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浅析清末外交中的李鸿章遵义县第二中学娄方仁[关键词]清末外交李鸿章作为晚清重臣，洋务派首领，全面推行中国近代化事实上的第一人，李鸿章从外交理论到外交实践都具有一定的远见卓识和雄才大略。
他主持清末外交，从1870年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开始，一直到逝世，前后将近三十年。
在这数十年里，李鸿章时刻以国家利益（不只是清朝最高当局的利益）为重，立足于中国国情，以自强为奋斗目标，抓住中国的当务之急——实现近代化，奋力在战败的困境中与列强周旋，以便中国少受损害，争得一个发展自强所必需的环境。
在这个目标下，他站在了战略的高度来主持清末外交，总揽全局。
从其外交思想到外交实践，他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所以，依笔者愚见，历史应该重新审视李鸿章在清末外交中的地位，还其一个真实的面目。
本文拟就这个问题作一初略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李鸿章提出了开拓性的外交思想李鸿章从中国国情出发，站在战略的高度，把中国放置在整个世界的发展范围中，为清末的中国提出了具有开拓性的外交思想。
在19世纪后三十年，当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和日本逐渐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时，早就被列强的侵略和内战弄得奄奄一息的腐朽清朝，还是没有被震耳欲聋的炮声惊醒，认识不到中国的积贫积弱，依旧做着天朝上国的白日梦，说什么半部《论语》即可退敌，反对一切新事物。
然而，李鸿章并没有把列强看成“夷人”，把他们的侵略视为“犯顺”。
他在同西方打交道的过程中，清醒地认识到“欧洲各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东北，闯入中国边界腹地，凡前史之所未载，亘古之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合地球东西南北九万里之遥，胥集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1)”。
中国遇到了“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2)”。
为此，李鸿章产生了强烈的民族危机感和紧迫感：列强在华的地位和作用，完全“视我兵将之强弱为向背(3)”，“外国强兵利器，百倍中国”，要摆脱其控制，决不能等闲视之。
中国要想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争得一席平等独立地位，实力就是决定性的因素。
晚清李鸿章与清流派外交思想比较浅析李鸿章的外交思想主张“外须和戎，内修变法”，遵守已定条约，避免发生冲突，以维持和平局面来争取国家发展空间，与他涉外经历所见中外实力悬殊、秉承清政府外交原则、继承曾国藩“诚”思想等原因有关，其思想虽着眼现实，但过于妥协求和而易受列强利用恫吓。
清流派的思想主要主张强硬主战，与其置身事外具有密切关系，其理论也由此常脱离现实，但是其在限制妥协派发展，引导鼓舞舆论具有重要作用。
两者实为互补关系，各有长短，但是由于客观原因导致两者没有实现融合统一，共同发挥更大的作用。
标签：外交思想；和戎；主战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西方列强加强“条约口岸体制”为核心的体系，通过修约谈判或者武力威胁，在不平等条约中获得更多优惠条款，保障贸易有利可图，或者通过赔偿割让条款获得直接经济利益。
同时这一时期教案纠纷不断，边疆问题纷至沓来，清廷内部派系不断加重，清政府统治危机不断加重。
无论是李鸿章①还是清流派②，他们的对外思想都产生于这一历史大背景，但因各自不同的背景和立场，其外交思想也存在差异。
一、李鸿章的“外须和戎，内修变法”李鸿章外交思想以“外须和戎”为中心，这是他办理对外交涉事宜时的总方针。
主要表现在于主张遵守已定条约，竭力避免发生冲突。
在关乎国家主权和国防安全方面的对外关系上，李鸿章都极为谨慎，避免冲突，为晚清赢得一个相对安全的国家建设条件和相对安定的国际环境。
对外战争方面，李鸿章更是尽力维护一个中外和平的局面，避免战争。
他同时主张主动了解外情，办好交涉，认真学习西方的长处以求自强，反对仍然闭目塞听、不承认现状的顽固态度。
他的外交思想首先来源于他对于国际时局有着深刻的了解和认识，这是在早期是与外国合作联合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产生的，在随后几十年与西方的交涉活动中，他更加清楚地意识到中外时局变化“三千年一大变局也”而由此带来的实力悬殊，他逐渐形成了“落后就要挨打”的实力外交观。
在《行抵直境分兵边界折》中，李鸿章写道：“臣向在江南办理外涉棘手事件，往往兵威稍盛，彼族氣焰稍减……盖严兵卫正所以保和局也。
李鸿章的外交战略与思想贡献李鸿章，清朝末期杰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被誉为“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
他创造性的提出“外交互通，内政自强”的口号，强调外交必须和内政相辅相成，才能带来国家的长治久安。
在长达40年的外交生涯中，他秉持“和平共处，以德服人”的外交准则，成功地推动中西方之间的交流和合作，为中国近代化进程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秉持开放和包容的对外交往李鸿章自幼就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熏陶，对外交交往尤为重视。
他认为，一个国家只有和外界交流互动，才能走向现代文明的大门。
因此，他提出了“外交互通，内政自强”的口号，旨在倡导开放和包容的对外态度。
由此可见，李鸿章的外交战略是以国家利益和现代化进程为导向的。
二、推崇以和为贵的外交准则李鸿章的外交思想与西方普遍采用的霸权主义相反，他主张以和为贵，以德服人。
他认为，外交成功的关键是要建立互信、求共赢的关系，并通过和平对话解决争端。
正是这种秉持“以和为贵”的外交准则，让他在中国近代外交中取得了非常出色的成绩。
三、以修复国家权力为中心作为一位外交家，李鸿章非常清楚，国家要在国际关系中站稳脚跟，首先得有足够的国家权利。
因此，他主张通过积极修复国家权力，以提升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
他努力倡导中西方合作，推动着各国的贸易与文化交流，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带来了诸多机遇。
四、为中国与西方文明交流架起桥梁李鸿章非常重视中西方文明之间的交流，力求为两个文化体系架起桥梁。
他在外交事务中始终坚持以中标准、西备选的原则，将中西文化差异化纳入考虑范围。
同时，他也不断引导中国人学习西方文化，为中国的文化走进国际舞台铺平道路。
五、拓展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李鸿章作为一位优秀的外交家，非常看重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影响力。
他积极推动中国加入国际组织，参与国际事务，努力提升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
通过自己的外交工作，他成功地将中国推上了国际政治的舞台。
六、提高国家国力李鸿章认为，强国兴邦的道路必须建立在强大的国力之上。
李鸿章“和戎”外交策略论文摘要：战争的胜负取决于交战国双方综合实力的较量。
晚清政权衰落，尤其是专制体制的腐败和经济制度的落后，完全丧失了抵御强盛资本主义的侵略。
在对比悬殊情况下，倘若一意孤行，只有自取伤亡。
李鸿章认为关键是朝廷尽快强大起来，而不是盲目迎战。
李鸿章（1823-1901），本名章桐，字渐甫，号少荃，安徽合肥人。
[2]自民国以来，学者集中力量研究李鸿章的“和戎”外交思想，很少涉及他的“自强”思路。
因此，李鸿章为什么要提出“和戎”的政治主张呢？众说纷纭。
回溯李鸿章四十年的外交经历，不难看出他的外交思想是相当复杂的，不可简单以“投降”“卖国”等贬词笼统概括。
见梁启超《李鸿章传》：“李鸿章之负重望于外国也以外交，李鸿章之负重谤于中国也以外交。
要之李鸿章之生涯，半属外交之生涯也。
欲断定其功罪，不可不以外交为最大之公案。
”一、李鸿章“和戎”外交策略的简要分析（一）“和戎”外交策略的近代意识相对大英帝国的新经济形式-资本主义，晚清政府的封建土地制度是衰败与落后的。
经济形式上的巨大落距，必然会引发政治制度上的巨大差落差。
因此，晚晴政府是没有任何优势能够抵抗日益强盛的资本主义强国英国的。
近代以来，晚清政府的统治大厦已经摇摇欲坠，内有层出不穷的农民起义，外有虎视眈眈的帝国主义。
上至西太后，下至满汉官僚无不急寻良方来挽救大清的统治地位。
晚清政府内部不少权贵对西方侵略者存侥幸，恐惧和敌对情绪，但以西太后为首的当权派最终接受并肯定了中国的没落。
[3]早在西太后接受英法联军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清政府的当权派开始向西方殖民侵略表示屈服。
李鸿章主张“外须和戎，内需变法”的政治思想顺应了时局的需要，凭借卓越的政治魄力成为内外瞩目的焦点。
19世纪中期以来，李鸿章代表晚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以《马关条约》最著。
从中不难看出“求和局，保苟安”的政治思路，成为解决晚清内忧外患相对周全的办法之一。
[4]伴随着一次次军事上的失败，一次次的割地赔款，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是较早清醒认识今日之敌，已非昔日四方蛮夷之邦。
评李鸿章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极为重要的人物，如梁启超所说, 19 世纪末“四十年来, 中国大事几无一事不与李鸿章有关系”。
[1]李鸿章作为晚清重臣在官场上吒咤风云，纵横捭阖。
他从事洋务运动30 余年，创办中国近代第一批军事、民用工业，并革新教育，培养人才，堪称中国近代化的第一人。
但与此同时，他签订了许多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其所坚持的中庸的求和外交思想，使他背上了千古骂名。
一、李鸿章的洋务思想李鸿章是晚清洋务派的重要领袖，在19世纪持续将近三十年的洋务运动之中，他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当时中国遭受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中国成为西方列强瓜分和掠夺的对象，同时国内的农民起义不断爆发，李鸿章将当时局势概括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这两句话简明扼要，引人深思，深刻地凸显了当时清政府面临的岌岌可危的局面。
而中国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强，李鸿章用敏锐的时代眼光，看到在国家面临危局之时，洋务运动可以让饱受侵略和欺凌的古老中国走向富强走向文明，他所说的“我朝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体现了李鸿章兴办洋务运动的决心与信心。
李鸿章提出办洋务的总纲是“外须和戎”“内须变法”，这思想贯穿于整个洋务运动时期。
李鸿章认为当时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的实力过于悬殊，应当避免与西方列强发生军事冲突，同时遵守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按照条约办事就可以与列强和平共处。
这种思想显然是存在问题的，但是在当时清政府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又必须承认其存在一定的合理性。
当时敌强我弱，清政府妄图改变不平等条约，与西方列强展开斗争显然是不可能的。
而对外保持“和局”的真正目的是为清政府开展洋务运动创造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通过创办军事工业、近代海军以自强，创办民用企业以求富，增强与洋人抗争的能力。
李鸿章作为洋务派的代表，开始的时候他认为中国只需要学习外国的“利器”和“制器之器”，至于政治、教育、文化等方面则没有必要学习。
李鸿章的外交策略探析李鸿章是清末政治家和外交家，他的外交策略以实用主义为基础，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出发点。
他主张与西方列强保持和平发展的关系，同时也力图通过外交手段保护中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探讨李鸿章的外交策略。
首先，李鸿章注重与列强保持友好关系和平发展。
在他的领导下，中国积极开展与列强的外交交往，并借鉴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他通过与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来迫使列强承认中国的独立地位，同时也努力恢复和保护中国的领土主权。
例如，他于1885年签订了《湄公河条约》，保护了中国沿边地区的利益，并成功维护了中国的领土完整。
此外，他还致力于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制度，以加强国家实力，从而更好地与列强竞争。
其次，李鸿章注重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领土争端。
在他任内，中国与俄罗斯、英国和日本等列强之间发生了许多领土争端。
他坚决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并通过谈判和外交手段解决了一些争端。
例如，在与俄罗斯的边界争端中，他通过以俄罗斯换取中国东北地区的主权，达成了《中俄密约》，保护了中国的领土利益。
在与英国和日本的争端中，他则更倾向于通过外交谈判解决争端，以维护国家利益和平发展。
此外，李鸿章也采取了一些灵活和机智的外交策略。
他善于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和竞争，争取到更多的支持和利益。
例如，在与英国和法国签订《马关条约》后，李鸿章积极争取日本的支持，并通过谈判在条约中获得了部分利益，如割让台湾和澎湖群岛给日本。
这样的策略使中国在遭受一方列强压力时能够借助其他列强的支持来平衡力量，并保护国家利益。
然而，尽管李鸿章的外交策略立足于维护国家利益，但在一些人眼中，他的外交手段被认为是屈服于列强的强权政策。
例如，在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中国割让了许多领土和特权，使中国遭受了重大损失。
这种以让步和妥协为基础的外交策略被一些人视为中国的屈辱。
此外，李鸿章也有一些政敌，他们批评他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不够坚决，以致于使中国成为列强的势力范围。
兰台世界2012·10月下旬外，唐代诗人蔡孚的诗文当中对马球运动就有所描述，他的《打毬篇》中写道：“德阳宫北苑东头，云作高合月作楼。
金锤玉蓥千金地，宝杖佩文七宝毬。
共道用兵如断蔗，俱能走马入长揪。
”全诗的内容当中就提到了“德阳宫”中进行马球比赛的情形，而“德阳宫”是东汉末年的洛阳皇宫，后来这座宫殿被董卓烧毁。
从这个诗文当中可以看出，作者那时候认为东汉时期马球运动是宫廷运动的重要形式，可见在唐朝人眼中马球运动并非新生事物，而是东汉时期已经流行的运动，而且东汉时期在宫中还修建了专用的马球场[4]。
所以笔者认为，马球运动传入中国中原地区的时间远远早于唐朝，而且不是直接传入到中央，是从外部逐渐渗入到中原地区的。
从马球运动的用语角度来分析，马球现代的英文名称为polo ，在波斯语里发音为giu或guy ，发音同现代汉语的qiu ，应是汉语“毬”字的音译。
同时又根据波罗一词是出于英语polo ，亦即马球之意，而其发音又来源于藏语的“氆氇”（Pulu ），据此就有人认为马球运动应当是先在西藏地区产生，后传到波斯再由波斯传到欧洲，同时在唐朝时期波斯又作为文化交流的内容传回到唐朝[4]。
这种说法是有一定合理性的。
首先，中国文化的传播，与丝绸之路是分不开的。
在秦汉以前，中国与西亚以及北亚和欧洲的交流非常少，而在西汉之后，文化交流变得非常频繁，在唐代时期达到顶峰，而这一变化就缘于丝绸之路的开发。
丝绸之路贯穿了中国的中原地区到中国西北部以及西亚、北亚和东欧地区，如果马球文化是外来的或者是传出去的，一定经过这条途径，因此变化也与此有关。
从马球运动的读音上来说，polo 一词是在20世纪才出现的，说明polo 一词的词源一定与马球运动的起源有关。
那么，再反观马球运动的古语发音，藏语当中的“氆氇”（Pulu ）就是指马球运动，而且，从字形的发音上来看，这个词组是从字形上构成的，而非从音节上构成，肯定不是对外来词的音译，只能是先有的事物再有的发音，所以说，马球运动的polo 读音，一定是从西藏地区传出去的。
另外，马球运动在波斯语里发音为giu 或guy ，都是与汉语“毬”的读音相同的发音，而“毬”是在中国汉代以前就有的发音，就是指球类运动，所以也不会是对波斯语的音译。
所以笔者认为，波斯语当中的giu 或guy 是从中国地区引入的，而且是通过官方渠道。
根据上述论断，笔者认为，马球运动起源于中国的西藏地区或者西北地区，其传播出去的渠道有两个，一个是通过丝绸之路的民间传播，另外一个是通过官方的传播。
那么，马球运动传入中原地区的途径就比较清晰了。
马球运动是一种在马背上的运动，中原地区的老百姓很难有机会参与，在唐代以前也很少有记载在民间的官员和富商当中有从事大规模马球运动的，那么马球运动传入中原地区的途径一定是通过皇室，后逐渐扩大。
而皇室当中的马球运动虽然在汉代就已经出现，但是大规模的推广一定是在唐代时期，因为，从唐代以后关于宫廷、官员乃至书生从事马球运动的记载就非常丰富了。
所以笔者认为，马球运动传入中原地区不是从民间的辐射式传播，而是通过官方的影响力进行的传播，即先兴起于都城，之后逐渐在各地兴起的。
参考文献[1]戴伟谦，袁俞光.中国古代马球运动起源论断的比较[EB/OL].[台湾地区]国立体育学院论坛，民91,13卷1期.[2]韩丹.马球运动起源于波斯考[J ].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10（5）.[3]希罗多德.波斯战争第9卷.[4]姜伟伟.中国古代马球运动的历史溯源[J].音体美，2010.李鸿章作为晚清重臣，是洋务派的核心人物，其外交作为在中国近代史上难以回避。
从1863年荣升江苏巡抚兼南洋通商大臣开始，李鸿章开始了他的晚清外交生涯，直至1901年因病去世，近四十年为晚清政府服务，主持操办一切重要对外交涉，因此李鸿章的外交思想就是中国近代外交史的写照。
当时清政府衰微没落，资本主义处于向帝国主义过渡阶段，加紧对外扩张和殖民活动，一系列的国内外客观形势造就了李鸿章“外须和戎，内须变法”、“以夷制夷”的外交思想策略以及外交行为。
一、李鸿章“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外交思想1.“外须和戎，内须变法”思想的形成。
李鸿章形成这一外交思想是基于对晚清的时局和国际局势清醒的认知。
在他看来，“彼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即暂胜而终败”，李鸿章看到了中国的国力与西方国家的差距。
“只有隐忍徐图”，“力保和局”以求生存。
国家间的交往并非只依靠外交家的聪慧才智和灵活手段，外交是基于国家的经济、军事实力的。
但晚清时期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力衰微，“弱国无外交”，靠李鸿章一人之力难以改变局势，晚清政府更不可能取得平等的外交地位，以订立不平合约而避免战争，减小损失，维持稳定局面，为自强创造有利环境是当时晚清政府唯一的出路，“外须和戎”的思想正是由此而得。
李鸿章还认识到，铁枪火炮是西方国家强大的重要原因，中国的“闭关锁国”已使得武器远远落后于西方，因此学习西法是自强的重要手段，“转危为安，转弱为强之道，全由于仿习机器”，“机器制造一事，为今日御侮之资，自强之本”。
李鸿章对晚清所处的客观环境的认识，促使其形成“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外交思想。
这一外交思想的最终形成除了客观因素起作用之外，李鸿章个人的主观因素不可忽视。
其父李文安进士出身，对李鸿章教育尤为严格，自幼所受的教育均为儒家传统思想，一生遵循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道德纲常，忠于君主，忠于朝廷。
这就使得李鸿章在与坚船利炮的列强交涉中，为保清廷免遭推翻的厄运，推行对外“和戎”的政策，衷心维护清廷的利益。
其次，李鸿章的外交思想深受其师曾国李鸿章作为晚清外交舞台上的灵魂人物，其外交思想对晚清政府和中国的对外交往产生了主导性影响。
本文将结合历史背景，对李鸿章“外须和戎，内须变法”、“以夷制夷”外交思想进行概述、分析，从而阐明笔者的一己之见。
李鸿章外须和戎内须变法外交策略应用李鸿章晚清外交思想综论□赤峰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刘海荣摘要关键词………………………………………………………………………………………………………………………………………………………DANG'ANJIEDU43藩的影响。
曾国藩主张将儒家思想应用于近代化，以衷心、真诚、厚道、尊敬去感化洋人，维持“和局”，即“忠信笃敬”。
尤其当李鸿章看到华尔与淮军共同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并从中调节晚清与英法列强的关系时，他更认为在维护王朝统治上，洋人不仅可以信义笼络，而且可以加以“控驭”，为我所用。
这也是其外交思想的另一依据。
将封建道德应用于晚清与西方列强的交往中，明显是其时代和阶级局限性的表现。
这也足以说明李鸿章对中西方文化的根本差异、中华民族的民族矛盾、列强的侵略本性缺乏深刻的、具体的认识。
尽管如此，“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外交思想仍是建立在对中外实力进行比较分析基础之上的，只是受时代和阶级所限，认识不够深刻，但李鸿章对中外局势的分析和认识相对是清醒的且客观的，对敌我实力的判断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大胆提出不同于往常的新思维，主张改变宗法，向西方学习，在当时的年代已经具有极大的进步性。
2.“外须和戎，内须变法”思想的主要内容。
“外须和戎，内须变法”是李鸿章外交思想的完整概括。
对外避战求和，力保“和局”，为变法自强创造一个稳定的环境；对内改变宗法，向西方学习，办洋务，富国强兵，抵御外侮。
可见，“内须变法”是李鸿章外交思想的核心内容、最终目的，“外须和戎”则是走向变法的主要手段、必然道路。
只有“师夷长技”，变法以自强，才能得到拥有与其他国家平等的地位，从而达到有效抵御外侮的最终目的。
二者是相辅相成的统一整体，体现了李鸿章“和局———自强———御侮”三位一体的外交思路。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近代中国的门户完全洞开，清朝政府的落后、愚昧、贫弱已经完全暴露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成为西方列强的囊中之物，备受摧残帝国主义的瓜分、掠夺、蚕食、侵吞。
李鸿章清醒地认识到，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足以证明中国军事和经济的落后，“攘夷”外交已不适用当下的时局。
在此种形势下，李鸿章提出“外须和戎”的外交政策。
“外须和戎”政策主要是指对于与西方各帝国主义间签订的条约要认真履行，积极维护同西方列强的关系，尽力避免与西方帝国主义发生战争冲突。
然而即使是李鸿章自己也认为中国与西方帝国主义间签订条约是不平等的，关于关税、最惠国待遇的内容对中国也极为不利，但此举也绝不是主动受制于人，更不是投降卖国，只是以此为途径为变法争取“和局”，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
中国唯有通过变法自强才能增强国力，取得与西方列强平等的地位，改变落后的局面，掌握外交上的主动权。
“内须变法”便成为李鸿章外交思想的核心指向，也是当时解决清政府面临的民族危机和阶级矛盾的总体纲领。
李鸿章的“变法”思想围绕“师夷长技”展开，操办洋务，积极推行官制改革，发展民族工业，变科举，改革兵制，多方位进行社会变革。
尽管李鸿章的变法是在维护原有封建专制制度的基础之上，变法的成果很是有限，但也不能忽视他在中国自强道路上的贡献，身为封建官僚，但却不同于那些极端排外、故步自封的顽固派，而是主动效仿西方，变法自强，此点已难能可贵。
李鸿章“外须和戎，内须变法”这一外交思想，尤其是他所主持的“洋务运动”有效地推动了晚清政府外交的近代化，在最大可能上使中国避免战争灾祸，为变法自强运动的开展维持了一个相对安定的局面。
二、李鸿章“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1.“以夷制夷”的具体内涵。
作为李鸿章处理对外关系的“以夷制夷”的策略，最早出自南宋的《后汉书》：“者咸以羌胡相攻，县官之利，以夷伐夷，不宜禁护。
”晚清政府后期，西方资本主义处于上升时期，加紧对外掠夺，各国间激烈争夺市场，各国间矛盾突出，“以夷制夷”便成为清政府主要外交策略，同时也是19世纪70年代以后中国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历史过程中，晚清统治阶层对西方列强从疑忌转向依赖的过程的产物。
李鸿章个人也认为，只有争取国际力量的干预才能维系清政府的生存。
并且，他还认为列强也乐于牵涉其中，因为西方大国之间也存在着利益冲突，清政府要采取灵活有利的策略，利用列强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促使其相互竞争、彼此牵制，从而保存清政府自身实力，求得自己的生存空间，实现国家的安定完整。
2.“以夷制夷”策略的应用。
清政府对“以夷制夷”策略的运用在对日和对俄的外交实践中体现得尤为突出。
从“联日”到“防日”再到“联俄拒日”，都是“以夷制夷”策略的应用。
19世纪70年代初期，清政府多次提出“联日”主张，寄希望于与日本结成东方防线，以抵御西方列强的入侵，先后与日本签订《友好条约》和《通商章程》，直至1894年日本进攻台湾，李鸿章的“联日”思想才开始产生动摇。
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清政府对日的态度由“联日”转为“防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