明代的航海活动和清代的文艺复兴。
傅斯年的这一假说在很大程度上概括了中国历史的演进规律。
它不仅从宏观的历史角度解释了中国历史的整体特点，也从微观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层面帮助我们理解中国历史的各个时期。
傅斯年的假说强调了历史的连续性和阶段性，通过分析不同阶段的特点，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历史的形成和发展。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傅斯年的假说并不是对所有历史事件和现象的解释都适用。
毛泽东批评胡适傅斯年和线穆的文章胡适傅斯年被称为“最后一个儒家”，钱穆则被称为“最后的国学大师”。
但是相对于前者的声誉日隆，钱穆的名字并非世人皆知，很多人对他的印象，恐怕仅停留在毛泽东对他的点名批评上。
怎么找到我头上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尚在离华返美途中，美国政府就发表了“中国问题白皮书”。
作为反击，新华社连续发表了六篇评论“白皮书”的文章，除第一篇外，其余五篇都出自毛泽东之手。
在那篇着名的社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毛泽东点名批评了胡适、傅斯年和钱穆，说他们是“被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中国反动政府”所能控制的“极少数人”。
被点名时，钱穆正在去香港的途中。
对于这次点名，他反应激烈。
胡适、傅斯年和国民党政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个跑到美国做寓公，一个追随国民党去了台湾。
钱穆的情况与他们不同，他既没有留学背景，也没有上过大学，抗战胜利后，他的“足迹不到京、沪、平、津，不在公立学校教书”，“单枪匹马，一介书生”，“怎么会找到我头上？”如果当初钱穆选择留在大陆，战犯名单上就不会有他的名字，也不会被毛泽东点名批评。
1949年，解放军越过天堑长江，开始向江南挺进，知识分子面临去留的抉择，很多人选择留下来，辅仁大学校长、史学家陈垣在致胡适的公开信中曾提及自己不离开北平的理由：“在北平解放的前夕，南京政府三番两次地用飞机来接，我想虽然你和寅恪先生已经走了，但是青年的学生们却用行动告诉了我，他们在等待光明，他们在迎接新的社会，我知道新生力量已经成长，正在摧毁着旧的社会制度。
我没有理由离开北平，我要留下来和青年们一起看看这新的社会究竟是怎样的。
”在《师友杂忆》中钱穆提到，当年兄长钱基博劝他留下来，他问兄长：“君治古文辟，看军队渡江的那篇布告，有无大度包容之象？”钱穆提到的那篇布告由毛泽东所写。
毛泽东曾在湖南一师跟随袁吉六学古文辞达六年之久，其白话文也被胡适赞为第一。
这篇在常人看来气势恢宏的布告，被钱穆解读出了不一样的意思，而不同的解读，也决定了各人命运的不同。
傅斯年、顾颉刚和费孝通关于中华民族是否一个的争论中国自古以来是多民族的同一国家，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吗？对此民国时期的学术界大佬们有不同的意见，傅斯年认为中华民族必须是一个，抗战时期学术研究应服务于政治需要，适应抗战救国，而不宜造成民族分裂，影响抗战。
同样的，前些年也有人提出岳飞不算民族英雄，因为宋金战争是中华民族内部的战争，学术服务政治也算是一种常态吧……文/刘劲松1939年2月1日，傅斯年致函顾颉刚，称：“吾等到此，本不能一律抄续在北平时之旧习，纵令吾辈此日在北平，(恢复后)则检点往事，亦有应分别何续何革之处，学术、事业皆缘此以进步也。
”提醒顾颉刚在学术、事业方面要注意时间和地点，颇含教训意味。
傅斯年的忧虑傅斯年和顾颉刚是朋友，都是学界一流人物，对中国历史都抱有浓厚的兴趣，经常就学术问题展开自由讨论，有时相当激烈。
这就是傅信中所说的“北平之旧习”。
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中东部地区相继沦陷，大量文教人员内迁云南等地。
顾、傅两人也是如此。
顾颉刚此时任职云南大学，从事教学研究，傅斯年则继续负责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工作。
傅信中的“吾等到此”的“此”，指的是云南。
他们虽然处于不同岗位，但都从事研究工作，配合国民政府抗战。
到云南后，两人联系不多。
那么，傅斯年为什么突然致函顾颉刚呢？事情要从《边疆周刊》说起。
1938年12月19日，顾颉刚创办的《益世报》副刊《边疆周刊》正式面世。
发刊词(顾颉刚拟定)称：“要使一般人对于自己的边疆得到些认识，要使学者们时时刻刻不忘我们的民族史和疆域史”，“更要促进边疆人民和内陆同胞合作开发的运动，并共同抵御野心国家的侵略。
”发刊词外，更有一系列关于民族的文章刊出。
《边疆周刊》的出版，引起傅斯年极大忧虑。
他认为此事“关系不小”，不能缄默，立刻致函顾颉刚。
根据顾颉刚的说法，傅信的主要内容是：“现在日本人在泰国宣传桂滇为泰族T hai故居，而鼓动其收复失地；某国(指英国)人又在缅甸拉拢国界内之土司，近更收纳华工，志不在小。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傅斯年外号傅大炮把孔祥熙宋子文皆轰下台导语：傅斯年是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灵魂，曾担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台湾大学校长。
他外号“傅大炮”，把孔祥熙傅斯年是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灵魂，曾担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台湾大学校长。
他外号“傅大炮”，把孔祥熙、宋子文先后轰下台。
他一生颇多趣事，堪称“性情中人”。
从“健将”遁入书斋1917年，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从上海迁到北京，北大即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
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的言论和著作也给当时的北大学生傅斯年以积极影响。
1918年夏，傅斯年与罗家伦、徐彦之、康白情等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月刊，提倡新文化要有“批评的精神”、“科学的主义”、“革新的文词”，研求“修身立学之方法与径途”。
1919年1月1日，《新潮》创刊号面世。
傅斯年在《〈新潮〉发刊旨趣书》中给《新潮》规定了四个责任：(1)唤起国人对本国学术之自尊心;(2)对中国社会进行启蒙教育;(3)鼓动学术上之兴趣;(4)提高学生特别是中学生的思想素质，使之摆脱封建文化、道德的影响。
傅斯年在《新潮》发刊词中，要青年学生“去遗传的科举思想，进于现世的科学思想;去主观的武断思想，进于客观的怀疑思想;为未来社会之人，不为现在社会之人;造成战胜社会之人格，不为社会所战胜之人格。
”他积极地对社会的现实和历史进行批判，剖析中国国民的劣根性及其表现，猛烈地抨击封建的伦理道德，提倡个性解放，主张用“民主主义”来改造中国的政治以及社会生活。
他还主张把“新思想夹在新文学里，刺激大家，感动大家，因而使大家恍然大悟”，促动大家对于人生的自生活常识分享。
大男人傅斯年作者：何贤桂来源：《领导文萃》2011年第14期理性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傅斯年是北大学生游行的主要组织者之一。
当天上午，傅斯年在北大主持筹备游行示威的会议，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
等到下午两点半左右，北大学生游行正式开始，傅斯年扛起大旗，走在队伍的前列。
一路上，游行队伍情绪高涨，有学生高喊：“到外交部去!到卖国贼的家去!”傅斯年听后，怕大家情绪失控，劝说同学要理智文明游行。
但是，游行队伍终究因为高涨的愤怒情绪，冲向赵家楼曹汝霖住宅，痛打了章宗祥，火烧了赵家楼。
待运动第二天，傅斯年退出游行队伍。
此后，傅斯年不再参与学生会活动。
他没有像其他学生那样沉浸于“五四”运动的狂欢中，而是开始反思这场运动。
1919年9月，傅斯年在一篇文章中肯定了“五四”运动对中国社会的贡献，但是，他更期望青年学生潜心读书，积蓄力量。
他说：“我希望同社诸君的是：(1)切实求学，(2)毕业后再到国外读书去，(3)非到三十岁不在社会服务。
中国越混沌，我们越要有力学的耐心。
”坚守傅斯年于1938年被国民政府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一直保持独立风格。
傅斯年进入国民政府后，发觉行政院长孔祥熙有腐败迹象。
为此，傅斯年给蒋介石写了两次信，没引起蒋介石的重视。
于是，傅斯年继续收集孔祥熙的贪污腐败资料。
在一次国民参政会大会上，傅斯年痛斥說：“抗战以来，大官每每是大商，专门发国难财。
我们本是夸力国而非法治国，利益到手全不管一切法律，既经到手则又借法律名词如‘信用’、‘契约’等以保护之，这里面实在没有公平。
”这之后，蒋介石非常紧张，约请傅斯年吃饭，不想将孔祥熙之事闹大。
后来，迫于压力，蒋介石只好免去孔祥熙的职务，并由宋子文接替。
傅斯年并不因为宋子文是一位刚上任的官员就格外信任，他依然以自己的眼光判断这位新官。
没过多时，傅斯年便发现宋子文种种腐败劣迹。
1947年2月15日，傅斯年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一文，各大报纸纷纷转载，一时引起了轰动。
1947年：傅斯年和中国言论界作者：傅国涌来源：新世纪网来源日期：2004-11-10本站发布时间：2004-11-14阅读量：126次“欧美报纸，常常一篇社评可以影响一个内阁或一个部长的去留，中国的言论界则很少有这种力量。
这当然非谓言论界本身的不努力，实际上这是中国的社会情形与欧美各国不同的结果。
然而我们总希望中国的言论界，能够一天一天发挥更大的威力。
我认为言论自由是要言论界自己去争的，决不能期望政府来给言论界以‘言论自由’。
言论界争取‘言论自由’，自然要联合起来争，全体起来争，但是在这争取‘言论自由’的过程中，也得要有几个硬骨头的人物来领导一下。
但是这种领导言论的责任，也不是随便什么人可以负得起来的，还要看这个人的学问识见及声望地位如何。
譬如抨击宋孔的文章，假如那三篇文字是像我这样一个普通读者写的，恐怕未必能引起这样大的注意，甚至大公报或贵刊都不登，亦未可知。
此外，要是一个普通的新闻记者写了像傅先生那样激烈露骨的文章，恐怕他就要遭到许多困难了。
我认为傅先生发表了这样几篇的文章，言论界的风气，很可为之一变。
假如中国能够有十个‘傅孟真’，挺着胸脯说硬话，则中国的言论界也不致于像过去那样的萎靡不振，政治上的风气也不致于像过去那样太不像样。
我们实在希望中国言论界能多几个‘傅孟真’，能这样，风气自然可以慢慢的改变过来。
”[1]这是1947年3月1日一位署名“许金铿”的上海读者写给《观察》周刊编者的信，以《傅孟真的文章》为题发表在3月8日的《观察》第二卷第二期“读者投书”栏。
五十五年后我读了还是感慨不已。
1947年2月15日的南京，依然是春寒料峭，已过了知天命之年的傅斯年（字孟真）在《世纪评论》周刊第七期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炮轰行政院长宋子文，开篇即指出“古今中外有一个公例，凡是一个朝代，一个政权，要垮台，并不由于革命的势力，而由于他自己的崩溃！”[2]直言国民党政治上的失败。
宋子文初上台时，他曾寄予希望，还在《大公报》发表评论说过宋的好话，以为他和孔祥熙不一样。
事隔不久，宋的真面目就露出来了，傅斯年无法容忍孔宋这些“侵蚀国家的势力”，他不愿看到政府的垮台，以免玉石俱焚，所以必须说出真话。
他从宋子文的黄金政策、工业政策、对外信用、办事作风、中国文化修养和态度等五个方面，最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真愤慨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政会要与孔祥熙在法院见面一样，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跨了。
”[3]一个学者如此直截了当地抨击政府首脑在中国是罕见的，一文既出，“各地报章纷纷转载，举国注目。
”据那天的胡适日记，成舍我主办的《世界日报》当日甚至用了“傅斯年要革命”这样耸动视听的标题。
《世纪评论》是担任过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的经济学家何廉1947年1月筹款创办的，由留美政治学博士张纯明主编，撰稿人包括萧公权、吴景超、潘光旦、蒋廷黻、翁文灏等，他们批评时政，倡导民主，言论大胆，很快得到社会公认。
何廉回忆：“1947年春季的一天，我收到傅斯年赞扬《世纪评论》的一封信，……我回信约他给《世纪评论》写稿子。
不久，我在南京遇到他。
他告诉我说，他要给《世纪评论》写稿子，但有一个条件，就是按原文发表，不能有一字改动，我立刻表示同意。
过了两天，他把稿子交给总编辑张纯明”。
《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一发表，“不到半天时间，这一期《世纪评论》在上海市面上就见不到了。
这并不是说《世纪评论》的发行量空前地突然增加，而是一定有人从报贩手里全部收买去了。
我立刻到《大公报》馆找到经理胡霖，把我自己手里的一份登有傅斯年文章的《世纪评论》给他看。
我告诉他说这一期在市面上谁也买不到了，问他能否在《大公报》上发表，他立刻同意了。
就在第二天早晨，这篇文章在《大公报》上发表了。
”[4]将刊载傅斯年文章的刊物“搜买一空”，《观察》称之为“颇有‘寓买于禁’的味道”。
一星期后，傅斯年在《世纪评论》第八期发表《宋子文的失败》一文，直言：“自抗战以后，所有发国难财者，究竟是那些人？照客观观察去，套购外[汇]和黄金最多的人，即发财最多的人。
……（孔、宋）二人虽不睦，但祸国的事，却也‘萧规曹随’。
”他列举事实指出孔、宋代表的权贵势力“断送中国的经济命脉”，“简直把中国葬送在十八层地狱下了。
”说到工商贷款，他痛心地说：“今天的工贷都成了商贷，而且都成了投机贷。
……惟有权门、霸户、豪势、或与这些人有关系的，才能得到贷款。
孔宋二氏这样一贯的做法，简直是彻底毁坏中国经济，彻底扫荡中国工业，彻底使人失业，彻底使全国财富集于私门，流于国外！”储安平在2月16日给傅斯年的信中说：“先生在参政会慷慨陈辞，主张清查宋、孔产业，举国共鸣。
国事如此，忧心如焚，顷闻先生将为《世纪评论》连写两文，促宋下台，谠论一出，行见全国响应。
不知先生拟写之两文中，能否分赐一篇惠交敝刊？”[5] 3月1日，傅斯年在《观察》周刊（第二卷第一期）发表第三篇檄文《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从国家资本、官僚资本、权门资本出发，条分缕析将当时中国的状况讲得清清楚楚，他不是经济学家，不过是直言无讳，说出了很多经济学家不敢说的真相。
这样的文章今天不大读得到了，我就不怕累赘，多抄几段：他指出包括铁路、银行、航运等在内的国家资本被“各种恶势力支配着（自然不以孔宋为限），豪门把持着，于是乎大体上在紊乱着，荒唐着，冻僵着，腐败着。
恶势力支配，便更滋养恶势力，豪门把持便是发展豪门。
循环不已，照道理说，国家必糟。
”关于官僚资本，他一针见血地说：“于是乎小官僚资本托庇于大官僚资本，大官僚资本托庇于权门资本。
小官僚大官僚资本有些是以‘合法’方法聚集的，有些则由于鼠窃狗偷。
无论如何是必须依靠大势力的，尤其是豪门资本。
”权门资本“一方面可以吸收、利用、支配国家资本，一方面可以吸取、保护（因保护而受益）次于他的官僚资本。
为所欲为，愈受愈大。
用着一批又一批的‘机器’（这‘机器’在宋氏门下很多是些美国留学生，自以为了解所谓Sound Business的，极肤浅的人）爪牙，人狗（例如战前广东银行经理，已经枪毙了的），家奴……”“今天的官僚资本当然推孔宋二家，二家之外，有些在滋长中。
两家的作风并不尽同。
孔氏有些土货样色，号称他家是票号‘世家’，他也有些票号味道，尤其是胡作非为之处。
……这一派是雌儿雏儿一齐下手，以政治势力，垄断商务，利则归己，害则归国，有时简直是扒手。
我说到这里，我想，他该告我诽谤罪了，我却有事实证明。
……所以他如以我为侮辱，必须告我于法院，我很愿对簿公庭。
”“宋氏的作风又是一样。
……他的作风是极其蛮横，把天下人分为两类，非奴才即敌人。
这还不必多说，问题最重要的，在他的无限制的极狂蛮的支配欲，用他这支配欲，弄得天下一切物事将来都不能知道公的私的了。
”从电厂到煤矿，说是“国营”，实为“宋营”。
“由准许私人投股之国营，一下而入于中国银行，又由中国银行而姓了宋，这中间，也许有他的‘合法’手续，凡创朝代都是合法的。
”“古人说‘化家为国’，现在是‘化国为家’。
”“在今天宋氏暴行之下，还有人说，孔比他好，这真全无心肝之论，孔几乎把抗战弄跨，每次盟邦帮助，他总有妙用，并且成了他的续命汤。
在今天宋氏这样失败之下，他必须走开，以谢国人。
在位者要负责任的。
……总而言之，借用二家财产，远比黄金拢回法币多，可以平衡今年预算。
……所以要征用，最客气的办法是征用十五年，……这办法自须先有立法程序，我想立法院可以压倒多数（如非一致）通过。
”他最后说：“这篇文字全由我负责，与编辑无涉，另有在世纪评论两文（一卷七期八期）可与此文参看。
”同一期《观察》的“观察文摘”栏即摘载了他在《世纪评论》首发的另两文。
储安平在《编辑后记》中说：“傅孟真先生一连写了三篇抨击孔宋豪门资本的文章。
他的文章是爆炸性的。
”在1947年的中国，这不是傅斯年一个人孤立的声音，经济学家马寅初等硬骨头的知识分子也一直在大声疾呼，抨击豪门资本，陈云阁主持的重庆《世界日报》就发出过同样的声音，2月16日（即《这个样子的宋子文走开》首发的第二天），刊出社评《罢免宋子文！》，和傅斯年的文章异曲同工，直接发出了罢免政府首脑的呼号——“总之从政治责任讲，宋氏自任行政院以来，对大大小小的问题，不是无政策便是乱干蛮干，以致措施乖方、贻害无穷。
当前的金融风潮既已经威胁到整个国计民生，追究责任，宋氏万难脱逃。
从政治纲纪讲，一国的行政院长，在客观事实上如已表现出凭借权势以操纵市场，扰乱金融，垄断工商，吞食国计的违法败纪行径，则除罢免其官职外，自可没收其财产，惩治其罪尤。
我们本此正义的认识，敢代表全国最大多数善良人民，吁请政府最高当局，当机立断，迅采立法院与参政会的主张，立即罢免宋子文以谢国人。
”[6]顺便说一句，直到1948年1月15日，重庆《世界日报》还发表社评——“清算豪门的时候到了！”正是那些良知未泯的知识分子说出了千千万万老百姓的心声，从而成为感动了一个时代的文字。
宋子文是一个怪物，作为显赫的宋氏家族的长子，他在哈佛大学接受了最好的教育，“他思想，说话，和写字时都喜欢用英文而不喜欢用中文”，惟独对权力和财富的贪婪是中国式的。
傅斯年说“他的中国文化，请化学家把他分解到一公忽，也不见踪影的”。
《何廉回忆录》中提到1945年冬天，宋子文出任行政院长兼最高经济建设委员会主席，蒋介石要他将战后五年经济建设纲要送交宋一份，“使我感到非常有趣的是，宋子文看过这份纲要后竟然说：‘但这是用中文写的。
’他问我有没有英译本，我说没有，他要我为他译一份英文本。
”[7] 1947年3月1日，宋子文在黄金风潮中被迫辞职下台，离《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发表不过半个月。
尽管他的下台无损于豪门资本的毫末，他继续他的“化国为私”的“宋营”事业。
莫道书生空议论，当年3月8日的《观察》通讯《宋子文下台前夕的南京》曾对“傅斯年在参政会和各刊物上抨击孔宋的怒吼”大为赞许。
亲历过那个时代的何廉也说过，傅斯年的文章和宋子文的辞职“是有很大关系的”。
自早年求学北大时创办《新潮》、领导“五四”学生运动以来，傅斯年即享有盛名，他不是政治家，也无意追逐权位，首先是一个有成就的历史学家，一介书生，当然并不是他没有机会入阁，但他始终相信只有站在政府之外，保持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才能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
他曾写信给亦师亦友的胡适说：“我们自己要有办法，一入政府即全无办法。
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
”“我们是要奋斗的，惟其如此，应永远在野，盖一入政府，无法奋斗也。
”[8]好一个“永远在野”，这是一个新型知识分子的自觉选择，他所梦想的不再是为“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不再是为“帝王师”，他寻求的不是权力，而是监督和制约权力，做社会的良知。
诚如当年那位读者写给《观察》编者的信中所言，一个傅斯年站出来也许没有什么，倘若有无数个傅斯年挺身而出，就会形成一个独立的、有力量的言论界，使权势集团懂得有所忌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