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预备立宪失败原因探讨

摘 要：十九世纪的 中国 和日本在面对资本主义列强侵略的背景下均试图通过 法律 改革救
国图强，制定《钦定宪法大纲》和《明治宪法》就是两国法律改革重要内容。前者以后者为
关
键词：《钦定宪法大纲》；《明治宪法》；制定背景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
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和国内农民起义的不断高涨，彻底地动摇了
清政府封建专制的统治根基，面对严峻的形势，清政府在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后，认为缓解各
种社会矛盾，稳固其统治的唯一办法就是立宪。而考察各国宪政，因日本与中国国情最为相
近又有通过维新变法一跃成为强国的成功经验，且唯独日本“立国为方，公议共之臣民，政
柄操之君上，民无不通之隐，君有独尊之权。…故于各国得一有镜之总，实不啻于日本得以
前车之鉴，事半功倍，效验昭然。…我国而行立宪，当仿日本为宜。” 于是，仿照日本《明
治宪法》，清政府于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以期能达到攘外、安内、永固皇权之功效。
但在颁布这部以《明治宪法》为母版的宪法性文件三年后清政权就被推翻了。因此，有学者
甚至认为这部中国 历史 上第一部宪法性文件加速了清朝的灭亡。这种观点是否成立暂且不
论，但相同的法律内容却又不同的结局确实值得研究，通过对两者内容的比较我们发现造成
1 对
所谓“二元君主立宪制”是指世袭君主为国家
元首，拥有实权，由君主任命内阁成员，政府对君主负责，议会行使立法权但君主有否决权。
这种政体是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阶级妥协的产物，它多产生在资产阶级比较弱，封建势力比
1.1 选择政体的统治阶级因其性质和
满清政府是当时社会保守、腐朽势
力的封建专制的代表，其立场从“宁肯亡国，不肯变法”到下诏变法的转变实属内忧外患、
灭国之灾的压迫下而为之。宪法虽是资产阶级革命胜利的产物，但却成了清政府维护君权的
工具。之所以立宪，“一曰皇权永固。…二曰外患渐轻。…三曰内乱可弭。” “一言以蔽之，
宪法者所以巩固君权，兼以保护臣民者也。” 宪法的主旨与封建君主专制是是根本相悖的，
其作用在于废除封建专制，所以根本不可能依靠这样一个落后保守的阶级通过自我改革来实
现法律近代化从而废除封建君主专制。作为宪法的直接制定和执行者的封建官僚，更是对立
宪怀有抵触情绪。因为中国当政的官僚阶级是通过科举制度从士大夫阶级选授的。这些儒教
的文人“文化中心论思想”根深蒂固以至于沉浸在古制中不能自拔，对任何远大的改革都踌
躇不前。他们无视或轻视西方文明的一切表现（包括宪政体制）。而且，中国的统治体制所构
建的统治阶级内部结构的不固定性决定了官员们对政体改革态度消极。科举选仕是清朝最主
要的选官方式，它面向全社会开放，使官员队伍的成分多元动态。“除了帝王的尊严之外，中
国臣民可以说没有身份，没有贵族。” 这种体制能有效地吸纳“社会精英”到统治阶层内，
加之统治阶层内没有固定等级升降职渠道畅通，使社会大多数人迷恋现存体制而鲜有反对者，
因此 政治 体制改革也 自然 缺乏社会基础。正如载择在奏请宣布立宪密折中所说：“旬日以
来，夙夜筹虑，以为宪法之行，利于国，利于民，而最不利于官。” 于是便出现了反对立宪
者设置重重障碍阻碍立宪，支持立宪者实为沽名钓誉各有私心的情形。由此可见，二元君主
立宪制的选择，对于清朝统治阶级来讲，实乃权宜之计、被迫之举，上不想改革，下不愿执
日本的立宪主体与中国有着很大的不同。他
们出身于下级武士。日本幕藩社会是典型的身份制社会，统治阶层内部有着严格的身份区别
（也包括武士），幕府的政治机构和各藩的统治机构是按门第等级来任命的，并按血统和世袭
原则加以维持。这种并不合理的统治体制是各等级成员固定化，导致统治阶层内部分裂。这
些从统治阶层内部分化出来的武士，具有一定的政治经验，军事才能和文化素养，并通过兰
学或出国游学而对世界的形势和历史 发展 潮流有一定的了解。 这些具有爱国思想的先进知
识分子充分领略到幕府的高压统治——将军和大名常利用停发或消减下级武士俸禄的手段解
决自己的财政困难，“当诸侯之家臣无受本禄者”，武士则“恨主如仇敌” 而由下级武士组成
的军事力量是封建主统治臣民的工具，他们中的一部分人逐渐向资产阶级转化，他们关心的
已不再是维护旧的封建制度，而是要把日本推向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二元君主立宪制”既
符合当时国情，又能满足资产阶级发展需要，因此，维新政权成立后立宪成为统治集团内部
1.2
（1）政治背景因素。 中国传统政治史，从秦汉至明清，数千年朝代的更迭“除了表现
政权之易主外，君主专制之本质，则始终相承不替。” 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中国以皇权为核
心的高度集权的统治制度已拥有极其广泛的社会基础和长期存在的条件，尽管设有宰相、御
史、谏官等职以限制皇权，行使监察权力，但其作用发挥程度取决于君主之度量且国家事务
最终决定权掌握在君主手上。腐朽的统治使落后的清王朝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下不堪一击，沉
重的战争赔款、税收以及地主阶级的残酷压榨使本已贫困的中国人民生活雪上加霜，甚至无
计维生而被迫走上起义反抗的道路。农民战争的冲击极大地损伤了清廷统治根基，“促使地方
军事集团的形成和官僚阶层内部分化，从而严重削弱了清朝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和整合能
力，使中央集权的多次努力归于失败。”这一切使清政府认识到高度集权专制已不能适应社会
发展，为了富国强兵、巩固皇权就必须改革封建专制实行君主立宪。但从统治集团内部看，
决策层对法律改革作用并未形成共识，只是清廷在面对内忧外患时被迫做出的无奈选择，因
与中国高度发达的中央集权产生鲜明对
比的是，日本在封建时期就已经确立了二元性的政治结构——分封制，使日本更容易走上民
在日本，幕府是国家中央政权机关，将军是日本
最高统治者。藩国的最高统治者大名必须效忠将军。为了控制大名，幕府还实行“交替参觐
制度”，从而也大大削弱了大名的财力。但200多个大名分管全国四分之三的国土，在 经济 上
有独立来源，政治上享有行政、军事、司法、税收等方面广泛权力。在与天皇的关心方面，
尽管实际政治权力掌握在德川幕府手中，但以天皇为首的传统权力中心——皇室，仍是有着
精神凝聚力的权威象征，这与日本人对万世一系之天皇的崇敬有关。这种既有的“二元性政
治结构”造就了“复合制衡体制”。为了使中央集权重归天皇，讨幕派首先发动了“王政复古”
政变，宣告废除幕府制，将政权归还天皇。接着依靠一系列农民战争推翻了幕府统治，新政
府建立之初，又通过施行“版籍奉还”取消了藩主对土地和人民的封建领有权，形成了中央
集权的统一国家。在此期间，又宣布皇族、华族、士族和平民“四民平等”，从而废除了封建
等级身分制。这些措施是日本统治阶层的一致要求，使天皇成功将权力收回中央并使日本君
主立宪政体基本满足了西方三权分立理论条件，最后以宪法的形式将二元君主立宪制加以确
定。形式上的三权分立和实质上的行政权独揽进一步巩固了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政权。
因此，这部破除封建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政权的《明治宪法》势必会发挥其应有作用而不至
于成为一纸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