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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世说新语》研究综述(5)二十世纪《世说新语》研究综述20世纪40年代，宗白华发表了《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第一次较为全面地论述了《世说》和魏晋风度的美学价值。
他认为魏晋六朝“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
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
“晋人的美”是自然美与人格美交相辉映的美，“美在神韵”。
循此路径，当代学者多有补充和申发。
钱南秀、张永昊、裴彦贵、熊国华、程章灿、董晋骞等分别从“审美观”、“语言美”、“美学理想”、“美学新风”、“人物美思想”诸方面展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在“人格化的自然美”与“自然化的人格美”这种晋人特殊的审美观上达成了共识。
总之，在对《世说》的文学特征及美学价值的探讨与研究上，共鸣大于争鸣，根本上呈现出一种循序渐进、稳步开展的态势。
此外，《世说》对研究我国中古时代语言现象的价值，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徐震堮、许威汉、侯兰生、柳士镇等皆撰有专文，限于篇幅，不赘。
综观1949年以来的研究，无论在研究的视野上，还是具体的方法上，都有新的拓展，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当然，问题也不是没有。
譬如，重视《世说》与、政治、历史、道德等“外部关系”的研究，固然是应该的，但对《世说》文本自身的形式问题（如文体、叙事、艺术、审美特质）或曰“内部关系”的研究，还很不够；一局部研究尚且停留在“阶级分析”的旧视角上，对《世说》人物的理解和阐述，未能真正超越陈寅恪、宗白华、鲁迅等前辈学者；同时，还出现了一些重复前人观点（甚至将错就错）或者观点根不住脚的论文，这种急躁的学风，是应该以俟将来矫正的。
从总体上说，20世纪的《世说》研究，成就超过了古代，这是与这个世纪，东、西方文化互渗、共振的大环境分不开的。
展望21世纪，面临日益开放的国内、国际环境，《世说》研究必将日益“世界化”。
，日本、美国、韩国、法国、港、台等国家和地区的《世说》研究，方兴未艾，前景看好。
《世说新语》分析
《世说新语》的另一个特点是它勾勒了当时社会人物的形象。
书中收
录了许多故事和人物，包括名士、文人、官员、儿童等各个层面的人物。
通过对这些人物的描写，读者可以了解到古人的生活方式、道德观念和品
德修养等方面的内容。
这些人物形象鲜活而具体，有一定代表性，可以为
后世读者提供参考和借鉴。
此外，《世说新语》还具有浓厚的人文关怀。
在书中，刘义庆以自己
独特的观察角度，对当时的社会现象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思考。
他试图通过
揭示人们的心理活动、行为动机和道德选择，来引导读者理解人性的复杂
性和不确定性。
这种人文关怀使《世说新语》在文化传承和人类成长方面
具有积极的意义。
综上所述，《世说新语》是一部具有较高文学价值和人文关怀的作品。
它通过对当时社会人物的形象描绘和情节叙述，展示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它对于读者了解古代社会、品味古代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也需要注
意到它可能存在的局限性和不足之处。
因此，在阅读《世说新语》时，我
们应该保持审慎的态度，理性思考其中的故事和观点，以获得更全面和准
确的理解和启示。
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世说新语》编撰研究??以《世说新语》对《语林》、《郭子》的采录为中心考察姓名:翟秀丽申请学位级别:硕士专业:中国古代文学指导教师:王利锁20100401中文摘要《世说新语》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最重要的一部志人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对后世小说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出现了众多的“世说体’’小说,一直到近代仍有人在模仿它的体例。
本文研究《世说新语》的编撰问题,以探究《世云考说新语》的编撰形式为主。
本文主体由三部分组成:绪论、正文、结语。
至络论部分,分析《世说新语》编撰研究现状,包括取得的研究成果以及存在的不足之处。
介绍本文研究的重点问题。
正文部分为三章。
第一章,《世说新语》的材料来源与取舍。
主要分两方面论述:首先,分析《世说新语》的材料来源。
《世说新语》的材料来源十分广泛,经史子集无所不包。
其次,分析《世说新语》材料的取舍原则。
刘义庆编撰《世说新语》并非见书即取,《世说新语》的选材有着明确的原则和标准。
以魏晋名士为主体对象,以记录魏晋名士言、行、容止为主要内容,以表现魏晋名士风流精神特征为主要目的。
第二章,《世说新语》材料的袭录与改造。
刘义庆对选择的材料进行了加工改造,而且经作者加工改造后的材料比原材料具有更高的文学价值。
主要分两节论述:首先,《世说新语》材料的袭录与改造的方法。
从两方面论述:一是直接袭用,二是间接袭用。
其次,分析刘义庆改造材料的原因。
原因有四:一是彰显作者观点,表达作者观点,二是契合写作目的,突出名士风流,三是服从类目分配,四是统一全文风格的需要。
第三章,分析《世说新语》的编撰观念。
从三方面论述:一是《世说新语》具有很高的史料纂辑价值,它综汇了诸多史料,集中保存了大量史料,弥补了魏晋时期史料之缺失,是我们研究魏晋名士社会生活和精神风貌不可或缺的一部史料集。
二是以类相从的体例价值。
《世说新语》以类相从的编辑体例的形成受到传统文化和社会时代风貌的影响,对后世文言笔记体小说影响深远。
2017年12月下（总第358期）战争频发、朝代更迭、人口迁移等都会影响语言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恰恰就处在这样一个时期。
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是研究这个时期语言的重要媒介。
“《世说新语》今本凡三十八篇，自《德行》至《仇隙》，以类相从，事起后汉，止于东晋，记言则玄远冷峻，记行则高简瑰奇，下至谬惑，亦资一笑。
”[1]（P.12）鲁迅亦称之为“一部名士底教科书”，它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笔记小说的代表作，也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文言志人小说集。
从新中国成立到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世说新语》，无论是语言还是文学方面，对它的研究也成为了学位论文的热点，关于词类研究的成果更是数不胜数。
词类是词的语法性质的分类，划分词类的目的在于说明语句的结构规律和各类词的用法，按照汉语语法的传统，词可先粗略地分为实词和虚词，实词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区别词、数词、量词、副词、代词及特殊实词拟声词、叹词，虚词包括介词、连词、助词、语气词[2]（P.7）。
对《世说新语》词类的研究主要是具体词类研究和构词法的研究，本文择取2004年至2016年的此类研究进行综述，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名词研究名词是指人或事物或时地的名称，主要有以下几种：专有名词、普通名词（个体名词、集合名词、抽象名词、物质名词等）、时间名词、处所名词、方位名词等。
如陈洁《〈世说新语〉名词研究》对书中出现的109个新词新义的特点、产生原因和生成方式进行研究，对同义词组和复音名词的构词方式进行分析说明。
蔡言胜的《〈世说新语〉方位词研究》，从概念和属性入手，论述书中出现的语料性质和方位词使用情况，对典型后置方位词和方位结构的语法分布进行论述并比较，讨论方位词的独立运用情况。
丁润丽《〈世说新语〉的谦称名词》主要讨论了包括“僕”在内的九个敬谦名词的用法及特点。
二、动词研究动词用来表示发出的动作、实施的行为、心理活动或存现等。
此方面的研究成果比较多，如龙慧《〈世说新语〉心理动词研究》将心理动词分三类进行分析，张家合的《〈世说新语〉心理动词探析》将心理动词分两大类，重点介绍心理动词的句法功能；梁冬梅《〈世说新语〉心理动词语义语法研究》将心理动词分为情意类和认知类，对其使用情况、语义特点合语法功能进行分析研究。
30年来《世说新语》研究综论作者：高娟来源：《江汉论坛》2014年第10期摘要：《世说新语》作为一部记录轶闻趣事的笔记体小说，在文本校笺、版本考释、文学艺术研究等方面吸引了大批的学者对此进行研究。
特别是近30年来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通过总结近30年来《世说新语》在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理清其研究的方法和特点，对今后《世说新语》的研究可以提供可资借鉴的成果。
关键词：《世说新语》；版本考释；文本校笺；文學研究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4）10-0116-05《世说新语》（以下简称《世说》）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部记录魏晋文人言谈轶事的笔记体小说，由于其百科全书式的特点而受到了众多学者的亲睐。
特别是近30年来，《世说》的研究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研究的层次和范围进一步扩大，新的视角和观点层出不穷。
从书名、作者的研究到版本的考释，从小说语言到文学价值的考察，从词汇语法到语言学的研究，从魏晋风度到美学思想的形成等，不仅在传统文学领域得到充分的发展，在史学、美学、语言学等方面也取得一定的成就。
与《世说》有关的研究涉及不同学科、不同层面，开辟了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近30年来的《世说》研究作分类概述。
一、《世说》校笺注疏本研究《世说》由于其独特的价值，广泛流传于世，为了阅读和理解的方便，为《世说》笺疏作注的专书很多，因而对这些专书的研究也就不胜枚举了。
对《世说》校笺注疏本的研究不得不提《世说》的古注，即敬胤本和刘孝标本。
除此以外，自《世说》产生之初就有种类繁多的版本，在此我们不一一论述，主要考察1980年代以来的《世说》校笺注疏本。
《世说》古注有敬胤和孝标两个版本，二者的问世相距20余年。
但自从刘孝标《世说注》问世以后，学界对《世说》的研究均以刘孝标注为据，甚至是将刘孝标的注与《世说》原文看成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整体，可见刘孝标的《世说注》有着极高的学术价值。
《世说新语》分析
《世说新语》是东晋时期文人刘义庆所编著的一部集锦性书籍，其中收录了许多人物的言行和故事，对于研究晋代社会风貌和人物
形象具有重要价值。
该书以世事为主题，通过引用名人言行和轶事，展现了社会中
不同人物的性格、行为和智慧。
书中的故事内容各不相同，有时候
是贬损人物，有时候是赞美人物，有时候是揭示了人们的善恶和智慧。
通过这些故事，可以深入了解当时社会人士的思想观念、道德
准则和处世之道。
《世说新语》的作者刘义庆是一位睿智的文人，他通过深入观
察以及与各种人物的交流，创作出了这部富有智慧和哲理的书籍。
他的笔触细腻而生动，语言简练而精炼，使得该书故事内容生动有趣，引人入胜。
这部书与其他史书相比，更注重描述人物的心理和行为，揭示
人之为人的本质。
通过读《世说新语》，我们可以发现晋代社会虽
然动荡不安，但人们依然具有崇高的品德和智慧，他们面对困境时能够保持乐观和坚韧的精神。
总而言之，《世说新语》作为一部有关世事的集锦性书籍，以其丰富的故事和深刻的见解，为我们了解晋代社会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
通过阅读和分析该书，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当时的社会风貌和人物形象，同时也能从中得到智慧和启示。
分析《世说新语》的研究成果并浅谈其人物塑造摘要：《世说新语》的出世是在中国历史上思想大解放和大融合的魏晋时期，它内容丰富，包罗万象，涉及政治、经济、文学、思想、习俗、民生等诸多方面，保存了大量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
从古至今，对其研究者不在少数，研究成果也较为显著，分析其研究成果并浅谈其中的人物塑造，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世说新语》，并认识其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
关键词：世说研究人物形象《世说新语》，原名《世说》，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撰，是志人小说中唯一完整地保存下来、并集大成的一种。
全书按类书的形式编排，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36篇1139则，以类相从。
主要记述自东汉末年至刘宋初年近三百年间文人名士的言论、精神面貌和生活方式等方面。
其文笔简洁明快，语言浅显而又含蓄隽永。
鲁迅曾评论其“记言则玄远冷俊，记行则高简瑰奇”。
[1]它无论是在史学上还是文学上，都具有极高的价值。
古人的研究多散见笔记、书札、序跋，文集或其它著述，零碎不成系统，如唐代刘知几《史通》一书中已有多处论及《世说》；宋代黄伯思的《东观余论》、汪藻的《世说叙录》等。
现代对《世说》有少量的译注、笺疏、详解，而研究主要以论文的形式出现。
本文主要分析现当代人在论文里反映的《世说新语》的研究成果并浅析《世说》中的人物形象。
一、从《世说》看魏晋的时代特征（一）《世说》反映的魏晋思想在宗白华先生《美学散步》里有《论和晋人的美》的篇目，专门论述了《世说新语》反映的晋人的思想，包括晋人的人格、艺术、精神以及美学和道德观、礼法观等方面，并结合具体事例阐述分析魏晋人的美。
其书提到：“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论、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有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
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
”[2]庄华峰的《从看魏晋士人的精神风貌》专门分析了魏晋士人的精神风貌，从《世说》描写清谈风尚谈起，然后论述《世说》反映的社会现实，在文中主要引用《文学》、《贤媛》篇进行举例，把魏晋人们的思想政治面貌全部展现了出来。
二十世纪《世说新语》研究综述导读：同古代文学研究的其他领域一样，六朝志人小说代表作《世说新语》（下称《世说》）的研究在20世纪也取得了长足进步。
古人研究《世说》，多在考案史实、训解文字、校勘版本和批点评注等方面著力，对《世说》的整理流布、正确理解、赏析评价以及进一步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但必须指出，缺乏系统、流于驳杂、方法相对陈旧等我国古代学术的缺陷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于近代以前的《世说》研究中。
20世纪以来，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展开与深入，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更新，《世说》研究也走上了现代学术健康发展的轨道。
丰富多采的专题论文，完备详实的笺、校、注、译本以及系统性的研究专著相继问世，蔚为大观，成果卓著。
20世纪的《世说》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前五十年（清末至1949年）和后五十年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的研究重在注释、校勘、考证，同时也出现了较有系统的专题论文，为后来的研究铺平了道路；第二阶段则在前五十年的基础上，进行多角度、多层面、成体系的研究，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
前五十年的《世说》研究，明显地表现为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态势，在研究的视角与具体方法上呈现出新学对旧学的继承、发展和扬弃的清晰脉络。
如果说，刘盼遂《世说新语校笺》（1928年）、李审言《世说笺释》（1939年）、沈剑知《世说新语校笺》（1944年）、程炎震《世说新语笺证》（1942、1943年）等著述是以旧学为背景、注重实证、严于考校的披沙简金之著述，那么，一批视野开放、角度新颖、大开大阖的专题论文的涌现，则是这一时期《世说》研究的一道悦目的风景。
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1940年）、冯友兰《论风流》（1944年）、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1945年）、贺昌群《世说札记（麈尾考）》（1947年）以及许世英、赵罔、纪庸、朱建新等人的文章从各自感兴趣的角度入手，探幽发微，各开生面，使《世说》研究第一次呈现出多元、立体、现代的发展态势。
此外，鲁迅《中国小说史略》（1923年）和《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1924年）二著，给《世说》做了文学史特别是小说史的定位，后来的研究，无不循此路径。
作为演讲稿，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以《世说》为蓝本，对魏晋社会历史及人文诸状况多有阐发，时见精义，也为《世说》研究做出了贡献。
总的说来，前五十年的《世说》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四十年代；从成果上看，校注与专题论文齐头并进，各擅胜场；并且，出现了刘盼遂、李审言、鲁迅、陈寅恪等一批对《世说》研究有突出贡献的学者；可以说，这五十年，是《世说》研究的兴盛期。
比之前五十年，后五十年《世说》研究的突出印象是：专题论文的丰富多采，校、笺、注、译的集大成，研究著作的相继问世。
但是，由于政治因素的影响和制约，80年代以前三十年的《世说》研究，与世纪末的近二十年相比，显得沉寂、低迷，成果不多。
这一时期的论文主要有：陈寅恪《书世说新语文学篇“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1956年）；许震堮《“世说”里的晋宋口语》（1957年）；刘叶秋《试论〈世说新语〉》（1957年）；王佩诤《世说新语校释掇琐》（1957年）；易艺五、乃正、陈直等人也有专文发表；此外，王利器《世说新语校勘记》（1956年）也是这一时期《世说》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
这三十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50年代，特别是1956、1957两年，此后长达二十年间，《世说》研究滑入低谷。
“新时期”以来的二十年，《世说》研究迎来了它的“复兴”，各种论文、注本和研究著作层出不穷，尽态极妍。
在众多的论文中，对以下几个问题的探讨尤为引人注目：（一）《世说》作者及书名问题；（二）《世说》版本及注释问题；（三）《世说》性质及思想倾向问题；（四）魏晋清谈研究；（五）《世说》艺术特色及美学价值的研究；等等。
这些热点的形成，是时代潮流与学术自身发展的结果。
刘兆云、侯忠义、郑学韬、宁稼雨、江兴祐等人对《世说》成书、性质及其思想倾向的争鸣；萧艾、徐传武等人对刘注的考察；以孔繁、叶柏树、周舸岷、信应举为代表的清谈研究；以及郭豫适、吴代芳、钱南秀、马宝丰、郭孝儒、张永昊、范子烨等人从文艺学、美学诸角度进行的探讨，均能自出手眼，从而把以上热点问题引向深化。
此外，朱一玄《朱铸禹先生〈世说新语汇集注〉序》和罗国威《〈世说新语词典〉序》也是两篇颇见功力的概述性论文。
1949年以来的五十年，各种《世说》版本不断出现。
影印本有：王利器断句、校订的影宋本《世说新语》（1956年文学古籍刊行社）；1962年中华书局影宋本；王先谦思贤讲舍本三卷（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
笺注本有：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1983年中华书局）；许震谔《世说新语校笺》（1984年中华书局）；张*[扌+为]之、刘德重《世说新语选注》（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李毓芙《世说新语新注》（1989年山东教育出版社）等等。
其中，经周祖谟、余淑宜、周士琦整理的余氏笺疏，是数十年苦心经营的集大成之作，汇聚近世诸家成果，校勘、考证、辨伪、增补之外，兼有按语评论，精义纷呈，极具学术价值。
徐校重在疏通义理、训解文字，书后附录《世说新语词语简释》，有较高的认知价值。
此外，还有许多注译本，如许绍早主编的《世说新语译注》（1989年吉林教育出版社），柳士镇《世说新语选译》（1990年巴蜀书社），张*[扌+为]之《世说新语译注》（199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张万起、刘尚慈《世说新语译注》（1998年中华书局）等等。
这些注译本虽旨在普及，对《世说》的流布和研究的繁荣，亦有赞助之功。
与论文、注本并行不悖，研究著作也开始出现（这是前五十年阙如的），且主要集中在90年代。
萧艾的《〈世说〉探幽》（1992年湖南出版社），王能宪的《世说新语研究》（1992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吴金华《世说新语考释》（1994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张叔宁《世说新语整体研究》（1994年南京出版社），宁稼雨《〈世说新语〉与中古文化》（1994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张振德等合著《〈世说新语〉语言研究》（1995年巴蜀书社），蒋凡《世说新语研究》（1998年学林出版社），范子烨《世说新语研究》（1998年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等专著，或从宏观把握，或从微观透视，对《世说》进行整体或局部的观照与考察，均能叠床架屋，自成体系；王能宪、范子烨对《世说》源流的考辨，蒋凡、宁稼雨的发散式研究，都是颇有成效的。
此外，张永言主编的《世说新语辞典》（1992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张万起编《世说新语词典》（1993年商务印书馆）以及许威汉、柳士镇等人的语言文字研究和整理，也是对《世说》研究的不同程度的突破。
台港地区的《世说》研究也取得了很大成绩。
杨勇的《世说新语校笺》（1969年台北宏业书局）、台湾正言书局编辑部的《音注世说新语新译》、王叔岷《世说新语补证》、詹秀惠《世说新语语法研究》（1973年台湾学生书局）以及梅家玲的叙事艺术研究等著述，与祖国大陆的成果交相辉映，共同构成了后五十年《世说》研究的繁荣图景。
以上是对20世纪《世说》研究的概述。
下面从以下几方面分别作简要介绍。
一、关于《世说》作者及书名《世说》作者，向来都写作南朝宋刘义庆。
但在20世纪却成为争论的焦点。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认为，《世说》“乃纂缉旧闻，非由自造”，因为“《宋书》言义庆才词不多，而招聚文学之士，远近必至，则诸书或成于众手，未可知也”，提出了《世说》乃集体编撰之说。
然而这些参与编撰的“文学之士”究竟谓谁？鲁迅未及明说。
后来学者大多认同此观点，并据《宋书·临川烈武王道规传》所载，不费吹灰之力即“考证”出参与《世说》编撰的就是袁淑、陆展、何长瑜、鲍照等人，长期以来，几同定论。
然而今人王能宪却在他的专著《世说新语研究》中力排众议，对《世说》编撰者进行了言之有据且成理的考辨。
通过“对刘义庆的考察”，证明“才词虽不多，然足为宗室之表”的刘义庆，“无论是才情能力，还是时间精力，乃至品性兴趣以及他的身世和政治背景等，都有可能亲自编撰《世说新语》”。
通过“对招聚文士的考察”，以确凿事实逐一排除上述四人参与编撰《世说》的可能性。
又通过“对《世说》本身的考察”，指出《世说》“有大体一致的语言风格”，“难以找到什么有力的内证，来证明此书是众手所编而成的”。
最后得出结论：“《世说》历来著录为临川王义庆所撰，我们应当尊重历史的记载。
”与王能宪之说针锋相对，青年学者范子烨在他的新著中，通过对临川刘义庆周围文士文风的考辨，重新对《世说》“成于众手”说进行了论证，见解亦颇独到。
《世说》书名历来是一个莫衷一是的话题。
《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皆作《世说》。
唐写本残卷末尾，则写作《世说新书》。
自宋绍兴八年董弅刊本起又改为《世说新语》。
对于这三种书名，大致有两种意见，一种认《四库全书总目》为代表，认为“义庆所集，名《世说新书》”，“不知何人改为《新语》，盖近世所传。
然相沿已久，不能复证矣”。
另一种以清沈涛为代表，认为此书本名《世说》，“《新书》、《新语》皆后起之名”。
20世纪以来，学者们大多同意《世说》书名“肇于刘向”，但在究竟先为二字还是四字上，依旧各执己见。
《四库总目》影响广大，鲁迅、余嘉锡诸家皆从之，当代如朱一玄、刘叶秋、王能宪等大多数学者赞同是说。
另有一些学者如刘兆云、萧艾等则赞同沈涛的观点，认为“今本中所附宋、齐间人敬胤注及纠谬和刘孝标注文中提到原文书名时也都一概称为《世说》，绝无在二字后再加‘新书’、‘新语’字样者，故可肯定，刘义庆原书名就叫《世说》”。
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中拿出了更有说服力的证据，他认为，“刘向《世说》虽亡，疑其体例亦如《新序》、《说苑》，上述春秋，下纪秦汉。
义庆即用其体，托始汉初，以与向书相续，故即用向之例，名曰《世说新书》，以别于向之《世说》。
其《隋志》以下但题《世说》者，省文耳。
犹之《孙卿新书》，《汉志》但题《孙卿子》；《贾谊新书》，《汉志》但题《贾谊》，《隋志》但题《贾子》也”。
至于《新语》之名，朱一玄根据宋汪藻《世说叙录》在《世说新语》书名下注语断定，“此书改名为《新语》的时间，至迟也应当是北宋初期了”。
显然，这是较为可信的观点。
二、关于《世说》性质及其思想倾向自《世说》问世以来，以“清淡之书”命之者甚多。
清永瑢等著《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认为《世说》“叙述名隽，为清言之渊薮”。
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史》（中华书局1958年版）认为：“清谈小说中，最具有代表性，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
”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认为刘义庆“以士族阶层和清谈家的观点”，把“文人名士的言行风貌”分别列入三十六个篇目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