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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50、60年代散文第一节50、60年代散文概述一、散文创作历程1、1949年－1956年为第一阶段：主要实绩表现在通讯、报告得到了空前发展。
其内容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反映抗美援朝战争。
如巴金的《生活在英雄们中间》、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刘白羽的《朝鲜在战火中前进》、杨朔的《鸭绿江南北》等；二是迅速及时的反映社会主义建设，如柳青的《王家斌》、华山的《童话的时代》、臧克家的《毛主席向着黄河笑》，杨朔的《石油城》、萧乾的《万里赶羊》等。
2、1957年－1966年，是十七年散文创作的第二阶段：当代散文的活跃时期。
这一时期的散文创作题材更为广泛，思想较为深刻，艺术较为精湛，作品数量多，出现了风格日臻成熟的作家和艺术趋于圆熟的作品。
如杨朔的《海市》、《东风第一枝》，秦牧的《花城》。
刘白羽的《红玛瑙集》、巴金的《倾吐不尽的感情》、冰心的《樱花赞》，吴伯箫的《北极星》、碧野的《情满青山》，方纪的《挥手之间》、峻青的《秋色赋》等。
报告文学体现出时代感、新闻性和歌颂性，与共产主义教育思想结合的特征。
报告文学直接服务于政治和政策倾向逐显端倪。
一些有影响的作品如刘白羽的《万炮震金门》、雷加的《三门峡截流记》、田流的《忠心耿耿》、穆青《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徐迟的《祁连山下》等。
60年代初期，出现了杂文短暂的繁荣。
《北京晚报》开辟的以“燕山夜话”为题的杂文专栏，由邓拓主持，其后，《前线》杂志和《人民日报》先后开设了“三家村札记”（邓拓、吴晗、廖沫沙主持）和“长短录”专栏（夏衍、吴晗、廖沫沙、孟超、唐弢撰稿）。
这些杂文针砭时弊、尖锐活泼、坚持真理、旗帜鲜明，敢于触及社会中的一些矛盾，与歌颂性的散文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二、经验教训这个时期的散文由于受到“左”的文艺理论和“左”的僵化观念的影响，作家基于统一的思想表现模式，限制了散文创作题材和体裁的多样化，主要体现为豪言壮语式的歌颂，缺少真情的抒写，整体艺术成就不高。
《老人与海》作者与内容简介引导语：《老人与海》是海明威于1951年在古巴写的一篇中篇小说，是一本很好的文学作品，它奠定了海明威在世界文学中的突出地位，这篇小说相继获得了1953年美国普利策奖和1954年诺贝尔文学奖，下面为大家带来《老人与海》作者与内容简介，快来看看吧。
【主要内容】年老的渔夫桑提亚哥在海上捕鱼，前84天一无所获，第85天，他冒险去从未去过的深海打鱼。
他发现一条大马林鱼，耗时3天刺死了它，回归途中遭到鲨鱼五次袭击，他用鱼叉、船桨和刀子反击，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回到港口，但巴林鱼仅剩下五幅巨大的白骨架。
故事简介：桑提阿果年龄越来越大了，运气似乎也更糟了。
84天以来，他天天出海，却又天天空船而归，连他的帆看上去都像是一面“标志着老打败仗的旗子”。
他的老伴死了，以前跟他打鱼的小孩曼诺林也在父母的强迫下，到其他船帮忙去了。
但曼诺林很尊重老人，每见老头回来，总要走下岸去，帮他收拾钓丝、鱼钩、鱼叉什么的。
老人的陋屋空空如也，老人与小孩说着晚上的饭菜(其实并不存在)，谈着喜爱的棒球队，将对话日复一日继续下去。
曼诺林照顾着老人，为他买来便餐，准备好明日用的鱼饵。
老人睡了，他不再像年轻时那样老梦见狂风巨浪、大鱼、搏斗之类的事，而是梦见异域他乡和沙滩上的顽皮可爱的狮子。
这是老人没打到鱼以来的第85天出海了。
天气晴朗，海面平静。
他向远海划去，决心冲破霉运，捕一条大鱼。
他一面划船，一面与大海、鱼、海鸟交谈，自孩子曼诺林离开他以后，他便养成了这种自言自语的习惯。
他感到钓竿动了。
他觉得在下面100寻深处，一条马林鱼正吃着钩尖上的沙丁鱼。
他拉拉钓丝，知道鱼很大。
鱼很聪明，上钩后并不惊惶失措猛拉猛扯，它只是拉着小船向浩渺的海面缓缓游去。
整个白天在奇怪的旅行中度过了。
老人拉着钓丝的肩酸痛异常。
此时，他多渴望孩子仍旧留在他身边，那就能搭一把手了。
同时，他对鱼也产生了奇怪的感情，他欣赏鱼的勇气和聪明。
夜里，老人很疲乏，他希望自己能睡上一会儿。
幻灯片1第二章五六十年代的小说创作幻灯片2第一节五、六十年代小说概述●本时期小说的取材●本时期的小说体裁状况●本时期小说的形态幻灯片3一本时期小说的取材（一）历史（二）现实（三）分类与等级幻灯片4（一）革命历史题材民主革命抗日战争革命历史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其它历史幻灯片5（一）革命历史题材●《小城春秋》●《青春之歌》●1、民主革命《三家巷》●《红旗谱》●《党费》●《七根火柴》幻灯片6高云览与《小城春秋》幻灯片7高云览与《小城春秋》●1956年12月，著名作家高云览的长篇小说《小城春秋》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第一版。
●高云览（1910－1956），我国现代著名华侨作家，生于福建厦门一个开小酒店的老华侨家里，幼年时家中生活贫苦。
他一生勤奋努力，笔耕不辍，至今可收集到的文学作品有近百篇。
活跃在厦门、上海及南亚如马来亚、新加坡、苏门答腊等地，以教书、经商为掩护从事抗战、反对内战的爱国行动，40年代后期成为陈嘉庚《南侨日报》的“大股东”。
1950年定居天津，从事专业创作，1956年患肠癌去世。
幻灯片8●1952年至1956年他写成《小城春秋》这部长篇小说，这是他酝酿了20多年、耗费了大半生心血的文学艺术结晶。
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当时曾有“北有《青春之歌》，南有《小城春秋》”之说。
是一部著名的描写革命知识分子生活和斗争的小说，它以1930年5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厦门破狱斗争为背景，以主人公何剑平、秀苇等人在革命道路上的成长及“厦联社”的活动为线索，反映了1927年到1936年中国革命斗争的一角，塑造了一群具有爱国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风格的英雄儿女形象。
《小城春秋》1981年被拍成电影，2005年，它成为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中国台港电影研究会评出的“中国电影百年百部名片”之一。
幻灯片9幻灯片10杨沫与《青春之歌》幻灯片11●杨沫（1914-1996），原名杨成业，祖籍湖南湘阴，生于北京。
中学时因家道中落而辍学，遂辗转奔波于河北保定、香河及北京等地，间或以乡村教师、书店店员和家庭教师为业，生活动荡不安。
第四章50、60年代散文第一节50、60年代散文概述第四章50、60年代散文第一节50、60年代散文概述一、散文创作历程1、1949年－1956年为第一阶段：主要实绩表现在通讯、报告得到了空前发展。
其内容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反映抗美援朝战争。
如巴金的《生活在英雄们中间》、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刘白羽的《朝鲜在战火中前进》、杨朔的《鸭绿江南北》等；二是迅速及时的反映社会主义建设，如柳青的《王家斌》、华山的《童话的时代》、臧克家的《毛主席向着黄河笑》，杨朔的《石油城》、萧乾的《万里赶羊》等。
2、1957年－1966年，是十七年散文创作的第二阶段：当代散文的活跃时期。
这一时期的散文创作题材更为广泛，思想较为深刻，艺术较为精湛，作品数量多，出现了风格日臻成熟的作家和艺术趋于圆熟的作品。
如杨朔的《海市》、《东风第一枝》，秦牧的《花城》。
刘白羽的《红玛瑙集》、巴金的《倾吐不尽的感情》、冰心的《樱花赞》，吴伯箫的《北极星》、碧野的《情满青山》，方纪的《挥手之间》、峻青的《秋色赋》等。
报告文学体现出时代感、新闻性和歌颂性，与共产主义教育思想结合的特征。
报告文学直接服务于政治和政策倾向逐显端倪。
一些有影响的作品如刘白羽的《万炮震金门》、雷加的《三门峡截流记》、田流的《忠心耿耿》、穆青《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徐迟的《祁连山下》等。
60年代初期，出现了杂文短暂的繁荣。
《北京晚报》开辟的以“燕山夜话”为题的杂文专栏，由邓拓主持，其后，《前线》杂志和《人民日报》先后开设了“三家村札记”（邓拓、吴晗、廖沫沙主持）和“长短录”专栏（夏衍、吴晗、廖沫沙、孟超、唐弢撰稿）。
这些杂文针砭时弊、尖锐活泼、坚持真理、旗帜鲜明，敢于触及社会中的一些矛盾，与歌颂性的散文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二、经验教训这个时期的散文由于受到“左”的文艺理论和“左”的僵化观念的影响，作家基于统一的思想表现模式，限制了散文创作题材和体裁的多样化，主要体现为豪言壮语式的歌颂，缺少真情的抒写，整体艺术成就不高。
五十年代文学作品北京
五十年代的文学作品丰富多彩，特别是以北京地区为背景的文学作品，展现了这个时代独特的风格和主题。
以下是五十年代以北京为背景的文学作品：
1. 《茶馆》：老舍著，通过描述老北京一家茶馆的兴衰，反映了社会的变迁和人物的命运。
2. 《骆驼祥子》：老舍著，讲述了一个普通车夫在旧社会努力追求自己理想生活的故事。
3. 《家》：巴金著，反映了二十世纪初北京一个封建大家庭的悲欢离合。
4. 《四世同堂》：老舍著，通过描述北京一个胡同里的家庭几代人的生活，展现了北京市民的世俗生活和传统文化。
这些文学作品以北京为背景，描绘了五十年代的社会风貌、人物形象和生活变迁，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独特精神和文化气息。
它们不仅是文学艺术的佳作，也是历史和文化的重要载体。
1950年代长篇小说的创作在题材的处理上，当代长篇小说侧重于表现“历史”，表现“逝去的日子”，这一时期的小说的创作，题材分布的区域，主要集中在“革命历史题材”和“农村题材”等方面。
这既指作品的数量，也指达到的艺术水平。
这种分布状况的形成，一方面是因为它们的“重要性”：它们是受到提倡的类别。
另一方面与作家的经验和文学“传统”有关。
新文学已提供了描述农村生活的许多经验；当代作家的许多人与农村有密切的联系；一批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在战争结束后，热衷于写出他们的有关“革命”的“记忆”；……有的题材领域，文学界的决策者虽也很重视并极力提倡，如所谓“工业题材”，却并未产生预期的成果。
对长篇和短篇的重视，各有其“功能”上的根据。
对于长篇，把握生活素材的规模和容量，是受到重视的一个主要因素。
对许多怀有“反映这个伟大时代”、写作“史诗式”作品的情结的作家来说，长篇小说是实现这种勃勃雄心的合适的形式。
至于短篇小说，当代对它的重视，则是认为它能迅速、敏捷地反映生活。
而对现实反应的快捷，对社会政治配合的及时，正是这个时期要求文学应具有的品格。
自然，从50年代开始，文学刊物的大量增加，对短篇创作在当代的发展，也起到推动的作用。
赵树理的《三里湾》（1955年），高云览的《小城春秋》（1956），曲波的《林海雪原》（1957），李六如的《六十年的变迁》（第1卷1957，第2卷1961），梁斌的《红旗谱》（1957），周立波的《山乡巨变》（上篇1958，下篇1960），杨沫的《青春之歌》（1958），冯德英的《苦菜花》（1958），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第1部1958，第2部1962），吴强的《红日》（1958），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1958），冯志的《敌后武工队》（1958），刘流的《烈火金钢》（1958），欧阳山的《三家巷》（1959）、《苦斗》（1962），草明的《乘风破浪》（1959），柳青的《创业史》（第1部，1960），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1961），姚雪垠的《李自成》（第1卷，1963），浩然的《艳阳天》（第1部1964，第2、3部1966）等。
一、农村小说在五六十年代，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创作，无论是作家人数，还是作品数量，在小说创作中都居首位。
这种情况，既是“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小说传统的延续，更与当时文学界对表现农村生活的重要性的强调有关。
五六十年代农村小说艺术形态的两个发展趋势：一是对表现“现实斗争”的强调，即要求作家关注那些显示中国社会面貌“深刻的变化”的斗争，而这通常上指的是当时开展的政治运动，在农村进行的政治运动和中心事件，如农业合作化、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农村的两条道路斗争等，成为表现的重心。
乡村的日常生活、社会风习、人伦关系等，则在很大程度上退出作家的视野，或仅被作为对“现实斗争”的补充和印证。
二是为了达到描写上的“深入核心”，作家在立场、观点、情感上，要与自己的表现对象（农民）相一致。
作家和表现对象（农民）在视点、情感、反应上的“同一”的这种设计，是“创作上的群众观点”，据此，“人民大众的立场和现实主义的方法才能真正结合起来”。
这种要求，其目的是推动作家迅速进入有关农村的叙述的“规范”。
而它在艺术效果上，则既限制了取材的范围，也窄化了作家体验、描述的“视点”。
在当代的农村小说中，存在着两个有影响、艺术倾向却有所不同的创作“群体”：一是赵树理等山西作家，另一是柳青、王汶石等陕西作家。
比较起来，柳青等更坚定地实行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的决心，更重视农村中的先进人物的创造，更富于浪漫的理想的色彩，具有更大的概括“时代精神”和“历史本质”的雄心。
如果从另一角度来观察，那么，柳青也许更像是乡村的“外来者”，虽然他与所描写的土地和生活于其上的劳动者，已建立了密切的关联。
而赵树理则更像“本地人”，虽然他也获得一种超越性的眼界和地位。
他们的小说在关注、支持农村的变革和现代化进程，关注“新人”的出现和伦理关系的调整和重建时，柳青等更为重视的是新的价值观的灌输，而赵树理等则更倾向于在农村的传统中发掘那些有生命力的素质。
就小说而言，柳青等所借鉴的是西方和我国新文学的现实主义小说的传统，而赵树理更推重的是话本、说书等“宣讲”、“说话”的“本土资源”。
1.赵树理和山西作家对于赵树理等山西作家的创作，是否可以看作一个小说流派，人们的观点并不一致。
但他们的创作仍形成了某些有迹可寻的共同性。
这包括：一、地域的特征。
赵树理、马烽等长期生活、工作在山西，作品也多取材于晋西北、太行山和太岳山盆地及汾水流域。
山西乡村的民情风俗参与了他们小说素质的构成。
二、写作与农村实际工作的关系。
小说的艺术自足性受到怀疑；“不作旁观者”的文学主张，不仅是叙事意义上，而且更是小说社会功能上的。
赵树理的“问题小说”的观念，他们关于写小说是为了“劝人”，能“产生指导现实的意义”的预期，是写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三、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来写。
但又认为，“本来面貌”须以一个有先进思想的农民的角度来所见、所闻、所感。
四、重视故事叙述的完整和语言的通俗，以便能让认字不多的乡村读者接受。
关于这个“流派”，评论界使用的称谓有“山西作家群”、“山西派”、“《火花》派”、“山药蛋派”等。
这个“流派”的作家，除赵树理外，还有马烽、西戎等。
赵树理（1906—1970），山西沁水县人。
1940年代，以《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作品，在解放区和国统区的左翼文学界获得很高声誉。
50年代以后的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登记》、《“锻炼锻炼”》，长篇《三里湾》等。
另外，还创作有鼓词、小调、秧歌、上党梆子等民间文学作品。
赵树理的这些小说，大多取材于晋东南他的家乡。
他与这个地区人事保持着密切而持久的联系，因而，故事和人物也依然具有来自“生活底层”的那种淳朴、诚实的特色。
他继续着打通“新文学”与“农村读者”的隔阂的试验。
在小说观念上，也坚持小说写作与农村“实际工作”同一的理解。
不过，后来他似乎不再特别坚持把小说当作农村工作指南的那种看法，而更突出了从传统戏曲等相承的“教诲”的功能观。
“俗话说，‘说书唱戏是劝人哩！’这话是对的。
我们写小说和说书唱戏一样（说评书就是讲小说），都是劝人的。
”写小说便是要动摇那些习以为常、但不合理的“旧的文化、制度、风俗、习惯给人们头脑中造成的旧影响”。
因而，在《登记》、《三里湾》、《“锻炼锻炼”》等作品中，虽说农村开展的“运动”仍构成它们的骨架，但他在日常生活中所展开的关于社会风习、伦理的变革在农民心理、家庭关系、公私关系上留下的波痕和冲突，是留给读者印象最深的部分。
1950年代，不仅文学写作的规范更加严密，而且激进的经济、社会变革进程对农村传统生活的全面冲击，使“社会发展”与“传统”的冲突，引发作家尖锐的内心忧虑。
赵树理的那种建立在对民俗、民间文化的体认基础上的艺术想像，受到抑制而不能得到充分施展。
正是忧虑于当代激进的经济、政治变革对农村传统生活和道德的过度破坏，对建立在劳动之上的传统美德的维护和发掘，成为他后期创作的主题。
与《小二黑结婚》、《传家宝》、《登记》、《三里湾》等表现“小字辈”挣脱老一辈的障碍而走向新生活不同，在《套不住的手》、《互作鉴定》、《实干家潘永福》中，老一辈农民身上的品格，被叙述为年轻一代最重要的精神传统。
赵树理五六十年代的小说艺术，总体面貌与以前并无重大变化。
这些“渊源于宋人话本及后来的拟话本”的作品，由于作者对某一形式的“越来越执著”，导致“故事行进缓慢”，有“铺摊琐碎”、“刻而不深的感觉”。
2.柳青的《创业史》柳青（1916—1978），陕西吴堡县人，1938年到延安后开始小说创作。
在写作《创业史》之前，出版有长篇《种谷记》（1947）和《铜墙铁壁》（1951）。
50年代，柳青较长时间生活在陕西长安县某乡村，参与了当地农业合作化的过程。
这期间，除了不多的散文特写和中篇以外，都在为拟议中的宏篇巨构《创业史》作准备。
《创业史》原计划写四部。
1960年第一部在刊物上连载，次年出版单行本。
“文革”发生，使写作计划中断。
“文革”结束后，改定了第二部上卷和下卷的前四章，但整个计划终于未能完成。
对于这部小说的主旨，作者作过这样的说明：“这部小说要向读者回答的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
回答要通过一个村庄的各个阶级人物在合作化运动中的行动、思想和心理的变化过程表现出来。
这个主题思想和这个题材范围的统一，构成了这部小说的具体内容。
”作家对农民的历史境遇和心理情感的熟悉，弥补了这种观念“论证式”的构思和展开方式可能出现的弊端，但反过来，这种写作方式还是极大限制了作者生活体验敞开的程度。
小说第一部出版后，在文学界获得极高的评价。
《创业史》运用了夹叙夹议的叙述方式。
在人物语言方面，采用经过提炼的口语，而叙述语言则是充分书面化的。
这构成了一种对比。
叙述语调与人物语言的距离，有助于实现叙述者对故事的介入，显示叙述者“全知”的“权威姿态”：直接揭示人物的情感、心理、动机，“观察”、“监视”人物的思想、心理、行为与“历史规律”的切合、悖逆的程度，对人物、事件作出解说和评论；虽然这种评论常用诙谐和幽默的方式进行。
在小说的艺术形态上，柳青似乎并不追求像赵树理那样的“大众化”和“民族形式”，也不追求故事性和行动性。
但这并没有妨碍它获得批评界的赏识。
有关《创业史》的争议：1960年，邵荃麟在《文艺报》编辑部的一次会议说：“《创业史》中梁三老汉比梁生宝写得好，概括了中国几千年来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
但很少人去分析梁三老汉这个人物，因此，对这部作品分析不够深”；“我觉得梁生宝不是最成功的，作为典型人物，在很多作品中都可以找到。
梁三老汉是不是典型人物呢？我看是很高的典型人物。
”在此前后，严家炎撰写的评论《创业史》的文章，也表达了相近的观点。
他不同意《创业史》的最大成就在于塑造了梁生宝这个“崭新的青年农民英雄形象”的“流行的说法”，认为在反映“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个“伟大事件的深度和完整性上”，《创业史》的成就“最突出地表现在梁三老汉形象的塑造上”。
他的根据是两个不同的方面：一是形象的“丰满”、“厚实”，即美学的标准；另一则是在“两条道路斗争”中处于观望、动摇的“中间状态”农民的表现，在揭示社会生活面貌的“深度和广度”上的意义，即题材的价值问题。
与此相关，严家炎指出，梁生宝在当代农村小说“新英雄人物”塑造中，虽然是“水平线上”的，但其成功程度，并不像大家所推崇的那样。
他提出这一形象在塑造上的“三多三不足”的缺陷：写理念活动多，性格刻画不足；外围烘托多，放在冲突中表现不足；抒情议论多，客观描绘不足。
在争论中，严家炎又进一步指出梁生宝形象的过分理想化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