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应当如实回答”到“不得强迫自证其罪” 樊崇义
- 格式：doc
- 大小：46.50 KB
- 文档页数：12
从“应当如实回答”到“不得强迫自证其罪” 樊崇义
内容提要: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了犯罪嫌疑人“应当如实回答”的义务，使其在刑
事诉讼中陷入极为不利的境地。从承认和尊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主体地位和诉讼
权利的角度出发，有必要在刑事诉讼法中确立“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该原则的确
立将促使现有的刑事诉讼结构转向以平等对抗为基础的当事人主义诉讼，并为“口供本
位”转向“物证本位”、“由供到证”转向“由证到供”的侦查模式改革提供契机，此
外，还有助于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我国刑事证据制度。
关键词: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人权保障诉讼结构侦查模式
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正在进行。再修改的讨论中关于是否增加规定“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即“不得强迫任何人证明自己有罪或者作不利于自己的陈述”，人们争议最大，看法不一。不过多数人认为，根据我国民主与法治的进程，增加规定“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条件已经成熟。笔者认为，“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一旦进人刑诉法典，我国刑诉法第93条关于“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的规定应予废除。这一立一废，必将对我国刑事法治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它不仅意味着我国刑事诉讼将真正实现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也预示着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与刑事司法国际准则之间的差距将大大缩小一步。
关于“应当如实回答”
所谓“应当如实回答”，按照通常理解，“就是实事求是地回答，是就是，非就非，既不无中生有，又不避重就轻;既不夸大其词，也不故意缩小。”c1〕对此，学界往往又将之称作“如实陈述义务”。对于这一义务，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64条作了明确规定，即“被告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根据这一规定，对于侦查人员的讯问，被告人负有如实陈述义务，而不能保持沉默、拒绝陈述或者作虚假陈述。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为明确被刑事追诉者的诉讼地位，科学地区分了“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在第93条中将原刑事诉讼法第64条中的“被告人”改为“犯罪嫌疑人”，其他内容没作任何变化，即“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虽然如此，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部门，都认为这一要求当然地适用于检察人员、审判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讯问，即“在起诉、审判阶段，被告人对检察、审判人员的讯问，也应当如实回答。，，C2)
不过，对于刑事诉讼法第93条的规定，理论上还有另外一种理解，即“如实回答”只是否定了犯罪嫌疑人撒谎的权利，立法文本的含义并不是说犯罪嫌疑人负有“如实陈述义务”。因为刑事诉讼法第93条关于讯问犯罪嫌疑人的程序分为两个部分:第一是“首先讯问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犯罪行为，让他陈述有罪的情节和无罪的辩解”;第二是“然后向他提问”，紧接着是“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据此，只有在犯罪嫌疑人已经“陈述有罪的情节或者无罪的辩解”的基础上，立法才要求犯罪嫌疑人如实回答。C3〕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的“如实陈述义务”，是以他陈述了有罪的情节和无罪的辩解为前提的。或者说，如果犯罪嫌疑人对于侦查人员的提问已经作了有罪的陈述或者无罪的辩解，他就要负“如实陈述义务”。
笔者认为，这种理解是有一定道理的。立法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
实”回答，而不是“应当回答”，这就意味着，对侦查人员的提问，犯罪嫌疑人有选择是否回答的权利，但如果他选择了回答，即“陈述有罪的情节或者无罪的辩解”，此时他就负有“如实”回答的义务。如果作如此解释，就等于赋予了犯罪嫌疑人沉默权。很显然，立法的原意不是这样的。立法的原意是:对侦查人员的提问，犯罪嫌疑人不仅都要回答，而且必须如实回答。也就是说，刑事诉讼法第93条在规定“如实陈述义务”的同时，也否定了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以及作虚假陈述的权利。
按照“如实陈述义务”的要求，有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将向公安司法人员提供自己能够提供的证据或者证据线索，并要如实供认自己的罪行。这在实践中使他们陷人了极为不利的境地，并给刑事诉讼实务至少造成了以下两个方面的恶劣影响:
一方面，助长了过分倚重口供的倾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陈述通常有两大作用:一是引导作用，二是印证作用。公安机关往往看重口供的引导作用，以便发现新的证据线索或者新的事实情况;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则主要侧重于口供的印证作用，以便在审核认定证据时与案件中的其他证据相互印证，从而确认案件事实。C4〕正是由于口供的这种特殊作用，导致实践中过于倚重口供。而立法关于“如实供述义务”的规定，则为公安司法人员取得口供提供了法律依据，立法与实践的这种相互作用，加重了公安司法人员对口供的依赖。
另一方面，导致了刑讯逼供的发生。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严禁刑讯逼供，但在实践中，由于口供在发现证据和认定案情方面具有特殊的证据价值，侦查人员为了破案，不惜动用刑讯手段逼取口供’，这甚至被认为是侦查破案的最有效途径。应当说，如实陈述义务与警察暴力并无必然的联系，如在实行沉默权的英美等国，警察暴力也时有发生。但是，立法关于“如实供述义务”的规定却为刑讯逼供这种非法取证行为提供了借口和便利条件，C5〕有人甚至将之称作是刑讯逼供的“毒树之根，，。〔6)
鉴于对“如实陈述义务”的深刻认识，早在1993年开始的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起草过程中，就有专家提出把“嫌疑人和被告人享有保持沉默的权利”作为一项重要修改方案列入建议稿，但此项建议最终没有被立法机关采纳，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仍规定了犯罪嫌疑人向侦查机关的“如实陈述义务”。C7〕对真理的认识和接受总是需要一个过程。经过十多年的研究分析和反复实践，尤其是对“沉默权”和“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及相关问题的讨论，人们充分认识到了“如实陈述义务”的危害，如果这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规定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应当说完成了对这一真理的认识和接受过程，这将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更加科学、更加民主的一大标志。
二、“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确立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nemo tenetur seipsum prodere)通常被视为一项权利或者特权，往往被称为“反对自证其罪的权利”(right against self-incrimination)或者“反对自证其罪的特权”
(privilege against self-incrimination) , C 8〕在我国有时也被译作“不受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反对强迫自我归罪的特权”、“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拒绝自我归罪的特权”、“拒绝自陷于罪的特权”或者“反对强迫性自我归罪的特免权”等等。〔9〕作为普通法的一个重要原则，它通常被认为来源于“任何人无义务控告自己”(nemo tenetur seipsum accusare)的古老格言。按照这一格言，如果一个人回答政府机构的提问将会暴露于自证其罪所造成的“真实的和可估计到的危险”之中，他有权拒绝提供证据。CIO〕而作为近代刑事诉讼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一般认为，它源于1639年英国著名的“李尔本案”，迫使英国于次年在法律中率先确立了这一规则。C11〕也有人认为，直到18世纪后期，该特权才在普通法国家的刑事诉讼中得到承认。C12)但不管怎样，现在它已成为一项重要的国际刑事司法准则。不仅很多国家的宪法和刑事诉讼法典中确立了这一原则，也为联合国有关法律文献所确认。如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3款规定:“在判定对他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时，人人完全平等地有资格享受以下的最低限度的保证:„„(庚)不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 C13)((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第7条、世界刑法学协会第15届代表大会《关于刑事诉讼法中的人权问题的决议》第17条、《美洲人权公约》第8条等，都有关于任何人不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规定。C14)
应当说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对任何人不受强迫自证其罪是持肯定态度的，如刑事诉讼法第43条明确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
早在我国政府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之前，已有学者呼吁要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确立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规则”，即在刑事诉讼法总则中规定:“任何人都不受强迫作不利于自己的陈述，除本法另有规定外不得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或者拒绝陈述作不利于他的推断。”同时废除第93条中关于如实供述义务的规定，并建立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配套措施等。
C16〕也有学者考虑到我国的具体条件和实际困难，提出“三步走”方案，即第一步，禁止刑讯逼供，认为只有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禁止刑讯逼供的规定并不足以消除这种现象，而应当采取切实措施防止刑讯逼供的发生;第二步，赋予被告人沉默权;第三步，实行任意自白规则。C17)我们也曾主张直接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3款(庚)项的规定纳人我国刑事诉讼法总则中，规定:“任何人在对他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时，不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 C18)在2006年陈光中教授主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专家建议稿》中，建议在第12条增加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明自己有罪或作其他不利于自己的陈述。”在学者们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经过反复讨论和比较，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明确规定“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条件业已成熟。
三、“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与诉讼人权的保障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是一项重要的人权保障原则，也是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确立的赋予被告人在刑事诉讼整个过程中所享有的一项权利或者特权，其基本价值在于防止蹂蹭肉体、精神折磨等酷刑取证这种践踏人权的行为发生。因此，有些国家甚至将之作为一项宪法性权利予以保障，如日本宪法第38条规定:“任何人都不受强迫作不利于自己的供述。通过强迫、拷问或威胁所得的口供，或经过不适当的长期拘留或拘禁后的口供，均不得作为证据。”美国联邦宪法第5修正案规定:“任何人„„不得强迫在任何刑事案件中作为反对自己的证人。”这被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确定为“基本的和不可剥夺的人权”。C20)0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则宣称:公民在对自己不利的刑事诉讼程序中拒绝积极合作的权利，是从基本法的第1条和第2条所保障的人的尊严和自由引申而来的，并且是法治国家概念的组成部分。C21) 在普通法上，“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存在证人特权和被告人特权两种形式。在这里，重点是后者，即被告人不得被强迫自证其罪。按照英美学者的解释，在不得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两项权利:一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于是否陈述享有不受强迫的权利;
二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于是否陈述享有及是否提供不利于己的陈述享有自由权。C22〕前者实际上就是自白任意性规则，后者则是所谓的沉默权规则。这两项规则对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个人的自由和尊严均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自白任意性规则又称非任意自白排除规则，虽然它与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有不同的原理、内容和功效，但前者往往被视为后者的保障性规则。C23〕自白任意性规则要求只有基于自愿的自白才能采纳作为定案的根据;缺乏任意性或者具有非任意性怀疑的口供，不论其原因是什么，均不具有可采性。C24〕按照该规则，凡是出于暴力、胁迫、利诱、违法羁押或者其他不当方法获取的自白不得采纳为定案的根据。因为这种自白是在侵犯了被告人的基本人权且违背被告人意志自由的情况下作出的，因而是无任意性可言的。对此，日本曾有判例指出:在警察局用暴力进行带有肉体痛苦的询问所获得的自白，没有任意性;此后向预审人员和检察人员供述的自白，无法断定这种自白是受前一阶段警察长期不法关押的影响还是逼供获得的自白，应当否定这种自白的证据能力。C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