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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奕俊知识分子的“神话”与“肉身”——八九十年代长篇小说知识分子书写管窥1980年代一系列涉及知识分子书写的长篇小说当中，小说家时常因为特定的主流话语、创作规范、情感诉求而对文本所涉及的知识分子阶段史进行“化约”或是“改写”。
有关知识分子在“当下”语境中的书写，也联系着小说家对于知识分子早已预设的形象定位。
与此同时，知识分子在特殊年代对于同类的伤害以及伤害行为背后的深层次行为动机，则在这一时期相当数量的长篇小说中被遮蔽。
因此，1980年代前期国内长篇小说中的知识分子人物往往趋向于被定位为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受难者”，从而强调（或也可说是赋予）知识分子形象在知行观与实践层面的一致性，但这恰恰使得相关长篇小说中的知识分子逐渐演变为脱离现实基本情况、割裂历史承接脉络的概念符号。
进入1990年代后，国内长篇小说中知识分子的言行特征、心理结构，却又与1980年代前期诸多长篇小说试图构建的知识分子形象及其认知接受形成背反。
而1990年代部分小说家对于知识分子现实境况、精神动向的聚焦与勘探，某种程度上则触发了知识分子“肉身”的“回归”。
一、“神话”的酝酿期：“碎片化”叙事与“受难者”定位本文的框架设定与论述目标主要在于依据长篇小说这一文体形式及特定时期的作家作品，观照国内知识分子在八九十年代这一历史阶段的形象特征、现实处境、精神结构等内容。
依照克罗齐在《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一书中的概念生发，本文也是试图对国内知识分子的一段“当代史”进行文本剖析与整体审视。
克罗齐认为所谓“当代史”应是“紧随已完成的行动产生、作为对此行动的意识的历史”，而“即使已形成的历史，人们称作或想称作‘非当代史’或‘过去史’，若真是历史，即若具有一种意义、并非如回响的空洞无物的演说，则也是当代的，同当代史没有丝毫区别”。
a 同时，克罗齐以伯罗奔尼撒战争、米特拉达梯战争等事件为引，指出“当我曾思考或将思考它们，就根据我的精神需要重构它们，对我来说，它们也曾是或将是历史”b 。
八九十年代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也是中国文坛上一个丰富多样的时期。
在这个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作家们对于小说创作的目标、主题和风格都有了不同的选择和追求，所以八九十年代的小说创作呈现出了明显的差异。
首先，八九十年代是中国开放的初期，国家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氛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个时期，社会经济的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和活力，民众的生活水平也有了显著提高。
因此，很多作家开始关注社会变革对个人生活的影响，他们以个人的视角来观察并呈现社会的变迁，小说的主题和情节也更加注重展现个人的成长、价值观的碰撞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社会化的问题。
其次，八九十年代的作家在文学风格上也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差异。
80年代是以“小说的复兴”为主题，许多作家回归现实生活，注重真实的描写和具体的细节。
例如莫言的《红高粱家族》、余华的《活着》等作品，都以乡村文化和农民生活为背景，通过细节描写和鲜活的形象塑造，展现了人性中的善良和可贵之处。
而90年代的小说创作则显得更加多元化和复杂化，作家们开始更加注重个人的内心体验和情感表达，小说的形式和结构也更加多样化。
例如张炜的《谢谢你，别来》、亦舒的《爱情最后的终结者》等作品，都在情感描写和叙事结构上进行了探索和创新，注重个人的心理变化和情感的流动。
最后，八九十年代的小说创作受到了文化思潮的影响。
八九十年代是中国现代思潮起伏不定的一个时期，包括百花齐放、文化转型、文化焦虑等等，都对小说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例如八十年代的“大众文化热”和“知识分子的自觉”，使得一些作品中的文化符号和文化元素具有浓厚的时代性和思想性。
而九十年代的“后现代主义”、网络文化等，使得一些小说在形式和风格上更具前卫性和时代感。
这些文化思潮的冲击和转变，使得小说创作走向了更加开放和多元的方向。
总之，八九十年代的小说创作呈现出了明显的差异，这是由于时代背景、社会变革、文化思潮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
青岛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世纪90年代中国长篇小说的“史传”传统姓名：***申请学位级别：硕士专业：中国现当代文学指导教师：***20050612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国长篇小说的“史传”传统论文摘要：长篇小说的繁荣是９０年代文学中相当重要的一个现象。
中国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在其发生、发展、成熟的过程中深受“史传”传统的影响。
这些影响主要表现在注重对重大历史事变的描写，力求全景式的反映社会生活，实录写真的现实原则、妍媸必露的审美原则和心存泾渭的春秋笔法上。
９０年代的长篇小说中所体现出的“史传”传统又分为以“史”为主、以“传”为主和“史～‘传”结合三种类型。
与此同时由于受到汹涌的市场经济的冲击以及西方文学创作思潮、理论的影响，９０年代长篇小说亦不可避免地打上了９０年代的某种潜隐的印痕，表现出叙事立场的转变、由“重大的心灵情节”而构成、好看和耐读相辅相成的新特点。
“史传”之影响于中国长篇小说，除了自觉的史家意识、历史题材的大量运用，最重要的就是史传文学所刨制的叙事模式为后世长篇小说提供了范本，这深刻地影响了后世甚至一直到现在的小说创作。
９０年代长篇小说虽然受到新历史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影响，这为当代作家提供了一种新的，ｊ、说表达的可能性，叙事话语表现出空前的多重性，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史传”叙事模式对９０年代长篇小说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叙事时间、叙事空间和叙事视角上对“史传”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史传”宏大的创作观念表现在９０年代的长篇小说创作中。
许多作家都在经营百年体小说，时空跨度大，人物众多，作家为这种观念付出了沉重代价。
受“史传”观念的影响，小说和历史著作一样，也必须发挥认知和教化的作用，这种非审美化倾向也严重地困扰了９０年代长篇小说的创作或者说是整个文学的发展。
９。
年代的长篇小说创作，较之８０年代更注意艺术上的饿新。
９０年代的长篇小说虽然有种种不尽人意之处，但其所取得的成就也使中国的长篇小说创作走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也让我们对新世纪的长篇小说创作充满期待。
5贾平凹90年代长篇小说的叙事意义探隅李俊《废都》的写作应该是贾平凹叙述实践取得重大突破的标志性事件。
对于置于评论家尖锐批评风口浪尖中的《废都》，他关爱有加。
在写罢《废都》之后，贾平凹便“小看”了自己以前的作品，因为这些作品是“浮浮浅浅幼幼稚稚”的。
贾平凹如是说：“我说过《废都》是‘安妥我灵魂的一本书’，也说过《废都》是我‘止慌之作’。
今天我还要说，《废都》近乎是我生命的另一种形式。
过去的我似乎已经死亡了，或者说，生命之链在40岁时的那一节是断脱了。
”作家为什么要小看自己以前的作品，为什么认为这之前的生命之链也已断脱？我们或许可以从“安妥灵魂”的表述中找到答案，结合对贾平凹创作经历的回顾、以及贾平凹关于自己叙述实践的论述，我们发现对叙事话语切身性质的不懈追求正是理解贾平凹九十年代长篇小说的关睙。
当我们将贾平凹90年代的四部长篇小说与《废都》以前的小说进行比照之时，叙事话语的切身性质以及由此生成的叙事意义更是彰显无遗。
在这里，我们所说的话语切身性质是指话语与故事讲述者个人经验的一致与相洽性质，因此，这种性质的具备自当与叙事对象——作品所择取的题材密切相关。
与90年代前偏重历史经验的言说，并让个体经验在叙事中一定程度的缺失不同，贾平凹90年代长篇叙事在题材择取上，自觉地将个体生存经验纳入进来，在叙事中对时代历史经验与自身个体经验进行相应的统合，在申明个体生存经验直达的叙事主张时，也包举历史意义追寻的野心，确证自己时代精神建构者的叙事身份。
纵观《废都》、《白夜》、《土门》、《高老庄》四部小说，我们不难发现，这几部作品所展现的社会生活，既有春秋史笔似的宏阔时代场景，又有个人心曲的细致书写。
展现宏阔时代场景，是贾平凹力图把握“历史演进和社会变迁以及这个大世界里的人的生活情绪、心理结构变化的轨迹”的一贯艺术追求，也是中国文人作为叙事者叙事处境特殊性的体现。
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诸如“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文之为德也大矣”、“文以载道”等类似观念，深入人心并成为人们对文学的一贯期待，是一个毋庸赘言的既定事实。
90年代的小说90年代的长篇小说收获颇丰，但并不像80年代一样，具有明显的潮流特征，而是在题材形式上具有丰富的分支。
90年代小说的潮流有以下这些：历史题材小说在90年代长篇中占有很大的分量，二月河的帝王序列《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等，唐浩明的《曾国藩》，凌力的《少年天子》，刘斯奋的《白门柳》等。
这些小说影响甚大，但可能是因为接近通俗小说和流行文化的原因，并不受到文学界的重视，对于当下的网文历史类来说，这些小说的经验值得被重新挖掘和重视。
历史题材中还有一些更偏重于“文学性”的家族小说，在大的历史背景中写家族的兴旺，多半融入政治、经济、党派、宗族、文化、欲望等多种复杂的因素，而不仅仅是十七年时期单一的阶级视角。
这些小时候有陈忠实的白鹿原，我认为这大概是受到20世纪一些现代主义小说的影响吧，比如福克纳和马尔克斯？90年代初最先形成潮流的是女性写作，这在之前已经介绍过了。
林白陈染等人在90年代前期风光无限，还引领了文学界耳熟能详的个人写作私人写作。
90年代中期出现的则是所谓现实主义冲击波，在90年代中后期涌现了一大批以传统现实主义手法表现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小说。
首先出现的是刘醒龙、何申、谈歌等人，写城乡经济生活和改革中社会矛盾的小说，之后出现的则是广场小说（主要写反腐，因而也叫反腐小说），代表人物有周梅森陆天明等人（周梅森最近还有《人民的名义》）。
这些小说一方面回应了有关新文学“反映现实”的传统，另一方面也和国家意识形态部门的操作有关，将现实题材长篇小说的创作纳入主旋律文化战略的结果，因而这些小说的相当部分都可以被称为是主旋律小说。
不过这些小说依然存在着对文学性和娱乐性的追求，有时会一定程度上偏离官方意识形态，比如发掘放大现实中的黑暗，以便满足作品的批判要求和娱乐要求（官场、黑幕）。
联系到近几年来网文中国家声音对现实主义的呼吁，看来建构主旋律作品的确是我国的文艺政策一以贯之的经典手段，但相对的，似乎在管理一个有自身传统的文艺行业这个方面，我国从建国起就缺乏这种能力……所以，在大众文艺行业初步发展成熟的当下，对文艺政策的不满成为普遍状况。
90年代小说的热点与走势的个案分析之三：距离与介入：论90年代的新现实主义小说——兼论文学反映社会现实的方式9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文坛，涌现出了、并正在继续涌现一批反映当前现实社会问题的小说。
先是有所谓"新现实主义"冲击波，其代表作家是人称"三驾马车"的谈歌、何申、关仁山。
他们的作品受到评论界的极大关注，引起热烈讨论。
98年左右，文坛上又出现了所谓"社会问题文学"或"社会问题小说"的提法，比如受到舆论瞩目的所谓"下岗文学"、"打工文学"等等。
群众出版社最近推出了一套所谓"社会问题小说文库"。
顾名思义，社会问题小说一般都选择当前现实生活中人民大众迫切关心的一些重大问题为题材，如腐败问题、国营企业生存与发展问题、下岗工人问题、贫富分化问题、环保问题等，因此而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由于中国小说界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或沉溺于小说的叙述实验与语言形式迷宫，或热衷于讲述历史故事、翻找陈年老账，其脱离现实的倾向已经引起文坛内外一片不满与批评。
新现实主义或社会问题小说的适时问世似乎给文坛注入一丝活力，更迎合了一些人的阅读心理，在失去了轰动效应的90年代文坛居然引起一场小小的"风波"。
在1998年1月22日的《羊城晚报》评选出的"1997年中国文坛十件大事"上，赫然就有所谓"现实主义冲击波"。
然而，我在看了一部分此类小说以后，却发现它存在严重的问题与深刻的危机。
这种危机一方面表现在思想内容方面，即在审视中国社会问题时社会理性的缺乏、道德主义的泛滥，另一方面则表现在形式方面，即艺术的审美距离的丧失。
本章将以一些有代表性的新现实主义小说文本为例集中讨论这一问题。
首先让我们从什么是小说的现实主义这个理论问题开始。
一、什么是小说的现实主义？在这里，我不想就具体的某个作家或某部小说发表评论，而只是想就一个一般的文学创作论的问题发表一些看法，这个问题即：作为一种虚构文体的小说，应当如何反映它所处的社会现实？其反映方式有什么特点？什么是小说的现实主义？小说与社会现实之间应当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个问题的核心涉及对于"现实主义"的本质的理解。
一、市场化与多元化：一个“新写实”面向的时代1983年，米兰・昆德拉在法国巴黎一次演讲中说道:“如果小说真的要消失，那不是因为它已用尽自己的力量，而是因为它处在一个不再是它自己的世界中。
”（1）新写实小说在1992年之后，就算走完了其辉煌的时代，而无法逃离逐渐被其它新的文学形态所替代的宿命。
当然，这主要并不是新写实小说不再如其所是了，更大的原因是其面对的世界或外在的环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新的历史环境下，“新写实”家长里短式的日常生活书写方式已经无法应对或解决外在变化了的社会现实及其所呈示出来的问题了。
新写实小说处在了一个不再是属于他自己的世界。
1990年代，不仅仅是一个时间的概念，更代表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提出了市场经济的合理性，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从此，中国大地上掀起了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大潮，标志着社会将彻底告别了大一统的计划经济时代，进入了市场经济的时代。
而与市场经济相伴随的是人的价值观念、文化态度的变迁。
市场经济充分肯定了商品的地位与价值，逐渐在社会上、在人们的意识中，形成以商品为核心的价值取向和文化心态。
金钱崇拜、消费、娱乐成为新的社会风尚。
“作为90年代中国——至少是城市——社会里最流行、也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它事实上已经构成主导今日社会一般精神生活的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了。
”（2)许多人想当然地把满足个人物欲当作生活的目的，把拥有物质财富的多少作为世俗社会里衡量人生成功与否的标准。
一时间，在市场经济的刺激下，下海之风盛行。
投笔从商的作家也为数不少，不过更多的作家则参与一些更丰厚报酬的“亚文学”写作，如影视剧作，纪实文学，通俗文学、广告文学等。
王朔在这群作家中无疑是文学的商业化操作最为成功的一例。
同时，市场经济也带来了社会同质性的消解。
在过去计划模式的社会里，经济、政治、文化三者之间呈现出一种高度同质的整合关系，而到了90年代，政治、经济、文化三者之间的同质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被打破了，呈现出空前的分裂。
90年代长篇小说写作现象分析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90年代是迄今为止被言说最多的一个时代。
这其中原因，我想，应该不仅仅与它的世纪末时段位置有关，事实是，在这个年代，中国文学的确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批评家意识亦获得了空前自觉。
这一年代所承当的转折，急剧得几乎可以用“心惊内跳”来形容，身处此种转折过程中的人们，自然无法细品其中的深长意味，只能留待事后再做反思回味了。
尽管有相当多的人，在尚未完全走出这个时代之时，便开始企图回头观望，清理思绪了；但真正透彻的认识，还当属于远离这一年代的起点。
人们对于90年代的急切讲述，说明的正是该年代难以拒绝的魅力。
如果换个说法，那就是人们对于这个年代，着实怀有着太多的眷恋。
无论是就90年代本身来说，还是就人们之于它的情感而言，都不能不承认90年代的确是一个必须给予充分关注的年代。
在我看来，90年代是一个“精神事故”频发的年代。
这里我之所以用“事故”而不是“事件”来指称精神现象的凸现，原因就在于它们的发生，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对于既有精神健康的安全“隐患”。
在一定程度上，它们是作为一种精神障碍出现的。
格外需要指出的是，制造这些事故的“肇事者”，常常并非是出于偶然，是有意为之。
因此，这些“肇事者”实际上都是一些“造势者”，这就使90年代的文学精神里难免充斥了过多浮躁和造作的情感。
在解析90年代的文学史时，我们不得不仔细考辨那些文学事件当中，究竟有哪些是情势使然，哪些纯属个人刻意所为。
不过，真要将两者拎清出个彼此，也许并非如相象的那般容易。
毕竟，历史呈现于我们面前的，永远只是那么一种现象。
至于其如何出台的内幕，我们往往不得而知。
基于此，在选择90年代长篇小说作为我的分析对象时，我也只能如实依照历史所提供给我的现象进行读解，设法深入现象的背后，竭力去探究90年代文学精神皮相的内里。
无可否认，长篇小说的突然繁荣是90年代文学相当重要的一个现象。
首先是数量上的逐年递增之势，引起了人们普遍关注；其次是质量上的全面有所提升，多少平抑了人们对于惊人数量的担忧。
其中，一批年轻长篇小说作家的异军突起，也是一个尤其引人注目的亮点。
他们的加盟，大大激发了长篇小说写作的活力；致使传统长篇小说写作之于生活阅历的苛求遭遇严峻挑战。
此时的长篇小说，在篇幅上虽然并不比以往文本逊色，但在容量上却大多失去了以往文本富有的那种历史厚重感。
不难看出，“长篇小说风格在多数情况下被人们归之于‘史诗风格’这一概念”(《巴赫金全集》第三卷第43页，白春仁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6月版。
)的既定准则，在此已经开始失效。
作家普泛的历史意识淡化，同时遗忘了关于宏大叙事的文学诉求。
他们用目光粘牢当下现实，急切传达着自我身体对于它的刹那感受。
长篇小说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在他们那里已不再是某种永恒象征的追求，而仅仅表明的是此刻感觉的有意延长。
漫长的叙事话语不是出于历史现实本身的需要，而是由于写作主体自身的内在要求。
也就是说，90年代长篇小说相对于传统长篇小说而言，它不是一种能量的积累，而是一种能量的释放。
当然，这只不过是对90年代长篇小说现象的一个总体概括，至于它的细部，还需从以下几个层面逐步深入。
现象之一：城市误读——欲望的表征到了90年代，整个小说写作的空间对象已大面积向城市发生转移，乡村开始受到冷落。
这不仅是由于出生在城市的一代青年作家已经成长起来的缘故，事实远比此要复杂得多。
其中一个有趣的事例便是一贯擅长处理乡村题材的贾平凹，这时也开始尝试涉足城市生活的书写了。
这就是《废都》的突兀面世。
因为在题材风格上与自己以往的作品截然不同，所以《废都》使得此次亮相的贾平凹显得相当陌生。
那个在“乡村”中表现极为恬静的贾平凹，在“城市”里的作为可太不安分了。
贾平凹的一时转向抑或说“丢失”，在我看来，绝不是一个偶然的文学现象。
只要我们拿《废都》和其之前的作品稍作对比就会发现，在《废都》里涌动着的，是对那个时代主流精神的必然回应。
这种主流精神就是对于欲望的发现和肯认。
可以说，《废都》的出现，是贾平凹针对现实进行的一次敏感媚从。
看得出，贾平凹在料理城市生活话语时，无论是在姿态还是语调上，都是相当乡村化的。
多年乡村情感记忆的积淀，根本不可能通过这次城市生活话语的讲述清洗净尽。
《废都》的城市化表现，在很大程度上仍是有限的。
与其说贾平凹建构的那个西京是一座都市，还不如说它是一个小镇更为合适。
贾平凹并没有真正捕捉到城市的感觉，他对这一空间的理解完全是乡村化的。
都市精神里的文化个性，在西京这座城市尚未得到充分展现。
至少，主人公庄之蝶这个人物的情感方式就很不够都市化。
从他与几位女性的感情纠葛中可以看出，他所把持的价值观念明显匮乏商业社会必需的平等及开放品格。
他同女性的关系是建立在自我文化身份认同的基础之上的，而他的这种文化身份（一个所谓的名作家）价值，不过还是传统计划经济社会的遗产而已，尚未经受商业社会的洗礼和检验。
在占有女性身体的过程当中，庄之蝶流露出了强烈的自恋情绪，以及保守的自我优越感。
其与女性之间的交流自始至终都是缺失平等的。
本属于乡村的贾平凹，偏偏要力不从心地去表现城市，这并不是出于挑战自我的动机。
它所能说明的是，贾平凹的此次写作实质上是一次欲望的宣泄实践。
城市作为欲望的象征，正好可以承担他的叙事空间。
我们知道，90年代初期的中国，商业文化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一种社会现实，它的必然衍生物——欲望，开始深入人心。
而一旦欲望滋生，就势必要寻求将其释放的出口。
只是这种出口往往是经由消费来实现的。
《废都》的登场，在此种意义上，带来的恰恰是一次精神层面上的消费行为。
对于读者来说，《废都》不是一种生产性文本，它并不为社会建树或贡献某种东西；它是消费性的，人们通过对这一文本的阅读，可以实现自身欲望能量的耗散。
作者在文本中刻意设置的“口口口口”之类的省略符号，正是留给阅读者去添充自己欲望剩余的想象空洞。
《废都》无意让那些在社会转型中倍感迷茫的人们清醒过来，事实上它也无力胜任于此；它本身就深陷在欲望的漩涡之中而无法自拔。
它所给予人们的提示就是，像庄之蝶那样借在欲望中的沉沦忘却当下的一切困惑和痛苦；用身体的感受来代替头脑的思考。
应当看到，欲望是从身体出发的，对于欲望的关注无非就是对于身体的关注。
因此，庄之蝶这位脑力劳动者在小说中的主要任务，便是努力恢复身体在生活中的席位。
庄之蝶的行为，多少使我们领悟到了身体在以往文学文本中的严重缺席。
这也恰是《废都》到场的核心意义所在，其对既定的精神秩序格局，应当说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撼动。
现象之二：空间叙事——时间的淡出对于欲望的书写，必然要改变我们传统的书写习惯。
因为，传统反欲望的精神性写作实践里，总是蕴涵着乌托邦的叙事冲动，是具有时间向度的。
这种写作实践，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历史意识的写作。
它的叙事特征是更关心时间的演进，在时间的差异对照中，把握现实的变革方向。
在这种叙事里，空间一般是被忽略的，当下也是被忽略的，未来的乌托邦作为终极性追求，才是最最重要的。
而抵达这一目标，主要不是空间的问题，而是时间的问题；故关于时间意识的写作就不能不凸县出来。
但是，一旦书写对象转向了欲望话语，书写本身所关怀的指向便不再是时间了。
这时，境遇开始取代时间的地位。
而所谓境遇，即指人之身体的当下空间遭遇。
对境遇的关怀，势必会导致写作实践中强烈的空间意识，时间意识则由此逐渐淡出。
毕竟，直接满足于身体感官欲望的物质，是由当下空间来提供的，时间似乎派不上任何的用场。
而且，空间的生存境况也密切关系着身体感官的欲望。
基于此，关于空间的叙述注定要成为此刻写作的焦点性主题。
在90年代那些重写历史的“新历史主义”、“后新历史主义”（参阅路文彬：《后新历史主义与怀旧》，《福建论坛》2000年第1期）长篇小说，诸如《白鹿原》、《九月寓言》、《在细雨中呼喊》、《长恨歌》、《日光流年》等文本中，空间化叙事倾向极为显明。
在这些文本里，历史作为时间性概念，被置换成了空间性的在场。
历史的时间变迁，被转化为事件的共时存在。
《白鹿原》的历史书写，演绎的就是事件于某一空间中的发生与变化，其间根本看不出事件发展的时间性痕迹。
也就是说，《白鹿原》之中历史事件的发生与变化，常常属于突然性和偶然性的，这些事件没有演示出时间的酝酿及累积过程。
并且，在另外一层意义上，由于《白鹿原》拒绝从时代层面去追究历史事件发生、变化的根源，这便使事件本身在时间差异上的不同表现遭致了抹煞。
结果，《白鹿原》之中的历史事件因此也就丧失了历史性最为鲜明的时间特征。
就此种意义说来，作品中人黑娃的历史之死，其实并不是历史性的。
同样，再现老上海繁华历史的《长恨歌》也是缺乏历史意识的。
该文本试图激起我们的，不是对上海的历史的迷恋和向往，倒是对历史的上海的迷恋和向往。
相较历史之中的时间与空间维度，作者更有兴趣的显然是后者。
而在这个区域里，作者关心的又仍是照相馆、西餐厅以及片厂、舞厅等这类空间所在。
如果说历史有什么魅力的话，那正是源于这些历史之中的空间存在。
归根结底，这魅力不是由时间提供的，是因空间而获得。
弥漫于《长恨歌》中的浓重怀旧情绪，也恰好说明了它的反时间/历史性质，因为正是时间/历史将人们强行拉出了老上海那个令人销魂的空间。
主人公王琦瑶也不是时间意义上的人物，她是空间意义上的人物，是为老上海而生的。
当她被时间/历史逐出老上海时，实际上就已经死亡了。
结局交代的死亡不过是形式上的死亡，其真正生命早随老上海一同消逝了。
《长恨歌》旨在借历史这时间的舞台，上演一场纯粹空间的神话。
空间对于时间的遮蔽，致使90年代长篇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丧失了历史感，他们不再带有时代或者阶级的重大特征，亦不再暗藏预示某种人物共性本质的企图；因而他们都失却了典型形象所必备的那种品格。
或者说，是作家们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典型形象所承当的历史重任。
总之，90年代长篇小说中人物形象的登台，宣告了典型形象的历史终结。
(参阅路文彬：《典型形象的当代历史命运》，《创作评谭》2000年第3期。
)现象之三：偶然关注——命运的肯认关于小说写作，铁凝曾经表达过这样的一种观点，她说：“当我写作长篇小说时，我经常想到的两个字是‘命运’；当我写作中篇小说时，我经常想到的两个字是‘故事’；当我写作短篇小说时，我想得最多的两个字是‘景象’”(铁凝：《写在卷首》。
载其《铁凝文集》第三卷《六月的话题》，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9月版。
)。
而事实上，无论是铁凝，抑或是其他中国小说家，他们在长篇小说的写作实践当中，从来都是缺乏命运感的（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当中亦是如此）。
自古而生的乐观主义文化传统，使中国小说家在面对命运这一主题时，往往是极力采取抗争姿态的。
他们根本无心去细察、理解命运的深刻力量，命运在其小说中的出席，只是为衬显人的不可战胜意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