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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清末以来法律辞书的译介与出版1. 引言1.1 背景介绍在我国清末时期，法律体系逐渐开始完善，但是受传统观念和技术条件的限制，法律学习和研究的发展仍然相对滞后。
在这样的背景下，引进和翻译外国法律著作成为了摆脱困境的一种重要途径。
尤其是法律辞书作为法律学习和研究的重要工具，其译介与出版对我国法律体系的建设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随着近现代法律学的不断发展，我国开始重视法律辞书的翻译与出版工作，逐渐建立起了自己的法律辞书体系。
这些翻译出版的法律辞书不仅为我国法学界提供了丰富的学术资源，也推动了我国法制建设的进步。
法律辞书出版仍然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如语言障碍、版权问题、市场需求等，这些问题亟待解决。
近年来，随着我国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和法学研究水平的提高，法律辞书出版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越来越多的法律辞书被翻译成中文并面向广大读者，这有助于提高我国法律人才的素质和水平，促进法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我国清末以来法律辞书的译介与出版对于我国法制建设和法学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未来的发展中，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强翻译与出版工作，拓展翻译领域，提高翻译质量，促进法律辞书出版事业的发展，为我国法学研究和法制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2. 正文2.1 清末以来法律辞书的引进清末以来，我国对法律辞书的引进始终受到历史和文化的影响。
在清朝末期，随着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影响，中国开始接触西方的法律制度和文化，法律辞书也逐渐被引进到中国。
最早的法律辞书引进可以追溯到清朝末年的光绪时期，当时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开始翻译和引进西方的法律辞书，以便了解西方国家的法律制度和规范。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开始逐渐建立起自己的法律体系，法律辞书的引进也更加系统和完善。
20世纪初期，中国的法学教育开始兴起，一些知名学者开始翻译和编纂法律辞书，如《中国民法大全》、《中国刑法大全》等。
这些法律辞书的引进对于中国的法律教育和法治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为中国的现代法律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中国法律近代化简论（下）三、20世纪初年的法律改革梁任公先生阐述中国近代思想进化时，把开始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列为“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的第一期，而把1895年到“五四”运动以前的一段时间，列为“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的”第二期，这一期，因“觉得我们政治法律等等，远不如人，恨不得把人家的组织形式，一件件搬进来”。
50任公先生是第二期改革的健者，他和他的老师康有为掀起维新运动，但最后却不能不只身逃亡海外，而把改革政治法律的事业，留给20世纪初年的国内改革者。
庚子八国联军之役，乃中国近代史之转折点。
掌握封建国家统治实权之慈禧集团，为挽救风雨飘摇中之王朝命运，终于厚着脸皮打起两年前惨遭其血腥镇压的维新派的“变法”旗号，下令变法。
从而开始了晚清十年之久的变法修律。
但是，由此而引起的新与旧，中与西，两种法文化的矛盾交织进行，外来法文化与中国传统法文化之冲突，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深刻激烈。
这一矛盾，迄至清亡，亦未消除。
（一）变革法令，清朝廷的参酌西律与保存国粹晚清慈禧集团，是中国近代最反动、最腐朽、最保守、最残忍的政治集团。
庚辛以前，他们藉口祖宗之法不可变，对外可以割地赔款，出卖国家主权，对内则宁可亡国，不可变法。
敌视任何社会之进步，扼杀一切社会新机，顽固维护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法律制度，把中华民族推向死亡之深渊。
他们杀“六君子”，囚光绪帝。
然而，时隔两年，在外国侵略者的炮口下，他们又不得不极其卑下地用沾满维新志士鲜血的双手，接过维新志士的变法旗号，于庚子十二月十日逃往西安后下令变法。
他们欺世盗名，侈谈变法，宣称，“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
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
”为此必须更张法令，破除锢习，除昭然如日星照世的三纲五常之外，“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取外国之长，补中国之短。
命令大小臣工，“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51各抒所见，实行改革，为随后的变法修律，敲响了开场锣鼓。
我国清末以来法律辞书的译介与出版中国的法律辞书的译介与出版可以追溯到清末时期。
那时，中国开始引进西方的法律知识，为了更好地理解和应用这些知识，中国开始翻译和出版法律辞书。
下面将从清末开始，探讨我国法律辞书的译介与出版情况。
首先要提到的是梁启超。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和翻译家，他在清末时期翻译了不少西方的法律著作。
他将许多西方法律作品译介到中国，包括《美国合众国法律辞典》、《英国法律百科全书》等。
这些译作为当时中国法律学术界和法律实务界所熟知和广泛使用。
梁启超的翻译工作对中国的法律知识的引进和普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20世纪中叶，随着中国法学研究和法律教育的发展，法律辞书的译介和出版工作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动。
中国的法学界开始倡导翻译和出版更多的西方法律著作，以丰富中国的法律知识资源，满足法学研究和法律实务的需要。
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翻译家和法学家，他们翻译和编撰了不少法律辞书，为中国的法律学术和法律实务做出了贡献。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和与国际社会的交流日益加深，中国的法律辞书的译介和出版工作也进入了新的阶段。
中国开始引进和翻译更多国际上的法律著作，以增进对国际法律的了解和应用。
中国的法学界也开始走向国际，与国际上的法学界进行交流合作，共同翻译和出版法律辞书，以建设全球化的法律知识体系。
我国清末以来法律辞书的译介与出版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从梁启超到胡适，再到当代的法学家和翻译家，他们都为中国的法律知识的引进和传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和与国际社会的交流，我国法律辞书的译介与出版工作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法律辞书将会更加丰富和多样，为中国的法学研究和法律实务提供更好的支持和保障。
我国清末以来法律辞书的译介与出版随着我国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法律体系的完善，法律辞书的译介与出版也逐渐成为了重要的学术工作。
清末至今，我国的法律辞书译介和出版经历了许多阶段，见证了我国法律学科的发展和国家法制建设的进步。
本文将就我国清末以来法律辞书的译介与出版做一梳理和介绍。
清末至民国初年，我国开始接触西方法律文化，法律辞书的译介工作也开始逐渐展开。
当时的学者们主要以《刑律译解》、《律学字义》等辞书为主要翻译对象，将西方法律文化引入我国。
这一阶段的译介工作主要以介绍、解释西方法律名词和概念为主，为我国的法学界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不断深化，法律辞书的译介与出版工作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我国的法学界开始关注国际法律的发展和研究，将《国际法大辞典》、《国际私法辞典》等辞书引入我国，并进行相应的翻译和出版工作。
这一阶段的译介工作不仅丰富了我国法学界的理论研究，也促进了我国法制建设的国际化进程。
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和社会需求的变化，我国的法律辞书译介与出版也进入了数字化时代。
许多法学院校和研究机构开始利用互联网和数字平台，将《法律词典》、《司法解释词典》等辞书进行电子化处理和出版，以满足广大读者和研究者的需求。
这一新形式的译介与出版工作不仅提高了辞书的传播效率，也为法学界的交流合作提供了便利条件。
在当前，我国的法律辞书译介与出版工作已经进入了多元化发展阶段。
许多学者和翻译人员致力于将国际先进的法律理论和实务经验引入我国，译介和出版了不少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法律辞书，如《刑法学大词典》、《商法词典》等。
与此我国自身的法律理论和实践经验也得到了积极宣传和推广，如《中国法律大辞典》、《中国刑法解释词典》等辞书的译介与出版，为国内外读者提供了全面了解我国法律体系的途径。
我国清末以来法律辞书的译介与出版
我国清末以来，随着对外开放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国内对法律辞书的需求越来越大。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开始了法律辞书的译介与出版工作，为法学教育和法律实践提供
了良好的支持。
清末民初，西方法律思想开始传入中国，不少人开始尝试将它们翻译成中文。
1897年，福建参议院议员谢番正翻译了《英国商法》一书，成为我国第一部翻译的西方法律著作。
此后，陆续有很多法学专家、学者投身到法律辞书的翻译和编纂中。
20世纪30年代，随着法国等国法学教育体系进一步深化，法律辞书的译介热潮再度
兴起。
当时，中国大陆和台湾先后出现了不少翻译团体、翻译学会，他们陆续翻译了众多
有影响的外国法律著作，如《国际海商法》、《国际公法》和《国际私法》等，这些书籍
不仅满足了国内学者和法律工作者的学习需求，也极大地丰富了我国法律辞书翻译成果的
体量和质量。
到了21世纪，我们的法律辞书翻译和出版工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随着我国法律体
系的逐步完善和与国际接轨，国内对外语法律辞书的需求不断增加。
一些政府机构和出版
社开始推出扶持计划，鼓励并支持优秀的法律辞书翻译出版工作，以满足人民群众对法律
知识的日益增长的需求，对我国自身法律事务和国际法规的运用提供更为丰富的素材资源。
总体来说，我国清末以来法律辞书的译介与出版工作虽然经历了波折和挑战，但也在
经验累积、技术提高和政策支持的基础上不断发展进步，现在已成为世界法律辞书翻译发
展的重要领域之一。
未来，我们还需要坚持创新发展，推出更多实用、权威的法律辞书，
为推进法制建设和现代化进程做出更大的贡献。
第9卷第3期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V ol.9No.3 2008年9月Journal of Y anshan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Sep.2008一、“和製漢語”的相关先行研究梳理1.概念探讨“和製漢語”是日语语言学范畴中的专业术语，直译为中文就是“日本制造的汉字词”。
从词的来源角度来看，现代日语词汇可分为和语词（“和語”）、汉语词（“漢語”）、外来语词（“外来語”）、混种语词（“混種語”）。
[1]“漢語”原是指从古代汉语传入日语的那部分词语，但是日本人在吸收中国文化的历史过程中，也仿照汉语的构词形式创造了很多汉字词，这些词也属于“漢語”的范畴。
因此，在对数目庞大的“漢語”群体进行内部分类时，区分中国人的造词（即“中国製漢語”）和日本人的造词（即“日本製漢語”或称“和製漢語”）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本文在“和製漢語”的概念确定方面，沿用朱京伟（1999）的观点。
[2]重点是幕府末期、明治时期的日本创造的汉字翻译词，主要是指反映西洋近代科学概念的译词。
2.幕末、明治时期“和製漢語”的形成过程及流入中国中国与日本同属“汉字文化圈”并且是至今仍然使用汉字的主要国家。
中日之间汉字及汉字文化的交流，古代主要是从先进的中国流向日本，中国创造的汉字及汉字文化自秦汉以后长时期、大规模传播东瀛，使日本在弥生时代实现从野蛮到文明的飞跃。
后来，日本人创制的拼音符号——假名，也从汉字偏旁和草书脱出。
至今，日本使用的常用汉字在两千字以上。
[3]明清之际涌现第一批由耶稣会128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幕末、明治时期的日本学人在创制汉字翻译词时利用了一种“宝石盒”效应（表面闪烁着光芒，不知其内在内容，却能魅惑人心），首先创制出词汇，但意义并不是那么清楚明确，在渐渐的使用过程中，意义才被追加，并最终固定下来。
[6]近代开始，中日间文化传播潮流出现了转向。
我国清末以来法律辞书的译介与出版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法律体系逐渐完善，法治意识也得到了不断的提升。
在这一过程中，法律辞书作为法律学习和研究的重要工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本文将对我国清末以来法律辞书的译介与出版进行一番探讨。
清末时期，我国的法律制度相对滞后，法律辞书的编纂和翻译工作也相对薄弱。
这时期的法律辞书主要是从国外引进，而且数量和质量都较为有限。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学者开始重视法律辞书的翻译和编纂工作，希望能够借鉴国外的法律理论和实务经验，为我国的法律事业作出贡献。
20世纪初期，我国开始出现了一些法律辞书的译介和编纂工作。
其中最著名的要数伍仲贤先生的《中国法学大辞典》。
这部大辞典汇集了大量的国内外法律专业术语和解释，填补了当时国内法学研究的空白，对我国法学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不少西方国家的法律辞书也被翻译成中文，为我国的法律学习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的法律辞书出版工作进入了全新的阶段。
政府重视法律教育和立法工作，也推动了法律辞书的翻译和出版工作。
在这一时期，我国陆续出版了不少重要的法律辞书，例如《法律大辞典》、《法律名词术语辞典》等，这些辞书对我国的法律教育和法律实务工作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法律辞书的翻译和出版工作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国外优秀的法律辞书纷纷被引进和翻译成中文，为我国的法律学习和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国内的法学研究也在不断深化，一些重要的法律理论和实务经验被整理成书，成为了法学界的重要参考资料。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发展，法律辞书的出版形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以往需要纸质书才能获取的法律资料，现在可以通过网络查询和下载，为广大法律工作者和学习者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一些专业的法律网站和平台也开始提供法律辞书的电子版，使得法律知识的传播更加迅速和便捷。
在我国清末以来，法律辞书的译介与出版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有限到丰富的发展历程。
论我国近代法律翻译的几个时期一、本文概述中国的近代法律翻译，是一个融合了历史、文化、社会和法律等多重因素的复杂过程。
本文旨在深入探讨我国近代法律翻译的几个关键时期，以及这些时期对我国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的影响。
我们将从清末民初的法律翻译启蒙，到民国时期的法律翻译繁荣，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法律翻译变革，梳理出一条清晰的法律翻译发展脉络。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将关注各个时期法律翻译的主要特点、翻译主体的变化、翻译方法的创新以及翻译成果的影响。
同时，我们也将探讨这些时期的法律翻译活动如何受到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以及这些因素如何共同塑造了我国近代法律翻译的历史面貌。
二、我国近代法律翻译的起源与发展我国近代法律翻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晚清时期。
在那个动荡的时代，西方法律思想的传入和本土法律体系的改革需求，共同推动了法律翻译活动的兴起。
最早的法律翻译活动，主要集中在对外国法典和法律文献的翻译上，其目的在于借鉴西方的法律制度和法律理念，为我国的法制改革提供参照。
随着翻译活动的深入，法律翻译逐渐形成了几个明显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对西方法律制度的初步了解和学习，翻译的重点是各国的法典和法律条文。
这一阶段的翻译作品多以介绍和解释为主，帮助国内的知识分子和官员理解西方的法律体系。
第二个阶段则是在理解的基础上进行的消化和吸收。
这一阶段的法律翻译不再满足于简单的文字翻译，而是开始深入探讨西方的法律理念、法律原则和法律精神。
翻译家们在翻译的过程中，开始注重对比中西方的法律文化，试图找出两者之间的共性和差异，为我国法律体系的改革提供更为具体的建议。
第三个阶段则是在吸收和消化的基础上进行的创新和发展。
在这一阶段，法律翻译不再局限于对外国法律的翻译，而是开始尝试将西方的法律理念和法律制度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探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
这一阶段的翻译作品不仅具有理论价值，更具有实践指导意义。
我国近代法律翻译的起源与发展，是一个不断深入、不断完善的过程。
我国清末以来法律辞书的译介与出版自清朝末年以来，我国开始出现了一系列的法律辞书及其翻译。
这些辞书帮助了中国在法律领域的发展，为中国现代法律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以下将介绍我国清末以来的法律辞书的译介与出版。
清末时期，我国开始引进西方的法律辞书，并逐渐翻译出版这些著作。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西方法律学》、《成文法典》、《中国刑律汇编》等。
这些著作的出版，为我国现代法律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西方法律学》是我国第一部最完整的西方法学著作翻译本，由洪家荣等人于1901年开始翻译，并于1902年出版。
该书是以英国著名法律学者拉塞尔的《西方法律学》为蓝本，翻译了该书的大部分主要内容。
这本著作的出版填补了我国法学研究中的空白，促进了我国现代法律学的发展。
《成文法典》则是我国第一部成文法典译本，由康有为在1904年开始翻译，并于次年出版。
该书是以奥匈帝国的民法典为蓝本，翻译了该法典的大部分内容及其注释。
该书的出版及其对民族法的定义影响深远，成为我国成文法典研究的重要起点。
《中国刑律汇编》是我国第一部大型刑事法律集成著作，由张之洞等人编辑，于1908年出版。
该书囊括了中国刑法的各个方面，如公共安全、危害国家、人身、财产等。
该书的出版为我国刑法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中国解决刑法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除了以上三部著作外，还有许多重要的法律辞书译介及其出版，如《罪犯管制法彙编》、《商法手册》等。
这些著作涉及的领域广泛，如商法、刑法、行政法等，为我国现代法律建设的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总之，我国清末以来的法律辞书译介与出版，为中国现代法律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这些著作填补了我国法学研究的空白，为我国走向现代法治国家的道路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