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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课程班课程论文课程名称：中国古代史任课教师：张荣强教授授课起止时间：学生姓名：***研究生院制试论出土文献对古代史研究的重要作用一、出土文献的历史学研究意义李大钊在其《史学要论》中说：“历史学就是研究社会的变革的学问，即是研究在不断的变革中的人生及为其产物的文化的学问”。
梁启超在其《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说：“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
人类历史是建立在人类生产活动基础之上的人类自我完美的自然发展过程。
历史学能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为人类的发展指明方向，而历史学为人类提供借鉴作用的大小则取决于它的客观真实性程度。
所以史学是求真的学问。
“凡学都所以求真，而历史为尤然” 1。
“历史”有自己的特点，与其他学科研究的对象有所不同。
历史随时随地在发生，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消失，其客观性也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或者改变。
历史认识涉及相互影响的三个方面：客观的历史实际、历史资料、历史研究者。
这与自然科学研究不同。
自然科学工作者可以对研究对象反复观察，重复实验，研究者能够直接观察研究对象。
历史研究者所研究的历史过程不能重演，大多数情况下，历史研究者并不能亲眼看到客观的历史实际，他要认识历史实际，必须通过历史实际遗留下来的遗迹——史料来进行。
也就是说，史料是历史研究者认识历史实际的中间介质。
这就是历史研究比其他研究特殊的地方。
传统史学的研究，多依据传世文献，因纸质文献不易保存，在流传过程中，受各种人为因素（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制约，总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歪曲和变异。
而考古获得的文字资料就不一样，它是我们能直接看到的古代原始遗存（也有极少数出土文物为后代仿前代的），因此具有更高的学术价值2。
现代考古学产生、发展以来，不断发现的大量出土的文化遗存中的文献资料，为史学特别是古代史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原始材料，为历史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
王国维在其《古史新证》中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1 李大钊《史学要论》。
隋唐史书目基本古籍1、（唐）魏徵等撰《隋书》，中华书局点校本，1973年；2、（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3、（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4、（宋）薛居正等撰《旧五代史》，中华书局点校本，1976年。
5、（宋）欧阳修撰《新五代史》，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6、陈尚君撰《旧五代史新辑会证》，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7、（宋）司马光等撰《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点校本，1956年；8、（唐）温大雅撰《大唐创业起居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9、（唐）韩愈撰《顺宗实录》，收入《韩愈文集》；10、（唐）杜佑撰《通典》，王文锦、王永兴等点校，中华书局，1988年；11、（宋）王溥撰《唐会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12、（唐）李林甫等撰《唐六典》，陈仲夫点校，中华书局，1992年；13、（唐）萧嵩等撰《大唐开元礼》，民族出版社，2000年；14、（唐）王泾撰《大唐郊祀录》，民族出版社，2000年；15、（唐）长孙无忌等撰《唐律疏议》，刘俊文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16、（宋）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商务印书馆，1959年；17、（日）仁井田陞撰《唐令拾遗》，日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18、（日）池田温等《唐令拾遗补》，日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7年；19、黄正建主编《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中华书局，2006年；20、（唐）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图志》，贺次君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21、（唐）李泰编、贺次君辑校《括地志辑校》，中华书局，1980年；22、（宋）乐史撰《太平寰宇记》，中华书局，2007年；23、（元）骆天骧撰《类编长安志》，黄永年点校，中华书局，1990年；24、（清）徐松撰《唐两京城坊考》，中华书局，1985年；25、（唐）玄奘、辩机撰、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26、（唐）慧立、彦悰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华书局，1983年；27、（日）元开撰《唐大和上东征传》，中华书局，1979年；28、（日）圆仁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年；29、（唐）樊绰撰、向达校注《蛮书校注》，中华书局，1962年；30、（唐）林宝撰《元和姓纂（附四校记）》，中华书局，1994年；31、（清）赵钺、劳格撰《郎官石柱题名考》，中华书局，1992年；32、（清）徐松《登科记考》，中华书局，1984年；33、（唐）吴兢撰、谢保成集校《贞观政要集校》，中华书局，2003年；34、（唐）姚汝能撰《安禄山事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35、（唐）张鷟著《朝野佥载》，中华书局，1979年；36、（唐）封演撰《封氏闻见记》，中华书局，1958年；37、（唐）李肇撰《唐国史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38、（唐）刘肃撰《大唐新语》，中华书局，1984年；39、（唐）赵璘撰《因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40、（唐）段成式撰《酉阳杂俎》，中华书局，1981年；41、（五代）王定保《唐摭言》，中华书局，1960年；42、（五代）孙光宪撰《北梦琐言》，中华书局，2006年；43、（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中华书局，1982年；44、（宋）王谠撰、周勋初校证《唐语林校证》，中华书局，1987年；45、（宋）李昉等编《文苑英华》，中华书局，1966年；46、（清）曹寅待等编《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47、（清）徐松等编《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48、（唐）徐坚等撰《初学记》，中华书局，1980年；49、（唐）白居易《白氏六帖事类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50、（宋）李昉等编《太平御览》，中华书局，1960年；51、（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中华书局，1960年；52、（清）王昶撰《金石萃编》，中国书店，1985年；53、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2001年；54、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合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1—10册，图文本1-4册)，文物出版社，1981-1991年、1992-1996年；55、（日）池田温撰《中国古代籍帐研究》，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79年；56、（日）小田义久主编《大谷文书集成》(壹、贰、叁)，法藏馆，1984、1990、2003年。
《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读后
郝春文
【期刊名称】《敦煌研究》
【年(卷),期】2009(000)001
【摘要】由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的《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作为“吐鲁番学研究丛书甲种之二”于2008年4月由中华书局出版。
此书为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学研究院和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三个单位的合作成果，三位主编为以上三个单位的代表，参加编纂者也有半数以上出自以上三个单位，另外尚有数位是来自其他单位的相关研究人员。
【总页数】3页(P112-114)
【作者】郝春文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100037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G257.3
【相关文献】
1.《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的书法史研究价值 [J], 毛秋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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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近年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概述 [J], 吴大旬;陈延安;张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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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唐开元礼》的性质及行用问题内容提要：本文在考释敦煌、吐鲁番两地所出《开元礼》残片的基础上，对《开元礼》的性质及行用问题进行了探讨。
文章指出，《开元礼》是汉魏以来五礼的规范和总结，是礼的一般性原则规定，在唐代受到礼经一样的尊崇，其与仪注之间是体、用关系，二者不能完全等同。
尽管《开元礼》中一些礼仪如“养老礼”在唐代并未推行，但它的基本原则和规定在唐代中后期是得到遵循的，而且对当时的国家礼仪生活仍然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从这一意义上讲，《开元礼》在唐代是基本得到行用的。
关键词：《开元礼》残片《开元礼》性质行用众所周知，中国自古以来即号称礼仪之邦，一部二百卷的《通典》，仅礼典部分就达一百卷，占了全书的一半，可谓真实写照。
成书于唐玄宗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的《大唐开元礼》，是古代礼制的集大成者，它上承先秦汉魏，下启赵宋，在中国古代礼制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迄今为止，中外学术界对唐礼及《开元礼》的研究业已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仍有不少问题值得作进一步的探讨。
近年来，敦煌吐鲁番文书中《开元礼》残片的发现，为深入研究唐礼及《开元礼》提供了非常珍贵的资料。
本文拟在前贤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对《开元礼》的性质和行用等问题进行若干粗浅探讨，不当之处，尚望方家不吝赐教。
一、敦煌吐鲁番所出《开元礼》残片考释荣新江教授在2003年发表的《唐写本中の「唐律」「唐礼」及びその他》一文中，首次披露了一件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文书、编号为周字七○A号的《开元礼》残片。
该文书前后缺，存11行，楷书，书法工整秀丽，兹引录荣先生录文(前缺)1 太祝入奠版于神坐出还罇所2 皇帝拜讫乐止太常卿引3 皇帝诣4 高祖罇彝所执罇者举幂侍中取爵于坫进5 皇帝受爵侍中赞酌泛齐讫大明之舞作太常卿引6 皇帝进7 高祖神坐前北向跪奠爵少东俛伏兴太常卿又引8 皇帝出取爵于坫酌醴齐讫太常卿引9 皇帝入诣神坐前北向跪奠爵少西讫太10 常卿引11 皇帝出户北向立乐止太祝持版进于(后缺)以上划线部分为原文书所抄文字，未划线部分则为荣先生据光绪十二年洪氏公善堂校刊本《开元礼》(以下简称刊本) 所补。
吐鲁番、黑水城出土《急就篇》《千字文》残片考辨《急就篇》《千字文》是我国古代识字类童蒙读物的代表作，在古代社会中流传甚广，影响至巨。
作为出土文献之一大宗――吐鲁番出土文书中也有不少的《急就篇》《千字文》抄本留存；时代稍晚的，黑水城遗址所出汉文文献中也有《千字文》抄本出现。
对于这些抄本，学者多有关注，也有一定数量的研究成果发表。
但因吐鲁番文书、黑水城文书均为出土文书，其发掘时间、公开日期先后不一，因此，仍有一定量的《急就篇》《千字文》抄本未为前辈学者所留意。
笔者在研阅德国和日本所藏吐鲁番文书、俄藏和我国所藏黑水城文书过程中，陆续有所发现，将它们与前人的成果加以比对，知部分残片虽前人已认定，但仍有进一步研讨的必要。
故笔者在前人基础上，结合自己的新发现，将这些内容略加梳理，整理成文，以示同好。
1.Ch407V（T Ⅱ2024）。
残片，首尾及上下均残。
正背两面书，正面存5行，所抄为（《大般涅??经》第7卷之文字；背面存残文3行，《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下称“（《总目（欧美卷）》”]拟题“残文”[荣新江：《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
今由国际敦煌项目（The International DunhuangProject，下称“IDP”）得见本号图版。
其背面所存文字，从右至左依次为“？？延年？”“？？步昌周？”“？？？？？？”。
由残存的“延年”“步昌”等字看颇似人名用字，我们由汉代童蒙字书《急就篇》中找到“宋延年，郑子方；卫益寿，史步昌；周千秋，赵孺卿；爰展世，高辟兵”等人名字句。
我们若将上引《急就篇》中字下加下画线的部分与本残片残存文字加以对比，可以发现显然它们即本残片背面所抄之文字的来源，故本残片背面之文字当定名为（《急就篇》。
（图1）2.Ch2612。
本号辖首尾及上下均残的残片2片，正背两面书。
正背面之文字，《总目（欧美卷）》均拟题“佛典残片”。
今据IDP所载图版的书风与字体来看，2片当出自同一人所抄的同一写卷，经进一步研判，发现它们可以缀合，二者衔接处密合（图2）。
二十年来中国大陆景教研究综述(1982—2002)(一)中国景教的研究肇始于明末天启间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发现及对碑文的解读,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随着敦煌、吐鲁番、内蒙古、泉州等地景教遗物的发现,其研究渐趋深入,可以说,中国景教的研究是随着景教遗物的出土而前进的。
国内的研究至朱谦之《中国景教》出版而成一总结。
是书作于1966年,至1993年才由东方出版社出版,同时又由人民出版社作为哲学史家文库的一种再版。
其关于景教的介绍,虽以中国的情况为主,但亦用不少笔墨述及其他地区;虽以引诸家之说为多,然其内容架构、课题的提出已足资后来者所用,比如其中关于景教受摩尼教、祆教、儒学、佛教、道教之影响的论述便可见一斑。
此书附录过录了景教碑的汉文、叙利亚文铭文,附录二为“中国景教研究参考书要目”。
对此书的介绍有黄心川《朱谦之与〈中国景教〉》(《世界宗教研究》1993年第1期)、黄夏年《〈中国景教〉简介》(《中国天主教》1994年第1期)。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新的景教遗物的发现和考定,中国大陆的景教研究又出现了一个高潮。
这20年来的研究专着有江文汉的《中国古代基督教及开封犹太人》(知识出版社,1982年)、翁绍军校勘并注释的《汉语景教文典诠释》(三联书店,1996年)。
《中国古代基督教及开封犹太人》一书包括《景教》、《元朝的也里可温》、《中国的犹太人》这三个独立的部分。
《景教》部分介绍了西方文献中唐以前基督教传入中国的传说,指出那只是传说不是史实,介绍了唐太宗的宗教政策,主要部分是对景教碑的研究,著录了景教碑的汉文部分并作了翻译,另外附录敦煌文献中的七篇景教文献,稍作注解。
《元朝的也里可温》有“景教在元朝的再现”一部分,介绍了长老约翰王(ＰｒｅｓｔｅｒＪｏｈｎ)的传说和元朝的著名景教人物雅八拉哈(Ｙａｂａｌａｈａ,原名Ｍａｒｋｏｓ)、巴扫马(ＢａｒＳａｗｍａ)、马薛里吉思(ＭａｒＳａｒｇｉｓ)的事迹,附录《镇江大兴国寺记》。
敦煌文献的分布英国——藏卷最多最长者英国藏卷都是斯坦因第二次、第三次中亚探险时所得，凡是汉文、粟特文、突厥文、回鹘文文献皆归伦敦的英国博物馆保管；凡是于阗文、龟兹文、藏文、婆罗谜文文献皆归伦敦的印度事务部图书馆保管，绘画则由资助斯坦因探险的英国、印度分藏。
1973年，由于英国图书馆东方部与英国博物馆分立，所以原在英国博物馆东方图书与写本部的斯坦因敦煌收集品全部转移到新建的英国图书馆藏书库保管，现在编号S．00001－S．13624和P．01－20，“S.”是斯坦因（Stien）的缩写，所编皆为手写本，“P.”是印刷品（Printer）的缩写。
在13624号写本和20号印本中，S．00001-S．6980和P．01-19号是最早由英国学者翟林奈博士（Dr. Lionel Giles）编目的，并于1957年出版《英国博物馆藏敦煌出土汉文写本注记目录》，不久在日本学者努力下这部分内容全都摄成缩微胶卷公布于世，我国学者刘铭恕据以编成《斯坦因劫经录》，与王重民所编《伯希和劫经录》等合为《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一书，于1962年5月出版。
其内容又印入了台湾黄永武主编的《敦煌宝藏》大型图册中，黄永武还续编了S. 6981-S.7599号的卷子。
1991年，荣新江将S．6981－S．13624号中的非佛教文献编为《英国图书馆藏汉文非佛教文献残卷目录》一书并于1994年出版，其内容则全部印入《英藏敦煌文献》一书共15册中。
藏于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敦煌藏文佛教文献共765卷，已由比利时藏学家瓦雷·普散编入《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所藏敦煌出土藏文写卷目录》中，其后还附录日本学者从藏文、于阗文卷子背面著录的汉文内容的目录163号。
由于斯坦因最早进入藏经洞直接获得大批卷子，王道士又是把大捆的因而比较完整的卷子最先提出来，所以英藏卷子最多而又最长（俄藏号数虽多，但分量并不大）。
法国——藏卷最精最广者法国收藏的敦煌文献都是伯希和1908年所得收集品，全部在巴黎的法国国立图书馆东方写本部，有汉文写本3600馀号，回鹘文写本300馀号，粟特文写本78号，于阗文写本66号，藏文写本2216号，另有梵文写本若干卷和未编号藏文写本900馀号。
从“补史”到“重构”——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中古史研究荣新江历史研究工作者所面对的文字史料，大略可以分为“原始史料”和“编纂史料”。
前者一般是指没有经过人为修饰而直接留存下来的史料；后者则指学者、文人编写的著作、撰写的文章，是经过各种编纂过程的史料。
中国历史上留存下来的史料非常丰富，而且种类繁多，但明清以前，真正的“原始史料”却十分缺乏。
在“编纂史料”中，有纪传体的正史，有编年史、政书、地志、行纪、谱牒等，这些史料应当说是提供给今天的人们认识历史真相的主要依据，但也不能不承认有些史料有其自身的偏见和倾向。
比如官方史家站在“天朝大国”的立场上，往往对周边民族和国家采取蔑视的态度，因此也就没有对其做详细的记载，而是放在“四夷传”中，用简洁的笔墨略加记录，文字篇幅有的不如中原人物的一篇传记；而且所记内容也是从中原的立场出发，重点在人口、兵员、至中原都城的里程、土产和朝贡情况，均从中原王朝加以控制的角度和朝贡制度方面记载；对于该王国、部族的语言、民俗、宗教信仰、典籍文化等等，往往付之阙如。
经行西域地区的一些僧人传记，比如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在某些方面可以弥补正史的缺陷，但玄奘是一位信仰大乘佛教的僧侣，对西域小乘佛教王国的信仰与教义不屑一顾，对信奉非佛教的婆罗门或琐罗亚斯德教徒，更是加以斥责，可以说没有留下详细、准确的记载。
当后现代思潮来临之际，传统史料的可信度受到质疑，更有甚者，认为依据传统史料所做的史学研究都是不可信任的。
虽然这些说法并不能颠覆已经建立的史学大厦，笔者也不赞同这样的看法，但毕竟传统史料有其不可弥补的缺陷，是经过“作者”们从不同的角度“选材”而“撰写”出来的。
相对而言，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和吐鲁番盆地各个遗址发现的文书和文献就显现出其自身的价值。
这并不是说新发现的就是第一手资料，敦煌吐鲁番文献构成非常复杂，需要仔细区分。
在敦煌吐鲁番文献中，传抄的典籍、单篇的僧传、德政碑、邈真赞、墓志、发愿文，以及纪实性的变文、词曲等，都属于编纂史料，是人们有意而为之的文字。
与此同时，敦煌吐鲁番文献中还有一大批属于狭义的“文书”材料，如朝廷颁下的敕书、各个官府部门之间往来的牒状、各种功能的官文书、官私书信、民间契约、杂写、学童习字等，都是没有经过人为修饰的“原始史料”，异常珍贵。
面对陆续发现和公布的敦煌吐鲁番文书，学者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的研究取向，是利用这些文书来“补史”、“证史”，比如利用《常何墓志》来补说玄武门之变，用计帐、户籍、手实来论证北朝隋唐的均田制作者简介：荣新江，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北京，100871。
度，用府兵番上名籍和征镇名籍来研究府兵制到募兵制的过渡，以及从行军制到镇军制的转换，诸如此类，总体思路是用敦煌吐鲁番文书来补正中原的制度史和唐朝的政治史。
如今从另一个角度看，由于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关注点不同，历代的“编纂史料”主要记录的是政治史和制度史，从社会阶层上来看，主要是社会上层人物的历史，而且是男性社会的历史，缺少反映社会其他阶层、女性以及边疆族群的材料。
敦煌吐鲁番文书产生于地方社会和边疆地区，留存了许多包括下层、女性、少数族群的“原始材料”，为今天研究社会史、女性史、边疆民族史、儿童史，以及环境史、疾病史等许多方面提供了鲜活的材料，而且没有经过任何人的“编纂”，可以让今天的学者避开传统史家的误导，直接观察当时事件发生的情形，从原始档案撰写史学文章。
吐鲁番文书有许多来自阿斯塔纳的墓葬，这些墓葬出土的文书，除了衣物疏、契约和一些特殊文本为有意埋藏的文书外，大多数都是作为制作丧葬品的用纸而留存下来的。
这些用纸往往因为死者或其家属成员的关系，集中得到某个官府或私人的废弃文书，又集中二次利用而埋入墓中。
这就给今人留下了一批主题内容相对集中的材料，人们从中可以仔细观察唐朝西州社会的某个方面。
李方《从史玄政的一生看高宗、武则天时期昭武九姓胡人的生活状况》一文，就是利用吐鲁番阿斯塔纳35号墓出土的一组文书，描绘出史玄政这位出身异族的乡间小吏各个方面的生活情景。
①韩森（Valerie Hansen）《传统中国日常生活中的协商：中古契约研究》一书中，也利用一组契约和衣物疏、墓志铭，展现了西州折冲府卫士兼放高利贷者左憧熹的生平，以及通过契约与之相关的社会网络。
②吐鲁番阿斯塔纳第506和509号墓都是属于张氏家族的墓地，其出土文书非常丰富，有助于了解唐朝西州天山县乡里社会的面貌。
天山县位于吐鲁番盆地的西南境，向南越过天山，即进入塔里木盆地的西域绿洲国家，是唐朝初年直辖州县的最西境，所以这组文书益显珍贵。
其核心史料是509墓出土的《唐西州道俗合作梯蹬及钟记》，文字如下：（前缺）腹。
县令王□（韶?）、丞王□等，□□□□□□（主）簿马琼、尉卫综、阮玉等，寮彩（采）咸斯水镜，群司仰其朱绳。
清风入百姓之怀，令誉传耆旧之口。
衙官将军赵献璋、张承晖、王休升等，溢气雄图，怀奇妙略，行资孝悌，文翰芳猷。
乡官折冲张无价、中郎麴淑、张景阳、曹玄仲、张游鹤、麴嘉忠、麴从一、麴琦、杨雅俗、马龙、竹楷、麴惊等道门领袖，助施虔诚。
大德僧清朝、惠超、法朗、明远、惠想、法善等法主桥梁，常行不二。
道门威仪氾栖霞、链师阴景阳等道体清虚，逍遥物外。
当观道士张真、张岩、范仙、苏虚、申屠甚、康鸾、苏熹、索名等仰凭四辈，共结良缘，不惮劬劳，作斯梯蹬。
观主张驾鹤龀岁参玄，龆年入道，真元湛寂，抱一无亏，建造鸿钟，救拔黎庶。
闻声者九幽罢对，息向者六府停酿。
俱沐此恩，咸登乐道。
（道教符箓）③这是宝应元年（762）和大历四年（769）间天山县某道观的道士们为了建造一口鸿钟和大概是钟楼的梯蹬所写的一篇记录，前面是对天山县县令及属下丞、主簿、尉及衙官将军等人的颂词，其后依次赞颂乡官折冲张无价、中郎麹淑等道门领袖，清朝、惠超等大德僧人，以及道门威仪氾栖霞、链师阴景阳等，最后①季羡林等主编：《敦煌吐鲁番研究》第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65～286页。
②V.Hansen,Negotiating Daily Life in Traditional China.How Ordinary People Used Contracts600～1400,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5,pp.33～39.③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第4册，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335页。
记当观道士张真等作梯蹬，观主张驾鹤造鸿钟之事。
这里罗列的张氏、麹氏、曹氏、杨氏、马氏，都是高昌国到唐西州时期的地方大姓，显然是乡里社会控制力的把握者。
其中的领袖人物显然是张无价，他出身南阳张氏，是高昌国王后张太妃和大臣张雄的后裔。
根据509号墓出土的《唐西州天山县申西州户曹状为张无瑒请往北庭请兄禄事》和506号墓出土的《唐天宝十载（751）张无价告身》，张无价在天宝十载以前曾任“行官、昭武校尉、行左领军卫燉煌郡龙勒府右果毅都尉、员外置同正员”，这是他的员外官，实职是北庭乾坑戍主，但是在开元十七年（729）被安西节度使吕休琳奏充四镇要籍，在安西四镇效力。
①天宝十载，因在安西四镇平石国及破九国胡并背叛突骑施等的战役中立功，改任“游击将军、守左威卫同谷郡夏集府折冲都尉、员外置同正员”。
后来以员外官的折冲衔致仕，回乡后著籍为天山县人，担任具有社会地位而没有职事的“乡官”，号称“乡官折冲”，是地方绅士一类的人物。
他信奉唐玄宗大力推崇的道教，成为出身地方豪族的道门领袖，卒于大历四年（769）。
有意思的是，这位道门领袖的女儿却出家为尼，法名法慈，任马寺的上座。
②她主持其父的葬仪，按道教的方式写了《买阴宅地契》，将其父安葬于高昌城北的祖茔。
③其弟张无瑒为前安西都护府流外官，应当也是天山县的一方人物。
在以下的道门领袖中，以麹氏人物最多，他们显然出自高昌王国的王族麹氏。
根据吐鲁番出土文书、墓志、碑铭，麹氏并未因高昌国的灭亡而衰落下去。
贞观十四年（640）唐朝虽把高昌王掳到长安，但不久就派其弟麹智湛出任西州都督，因此麹氏在高昌的势力一直存续下来。
麹氏原本是高昌地区佛教的有力支持者，但到唐朝中叶，他们也接受了新王朝的洗礼，变成道门领袖。
另一位张姓人物张游鹤，又见于《唐西州道俗合作梯蹬及钟记》文书的正面所写的《宝应元年（762）康失芬行车伤人案卷》。
这是有关粟特胡人史拂那男金儿和曹没冒女想子在张游鹤店门前坐着玩耍时，被处蜜部落百姓康失芬辗伤一事的案卷文书。
④“张游鹤店”显然是张游鹤经营的某种店铺，位于城南门口交通要道的位置，表明他必为当地殷实人家。
张游鹤与主持建造鸿钟的观主张驾鹤只有一字之差，按照汉人起名的习惯，两人应是兄弟行，一个人在家植业，为当地道门领袖；一个人入道为观主，为出家道士，一观之主。
由此可见，张驾鹤也出自富裕人家。
杨雅俗见506墓出土的《唐天宝七载（748）杨雅俗与某寺互佃田地契》，因为他要寄住南平城，所以把在高昌郡城樊渠的一块四亩的田与在南平城南某寺的一块三亩的田互换耕种，⑤表明他是土地拥有者，时年24岁。
文书的保人之一是他的兄长杨处俗。
从兄弟二人的名字来看，当出自士人家庭。
竹楷全名竹真楷，又见于509墓出土的《唐某人与十郎书牍》，其中提到“当城置城主四、城局两人、坊正、里正、横催等在城有卌余人，十羊九牧”，竹真楷的文状这些地方小吏不肯署名。
⑥视其语气，竹楷①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第4册，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334、392～393页。
②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第4册，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559～562、575～579页。
参见［日］町田隆吉：《唐西州马寺小考——八世纪后半の一尼寺の寺院经济をめぐつて》，《驹泽史学》第45号，1993年，第167～194页。
③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第4册，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395页。
关于张无价墓,参见V.Han⁃sen,Negotiating Daily Life in Traditional China.How Ordinary People Used Contracts600-1400,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5,p.159.④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第4册，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329页。
⑤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第4册，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567页。
⑥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第4册，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336页。
必为当地有势力者。
506墓出土的《唐天宝十三载（754）杨晏租田契》的田主名叫竹玄果，①同墓出《唐至德二载（757）杨晏租田契》的田主名叫竹玄过，②可能都出自同一竹氏家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