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吐鲁番文书

朱雷《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丛》评介(1)本书是武汉大学朱雷教授最新编撰的一部论文集。

这部论文集共收论文二十三篇，最早的一篇发表於二十多年前(1980年)，最晚的一篇为近年(1999年)撰成。

没有明确分类，根据内容似可分为三组：第一组为高昌历史研究，七篇，依次为：《吐鲁番出土北凉赀簿考释》、《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所见的北凉“按赀配生马”制度》、《出土石刻及文书中北凉沮渠氏不见于史籍的年号》、《论麴氏高昌时期的“作人”》、《麴氏高昌王国的“称价钱”》、《敦煌藏经洞所出两种麴氏高昌人写经题记跋》、《龙门石窟高昌张安题记与唐太宗对麴朝大族之政策》。

第二组为唐代籍帐研究，八篇，依次为：《唐代“手实”制度杂识》、《唐代“点籍样”制度初探》、《唐“籍坊”考》、《唐代“乡帐”与“计帐”制度初探》、《〈唐律疏议〉中有关“部曲”法律条文的现实意义》、《唐“职资”考》、《敦煌两种写本〈燕子赋〉中所见唐代浮逃户处置的变化及其他》、《敦煌所出〈索铁子牒〉中所见归义军曹氏时期的“观子户”》。

第三组为唐代均田、勋告、府兵等杂撰，七篇，主要为：《唐代“均田制”实施过程中“受田”与“私田”的关系及其他》、《跋敦煌所出〈唐景云二年张君义勋告〉》、《唐开元二年西州府兵——“西州营”赴陇西御吐蕃始末》、《敦煌所出〈唐沙州某市时价簿口马行时沽〉考》、《吐鲁番出土天宝年间马料文卷中所见封常清之碛西北庭行》、《敦煌所出〈万子、胡子田园图〉考》、《P.3964号文书〈乙未年赵僧子典儿契〉中所见的“地水”》。

此外，还有一篇，名为《东晋十六国时期姑臧、长安、襄阳的“互市”》，由于其中仅提到1907年敦煌西北长城烽燧遗址出土的西晋末年粟特文信札，没有利用敦煌藏经洞文书和吐鲁番出土文书，故本书将该文放在最後，作为附录。

现依次摘要评介如下：《吐鲁番出土北凉赀簿考释》是朱教授的成名作。

该文在贺昌群、宿白、池田温、掘敏一等先生探讨的基础上，首次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三件计赀文书与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室藏二件计赀文书综合加以研究，并定名为“北凉承平年间(443—460年？)高昌郡高昌县赀簿”，得到学术界普遍赞同。

吐鲁番文书名词解释
吐鲁番文书是指在中国新疆吐鲁番地区出土的古代文书，主要记录了吐鲁番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历史资料。

以下为一些吐鲁番文书中出现的名词解释：
1. 玉门关：位于黄河上游的玉门峡口处，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关隘之一。

2. 焉耆：位于今新疆且末县东南，古时是西域重要的城市之一。

3. 康国：古代中国的少数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新疆西部地区。

4. 鸟苑：古代的动物园，里面收藏了各种珍稀动物，包括鸟类、野兽等。

5. 大秦国：指古代中国汉朝时期与之交往的西域国家，主要是罗马帝国的前身。

6. 月氏：古代西域游牧民族，主要分布在今新疆沙雅、库车、阿克苏等地。

7. 车师：古代西域游牧民族，主要分布在今新疆吐鲁番、哈密、疏勒等地。

8. 回纥：古代游牧民族，主要分布在今新疆伊犁、塔城、阿勒泰等地。

9. 葱岭：位于吐鲁番盆地北部，是连接新疆和甘肃的重要通道。

10. 龟兹：古代西域国家之一，位于今新疆库车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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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鲁番出土文书的数量及语种吐鲁番作为丝绸之路重镇和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在历史上创造了独特的绿洲文化。

后来由于丝绸之路陆路商道的衰落及其他各种原因，吐鲁番逐渐被历史所遗忘。

他各种原因，吐鲁番逐渐被历史所遗忘。

19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近代西方文明的兴盛，对中亚及我国古代西域地区的探险活动的开始，一批又一批的外国探险队到吐鲁番及新疆其他地区，通过发掘、收购等手段，获取并带走了大量文物，这其中包含许多古代西域出现过的各种文字的文书。

多古代西域出现过的各种文字的文书。

一、国外藏吐鲁番出土文书一、国外藏吐鲁番出土文书来吐鲁番进行考察、考古的外国探险家主要有俄国克列门兹、英国的斯坦因、德国的格伦威德尔和勒柯克、日本的大谷光瑞等。

他们所获得的文书现存于国外各博物馆、图书馆或私人手中，现对其所藏地及编号、语言种类及内容做一简述。

中，现对其所藏地及编号、语言种类及内容做一简述。

（一）日本（一）日本日本藏吐鲁番出土文书多数收藏于龙谷大学大宫图书馆，部分藏于各地博物馆，亦有不少为私人收藏，其主要特点是收藏分散，藏地众多，除龙谷大学外其他各处收藏数量少。

散，藏地众多，除龙谷大学外其他各处收藏数量少。

京都龙谷大学大宫图书馆藏吐鲁番文书（大谷文书）京都龙谷大学大宫图书馆藏吐鲁番文书（大谷文书）58635863件（不包括无字白纸、壁画、绘画），其中回鹘文1887件，汉文2401件，粟特文182件，吐蕃文19件，汉件，汉//突厥文1件，汉件，汉//粟特文转写帕提亚语1件，摩尼文粟特语13件，帕提亚语摩尼教粟特文1件，摩尼文6件，摩尼文语言不明3件，八思巴文件，八思巴文//蒙古文2件，吐蕃字梵文1件，粟特文音译西伊朗语1件，汉件，汉//吐蕃文6件，古突厥语摩尼教1件，数字428件，胡语3件，粟特/汉文229件，回鹘件，回鹘//汉文76件，摩尼文西伊朗语与粟特语对译词汇1件，摩尼文西伊朗语或西伊朗译与粟特语1件，汉件，汉//摩尼文西伊朗语1件，汉件，汉//摩尼文帕提亚语6件，于阗文4件，摩尼文帕提亚语51件，摩尼文古波斯语27件，回鹘回鹘//粟特文14件，摩尼文古波斯语摩尼文古波斯语//（A ）摩尼文帕提亚语1件，粟特文音译汉语件，粟特文音译汉语//粟特文2件叙利亚文字母表1件，粟特文梵文对照书写陀罗尼1件，摩尼文中古波斯语与粟特语对译1件，摩尼文中古波斯语与帕提亚语1件，粟特文音译件，粟特文音译//汉/粟特文（粟特文（A A ，AV AV，，V ）1件，摩尼文粟特语5件，摩尼文粟帕提亚语1件，胡汉双语426件，婆罗米文4件，汉婆罗米文及汉、婆罗米文3件，无法识读文书50件。

我国现存最早的纸质档案（照片）吐鲁番文书残片（资料图）日前，笔者赴新疆参加学术讨论会，有幸在吐鲁番博物馆一睹我国现存最早的纸质档案——吐鲁番文书的真迹。

吐鲁番博物馆专门辟有“出土文书”展厅，陈列着近百件从古墓葬中出土的纸质文书。

吐鲁番地区历史悠久，古称高昌。

公元前1世纪，西汉中央政权即在此设置戊己校尉，驻守吏卒，实施屯戍。

东晋时期，中国北方分裂为16个割据政权，吐鲁番地区先后被前凉、后凉、北凉、西凉等汉族地方割据政权统治，设有高昌郡和高昌国。

公元640年，唐太宗灭高昌国，于此设置西州都督府。

吐鲁番古代居民习惯将废弃的公私文书裁剪成死者穿戴的鞋靴﹑冠帽、腰带和枕褥的形状，作为陪葬品，放置于地下房屋式墓冢内。

由于当地气候极其干燥，埋藏于地下的纸质文书历时千年而不腐烂。

正是这种独特的墓葬习俗和特殊的气候条件，为吐鲁番地区留下了相对延续的古代档案。

19世纪末，西方探险家对吐鲁番古墓葬群进行了掠夺性的发掘，盗走了数万件古代文书，吐鲁番文书从此为世人所知。

1959至1975年，新疆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高昌古城北郊的阿斯塔那、哈拉和卓两地进行了13次抢救性发掘，清理了400多座晋代至唐代的墓葬，出土了2700多件汉文文书。

其中东晋十六国时期文书100多件，高昌王朝时期文书700余件，唐朝西州都督府时期文书1700多件。

从文书上残存的纪年来看，最早的1件为公元273年（西晋泰始九年），最晚的1件为公元778年（唐大历十三年），前后历时500年。

吐鲁番文书的种类和形式极其丰富。

包括各级政权处理日常公务所形成的符、帖、牒、状等官府文书，审理案件的对案辩辞，授勋封官的告身，行旅往来的过所和公验，反映民间租佃、买卖、雇佣、借贷活动的各种契约，记载百姓自报户内人口﹑田亩及赋役承担情况的手实等。

此外，还有中原地区流传过来的《尚书》《论语》《孝经》《千字文》等古籍抄本。

由于留存方式的独特性，吐鲁番文书大多呈残片状态。

文物专家经过细致的拼接整理，从这些“文明的碎片”中释读出西域中古时期的历史信息。

朱雷《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丛》评介本书是武汉大学朱雷教授最新编撰的一部论文集。

这部论文集共收论文二十三篇，最先的一篇发表於二十连年前(1980年)，最晚的一篇为最近几年(1999年)撰成。

没有明确分类，按照内容似可分为三组：第一组为高昌历史研究，七篇，依次为：《吐鲁番出土北凉赀簿考释》、《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所见的北凉“按赀配生马”制度》、《出土石刻及文书中北凉沮渠氏不见于史籍的年号》、《论麴氏高昌时期的“作人”》、《麴氏高昌王国的“称价钱”》、《敦煌藏经洞所出两种麴氏高昌人写经题记跋》、《龙门石窟高昌张安题记与唐太宗对麴朝大族之政策》。

第二组为唐朝籍帐研究，八篇，依次为：《唐朝“手实”制度杂识》、《唐朝“点籍样”制度初探》、《唐“籍坊”考》、《唐朝“乡帐”与“计帐”制度初探》、《〈唐律疏议〉中有关“部曲”法律条文的现实意义》、《唐“职资”考》、《敦煌两种写本〈燕子赋〉中所见唐朝浮逃户处置的转变及其他》、《敦煌所出〈索铁子牒〉中所见归义军曹氏时期的“观子户”》。

第三组为唐朝均田、勋告、府兵等杂撰，七篇，主要为：《唐朝“均田制”实施进程中“受田”与“私田”的关系及其他》、《跋敦煌所出〈唐景云二年张君义勋告〉》、《唐开元二年西州府兵——“西州营”赴陇西御吐蕃始末》、《敦煌所出〈唐沙州某市时价簿口马行时沽〉考》、《吐鲁番出土天宝年间马料文卷中所见封常清之碛西北庭行》、《敦煌所出〈万子、胡子田园图〉考》、《号文书〈乙未年赵僧子典儿契〉中所见的“地水”》。

另外，还有一篇，名为《东晋十六国时期姑臧、长安、襄阳的“通商”》，由于其中仅提到1907年敦煌西北长城烽燧遗址出土的西晋末年粟特文信札，没有利用敦煌藏经洞文书和吐鲁番出土文书，故本书将该文放在最後，作为附录。

现依次摘要评介如下：《吐鲁番出土北凉赀簿考释》是朱教授的成名作。

该文在贺昌群、宿白、池田温、掘敏一等先生探讨的基础上，第一次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三件计赀文书与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室藏二件计赀文书综合加以研究，并定名为“北凉承平年间(443—460年？)高昌郡高昌县赀簿”，取得学术界普遍赞同。

敦煌、吐鲁番出土汉文契约文书研究综述*韩树伟摘要20世纪初，在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了大量的文献文物，其中含有众多的契约文书，对研究中古时代的西北民族文化、社会历史，尤其是经济和法律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文章分国外、国内两部分，对敦煌、吐鲁番、黑水城等地出土的汉文契约文书研究状况作了系统的梳理与介绍，旨在为学界契约文书的相关研究提供学术上的便利。

关键词敦煌吐鲁番黑水城契约文书研究综述在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的契约文书中，以汉文契约文书最多，其研究成果颇丰。

据学者最新介绍，吐鲁番出土的汉文契约文书计有421件，敦煌出土的汉文契约文书有316件①。

除此之外，在其他地方应该还有汉文契约文书②。

这些汉文契约文书的年代，最早为前秦、最晚为元代，主要集中在唐五代至宋初，其时间跨度之久、地理范围之广，几乎贯穿了中国古代史，有助于我们了解契约文书的历史背景，再现契约文书背后的社会面貌和政治形态。

笔者不揣浅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试对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的汉文契约文书作一梳理与介绍，不足之处，还望方家批评指正。

一、国外汉文契约文书相关研究谢和耐根据敦煌写本研究中国的专卖制度与专卖有关的刑法条款，从文章的分析可以看出作者不单单是论专卖制度，其实还附带论述了中国古代法律、经济，作者指出：“中国契约法的主要特*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佉卢文文献所见汉晋鄯善国史研究”（21X Z S016）阶段性成果。

①王启涛撰：《吐鲁番文献合集?契约卷》，成都：巴蜀书社，2019年。

②乜小红：《俄藏敦煌契约文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7页）认为有些契约文书并非出自敦煌，而是出自黑水城、和田。

李友逸编著：《黑城出土文书研究（汉文文书卷）》（北京：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86~190页）中有25件汉文契约文书。

128征之一，正是它的独立性。

官府不协助确立义务，也没有强制执行的权力”①，道出了官府在契约中的不协助行为与出于经济上的考虑控制交易的关系，可谓一语中的。

新发现的汉唐经济法律资料研究郑显文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的西北地区出土了大量的汉唐时期的古代文书，它包括1900年在甘肃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古代遗书，1901年瑞典人斯文·赫定在新疆汉代遗址中发现的简牍，20世纪60～70年代在新疆阿斯塔那发现的吐鲁番文书，1973年在内蒙古额济纳旗居延发现的2万多枚竹简，1981年在甘肃武威出土的汉简《王杖诏令》，1983年12月在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出土的汉代竹简，1991年在敦煌悬泉发现的汉代诏书律令，1996年在湖南走马楼仓井出土的三国时期东吴的文书，2003年在内蒙古额济纳旗发现的王莽登基诏书残简和律令，另外还有许多迄今尚未公布的出土法律文献。

这些汉简和文书的发现不仅弥补了历史学研究的空白，也为法史学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原始材料。

我国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在为陈垣教授《敦煌劫余录》所作的序言中指出：“一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

取用此新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

”自秦汉竹简和敦煌吐鲁番文书发现以来，学术界对该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由于这些新出土的资料涉及内容广泛，发现的时间前后相差甚远，加之分散于全国各地，为学术研究带来了诸多不便。

本文依据现已公布的古代简牍文书，拟对汉唐间的经济法律制度略作分析。

新发现的汉代经济法律资料研究二十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得到了巨大发展，其中汉简的发现最为引人注目。

自1901年以来，斯坦因、斯文·赫定等人相继在尼雅、楼兰、敦煌等地发现了一批汉晋时期的木简和文书，王国维、罗振玉著《流沙坠简》，对其中发现的竹简作了详细的考证。

1930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居延发掘出了一万多枚汉简，劳干撰写了《居延汉简考释》，成为研究居延汉简最重要的著作。

新中国成立以后，新发现的汉简越来越多。

1959年，在甘肃武威磨咀子六号东汉墓中出土了514枚竹简，主要内容甲、乙、丙三种《仪礼》九篇。

通过敦煌吐鲁番文书看唐代河西边
防组织
敦煌吐鲁番文书是指唐代以敦煌、吐鲁番等地为中心所发现的相关文书。

这些文书被保存至今，为后人了解唐代河西边防组织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从敦煌吐鲁番文书中可以看出，唐代河西边防组织是由多个部门组成的，每个部门都有不同的任务和职责。

其中最重要的是驿传部门和边城部门。

驿传部门主要负责传递信息和管理驿站。

敦煌吐鲁番文书中有很多关于驿站的文书，如《敦煌悬瀑寺驿馆等处鸡卵石、泥土不足状》、《高昌县驿馆故人投荐王氏为主管，知州不核批，拟访上将军》等。

这些文书反映了驿传部门为了保证信息传达的通畅以及驿站的正常运转所进行的诸多管理工作。

边城部门则主要负责边境地区的安全防御。

敦煌吐鲁番文书中也有很多关于边城的文书，如《敦煌嘉峪关长斋某事》、《定西州太守献长城图表请制赐银三百贯》等。

这些文书反映了唐代河西边防组织在边城建设、守备体系以及外交礼仪等方面所进行的工作。

此外，敦煌吐鲁番文书还反映了唐代河西边防组织在人员选拔、日常管理等方面的措施和方法。

如《敦煌鸡鸣城检校刘四次道状》等文书反映了唐代河西边防组织在领导干部选拔中的公正性和选拔标准。

总之，通过敦煌吐鲁番文书，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完整的唐代河西边防组织的组织架构和职责分工，也能够了解到唐代河西边防组织在各方面所采取的方法和措施。

这些文书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唐代河西边防组织的历史和文化，也为我们现代的军事防御和管理提供了启示。

第31卷第6期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11月Vol.31No.6Journ al of South west China Norm al University(Hu man ities an d S ocial S cien ces Edition)Nov.,2005 *敦煌吐鲁番文书中所见的唐代交通管理的法律规定郑显文(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北京市102249)摘要:为了保障正常的交通秩序,唐朝政府制定了较为完善的交通法规,如禁止车马在城内及人口众多的闹市区高速行驶;商旅出行须凭借官府颁发的有效证件;陆路交通实行/右侧通行0、水上通行实行上行回避下行的交通规则;为了保障道路通畅,唐代法典5水部式6中对渡津、桥梁的管理维护作了明确的规定;在新发现的吐鲁番出土文书73T A M509号5康失芬行车伤人案6残卷中,还记载了唐代对于交通肇事罪适用保辜制度的法律程序。

关键词:5水部式6;律令格式;交通肇事;保辜中图分类号:K2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677(2005)06-0135-08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法律制度十分完备的时期,律令格式的法律体系也涵盖了交通管理方面的法律规定。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唐代交通制度的研究十分活跃,发表了很多相关的研究成果,但是到目前为止,从法律的角度来探讨唐代交通管理的论著还不是很多,仅见的有日本学者爱宕元撰写的5关于唐代桥梁和渡津的管理法规6一文[1],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从现存的唐代文献看,唐代关于交通管理方面的立法还是十分完备的,如唐太宗贞观年间制定的/右侧通行0的陆路交通规则,唐律中规定的/上泝避下泝0的海上交通规则,以及对交通肇事罪适用保辜制度的审判程序等,都反映出中国古代交通立法已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其中的某些规定,对于现阶段我国的交通立法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关于唐代交通规则的法律规定据5唐六典6卷6记载:/凡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格以禁违正邪,式以轨物程事0,分别概述了律、令、格、式四种法律形式的涵义及其法律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