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了__着__过_与汉语时制的表达

《语言研究》2002年第3期（总第48期）“了”、“着”、“过”与汉语时制的表达李铁根［韩国］庆山大学　内容提要本文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从汉语时间表达的角度对时态助词“了”、“着”、“过”的表时功能作了综合的考察分析，进而提出一个新的现代汉语时制分类系统。

主要观点如下：1、时制的表达系统不能用客观的时间系统来概括，各种语言的时间表达并非一定遵循“三时制”；2、绝对时制和相对时制在现代汉语中均有所反映。

从绝对时角度分类，汉语的时制可分“已然”和“未然”，从相对时角度分类，可分“同时”和“异时”，二者都各有一定的表现形式，并且存在着语法上的对立；3、任何一个句子都有“时”，时间因素可以是显性的，也可以是隐性的；4、“了”、“着”、“过”都是既能表“态”又能表“时”的语法成分。

作为绝对时标记，它们都表“已然”，不表“未然”；作为相对时标记，“着”表“同时”，“了”、“过”表“异时”。

不同时制功能的呈现受不同句法条件的制约；5、汉语中存在着绝对时中包含相对时的混合情况。

关键词：“了”“着”“过”汉语时制表达中图分类号：H14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263（2002）03-0001-13一现代汉语时制研究简述所谓时制，指的是事件发生时间与说话时间或与另外一个参照时间在时轴上的相互关系①。

时制有两种基本类型：绝对时制和相对时制。

前者指事件发生时间与说话时间所形成的时间关系，后者指事件发生时间与说话时间以外的某个参照时间所形成的时间关系。

语法上的时制研究就是研究各种时制意义和各种表现形式以及二者之间的对应关系。

时制问题是普通语言学研究的中心问题之一，尤其在印欧语等形态发达的语言研究中这个问题受到格外的重视。

反观现代汉语时制问题的研究，则显得相对薄弱，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还不够。

只是在近十几年来，随着语法研究的不断深入发展，人们对汉语的时制问题又有了新的认识，因而探讨这一问题的论著才逐渐多了起来，现代汉语时制问题也逐渐成为焦点问题之一，引起了较广泛的注意。

在早期的汉语语法论著中，时制问题很少见到系统的论述，但与时制相关的内容并非罕见。

如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虽没有辟专章谈时制问题，但与时制相关的内容散见于该书各处。

黎氏语法系统是建立在英语语法的基础之上的，他注意从表时的角度去观察一些语法现象，这是值得称道的。

黎氏指出，汉语中动词“时制”（tense）变化，依靠“时间副词”和“助动词”的参伍活用（按：该书把助词“了”、“着”以及“来着”都看作助动词）。

他还根据时间副词的表时特点将它分为过去时、现在时、未来时、不定时四种类型。

其中，不定时的提出，认定助词“过”有表过去时的功能，都体现了作者的独到见解。

早期有的语法论著还明确提出汉语有表时的语法范畴。

如后藤朝太郎就把北京话的动词划分为“现在形”、“过去形”、“未来形”，分别用“着”、“了”、“要”表示②。

高名凯（1986）对汉语有时范畴的观点进行了剖析并加以彻底的否定。

他认为汉语没有表时间的语法形式，因而没有时的语法范畴。

“着”、“了”等都是表体的虚词，与时无关。

王力（1954，1982）也认・1・为汉语没有“tense”可言，但有“aspect”，即只承认汉语有体，而无时。

高氏和王氏的这种观点影响极大，后来绝大多数语法论著在谈到时体问题时，都认为汉语只有体范畴，而无时范畴，“了”、”着”、“过”这类虚词只表体，而不表时。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吕叔湘（1982）对时的论述。

他在《中国文法要略》下卷《表达论：范畴》中专列“时间”一章，讨论有关时间表达的一些问题。

其中“三时”的论述尤其引人注意。

他建议把“三时”（现在，过去，将来）的观念改造为“基点时”、“基点前时”、“基点后时”，并指出基点包含说话的时刻的是绝对基点，不包含的是“相对基点”，然后深入讨论了“绝对基点”、“相对基点”及前时、后时的种种表达形式③。

这里有两点值得特别注意：a. 绝对基点和相对基点的提出，明确区分了绝对时制和相对时制两种时制类型，加深了人们对时制的认识；b. 突破了以往只从动词本身以及只从语法形式方面谈时制的范围，将词汇手段引入时制系统中。

给人们的启发是：语法手段和词汇手段都是制约时制表达的重要因素，汉语尤其不应忽视词汇手段在表达时制方面的作用。

吕叔湘关于时制的思想后来在李临定（1990）、龚千炎（1995）那里都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汉语没有时的范畴的观点受到来自前苏联汉学家龙果夫、雅洪托夫及国内学者张秀等人的挑战。

在王力《汉语语法纲要》的注评以及附于书末的评论文章中，龙果夫和雅洪托夫都认为王力所谓的情貌记号“了”、“着”、“来着”等不仅表示情貌，而且表示时间，认为汉语的动词是有时范畴的。

他们的观点分别在各自的专著中得到进一步阐释。

龙果夫（1958）专门论述了汉语的时间范畴。

他认为在现代汉语里，时间范畴形成两个系统：各种过去时的系统和“过去时——现在时——将来时”的系统。

过去时系统是用语尾“了”、“过”和“的”、“来着”来表现的。

他还论证了句尾“了”、“呢”以及“着”、“在”、“着呢”、“没有”等兼表时间的作用，并通过方言的变化来说明这些成分转变的趋势。

雅洪托夫（1959）也对汉语的时间范畴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他说：“汉语的时间范畴不是纯粹意义的时间范畴，而是由于附加的体的意义以及部分地由于能愿的细微意思而复杂了的时间范畴。

汉语动词的时，和许多其他语言动词的时一样，是混合的体——时范畴。

”雅氏分析了一些时制类型，并指出各自所有的形式标志。

他还专门批评了把“了”、“着”、“过”单纯看作体标记的观点，尤其着重批评了“了”与将来时有关的观点，并提出“了”在复句中表相对过去时的看法。

认为“他明天走了，我再告诉你。

”这类复句中的“了”仍表过去时，带“了”的动词表示的，不是说话以前的动作，而是全句所谈到的动作之前的动作。

他说俄语里同样有着时在一定类型复句里的相对用法，“如果根据带‘了’形式的相对用法，就否认汉语存在着时的范畴，那么就不得不承认，就是俄语也没有时的范畴了④。

”龙果夫和雅洪托夫关于汉语时制范畴的观点尽管有的尚值得进一步商榷，但的确有其独到之处，有些观点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我们的时制问题的研究具有启发性。

遗憾的是，国内语言学界对他们二人关于汉语时制问题的观点并没给以足够的重视，也没展开进一步的讨论。

张秀（1957）专门探讨了汉语的时体问题。

他从解析“时”、“体”的定义入手，提出了他对时体的理解，并阐述了与绝对时制相对的关系时制（即相对时制）这一概念。

认为汉语没有绝对时制，而有关系时制。

指出汉语关系时制的三种类型：不定时（以零形态表示），决定时（以句尾“了”表示），进行时（以句尾“呢”表示）。

他认为绝对时制的语法意义在汉语中是用词汇形式来表现的。

但在另一篇文章中也指出，有时关系时制及直陈语气以外的语气的形态也可用来表现绝对时制的语法意义⑤。

张秀关于汉语时制的认识及分析自成一家之言，其研究思路对后人的时制问题研究还是有一定启发意义的。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语法研究的深入展开，汉语时制问题也逐渐引起重视，相关语法论著不断出现，标志着汉语时制问题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王松茂（1981）重新论述汉语时体范畴，认为汉语有时态（tense）范畴，并将汉语时态类型概括为五种：过去时，近过去时，现在时，近将来时，将来时。

他认为这些不同类型是通过特定时态助词（即一般理解的时间副词，如“已经”、“刚刚”、“正在”、“就”、“将”）来表示的。

此外他还认为汉语有一种不反映动作行为时间的不定时句（如：“我们学习科学技术。

”“太阳从东方升起。

”）。

他的时体论尽管看・2・起来简单明了，自成体系，但他仅仅根据时间副词的不同来讨论汉语时制类型，局限性是很大的。

而且在他的时范畴里，相对时制问题根本未予考虑，其他与时制相关的诸多语法现象也无所归属。

时制问题显然被简单化了，因此他的文章并未引起太大的注意⑥。

陈平（1988）关于汉语时制结构的论述引起了普遍重视。

他强调了时制（tense）研究在汉语语法研究中的重要地位，论述了与时态（aspect）分开处理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批评了以往将二者混为一谈的倾向。

他还举例说明句子的时制特征对于“V了”和“V+了+V”这两种语法格式的影响，进而指出，汉语句子在时制结构方面的差异，确实伴随着相应的语法形式特征，只是隐蔽较深，不易被发现。

他既注意了绝对时制的特点，又注意了相对时制的作用。

然而，他没有对汉语时制结构作详细的分析。

还有，正如竟成（1996）所指出的那样，时间系统三元结构并非处于同一平面，时相结构在上位，时制与时态在下位，三者不宜并列提出。

此外，他一方面撇开时态谈时相，另一方面又利用时态，并没有充分贯彻将三者区别开来分别处理的原则。

李临定（1990）充分考察并描写分析了汉语的时的系统。

他认为“汉语也有自己的‘时’范畴。

……汉语的‘时’范畴是通过不同的分析形式和动词的零形式来体现的，前者是通过附加和时间相关的助词、副词等来显示时间关系。

”，他认为汉语既存在着“绝对三时系统”，又存在着“相对三时系统”，据此分出11种类型，然后分别加以详细的描写分析⑦。

他的时制系统是目前我们所见到的描写现代汉语动词的时制结构的较为详细的系统，他的研究对现代汉语时制问题的研究无疑具有参考价值。

他对汉语时制的理解、分类以及对一些语法成分的看法很有其独到之处。

如把“过”单纯作为表时标记（表过去时）看待，而不看作表体标记，“了2”也作为表时标记之一看待。

不过，他没有把时和体严格区分开来，尽管分别谈时和体，但二者仍搅在一起，还是使人分不清时和体的界限。

此外，在具体的分类上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龚千炎（1991、1994、1995）认为汉语并不具备表达时制的语法成分系统，尚未形成“时”的语法范畴。

汉语句子的时制的表示采用的是词语的形式，即采用词汇手段表达时制。

他也区分了绝对时制和相对时制，但在具体分类描写时，他是将二者融为一体的，他从绝对时制和相对时制两个方面来给各种时制结构类型命名（如“先事——现在时”）。

他还指出，时制成分虽然都是实义时间词语，但时制结构类型尤其是基本结构类型都具有抽象概括的语法模式的性质。

因此，不能把汉语的时制成分仅仅看作一个孤立的词汇成分，而必须归纳时制的结构模式，解释它的独特作用。

由于他完全否定汉语表时的语法成分的存在，这就使他的研究偏于意义上的分析，加之他将绝对时制与相对时制混在一起给一个句子规定时制类型，不免难以捉摸。

如把“上个月他就说，今天会发生事故的。

”分析为“后事——现在时”就很难使人理解⑧。

事实上，表时语法成分是客观存在的，彻底否定难免失之武断，其结果必然导致分析上的自相矛盾。

如龚千炎一方面指出含“来着”的句子必为过去发生的事件，“来着”具有回溯往事的意味，简直可以认作过去时的标记，归属“时”的语法范畴，另一方面又坚持说它是“明显的时态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