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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疑难问题研究》篇一一、引言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和公众对理财的日益关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成为司法实践中常见且具有复杂性的犯罪之一。
本文旨在深入探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疑难问题，分析其构成要件、司法认定及法律适用中的难点，以期为司法实践提供参考。
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概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指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或给予其他利益的行为。
该罪的构成要件包括：主体为自然人或单位；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客观上实施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同时，该行为必须达到一定的社会危害性。
三、疑难问题一：罪与非罪的界限在司法实践中，对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认定往往存在罪与非罪的界限模糊问题。
一方面，合法与违法的界限不够清晰；另一方面，不同地区、不同法院对于该罪的认定标准存在差异。
这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对同一案件的判决可能存在不同的理解和处理。
因此，明确罪与非罪的界限，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
四、疑难问题二：法律适用的困惑在法律适用过程中，往往面临法律法规滞后、解释不明确等问题。
如对于“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认定、涉案金额的认定、涉及主体的认定等均存在较大的争议和困惑。
同时，对于涉案金额巨大的案件，如何合理量刑和追缴赃款也是司法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五、疑难问题三：司法认定的难点在司法认定过程中，由于案件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往往存在证据收集不全、证据之间存在矛盾等问题。
此外，对于涉及跨地区、跨国界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如何协调不同地区、国家的法律制度，也是司法认定的难点之一。
六、解决对策与建议针对上述疑难问题，本文提出以下解决对策与建议：1. 完善法律法规：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明确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构成要件和认定标准，使司法实践有法可依。
2. 统一司法认定标准：各级法院应统一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认定标准，确保同案同判，维护法律的权威性和公正性。
2012年第11卷第3期集资诈骗罪的法律问题研究□李艳【摘要】集资诈骗罪是当前较为多见的一种破坏金融秩序的犯罪。
集资诈骗犯罪一旦发生，往往被骗人数多，被骗资金数额巨大。
集资诈骗罪是金融诈骗罪的头号犯罪，其严重地扰乱了国家正常金融秩序和侵犯了公私财产所有权。
集资诈骗案件处理及时、准确、有力与否，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社会稳定。
本文主要对集资诈骗罪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和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以及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比较等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对我国司法实践有所帮助。
【关键词】危害性；非法占有；诈骗方法；集资诈骗罪【作者简介】李艳（1977 ），女，安徽无为人；安徽警官职业学院警察系讲师、法学硕士；研究方向：刑法学一、近年来发生的集资诈骗案件的典型案例2012年4月1日，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备受关注的马宏江等16人利用汇佰利、国盛等公司进行集资诈骗一案作出一审判决，以集资诈骗罪判处主犯马宏江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其他15名被告人分别处以7年以上不等的刑罚。
2012年2月10日湖南省高院终审判决：曾成杰、曾正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总金额34．5亿元，集资诈骗金额8．3亿元，金额特别巨大，且情节严重，曾成杰、曾正的行为均已构成集资诈骗罪；驳回曾成杰的上诉，维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即“被告人曾成杰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死刑。
上诉人曾正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2009年12月18日，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定，被告人吴英于2005年5月至2007年2月间，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以高额利息为诱饵等手段，向社会公众非法集资人民币7．7亿元。
案发时尚有3．8亿元无法归还，还有大量的欠债。
一审以集资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吴英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吴英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2011年4月7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始二审吴英案，吴英所借资金究竟系用于正常经营活动，还是个人挥霍挪作他用，将成为判决的关键。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疑难问题研究》篇一摘要：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我国刑法体系中重要的一项金融犯罪，主要涉及到了社会资金安全的维护问题。
由于此罪名的定义和界定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以及在实践中涉及到的法律关系和司法操作中的疑难问题较多，因此本文旨在通过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疑难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以期为司法实践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引言在当今社会，金融领域中资金安全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作为一种金融犯罪，严重扰乱了金融市场秩序，对社会的稳定和人民的财产安全造成了极大威胁。
因此，对于该罪名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将围绕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疑难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以期为司法实践提供理论支持。
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概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指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以各种形式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并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或者以其他方式给予回报的行为。
这一行为往往伴随着欺骗性、欺诈性等特点，给投资者带来巨大损失。
三、疑难问题一：罪名的界定与认定（一）问题提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界定与认定存在一定难度，其涉及到的法律关系复杂，包括刑法、金融法等多个领域。
在实践中，对于罪名的界定和认定往往存在一定的争议。
（二）问题分析针对该问题，首先应明确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法律构成要件，包括主观要件、客观要件等。
同时，还需对行为人的动机、行为手段、承诺回报等进行全面分析，以确保准确界定和认定罪名。
四、疑难问题二：犯罪情节的轻重与量刑标准的确定（一）问题提出在司法实践中，对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犯罪情节轻重和量刑标准的确定存在一定难度。
这主要涉及到犯罪金额的大小、涉案人数、犯罪手段的恶劣程度等多个因素。
（二）问题分析针对该问题，首先应对犯罪情节进行全面分析，包括犯罪金额、涉案人数、犯罪手段等。
同时，应结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对量刑标准进行明确和细化。
此外，还应考虑犯罪人的主观恶性、悔罪态度等因素，以实现罪刑相适应。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疑难问题研究》篇一一、引言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金融领域中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问题日益突出，成为我国刑法重点打击的犯罪行为之一。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不仅扰乱了金融秩序，还对公众的财产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
本文旨在针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疑难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以期为司法实践提供理论支持。
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概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指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各种手段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侵犯公众财产安全的行为。
该罪名的构成要件包括行为的违法性、主观上的故意、侵犯的客体以及造成的实际损害等。
三、疑难问题一：罪与非罪的界限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准确区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非罪行为，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方面，要防止将正常的金融活动误判为犯罪行为；另一方面，也要严厉打击真正的犯罪行为，保护公众的财产安全。
这需要我们从犯罪构成要件出发，结合具体案件的实际情况，进行综合判断。
四、疑难问题二：犯罪手段的认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手段多种多样，如虚假宣传、承诺高回报等。
在认定犯罪手段时，需要关注行为的欺骗性、手段的隐蔽性以及行为的规模和影响等。
同时，还需要结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对各种手段进行详细的分析和认定。
五、疑难问题三：涉案金额的认定涉案金额是判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重要依据之一。
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准确认定涉案金额，关系到罪与非罪的界定以及刑罚的轻重。
我们需要从涉案资金的来源、流向、使用情况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并结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确定涉案金额。
六、疑难问题四：刑事责任的承担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刑事责任的承担主体包括单位和个人。
对于单位犯罪，如何追究其刑事责任；对于个人犯罪，如何根据其犯罪情节、主观恶性等因素进行量刑，都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此外，对于涉案资金的追缴和退赔问题，也需要我们进行深入探讨。
七、结论与建议针对上述疑难问题，本文提出了以下建议：一是要加强法律法规的宣传和普及，提高公众的法律意识；二是要加强对金融活动的监管，及时发现和打击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三是要加强司法实践中的理论研究，为准确认定犯罪提供理论支持；四是要根据犯罪情节、主观恶性等因素，科学量刑并追缴涉案资金。
摘要安邦吴小晖案最终尘埃落定再一次引发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吴小晖案最终被确定为集资诈骗罪也经历了一番理论争论，虽然已有定夺，本文认为仍有必要从理论上对吴小晖案的法律适用进行解读。
本文首先对吴小晖集资诈骗案的基本案情及争议焦点进行了简单介绍，然后对集资诈骗罪及其构成要件进行了分析，重点是结合案件对争议焦点问题从法理角度展开了详细分析，旨在通过本文研究为相关理论研究作出些许贡献，为司法实践中适用集资诈骗罪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吴小晖集资诈骗罪司法适用作者简介：白瑜，澳门科技大学法学硕士，研究方向：刑法学。
中图分类号：D924.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 ki.1009-0592. .06.252吴小晖案从案发到一审判决媒体和社会公众都持续关注，经过一审法院对公开审理并对整个庭审流程进行全程直播，让媒体和公众对控辩双方的主要观点都有了大致了解，当前一审判决已经公布，控辩双方的争议焦点问题也得出了相关结论，以下本文对此展开详细解读。
一、吴小晖案基本案情介绍及争议焦点（一）吴小晖案基本案情年，吴小晖隐瞒对产业公司的实际控制关系，通过产业公司控制安邦财险、安邦集团后，以安邦财险为融资平台，指令该公司开发投资型保险产品并主导产品设计，授意制造虚假财务报表、宣传折页等申报材料，骗取保监会销售批复，向社会募集资金。
年，在投资型保险产品销售金额超过保监会批复规模后，吴小晖无视监管规定，仍然下达超大规模销售指标，并以超募资金两次增资安邦集团好安邦财险，虚构偿付能力，披露虚假信息，持续向社会公众进行虚假宣传，其非法募集资金规模也急剧扩大。
截止年1月5日，累计向1056万余人次销售投资型保险产品，超出批复规模募集资金人民币7238.61亿元，并将部分超募资金（1601亿）转移至吴小晖实际控制的产业公司，用于对外投资、归还债务、个人挥霍等，至案发，实际骗取资金652.48亿。
年3月28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10日对被告人吴小晖集资诈骗、职务侵占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对吴小晖以集资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九十五亿元；同时也对其职务侵占罪进行了定罪处罚。
吴英集资诈骗案的刑法学分析吴英集资诈骗案是中国新时期备受关注的一起重大经济犯罪案件。
经审理，吴英利用社会信任，采取虚构投资项目、承诺高额收益等手段，诱骗投资人交纳巨额资金，最终骗取了巨额财产，被法庭定罪。
本文将从刑法学角度剖析该案，并结合其他类似案例，探究其关键性问题。
首先，吴英集资诈骗案的犯罪行为属于诈骗罪中的集资诈骗。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集资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诱骗他人以出资或者其他形式为他人投资，有下列情形之一，情节严重的，依法应追究集资诈骗罪的刑事责任。
吴英通过虚构的高额收益和手续费，误导投资人交纳资金，达到非法占有的目的，犯罪事实明确，构成集资诈骗罪。
其次，在定罪量刑方面，吴英的犯罪系列属于大案要案，涉案金额巨大，犯罪手段相当恶劣。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数额巨大”的标准是指数额在人民币五百万元以上的。
在吴英案中，依法对她判处死刑后，判决书上载明其被害人人数21人，涉案金额高达15.65亿元，根据刑法规定，吴英的罪行显然符合“数额巨大”的标准。
因此法庭所做出的量刑决定无可非议，符合法定量刑原则。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吴英集资诈骗案为类似经济类犯罪案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教训。
如2019年刚刚结束的龚道安集资诈骗案、2016年的徐玉玉案等等，这些案例都表明了经济类犯罪案件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依旧屡见不鲜。
主要原因是一方面，社会信任度下降，人们更加关注短期利益，话题性强的热门投资项目在社交网络上推广也更为普遍；另一方面，缺乏投资人的投资意识和风险意识，进而被犯罪分子利用。
针对这些情况，需要加强全面立体的创新监管，提高对应对投资风险能力，减少投资人的蒙骗和误导。
总之，吴英集资诈骗案是一起恶性的大案要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吴英的犯罪行为已经构成刑事犯罪。
司法实践中，我国的刑罚法律适用标准与量刑原则都已经初步建立，我们应该从吴英案及其他的经济类犯罪案例中吸取教训，加强社会意识和法治意识，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西南政法大学在职攻读硕士学位论文集资诈骗罪研究导师：马家福副教授*****中国·重庆二○○七年九月内容摘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对金融体制进行改革与完善，国内金融体系逐步与国际接轨，在金融领域中的各种违法、犯罪行为越来越多，其中，集资诈骗罪成为近年来涉及面越来越广、社会危害性越来越严重的高频犯罪之一，严重扰乱了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
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集资诈骗罪仍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存在一定的争议。
本文从犯罪构成、立法完善等问题着手，对集资诈骗罪进行理论探讨，力求为打击集资诈骗犯罪贡献一点微薄之力。
全文约2.9万字，共分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集资诈骗罪概述。
该部分对集资诈骗罪的立法沿革进行了简单介绍，列举了目前刑法学界对集资诈骗罪概念的几种表述方式，提出表述集资诈骗罪的概念只需直接引用现行刑法所表述的罪状即可，即集资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行为。
第二部分：集资诈骗罪的犯罪构成。
该部分探讨了集资诈骗罪的犯罪构成，阐明集资诈骗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具体包括自然人和单位；集资诈骗罪的主观要件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且只能是直接故意；集资诈骗罪的客体为复杂客体，其中国家金融管理秩序是主要客体，公私财产所有权是次要客体，且集资诈骗罪的犯罪对象应为不特定范围的自然人和单位的货币资金；集资诈骗罪的客观要件包括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达到“数额较大”。
第三部分：集资诈骗罪的界定。
该部分通过分析集资诈骗罪与合法集资行为、集资借贷纠纷之间的界限，对集资诈骗罪的罪与非罪进行了界定；通过分析集资诈骗罪与诈骗罪、合同诈骗罪、招摇撞骗罪、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以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等相近罪名的界限，对集资诈骗罪的此罪与彼罪进行了界定；分析了集资诈骗罪各种犯罪形态中的未遂形态、罪数形态和共同犯罪形态，指出集资诈骗罪不存在未遂形态，提出了集资诈骗罪中的连续犯、牵连犯、想象竞合、法条竞合的处断原则，并认为集资诈骗的共同犯罪数额依据犯罪总额说加以确定为宜。
第1篇一、引言非法集资是指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通过不正当的途径，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的行为。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非法集资案件数量逐年上升，严重扰乱了金融秩序，损害了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
因此，加强对非法集资案件的法律适用研究，对于维护金融秩序、保障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二、非法集资案件的法律适用原则1. 依法打击原则非法集资案件的法律适用应当遵循依法打击原则，即对非法集资行为进行严厉打击，依法惩处犯罪分子，维护金融秩序。
2. 保护投资者原则非法集资案件的法律适用应当遵循保护投资者原则，即在打击非法集资的同时，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维护投资者的利益。
3. 维护金融稳定原则非法集资案件的法律适用应当遵循维护金融稳定原则，即通过法律手段，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防止非法集资案件对金融市场造成严重影响。
三、非法集资案件的法律适用依据1.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
”2.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未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非法发行股票、公司债券或者其他证券的，责令停止发行，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三十万元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第二十一条规定：“金融机构应当依法履行反洗钱义务，对客户身份进行严格审查，对可疑交易进行报告。
”四、非法集资案件的法律适用程序1. 调查取证公安机关接到非法集资案件举报后，应当立即进行调查取证，查明案件事实，收集相关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正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2010年11月22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02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1年1月4日起施行。
二○一○年十二月十三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0〕18号为依法惩治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非法集资犯罪活动，根据刑法有关规定，现就审理此类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第一条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向社会公众（包括单位和个人）吸收资金的行为，同时具备下列四个条件的，除刑法另有规定的以外，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一）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或者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吸收资金；（二）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三）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四）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
未向社会公开宣传，在亲友或者单位内部针对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第二条实施下列行为之一，符合本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的条件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的规定，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定罪处罚：（一）不具有房产销售的真实内容或者不以房产销售为主要目的，以返本销售、售后包租、约定回购、销售房产份额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二）以转让林权并代为管护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三）以代种植（养殖）、租种植（养殖）、联合种植（养殖）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四）不具有销售商品、提供服务的真实内容或者不以销售商品、提供服务为主要目的，以商品回购、寄存代售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五）不具有发行股票、债券的真实内容，以虚假转让股权、发售虚构债券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六）不具有募集基金的真实内容，以假借境外基金、发售虚构基金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七）不具有销售保险的真实内容，以假冒保险公司、伪造保险单据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八）以投资入股的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九）以委托理财的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十）利用民间“会”、“社”等组织非法吸收资金的；（十一）其他非法吸收资金的行为。
第1篇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传销活动日益猖獗，严重扰乱了社会经济秩序，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本文通过对传销案件的法律分析，探讨传销案件的成因、特点及法律适用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期为打击传销活动提供理论支持。
一、引言传销作为一种非法的经济活动，其本质是利用虚假宣传、非法集资等方式，诱骗他人参与，骗取财物。
近年来，传销案件频发，不仅给受害者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还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
因此，对传销案件进行法律分析，探讨其成因、特点及法律适用问题，对于打击传销活动、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二、传销案件的成因分析1. 法律法规不完善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对传销活动的打击力度不够，缺乏对传销活动的全面界定和明确的法律责任。
这使得传销分子有可乘之机，逃避法律的制裁。
2. 监管力度不足相关部门在传销活动的监管上存在漏洞，导致传销活动得以在暗中滋生。
同时，执法部门在打击传销活动中存在执法不严、执法不公等问题。
3. 社会信用体系不健全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尚不完善，导致传销分子在参与传销活动时，难以受到有效的制约和惩罚。
4. 受害者防范意识不强许多受害者由于缺乏对传销活动的了解，容易上当受骗。
此外，受害者对法律知识的匮乏，使得其在遭受损失后，难以通过法律途径维权。
三、传销案件的特点分析1. 跨区域、跨行业传销活动往往涉及多个地区、多个行业，具有跨区域、跨行业的特点。
2. 组织严密、层级分明传销组织内部组织严密，层级分明，上下级关系明确。
3. 非法手段多样传销活动利用虚假宣传、非法集资、诈骗等多种手段，欺骗他人参与。
4. 受害群体广泛传销活动涉及的受害者群体广泛，包括老年人、学生、失业人员等。
四、传销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1. 传销活动的定性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传销活动属于非法经营罪。
但在实际操作中，对于传销活动的定性存在争议。
2. 传销分子的法律责任问题对于传销分子的法律责任，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及相关法律法规进行认定。
集资诈骗罪法律适用问题研究摘要：集资诈骗罪是金融犯罪中适用非常广泛且具有重要作用的一个罪名。
集资诈骗罪即有构成要件是必要的，其认定必须合理把握标准，防止适用偏颇。
集资诈骗罪应该保持对于民间融资的谦抑性，以避免一刀切的犯罪化倾向。
对于死刑的适用必须秉持慎重态度，还要注意区分其死刑与暴力犯罪死刑的适用区别。
关键词：集资诈骗；民间融资；谦抑性；死刑适用一、集资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分析司法实践中，由于非法占有纯属于主观心理状态，对于如何断定非法占有一直是备受争议的问题，也是司法实践中认定是否构成集资诈骗罪的难点。
于是一些研究者建议取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条件限制，将金融诈骗罪作为行为犯处理，以便于精确打击金融犯罪[1]。
这种观点认为非法占有本身过于抽象，增加了刑侦工作的难度，而结合外在行为认定容易导致客观归罪，将金融诈骗的目的行为取消，则减少了司法操作的难度。
笔者认为这样不妥。
集资诈骗罪是诈骗罪的一种特殊形式，与诈骗罪的关系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刑法为了保护金融秩序的安全而特别规定了集资诈骗罪。
所以集资诈骗罪应具有诈骗罪的一般构成要件。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诈骗罪的必要构成要件，集资诈骗罪也不例外。
根据我国的刑法理论,犯罪目的是行为人意图通过犯罪行为所达到的犯罪结果的主观反映。
犯罪目的的实现正是希望性故意固有的基本特征[2]。
集资诈骗罪的主观特征是直接故意,如果没有犯罪目的便不可能存在集资诈骗罪犯罪故意的希望意志,也就不会有该罪的直接故意[3]。
非法占有为目的这一主观要件也是区分集资诈骗罪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非法发行股票、公司、债权罪的主要标准。
如果取消这一主观要件，会导致与其他罪名无法区分，选择适用的混乱。
而集资诈骗罪又是金融犯罪中运用很广泛的一个罪名，这种适用时的混乱也会影响整个金融刑法的结构。
金融犯罪大多数是数额犯，只有达到一定数额标准才能追究其刑事责任。
有研究者指出，集资案件以数额限制可能不具有实际界定作用，反而易使集资违法得不到及时纠正，留小疾而酿大患[4]。
这种观点可能代表一部分人的想法，看似有一定道理。
其实在国外的相关立法通例与我国的恰恰相反，如美国、德国、日本对于金融欺诈均规定为行为犯，不需达到一定数额标准就构成犯罪。
但是，笔者认为这一数额要求是有实质意义的。
首先，它是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数额小的集资诈骗不作为刑事案件处理。
刑罚不应过多干预社会生活，由于我国经济处于转型期，更应保持一种“宽容”态度，否则会不当扩大犯罪圈，抑制金融的创新。
这也是刑罚必要性，谦抑性的必然要求，其次是节约司法资源，将本已“捉襟见肘”的司法资源更优化配置的需要。
符合刑事法治“轻轻重重”的刑事政策。
再次，划清了犯罪与行政处罚的界限。
数额不足的，虽然起诉到法院，构成行政违法的可以移交行政机关依照相关金融法规给予相应行政处罚。
二、金融困境下集资诈骗罪适用的克制性1.刑法功能——打击犯罪，预防犯罪的错位民间融资问题，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是国家经济领域里要解决的问题。
透过近些年一系列严重的事件看到，与其说这是犯罪或违背法律的问题，倒不如说是经济、金融问题更合适。
刑法是法律的最后一道防线，金融刑法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但是并应该充当“前锋”，一旦出现问题就直接动之金融诈骗或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处罚。
法律的滞后性在某些时候会显示出来，特别是在资本市场与法治发展的互动上，更为明显。
按照滞后规定处罚，那么刑罚功能打击犯罪，预防犯罪必将偏差。
德国著名法学家耶林曾说：“刑罚乃一把双刃剑,用之不当,则国家和个人两受其害。
”[5]2.刑法社会效果甚微，教育警示意义不大以吴英案为例，金融诈骗罪一审二审死刑，民意一片哗然，对于是否构成犯罪专家学者、各界人士尚存怀疑，死刑结果的宣判更是引来众多的反对。
金融刑法立法采金融管理本位主义，违背金融管理秩序是处罚的依据，而金融的属性在于信用，信用的存在在于交易，金融交易秩序也是金融的重要部分。
当金融交易双方自愿、互利时，国家法律应该给予保护。
比如吴英案，刑罚死缓，债务人的债务偿还依然无法实现。
就像孙大午所说，给她一些时间去经营去还债，按民间借贷处理，企业盈亏是常事，赚回来更好，继续亏损可以走清算程序偿还债务。
这对于企业也好，债务人国家也好，都是有益的。
3.削弱金融创新的积极性民间融资是一个不争的存在事实，对于资本市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民间富有是件好事，“政府穷，民间富催生民主与法治,国富民穷必然威胁民间权利”[6]。
合理利用民间资本是一条重要的发展思路。
中小企业在面临国家政策困境，资金困难的情况下，自发的寻求新的融资方式，虽说是无奈之举，也是金融创新的一种方式。
尽管这个过程会出现各种问题，但是并不能因此否认积极的态度。
对于不分金融投机与金融创新而一贯处以非法集资类犯罪，会打击金融创新的积极性，不利于融资创新及金融市场的发展。
金融刑法对民间融资保持“宽容性”。
对于民间融资的问题是经济、金融领域的问题，首先应该由经济、金融角度进行思考，而不是直接进入法律的领域，更不应该以刑罚处罚了之。
这样只是“治标不治本”，问题依然得不到解决。
就算出现问题，涉及法律的规制问题，首先是运用民事、经济类法律进行规制，承担民事后果或进行行政处罚，而不是直接抛给刑法以非法集资或集资诈骗处之。
集资诈骗罪要保持对于民间融资的宽容性，严格界定自己的犯罪圈，不能任意的扩大化。
对于非法集资或集资诈骗罪的认定，要正确区分罪与非罪，积极进行有益的探索。
比如，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浙江省公安厅发布的《关于当前办理集资类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会议纪要》，对于“为生产经营所需，以承诺还本分红或者付息的方法，向相对固定的人员(一定范围内的人员如职工、亲友等)筹集资金，主要用于合法的生产经营活动，因经营亏损或者资金周转困难而未能及时兑付本息引发纠纷的，应当作为民间借贷纠纷处理”。
这种做法值得借鉴。
三、集资诈骗罪死刑的适用集资诈骗罪不但危害国家金融秩序，而且侵犯了公民合法财产所有权。
首先，据资料统计，2006年到2010年“我国累计发生非法集资类案件数量超过1万起，涉案金额达到1 000多亿元，且每年以约2 000起、集资额约200亿元的规模快速增加，案件涉及29个省、区。
”[7]资金被犯罪分子控制，脱离国家的正常管理体制之内，将危害到金融的安全与秩序。
比如犯罪分子将非法所得通过地下清洗，使其合法化，然后拿去炒房或者进行非法活动，后果可想而知。
其次，通常情况下，一旦案发，数额巨大，波及群众甚广，容易引发群众的不安情绪及群体性事件，影响社会的稳定。
有时诈骗团伙针对老弱群体，骗取下岗工人的基本生活费用，退休老人的退休金，主观恶性很大，造成的危害很严重。
2001年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以下简称《纪要》)指出：“对于罪行极其严重、依法该判死刑的犯罪分子，一定要坚决判处死刑。
”“金融诈骗犯罪的数额特别巨大不是判处死刑的唯一标准，只有诈骗‘数额特别巨大并且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犯罪分子，才能依法选择适用死刑。
对于犯罪数额特别巨大，但追缴、退赔后，挽回了损失或者损失不大的，一般不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对具有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的，一般不应当判处死刑。
”这对于集资诈骗罪的死刑适用依然具有指导意义。
集资诈骗罪死刑的适用分为死刑立即执行与死缓。
死刑立即执行的标准是“罪行极其严重，事后损失无可挽回或挽回不大，且没有法定或酌定的从轻或减轻处罚情节。
”按照主客观标准相统一的标准，罪行极其严重应该具有主观恶性极其严重，客观上骗取数额特别巨大，并且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的损失。
仅有数额特别巨大这一情节不足以判处死刑，没有造成严重的结果也不能判处死刑。
在造成严重结果之后，没有能够挽回损失或损失挽回不大，这一点给予其一个宽宥空间，去补救已经造成的严重后果，集资诈骗罪因其侵犯的财产属性，不同于剥夺生命的犯罪，往往可以通过事后的追缴、退赔挽回一定的损失。
法定或酌定情节是指影响行为人刑事责任能力的因素（年龄，精神状况），自首或立功情节，犯罪后的表现等。
其中事后能否挽回损失或大部分损失是死刑立即执行与死缓适用的分界点。
法定或酌定情节是死刑适用的排除因素。
集资诈骗罪的死刑适用不以是否造成人死亡为标准。
这是由其本身的属性所决定的。
它的严重危害性在于对国家金融秩序的冲击即对于人民财产的巨大危害。
它的严重危害性不仅在于扰乱国家金融安全，还在于容易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法律与政治是密不可分的，法律的维稳功能在这里有直接的体现。
社会对于集资诈骗涉及众多群体，造成严重危害的容忍度是有限的，对于社会容忍度应该尊重，这是集资诈骗死刑存在的一个考虑因素。
所以不能一味拿暴力犯罪标准来衡量集资诈骗罪死刑的适用。
社会形态是纷繁复杂的，在特定情况下，保持惩罚与社会可接受度、与当下文化意识的同步是必要的。
参考文献：[1]苏虎超.民间借贷活动与金融犯罪相关问题探析[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1，(6).[2]高铭暄.刑法学原理：第2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121.[3]龚凡霞.论集资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若干问题[J].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09，(6).[4]毛玲玲.集资行为的刑事管制——金融危机背景下的考察[J].政治与法律，2009，(9).[5]林山田.刑罚学[M].台北：商务印书馆，1985:127.[6]陈志武.金融的逻辑[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90-92.[7]王海燕,孔艳.浅析集资诈骗罪的死刑设置——以《刑法修正案（八）》为视角[J].吉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