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刑事诉讼有关证人问题的比较研究.doc

中美刑事诉讼有关证人问题的比较研究-美国刑事诉讼是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主要代表之一，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在许多方面吸取了当事人主义的做法和经验。

这种吸收在哪些方面值得肯定，在哪些方面仍然存在缺陷？本文仅就中美刑事诉讼有关证人问题作些比较研究，希望以此推动我国的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一关于证人资格问题根据《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601条的规定，除该规则另有规定外，“每个人都有资格作为证人。

”（注：卞建林译：《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和证据规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1页。

）在美国，证人被分为普通证人和专家证人。

普通证人的义务是对诉讼中的一般争议事实提供一般性证言，专家证人的义务则是对涉及某一领域的专门知识为帮助陪审团理解诉讼中的争议事实提供专门性证言。

由于证人的种类不同，其条件或资格的要求也不尽相同。

对普通证人的基本要求是：（1）证人必须具有明示自己意思并使法官和陪审团理解的能力，即具有表达能力；（2）证人必须理解其有说真话的义务，即具有理解其如实作证责任的能力；（3）证人必须就其亲自了解的事实作证。

这一条件是证人资格的最重要的条件。

《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602 条就明确规定：“除非有证据足以确定证人对待证事项具有亲身体验，否则其不能作证”。

（注：卞建林译：《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和证据规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1页。

）这一规定是受其传闻证据排除法则所制约的。

专家证人除具备以上条件外，还必须是在某一领域具有专门性知识和技能的人，并且其证言必须有助于陪审团认定事实。

在美国，对儿童和意志受损害的人是否能作证人，没有硬性的规定。

年龄的大小和意志是否受到损害本身并不影响其证人的资格，只要法官认为儿童具有观察、记忆和谈话能力并理解宣誓作证的性质和后果，意志受损害的人具有感知、记忆、表达能力并理解其说真话的义务，就可以充当证人。

此外当事人及其配偶、鉴定人也可以充当证人。

对每个人都有资格作为证人的例外规定是：“主持审判的法官不能在该审判中充当证人提供证词”，“陪审团成员不能在自己充当陪审的案件中作为证人提供证词”。

（注：卞建林译：《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和证据规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1页。

）我国没有专门的证据法或证据规则，因而对证人的资格问题是由新刑诉法第48条作出原则规定的，即证人必须是知道案情、能辨别是非和正确表达的人，并且规定“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证人”。

从上述中美刑事诉讼关于证人资格问题的法律规定不难看出，两国对这一问题的立法各有其优势与缺陷。

美国关于证人资格立法的可取之处在于：（1）明确了证人的范围；（2）明确规定了取得证人资格的最重要条件，即证人必须对待证事项具有亲身体验。

其缺陷在于：（1 ）将当事人、鉴定人也作为证人，在法理上难以成立；（2 ）儿童和意志受损害者的证人资格由法官认定，容易导致法官的主观随意性，从而影响公正判决。

我国新刑诉法在此问题上值得肯定之处在于，它没有简单照搬英美的做法，而是把被害人陈述以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还有鉴定结论都作为独立的证据，因而当事人和鉴定人都不是证人。

但其缺陷也是明显的：（1）对哪些人可以做证人，没有具体明确的规定。

因为“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并不等于知道案情的所有人都可充当证人。

（2 ）对“知道案件情况”的真实含义没有具体规定，使得证人资格的认定缺乏最重要的条件，因而容易产生对其理解上的分歧。

如何完善我国刑事诉讼证人资格问题。

笔者认为应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1、必须从法理上解决什么是证人的问题。

笔者认为证人应具备以下四个条件：第一，证人必须是亲自耳闻目睹案件情况并陈述自己所了解的案件情况的第三人；第二，证人必须是不可选择、不可替代、不能指定的人；第三，证人必须是对自己所了解的案件情况能辨别是非并能正确表达意思的人；第四，证人必须是具有感知案情并对自己所作伪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能力的自然人。

综合这四个条件，所谓证人可界定为：作为第三人而存在的、亲自耳闻目睹案情、能辨别是非和正确表达、具有不可替代和不可指定性质、并向司法机关陈述自己所了解的案情的自然人。

按照这一界定，当事人不能充当证人，因为证人应是第三人；本案的鉴定人、辩护人以及办理本案的司法人员不能充当证人，因为他们在本案中可选择、可替代，也可指定；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年幼者是否可作证人，取决于他们是否亲自耳闻目睹案情并是否能辨别是非和正确表达，必要时应对其进行精神分析鉴定和测试：“单位”不能充当证人，因为它不能“亲自感知”案情，不具有主观判断和认知能力，无所谓作伪证的问题，因而也无法让其承担作伪证的法律责任。

至于当事人的近亲属是否可以作为证人，回答应是肯定的，只是应严格审查其证言的可靠性。

而法定代理人参加诉讼时，如果他原来亲自耳闻目睹了案情，那么他能否兼作证人，笔者认为原则上应该是肯定的，但同样要严格审查其证言的真实性。

2.应在立法上明确规定“知道案件情况”的具体含义，制定传闻证据的排除法则，并采用概括和列举相结合的方式具体规定证人的范围。

二关于证人证言的提供和询问证人的程序问题《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规定，证人必须“在公开法庭以言词方式作证”（注：卞建林译：《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和证据规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5页。

），这是美国刑事诉讼的一条基本原则。

《美国联邦证据规则》进一步规定，“法庭可以自己提议或者根据当事人的建议传唤证人”，证人到庭后，不仅“所有当事人均有权对传唤的证人进行交叉询问”，而且法庭也“可以询问证人”。

（注：卞建林译：《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和证据规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6页。

）按照美国刑事诉讼的这种言词原则和直接原则，只有在证人被法庭以特权为由裁定免除作证，证人拒绝作证、证人失去记忆、证人死亡或正患身体和精神上的疾病、证人未出席听证等不能出庭作证的情况出现时，才可以出示庭外证词，其目的在于保证证人证言的可信性。

《美国联邦证据规则》还规定了询问证人的程序。

首先，“作证前要求每个证人声明如实提供证词，通过宣誓或虽不宣誓但以某种旨在唤醒证人良知和加深证人责任感的方式来进行”（注：卞建林译：《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和证据规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1页。

），如可以用其宗教信仰允许的形式或誓愿来代替宣誓，其效力与宣誓相同。

其次，按起诉方、被告方的顺序依次询问双方证人，如果被告方不传唤证人，则询问起诉方证人后，询问证人的程序即告结束。

最后，在双方均传唤了证人的情况下，询问证人时，各方证人先由本方当事人主询问，后由对方当事人反询问，即进行交叉询问。

在直接询问时不能提出诱导性问题。

只有对方当事人进行反询问时才允许提出一般的诱导性问题。

此外，询问证人时，根据当事人的请求或法庭依自己的提议可以命令证人退场以便他们听不到其他证人的证词。

（注：卞建林译：《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和证据规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5～116页。

）我国新刑诉法没有明确规定直接原则和言词原则，但似乎又包含了其中的某些内容。

按照第97、99、95和157条的规定，侦查人员询问证人可以到证人的所在单位或住处进行，可以由侦查人员笔录证言，也可以由证人亲笔书写证词；在审理时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应该当庭宣读。

这些说明我国并没有硬性要求证人必须到庭以言词方式直接作证。

但第151、159条又规定，公诉案件应通知证人到庭，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还有权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

并且第47、156 条要求，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的讯问、质证，公诉人、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经审判长许可，可以对证人发问，审判人员也可以询问证人。

这些又说明我国刑诉法对直接原则和言词原则给予了一定程序的肯定。

从上述中美刑事诉讼有关证人证言的提供和询问证人的程序问题的法律规定来看，美国刑事诉讼及证据规则的可取之处在于：（1 ）对证人证言的提供方式要求比较严格，对什么属于“不能到庭作证”的情况规定比较具体。

（2 ）对询问证人的程序以及如何进行交叉询问作了具体规定，并对直接询问中的诱导性提问作了限制性规定。

在美国联邦宪法第 6 条修正案中还将被告人反询问对方证人的这项诉讼权利上升到宪法权利的高度，表明美国法律对被告人权利的重视。

（注：《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第六条、第五条修正案，参见〔美〕杰罗姆·马伦、托马斯·迪恩斯著，刘瑞祥等译：《美国宪法概论》附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26页。

）其缺陷在于，将宣誓作为保证证人如实陈述的方法，既反映了刑事诉讼的形式主义倾向，也反映了神示证据制度在美国刑事诉讼中的残余影响。

我国刑诉法摒弃了作证必须宣誓的形式主义做法，对证人的到庭和证人证言的采集作了具体规定，并且规定了对证人证言必须经过双方讯问和质证。

但由于没有将言词原则和直接原则作为审判原则加以明确规定，没有规定庭审时对证人进行交叉询问，也没有规定在什么情况下不允许或允许诱导性提问，因此使得通知证人到庭和询问证人的程序显得软弱无力，对证人证言的问证难以充分地进行，更难以保证证人证言的可信性。

此外，在第97条中虽然规定侦查人员询问证人应当个别进行，但是在庭审程序中对此却没有作出任何规定，这不能不说是在如何询问证人问题上的一大缺陷。

根据以上分析比较，笔者认为，在我国刑事诉讼审判方式改革的过程中，可以借鉴美国刑事诉讼和证据规则中的一些好的做法，来完善证人证言的提供和询问证人的程序问题。

1、在适当时机可以谋求修改刑诉法的有关内容，使该问题更加具体明确，或者可以另行制定证据法或证据规则，使之具体化、明确化。

2、应将证人必须在法庭上以言词方式作证作为基本原则予以规定。

这样既有助于判断证人证言的可信性，又可以使证言中不清楚或矛盾之处得到及时澄清。

此外通过对证言进行反询问也可以使证言的效力得以确定。

确立这一原则不仅可以有效防止审判人员先入为主的弊端，而且也有利于实现控辩双方机会均等的问证和双方诉讼地位的平等。

3、在言词原则和直接原则的基础上，对证人不能到庭口头作证的例外情况应作出具体规定，制定书面证词的采用规则。

4、对证人进行询问的程序以及如何进行询问也应作出具体规定。

对此，英美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的交叉询问规则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它不仅有利于查明案件的真相，而且有利于彻底贯彻言词原则和直接原则。

三关于质疑证人问题为了保护证人证言的可信性，《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607至610条，设立了质疑证人的程序，即通过对证人表示不信任从而使法官和陪审团怀疑该证人证言的可信性。

《美国联邦证据规则》规定，对证人的诚信问题，任何一方当事人都可以提出质疑，可以通过提供评价证据和名声证据来进行抨击，也可以用曾被定罪这一证据提出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