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综述
历史学
关于《世说新语》中浙江名士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的一个大分裂和大动荡时期，同时也是我国思想文化一个大发展的时期，被称为“人的发现”。
虽然四百年的时间里动乱不止，朝代更迭频繁，但是在思想文化领域里却出现了很多新的思潮，随着汉末儒学体系的崩溃和衰落，士人仕途理想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和影响，出现了以玄学清谈为主的士风，表现出了对人的内心的精神和价值的注重，这也就是所谓的“魏晋风度”。
一、选题理由及研究动态
（1）、兴趣。
魏晋玄学不仅给当时的士人有很大的影响，而且在后世的中华文化也产生了很重要的意义。
而反映魏晋时期士人思想的一部很重要的文献就是南朝宋刘义庆所编的《世说新语》，《世说》对我们研究魏晋时期的历史文学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重要资料。
（2）、前代人的研究。
历来研究魏晋名士的都着眼于魏晋名士所表现出来的人格类型、生命形态，以及他们的审美风格。
主要是就总体而言的，而较少地涉及到地域性的研究和考察。
而在当时来说，名士的分布有很强的地域性特征，比如山东的琅琊王氏，陈郡的谢氏家族，而在永嘉南渡以后名士大多集中于政治中心所在地江苏一带。
而统计《世说新语》全书，可以发现浙江一带的名士数量不是很多的，所以纵观前人关于魏晋名士的研究，虽有涉及浙江地区名士的研究，但对于浙江地区名士的研究尚不是很多，算是一个比较冷僻的领域。
这应该会给本课题的研究带来一定的困难和阻力。
（3）、本文的研究意义。
虽然如此，笔者还是认为自己的研究是有其相应的意义及价值的，首先是在《世说新语》一书中，虽然记载浙江名士的数量不是很多，但是少有的几个名士如王羲之、谢安、支道林，他们的影响力不可谓不大，王羲之祖籍山东琅琊，属琅琊王氏，后移居浙江会稽，王羲之不仅在书法上有极高的造诣，而且历任朝廷名臣，另王羲之也是当时很著名的名士，其言行在《世说新语》中多有记载，可以显见作者对于王羲之人格的推崇和向往。
王羲之身上可以看出来魏晋时期的一些名士风流的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特点。
谢安更是在《世说新语》一书中出现次数最多的人物之一，据统计有114次之多，足见本书的编者对谢安本人的仰慕，谢安在浙江地区的活动主要是隐居和交游清谈，虽然他后来在出
山之后有大的政治军事上的作为，而东山隐居是谢安生命中一个很重要的时期是无疑的，其对以后的政治历程的影响也是不言而论的。
所以本文以王谢二人为研究重心，在研究过程中，主要参照了《世说新语》中的有关记载，和《晋书》中二人的本传。
对于《世说新语》，历来的研究很多，大都从魏晋名士的人格类型，以及玄学清谈的思潮，魏晋名士的生命意识，以及由此而来特有的文学风格方面着手。
虽然对于本书的人物形象和所体现的社会思潮的研究很多，但以一个特定的地域为切入点去研究的比较少。
浙江地区在永嘉南渡之后是很重要的地区，受到了很多社会思潮的影响，既有原有的儒学的影响，也受到当时刚兴起的佛学思潮的冲击，当然更重要的还是当时最流行的玄学清谈之风。
所谓的浙江名士，既指浙江籍的名士；也指外地的名士而在浙江长期活动过而产生一定影响的，如长期隐居在浙江的谢安和支遁。
他们的思想的形成受到了很多的影响，不是单一的，而是很复杂的，同时他们也给当地的文化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可以说本文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说是比较生僻的，是前人较少涉及的范围。
这给本文的研究带来了不少的影响，需要一定量的整理工作，但也正是本文的价值之所在。
二、前人研究概述
前人关于《世说新语》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丰硕的成果，研究的领域已经涵盖了《世说新语》所涉及的各个方面，而对于魏晋名士的研究也有很多，主要著作有：宁稼雨《魏晋名士风流》。
本书是关于魏晋名士的比较权威论著，本书试图从不同方面勾勒出他们的精神风貌，深入剖析他们的内心世界，展现他们与众不同的价值观。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虽然鲁迅的学术论著不是很多，但是仅有的几篇还是很有分量。
鲁迅这篇关于魏晋风度风论述在以后的相关研究中经常被应用到。
虽然本书主要是就魏晋时期的文学方面着眼，但是也深刻阐述了文学与社会政治、时代风尚、作家个性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对我们认识魏晋时期的社会思潮有重要的意义。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注》。
本书的作者为清末举人，有很深厚的旧学功底。
本书也为作者的权威论著之一，是研究《世说新语》不可不看的著作。
书中考证详密，列举的材料翔实，在严谨的考证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观点，对于《世说》一书的艺术特点也多所阐发。
谢建国、聂海燕《从<世说新语>中谢安形象看魏晋名士风范》。
本文以谢安文中心，是一篇以人物为中心的研究魏晋名士的文章，以《世说》一书中谢安的人物形象角度入手，研究魏晋名士的风范，并对谢安的隐居和出仕行为所反映的魏晋士人心态做了初探。
王昕《试论<世说新语>中王羲之之形象》。
本文以王羲之为中心，主要依据《世说新语》和《晋书.王羲之传》之记载，从身份和性格两方面对王羲之这一人物进行了简要的分析，展示了其身份的多样和性格的复杂，旨在说明历史人物性格特征的立体与多样。
王立新《<世说新语>人物群像与魏晋风度的表达》。
本文的作者试图从《世说新语》一书的人物群像出发，揭示出其所体现出的违礼、放诞和率真旷达的举止是《世说新语》众多人物群像中最富代表性和最具时代特色的行为趋向, 也是后世誉为魏晋风度的整体行为实践的核心。
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
魏晋是士人心态发生巨大转变的时期，这种转变与玄学思潮的发展有直接关系。
本书对于魏晋时期不同时间段落中政局的变化、玄学思潮的演变，与士人心态变化的关系作了深入的探讨，从玄学产生前夕的士人心态、正始玄学与士人心态、西晋士人心态的变化和玄学新义、东晋士人心态的变化与玄释合流等方面，描述了这一时期士人心态变化的轨迹。
尤其是对王羲之的思想来源的论述颇为精确，即在羲之的整个思想里,融合着儒、释、道诸家, 而其最根本之旨趣, 实于人生有甚深之眷念。
[1] 简修炜《论谢安》一文论述很全面，主要从谢安出仕之前东晋的政治背景入手，然后论述了谢安出仕的原因不只是因为家族利益，主要是“以世道未夷，志存匡济”。
[2]更从当时社会矛盾的制约因素论述了谢安出仕的原因，是关于谢安出仕原因中一种比较独到的见解。
本文的后半段主要是从谢安的政治生涯着手，以谢安的政治措施和军事措施来具体探讨谢安的政治思想。
从而概括出谢安的政治思想为“镇以和靖，御以长算。
德政既行，文武用命，不存小察，弘以大纲”。
[3]这对理解谢安一生“内圣外王”的玄学人格和整体思想有很大的作用。
三、总结
本文的研究视角是比较新颖的，可以说这是本文的最大特色。
本文以有代表性的浙江名士王羲之和谢安为切入点，然后主要从他们二人在出和处，隐和仕，名教和自然，生命情怀和经世之志等等互相对立的生命范式上面所作出的选择。
以此为突破口，然后得出他们人生选择背后的思想因素。
在论述的过程中，还结合东晋时期特定的社会思潮加以论述，以便更好地把握王羲之和谢安的思想。
名为浙江名士，实则为东晋名士，在东晋时期，有很多名士隐居于浙江地区，而他们特殊的生命范式和出处抉择，正好反映的是整个东晋时期士风的变化，这或许是浙江名士研究的特殊意义。
在对王谢二人的出处抉择的研究方面，前人的研究主要是着眼于王羲之和谢安的思想
的双重性，即王羲之既有很深的“逸民情怀”，对于生命的深深忧虑，又有及其强烈的经世之志。
而谢安传奇的人生经历也可以看做是一种双重思想的表现，从隐居东山到最后的政治生涯，谢安人生重大转变后面的原因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对于这一问题的解释，可以得出很多的结论。
国内的许多学者认为，谢安四十岁之后的出仕是啊“家道中衰”所致，而未从谢安一生的整体和东晋当时的政治环境来考察。
笔者则认为，关于谢安出处问题原因的解释上面，应该以当时魏晋玄学的思想源流来考察。
具体说来，即就是东晋时期魏晋玄学对于传统老庄思想的改造上，特别是对东晋士人有很大影响的郭象《庄子注》一书。
在郭象的注解中，可以明显地看到，东晋士人所体认的老庄思想已经非老庄思想原本，庄子中所谓的逍遥是和政治领域想对立的。
而在郭象认为，真正的圣人所达到的逍遥是可以在政治领域中实现的。
在魏晋玄学对于老庄思想的改造中，“内圣外王”成为玄学人格的最高理想，这种最高理想的正是以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为思想源流，打破了仕和隐的界限。
而在谢安身上真正体现了这种理想的人格。
注释：
[1]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319
[2]简修炜.论谢安.史学月刊.1984.第二期
[3](唐)房玄龄.晋书卷七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74.20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