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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悯的力量论余华的三部长篇小说及其精神走向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深入探讨余华的三部长篇小说——《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和《兄弟》——中所蕴含的悲悯的力量，以及这些作品所揭示的精神走向。
余华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杰出代表，他的作品以其深刻的社会洞察力和对人性的精准描绘而广受赞誉。
这三部小说更是余华创作生涯中的里程碑，它们不仅展示了余华独特的文学风格，也反映了他对社会、历史和人性的深入思考。
通过对这三部作品的细致分析，我们将看到余华如何通过悲悯的视角，描绘了普通人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的命运沉浮，以及他们在面对苦难时所展现出的坚韧与力量。
同时，我们也将探讨余华在作品中如何呈现人性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以及他对人性中善恶、美丑、生死等主题的深刻反思。
本文还将关注余华作品中所体现出的精神走向。
在快速变化的社会背景下，余华如何通过对个体命运的关注，表达了他对人性、道德和伦理的坚守与追求？他又是如何通过文学的力量，传递出对生命的尊重和对人性的悲悯？这些问题将是本文探讨的重点。
最终，本文希望通过对余华三部长篇小说的深入解读，能够揭示出悲悯的力量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和价值，以及它如何影响和塑造我们的精神世界。
我们也期待通过这一研究，能够为当代文学的发展提供新的视角和启示。
二、余华长篇小说概述余华，这位当代中国文坛的杰出作家，以其深刻的人文关怀和独特的叙事风格，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和尊敬。
他的三部长篇小说《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和《兄弟》，更是成为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之作。
《活着》讲述了一个普通农民福贵一生的苦难历程。
福贵经历了家破人亡、战争磨难、社会变革等多重打击，却始终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命运的抗争。
这部小说通过对个体命运的深刻描绘，展现了生命的坚韧与顽强，以及对命运的无奈与接受。
《许三观卖血记》则是一部关于生存与尊严的深刻寓言。
许三观作为一个普通的市民，通过卖血来维持生计，同时也在卖血的过程中体验到了人生的酸甜苦辣。
1950年代长篇小说的创作在题材的处理上，当代长篇小说侧重于表现“历史”，表现“逝去的日子”，这一时期的小说的创作，题材分布的区域，主要集中在“革命历史题材”和“农村题材”等方面。
这既指作品的数量，也指达到的艺术水平。
这种分布状况的形成，一方面是因为它们的“重要性”：它们是受到提倡的类别。
另一方面与作家的经验和文学“传统”有关。
新文学已提供了描述农村生活的许多经验；当代作家的许多人与农村有密切的联系；一批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在战争结束后，热衷于写出他们的有关“革命”的“记忆”；……有的题材领域，文学界的决策者虽也很重视并极力提倡，如所谓“工业题材”，却并未产生预期的成果。
对长篇和短篇的重视，各有其“功能”上的根据。
对于长篇，把握生活素材的规模和容量，是受到重视的一个主要因素。
对许多怀有“反映这个伟大时代”、写作“史诗式”作品的情结的作家来说，长篇小说是实现这种勃勃雄心的合适的形式。
至于短篇小说，当代对它的重视，则是认为它能迅速、敏捷地反映生活。
而对现实反应的快捷，对社会政治配合的及时，正是这个时期要求文学应具有的品格。
自然，从50年代开始，文学刊物的大量增加，对短篇创作在当代的发展，也起到推动的作用。
赵树理的《三里湾》（1955年），高云览的《小城春秋》（1956），曲波的《林海雪原》（1957），李六如的《六十年的变迁》（第1卷1957，第2卷1961），梁斌的《红旗谱》（1957），周立波的《山乡巨变》（上篇1958，下篇1960），杨沫的《青春之歌》（1958），冯德英的《苦菜花》（1958），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第1部1958，第2部1962），吴强的《红日》（1958），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1958），冯志的《敌后武工队》（1958），刘流的《烈火金钢》（1958），欧阳山的《三家巷》（1959）、《苦斗》（1962），草明的《乘风破浪》（1959），柳青的《创业史》（第1部，1960），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1961），姚雪垠的《李自成》（第1卷，1963），浩然的《艳阳天》（第1部1964，第2、3部1966）等。
跨媒介写作与新世纪长篇小说的艺术境界跨媒介写作与新世纪长篇小说的艺术境界新世纪带来了数字化和网络化的时代变革，媒介环境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跨媒介写作作为一种新兴的创作方式，逐渐融入到文学创作的领域。
对于长篇小说的创作来说，跨媒介写作为艺术创作带来了全新的可能性。
本文将探讨跨媒介写作与新世纪长篇小说的艺术境界。
跨媒介写作是一种在不同媒介之间切换和融合的创作方式，它将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相结合，借助多媒体技术来丰富作品的表现形式。
跨媒介写作可以包括文字、音乐、绘画、摄影、影像、互动等多种艺术媒介。
通过不同媒介的运用，作品创作者可以更加生动地表达他们的思想和情感，创造出更具有沉浸感和互动性的作品体验。
在新世纪的长篇小说创作中，跨媒介写作为作家提供了更多的表达手段。
在过去，文字是小说的唯一表达方式，但跨媒介写作打破了这一局限性，使得小说可以通过图片、音乐、影像等多种形式来进行叙事。
这种方式的使用不仅丰富了小说的叙事手法，还可以更好地传达作家原本想要表达的意境和情感。
跨媒介写作打破了传统小说形式的边界，为作家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使得作品更具创新性和实验性。
跨媒介写作在叙事结构上的运用是创作者展现艺术境界的重要手段之一。
作家可以通过嵌入影像、音乐等媒介元素来改变小说的节奏和氛围。
例如，通过插入音乐来提升小说的情感表达力，或者通过插图来提供更直观的场景描述。
这种媒介元素的运用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读者的参与感和沉浸感，使得作品更具有感染力和吸引力。
在跨媒介写作中，作家还可以利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等新媒体平台与读者进行互动，扩大作品的影响力和传播力。
通过在网络上发布小说的节选、插图或音乐等媒介元素，作家可以吸引更多的读者，并与读者进行实时的交流和反馈。
这种互动形式不仅可以促进作家的创作动力，还可以进一步提升作品的艺术境界。
然而，跨媒介写作也带来了一些挑战。
作家在进行跨媒介创作时需要更加全面地了解不同媒介的特点和表达方式，同时还需要具备相关的技术和创作能力。
莫言长篇小说《蛙》的复调叙事朱彦芳莫言是熟知巴赫金的复调理论的，他在创作中屡屡将这种理论渗透进自己的作品中，比如他的《酒国》《檀香刑》等小说。
2012年，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蛙》这部小说符合复调小说的本质要求。
在《蛙》中，混合的文体、人物的独立意识、以及主题的并置，令读者领略到了斑斓的叙事风貌和错落的意识风景。
一、文体的复调：合乎逻辑的“跨文体”叙事《蛙》全书由书信、小说、话剧这三种文体有规律地混搭组成。
剧作家蝌蚪写给日本作家杉谷义人的五封书信是全书的主体框架。
在书信中，蝌蚪向杉谷义人讲述姑姑的故事，而姑姑的故事以资料的方式，也即“小说体”的方式附在书信后面。
同时在书信中，早已铺垫好了蝌蚪会写一部话剧，而且用迟迟不能下笔作为理由，让这幕话剧出现在全书的最后一部分。
一切都显得合情合理，虽稍有刻意交代的痕迹，但仍很圆融。
因此，这部小说是以“跨文体“的方式结构全篇，却并非拼凑之作，各个文本内部具有逻辑和情节上的勾连和互文。
这里充分体现了作者的叙述匠心。
在书信中，我对杉谷义人说道：我已经不好意思说是信了。
因为从体量上来说，讲述姑姑的小说已经膨大到了超出信的容量了。
书信中所写的内容，是全书所有情节与故事的总的铺垫。
在信中，“我”告诉杉谷义人，退休后将要和太太一起回乡居住，为后面的话剧剧本提供了素材的来源及情节的合理性。
同时，作者还借叙述人之口阐发了他的写作观念。
“那里，也许离文学最近。
”这里的“那里”指的是故乡。
故乡，是莫言文学创作的原点。
故乡赋予了他源源不断的鲜活素材，和贴近大地、贴近人本身的生命观点。
信中提到的回乡动因，是因为异乡人身份而被首都北京的泼妇辱骂，真实地揭示了现实中依旧存在的地域偏见和歧视。
在第五部《蛙》的话剧前，叙述人交代：先生，从明天起，我将铺开稿纸，用最快的速度，完成这部难产的话剧。
我给您的下一封信，将是一部也许永远也不可能上演的剧本：《蛙》。
小说行文中，在合适的空当，叙述人就会将写话剧的话题掺入进来，不时提醒读者，后面将有一部话剧。
如何理解长篇小说与市场的关系——读雷鸣《隐形之手与文学脉象——新世纪长篇小说与文学市场互动关系研究》李冠华众所周知，长篇小说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市场化语境中，具有两方面特点：一是具有获奖效应，如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其市场号召力与对读者的吸引力便显得非同寻常；二是容量丰盈，易生成市场关注点，长篇小说“能体现一个国家的文学水平，有宏阔的容量，在表现时代生活与民族风貌，刻画人性上具有独特优势。
”①对出版社而言，长篇小说是彰显出版水准与实力的最佳途径，很容易形成市场热点。
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成为市场化程度最高的文体，已然是不争的事实。
对于长篇小说与市场的关系，学界亦有所关注，如邵燕君借助布迪厄“文学场”理论，具体勘察了当代文学生产机制的转型过程，对在“市场原则”的挤压下，“文学自主原则”受到削弱的趋势进行了深入剖析。
②吴秀明等人则从精神主体、政府调控、媒体影响、批评功能、读者市场等五个方面对新世纪文学生态环境进行分析，着重探讨了新世纪出现的一些文学现象，如影视化小说、畅销书模式与读者市场的关系。
③但这些研究多从宏观层面阐述市场语境与文学趋势之间的联动，究竟市场对长篇小说的具体细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以及如何产生影响？长篇作者简介：李冠华，西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副教授。
084小说在回应市场的同时，又在哪些方面保持了文学的自律性？此方面均缺乏深入的探讨。
相较之，西北大学文学院雷鸣教授的《隐形之手与文学脉象——新世纪长篇小说与文学市场互动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以下简称“雷著”）一书，则深入探究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的生产、传播、消费、接受等各环节与文学市场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审视新世纪长篇小说的题材选择、精神向度、叙述范式、文体取向与文学市场的互动关系，亦分析新世纪20多年来长篇小说的基本动向与发展趋势。
其在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及其研究方法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
一、深描新世纪长篇小说的创作脉象所谓“脉象”，借用中医术语，在雷著中意指外在的文学“显象”与内在的文学“脉动”。
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的创作差异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是两种不同的文学形式，它们在创作手法、叙事结构和内容深度上都有一定的差异。
本文将从各个方面探讨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的创作差异。
首先，在创作手法上，短篇小说通常通过简洁明快的语言和精选的细节来展现故事的情节和主题。
由于篇幅限制，作者必须在有限的字数内进行故事的发展和人物的塑造。
因此，短篇小说更加注重故事的紧凑性和节奏感。
例如，俄国文学大师契诃夫的短篇小说《黑桃皇后》以其精简的叙述风格和令人窒息的氛围赢得了广泛赞誉。
相比之下，长篇小说具有更大的篇幅，因此在创作上有更多的自由度和宽松度。
作者可以通过详细描写场景、深入刻画人物和展示复杂的情节来展现故事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长篇小说通常可以更充分地展示人物的成长和变化，并探索更多的主题和议题。
英国作家狄更斯的长篇小说《呼啸山庄》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作者通过对人物的全面描绘和故事情节的复杂发展，展现了激烈的爱恨情仇。
其次，叙事结构也是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的创作差异之一。
短篇小说通常采用简洁的线性结构，故事按照时间顺序展开，情节之间的联系清晰可见。
这种结构让读者能够迅速抓住故事的导向，带来一种令人心驰神往的阅读体验。
例如，中国作家鲁迅的短篇小说《底层人》通过紧凑的叙述结构和简洁的线性叙事，刻画出鲜明生动的底层人物形象和社会现实。
相反，长篇小说在叙事结构上更为复杂和灵活。
它可以采用往返式回忆、多线叙事或者交错叙事等形式来展示故事的多样性。
这种结构可以给读者带来更多的思考和推理乐趣，同时也可以更充分地展示故事的层次和内涵。
美国作家约翰·斯坦贝克的长篇小说《愤怒的葡萄》就采用了多线叙事结构，通过交叉展示不同人物的经历和情感，以此探讨社会和人类的复杂性。
最后，在内容深度上，短篇小说通常聚焦于一个独立的主题或者事件，它可以很好地阐释一个观念、揭示一种情感或者暴露一个社会现象。
由于篇幅有限，短篇小说注重于剧情的高潮和结尾的冲击力，给读者带来深刻的感受和思考。
如何成长为一名新手小说作者引言小说写作是一段既充满魅力又布满挑战的旅程。
每一位新手作者都怀揣着将心中故事呈现给世界的梦想。
然而，从构思到完成，这条道路并不平坦。
本文旨在为新手小说作者提供一份实用的写作指南，帮助你们克服写作过程中的种种困难，最终完成一部令人满意的作品。
一、选择合适的题材和准备大纲选择适合自己的题材是小说写作的第一步。
考虑你的兴趣、知识背景以及目标读者群体，找到那个能让你激情澎湃的故事主题。
一旦确定了题材，接下来就是准备大纲。
大纲不必详尽，但应包括主要情节节点和角色发展轨迹。
这不仅能帮助你在写作过程中保持方向感，还能避免陷入情节混乱的困境。
在选择题材时，不妨问问自己：这个故事是否让我感到兴奋？我是否有足够的知识和兴趣去深入探讨这个主题？目标读者是否会对此感兴趣？通过这些问题的思考，你可以更清晰地确定自己的写作方向。
二、具体化人物小传人物是小说的灵魂。
每个角色都应该有自己独特的背景、性格和动机。
创建人物小传时，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出生地、成长经历、职业、爱好、性格特点以及他们与其他角色的关系。
这些细节不仅能让角色更加立体，还能为情节发展提供更多可能性。
例如，你可以为每个角色编写一段简短的自传，描述他们的童年、青少年时期以及成年后的重要事件。
这样的细节可以帮助你在写作过程中更好地理解和把握角色的行为和动机。
三、坚持每日写作坚持写作是每位作家成功的秘诀。
无论是几百字的片段还是完整的章节，每天的写作都能积累宝贵的经验和成果。
为了养成每日写作的习惯，可以设定固定的时间段和写作目标，并逐步增加写作量。
记住，写作如同锻炼，持之以恒才能见到成效。
在坚持每日写作的过程中，你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比如时间不足、灵感匮乏等。
这时候，可以尝试将写作任务分解成小块，每次只专注于完成一小部分，这样可以降低写作的难度和压力，使你更容易坚持下去。
四、使用简单的构思和主线简单构思和主线有助于保持故事的清晰和连贯。
如何写出令人回味的中篇小说在文学创作中，中篇小说是一种受欢迎的形式。
它既不像短篇小说那样简洁明快，也不像长篇小说那样庞大沉重，而是处于两者之间的一种折中。
编写一篇令人回味的中篇小说需要一些技巧和策略。
本文将介绍如何写出令人回味的中篇小说。
一、塑造令人难以忘怀的人物形象人物是中篇小说的核心。
为了让读者产生共鸣和吸引他们的注意力，需要塑造出令人难以忘怀的人物形象。
这些人物应该具有独特的性格特点、个人目标和动机。
通过深入描述他们的外貌、言谈举止和内心想法，读者可以更好地了解他们，并且投入到故事情节中去。
二、建立引人入胜的情节情节是中篇小说的骨架。
一个好的情节应该能够吸引读者的兴趣并保持悬念。
开始部分应该有一个引人入胜的开端，让读者迅速投入其中。
然后，通过合理安排事件和情节发展，保持故事的紧凑性和张力。
结尾部分应该给读者留下思考和回味的空间。
三、运用生动的语言和描写生动的语言和描写是中篇小说的亮点之一。
通过运用形象、细腻的词语和恰到好处的比喻，可以使文本更具有感染力和艺术性。
同时，描写应该注重细节，让读者能够身临其境，感受到故事中的情感和氛围。
四、独特的叙事角度和结构中篇小说的叙事角度和结构的选择也非常重要。
可以考虑采用第一人称叙事，使读者更加亲近主人公，感受到其情感变化和内心挣扎。
或者选择多角度的第三人称叙事，展示不同人物的视角和经历。
在结构上，可以运用回溯、闪回等手法，增加故事的层次感和复杂性。
五、探索主题和思想深度中篇小说不仅仅是一个故事的叙述，还应该通过情节和人物塑造来探索某种主题和思想深度。
可以通过对社会问题、人性弱点或道德困境的探讨，使读者思考和思索。
这种探索应该自然而然地融入到故事中，不显得突兀。
六、精心的结尾设计中篇小说的结尾应该给读者一定的思考空间，同时又要有一定的回味性。
可以通过留下悬念、反转结局或者给读者以启示等方式，让读者有所思考，并且对整个故事产生共鸣。
总之，写出令人回味的中篇小说需要作者在人物形象、情节、语言描写、叙事角度和结构、主题思想深度以及结尾设计等方面下功夫。
2020/348经验、视角和长篇小说的结构与叙事◎张 凡文学评论家阎晶明曾在一次由海南省作协、文艺报社和海南大学联合主办的中国新世纪长篇小说研讨会上指出：“长篇小说在当前中国文学的各个门类中是最为繁盛的，可能没有任何一种文学体裁像长篇小说一样在今天受到这么多的关注。
即便在‘文学边缘化’的今天，长篇小说在出版机会、传播途径、改编机会等方面都依然占有很大优势。
”[1]新世纪以来，各路名家纷纷以长篇小说的形式向这个时代来呈现个人创作的某种姿态或创作动能，尤以成名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代表作家更为活跃，诸如韩少功《日夜书》、余华《第七天》、残雪《新世纪爱情故事》、马原《纠缠》、阎连科《炸裂志》、苏童《黄雀记》、林白《北去来辞》、格非“江南三部曲”、梁晓声《人世间》、李洱《应物兄》等等，举不胜举；更有贾平凹平均以两年一部的创作速度，连续推出了《古炉》《带灯》《老生》《极花》《山本》等多部长篇小说，其旺盛的创作力让人惊叹！这种现象表明，没有经验上的丰富积累和创作上的长期历练是很难有长篇小说的丰收硕果的。
但经验的日趋丰富，并不必然意味着或带来长篇小说结构上的完备，长篇小说相对阔大的篇幅和容量要求作家对其结构的设计和安排有更高的要求。
这对从事长篇小说创作的作家来说都是不小的考验。
自然，其中很多作家也都有自己独特的体会、思考和创获；在这方面，曾以“寻根”而著称新时期文学的韩少功和以先锋英姿傲然文坛的苏童，别具代表性，他们呈现给读者的《日夜书》和《黄雀记》就是很好的例子。
两部作品，自发表或出版以来备受瞩目，无论从思想的深度、内容的厚度，还是结构的创新上来看，都可圈可点，值得体味，堪称典范和楷模。
一、以历史的眼光介入社会生活在汉娜·阿伦特看来，人是一种社会的或政治的动物，所有的人类活动都依赖于人们共同生活的事实或空间；也就是说，“积极生活，就它是人积极投身于做事情的生活而言，总是扎根在一个人和人造物的世界当中，决不能离开或超越它”[2]。
长篇小说创作如何保持"多样性"?(1) 刘亮程——《凿空》的诗性建构 我一直保存着刘亮程的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在我看来，它有不可替代性，也是不可重复的。有时候会翻开看看，它会使人感到清凉、宁静甚或陷入沉思。也有很多作者刻意地歌吟自然，村庄，花儿，鸟儿，不能说他写得不好，只因为没有入骨的体验和超现实的灵性，没法跟刘亮程比。他把村庄里的风、雪、动物、坎土曼，写得很有禅意，它们仿佛都是通灵的，通神性的，但这是天然的禅意，是“本来”，而非学来，也不是硬做来给人看的。他能在一只狗，一头牛，一头驴的身上，发现奇妙的哲理和感觉。有人曾认为那只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罢了，为什么不能大厚本地源源不断地生产这种散文呢？这完全错了。如果那样的话，我是不会再读刘亮程了。鲁迅的《朝花夕拾》，蒙田的随笔，培根的随笔，不都是薄薄的吗，却是人类思想和诗情的结晶。刘亮程的这本散文集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结晶体，我非常喜欢。现在他写了第二本长篇小说《凿空》，有人说不像小说。我看，不管是小说也好，小说化的散文也罢，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是否在感受一种文学。 《凿空》给我一个强烈的感觉，是它表达了一种非常神奇的时空结构，这是他对自己创作的一种突破。当下，小说创新挺难的，很多小说家都在重复自己，我们的文学研究也有很多的重复研究，作品里找不到新的时空感，找不到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后人的心理结构的变化。最近电视剧《手机》让我有所触动，不管怎么说，它很敏锐，敏感到了高科技下人的无助、无奈、精神困境，今天的社会是人的移动速度最快的时代，也是人与人的交往方式非常快捷和人与人的物理距离最小的时期，这源自高科技的发达，但人与人的心理距离是否反而越来越大了？对《蜗居》尽管众说纷纭，但它的受欢迎还是反映了当下人们最敏感的住宅及次生问题。当然我并不是鼓励人们去浅表地写一些生活的表象或“问题”，而是说，当时空发生了深刻变化的时候，我们不能无动于衷，文学作品也要反映出变化中的人性，才能打动人心。谁会对与自己毫无关系的事物发生兴趣呢。而刘亮程的作品就独特地表达了一种遥远的时空的变化，毛驴也好，植物也好，阿不旦村的各种声音的交响也好，都是作为现代化的喧哗之外的另一种声音存在着，它既表达了工业化逐渐的波及，又表现了另一种遥远的声音始终存在着，所以说它是独特的，不可替代的。 《凿空》是个不错的意象，是多义的，玄妙的，没有一个准确的固定的解，但会把我们带入深远的意境中。人类是由穴居开始的，凿空也许是人的本性之一，或许人类本身就有一种凿空的本能和欲望。但是凿空在今天又被泛滥化了。比如，我经常担心北京的地下会不会被凿空，哪天我突然掉下去啊。作品中的人物张旺财身上就体现了人类凿空的本能,似乎只有不停地挖掘，才能平息他心中难言的渴望。这个平凡小人物为自己立项，一直从河边的住屋挖到村庄的中心，挖了二十多年。他的挖掘，也许是人类天性中我们没有发现的某种东西，他和小说中玉素甫式的有目的的极端功利的凿空----盗掘是不同的，两者有强烈的对比。人类的凿空从来没有停过，至今尤盛，考古家在凿，盗墓贼在凿，矿工在凿，大型工程在凿，地铁在凿，管道在凿，光缆也在凿，有时让我们想到作者是不是也在凿空自己？人的一生是否是一个自己凿空自己的过程？刘亮程的作品里就是这样布满了多重意象，有些意象是不可言说的，是一个感觉深邃的象征体系。 《凿空》的确没有很强的故事元素和人物重大行动，充斥其间的多是感觉，意象，色彩，声音，尤其是声音，这是刘亮程在此最重要的话语方式。作品开头写到驴丢了，一连串的形容精彩得不得了，驴夜晚在地下菜窖里叫，驴寻偶时的叫，还有驴对着外来的那些机器叫，都很绝妙，因为阿布旦的驴听不得比它的叫声更大的声音。还有故事最后的万驴齐鸣，场面怪异，都是我们很少看到的东西，他提供了一个非常新颖的感觉世界。声音之所以呈弥漫状，因为小说的叙述人张金—张旺才之子，在矿上干活时震得耳朵失聪了，大夫说，那些过去的声音能帮你恢复听觉，于是整本小说都他在捕捉声音。读这本小说，主要是读声音——感觉，由感觉引发想象和思考。这是一部奇异的，荒诞的，同时又是抵达心理真实的小说，所以是一部有独特艺术个性的小说。 《凿空》在恢复小说的诗性建构上做了有成效的努力。好的小说有一个很高境界就是诗性，很多作家的成功都证明了他们的作品因诗性而赏心悦目。去年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尽管有读者表示不知其意，弯弯绕的说话看得眼晕。事实上，它表达了人的无法言传的，却像影子一样跟随的孤独和苦闷；表达了人在精神上的孤立无援状态，所谓中国式的孤独感。这就是一种诗性结构，有存在主义的味道。《凿空》也是如此，我们能感到他在表现人的一种精神向度，一种下意识的渴望，一种向未知世界索取和刨根问底的固执。有人用小说的一般常理和原则来要求刘亮程，并对他的小说提出质疑，说他的小说无非是散文的扩大版，但我认为艺术形式可以多种多样，也是可以越界，扩容，跨文体的。刘亮程之所以是刘亮程，在于他提供给我们一种遥远的感性的声音。在今天的时代，能提供出阿不旦村发出的声音，就是令人愉悦的。感性往往是通向深刻的桥梁。 须一瓜——直面人性的极恶与极善 须一瓜的作品我读得不是很多，但我早注意到了她。几年前，我编过一本《近三十年短篇小说精粹》，选了她一个短篇，叫《海瓜子，薄壳海瓜子》，至今记得，它写一个老人和自己的儿子、儿媳共同生活，有天晚上，这个很善良的老人，却偷窥他儿媳妇洗澡，被儿子发现，打得头破血流。儿子狂躁至极，老人沉默无语，儿媳欲救护老人而心怯，自此一家人，出现了难言的紧张。但老人始终默默做好事，想挽回自己的颜面，最后有所缓解，终未完全释然。这篇小说虽短，在揭示人性内在的原欲与道德感的冲突方面很见深度。 看完须一瓜的新作、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黑子》，我认为在品种上很奇特，在艺术上也颇具特色，无可替代，要是拍出戏来，有可能出现中国式的《人证》，《砂器》，《天国的车站》一类东西。但是那一定要大导演拍，小导演不行。我觉得，须一瓜永远对人性的复杂，对人性的两极对抗，对人性中的善恶转换，对人埋藏很深的良知或者说天良的发现，对人性中超出想象力的部分，对人的尊严感，对人的自我救赎的渴望和人为了找回尊严所做的悲壮努力，给予浓厚的兴趣和热切的肯定。当然，人跟人是不一样的，任何时候都不缺乏极端的例子，万劫不复的人总有，只能说，她是讲主体的人，类的人，总体上她对人是持肯定态度的，是信任的，而不是绝望的，悲观的，正如太阳里面有黑子，但太阳毕竟是太阳；人性中也有恶，暴力，仇恨，报复，嫉妒，甚至嗜血，然而真善美和良知总是不灭的，是与人相伴随的，人的太阳于是并未坠毁。在某种意义上，《太阳黑子》正是表达了须一瓜对于人的和人性的理想，发现那种不会被罪恶感、兽性彻底压垮的污泥中的人性的花朵。 在《太阳黑子》里，须一瓜处理的是一个难度极大的故事。她给自己出了一道几乎无解的难题。凶残的制造了一起灭门强奸大案的三个案犯，后来却是三个最善良不过，最勇敢无畏，最忠厚仁义的无名英雄式的人物。这怎么可能，该作何解释？在这两极之间怎样才能找到平衡点，合理点，过渡点？小说一开始展开的生活，甚是古怪，三个男人，都三四十岁了，一个个一身蛮力，却都不结婚，没有一个亲戚来过，也从没有一个女人出现。那个让人疼爱的小姑娘，到底是谁的孩子？每个家伙都说是她的父亲，鬼才相信，但小说就能让你相信。每个作者的天赋不一样，有些人只能写和事实贴得很近的东西，但是像这种题材，没有一定的才能，天赋，是写不出来的。我们说小说家是说谎家，是虚构家，这个故事可以说达到极致了。我们明知小说是假定的，但最终仍在她假定的事件里面沉迷，甚至流泪。特别像最后的分手，写得很煽情，让我们信任她的世界，承认这个世界有它的不可思议的逻辑力，我们不得不跟着它跑。 写作上最大的难点在哪里？在于对人性的洞察和表现。罪犯与常人，善与恶，魔鬼与天使，好人与坏人，残暴与仁爱，怎样有机地拧在一起，成为每个生命体的不同的棱面？虽然须一瓜没有说，但我觉得她是相信非理性的不可控制的，她认为人在善恶之间，什么都有可能，兽性成分在一念之下膨胀，就可能铸成大恶。在她看来，很多案件还是充满了偶然性，不是像过去讲的，阶级本质决定的，罪犯就是坏人，好人绝对的好，坏人绝对的坏。她不这么看问题。在她笔下，三个罪犯都在忏悔和噩梦中，在罪恶往事的纠缠中生活。十几年了，每到8月19号，也就是作案日，他们几个总是坐在一起跪拜，祭奠，对坐，无言。三个人的职业设计也很有意思，一个是打鱼的，一个是出租车司机，一个是协警。三个人都有一定的张力，可以联系社会各方面；但写社会不是须一瓜的追求，她要研诘善与恶的极端化转换。他们终于撑不住了，不想再梦见那五个人，承受不住最后一根稻草的压力了，宁可寻求解脱，服罪伏法。作者把死亡诗化了，他们本有足够时间离开，却选择了死亡，也就是灵魂的解脱。作者在此寄寓了人的理想，那就是担当精神，也是牺牲精神。伊俗春，伊谷夏兄妹的设计也比较成功，一个如沙威，一个如痴女，一是法，一是情，二者强烈碰撞。写出了承受不住的过程，是须一瓜的本事。 须一瓜的叙事，动力感很强劲，一旦开始叙事，就进入叙事节奏而不能够停下来，甚至有一种快感。她的文笔洒脱利落，善写福建一带的海景，月色，海港，直觉好。比如，伊谷春对辛小丰的直觉，如阴霾漫过，又立刻消散；又如，比觉对时间的感觉——静得可以听到高压线芯里电子疯跑的声音，有点像白天坐在铁轨边把手掌虚窝在耳边听到的声音，她把这叫时间的声音。 我知道须一瓜是政法记者，她的灵感好像都是来自于末条新闻的，李敬泽说她的写作路径是：尾条的新闻，头条的小说，概括得很精准。但我还是觉得她老是用案件来组织小说，离不开案件，是个问题。她太聪明，末条新闻能演绎出一套东西，某个末条新闻我们看了麻木，她却能搞出一个小说来。她的秘诀在于，把外在事件的传奇性转化为内在精神的紧张性、分裂性，有很强的猎奇成分。话说回来，小说就要有猎奇成分，没有猎奇成分谁还要看？对于人性的匪夷所思的部分，须一瓜是最感兴趣的，她也总想挑战这个难题。现在有些罪犯，人凶残极了，可他对亲人好极了，就很复杂。然而，一个作家不能老是依赖一个模式，她的有些小说确实给人套路相互差不多的感觉。她聚焦于人性的深层冲突是不错的，但心理揭示的深度显然不够。上面讲到“尾条的新闻和头条的小说”，实际涉及新闻和文学的关系，值得深入思考。 杨争光——《少年张冲六章》忧思深广 读到张红旗第一次把张冲吊在门边，张冲都尿不出来了，我掉了眼泪。我觉得这里的父亲张红旗，母亲文兰，还有他们的儿子张冲，都掉在一口深井里，周围有无边的压迫感，所有的人都在挣扎，都逃不出一个空间。这个空间看上去很阳光，很和谐，可是有一种像空气一样包围着我们，我们看不见却无时不在的压力。我们可以感知它，却没有力量超越它。从古至今，还是无法超越。是的，我们只能说，不这样活，又能怎样活呢？社会和父母要求于张冲的，激起了张冲的反叛，他是以盲目的和畸形的样态在反叛，他交出来的成绩单总是那么糟糕透顶，他染黄头发，戴大耳环，他抽烟，他飚车，他暗算可憎的老师，他用板砖拍街上的混混，于是只能遭毒打和被抛弃。他不乏正义感，最后他惩治了嫖娼的公安局长，自己却也因此进了少管所。在整个少年时代，他和父亲双方都痛苦万分，母亲回护他，却无法为他的不争气辩护。小说写的虽是关中乡镇的故事，不是城市的，但在文化人格上，心理结构上，父母的愿景上，城乡之间又有什么不同呢？也许我们只能发一声浩叹：可怜天下父母心。 所有的孩子并不都是张冲，张冲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从张冲身上引发的东西，却是每个幼稚的心灵都感同身受的。张红旗与张冲的矛盾，张冲与老师的矛盾，张冲与社会的矛盾，并不是单因单果的，而是全面的，盘根错节的。张冲在初中毕业时的“自我总结”里说：“我上了九年学。我记得我上一年级的时候，我还是喜欢学习的。二年级的时候我也还喜欢学习……我爸给我支了个石头桌子……我爸说石桌是火箭发射基地。他希望我好好念书，考大学，将来能上天入地成龙成虎，其实就是成为人人都羡慕的大人物。……后来，我让我爸失望了。……我不爱学数理化，英语更糟，有点兴趣的是语文……我喜欢……一喜欢就乱动脑子，出洋相，故意惹老师生气，让老师难堪……我成了问题学生。我承认我是问题学生……”。张红旗两次看张冲的成绩单，全不及格，受到惨痛打击，在精神上陷入极度苦闷，如笼子里的困兽，闷得难受，显得极度虚弱，可怜。他无法解脱，他的资源太少了，无非是念叼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再加上宝剑锋从磨砺出，人过留名啊种种，对张冲不起什么作用。在张红旗看来，理想人生就是光宗耀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