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元朝的土司制度是怎样的
关于元朝的土司制度是怎样的呢?下面和一起来了解元朝的土司制度吧。
元朝的土司制度
土司制度含义：
土司制度亦称“土官制度”。
是元明清中央与地方各民族统治阶级互相联合、斗争的一种妥协形式。
在土司统治下,土地和人民都归土司世袭所有,土司各自形成一个个势力范围,造成分裂割据状态,从而使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产生仇恨和战争。
土司制实质：
是封建领主制，土官既是政治上的最高统治者，又是当地的大领主，掌握着军、政、财权，对农奴有“生杀予夺”之权。
土司制建立了一套严密的统治机构，治理辖境的政治、经济、文化及诉讼、刑罚等。
政治上依靠封建王朝，册封世袭，划疆分治，军事上实行土兵制度，以种官田、服兵役的方式，把农奴组织成土官武装，维持土官统治和供王朝征调。
经济上，土官是辖境土地最高所有者，实行劳役地租、实物地租等经济剥削。
文化教育方面，则不准土民读书和参加科举考试。
土司制度的由来：
土司制度是我国历代封建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通过分封地方首领世袭管职，以统治当地人民的一种特殊政治制度。
隋唐时期，封建中央王朝在边疆及少数民族地区，设立竭糜州郡，实行羁縻制度：即在各族首领所辖领域的基础上，飞设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其首领为都昔、刺史，皆世袭(《新唐书卷四十三》)，“树其酋长，使自镇抚，以达其以夷治夷”的目的。
土家族地区的土司制度始于五代(初为竭糜制度)，发展于宋，完备于元、明(由褐糜制度发展成为土司制度)，终止于清，历经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和宋、元、明、清各代，时达八百余年。
元代对西南各部族的大姓，因其请而以土司之职。
明袭元制，凡结族来附者，均以原官，并加以重用，土司便成为统治王朝倚重的疆吏，甚至同于藩国。
明代，土司与朝廷的关系甚为密切，土司制度更为完备。
土司与中央王朝的关系：
在经济上表现为“纳贡”与“回赐”。
向中央王朝纳贡，唐代有贡“溪布”、“水银”的记载。
宋、元、明以后日益扩大，计有虎皮、府脐、犀角、竹鸡、锦鸡、土绸、溪布、水银、黄蜡、丹砂、珍贵药材、名马、大捕竹等。
每次纳贡均得到皇帝相应的一些“回赐”。
土司必须服从封建王朝的征调。
土司所领之兵，原来只有守土之责，“无事则荷末而耕，有事则修矛以战，军无远戍之劳，官无养兵之费。”随着土司制度的完备及与申央王朝关系的密切，在明代，土兵成为朝廷的主要兵源之一，朝廷每次征战，土兵几乎无役不从。
土司权利与地位：
土司在其辖区内具有无上权威，为名符其实的"土皇帝"，自设总理、家政、舍巴、土知州、土中军等。
自宋代开始，所辖最小行政单位为洞。
洞与洞之间有固定地段，一般以山坡河流为界，颇与今日的区、社相似。
洞下为旗，旗是土司政权兵民合一的组织，有事则调集为军，以备战斗，无事则散处为民，以习耕凿。
永顺司所屏的三州六长官司，其下有五十八旗。
土司统治等级森严，用等级确定权力和地位，主仆之分十分严格。
土地按等级分配，土司占有肥田沃土，舍巳头人可分平地。
土民只能在山坡上开一块“份地”。
在住房上，土司《纺柱雕梁，砖瓦鳞砌"，舍已头人“许竖梁柱，周以板壁”，土民则“叉木架屋，编竹为墙”，皆不准盖瓦，如有盖瓦者，即"治以潜越"之罪，俗云:"只准家政骑马，不许百姓盖瓦。
“讨土司出巡时，仪卫颇盛，土民见之皆夹道拜伏，否则以谴责诛杀勿论也。”土司自称化“日本爵”，土民称其为“爵爷”、“都
爷”，土司居住的衙署自称为化“金挛宝殿”，其宿舍称“婪宫”，其妻要有“三宫六院”，其墓葬地称“紫金山‘，其花园称”御花园“，其宗柯称”太庙“。
土司制度的历史意义：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三代在南方民族地区采取的一种封建民族政策，它产生的初期作为一种新兴的政治统治制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应当说是一种进步，因为土司制度适应了当时南方各民族的社会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就必然对南方各民族社会产生一些积极的影响，总的来说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1、该制度暂时维护了地方的稳定和巩固了祖国的统一。
元、明、清三朝建立和推行土司制度的意图，主要是为暂时安定情况十分复杂的南方民族地区，特别是边疆民族地区，以求得暂时的相安无事。
2、该制度促进了南方各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
在土司制度建立的初期，地方得以相对安定，为南方各民族社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3、该制度沟通了边疆与内地的联系。
土司制度的建立，土司土官成为朝廷命官，使南方各民族贵族与中央王朝的联系加强了。
4、该制度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发展。
从元朝土司制度创立之始到明、清时的土司制度确立的全过程中，各朝都注意到土司地区文化的发展。
元朝秘书制度 一、元朝概况 元朝，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这个王朝的地域空前的广阔，这个王朝的官僚制度也十分的庞大，从元朝始，省这个行政制度开始实行，日后愈趋完善。元朝依旧是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王朝，从地方到中央，它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秘书制度。这个彪悍的民族统治中原后，依旧采用了中原的文化统治着天下，毕竟，文化落后的民族要去统治文化先进的民族，这个统治者民族本身也必将被被统治者民族的先进文化所折服。 二、对封建王朝中秘书与秘书制度的理解 封建王朝是一个家天下的形式，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兵，莫非王朝。”天下的一切都属于皇家，一切统治皆为维护统治者利益，一切制度都为更好的维护封建王朝本身而设置。所有国家机构的设置、法律的设置都是为了将强者的利益变成一种普通民众必须所遵守的义务，此为名正则言顺。 在封建家天下的时代，皇帝是最高长官。其余大臣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都应是皇帝的秘书。元朝也是不一例外的的。如果现当代秘书的主要职能为辅助决策、处理信息、协调关系、办理事务此四大职能，那么封建国家的大臣们早就已经围绕着皇帝完成这一目标。 从初级秘书、中级秘书、高级秘书来排序，皇帝身边的秘书可以是宦官，主要负责皇帝的衣食住行；九卿，为皇帝办理朝政，保证城邦安全；三公，为国家大计策谋。这三种在后来历代王朝中不断的演变，但以皇权为中心的利益大致一样。皇帝身边的秘书们都履行着这种义务。 三、元朝的秘书制度及官职 从成吉思汗到忽必烈，蒙古大国是一个善战好战的民族。忽必烈灭宋后，建立元，领土北至蒙古、西西伯利亚，南至南海、云南，西北至今新疆东部，东北至外兴安岭。鄂霍次克海，总面积约1200万平方千米，为有史以来的第一帝国。 面对如此庞大的王朝地域，元朝在以往王朝的政治制度上，增添了新的制度。 元朝的中央一级机构，主要由中书省（总政务）、枢密院和御史台。中书省下分左三部：吏部、礼部、户部；右三步：兵部、刑部、工部。中书省的最高长官为中书令，由皇太子担任；设左右丞相各一名（右丞相居上），参知政事二名。自中书省令至参知政事均为宰执。中书省领左、右三部，各设尚书三员，侍郎二名。至元九年，撤掉尚书省，归并为中书省。 在地方，开始施行行中书省。忽必烈建元朝后，正式在朝廷设置中书省总领全国政务，时称"都省"。不久，又沿用前朝旧例，频繁派中书省宰执带相衔临时到某一地区负责行政或征伐事务。如中统和至元前期的陕西四川行省、河东行省、北京行省、山东行省、西夏中兴行省、南京河南府等路行省、云南行省、平宋战争前后的荆湖行省、江淮行省等。其中，设立于至元十年（127年）的云南行省等，已带有地方最高官府的色彩。就是说，这一阶段的行省已显现朝廷派出机构与地方最高官府的两重性端倪。元朝行省最初只是临时性的中央派出机构，到元世祖忽必烈在位后期，始基本定型，转变为常设的地方大行政区。但即使在行省完全定型并地方化之后，它仍然带有中央派出机构、或者说是中书省分支机构的性质。 元朝秘书有：知秘书监事、行秘书监事、秘书卿、秘书监、秘书太监、秘书少监、秘书监丞、经历、提控案牍、知事、典簿、管勾、令史、译史、回回令史、知印、怯里马赤、奏差、典书、典吏。 元秘书监设于元世祖至元十年(1273)。据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云:“元起朔漠,未遑文
土司制度(精选多篇) 对土司制度的几点看法 土司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中央王朝对境内的少数民族地区采取的一种带有一定程度自治性质的管理制度。它标示着少数民族地区的地方政权的存在。在我国的民族史和地方史的研究中，土司制度的研究始终是不可缺少的内容。 一、土司制度研究综述 我国学者对土司制度的研究开始很早，有学者从我国土司制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上将20世纪的研究分为两个时期，即20世纪前40多年为初创时期，后50余年为发展时期。①学者们的研究总体集中在四个方面。 第一，总论性研究。这其中主要涵盖两个方面的问题：土司制度形成的时间和含义研究；关于土司制度的评价。 首先，关于土司制度形成时间和含义的研究。尤中提出：“土司制度最早产生于汉武帝时期，汉武帝在‘西南夷’地区设置郡县的同时，仍封夜郎王、滇王为王，句町、漏卧的部落酋长为侯，这些土著的王、侯就是土司。”②王钟翰认为“土司制度是一种封建的地方政治制度，是中国封建王朝在边疆民族聚居区和杂居地带实行的一种特殊的统治制度”，其“渊源甚早，起于秦汉，中经魏、晋、南北朝、隋、唐、宋时期的不断变化，至元代正式形成为土司制度，明代则臻于完善，清代改土归流以后始日趋衰微。”③p734白耀天认为土司制度是封 建王朝中央继羁縻制之后在僻远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一种政治制度，它确立于元代并盛于元代，在明朝开始走上末路。④⑤张永国则认为土司制度是封建王朝同志南方少数民族重要的政治制度，是封建王朝制定的一套管理土司的制度，它形成于明代而非宋元。⑥于玲将土司制度界定为“我国封建社会晚期中央王朝对境内的一些特殊区域，主要是南方少数民族地区采取的一种带有一定程度自治性质的 ⑦管理制度。” 在对土司制度的含义的研究中，学者们也广泛的探讨了与土司制度相关的概念。土司与土官。有的学者认为，土司和土官有一定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出现时间、内涵两个方面的差异。⑧张永国认为土官泛指针对封建王朝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分封当地“土酋”的世袭之官；土司主要是指封建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分封的宣慰司、宣抚司、长官司等各司的土官⑨。此外，白耀天、史继忠、曹相等学者也分别著文论述过二者之间的关系。土司制度与羁縻州制。王钟翰认为，土司的设置，在于羁縻。即源于中央王朝最早实行的羁縻政策。秦在统一全国后，在南方民族地区设立“道”的特殊行政机构。汉沿秦制，继续推行郡县统治之法，
藏区土司制度 土司制度作为国家推行于民族地区的民族自治制度，并不是一朝一夕所致，而是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藏区土司制度形成一方面与中央王朝传统治边的政策有关外，另一方面与吐蕃王朝解体后，吐蕃在藏区的戎边大将，割据一方，地方政治的独立化有密切关系。各地封建领主在发展经济、军事势力的同时，均十分重视扶持佛教、利用佛教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公元十一至十二世纪，西藏佛教各教派相继建立，而且都和某个有势力的家族结合起来，逐步形成政、教结合的局面。藏区的政治力量通过不断的扩张、兼并与组合，在公元14世纪蒙古入据吐蕃前，已形成十几个较大的政教势力。为了治理这个地域广袤，各地因历史、地理发展差异等原因，社会、文化的发展也不完全一致的藏区，中央政府自元代以来在除了逐渐采取多封众建、政教合一的僧纲制度；文武相卫、土流参治的卫所制度之外，主要的一项制度就是因俗而治的土司制度。本文主要以元代以来中央政府对藏区的施政为背景，通过中央政府对藏区逐渐推行土司制度，从土司制度的内涵和外延深入剖析藏区土司及藏区土司制度的历史渊源和藏区土司制度的基本内容，认为藏区土司制度是中央政府根据藏区的实际情况推行的，其本质与内涵是传统治边政治“因俗而治”和“天下一统”思想在封建时代的终极体现，且藏区土司始终处于依附与扩张这种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中。
在对藏区土司制度的内涵与本质分析研究中，分析了土司制度在西南部和中南部少数民族地区形成于宋代，在藏区正式形成于明代，因为土司制度形成的标志就是其职官名称，而土司制的职官名称包括文职和武职，但他们并非同时形成，在宋代文职土司就已形成，明代才正式形成了武职土司。从总体考察，土司制度正式形成于明代。通过考证研究，根据土司家族(部落)粗略统计，藏区各族土司总计849家，其中藏族土司795家，其他各族土司54家。论文不但从职官制度、承袭制度、奖惩制度、朝贡制度、赋役制度、军事制度、教育制度等方面深入细致的研究了藏区土司制度整体性和个体化特点，而且也分析了藏区土司地区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土司政治对藏区少数民族的文化变迁的影响，尤其是中央政府根据“土流参治”的行政建制与根据“政治神化”准则构建了藏区的集权统治网络，并且成为藏区土司政治体制构造的一种基本原则与行政模式。在此基础上，论文通过藏区土司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分析了藏区土司分别与中央政府、寺院的政治关系，认为藏区土司政治的最大特点就是土司为了生存，不时依附于某个政治力量，以期乘机扩张自己的势力，尤其是和中央政府之间的政治关系更为复杂，除了实力弱小的土司基本上能效忠于朝廷而外，势力较大或地处偏远的土司们，随着中央政府力量的消长而消长：当中央政府力量强大时，土司们基本上能“瑾守王命”，当中央政府力量弱小或无暇顾及时，便结合周边某些土司或寺院乘机扩大自己的势力。最后，随着社会的发
土司制度下的水西社会 我读硕士二年级时，导师让我提前写博士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于是就写了这份东西。这个报告的学术史部分虽然已经想到了要回应的问题，但大致是以对象问中心的。 一、问题与学术史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中央王朝对部分边远地区实施的羁縻政策，体现着两者之间的某种互动关系。本文拟考察土司制度下的水西社会变迁，以加深我们对“蛮夷”地区“向化”进程的理解。 对土司问题的学术探讨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①，其背景是民族学在中国的逐步兴起。或许同当时面临着的各种内忧外患有关，如何开发边疆、确立适当的边疆民族政策是民国时期研究土司制度的学者们共同关心的问题②。他们大都认为，土司世代相传，世享其土，世有其民，是一种封建制度，③应废除和削弱土司的势力，健全政府在边疆的组织并加强职能④，使边疆趋向“内域化”⑤。凌纯声指出：“土司制度之在今日，论者难免有封建残余之讥，然中国对于国内各宗族，向以‘齐其政，不易其宜；修其教，不易其俗。’为我国传统之边政政策，且我中华民族之成长，先以汉族为大宗，其它宗支逐渐加入，多由部落而羁縻，羁縻而土司，土司而内附，内附而完全涵化。……但近数十年来，中国内政日有进步，对于边政亦当秉‘不教弃之’之古训，不能听其长期停滞于封建部落之阶段而故步自封。亟应予以提携，促边政之改进，使能与内政并驾齐驱，完成中国政治的整个现代化。”⑥抱着这种致用的目的，研究土司问题的学者大都能够结合历史与现实，综合利用文献材料与调查材料进行探讨，并提出自己的改革建议。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则基本上有两种取向，一种是偏重于制度的探讨，或着眼于全国，或着眼于一个省一个地区乃至一两个土司，对从明代乃至更早以前一直到民国时期的土司政策进行历时性的梳理。这个方面的代表当推佘贻泽，1936年，佘氏在《禹贡》杂志上发表了《明代之土司制度》、《清代之土司制度》⑦等论文，以后又写成〈中国土司制度〉一书，这是关于土司制度的第一部专著。⑧该书考察了土司制度的起源、明清两代土司的世系、辖地、属民、朝贡、改土归流、现存土司的状况、各 ①二十世纪初，《东方杂志》、《地学杂志》等刊物发表了一些关于土司的论述和调查。如《贵州土司现状》 （《地学杂志》二年（1911）第十八期）、《四川宁员土司调查记》（《东方杂志》9卷4号。）、《土司献地外人之密议》（《中亚教会报》1911年9月）、《云南土司一览》（《东方杂志》9卷9号。）、《土司维新》（《东方杂志》4卷10号）、《改土归流之计划》（《地学杂志》5卷11期）等，作者们大都没有受过学术训练，文章一般都是泛泛而谈，比较粗糙，甚至有不少错讹之处。算不上严格的学术论著。 ②参见朱祖明《中国西南土司问题》（《光华大学半月刊》第二卷第五期，民国二十二年十二月。）、童振藻《云南土司考略》（《新亚细亚》第十一卷第六期民国二十五年六月）、佘贻泽《清代之土司制度》（《禹贡半月刊》五卷五期，民国二十五年五月）等文。 ③参见佘贻泽〈中国土司制度〉，正中书局1947年版。 ④参见参见江应梁《云南土司制度之利弊与存废》，《边政公论》第六卷第一期，民国三十六年三月。 ⑤ ⑥凌纯声《中国边政之土司制度》，《边政公论》第二卷第十一、二期合刊，第三卷第一期、第二期。 ⑦《禹贡半月刊》1卷1期，5卷5期。 ⑧参见佘贻泽《中国土司制度》，正中书局1947年版。
元朝中央制度[1]北宋为了强化中央集权，极力从军、政、财、司等各方面削弱地方，造就强干弱枝的政治局面以巩固中央集权。明代也是把地方权一分为三，分别为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这也是通过分地方之权以加强中央集权的。[2][3][4]而处于它们之间的元代却反其道而行之，实行行省制度，地方行省权力相当之大，以至于“军国重事，无不领之”，可它依然巩固了元代的统治、加强了中央集权，使元代作为草原游牧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能够对空前广袤的疆域统治近百年，而不是按正常思路所想的容易出现国家分裂、军阀割据。为了理清行省制度和中央集权之间的联系，下面就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以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元朝行省制度的渊源 “省”的本意为宫禁，后业引申为中枢机要、行政机构的名称，因此行省起初是指临时性的中央派出机构，取代表中央行使权力之意，它多是因军事需要而设的临时机构。行省制度滥觞于魏晋南北朝、隋朝、唐初以及金初短期出现过的“行台省”，到金朝后期再出现时，已较频繁地使用行省这个简称（以前通常简称“行台”）。如金末，为抵御蒙古和镇压农民起义，君主常命宰臣出任诸路长官，或以宰相职衔授予地方长官，皆称行省，先后设有大名、河北、陕西、河东、中都、山东、东平、辽东、上京、益都、京东等行省。元初的行省性质与金朝类似，仍属中央派出机构，设置并不稳定。但随着全国的统一，行省很快转化成了固定的、常设的地方大行政区。 二、元朝实行行省制度的必要性 1、管辖辽阔疆域的需要。据载，元朝统一全国后的疆域是：北到西伯利亚，南到南海，西南包括吐蕃（今西藏)、大理（今云南），西北至回鹘(今新疆)，东北至鄂霍次克海。“元之天下视前代所以为盛”（《元史·兵志四》），元朝的疆域比以往任何朝代都辽阔，《元史·地理志》中也写到“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面对这样一个超级大国，如何对地方进行有效的管辖，如何加强中央集权制，是关系到政权能否巩固的大问题。因此元代设立数目有限的行省，代替中书省对其力所不及的地区进行管理，中央再从大局上对诸行省实施节制，提纲挈领，纲举目张，确实也是一种具有明显优点的统治模式。因此，元朝在秦朝郡县制的基础上，实行了行省制度。 2、压制部分贵族的需要。元朝沿用大蒙古国以来的游牧分封制，大量宗室外戚被分封于蒙古高原和东北地区，在中原又各自领有大小不等的份地。对于这些皇亲国戚及其狐假虎威的家臣，一般的地方官府难以治理，非设立位高权重的行省不足以压制。辽阳、岭北两个行省的设置，很大程度上就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同时，元朝中央也通过行省，明令限制了蒙古贵族在封地范围内自行派遣官吏的权力，并规定由行省直接向贵族封地的民户征税，再由中央拨给贵族，不允许他们在封地内横征暴敛。这些措施有助于元代统治秩序的稳定。 3、民族政权统治的需要。元朝作为历史上第一个由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全国性的大一统王朝，一直遭到南宋残余势力长期的抵抗，后来江南人民又因不堪赋役重负而纷纷起事。在这样的背景下，位尊权重的行省不但不能罢撤，反而需要进一步强化事权、明确责任，以便遇到紧急事变能够迅速决策并付诸行动，维护元朝的统治。即使大一统局面完全形成之后，行省在稳定地方统治方面的特殊价值，也没有消失。这就为行省在全国范围内的定型奠定了基础，使得行省的基本性质由中央派出机构演化成为地方最高官府。 三、元朝实行行省制度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 1、行省的二元化特点有利于中央集权。元朝行省最初只是临时性的中央派出机构，到元世祖忽必烈在位后期，才开始基本定型，转变为常设的地方大行政区。但即使在行省完全定型并地方化之后，它仍然带有中央派出机构，或者说是中书省分支机构的性质。这就使得行省具有二元化的特点，这是其他朝代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区关系所不具备的，这种特点使得行省既要服从中书省的制约又共同为元代统治服务。 2、中央政府对行省的有效控制有利于中央集权。行省虽然“军国重事，无不领之”，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无不受到中央政府各方面的牵制与制约。如在人事权方面，元代地方官吏的选用主要由中书省和吏部负责；在财政方面，行省只是充当了朝廷集中财赋的工具，所收取的财赋行省必须执行上供中央与地方留用的七三分成的悬殊比例规定，行省还有义务遵照朝廷的命令，额外提供钱谷，以弥补中央财赋支出的不足；在军事方面，行省不能独立行使军权，军权掌握在中央的枢密院；在司法方面，朝廷也对行省制定了严格的规则典制，不能逾越。 3、行省内部权力的相互牵制有利于中央集权。元代行省内部实行的是群官负责和圆署会议制，即通过行省官员集体开会共同负责，各官员之间既有分工、互相配合又互相牵制，每个行省官员都不可能独立地行使权力，而要受到其他同僚的协助或制约。同时中央在行省也构制了监察行省、防范其擅权坐大的特殊机制。 4、行省大权的归属有利于中央集权。作为民族统治的得力工具，元朝行省主要由蒙古、色目官员掌握权力，以最关键、最敏感的统军权为例，行省官员中只有平章以上[5][6]才可以掌握军权，而平章以上又不准汉人担任，通常只能由蒙古和色目贵族担任，这些人更多的是元朝中央集权统治的忠实维护者，很难成为地方割据势力的代表。因为作为一个异族身份、文化背景迥然的行省长官，即使大权在握，也很难想象他会策动汉族或者能够策动汉族搞分裂。所以在理解元朝行省制度的时候，不能完全从汉族社会历史发展的自然趋势去解释，而更要从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从蒙古统治集团特有的统治意识当中寻找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元代行省制度起到了巩固统治的作用而到了明初朱元璋仍然将其权力一分为三的原因了。 5、行省的划分特点有利于中央集权。秦汉以来，地方行政区划大抵依山川地形的自然界限或历史传统等因素来确定，政区的自然属性与经济、文化一体化趋势较强，容易产生割据局面。从元代开始，行省区划主要以中央军事控制为目的，采取“犬牙交错”的原则，任意将自然环境差异极大的地区拼成一个省级行政区，削弱地方的经济、文化认同感，人为地造成犬牙交错和以北制南的局面。从而使行省官失去了扼险而守、割据称雄的地理条件，朝廷就比较容易控制了。如：秦岭以南的汉中地区被划归陕西行省，使四川盆地的北向门户洞开，无险可守。这种划分行政区域的方法自然就加强了中央集权，客观上也促进了各族人民之间在经济、政治与文化方面的交流。 综上所述，元代的行省制度虽然与唐宋以来汉族社会日益强化的中央集权观念确实有很大的抵触，但它作为元代社会发展的产物，还是起到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治的目的，同时也对后世的政治制度尤其是地方行政区划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土司制度 土司制度亦称“土官制度”。统治者推行土司制度，其目的是“以夷治夷”。土司制度在唐宋时期称羁縻州制度，由中央王朝委任当地首领为府、州、县的文职土官，元朝加强了军事统治，设置宣使、宣抚使、安抚使、招讨使、长官司等武职土官。明沿袭宋、元制度，并进一步完备了土官的考核、任免、贡纳、征调等制度。 土司制实质上是封建领主制，土官既是政治上的最高统治者，又是当地的大领主，掌握着军、政、财权，对农奴有“生杀予夺”之权。土司制建立了一套严密的统治机构，治理辖境的政治、经济、文化及诉讼、刑罚等。政治上依靠封建王朝，册封世袭，划疆分治，军事上实行土兵制度，以种官田、服兵役的方式，把农奴组织成土官武装，维持土官统治和供王朝征调。经济上，土官是辖境土地最高所有者，实行劳役地租、实物地租等经济剥削。文化教育方面，则不准土民读书和参加科举考试。 明代为土司全盛时期，明末清初土司制度走向衰落，清王朝在雍正六年(1728)大规模的“改土归流”，统治天全达790年的土司制度至此结束。 建置沿革 隋大业二十四年(618)唐王朝建立(618—907)。高祖李渊在平定巴蜀后，于武德元年(618)改临邛郡为雅州，领严道、名山、扬启、芦山、灵关、依政、临邛等十六县。同年割依政、临邛、蒲江、临溪、火井五县置邛州，割江源、阳山二县置登州，灵关即今宝兴县灵关镇，扬启今天全县，至贞观元年(627)年撤消，为时九年。天宝元年(734)年改雅州为芦山郡，肃宗乾元初又复为雅州，共辖六个县、四个兵镇和五十七个羁縻州。其中和川镇在今县城西，始阳镇在今始阳镇，安国镇在今多功乡，灵关镇在今宝兴之灵关镇。 唐代中叶以后，朝廷统治力量削弱，镇兵废弛，逐渐形成藩镇割据。公元八八O年黄巢起义进军长安, 次年唐儒宗逃往成都，建立逃亡政府。这时雅安地区一带时有叛乱发生,唐军江南临江府人高卜锡和太原人杨端先后率部西征, 进入天全地区, 从此停留下来, 高部以现始阳、新场一带为据点;杨部以现城厢、老场一带为据点, 各自扩充实力, 逐渐控制了天全全境和现宝兴、芦山、荥经的一部份地方, 进而扩大到今泸定、康定一带, 形成割据局面。从此高、杨二土司统治天全, 沿袭至清代。 《天全州志》载江南临江府人高卜锡以军校从从征西路有功, 留镇和川。太原人千牛卫杨端, 随军入蜀,后以军功留镇。《雅州府志》载杨氏副招讨世祖杨端以千牛卫怠从僖宗幸蜀,也于六番招讨司境。昭宗嗣位,命与高氏分土而治。 唐末五代时期，公元九O七年唐亡,王建称帝成都,史称前蜀。公元九三四年孟知祥据成都称帝, 史称后蜀, 直至公元九六五年结束。在前后蜀统治期间, 建置一如唐制，无所更变。后蜀时, 高卜锡之孙高襄〈阁藏〉和杨端后代杨夹矢率众旧附，受封碉门、黎、雅、长河西、鱼通、宁远六军民安抚司, 高土司建土署于始阳，杨土司建土署于碉门，正式开始了天全的土司统治。 载《天全州志》、《芦山县志》、《雅州府志》: 及天全境内高杨土司有关碑记。蒲孝荣氏考证：后蜀置碉门安抚司,在今天全城关镇西。 公元九六0年,宋太祖赵匡胤称帝, 于公元九六五年灭后蜀,将四川纳入版图，仍置雅州
中国土司制度 一、土司制度简介 土司制度起源于“羁縻政策”，在秦、汉肇始时，不过略微管束，加以笼络，使之不生异心而已;至唐、宋时，才渐次趋于强化。至元代，元王朝在总结历代封建王朝特别是唐、宋以来推行的羁縻政策经验的基础上，施行“蒙、夷参治”之法，官有“流、土”之分，于是开始了土司制度。到明代，随着社会的发展与王朝统治的深入，土司制度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并达到了鼎盛时期。及清代，少数民族地区地主经济兴起，土司制度对于社会发展渐次起着阻碍作用，自是土司制度始行崩溃，并在清代中期以后逐渐消亡。土司制度曾在维护国家统一、保持民族地区安定、促进社会发展、巩固边防等方面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土司制度毕竟是“封土封疆”世袭统治的残余，残酷剥削压迫人民，愈来愈腐败，故终于在历史的长河中消亡。 二、元明清时期的土司制度 土司制度的初期阶段出现在元代。元朝在统一全国后，开始在南方民族地区普遍建立土司统治。由中央派蒙古官员达鲁花赤进驻各级地方政府，实现对多民族汉族的统治，在西南少数民族的地区也 有达鲁花赤与土官共治。元朝土司制度统治的具体方法有如下几点： 第一，设立各种土司职务。元朝土司官职大者有宣慰使、宣
抚使、安抚使、招讨使、长官司诸职。 第二，任用各民族中的豪酋为各级土司土官。元朝比较广泛的任用南方民族的豪酋为土司土官，从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长官司到路、府、州、县的长官大多以各民族中的豪酋担任。 第三，明确了土司的义务。元朝对所任用的土司都规定必须向中央王朝尽一定的义务，贡赋包括朝贡和纳赋两项内容。 第四，规定了土官的信物、承袭、升迁、惩罚的制度。元朝对土司的管理，从土司的任命、承袭、升迁到对土司的惩罚等都有明确的规定。 以上反映出元朝的土司制度已经基本确立，只不过处在土司制度的初期阶段而已。明朝才是土司制度完善的时期。 明袭元制，并大为恢拓，将图司制度发展成为一种完整的制度。基于南方各民族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各民族封建农奴制分散割据的特殊情况，加之各民族豪酋的长期统治，采取“以夷制夷”为特点的土司制度。 明代是土司制度成熟的时期，主要有两个标志，一是专门设置了区别于流官的士官职衔，一是改元代单纯的怀远、安抚为驾驭。 土司职衔的确立。元代虽然设立了土司制度，但是没有单纯的为土司设官职，土司和流官都可担任。明政府完善土司制度的首要一点，就是分别土流，专门设置了区别于流官的土司职
填空： 1.郡县制推行始于（秦朝） 2.猛安谋克制度使用创立的是（女真人） 3.科举制建立于（隋朝）、（隋炀帝） 4.军机处设立于（雍正） 5.三省六部制，三省指（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 6.明代（宗藩制度）是宗法制的复轨 7.明厂卫制有东厂、西厂、（锦衣卫） 8.明省级的长官叫（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 9.明清的（改土归流）违背了因俗而治 10.秦朝的三公指（丞相、太尉、御史大夫） 11.春秋前宗教事务官吏称之为太史寮 12.秦政治文化的核心是（以吏为师）、（法家文化） 13.西汉（汉武帝）设立了（尚书台）为核心的中朝官架空了三公制 14.汉选举制有（察举、征辟） 15.科举制（进士科）士人最重视 16.元朝统治中原的制度是（投下分封制） 17.内阁制度设立于（明朝）（明仁宗朱高炽时） 18.元朝的四个等级是（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 名词解释 宗法制西周以嫡庶来划分宗族系统的制度。宗法制的核心内容是嫡长子继承制，即嫡长子继承父亲的宗主地位，庶子分封。按照宗法制的规定，周王的嫡长子继承王位，其余的嫡子和庶子应分封到地方去当诸侯；诸侯的嫡长子继承国君位，其余诸子分封为卿大夫；卿大夫的嫡长子即位，其余诸子分封为士。宗法制只适应于同姓贵族之间，与异性贵族之间的关系则以婚姻为纽带联结起来。宗法制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确定了贵族的亲疏、等级、分封和世袭的关系，保证了嫡长子继承王位，解决了统治阶级内部诸子、诸弟的继承权争端，成为巩固分封制的重要手段。 郡县制秦朝开始实行的地方行政制度。秦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在地方行政制度方面，彻底废除了“封诸侯、建藩卫”制度。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实行郡县制度，把全国分为三十六郡，秦末增至四十郡。郡设郡守掌管行政和军事，设郡尉并掌军事，监御史为中央派遣的监察官吏。郡下设县，大县长官为县令，小县县令为县长，县下有基层组织乡、亭、里。郡县制的推行加强了中央集权。 总理衙门1861年清政府为办理洋务及外交事务而特设的中央机构。全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其职权总揽了外交及与玩过发生干系的财政、军事、教育、矿务、交通等各个方面的大权。但无权指挥各省督抚，各省督抚也不对总理衙门直接负责。总理衙门存在了40年，直到1901年，清政府根据《辛丑条约》规定，将其改为外务部，但扔位列六部之首。 三省六部制隋唐时的中央官制。三省是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中书省是决策机构，负责草拟，颁发皇帝的诏令，其长官为中书令；门下省是审议机构，负责审核政令，驳正违失，其长官为侍中；尚书省是执行机构，负责贯彻执行重要政令，其长官为尚书令，副长官为左右仆射。三省为中央最高统治机构，三省长官同为早想，共同负责中枢政务。六部是尚书省下属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吏部主管官吏的考核任务、户部主户口赋税、礼部主礼仪制度、兵部主军政、刑部主法律和刑狱、工部主水路工程。各部长官均为尚书，副长官为侍郎。三省六部制改变了以往宰相一人执掌大权的状况，削弱了相权，加强了皇权。三省六部职司划分明确，提高了行政效率，加强了中央统治力量。
贵州土司制度的演变过程、特点和对历史发展的影响 贵州来源 贵州一词，与夜郎竹王关系密切，元代，贵州版图逐渐形成，明永乐年间正式建省，贵州全省“皆土司”，在全国很有代表性。前人研究贵州之名的来源有三种说法：伊始唐朝建立的矩州，因水流如矩得名，又因少数民族语转成贵州，元因之得置贵州，二是由贵竹音转成贵州，三是因山得名，“贵山，府北二里，入蜀之道，一名贵人峰，贵州之名以此”。贵以贵山得名。唐为黔中道；宋属夔州路；元属湖广行省；明置贵州土司，是为贵州得名的开始，后置贵州布政使司；清改贵州省，省名至今未变。 贵州地理位置 贵州简称"黔"或"贵"，是一个山川秀丽、气候宜人、资源富集、民族众多的内陆山区省。贵州地处云贵高原，东靠湖南，南邻广西，西毗云南，北连四川和重庆，东西长约595千米，南北相距约509千米。全省国土总面积176167平方千米，占全国总面积的 1.8% 。贵州地貌属于中国西部高原山地，境内地势西高东低，自中部向北、东、南三面倾斜，平均海拔在1100米左右。 贵州历史文化背景 贵州省因其境内有贵山而得名。夏之前称"赤水"。战国时期为楚国黔中地和夜郎、且兰等地。秦属黔中郡、象郡、巴郡、
蜀郡和夜郎国。汉属荆州，益州。唐分属黔中、剑南、岭南等道，其中黔中道为今贵州省大部分区域，故而贵州有"黔"的简称。宋属夔州路，"贵州"名称始见于文献。元代分属四川、湘广、云南三行中书省。明洪武十五年（1382）设贵州都指挥使司，明永乐十一年（1413）始建贵州行省。清代沿用明制。全省设4个地级市，3个自治州，2个地区。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全省有49个民族成份，少数民族成份个数仅次于云南和新疆，居全国第三位。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37.9%。贵州旅游资源丰富，被誉为天然"大公园"。特殊的喀斯特地质地貌、原生的自然环境、浓郁的少数民族风情，形成了以自然风光、人文景观和民俗风情交相辉映的丰富旅游资源。 土司制度的建立 土司制度是封建王朝治理少数民族的一种政治制度，也是研究相关少数民族史和地方史必不可少的内容之一，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它是羁縻制度（羁縻政策的实际意义是封建王朝对少数民族的统治，是通过少数民族酋领来实现，封建王朝授封少数民族的酋领一个官职称号以后，只要他们对朝廷表示臣服就行了，王朝不过问其内部事务。）的继承和发展。
恩施地区土司史话 中国土司制度发端于两宋之交，形成于元朝，鼎盛于明朝，衰落于清朝。 元朝以前，中原朝廷对今恩施地区的统治主要为羁縻制度（即封赠少数民族地区首领官爵以统治本族人民）。 据光绪十八年(1895)《湖北舆地记》卷17记载：五代时置 羁縻感化州。宋代在今恩施南部设立了一些羁縻州县。如定州（鹤峰县南部并跨入湖南境内）、富州（后为柔远州。今 来凤一带）、顺州（今宣恩沙道沟一带）、保顺州（宣恩县李家河一带）、高州（原称珍州，后改为高州，复改西高州。 今宣恩县高罗一带）、懿州（今咸丰县境）、龙渠县（今利川市忠路一带）。 元代统治中国后，鉴于宋代的羁縻制度是一种松散的统治，每到王朝衰微时，不听其控制，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控制，乃改宋代的羁縻制度为土司制度。其时在今恩施境内共设14个土司，包括宣慰司3个即施南道宣慰司、
镇边忠峒宣慰司、镇边毛岭峒宣慰司（注：一说宣慰司3个即施南宣慰司、镇边毛岭峒宣慰司、怀德军民宣慰司）；宣抚司6个即散毛军民宣抚司、誓崖宣抚司、安定宣抚司、怀德宣抚司、高罗宣抚司、师壁宣抚司）；安抚司4个即忠孝军民安抚司、木册安抚司、盘顺安抚司、龙潭安抚司；宣抚司7个即散毛军民宣抚司、容美峒宣抚司、高罗宣抚司、隆奉宣抚司、龙潭宣抚司、隆中路宣抚司、龙渠峒宣抚司；安抚司6个即忠孝军民安抚司、盘顺军民安抚司、忠义军民安抚司、金峒安抚司、大旺安抚司、木栅安抚司。此外，还有忠建军民都元帅府、容美总管府、唐崖千户所。 元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改柔远州曰散毛峒。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升为散毛府。至正年间改散毛府为散毛誓崖等处军民宣抚司。又于施州东南蛮地置沿边溪峒招讨司。 至正二年（1342年）改沿边溪峒招讨司为施南道宣慰使司；又于施州东南蛮地置叉把安抚司、隆奉宣抚司。又于宋西高州地置大奴管勾等峒长官司、石溪峒长官司。至正十一年（1351年）改大奴管勾等峒长官司为忠孝军民府；至正十五年（1355年）忠孝军民府改为忠孝军民安抚司、石溪峒
土司制度的建立及其历史贡献 陈绍举 ［摘要］土司制度是在两汉时期的“羁縻”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自元朝开始实行的对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以夷治夷”的政治制度。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它的建立顺应了历史潮流，在一定时期内推动了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促进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团结和社会的繁荣进步，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关键词]土司制度建立历史贡献 一、土司制度的建立和发展 公元前21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我国进入封建社会。但是，在我国西南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还没有纳入秦始皇的统治范围，秦朝就结束了历史使命。进入西汉，王朝统治者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着手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纳入自己的统治范围。秦汉时期，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族群林立，在大约相当于今天一个省范围的方国内，大小族群就达几十个之多。生产力水平的差异，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比较突出。在这种情况下，王朝统治者只有采取特殊的方式，形式上将这些地区纳入自己的统治版图。但要实现这种形式上的统治，就不得不利用当地土著民族首领，让他们保持原来在本民族中的政治经济地位，保持国名、领地封号等；另一方面，王朝又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设置郡县，派驻郡县首领，并通过地方土著民族首领，以加强对这些地区的统治。这种特殊的政治制度，称之为“羁縻”制度。 “羁縻”制度的实质是“以夷治夷”，即利用土官治理土民。“羁縻”的含义，按照《史记·司马相如传·索引》解释，“羁”为马络头，“縻”为牛牵绳。从这个解释可以看出，设立“羁縻”制度的统治者们，内心深处只把西南各族群众当作牛马。“羁縻”制度就是用马络头和用牛牵绳把西南各族群众的头给以络住，鼻子给以穿上绳子。在“羁縻”制度下，各少数民族群众是牛马，土著王、侯、邑长是络头和牵绳，主人则是王朝派驻的郡县官吏。马络头和牛牵绳都是约束和牵引马、牛的，马套上络头、牛穿上牵绳后，只准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也就是说，王朝统治者为了达到政治上统治、经济上剥削西南少数民族群众的目的，必须通过地方奴隶主、部落贵族，而西南少数民族中的奴隶主、部落贵族为了继续保持其在本民族中的政治经济地位，又必须和王朝派驻的郡县官吏勾结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西南各少数民族就要受到王朝统治阶级和地方奴隶主、部落贵族的双重压迫和剥削。 土司制度的源头是两汉时期的羁縻制度。羁縻郡县制到了唐代改为羁縻州府县制。此时，王朝开始利用地方土著中的贵族分子担任羁縻州府县的首领，给予各种官职名号。如武德四年（公元618年）牂州蛮首“谢龙羽遣使朝贡，授龙羽牂州刺史，封夜郎郡公”。如此等等，为元朝以后土司制度中官阶的建立开创了先例。 元朝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开始建立土司制度，当时只在四川、湖广、云南等行省设置土司机
“第四届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国 际学术研讨会”述要 关于《“第四届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要》，是我们特意为大家整理的，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由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广西河池学院、柳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广西来宾市文化新闻出版局和广西忻城县人民政府联合承办的“第四届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4年8月19-22日在广西忻城县隆重举行。本届“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主题是“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下载论文网 8月20日上午，研讨会举行了隆重的开幕式。开幕式由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院长周长山教授主持。中共广西忻城县委书记谢大研、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卜宪群研究员、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张希清教授、国家清史研究会编纂委员会副主任马大正研究员、中国明史学会会长商传研究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刘曙光研究员、贵州省人大副主
任傅传耀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来自美国、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地区以及来自北京、上海、重庆、江苏、河南、甘肃、青海、内蒙古、西藏、云南、贵州、四川、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等16个省、市、自治区的20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开幕式，共有9位专家作了主题发言。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副主席、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郭旃在“世界文化遗产的现状与思考”的发言中，强调“土司制度在中华民族大一统国家形成、巩固、发展过程中一个确切的历程、作用和意义，土司制度的物质文化遗产的全景图，它的发展、沿革、保存状况、类型、代表性要素、组合方式与周边的国家和地区有何关联？土司制度所体现的文化交融、民族关系的演进，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一种特殊形态、地位和意义”有待于专家、学者坚持不懈的努力，为土司申遗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中国少数民族建筑遗产保护预研究（课题负责人：陈同滨）”课题组李敏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现状分析”的发言中，“以地理文化区域为基本划分方式、以主题框架对应的遗存类型为参照指标，同时再加上人口、历史政权等参照体系，从而为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一个重要的缺口分析”；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苍铭在“从申遗看土司制度研究存在的问题”的发言中，强调“申遗文本编制提出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学术研究不充分的问题，也是
元朝秘书制度 (1) 元朝中央制度 (4) 元朝的兵役制度 (8) 元朝军事领导体制 (10) 元朝秘书制度 一、元朝概况 元朝，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这个王朝的地域空前的广阔，这个王朝的官僚制度也十分的庞大，从元朝始，省这个行政制度开始实行，日后愈趋完善。元朝依旧是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王朝，从地方到中央，它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秘书制度。这个彪悍的民族统治中原后，依旧采用了中原的文化统治着天下，毕竟，文化落后的民族要去统治文化先进的民族，这个统治者民族本身也必将被被统治者民族的先进文化所折服。 对封建王朝中秘书与秘书制度的理解 封建王朝是一个家天下的形式，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兵，莫非王朝。”天下的一切都属于皇家，一切统治皆为维护统治者利益，一切制度都为更好的维护封建王朝本身而设置。所有国家机构的设置、法律的设置都是为了将强者的利益变成一种普通民众必须所遵守的义务，此为名正则言顺。 在封建家天下的时代，皇帝是最高长官。其余大臣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都应是皇帝的秘书。元朝也是不一例外的的。如果现当代秘书的主要职能为辅助决策、处理信息、协调关系、办理事务此四大职能，那么封建国家的大臣们早就已经围绕着皇帝完成这一目标。 从初级秘书、中级秘书、高级秘书来排序，皇帝身边的秘书可以是宦官，主要负责皇帝的衣食住行；九卿，为皇帝办理朝政，保证城邦安全；三公，为国家大计策谋。这三种在后来历代王朝中不断的演变，但以皇权为中心的利益大致一样。皇帝身边的秘书们都履行着这种义务。 元朝的秘书制度及官职 从成吉思汗到忽必烈，蒙古大国是一个善战好战的民族。忽必烈灭宋后，建立元，领土北至蒙古、西西伯利亚，南至南海、云南，西北至今新疆东部，东北至外兴安岭。鄂霍次克海，总面积约1200万平方千米，为有史以来的第一帝国。 面对如此庞大的王朝地域，元朝在以往王朝的政治制度上，增添了新的制度。 元朝的中央一级机构，主要由中书省（总政务）、枢密院和御史台。中书省下分左三部：吏部、礼部、户部；右三步：兵部、刑部、工部。中书省的最高长官为中书令，由皇太子担任；设左右丞相各一名（右丞相居上），参知政事二名。自中书省令至参知政事均为宰执。中书省领左、右三部，各设尚书三员，侍郎二名。至元九年，撤掉尚书省，归并为中书省。 在地方，开始施行行中书省。忽必烈建元朝后，正式在朝廷设置中书省总领全国政务，时称"都省"。不久，又沿用前朝旧例，频繁派中书省宰执带相衔临时到某一地区负责行政或征伐事务。如中统和至元前期的陕西四川行省、河东行省、北京行省、山东行省、西夏中兴行省、南京河南府等路行省、云南行省、平宋战争前后的荆湖行省、江淮行省等。其中，设立于至元十年（127年）的云南行省等，已带有地方最高官府的色彩。就是说，这一阶段的行省已显现朝廷派出机构与地方最高官府的两重性端倪。元朝行省最初只是临时性的中央派出机构，到元世祖忽必烈在位后期，始基本定型，转变为常设的地方大行政区。但即使在行省
对土司制度的几点看法 土司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中央王朝对境内的少数民族地区采取的一种带有一定程度自治性质的管理制度。它标示着少数民族地区的地方政权的存在。在我国的民族史和地方史的研究中，土司制度的研究始终是不可缺少的内容。 一、土司制度研究综述 我国学者对土司制度的研究开始很早，有学者从我国土司制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上将20世纪的研究分为两个时期，即20世纪前40多年为初创时期，后50余年为发展时期。①学者们的研究总体集中在四个方面。 第一，总论性研究。这其中主要涵盖两个方面的问题：土司制度形成的时间和含义研究；关于土司制度的评价。 首先，关于土司制度形成时间和含义的研究。尤中提出：“土司制度最早产生于汉武帝时期，汉武帝在‘西南夷’地区设置郡县的同时，仍封夜郎王、滇王为王，句町、漏卧的部落酋长为侯，这些土著的王、侯就是土司。”②王钟翰认为“土司制度是一种封建的地方政治制度，是中国封建王朝在边疆民族聚居区和杂居地带实行的一种特殊的统治制度”，其“渊源甚早，起于秦汉，中经魏、晋、南北朝、隋、唐、宋时期的不断变化，至元代正式形成为土司制度，明代则臻于完善，清代改土归流以后始日趋衰微。”③P734白耀天认为土司制度是封建王朝中央继羁縻制之后在僻远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一种政治制度，它确立于元代并盛于元代，在明朝开始走上末路。④⑤张永国则认为土司制度是封建王朝同志南方少数民族重要的政治制度，是封建王朝制定的一套管理土司的制度，它形成于明代而非宋元。⑥于玲将土司制度界定为“我国封建社会晚期中央王朝对境内的一些特殊区域，主要是南方少数民族地区采取的一种带有一定程度自治性质的管理制度。”⑦ 在对土司制度的含义的研究中，学者们也广泛的探讨了与土司制度相关的概念。（1）土司与土官。有的学者认为，土司和土官有一定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出现时间、内涵两个方面的差异。⑧张永国认为土官泛指针对封建王朝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分封当地“土酋”的世袭之官；土司主要是指封建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分封的宣慰司、宣抚司、长官司等各司的土官⑨。此外，白耀天、史继忠、曹相等学者也分别著文论述过二者之间的关系。（2）土司制度与羁縻州制。王钟翰认为，土司的设置，在于羁縻。即源于中央王朝最早实行的羁縻政策。秦在统一全国后，在南方民族地区设立“道”的特殊行政机构。汉沿秦制，继续推行郡县统治之法，仍令其君长治之，这实际就是土司制度的缘起。⑩P734-736张永国认为土司制度与羁縻制度都属于封建王朝统治少数民族的一种政治制度，都具有世袭 ①龚荫20世纪中国土司制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思想战线2002（5） ②转引自龚荫20世纪中国土司制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思想战线2002（5） ③王钟翰中国民族史（增补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1 ④白耀天土司制度确立于元代说广西民族研究1999（4） ⑤白耀天土司制度盛于元衰于明论贵州民族研究1999（4） ⑥张永国关于土司制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转引自贾霄锋二十多年来土司制度研究综述中国边疆史研究2004（12） ⑦于玲土司制度新论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4） ⑧杜玉亭土官土司两类说考疑转引自贾霄锋二十多年来土司制度研究综述中国边疆史研究2004（12） ⑨张永国略论土司制度的演变转引自贾霄锋二十多年来土司制度研究综述中国边疆史研究2004（12） ⑩王钟翰中国民族史（增补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1
康北地区霍尔土司家族以及霍尔土司制度 霍尔是藏族对蒙古族的称呼。康北的甘孜、炉霍和道孚县的部分地区因曾经是霍尔人居住地，故称之为霍尔地方，有着发达的古代文明。康北霍尔部落的来源众说纷纭；至清代已发展到巅峰，作为藏族的一个支系，康区北部的霍尔人与周围其他的藏族人群相比，在语言、体质、文化面貌等方面都有其独特之处。他们被普遍认为与蒙古族存在一定的族源关系。本文对霍尔土司家族以及霍尔土司家族的制度进行了研究，以期能够更全面的了解这个家族。 标签：霍尔；霍尔土司家族；霍尔土司家族制度 引言 最开始的时候，霍尔家族最开始只是一个部落，在十三世纪的时候依附元朝（蒙古人）开始发展，逐渐成为纵横康北地区强大土司。家族传承最大的缺点就是子孙的繁衍最终会起内部纷争，最后要么分裂要么被篡权。因为子嗣争权，曾经强大的霍尔家族在十七世纪分为霍尔麻书、霍尔章谷和霍尔朱倭三个土司，后来霍尔麻书又分出一支霍尔孔萨，霍尔朱倭另辟一支霍尔白利，再后来又分出霍尔东谷和霍尔杂安，总共是七家，称为霍尔七土司。 一、霍尔土司家族概述 霍尔”是历史上藏族对蒙古人的称呼。霍尔七土司是指清代设立在康北的霍尔孔萨安抚司、霍尔麻书安抚司、霍尔朱倭安抚司、霍尔章谷安抚司、霍尔咱安抚司、霍尔白利长官司、霍尔东科长官司等七个出自蒙古族霍爾家族的土司。上述7土司，被民间称之为“霍尔7部”或“霍尔7土司”。 霍尔家族统治的地方，即康北的甘孜、炉霍两县和道孚县的部分地区，这是康北自然环境、交通条件最好的地方，著名的川藏茶马古道北线的必经之道，是重要的交通枢纽。独特的天时和地利，造就了它具有康北各地所不能比拟的发达的经济和文化。 霍尔家族是蒙古人在康北播下的一粒种子，至清代时，霍尔家族已发展壮大，其家族成员已成为当地7个部落的首领。至公元1728年（清雍正六年），清政府对这7个部落首领均授予土职。其中授安抚司职5个，长官司职2个。 1792年（清乾隆五十七年），福康安平息廓尔喀（尼泊尔）对西藏的入侵，霍尔部落诸土司随征有功，再次受到诏封，使霍尔部落更进一步走向辉煌。 但是，满清政府在给予霍尔部落无限荣耀的100年之后，却又通过改土归流亲手剥夺了他们所给予霍尔部落的一切。好在川边改土归流在辛亥革命浪潮中草草告结。民国初立，中央当局无遐顾及康区诸事，各土司、头人趁机复辟。刘文辉入主西康后，对地方势力采取笼络政策，对复辟土司、地方头人均委以区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