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兰台世界2012·10月下旬外，唐代诗人蔡孚的诗文当中对马球运动就有所描述，他的《打毬篇》中写道：“德阳宫北苑东头，云作高合月作楼。
金锤玉蓥千金地，宝杖佩文七宝毬。
共道用兵如断蔗，俱能走马入长揪。
”全诗的内容当中就提到了“德阳宫”中进行马球比赛的情形，而“德阳宫”是东汉末年的洛阳皇宫，后来这座宫殿被董卓烧毁。
从这个诗文当中可以看出，作者那时候认为东汉时期马球运动是宫廷运动的重要形式，可见在唐朝人眼中马球运动并非新生事物，而是东汉时期已经流行的运动，而且东汉时期在宫中还修建了专用的马球场[4]。
所以笔者认为，马球运动传入中国中原地区的时间远远早于唐朝，而且不是直接传入到中央，是从外部逐渐渗入到中原地区的。
从马球运动的用语角度来分析，马球现代的英文名称为polo ，在波斯语里发音为giu或guy ，发音同现代汉语的qiu ，应是汉语“毬”字的音译。
同时又根据波罗一词是出于英语polo ，亦即马球之意，而其发音又来源于藏语的“氆氇”（Pulu ），据此就有人认为马球运动应当是先在西藏地区产生，后传到波斯再由波斯传到欧洲，同时在唐朝时期波斯又作为文化交流的内容传回到唐朝[4]。
这种说法是有一定合理性的。
首先，中国文化的传播，与丝绸之路是分不开的。
在秦汉以前，中国与西亚以及北亚和欧洲的交流非常少，而在西汉之后，文化交流变得非常频繁，在唐代时期达到顶峰，而这一变化就缘于丝绸之路的开发。
丝绸之路贯穿了中国的中原地区到中国西北部以及西亚、北亚和东欧地区，如果马球文化是外来的或者是传出去的，一定经过这条途径，因此变化也与此有关。
从马球运动的读音上来说，polo 一词是在20世纪才出现的，说明polo 一词的词源一定与马球运动的起源有关。
那么，再反观马球运动的古语发音，藏语当中的“氆氇”（Pulu ）就是指马球运动，而且，从字形的发音上来看，这个词组是从字形上构成的，而非从音节上构成，肯定不是对外来词的音译，只能是先有的事物再有的发音，所以说，马球运动的polo 读音，一定是从西藏地区传出去的。
BIAN JIANG JING JI YU WEN HUA2020年第11期（总第203期）边疆经济与文化THE BORDER ECONOMY AND CULTURENo.11.2020General.No.203收稿日期：2020-10-22作者简介：刘帅（1994—），女，黑龙江牡丹江人，硕士研究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李鸿章是中国近现代对外关系专题研究中的重要人物，作为晚清政府的外交重臣，他的外交思想大多被清政府采纳，作为当时的外交策略。
因此，我们对李鸿章外交思想形成的背景、失败原因、内容、实践和评价等方面进行简要评析。
一、李鸿章外交思想形成的背景及失败原因（一）李鸿章外交思想形成的背景1.内部因素的影响李鸿章成长在封建社会的地主阶级家庭中，他的父亲李文安考中进士，因此对李鸿章也寄予厚望。
他从小便受到严格的封建教育，学习封建制度的伦理纲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传统思想，致使李鸿章一生都在“愚孝”，即使统治者昏庸无能，他也一样效忠，并且侍奉终身。
这就导致李鸿章在成为外交重臣后，在与列强的交涉中，一直采用“以和为贵”的方式，避免清政府的统治被列强取代。
曾国藩是对李鸿章影响较大的老师，曾国藩认为，“夷务本难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深信儒家文化思想。
李鸿章作为曾国藩的得意门生，继承了他的主要思想，坚信只要守信重诺，列强就无法对清政府“下手”，同时，利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开展变法，只要提升武器装备的力量就可以抵御列强的火枪炮弹。
在列强提出不平等条约及不合理的特权时，曾国藩也主张运用儒家思想的文化，对西方列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试图通过传统思想的说教让列强作出让步，保持时局的和平，甚至将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当作对西方国家的束缚，认为条约是对他们的限制，只要清政府遵守条约的各项内容，那么列强就“无计可施”。
曾国藩的儒家思想外交主张对李鸿章“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外交思想有较大的影响。
诚如梁启超所言：“李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
”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极其重要而又十分复杂的的人物。
他是忠臣、儒臣、军事家、政治家和外交家，在晚清宦海中沉浮近半个世纪里，在中国与世界始有关系的时代里，始终处于“千古变局”的各种矛盾旋涡中。
正因为如此，在他死后百年间，对他的研究和评价从未停止，但“盖棺”而“论者犹未定也”。
长期以来国内外史学界对他的评价不一而足，见仁见智。
誉者赞其为“中兴明臣”、“推进中国近代化的代表人物”，毁者则贬之为“卖国贼”、“误国能臣”。
笔者将根据马克思辨证唯物观，客观地对李鸿章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及影响进行阐述。
事物具有普遍联系的特点，凡是一个国家的当前社会现象，一定与这个国家此前的历史有联系；要评价历史风云人物李鸿章，自然要联系中国几千年来政权变化更迭的大趋势及历史发展规律，观察当时中国及世界风云变幻的局势。
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明确三点：第一，中国近代史始于何时。
史学家在近代化的研究中，有认为始于鸦片战争，也有认为是由戊戌变法开始，也有认为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洋务运动开始时算起。
笔者认为始于鸦片战争比较近乎事实。
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入侵略、压迫中国人民，同时中国人民奋起反抗，民族意识觉醒。
第二，李鸿章所处的国家及所生的时代。
李鸿章所处的国家是一个数千年的皇权专制国家，又恰好赶上这种政体的专制程度达到极点的时代；是满洲人统治的汉族国家，而且又赶上满汉杂居多年，汉人的权力开始逐渐恢复的时代。
李鸿章作为清王朝的汉臣，权倾一时，位极人臣，却兢兢业业，没有野心，这正是与他所处的国家及所生时代有关。
第三，当时中国的形势。
在李鸿章初生之时，欧洲大陆局势已经平稳，欧洲各国不在相互对抗侵略，而是专门养精蓄锐，把战略投放到东方；同时，清政府腐败成风，官吏骄纵横行，外国给予的耻辱纷纷到来，百姓苦不堪言，中国内乱时常发生。
这“内忧外患”形势，引发太平军、捻军猖獗，李鸿章建立淮军、兴办洋务、处理外交，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推动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
名人趣事：李鸿章的外交笑话（下）名人趣事：李鸿章的外交笑话（下）痰盂挂在腰间当装饰李鸿章因为烟瘾大，每天基本烟不离手，久而久之肺部就出了问题，痰特别多。
为了方便吐痰和放烟灰，李鸿章就特别让家里人给自己做了一个可以随时使用的方便痰盂。
据说这个活动的痰盂做得特别精致，方便李鸿章别在腰间，既可以当痰盂使用，也可以当装饰使用。
李鸿章非常满意，除非特别重大的仪式，一般李鸿章都会将痰盂别在腰间，以便随时使用。
在英国访问时，英国女王设宴招待李鸿章，那天李鸿章也将痰盂别在了腰间。
晚宴中，一位英国公爵的夫人看到了李鸿章精致的痰盂，以为是一件非常珍贵的装饰品，就禁不住大加称赞。
而李鸿章听不懂英语，看见公爵夫人指着自己腰间的别挂，以为夫人想看看，李鸿章没有多想，就随手将挂在腰间的痰盂摘下来递给了公爵夫人。
公爵夫人从李鸿章手里接过后，就仔细欣赏起来，李鸿章因为有别的应酬也就没有在意，突然听到一声尖叫。
原来，公爵夫人看着看着就把盖子扭开了，将里面的烟灰和污秽物不小心倒了出来，吓得公爵夫人花容失色。
晚宴也因此闹得不愉快。
事后传了出去，英国上流社会对李鸿章的评价也大打折扣，甚至私下里骂他是一个肮脏的家伙。
特别是美国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对李鸿章这个奇特嗜好感到非常恶心，他说：(李鸿章)补褂外面，齐腰系着一根皮制腰带，上面挂着钱包和一些小袋，袋子里面装着他的扇子、鼻烟以及诸如此类。
有一只袋子装的是一个袖珍痰罐，他不时的伸出手取过来向里面吐痰(总督大人清理喉咙和鼻窦时所发出的叽里咕噜的声音，闻之者无不后脊梁发冷)。
不顾禁忌随处抽烟西方礼仪，在公共场所特别是有女宾的场所，男士是不抽烟的。
但是李鸿章烟瘾大，在出访欧洲期间，一直随身带着长长的水烟筒，不择时不择地也不管有无女宾，兴趣所致，立即就抽起水烟筒，咕噜咕噜响，吞云吐雾起来。
有时抽得厉害了，痰就上来了，李鸿章也旁若无人地吐一口浓浓的痰。
有一次，李鸿章来到比利时访问，接待他的是比利时国王夫妇，国王在高大华丽的宫殿接待了李鸿章。
怎样评价洋务运动和李鸿章？答：一．洋务运动的评价洋务派兴办近代工业初时是把“平中国” 和“敌外国”相提的。
前者反映了国内阶级矛盾，后者反映了清朝统治者同外国侵略者的矛盾。
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已十分腐朽的清朝统治者处在“内忧” 与“外患”频仍之时，洋务派只有依靠西方列强，共同镇压人民，才能维持其摇摇欲坠的政权。
所以洋务运动实践的结果必然否定了“敌外国”。
如果说洋务运动是一场改革，那么它只能是沿着半殖民地化的方向“改革”而已。
这一点在所有列强都愿意支持办洋务的事实上得到证明。
李鸿章说淮军遇到“内地贼匪”，自信能取胜，遇到外国进攻，“胜负即不可知”。
洋务大员丁日昌说，他的船炮“可以靖内匪，不能御外侮”。
洋务运动进行了30年，并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却在“自强”“求富” 的口号下，养肥了我国第一代军阀集团。
洋务派主观上并不希望中国出现资本主义，甚至在其创办民用工业之时，一再表示不允许私人创办同类企业，对资本主义的产生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
但由于洋务派在中国封建制度下，引进了同封建生产关系所不相容的新的生产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必然在客观上加速了封建生产关系的瓦解，从而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这是不以洋务派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洋务派办民用工业，为了解决资金问题，采取“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方式，吸收私人资本。
这“商股”部分即是民族资本主义因素。
从70年代开始，更有一批官僚、地主、商人，直接投资于近代民用工业，终于使中国有了一点先进的生产能力，促进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也就促进了资产阶级的出现和无产阶级队伍的扩大。
此外，洋务派同顽固派的论争及其对顽固派的不彻底的批判，多少动摇了恪守祖训的传统及纲常名教的绝对权威地位，对于学习西方，开了好的风气。
又由于洋务派组织翻译了不少外国科技书籍，派遣不同年龄和资历的留学生，因而培养了一批外交和科技人才，而介绍西方社会科学知识，对于促进民主思想的传播，也起到开一代风气的拓荒作用。
对“以夷制夷”政策的认识“以夷制夷”，又称“以夷伐夷”或“以夷攻夷”，原指春秋时期中原王朝处理与周边非华夏民族的一种策略，后为历代封建王朝所沿袭并发展为处理与藩属国关系的重要手段，也是晚清政府后期推行的主要外交政策和策略，是19世纪70年代以后中国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历史过程中，晚清统治阶层对西方列强从疑忌转向依赖的过程中的产物。
所谓“以夷制夷”策略就是利用国际关系上的矛盾，联合、利用或依附某国来对抗另外的国家，谋取实现本国的外交目的。
“以夷制夷”是李鸿章外交的主要思想。
在当时“内忧不休，外患迭起”的时代，李鸿章认识到中国的劣势地位和不利处境。
他宣称“处今时势，外须和戎，内须变法。
”为争取和局，李鸿章大胆利用国际均势主义，周旋在各国之间，他不仅看到列强作为一个侵略整体对华的压迫与威胁，而且意识到列强作为一个组合体，其内部既有利益，又存在矛盾，充分利用其相互挚肘的诸因素，为中国谋取发展的一线契机，足以见得李鸿章对国际形势的把握。
19世纪后半期，资本主义国家正处于上升阶段，争夺霸权，瓜分世界的斗争愈演愈烈。
只有当其势均力敌时，才出现国际间的一时和平，均势遂成为和平的保障，任何霸权国家的出现都势必遭到其他国家的联合抵制，随着各国实力的消长，这种均势局面不断被打破、重建，这其实给弱国、小国提供了生存机会。
而李鸿章正是认识到当时的国际形势，更是出于中国国情，提出了以夷制夷，其目的就是希望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争取国家的生存空间。
李鸿章“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在当时落后的中国曾起到过一定的作用，在实力远不如人的情况下，利用列强矛盾，周旋于他们之间，不失为一种可取的策略。
但这种策略无疑是步险棋，在自己国家无实力掌握外交主动权时，片面依赖一“夷”的矛盾，其作用是有限的，而且往往不是“制夷”，而是被“夷”所制。
虽然在有些时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取得了些成功，但与其给中国带来的沉重灾难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而他之所以失败，我觉得应该从国际形势、国内政治以及李鸿章的实际权力进行分析。
一、李鸿章外交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活动（一）“以夷制夷”思想鉴于远交近攻的合纵连横之术，李鸿章为了维持中外相安的局面，以致力于对内自强的洋务运动，他采用了林则徐、魏源早已提出的“以夷制夷”思想。
这一外交策略日后则成为李鸿章外交思想的核心内容。
“以夷制夷”作为一种处理对外关系的策略，起源于春秋时代。
鸦片战争期间，这一策略又被重新提了出来。
李鸿章在同光年间根据列强虽有联合但也有竞争这一复杂的国际形势，也积极采取“以夷制夷”思想。
他深知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要想在国际社会中站稳脚跟，就必须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战略，因此他鉴于此种情况，就竭力想利用各国矛盾，来达到“以夷制夷”进而以求自存的目的。
李鸿章运用这个方法最得意的一招就是处理与英国有关云南马嘉理案的交涉。
由于英国侵略缅甸，法国侵略越南，中国西南边疆出现严重危机，云南直接受到威胁。
英法两国力图分别从缅甸、越南开辟一条经云南至我国内地的捷径。
1874年，英国派军官柏郎率领近200人的武装“远征队”从缅甸出发，到我国云南探测路线，英国驻北京使馆派翻译官玛嘉理从北京经云南入缅接应。
1875年2月，马嘉理带领探路队擅自入境。
因于当地曼允山寨景颇族群众发生冲突，马嘉理被打死，此即“嘉理案”。
英国政府利用此案向清政府提出了广泛的侵略要求。
在谈判中，英国公使威妥玛以绝交、战争相恐吓。
李鸿章故意将谈判与修改《天津条约》中的通商条款问题结合起来，用来吸引各国政府对中英谈判的注意。
当时俄、德、美、法、日、奥六国公使都在烟台观看海军操练。
李鸿章通过赫德的调停，把威妥玛接到烟台会晤，并对此次会谈“故示整暇，往来谈宴”，[1]315表示不急于商谈此事。
在清皇帝万寿节那天，请各国公使及提督等赴宴庆贺。
各国公使议论纷纷，觉得马嘉理一案中，滇抚岑毓英下令杀人一事并没有确凿证据，不应该提岑来京问罪。
次日，李鸿章与威妥玛会谈时，威妥玛取消了这一要求。
李鸿章通过此次谈判的胜利，被外国人视为外交能手，他本人亦对此次谈判之结果甚为满意，也对“以夷制夷”的效果感到很高兴。
李鸿章还积极向朝鲜输出他“以夷制夷”的高见。
1876年初，日本以武力迫使朝鲜签订《日韩江华条约》，为其吞并朝鲜奠定了基础。
1879年8月26日，身为直隶总督的李鸿章在致朝鲜原任太师李裕元书中说：“为今之计，似宜用以毒攻毒，以敌制敌之策，乘机次第亦与泰西各国立约，藉以牵制日本……然日本之所畏服者泰西也，以朝鲜之力制日本，或虞其不足，以统与泰西通商制日本，则绰乎有余”。
[1]301甲午战争之后，李鸿章把遏制日本侵略野心的希望寄托在列强身上。
尤其是后来发生的还辽事件使他对俄国政府的“诚意”深信不疑。
就连西太后也主张“一意联络俄人”，以牵制其他列强。
于是，李鸿章前期“以夷制夷”的联英策略转变为一意联俄。
1896年6月，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将举行加冕典礼，于是事前通知清政府派专使参加。
最终李鸿章被任命为“钦差头等出使大臣”赴俄。
在清政府的授意下，5月3日李鸿章与俄财政大臣维特、外交大臣罗拔诺夫开始秘密谈判。
并于6月3日签订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即《中俄密约》。
主要内容是中国承认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利益，以使其牵制日本。
至此，他以为找到了一个真心帮助中国，又足以牵制日本侵略野心的盟友。
在他回国途中，对自己“联俄制日”的成果沾沾自喜，并在上海时对黄遵宪说：“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
[2]（二）“外须和戎”思想在四面环敌，且国力无以对抗的情况下，运用外交手段，努力争取和平局面，并利用中外相安的局面加紧变法自强，以图摆脱任人宰割的命运，这种“外须和戎”的思想成为李鸿章外交思想中又一个重要的策略方针。
在李鸿章看来，弱国与列强打交道应尽力避免战争，即使暂时承认他们的既得利益，或者扩大部分利益，只要能够保全和局，也应该忍痛为之，并相信中国总会有强盛的一天。
因此，李鸿章在遇到中外冲突时，总是尽量避免战争，主张“衅非自我开”，力求“息事宁人”。
但是，李鸿章为达到“外须和戎”的目的，可以不问是非曲直，甚至可以置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于不顾。
1874年，日本借口琉球人被杀而侵犯台湾。
当时日军在台湾受到台湾人民的顽强抵抗，损兵折将，已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
依照两国的实际情况，中国不但处于有理的一方，而且有力量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台湾。
当时清政府已派船政大臣沈葆桢为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会同福建将军文煜、闽浙总督李鹤年等筹划设防事宜。
而李鸿章却惧怕开衅，他认为在福建设防并不是要用武力，而是“统筹大局，不能不姑示羁縻。
”[3]就连总理衙门也惧怕日本铤而走险。
日本方面摸透了李鸿章和总理衙门的心思，就此要挟中国。
李鸿章的目的只是日本撤军，保全和局，为此甚至不问是非曲直，竟然承认日本所为是“保民义举”，并接受日本提出的赔偿50万两军费这一荒唐要求。
中法战争中，李鸿章“息事宁人”、“外须和戎”的思想暴露得更为彻底。
他在1883年奉命督办越南事宜，统率两广云南军队时，既不去前线布置防务，又不赞成抵抗法军的挑衅。
他说：“若与法人开衅，彼必分遣兵船扰我海口，顾彼失此，尤与根本大局有防”。
[4]21在中国军队在北越战场上溃败后，法国提出让中国放弃越南，并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等四项条款，并委托前天津税务司德璀琳带至天津交于李鸿章。
李鸿章接信后认为机会难得，遂于1884年4月20日将信报送总理衙门，“似将来此事收束，亦只能办到如此地步……与其兵连祸结，日久不解，待至中国饷源匮绝，兵心民心动摇，或更生他变，似不若随机因应，早图收束之有裨全局矣”。
[5]97李鸿章还在增派援兵问题上从中作梗，以致清军遗失战机。
法国舰队侵犯基隆失败后，清政府命南北洋大臣拨调兵舰增援福建水师，而北洋大臣李鸿章却拒绝派援，并且自弃信心道：“开衅即不可收拾，与之战，法始必负，继必胜，终必款。
”[5]89就连其亲信刘铭传在台湾被法舰封锁而向李鸿章电请派援时，李鸿章仍然按兵不动，回电：“毁闽船不过数刻，难与之敌。
”[4]24最终在李鸿章“力保和局”这一大局的目标之下，中国不败而败，与法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法新约》。
二、对李鸿章外交思想及其活动的评析（一）二重性过去史学界认为李鸿章办外交是一贯地妥协投降，其实他在对外交涉中也进行过努力的抗争，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和迅雷论文发表最好的最值得信赖的论文发表网请联系客服民族的利益。
这种既妥协投降又积极抗争的特点就是其外交思想的二重性。
妥协投降的一面，前文已有叙述，积极抗争的一面在他几次主要的对外交涉中也都有具体体现。
在中日马关谈判中，张荫恒、邵友镰被日本赶回国后，李鸿章被清政府授予和谈全权大臣。
在赴日谈判前夕，李鸿章进行了一系列外交活动，企图凭借“以夷制夷，联夷制日”的外交手段阻止日本割地、赔款的要求。
李鸿章请求美国驻华公使田贝调停，田贝却说：“他的行动是应当背向欧洲列强面向日本……完全放弃企图获得干涉的想法。
”[6]李鸿章又请求俄、英、德等国公使调停，均遭拒绝。
李鸿章煞费苦心地寻求列强出面干涉日本的目的是为阻止日本索地赔款，尽管目的未能实现，但他的这些活动，却给日本造成了威协。
致使日本也积极开展外交活动，特别是获得英、俄两国好感，从而加紧了与列强之间的勾结。
当时日本提出了非割地赔款即不能罢休的要求，李鸿章对此极其愤怒，他说：“割地之说，不敢担承，假如占地索银，亦殊难揩，户部恐无此款……窃以为中国壤地固难轻以与人……但能争回一分，即少一分之害，伏念之行，本系万不得已之举”。
[1]220李鸿章到日本后，在与伊滕博文等人谈判时，其态度也是“敌所已据处，争回一分是一分，其所未据处，丝毫断不放松也。
”[1]231 他被日本浪人刺伤后，愤然地说:“国步艰难，和局之成刻不容缓，予焉能廷宕误国乎?……我宁可无割，此血以报国也……舍予命而有盖于国亦有所不辞!”[1]240这至少可以说明李鸿章并非把主权、赔款随意送给日本。
在谈判中，李鸿章还抓住日本库存银以及日本报界所揭露的此次军费只花八千万两的情况，极力与日本交涉，要求日方减少赔款数目。
日方开始提出赔款三万万两，后经李鸿章力争减至二万万两。
此后，他仍数次请求日本再减少五千万或二千万两，然而日方却仍“一毛不拔”。
关于割让台湾。
三月十七日，李鸿章致总理衙门电说：“惟台湾倭兵未到，即欲相让，无理已极，断难轻允。
”[7]17次日，总理衙门复电说：“为今之计，或允其割台之半，以近澎台南之地与之。
”[1] 241十九日，李鸿章回电说：“即使会晤，再行磋磨，割台之半，亦不必允。
”[7]22二十日，总理衡门复电“即遵前旨与之订约”。
[1]245由此可见，李鸿章在赔款、割地问题上，在赴日前后都进行过抗争，最后同意割让辽东、台、澎，也是遵循清廷的旨意办事的。
1873-1875年中国同秘鲁订约时关于华工问题的谈判也显示了李鸿章的这一面。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许多华工被骗往秘鲁做苦力，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又备受虐待直至大量死亡。
1873年秘鲁遣使来华谈判通商条约，李鸿章对秘鲁虐待华工情况表示强烈抗议,并说如这个问题未能得到正当解决,就不与之立约。
1874年中秘再次谈判后签订了商约,作了禁止拐骗掠卖华工的规定，同时订立调查华工境况的专条。
当时驻美副公使容闳奉李鸿章所派前往秘鲁进行了3个月的调查，取得华工仍然遭受迫害的证据。
1875年秘鲁遣使换约时，李鸿章即以这些证据使对方无法狡辩,不得不通过照会的形式再次作出维护华工权益的保证。
虽然腐朽的晚清并不能使保护海外华工的问题得到真正解决,但总使秘鲁华工情况有所改善。
总之，李鸿章“以夷制夷”的外交手段确实取得了一定效果，使贫弱的中国在夹缝之中能有一个立足之地而不至于亡国灭种，并且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中国所遭受的损失。
“外须和戎”的方法也使中国能有一个较为缓和的外部环境来进行洋务运动，增强国力。
他的这种既抗争又妥协的外交手段对当时内政外交困窘的清政府来说，无异于起到了力挽狂澜的作用，这就是李鸿章对近代外交和中华民族做出的贡献。
（二）李鸿章外交失败的原因李鸿章之所以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位值得浓墨重笔的人物，与他主持的洋务运动和外交是分不开的，这两个方面构成了他政治生涯中的全部内容。
然而他的外交也像洋务运动一样归于失败。
其原因固然众多，根本的还是清政府的腐朽落后。
一个封建专制帝国绝不可能战胜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历史大势所趋。
单从个人方面讲，当时朝廷中能够对国际局势认识较为深刻的，李鸿章算一个，他认识到中国正处于“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中，在此种情况下，中国必须要变。
但是，李鸿章的国际意识和知识相对于当时世界上一些著名的政治家来说则是明显地稍逊一筹。
这主要体现在他把“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奉为不二法门。
虽然，他曾经利用这个策略，成功地解决了“滇案”。
但是，这只是个例，在很多情况下，这个策略是起不到什么效果的，他在所有的对外交涉中都对某几个或某一个列强抱有很大的希望，则明显是错误的，因为他们在中国都有共同的利益，这个共同的利益能够使列强之间暂时把矛盾搁置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