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司制度
目录
第一篇：土司制度
第二篇：关于土司制度的几点看法
第三篇：《尘埃落定》中的土司制度
第四篇：土司制度的建立及其历史贡献
第五篇：明朝西南地区的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
正文
第一篇：土司制度
中国土司制度摘要：中国的政治制度涉及面十分宽泛，从中央到地方行政无所不包，而在地方上，尤其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存在着一种特殊的行政制——土司制度，所谓土司，就是元、明、清各朝在少数民族地区授予少数民族地区首领世袭官职，本文分土司制度、元明清时期的土司制度、土司制度的历史意义三方面进行论述。
关键字：土司制度元明清时期
一、土司制度简介土司制度起源于“羁縻政策”，在秦、汉肇始时，不过略微管束，加以笼络，使之不生异心而已；至唐、宋时，才渐次趋于强化。至元代，元王朝在总结历代封建王朝特别是唐、宋以来推行的羁縻政策经验的基础上，施行“蒙、夷参治”之法，官有“流、土”之分，于是开始了土司制度。到明代，随着社会的发展与王朝统治的深入，土司制度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并达到了鼎盛
时期。及清代，少数民族地区地主经济兴起，土司制度对于社会发展渐次起着阻碍作用，自是土司制度始行崩溃，并在清代中期以后逐渐消亡。土司制度曾在维护国家统一、保持民族地区安定、促进社会发展、巩固边防等方面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土司制度毕竟是“封土封疆”世袭统治的残余，残酷剥削压迫人民，愈来愈腐败，故终于在历史的长河中消亡。
二、元明清时期的土司制度
土司制度的初期阶段出现在元代。元朝在统一全国后，开始在南方民族地区普遍建立土司统治。由中央派蒙古官员达鲁花赤进驻各级地方政府，实现对多民族汉族的统治，在西南少数民族的地区也有达鲁花赤与土官共治。元朝土司制度统治的具体方法有如下几点：
第一，设立各种土司职务。元朝土司官职大者有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招讨使、长官司诸职。
第二，任用各民族中的豪酋为各级土司土官。元朝比较广泛的任用南方民族的豪酋为土司土官，从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长官司到路、府、州、县的长官大多以各民族中的豪酋担任。
第三，明确了土司的义务。元朝对所任用的土司都规定必须向中央王朝尽一定的义务，贡赋包括朝贡和纳赋两项内容。
第四，规定了土官的信物、承袭、升迁、惩罚的制度。元朝对土司的管理，从土司的任命、承袭、升迁到对土司的惩罚等都有明确的规定。
以上反映出元朝的土司制度已经基本确立，只不过处在土司制度的初期阶段而已。明朝才是土司制度完善的时期。
明袭元制，并大为恢拓，将图司制度发展成为一种完整的制度。基于南方各民族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各民族封建农奴制分散割据的特殊情况，加之各民族豪酋的长期统治，采取“以夷制夷”为特点的土司制度。
明代是土司制度成熟的时期，主要有两个标志，一是专门设置了区别于流官的士官职衔，一是改元代单纯的怀远、安抚为驾驭。【1】土司职衔的确立。元代虽然设立了土司制度，但是没有单纯的为土司设官职，土司和流官都可担任。明政府完善土司制度的首要一点，就是分别土流，专门设置了区别于流官的土司职衔有：宣慰使司，宣抚司，安抚司等；凡府、洲、县各级官职由土司充任着均冠以“与”字，以区别流官，如土知府、土同知、土通判等。【2】驾驭土司的手段。明代改安抚政策为对土司的驾驭，企图以加强对土司的控制，牢固掌握对边疆地区的统治权。分三点：一是在土司继承问题上显示驾驭问题；二是从制度上规定，所有土司必须受地方文武长官的约束，这样就把土司的自主权压缩的很小；三是在土司衙门安插流官，以便对土司进行监视、制约。【3】
关于土司的俸禄，不如流官有俸银，皆以流官相同等级支给米，每月各支米俸如下：月二十六石者宣慰同知；月二十一石者：宣慰副使，宣抚司宣抚使；月一十六石者：宣慰佥事，宣抚副使，招讨使，安抚使，副千户；月一十石者：宣抚同知，长官司长官，宣抚佥事，副招讨；月八石者：副长官，安抚副使”。明朝对土官虽有此规定，但实际上土官之俸米是取之于民，朝廷并不颁给，土官仍为无俸之官，只是在土官受罚俸处分时，则按月支米数受罚。在承袭方面，明朝对土官的承袭规定甚严，前后变化较大，所有的明文法令皆在防冒袭及因承袭不明引起族人的争端。承袭的经过大概是：土司应将承袭之人依次呈报，在呈请袭职时，要取上司印结、本人宗支图及邻境保结方能承袭。根据《明会典》记载，明代各朝对土司承袭的规定是：1436年（正统元年）奏准：土官在任，先具应袭子侄姓名开报合于上司，候亡故，照名起送承袭。
在升迁与惩罚上，明朝对土司有考察制度，对土司实行升迁和惩罚。升迁途径有：军功，明代土司的升迁，以军功升官的最多；忠勤，一些土司“积有年老”，忠于职守，到一定时间给予升官；纳米，明王朝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驻守大量军队，需要粮食，故采取“纳米升授”土司官职办法；进贡，土司以进贡取悦朝廷，从而得到晋升。惩罚办法有：典型，土司有罪，也与流官一样受到惩罚，而且惩罚也很严厉；革降，将违法土司裁革或降职；迁徙，把有罪土司迁到其他地方安置。[4]
清朝是土司制度走向衰微的时期。清代的土司机构大体都设置于顺、康、雍年间。在清代有新的民族首领归附，因此，清朝政府决定凡土司来降者，皆授原职世袭，雍正十年，在青海玉树地区进行户口清查划定界限，将一百多个大小部落头人分别委任为土千户，百户，百长，又新增设七百多家小土司。在土司官职、承袭、朝贡、赋税、升迁、惩罚、限制等方面也制定有一套制度。其内容与明朝又有(我们一定会做的更好)所区别。特别在清朝大规模改土归流以后，对残存土司的统治有了很大的变化，土司的势力大为减弱，只在形式上为土司统治，实际上是在清朝所设的各种流官机构的管辖之下。
改流后土司区的分布也发生了变化，四川土司数有明显的增加，而湖广、云南却有减少，尤以湖广减少最多，与明朝的土司制度已经有了显著的变化。说明清朝土司制度已经大大衰落，在南方民族地区推行了几百年之久的土司制度基本结束了。
三、土司制度的历史意义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三代在南方民族地区采取的一种封建民族政策，它产生的初期作为一种新兴的政治统治制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应当说是一种进步，因为土司制度适应了当时南方各民族的社会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就必然对南方各民族社会产生一些积极的影响，总的来说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该制度暂时维护了地方的稳定和巩固了祖国的统一。元、明、清三朝建立和推行土司制度的意图，主要是为暂时安定情况十分复杂的南方民族地区，特别是边疆民族地区，以求得暂时的相安无事。第二，该制度促进了南方各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土司制度建立的初期，地方得以相对安定，为南方各民族社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条件。第三，该制度沟通了边疆与内地的联系。土司制度的建立，土司土官成为朝廷命官，使南方各民族贵族与中央王朝的联系加强了。第四，该制度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发展。从元朝土司制度创立之始到明、清时的土司制度确立的全过程中，各朝都注意到土司地区文化的发展。参考文献【1】【2】【3】参考李世愉的《清代土司制度论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社1998年9月出版
[4]本段参考龚荫的《中国土司制度》云南出版社1992年6月出版
第二篇：关于土司制度的几点看法
对土司制度的几点看法
土司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中央王朝对境内的少数民族地区采取的一种带有一定程度自治性质的管理制度。它标示着少数民族地区的地方政权的存在。在我国的民族史和地方史的研究中，土司制度的研究始终是不可缺少的内容。
一、土司制度研究综述
我国学者对土司制度的研究开始很早，有学者从我国土司制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上将20世纪的研究分为两个时期，即20世纪前40多
年为初创时期，后50余年为发展时期。①学者们的研究总体集中在四个方面。
第一，总论性研究。这其中主要涵盖两个方面的问题：土司制度形成的时间和含义研究；关于土司制度的评价。
首先，关于土司制度形成时间和含义的研究。尤中提出：“土司制度最早产生于汉武帝时期，汉武帝在‘西南夷’地区设置郡县的同时，仍封夜郎王、滇王为王，句町、漏卧的部落酋长为侯，这些土著的王、侯就是土司。”②王钟翰认为“土司制度是一种封建的地方政治制度，是中国封建王朝在边疆民族聚居区和杂居地带实行的一种特殊的统治制度”，其“渊源甚早，起于秦汉，中经魏、晋、南北朝、隋、唐、宋时期的不断变化，至元代正式形成为土司制度，明代则臻于完善，清代改土归流以后始日趋衰微。”③p734白耀天认为土司制度是封建王朝中央继羁縻制之后在僻远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一种政治制度，它确立于元代并盛于元代，在明朝开始走上末路。④⑤张永国则认为土司制度是封建王朝同志南方少数民族重要的政治制度，是封建王朝制定的一套管理土司的制度，它形成于明代而非宋元。⑥于玲将土司制度界定为“我国封建社会晚期中央王朝对境内的一些特殊区域，主要是南方少数民族地区采取的一种带有一定程度自治性质的
⑦管理制度。”
在对土司制度的含义的研究中，学者们也广泛的探讨了与土司制度相关的概念。（1）土司与土官。有的学者认为，土司和土官有一定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出现时间、内涵两个方面的差异。⑧张永国认为土官泛指针对封建王朝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分封当地“土酋”的世袭之官；土司主要是指封建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分封的宣慰司、宣抚司、长官司等各司的土官⑨。此外，白耀天、史继忠、曹相等学者也分别著文论述过二者之间的关系。（2）土司制度与羁縻州制。王钟翰认为，土司的设置，在于羁縻。即源于中央王朝最早实行的羁縻政策。秦在统一全国后，在南方民族地区设立“道”的特殊行政机构。汉沿秦制，继续推行郡县统治之法，仍令其君长治之，这实际就是土司制度的缘起。⑩p734-736张永国认为土司制度与羁縻制度都属于封建王朝统治少数民族的一种政治制度，都具有世袭①
② 龚荫 20世纪中国土司制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思想战线XX （5）转引自龚荫 20世纪中国土司制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思想战线XX （5）
③ 王钟翰中国民族史（增补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1
④ 白耀天土司制度确立于元代说广西民族研究1999（4）
⑤ 白耀天土司制度盛于元衰于明论贵州民族研究1999（4）
⑥ 张永国关于土司制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转引自贾霄锋二十多年来土司制度研究综述中国边疆史研究 XX（12）
⑦ 于玲土司制度新论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7（4）
⑧ 杜玉亭土官土司两类说考疑转引自贾霄锋二十多年来土司制度研究综述中国边疆史研究 XX（12）⑨ 张永国略论土司制度的演变转引自贾霄锋二十多年来土司制度研究综述中国边疆史研究 XX （12）
⑩王钟翰中国民族史（增补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1
其官、世有其土的特点，可以说都是土官制度，但羁縻州制是土官制度的雏形阶段，而土司制度则是土官制度的成熟阶段。①于玲认为，土司制度与唐宋时期在同一区域实行的羁縻府州只有某种联系，存在一定程度的渊源关系，但它们之间存在本质的区别，土司制度的实施标志着中央王朝治理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思想、方式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同时也使元明清时期的国家结构和前代相比也有了根本改变。②
其次，对土司制度的评价。对于土司制度早期有学者持否定的观点，如张增祺提出“土司制度，不但不能促进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上的发展，反而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③而大多数学者持较客观、较积极的态度。王钟翰认为，土司制度是时代和历史的产物，其影响具有双重性，即初期、中期在维护地方稳定、促进南方社会经济发展、沟通边境与内地、促进各民族文化发展、保卫祖国领土
完整等方面的积极影响以及后期阻碍社会经济发展、造成土司之间及民族之间隔阂等方面的消极作用，而其固有的落后性也使得废除土司制度成为历史的必然趋势。④p748-751龚荫认为，土司制度在明代中期以前，对西南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发展，曾起到过积极有益的作用。国家得到了统一，统治强化，社会秩序安定生产有了大的发展，文化教育逐渐兴起，提高了民族素质。土司制度到了明代中期以后，逐渐走向反面，消极作用大于积极作用。⑤于玲认为，“土司制度的实施过程正是南方少数民族地区作一个特殊行政区域逐渐丧失其特殊性的过程，即土司地区与内地经济、文化差距逐渐缩小的过程。换句话说，是土司地区军衔行政体制逐步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土司制度“在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的积极作用”。⑥
第二，关于土司制度的区域研究。这一方面的学术成果丰富，有的学者侧重于对西北土司制度进行研究，如高士荣《明代西北推行土司制度原因刍议》（《西北史地》1996年第3期）、《西北土司制度研究》（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等；有的学者主要研究西南地区的土司制度，如范同寿《西南各族土司制度的瓦解与清代前期的改土归流》（《贵州社会科学》1983年第2期）、约翰?e?赫尔曼《西南地区的土司制度及清代早期对其改革的原因》（《贵州民族研究》XX年第1期）。还有的学者从各个具体的区域进行研究。如，李玉成《青海土司制度兴衰史略》（中央民院学报1987年第4期）、桑吉《卓尼土
司制度的特点及其历史作用》（《甘肃民族研究》1989年第4期）、龚荫《关于明清云南土司制度的几个问题》（《西南民院学报》1986年第3期）、林荃《云南土司制度的历史特点及分期》（《西南民院学报》1993年第1期）、吴永章《明代贵州土司制度》（《贵州社会科学》1983年第6期）、余宏模《试论清朝前期贵州的土司制度》（《贵州民族研究》1997年第1期）、陈泛舟《试论明代对川西北民族地区的政策》（《西南民院学报》1986年第1期）、张雄、彭英明《湖广土司制度初探》（《江汉论坛》1982年第6期）等。也有学者从区域对比中对土司制度进行研究，如贾霄锋的硕士论文《元明清时期西北与西南土司制度比较研究》。这些论文和专著从各个不同的①张永国关于土司制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转引自贾霄锋二十多年来土司制度研究综述中国边疆史研究 XX（12）
②于玲土司制度新论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7（4）
③ 张增祺关于云南民族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85（5）转引自龚荫 20世纪中国土司制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思想战线XX（5）
④王钟翰中国民族史（增补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1
⑤ 龚荫略论土司制度的作用于流弊西南民族学院学报 1989（2）转引自龚荫 20世纪中国土司制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思想战线XX（5）
⑥于玲土司制度新论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7（4）
侧面对各个地区的土司制度的特点、社会历史原因等情况进行论述，分析了土司制度对当地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影响。
第三，土司制度的族别研究。对于相关民族土司制度的研究也是学界研究的主题之一。学者们重点对土族土司、彝族土司、土家族土司、苗族土司、壮族土司等进行了研究。而对于傣族土司、撒拉族土司、黎族土司等则论述较少。
第四、对改土归流的研究。对于改土归流，有学者认为，“在土司制度下，各民族还有相对的一定的平等和自由，改土归流以后，仅有的这一点儿民族平等和自由也被抢夺过去了”。还有学者认为“改土归流是一种强迫民族同化，不仅具有封建性，而且具有极大的反动性。”①而更多的学者则认为“改土归流是土司制度的必然归宿，标志着土司地区郡县行政体制的最终发展成熟，??土司地区这个特殊行政区域终于演变为大清王朝的一个正常行政区域。”②
除了对改土归流的评价外，学界也对清雍正年间的一次重大的改土归流事件进行了深入地研究。李世瑜提出“雍正改土归流决不能仅仅看作是鄂尔泰的奏疏和胤祯的谕旨所起的作用，应该联系土司制度本身和中央政权是否具备改流条件两个方面进行考察。雍正王朝改土归流的功业，实不下于秦始皇之废诸侯而立郡县。”③王钟翰亦对改土归流的历史背景、经过、目的和影响进行了论述，提出了自己的主
张。他认为，改流是土司统治地区各民族经济和政治制度的一次大变革，它促进了改流地区各民族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但改土归流是建立在有利于大民族封建中央统治阶级对各民族人民进行剥削的前提下进行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
④迫依然存在。张晓松《论元明清时期的西南少数民族土司土官制度与改土归流》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XX年第2期）、约翰?e?赫尔曼《西南地区的土司制度及清代早期对其改革的原因》（《贵州民族研究》XX 年第1期）、曹相《清朝雍正年间滇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等文章也从各个侧面对改土归流的历史条件、历史原因、简要经过、历史作用和局限性等进行了研究和探讨。
二、关于土司制度的几点看法
在对学者的观点进行梳理的过程中，笔者有几点浅显的看法：
首先，关于土司制度的渊源。学者们从史实资料、从制度之间的对比中探究土司制度究竟起源于何时。笔者认为，土司制度作为封建王朝中央政权的边疆政策的组成部分，应当从整体上把握土司制度。从秦汉开始的“道”到唐宋时期的羁縻都是当时中央政权边疆政策的组成部分，它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拱卫中央政权，满足政治上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历代王朝对蛮夷地区的承认，以及民族观的不断变化。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从“道”到羁縻，再到土司，最后改
土归流，所反映的正是中央王朝治理边疆地区思想、方式的变化。所以，对土司制度的把握既要看到其对前期的政策的承接，也应该注意制度本身所发生的变化。不能够孤立的看待该制度是发源于唐宋抑或元明，而应当整体的看待。
其次，对土司制度的评价。从“道”、羁縻发展到土司制度，本身即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任何制度的存在都有可观的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背景。因此，笔者认为，首先应当从客观历史发展状况来看待土司制度。虽然中央王朝①
②转引自龚荫 20世纪中国土司制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思想战线XX（5）于玲土司制度新论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4）
③李世瑜试论清雍正朝改土归流的原因和目的北京大学学报 1984（3）转引自龚荫 20世纪中国土司制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思想战线XX （5）
④王钟翰中国民族史（增补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1
在西北也实行土司制度，但西南地区一直是土司制度实行的核心地带。这一现象的出现与从南宋开始，经济重心和政治中心南移有关。随着南方的进一步开发和南方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强化对南方管理的要求。同时，在与南迁的汉族及其他民族的接触中，南方各民族亦发生了变化。而此时，羁縻制度显然已经无法适应发展的需
要。土司制度正是适应当时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而产生的。其次，对制度的评价不能孤立进行，而应当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中。被任命的土司往往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他是实施土司制度区域的部落酋长、政治领袖。另一方面，他又是朝廷命官。这种双重身份，使得土司阶层逐渐形成了国家认同的观念，虽然他仍是当地的部落酋长，但从此时开始，土司地区已经不再是独立的“邦国”，各级土司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央王朝任命的各级地方行政长官了。从这一角度看，土司制度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国家的统一。同时，土司制度实行后，中原地区文化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力度加大，汉族地区先进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都加速流入土司地区，促进了当地的经济社会的发展。当然，土司制度中包含了大量的旧制度的残余。从史料的记载来看，土司之间和土司内部的暴力事件；土司不服从朝廷节制；土司对土民的残酷剥夺等都是多有记载。而这些弊端也最终导致了改土归流。
最后，关于改土归流。从明朝开始，中央王朝已经开始在一些地方进行了改土归流。按照全国统一的制度对土司地区进行管理。首先，改变土司地区的政治、军事制度，如政治上出去土司的世袭制，采取设流官、戌兵、建城、编户籍、立保甲的方法。军事上对土司地区实行直接控制。其次，经济上的改变，表现在，一方面是土地所有制的改变，即改原来的土司所有为科田纳粮；另一方面是对赋税制度的改变。将土司时期的按人头征税改为按田亩征税，征收金钱代替劳役。最后，文化制度、社会制度的改变。按照汉族的礼仪标准对土司
地区的文化制度和社会制度进行了全面的构建。应当说，改土归流历史发展的必然。随着土司地区与内地经济、文化差距的逐渐缩小，土司地区的行政体制的逐步发展和完善，改土归流是土司制度的必然结果。改土归流的一系列改变，无论是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还是社会制度都是完全按照汉族地区的整体制度进行的改变。这种改变，一方面，进一步促进了土司地区和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推动了这些地区的发展，加强了这些地区的国家认同意识，对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起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完全按照汉族地区进行的构建，是否与当地的经济社会形态相适应？通过政令方式所进行的改变是否能从根本上被当地的土民所接受，并形成内心的认同？这些都是笔者认为在思考改土归流的后果时所应当考虑的。
第三篇：《尘埃落定》中的土司制度
浅析《尘埃落定》中土司制度灭亡的前兆
摘要:藏族作家阿来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叙述了最后一个土司家族——麦其土司家族在历史进程中，最后的辉煌与灭亡的结局。在从辉煌走向灭亡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统治阶级缺失的人性，也看到了新文明慢慢的涌向旧的文明，渗透于康巴藏族地区的风土人情之中，而这正是土司制度灭亡的前兆。
关键词：《尘埃落定》土司制度人性新文明
《尘埃落定》是藏族作家阿来的一部长篇小说。作品以史诗性的构思叙述了在风云变幻的世界的驱动下，康巴藏族地区最后一个土司
家族——麦其土司家族达到了空前的繁荣，然后灭亡的过程。全书以“傻子”的叙述视角，将自己的喜怒哀乐熔铸与宏大的叙事中，使整个历史事件饱含着人性正与反。“傻子”仿佛拥有了神祇的力量，俯视着生命与历史的沧桑变幻而不动声色。跟随着“傻子”的步伐，我们看到土司制度走向灭亡时一步步坚实的脚印篆刻在历史之中，而从脚印中我们发掘那人性的缺失与新文明的到来正是土司制度灭亡的前兆。
一、人性的缺失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君舟民水。这是自古以来的充满智慧治国理念。然而对于愚蠢的康巴藏族土司来说，他们的治理理念乃是：“让更多的人成为自己的奴隶，把所有的奴隶当作自己的畜生。”《尘埃落定》以麦其土司家族为主线，通过对麦其统治部落的家庭、婚姻、战争、奴隶、宗教、杀戮等，深刻揭露了这个原始部落的人性的缺失。而这处处缺失的人性正是土司制度灭亡的前兆之一。
土司一家是权利至上的高贵的统治者，然而统治者面对权利向来是尔虞我诈，亲情也好，人性也好于权利面前往往化为一层浮灰，被至高无上的阶级踩在脚底下。麦其土司家的二少爷是一个人人皆知的傻子，但是当他在南方边境成功建立了自由市场，赢取了当地民心，娶了土司部落最美的女人后，他让所有人都迷茫了，他的哥哥再也不爱他了，因为这个“傻子”威胁了他这个英雄的土司之位。后来他的哥哥明目张胆的勾引着他美丽的妻子塔娜，甚至打算当上土司以后便
杀了这个“傻子”。而在“傻子”知道多吉罗布来杀他的哥哥时，“傻子”只是冷静的感知着这一切，他没有进行阻止。在这里体现在二少爷身上的正是神祇的力量代替了人性中的情谊。一夕之间，在权利的争夺战中，兄弟情成为了最高的祭祀品。在这种权 1
利下牺牲的还有父子情、母子情、夫妻情。“傻子”冷眼的嘲讽着土司老爷在大少爷死后的精神焕发，视自己的父亲同别的土司一样，任由其染上梅毒。作为统治阶级的二少爷相对于其他统治者虽然较为关心下层人民，但是他所谓的关心民生疾苦只不过是建立在一个“傻子”贪婪心不旺盛的基础上的。归根到底他仍然是缺失人性的，对自己的亲人是如此，对贫苦人民仍是。他唾弃着母亲的专横，可是在潜意识里他已把所有下层人民当成畜生。他的奶娘德钦莫措用言语侮辱了他心里爱慕的桑吉卓玛，于是他愤怒的训斥并赶走了她。他有着作为少爷的骄傲，对于服侍他的侍女，他认为那是赐予她们的福分。而面对自己的妻子身体上出现问题后，他给予妻子的是比出轨还要多的鄙视，为了不缩短自己的寿命，他选择远离妻子，至始至终都证明了他爱的只是塔娜的美貌，他是一个不懂爱的“傻子”。因为缺失人性，所以没有亲情、爱情、友情。他是一个空洞的“傻子”，没有了生的意义，因而最后面对死亡与土司制度的灭亡，他没有反抗。
二、新文明的到来
中国自古因自身历史条件自居天朝上国，不重视对外贸易，采取闭关政策。 19世纪以后随着鸦片的侵袭，战争也一触即发，中国闭关
锁国的局面被打破，也导致了封建制度在灭亡的道路上岌岌可危。与此同时偏居一隅的康巴藏族仍然安静的沉睡在奴隶制度的社会中。到了20世纪，这一切对于土司们来说的平静就在麦其土司的鼓捣下慢慢苏醒。面对汪波土司的攻击，麦其土司老爷上省去告了状，他请来军政府大员黄特派员，带来了先进的枪支弹药，同时也带来了鸦片。麦其土司在先进武器的支撑下，扩充了土地，又在垄断鸦片和粮食下赚取了让其他土司眼红的银子。由此二少爷还建立了自由市场，打开了通向汉族地区的大门。于是更多武器、鸦片甚至梅毒等新事物在这里流通。它向汉族地区打开贸易与文化的大门，就避免不了红白汉人的闯入，建立属于自己的政权。正如近代中国新旧文化交替碰撞时期，土司制度面对现代文明的冲击，旧的社会制度就一定会灭亡。
在麦其土司主动走出去时，也有人主动走进了。圣城拉萨新教派格鲁巴的翁波意西；来自英国的耶稣传教士查尔斯；在外经商并且为国募捐的叔叔。他们是新思想，新文化的代表者，他们打开了土司太太和二少爷的眼界，他们指导着具有该、高瞻眼光的二少爷看向未来。翁波意西极力地向土司宣传进步的教，最终得罪了愚蠢的土司，被割了舌头，而坚定的力量没有屈服，他又长出了舌头，像是在旧文明的土地上长出了新文明一样。当他再次失去舌头后，他依然没有没有放弃，他相信新的文明正在壮大，他看到自由人民的未来。英国传教士的到来象征着新文明的同时，也隐隐的显现着潜在的威胁。查尔
斯挖掘了一些麦其土司境地的矿石带走了。而所有人都没意识到，这些丰富的矿石将会引来野蛮的开采者，损害他们的 2
山水，甚至制度的命脉。
当整个世界历史趋势向前进时，当统治者人性缺失时，当原始部落向新文明打开大门时，所有必要因素整合到一起时，旧的文明就走向了被新文明取代的道路。最后一个麦其土司家族的辉煌不是一个偶然，也不是一个巧合。这种辉煌同它的灭亡一样是历史的必然，时代所趋。它攫取了打开新文明大门的第一桶金，而新文明包含的不只是经济，它还有政治。在经济在这里崭露头角时，政治则会接踵而至，来纠正这里的野蛮与暴虐的人性，让一切旧文明灭亡后尘埃落定，正如二少爷死时的安然而又不平静一样，康巴藏族地区的土司制度安然而又不平静的灭亡了。
参考文献：
[1]阿来.尘埃落定[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XX.
[2]李世愉.清代土司制度论考[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第四篇：土司制度的建立及其历史贡献
土司制度的建立及其历史贡献
陈绍举
［摘要］土司制度是在两汉时期的“羁縻”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自元朝开始实行的对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以夷治夷”的政治制度。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它的建立顺应了历
土司制度(精选多篇) 对土司制度的几点看法 土司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中央王朝对境内的少数民族地区采取的一种带有一定程度自治性质的管理制度。它标示着少数民族地区的地方政权的存在。在我国的民族史和地方史的研究中，土司制度的研究始终是不可缺少的内容。 一、土司制度研究综述 我国学者对土司制度的研究开始很早，有学者从我国土司制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上将20世纪的研究分为两个时期，即20世纪前40多年为初创时期，后50余年为发展时期。①学者们的研究总体集中在四个方面。 第一，总论性研究。这其中主要涵盖两个方面的问题：土司制度形成的时间和含义研究；关于土司制度的评价。 首先，关于土司制度形成时间和含义的研究。尤中提出：“土司制度最早产生于汉武帝时期，汉武帝在‘西南夷’地区设置郡县的同时，仍封夜郎王、滇王为王，句町、漏卧的部落酋长为侯，这些土著的王、侯就是土司。”②王钟翰认为“土司制度是一种封建的地方政治制度，是中国封建王朝在边疆民族聚居区和杂居地带实行的一种特殊的统治制度”，其“渊源甚早，起于秦汉，中经魏、晋、南北朝、隋、唐、宋时期的不断变化，至元代正式形成为土司制度，明代则臻于完善，清代改土归流以后始日趋衰微。”③p734白耀天认为土司制度是封 建王朝中央继羁縻制之后在僻远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一种政治制度，它确立于元代并盛于元代，在明朝开始走上末路。④⑤张永国则认为土司制度是封建王朝同志南方少数民族重要的政治制度，是封建王朝制定的一套管理土司的制度，它形成于明代而非宋元。⑥于玲将土司制度界定为“我国封建社会晚期中央王朝对境内的一些特殊区域，主要是南方少数民族地区采取的一种带有一定程度自治性质的 ⑦管理制度。” 在对土司制度的含义的研究中，学者们也广泛的探讨了与土司制度相关的概念。土司与土官。有的学者认为，土司和土官有一定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出现时间、内涵两个方面的差异。⑧张永国认为土官泛指针对封建王朝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分封当地“土酋”的世袭之官；土司主要是指封建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分封的宣慰司、宣抚司、长官司等各司的土官⑨。此外，白耀天、史继忠、曹相等学者也分别著文论述过二者之间的关系。土司制度与羁縻州制。王钟翰认为，土司的设置，在于羁縻。即源于中央王朝最早实行的羁縻政策。秦在统一全国后，在南方民族地区设立“道”的特殊行政机构。汉沿秦制，继续推行郡县统治之法，
藏区土司制度 土司制度作为国家推行于民族地区的民族自治制度，并不是一朝一夕所致，而是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藏区土司制度形成一方面与中央王朝传统治边的政策有关外，另一方面与吐蕃王朝解体后，吐蕃在藏区的戎边大将，割据一方，地方政治的独立化有密切关系。各地封建领主在发展经济、军事势力的同时，均十分重视扶持佛教、利用佛教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公元十一至十二世纪，西藏佛教各教派相继建立，而且都和某个有势力的家族结合起来，逐步形成政、教结合的局面。藏区的政治力量通过不断的扩张、兼并与组合，在公元14世纪蒙古入据吐蕃前，已形成十几个较大的政教势力。为了治理这个地域广袤，各地因历史、地理发展差异等原因，社会、文化的发展也不完全一致的藏区，中央政府自元代以来在除了逐渐采取多封众建、政教合一的僧纲制度；文武相卫、土流参治的卫所制度之外，主要的一项制度就是因俗而治的土司制度。本文主要以元代以来中央政府对藏区的施政为背景，通过中央政府对藏区逐渐推行土司制度，从土司制度的内涵和外延深入剖析藏区土司及藏区土司制度的历史渊源和藏区土司制度的基本内容，认为藏区土司制度是中央政府根据藏区的实际情况推行的，其本质与内涵是传统治边政治“因俗而治”和“天下一统”思想在封建时代的终极体现，且藏区土司始终处于依附与扩张这种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中。
在对藏区土司制度的内涵与本质分析研究中，分析了土司制度在西南部和中南部少数民族地区形成于宋代，在藏区正式形成于明代，因为土司制度形成的标志就是其职官名称，而土司制的职官名称包括文职和武职，但他们并非同时形成，在宋代文职土司就已形成，明代才正式形成了武职土司。从总体考察，土司制度正式形成于明代。通过考证研究，根据土司家族(部落)粗略统计，藏区各族土司总计849家，其中藏族土司795家，其他各族土司54家。论文不但从职官制度、承袭制度、奖惩制度、朝贡制度、赋役制度、军事制度、教育制度等方面深入细致的研究了藏区土司制度整体性和个体化特点，而且也分析了藏区土司地区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土司政治对藏区少数民族的文化变迁的影响，尤其是中央政府根据“土流参治”的行政建制与根据“政治神化”准则构建了藏区的集权统治网络，并且成为藏区土司政治体制构造的一种基本原则与行政模式。在此基础上，论文通过藏区土司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分析了藏区土司分别与中央政府、寺院的政治关系，认为藏区土司政治的最大特点就是土司为了生存，不时依附于某个政治力量，以期乘机扩张自己的势力，尤其是和中央政府之间的政治关系更为复杂，除了实力弱小的土司基本上能效忠于朝廷而外，势力较大或地处偏远的土司们，随着中央政府力量的消长而消长：当中央政府力量强大时，土司们基本上能“瑾守王命”，当中央政府力量弱小或无暇顾及时，便结合周边某些土司或寺院乘机扩大自己的势力。最后，随着社会的发
土司制度下的水西社会 我读硕士二年级时，导师让我提前写博士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于是就写了这份东西。这个报告的学术史部分虽然已经想到了要回应的问题，但大致是以对象问中心的。 一、问题与学术史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中央王朝对部分边远地区实施的羁縻政策，体现着两者之间的某种互动关系。本文拟考察土司制度下的水西社会变迁，以加深我们对“蛮夷”地区“向化”进程的理解。 对土司问题的学术探讨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①，其背景是民族学在中国的逐步兴起。或许同当时面临着的各种内忧外患有关，如何开发边疆、确立适当的边疆民族政策是民国时期研究土司制度的学者们共同关心的问题②。他们大都认为，土司世代相传，世享其土，世有其民，是一种封建制度，③应废除和削弱土司的势力，健全政府在边疆的组织并加强职能④，使边疆趋向“内域化”⑤。凌纯声指出：“土司制度之在今日，论者难免有封建残余之讥，然中国对于国内各宗族，向以‘齐其政，不易其宜；修其教，不易其俗。’为我国传统之边政政策，且我中华民族之成长，先以汉族为大宗，其它宗支逐渐加入，多由部落而羁縻，羁縻而土司，土司而内附，内附而完全涵化。……但近数十年来，中国内政日有进步，对于边政亦当秉‘不教弃之’之古训，不能听其长期停滞于封建部落之阶段而故步自封。亟应予以提携，促边政之改进，使能与内政并驾齐驱，完成中国政治的整个现代化。”⑥抱着这种致用的目的，研究土司问题的学者大都能够结合历史与现实，综合利用文献材料与调查材料进行探讨，并提出自己的改革建议。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则基本上有两种取向，一种是偏重于制度的探讨，或着眼于全国，或着眼于一个省一个地区乃至一两个土司，对从明代乃至更早以前一直到民国时期的土司政策进行历时性的梳理。这个方面的代表当推佘贻泽，1936年，佘氏在《禹贡》杂志上发表了《明代之土司制度》、《清代之土司制度》⑦等论文，以后又写成〈中国土司制度〉一书，这是关于土司制度的第一部专著。⑧该书考察了土司制度的起源、明清两代土司的世系、辖地、属民、朝贡、改土归流、现存土司的状况、各 ①二十世纪初，《东方杂志》、《地学杂志》等刊物发表了一些关于土司的论述和调查。如《贵州土司现状》 （《地学杂志》二年（1911）第十八期）、《四川宁员土司调查记》（《东方杂志》9卷4号。）、《土司献地外人之密议》（《中亚教会报》1911年9月）、《云南土司一览》（《东方杂志》9卷9号。）、《土司维新》（《东方杂志》4卷10号）、《改土归流之计划》（《地学杂志》5卷11期）等，作者们大都没有受过学术训练，文章一般都是泛泛而谈，比较粗糙，甚至有不少错讹之处。算不上严格的学术论著。 ②参见朱祖明《中国西南土司问题》（《光华大学半月刊》第二卷第五期，民国二十二年十二月。）、童振藻《云南土司考略》（《新亚细亚》第十一卷第六期民国二十五年六月）、佘贻泽《清代之土司制度》（《禹贡半月刊》五卷五期，民国二十五年五月）等文。 ③参见佘贻泽〈中国土司制度〉，正中书局1947年版。 ④参见参见江应梁《云南土司制度之利弊与存废》，《边政公论》第六卷第一期，民国三十六年三月。 ⑤ ⑥凌纯声《中国边政之土司制度》，《边政公论》第二卷第十一、二期合刊，第三卷第一期、第二期。 ⑦《禹贡半月刊》1卷1期，5卷5期。 ⑧参见佘贻泽《中国土司制度》，正中书局1947年版。
内容提要:贵州建省的历史原因最根本的是贵州的战略地位所决定。贵州建省在贵州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对贵州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产生了深刻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贵州省元代分全国为腹里及十一行中书省，今贵州之地，当时分属于湖广、四川、云南三行省，实为三省毗连的极边之地。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设立贵州承宣布政使司，贵州始为一省，成为明代十三布政使司之一。有明一代，除北京、南京而外，建立省一级行政区的只有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湖广(包括湖南、湖北)、陕西、四川、云南、贵州，而东北三省、内蒙、宁夏、甘肃、青海、新疆、西藏均未有省区建置。 贵州建省之初，幅员狭小，仅有1宣慰司、8府、3州，即贵州宣慰司并思州、镇远、铜仁、乌罗(后并入铜仁)、思南、石阡、黎平、新化(后并入黎平)八府及安顺、镇宁、永宁三州，大致相当于今贵州省境的三分之一。建省63年即成化十二年(1476年)始增设程番府(后改贵阳府)，弘治七年(1494年)开设都匀府，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分播州地置平越民府，次年升安顺州为安顺府。终明之世，贵州有10府、9州、14县，约相当于今贵州面积的2/3。是时，乌撒和遵义二军民府尚属四川，荔波县及黔西南部分地区属广西，天柱县及平溪、清浪、镇远、偏桥、铜鼓、五开六卫属湖广，直到清雍正三年至五年间才拨属贵州。 “地广人稀”是明代贵州的一个显著特点，据(万历)《贵州通志》记载，贵州都司所辖18卫2所有“军户七万二千二百七十三户，二十六万一千八百六十九丁口”，贵州布政司所属各司府有“民户六万六千六百八十四户，二十五万
四百二十丁口”，军民合计不过51万多丁口。 由于地狭民稀，经济不发达，“纳粮不多，军卫屯田所贮，不支半年”，因而财政窘逼。据查，全省每年所征军卫屯科粮及府州田赋，通共不足20万石，入不敷出，不得不仰给川、湖、云南协济。湖广每年坐派解纳贵州粮米12.24万石，四川解纳10.97万石，另由播州、乌撒、乌蒙、镇雄、东川诸府交纳3.17万石，通计为25.91万石，约占贵州财政收入的60%。故明代志书说:“贵州为天下第一贫瘠之处”，“全省赋税不如中州一大郡”，“诸所应用，大半仰给川湖”。 若按土地、人口和赋税条件，贵州本不足以建省，然终究列为13布政司之一，而且在此后500余年相沿不改，其中有极深刻的原因。贵州建省的历史原因，最根本的是它的战略地位，尽管历代省区累有分合，而贵州依然不变。自贵州建省以来，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影响极为深远。本文拟从建省原因和建省后贵州的发展两方面来阐明贵州建省的历史意义。 一综观全国形势，自唐宋以来，江南经济迅速赶上北方，西南地区也有较大进步。四川成为“天府之国”，两湖有“湖广熟，天下足”之誉，云南则是南诏、大理崛起，广西亦为边防重地。元代武功极盛，势力达于西南边疆，在西南设置行省和推行土司制度，但元朝仅存80余年，统治未能深入。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国势日强，自然要着手经营西南，谋图加强对西南的统治和云南边防的巩固，于是看重贵州的战略地位，把它视为连接湖广、四川、云南、广西纽带，使西南结成一个整体。
中外行政制度比较 教学单位：经济管理学院 年级专业：12级行政管理 学生姓名：韩福禄 学号：S12120401006 任课教师：张明莉 提交时间：2013年7月6日
大学生眼中的中西方行政制度差异 所谓行政制度，是以一定的行政思想和观念作指导的、由国家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有关国家行政机关的产生、职能、权限、组织结构、领导体制、活动规程等方面的准则体系以及政府体制内各权力主体的关系形态。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新的行政制度不断出现并取代原有落后的行政制度。我们可以通过对这些行政制度的分类比较，找出它们之间的共同特征和本质区别，有助于我们了解行政制度建设实践中的经验和教训，以便在我国行政制度改革的过程中趋利避害，取长补短。 “行政制度”又被称为“政府制度”，其应主要取决于国家权力机关的组织形式、行使国家权力人员的产生方式和国家权力机关之间的关系。根据国家元首、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的关系以及政府组织形式上的特征，可以把政府制度划分为五种类型，即内阁制政府制度、总统制政府制度、半总统制政府制度、委员会制政府制度和人民民主制政府制度。 内阁制政府制度，亦称议会制政府制度或责任内阁制政府制度或议会内阁制政府制度。它是西方国家及其他国家由内阁（政府）总揽行政权力并向议会负责的一种政府制度。以英国为代表的内阁制政府制度具有以下主要特征：强调议会至上、内阁组成独特、国家元首“虚位”、内阁总揽行政权力、政府对议会负责。 总统制政府制度是由总统担任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一种政府制度。大而言之，以美国为代表的总统制政府制度具有以下主要特征：总统独立于国会之外、总统一人兼任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政府与国会完全分离、政府成员与总统是僚属关系、政府不对国会负连带责任。 半总统制政府制度是一种介于总统制政府制度与内阁制政府制度之间、兼有内阁制特点的总统制政府制度。大致说来，以法国为代表的半总统制政府制度具有以下主要特征：形式上设有两名行政首脑（总统和总理）、政府不对总统负责而对议会负责、总统掌握实际的统治权，成为国家的权力中心。 委员会制政府制度亦称合议制政府制度，它是指国家最高行政权不是集中在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一人手中，而是由议会产生的委员会具集体行使的一种政府制度。瑞士是目前世界上唯一长期实行委员会制政府制度的国家，具有以下主要特征：议会至上、委员会成员权力相当、合议决策。 国务院制政府制度，是指中国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国务院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并对其负责、受其监督的政府制度。中国国务院制政府制度具有以下主要
土司制度 土司制度亦称“土官制度”。统治者推行土司制度，其目的是“以夷治夷”。土司制度在唐宋时期称羁縻州制度，由中央王朝委任当地首领为府、州、县的文职土官，元朝加强了军事统治，设置宣使、宣抚使、安抚使、招讨使、长官司等武职土官。明沿袭宋、元制度，并进一步完备了土官的考核、任免、贡纳、征调等制度。 土司制实质上是封建领主制，土官既是政治上的最高统治者，又是当地的大领主，掌握着军、政、财权，对农奴有“生杀予夺”之权。土司制建立了一套严密的统治机构，治理辖境的政治、经济、文化及诉讼、刑罚等。政治上依靠封建王朝，册封世袭，划疆分治，军事上实行土兵制度，以种官田、服兵役的方式，把农奴组织成土官武装，维持土官统治和供王朝征调。经济上，土官是辖境土地最高所有者，实行劳役地租、实物地租等经济剥削。文化教育方面，则不准土民读书和参加科举考试。 明代为土司全盛时期，明末清初土司制度走向衰落，清王朝在雍正六年(1728)大规模的“改土归流”，统治天全达790年的土司制度至此结束。 建置沿革 隋大业二十四年(618)唐王朝建立(618—907)。高祖李渊在平定巴蜀后，于武德元年(618)改临邛郡为雅州，领严道、名山、扬启、芦山、灵关、依政、临邛等十六县。同年割依政、临邛、蒲江、临溪、火井五县置邛州，割江源、阳山二县置登州，灵关即今宝兴县灵关镇，扬启今天全县，至贞观元年(627)年撤消，为时九年。天宝元年(734)年改雅州为芦山郡，肃宗乾元初又复为雅州，共辖六个县、四个兵镇和五十七个羁縻州。其中和川镇在今县城西，始阳镇在今始阳镇，安国镇在今多功乡，灵关镇在今宝兴之灵关镇。 唐代中叶以后，朝廷统治力量削弱，镇兵废弛，逐渐形成藩镇割据。公元八八O年黄巢起义进军长安, 次年唐儒宗逃往成都，建立逃亡政府。这时雅安地区一带时有叛乱发生,唐军江南临江府人高卜锡和太原人杨端先后率部西征, 进入天全地区, 从此停留下来, 高部以现始阳、新场一带为据点;杨部以现城厢、老场一带为据点, 各自扩充实力, 逐渐控制了天全全境和现宝兴、芦山、荥经的一部份地方, 进而扩大到今泸定、康定一带, 形成割据局面。从此高、杨二土司统治天全, 沿袭至清代。 《天全州志》载江南临江府人高卜锡以军校从从征西路有功, 留镇和川。太原人千牛卫杨端, 随军入蜀,后以军功留镇。《雅州府志》载杨氏副招讨世祖杨端以千牛卫怠从僖宗幸蜀,也于六番招讨司境。昭宗嗣位,命与高氏分土而治。 唐末五代时期，公元九O七年唐亡,王建称帝成都,史称前蜀。公元九三四年孟知祥据成都称帝, 史称后蜀, 直至公元九六五年结束。在前后蜀统治期间, 建置一如唐制，无所更变。后蜀时, 高卜锡之孙高襄〈阁藏〉和杨端后代杨夹矢率众旧附，受封碉门、黎、雅、长河西、鱼通、宁远六军民安抚司, 高土司建土署于始阳，杨土司建土署于碉门，正式开始了天全的土司统治。 载《天全州志》、《芦山县志》、《雅州府志》: 及天全境内高杨土司有关碑记。蒲孝荣氏考证：后蜀置碉门安抚司,在今天全城关镇西。 公元九六0年,宋太祖赵匡胤称帝, 于公元九六五年灭后蜀,将四川纳入版图，仍置雅州
中国土司制度 一、土司制度简介 土司制度起源于“羁縻政策”，在秦、汉肇始时，不过略微管束，加以笼络，使之不生异心而已;至唐、宋时，才渐次趋于强化。至元代，元王朝在总结历代封建王朝特别是唐、宋以来推行的羁縻政策经验的基础上，施行“蒙、夷参治”之法，官有“流、土”之分，于是开始了土司制度。到明代，随着社会的发展与王朝统治的深入，土司制度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并达到了鼎盛时期。及清代，少数民族地区地主经济兴起，土司制度对于社会发展渐次起着阻碍作用，自是土司制度始行崩溃，并在清代中期以后逐渐消亡。土司制度曾在维护国家统一、保持民族地区安定、促进社会发展、巩固边防等方面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土司制度毕竟是“封土封疆”世袭统治的残余，残酷剥削压迫人民，愈来愈腐败，故终于在历史的长河中消亡。 二、元明清时期的土司制度 土司制度的初期阶段出现在元代。元朝在统一全国后，开始在南方民族地区普遍建立土司统治。由中央派蒙古官员达鲁花赤进驻各级地方政府，实现对多民族汉族的统治，在西南少数民族的地区也 有达鲁花赤与土官共治。元朝土司制度统治的具体方法有如下几点： 第一，设立各种土司职务。元朝土司官职大者有宣慰使、宣
抚使、安抚使、招讨使、长官司诸职。 第二，任用各民族中的豪酋为各级土司土官。元朝比较广泛的任用南方民族的豪酋为土司土官，从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长官司到路、府、州、县的长官大多以各民族中的豪酋担任。 第三，明确了土司的义务。元朝对所任用的土司都规定必须向中央王朝尽一定的义务，贡赋包括朝贡和纳赋两项内容。 第四，规定了土官的信物、承袭、升迁、惩罚的制度。元朝对土司的管理，从土司的任命、承袭、升迁到对土司的惩罚等都有明确的规定。 以上反映出元朝的土司制度已经基本确立，只不过处在土司制度的初期阶段而已。明朝才是土司制度完善的时期。 明袭元制，并大为恢拓，将图司制度发展成为一种完整的制度。基于南方各民族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各民族封建农奴制分散割据的特殊情况，加之各民族豪酋的长期统治，采取“以夷制夷”为特点的土司制度。 明代是土司制度成熟的时期，主要有两个标志，一是专门设置了区别于流官的士官职衔，一是改元代单纯的怀远、安抚为驾驭。 土司职衔的确立。元代虽然设立了土司制度，但是没有单纯的为土司设官职，土司和流官都可担任。明政府完善土司制度的首要一点，就是分别土流，专门设置了区别于流官的土司职
外国学者言说中国土司制度 目前，外国学界对中国帝制晚期（13-18 世纪）的研究日渐深入，其中也不乏涉及西南地方社会渐次被纳入到中央王朝统治过程的研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大一统”观念作为一套最具强势的诠释话语主导着这方面的研究进程，我们亦可称之为“开化”、“汉化”等。究其根本，和自先秦以来所崇尚的“大一统的政治哲学不无关系。总得来看，这无非就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探究思路，或者说是“从中央到地方”的视野模式。这种“自上而下”的视野必然是探究中央王朝和地方关系的一条线索，但是如果我们一味的从这个角度出发，对于认识中央和地方之间的互动关系裨益不多。当然，就这一点，历史人类学家就做出了相当多 John E. Herman 的《帝国势力深入西南：清初对土的贡献。其中 司制度的改革》就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著作。笔者对该文略陈管见如下，如有不妥之处，还请指教。 全文以雍正帝于1728 年所颁布的“改土归流”诏引出在西南土司与晚清中央政府关系转变的历史背景下，时人（士大夫）对雍正朝“改土归流”意见不一的尴尬境况，并认为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雍正偏离了自顺治、康熙以来力图通过对边疆土司制度的改革来深化清朝政府的政治影响及文化声望，以求在“开化夷民”的基础之上废除土司制度的“大一统”之路。但同时作者又认为，雍正的这一举措却是对清初改革西南土司制度意外结
果的合理反应。 文章用较大的篇幅描述了清朝初期（顺治康熙时期），中央 政府为稳固统治对西南土司进行的一系列改革。 作者以土司承袭 制度和土司区官学体制作为切入点，详细描述了这一时期土司职 位承袭途径的变迁以及中央利用优势汉文化渗透边疆社会的模 式的建构，并以此论证清朝统治者试图通过这一长期计划, 阻碍西南地区一体化进程的诸多政治和文化堡垒。 譬如中央政府 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逐步确定土司区父子相传的承袭制度, 只有土司的直系后裔才具有承袭权， 如此一来，就颠覆了以往较 为混乱的继承模式，使得原本有机会承袭的土舍或其他土著精英 失去了这一权利，自然而然地将边疆社会精英阶层内部分化开 来。当然了，并非只要作为土司直系后裔就能顺利继承掌管一方 社会中的影响，并将其与土司承袭制度有机地结合起来， 且对接 受官学的资格做出了特殊的说明。 如此一来，又在无形之中拉大 了精英们的距离。所以，作者也注意到了清初西南土司制度改革 下所引发的与统治者初衷背道而驰的客观结果——西南边疆土 司社会内部暴力冲突不断升级并最终取代了中央预想的稳定安 邦的社会局面，这就是雍正帝不得不面对的棘手问题， 而这个问 题也印证着清初土司改革之后西南边疆土司社会内部原有的传 统政治关系的决定性变化。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才有了开篇中提到 的雍正帝进一步推行“改土归流”的圣命。 消除 规定 的权利, 中央政府通过官学体制的推广强化了正统价值观在边疆
贵州土司制度的演变过程、特点和对历史发展的影响 贵州来源 贵州一词，与夜郎竹王关系密切，元代，贵州版图逐渐形成，明永乐年间正式建省，贵州全省“皆土司”，在全国很有代表性。前人研究贵州之名的来源有三种说法：伊始唐朝建立的矩州，因水流如矩得名，又因少数民族语转成贵州，元因之得置贵州，二是由贵竹音转成贵州，三是因山得名，“贵山，府北二里，入蜀之道，一名贵人峰，贵州之名以此”。贵以贵山得名。唐为黔中道；宋属夔州路；元属湖广行省；明置贵州土司，是为贵州得名的开始，后置贵州布政使司；清改贵州省，省名至今未变。 贵州地理位置 贵州简称"黔"或"贵"，是一个山川秀丽、气候宜人、资源富集、民族众多的内陆山区省。贵州地处云贵高原，东靠湖南，南邻广西，西毗云南，北连四川和重庆，东西长约595千米，南北相距约509千米。全省国土总面积176167平方千米，占全国总面积的 1.8% 。贵州地貌属于中国西部高原山地，境内地势西高东低，自中部向北、东、南三面倾斜，平均海拔在1100米左右。 贵州历史文化背景 贵州省因其境内有贵山而得名。夏之前称"赤水"。战国时期为楚国黔中地和夜郎、且兰等地。秦属黔中郡、象郡、巴郡、
蜀郡和夜郎国。汉属荆州，益州。唐分属黔中、剑南、岭南等道，其中黔中道为今贵州省大部分区域，故而贵州有"黔"的简称。宋属夔州路，"贵州"名称始见于文献。元代分属四川、湘广、云南三行中书省。明洪武十五年（1382）设贵州都指挥使司，明永乐十一年（1413）始建贵州行省。清代沿用明制。全省设4个地级市，3个自治州，2个地区。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全省有49个民族成份，少数民族成份个数仅次于云南和新疆，居全国第三位。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37.9%。贵州旅游资源丰富，被誉为天然"大公园"。特殊的喀斯特地质地貌、原生的自然环境、浓郁的少数民族风情，形成了以自然风光、人文景观和民俗风情交相辉映的丰富旅游资源。 土司制度的建立 土司制度是封建王朝治理少数民族的一种政治制度，也是研究相关少数民族史和地方史必不可少的内容之一，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它是羁縻制度（羁縻政策的实际意义是封建王朝对少数民族的统治，是通过少数民族酋领来实现，封建王朝授封少数民族的酋领一个官职称号以后，只要他们对朝廷表示臣服就行了，王朝不过问其内部事务。）的继承和发展。
恩施地区土司史话 中国土司制度发端于两宋之交，形成于元朝，鼎盛于明朝，衰落于清朝。 元朝以前，中原朝廷对今恩施地区的统治主要为羁縻制度（即封赠少数民族地区首领官爵以统治本族人民）。 据光绪十八年(1895)《湖北舆地记》卷17记载：五代时置 羁縻感化州。宋代在今恩施南部设立了一些羁縻州县。如定州（鹤峰县南部并跨入湖南境内）、富州（后为柔远州。今 来凤一带）、顺州（今宣恩沙道沟一带）、保顺州（宣恩县李家河一带）、高州（原称珍州，后改为高州，复改西高州。 今宣恩县高罗一带）、懿州（今咸丰县境）、龙渠县（今利川市忠路一带）。 元代统治中国后，鉴于宋代的羁縻制度是一种松散的统治，每到王朝衰微时，不听其控制，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控制，乃改宋代的羁縻制度为土司制度。其时在今恩施境内共设14个土司，包括宣慰司3个即施南道宣慰司、
镇边忠峒宣慰司、镇边毛岭峒宣慰司（注：一说宣慰司3个即施南宣慰司、镇边毛岭峒宣慰司、怀德军民宣慰司）；宣抚司6个即散毛军民宣抚司、誓崖宣抚司、安定宣抚司、怀德宣抚司、高罗宣抚司、师壁宣抚司）；安抚司4个即忠孝军民安抚司、木册安抚司、盘顺安抚司、龙潭安抚司；宣抚司7个即散毛军民宣抚司、容美峒宣抚司、高罗宣抚司、隆奉宣抚司、龙潭宣抚司、隆中路宣抚司、龙渠峒宣抚司；安抚司6个即忠孝军民安抚司、盘顺军民安抚司、忠义军民安抚司、金峒安抚司、大旺安抚司、木栅安抚司。此外，还有忠建军民都元帅府、容美总管府、唐崖千户所。 元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改柔远州曰散毛峒。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升为散毛府。至正年间改散毛府为散毛誓崖等处军民宣抚司。又于施州东南蛮地置沿边溪峒招讨司。 至正二年（1342年）改沿边溪峒招讨司为施南道宣慰使司；又于施州东南蛮地置叉把安抚司、隆奉宣抚司。又于宋西高州地置大奴管勾等峒长官司、石溪峒长官司。至正十一年（1351年）改大奴管勾等峒长官司为忠孝军民府；至正十五年（1355年）忠孝军民府改为忠孝军民安抚司、石溪峒
土司制度的建立及其历史贡献 陈绍举 ［摘要］土司制度是在两汉时期的“羁縻”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自元朝开始实行的对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以夷治夷”的政治制度。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它的建立顺应了历史潮流，在一定时期内推动了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促进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团结和社会的繁荣进步，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关键词]土司制度建立历史贡献 一、土司制度的建立和发展 公元前21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我国进入封建社会。但是，在我国西南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还没有纳入秦始皇的统治范围，秦朝就结束了历史使命。进入西汉，王朝统治者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着手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纳入自己的统治范围。秦汉时期，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族群林立，在大约相当于今天一个省范围的方国内，大小族群就达几十个之多。生产力水平的差异，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比较突出。在这种情况下，王朝统治者只有采取特殊的方式，形式上将这些地区纳入自己的统治版图。但要实现这种形式上的统治，就不得不利用当地土著民族首领，让他们保持原来在本民族中的政治经济地位，保持国名、领地封号等；另一方面，王朝又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设置郡县，派驻郡县首领，并通过地方土著民族首领，以加强对这些地区的统治。这种特殊的政治制度，称之为“羁縻”制度。 “羁縻”制度的实质是“以夷治夷”，即利用土官治理土民。“羁縻”的含义，按照《史记·司马相如传·索引》解释，“羁”为马络头，“縻”为牛牵绳。从这个解释可以看出，设立“羁縻”制度的统治者们，内心深处只把西南各族群众当作牛马。“羁縻”制度就是用马络头和用牛牵绳把西南各族群众的头给以络住，鼻子给以穿上绳子。在“羁縻”制度下，各少数民族群众是牛马，土著王、侯、邑长是络头和牵绳，主人则是王朝派驻的郡县官吏。马络头和牛牵绳都是约束和牵引马、牛的，马套上络头、牛穿上牵绳后，只准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也就是说，王朝统治者为了达到政治上统治、经济上剥削西南少数民族群众的目的，必须通过地方奴隶主、部落贵族，而西南少数民族中的奴隶主、部落贵族为了继续保持其在本民族中的政治经济地位，又必须和王朝派驻的郡县官吏勾结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西南各少数民族就要受到王朝统治阶级和地方奴隶主、部落贵族的双重压迫和剥削。 土司制度的源头是两汉时期的羁縻制度。羁縻郡县制到了唐代改为羁縻州府县制。此时，王朝开始利用地方土著中的贵族分子担任羁縻州府县的首领，给予各种官职名号。如武德四年（公元618年）牂州蛮首“谢龙羽遣使朝贡，授龙羽牂州刺史，封夜郎郡公”。如此等等，为元朝以后土司制度中官阶的建立开创了先例。 元朝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开始建立土司制度，当时只在四川、湖广、云南等行省设置土司机
“第四届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国 际学术研讨会”述要 关于《“第四届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要》，是我们特意为大家整理的，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由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广西河池学院、柳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广西来宾市文化新闻出版局和广西忻城县人民政府联合承办的“第四届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4年8月19-22日在广西忻城县隆重举行。本届“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主题是“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下载论文网 8月20日上午，研讨会举行了隆重的开幕式。开幕式由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院长周长山教授主持。中共广西忻城县委书记谢大研、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卜宪群研究员、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张希清教授、国家清史研究会编纂委员会副主任马大正研究员、中国明史学会会长商传研究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刘曙光研究员、贵州省人大副主
任傅传耀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来自美国、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地区以及来自北京、上海、重庆、江苏、河南、甘肃、青海、内蒙古、西藏、云南、贵州、四川、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等16个省、市、自治区的20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开幕式，共有9位专家作了主题发言。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副主席、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郭旃在“世界文化遗产的现状与思考”的发言中，强调“土司制度在中华民族大一统国家形成、巩固、发展过程中一个确切的历程、作用和意义，土司制度的物质文化遗产的全景图，它的发展、沿革、保存状况、类型、代表性要素、组合方式与周边的国家和地区有何关联？土司制度所体现的文化交融、民族关系的演进，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一种特殊形态、地位和意义”有待于专家、学者坚持不懈的努力，为土司申遗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中国少数民族建筑遗产保护预研究（课题负责人：陈同滨）”课题组李敏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现状分析”的发言中，“以地理文化区域为基本划分方式、以主题框架对应的遗存类型为参照指标，同时再加上人口、历史政权等参照体系，从而为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一个重要的缺口分析”；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苍铭在“从申遗看土司制度研究存在的问题”的发言中，强调“申遗文本编制提出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学术研究不充分的问题，也是
大连海事大学 管理决策论文 二零一六年七月
中美两国国家选举制度比较分析 院系：航海学院 专业班级：航海技术专业13级8班姓名：孙运鸿 学号： 2220133517 指导教师：佟仕祺
摘要 中美两国作为当今世界两个大国，在国家选举制度上的相同和差异是值得关注的，两国的国家元首选举更是值得浅析的。选举对中国来说本身就是一个舶来品，但是中国的舶来品并只是完全的拿来主义，而结合中国的特色进行制定。 美国选举制度在发展的过程中时趋于完善的，但是矛盾已经显露。如何正确认识中美两国的选举制度就需要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做尝试分析。 中美两国国家元首选举流程 中国国家主席的选举流程 根据现行宪法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副主席的候选人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政治条件。候选人必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候选人必须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二是年龄条件。候选人必须年满45周岁。1982年宪法修改了1954年宪法关于国家主席的候选人的年龄，即把35周岁改为45周岁。这是因为国家主席的职务对国家和人民来说，关系重大。国家主席必须是政治成熟、经验丰富、阅历广泛、具有较高声誉和威望的公民，如果达不到一定年龄，难以具备这些条件。 根据有关规定，国家主席的人选，由主席团提名。实践中，主席团都是根据中共中央的建议提出候选人名单的。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召开期间，由选举产生的代表组成会议主席团，会议主席团提出国家主席、副主席的候选人名单，用等额选举的办法，提交大会表决，产生国家主席和副主席。 步骤如下 一、中共中央召开中共党籍的预备人选的民主推荐会，由正省部长级和正大军区职以上中共党员领导干部投票推荐。 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建议名单。 三、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讨论建议名单。 四、中共中央举行民主协商会，就建议名单向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通报情况、听取意见。 五、中共中央全会审议通过建议名单，以中共中央名义，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推荐。 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投票通过。 可见，对建议名单，只有正省部长级和正大军区职以上中共党员领导干部才有民主推荐权。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依次行使讨论权，然后中共中央全会行使审议通过权，最后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推荐。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有权获得情况的通报，并可以提出意见，但没有实质的推荐权。 正式候选人名单确定后，由代表在全体会议上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等额选举或者表决。随着国家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深入，等额选举会逐步过渡为差额选举。 等额选举指候选人数与应选人数相等的选举，即一个职务只有一个侯选人。在实行等额选举的时候，投票人的权力仅仅体现在是否决定认可候选人，只有表决权没有实际选举权，故相对于差额选举，选举人的权力较小。 美国总统大选详细流程 一、候选人提名：
对土司制度的几点看法 土司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中央王朝对境内的少数民族地区采取的一种带有一定程度自治性质的管理制度。它标示着少数民族地区的地方政权的存在。在我国的民族史和地方史的研究中，土司制度的研究始终是不可缺少的内容。 一、土司制度研究综述 我国学者对土司制度的研究开始很早，有学者从我国土司制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上将20世纪的研究分为两个时期，即20世纪前40多年为初创时期，后50余年为发展时期。①学者们的研究总体集中在四个方面。 第一，总论性研究。这其中主要涵盖两个方面的问题：土司制度形成的时间和含义研究；关于土司制度的评价。 首先，关于土司制度形成时间和含义的研究。尤中提出：“土司制度最早产生于汉武帝时期，汉武帝在‘西南夷’地区设置郡县的同时，仍封夜郎王、滇王为王，句町、漏卧的部落酋长为侯，这些土著的王、侯就是土司。”②王钟翰认为“土司制度是一种封建的地方政治制度，是中国封建王朝在边疆民族聚居区和杂居地带实行的一种特殊的统治制度”，其“渊源甚早，起于秦汉，中经魏、晋、南北朝、隋、唐、宋时期的不断变化，至元代正式形成为土司制度，明代则臻于完善，清代改土归流以后始日趋衰微。”③P734白耀天认为土司制度是封建王朝中央继羁縻制之后在僻远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一种政治制度，它确立于元代并盛于元代，在明朝开始走上末路。④⑤张永国则认为土司制度是封建王朝同志南方少数民族重要的政治制度，是封建王朝制定的一套管理土司的制度，它形成于明代而非宋元。⑥于玲将土司制度界定为“我国封建社会晚期中央王朝对境内的一些特殊区域，主要是南方少数民族地区采取的一种带有一定程度自治性质的管理制度。”⑦ 在对土司制度的含义的研究中，学者们也广泛的探讨了与土司制度相关的概念。（1）土司与土官。有的学者认为，土司和土官有一定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出现时间、内涵两个方面的差异。⑧张永国认为土官泛指针对封建王朝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分封当地“土酋”的世袭之官；土司主要是指封建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分封的宣慰司、宣抚司、长官司等各司的土官⑨。此外，白耀天、史继忠、曹相等学者也分别著文论述过二者之间的关系。（2）土司制度与羁縻州制。王钟翰认为，土司的设置，在于羁縻。即源于中央王朝最早实行的羁縻政策。秦在统一全国后，在南方民族地区设立“道”的特殊行政机构。汉沿秦制，继续推行郡县统治之法，仍令其君长治之，这实际就是土司制度的缘起。⑩P734-736张永国认为土司制度与羁縻制度都属于封建王朝统治少数民族的一种政治制度，都具有世袭 ①龚荫20世纪中国土司制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思想战线2002（5） ②转引自龚荫20世纪中国土司制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思想战线2002（5） ③王钟翰中国民族史（增补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1 ④白耀天土司制度确立于元代说广西民族研究1999（4） ⑤白耀天土司制度盛于元衰于明论贵州民族研究1999（4） ⑥张永国关于土司制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转引自贾霄锋二十多年来土司制度研究综述中国边疆史研究2004（12） ⑦于玲土司制度新论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4） ⑧杜玉亭土官土司两类说考疑转引自贾霄锋二十多年来土司制度研究综述中国边疆史研究2004（12） ⑨张永国略论土司制度的演变转引自贾霄锋二十多年来土司制度研究综述中国边疆史研究2004（12） ⑩王钟翰中国民族史（增补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1
康北地区霍尔土司家族以及霍尔土司制度 霍尔是藏族对蒙古族的称呼。康北的甘孜、炉霍和道孚县的部分地区因曾经是霍尔人居住地，故称之为霍尔地方，有着发达的古代文明。康北霍尔部落的来源众说纷纭；至清代已发展到巅峰，作为藏族的一个支系，康区北部的霍尔人与周围其他的藏族人群相比，在语言、体质、文化面貌等方面都有其独特之处。他们被普遍认为与蒙古族存在一定的族源关系。本文对霍尔土司家族以及霍尔土司家族的制度进行了研究，以期能够更全面的了解这个家族。 标签：霍尔；霍尔土司家族；霍尔土司家族制度 引言 最开始的时候，霍尔家族最开始只是一个部落，在十三世纪的时候依附元朝（蒙古人）开始发展，逐渐成为纵横康北地区强大土司。家族传承最大的缺点就是子孙的繁衍最终会起内部纷争，最后要么分裂要么被篡权。因为子嗣争权，曾经强大的霍尔家族在十七世纪分为霍尔麻书、霍尔章谷和霍尔朱倭三个土司，后来霍尔麻书又分出一支霍尔孔萨，霍尔朱倭另辟一支霍尔白利，再后来又分出霍尔东谷和霍尔杂安，总共是七家，称为霍尔七土司。 一、霍尔土司家族概述 霍尔”是历史上藏族对蒙古人的称呼。霍尔七土司是指清代设立在康北的霍尔孔萨安抚司、霍尔麻书安抚司、霍尔朱倭安抚司、霍尔章谷安抚司、霍尔咱安抚司、霍尔白利长官司、霍尔东科长官司等七个出自蒙古族霍爾家族的土司。上述7土司，被民间称之为“霍尔7部”或“霍尔7土司”。 霍尔家族统治的地方，即康北的甘孜、炉霍两县和道孚县的部分地区，这是康北自然环境、交通条件最好的地方，著名的川藏茶马古道北线的必经之道，是重要的交通枢纽。独特的天时和地利，造就了它具有康北各地所不能比拟的发达的经济和文化。 霍尔家族是蒙古人在康北播下的一粒种子，至清代时，霍尔家族已发展壮大，其家族成员已成为当地7个部落的首领。至公元1728年（清雍正六年），清政府对这7个部落首领均授予土职。其中授安抚司职5个，长官司职2个。 1792年（清乾隆五十七年），福康安平息廓尔喀（尼泊尔）对西藏的入侵，霍尔部落诸土司随征有功，再次受到诏封，使霍尔部落更进一步走向辉煌。 但是，满清政府在给予霍尔部落无限荣耀的100年之后，却又通过改土归流亲手剥夺了他们所给予霍尔部落的一切。好在川边改土归流在辛亥革命浪潮中草草告结。民国初立，中央当局无遐顾及康区诸事，各土司、头人趁机复辟。刘文辉入主西康后，对地方势力采取笼络政策，对复辟土司、地方头人均委以区长、
土司文化 据资料搜集证明：茅冈土司内覃姓最盛，其次为田、向、彭、黄、庹、罗、秦等姓，这些姓氏全都是当地土民。经过几次征剿和通婚,特别是“改土归流”后，汉民族逐渐增加，茅冈也杂居有土汉苗族的人民。 茅冈土家人的个性：刚劲淳朴，勇于拼搏，守其信义，敢于追求争议，不惜自我牺牲，其类皆衲于言，而敏于行，易激愤，不善言巧。这就是土家族山水造成的“辛辣精神”。 茅冈土家族民族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接近彝语支的一种独立语言。土家族因受种种条件限制，有语无文。存于乡间土语略举稍许：土家族自称毕兹卡（本地人的意思）祖父叫爬铺，父亲叫阿巴，母亲叫阿业，叔叫安杯，叔母叫业捏，兄叫阿可，弟叫阿矮，儿子叫卵必，女叫必优，孙子叫惹必，孙女叫惹必优，外祖父叫嘎公，外祖母叫卡不，吃饭叫直戛，大米叫司里，肉叫食，碗叫切必，筷子叫不支，茶叫（日阿）泽，喝杯茶叫（日阿）泽、拉术服等等。土家族语法有一显著特点，即多为倒装语，如公鸡叫鸡公等。目前还流行的土家语言有：哈太（不懂），哈拉糊（傻瓜），冲（枪），赶仗（狩猎）放快（早晨说龙蛇虎）等等。土语地名有：杉那子、毕笼、土家旮、哈溪等等。 茅冈土家族服饰：男人裹青头巾，穿青灰色对胸布扣上衣，下穿青兰色大裤脚，脚穿草鞋，雨天带脚马。女人头插水红色小花，带银耳环，银手镯，上身穿绣花边青兰色满襟，下穿青兰色绣花边大裤角，脚穿绣花鞋，不裹脚。 土家族的文化，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多姿多彩，并且贯穿于广大群众日常生产生活之中，如开荒锣鼓、薅草歌、澧水号子、放牛山歌、散花调等等。乐器主要有唢呐、大号、二胡、锣鼓等。特别逢年过节、集会就要跳“摆手舞”、“唱山歌”、“踢踺子”、“打飞棒”、“摔撑腰”、“卖龙车车”、“金二排”等。春节期间群众最喜闻乐见的是闹“花灯”、“阳戏”（俗称杨花柳）、“武术”、“气功”常伴于“狮子灯”、“龙灯”表演。各村寨还札有二、三丈高的“秋千”，男女青年打起来最为壮观。 茅冈土家族信仰与禁忌：土家族人崇拜祖先迷信神鬼，如供奉“大老爷、二老爷”（土家先祖）和“龙王三神”、“黑保大神”，并把士老司（巫师）、土医奉为尊敬的人。多数小孩在三至九岁的时候都请土老司“渡关”、“还愿”、“托帛”、“泼水犯”，如果成年长期生病，请郎中治疗不愈，就请土老司祛邪，土老司身穿法衣，手执宝剑，为病人“赶鬼”，还要“上刀山”（把罐头烧红），“摸油锅”（把油在锅里烧开），最后是“砍草人”、“扛马脚”（马脚抬着神飞天坎、溪坎）等。 土家的禁忌较多，如：过年吃年饭不能喝汤，年初一不准向外泼水，不能扫地，不能向外倒垃圾。早饭前不能说龙、蛇、虎、猴，早晨听见乌鸦叫是不吉利。进主人的屋不能脚踩撑架鼎（土家多在火坑用鼎罐煮饭吃），借水桶不能送空水桶，或挑担水，或在门外改双手提空桶送进厨房，借药罐不能送，只能主人去取。买药不能背，只能提在手里，嫁出去的女回娘家不能夫妻同房，妇女坐月后，母亲去陪女同房，三十天时，母女一起回娘家坐十八天，才能回婆家。寡妇不能引新娘入洞房等。 《六月六日——覃垕忌日》：茅冈土家族确信六月六日是覃垕被朱元璋的大将周德兴利用朱思济（覃垕的女婿）把覃垕从千山万峒中骗出来抓去杀害的，其时间按《明实录》记载的几件大事可以推断：明洪武五年（1372）四月长江大水，汤和入川大军在三峡被阻隔不能入川，便派曹良臣等约六万人增援周德兴围攻覃垕起义军，七月西上行军，六月六日覃垕牺牲时间是真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