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占卜文献叙录(欧亚历史文化文库)

④ 黄文弼：
《塔里木盆地考古记》，北京：
科学出版社，1958 年。
⑤ 杨文和主编：
《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法书大观》，东京：柳原书店、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9 年。
⑥ 赵玉亮：
《吐鲁番文书（一）》，
王春法主编《中华宝典——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法帖书系》第五辑，
安徽：安徽美术出版社，
2020 年。
⑦ 孟潇碧：
《吐鲁番文书（二）》，
献 6 件，婆罗谜文、吐火罗文、龟兹语等胡语文献 8 件。其余 99 件则全部来自吐鲁番。113 件文物
中，
一级品 13 件，占该批文书总量的 9%，占比极高，这在各类文物定级比例中是罕见的。
（二）传世书画和文献类
即名家旧藏的传世文献中书法优美者，其内容主要为写经，间杂裱入同一手卷或册页的文
书。写经数量较多，馆藏首尾完整的写经及写经残片有近 170 件，其中大多装裱为卷轴，另有一本
一步整理。
此外，还有来自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吴荣曾、中国语言学家高名凯、著名收藏鉴定家钱容之
等名家捐赠的唐人写经各一件。
2. 征集购买
国博所藏传世敦煌吐鲁番文献，有 47 件购于庆云堂，约占总量的三分之一。其中有罗振玉旧
藏数件，均为馆藏一级文物，收入《贞松堂藏西陲秘籍丛残》。其一为《敦煌古籍零拾册》，1964 年
两件手卷，一为罗振玉旧藏《唐北庭都护府户籍文牒丛残》1 册 11 开，收入文牒 10 件，封面有罗振玉
题签“敦煌石室唐北庭都护府户籍文牒丛残，贞松堂藏”，钤“罗振玉印”，最后一开为唐兰题记。两
件手卷，题签“唐人真迹”，罗惇㬊（复堪）旧藏，裱入写经和文书残纸，在《法书大观》中刊布过部分
内容。唐兰收藏以上文献后，在《唐北庭都护府户籍文牒丛残》的题记中作了如下记载：

94敦煌古藏文写本P.3288V(1)《沐浴洗头择吉日法》题解与释录—P.3288V研究之一陈于柱1张福慧2(1.天水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甘肃天水741000;2.天水师范学院图书馆，甘肃天水741000)摘要：法国国家图书馆庋藏P.3288背面藏文书写是此前学界未曾全面整理和深入研究的敦煌古 藏文占卜文献，其抄写年代在唐乾宁三年左右。

此件所存第一种占法应定名为《沐浴洗头择吉曰 法》，它的发现进一步丰富了学界对吐蕃社会历史文献的了解。

为便于学界利用此件文献，将经过整 理的相关古藏文、汉译文、拉丁转写予以公布。

关键词：敦煌藏文占卜文献沐浴洗头占整理释录中图分类号：K28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K X H-6252 (2019 )02-0094-06法藏敦煌文献P. 3288正面抄汉文文书《玄像西秦五州占、太史杂占历等》®,背面 存有多纸藏文书写，《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定名为《藏文不知名图》《藏文若干 行〉>®，萨仁高娃认为是包括了两种藏文文献，一种似乎是天文历法图，另一种似乎是 咒语。

®刘英华先生初步分析了此件藏文写本的内容构成，并就卷中的星宿名称予以考 证和释读,®有力推进了此件藏文文献的研究。

但由于学界此前未能对P. 3288背面的藏 文文字进行完整释录和细微探究，故关于此件敦煌藏文文献相关书写的定名仍不够准收稿日期：2017-12-27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敦煌藏文占卜文献的历史学考察”（11XZS003)作者简介：陈于柱（1977-)，男，江苏邳州人。

教授，主要从事敦煌学研究。

张福慧（1975-),女，陕西紫阳人。

副研究馆员，主要从事藏学研究。

①郑炳林、陈于柱《敦煌占卜文献叙录》，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66页。

②敦煌研究院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76页。

③萨仁髙娃《国外藏敦煌汉文文献中的非汉文文献》，《文津学志》第3辑，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第148页。

五姓修宅
年 子 丑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酉戌亥
宜六七八十二月
宫姓属土不宜三九月
害财 大通 鬼
贼 鬼贼 大墓 气绝 白虎 大通 小通 小通 小墓 害财
宜七八十十一月
商姓属金不宜六十二月 小通 大墓 气
¹ [ 日] 高田时雄著、钟翀等译5 敦煌 # 民族 # 语言6, 中华书局, 2005 年版, 331 页。 º 黄正建5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 研究6 , 学 苑出版社, 2001 年版, 74 页。 » 5 敦煌写本宅经校录研究6 , 249- 250 页。 ¼ 5 敦煌写本宅经校录研究6 , 329、331、333 页。
) 13 )
中国典籍与文化 ZHONG GUO DIANJI YUWEN HUA
l 4 2007( 总第 63 期)
二姓来说, 造墓时最好是东南方位, 其次是 西北方位, 六月十二月是造墓之月份, 丑未 之时造墓是适宜的。¹
很明显, 高田先生是将5五姓墓月法6 中的 / 墓0字作为埋葬逝者的坟冢墓地来理解, 整个 解释也是基于这一思路而阐发的。我们认为此 种理解略有 望文生义之嫌, 有必要 再作讨论。 黄正建先生曾经指出: / P . 3594 有-推五姓墓月 法. , 与 P. 3281v 中-五 姓同忌法. 里的上 利下 利、墓月墓日大同小异0 º 。其实涉及5五姓墓 月法6 的宅 经写 本, 除 P. 3594、P . 3281v 两 件 外, 还包括 P . 2615a5诸杂推五姓阴阳等宅图经 一卷6与 P. 2632v5诸杂推五姓阴阳等宅图经6。 其中 P. 2615a、P. 3281v b 俱 题 名 5 五 姓 同 忌 法6; P. 2632v 则在五姓姓氏之后记述到部分内 容。为便于研究, 现将 P. 2615a 中的5五姓 同 忌法6移录如下:

敦煌本解梦书S.5900号和P.3908号校释札记1. 引言1.1 敦煌本解梦书S.5900号和P.3908号校释札记介绍敦煌本解梦书是一部珍贵的古代文献，而S.5900号和P.3908号校释札记则是其中两个重要的版本。

敦煌本解梦书S.5900号是由国内外学者广泛关注的一部文献，其保存完好程度和内容丰富性使其成为研究者们研究梦境、心理和文化的重要素材。

而P.3908号校释札记则是另一部备受瞩目的版本，其独特之处在于其所涵盖的内容和注释的深度。

敦煌本解梦书S.5900号和P.3908号校释札记的出现为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帮助他们更深入地探究古代解梦文化，揭示古人对梦境的认知和解读。

这两个版本的解梦书在梦境解释、心理学、社会文化等方面都有重要意义，对于理解古代文化和传统思想有着不可或缺的价值。

通过对敦煌本解梦书S.5900号和P.3908号校释札记的介绍，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这两部文献的价值和意义，为后续的内容分析和研究工作奠定基础。

这两个版本的解梦书必将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引领古代梦境研究的新方向。

1.2 敦煌本解梦书S.5900号和P.3908号校释札记研究意义敦煌本解梦书S.5900号和P.3908号校释札记作为敦煌文献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化研究意义。

这两部校释札记记录了古代人们对梦境的解释和理解，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民俗、宗教、医学等方面的知识，对于研究古代社会思想观念、文化传承起着重要的作用。

敦煌本解梦书S.5900号和P.3908号校释札记中所记载的解梦内容反映了古代人们对梦境的认识和解释方式。

通过对这些内容的研究分析，可以揭示古代文化中的迷信、神话和宗教信仰，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古代人的心理和思维方式。

敦煌本解梦书S.5900号和P.3908号校释札记中的内容还涉及到医学和心理学等方面的知识。

通过对这些内容的解读，不仅可以了解古代人对健康和疾病的认识，还可以对比现代医学和心理学的发展，从中发现古代医学和心理学的特点和价值。

敦煌本解梦书S.5900号和P.3908号校释札记
敦煌本解梦书S.5900号和P.3908号校释札记是全球最早的解梦书，保存在中国敦煌莫高窟中，被誉为世界上最古老的解梦书。

敦煌本解梦书S.5900号和P.3908号共分为两卷，内容详实丰富，被誉为中国古代文化宝库，对研究古代中国文化和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敦煌本解梦书S.5900号和P.3908号的校释札记，是对这两部解梦书进行的详细解读和注释，为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

校释札记对解梦书的内容、历史背景以及相关文化知识进行了深入解析，对于理解古代中国的宗教信仰、文化习俗和心理观念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敦煌本解梦书S.5900号和P.3908号的内容主要包括了古代中国人对梦境和梦境中出现的各种事物的解释和寓意。

在古代中国，人们对梦境有着深厚的兴趣和研究，认为梦境是神秘的，并且可以预示未来、治疗疾病、指导人生等。

解梦书在古代就被广泛应用，成为了一种重要的文化遗产。

校释札记通过对解梦书的内容进行逐条注释和解释，帮助读者理解古代对梦境的观念和认识。

在古代中国，人们相信梦境中出现的各种事物都有着特定的象征意义，能够反映出人们内心深处的愿望、忧虑和情感。

解梦书对梦境中出现的各种事物包括动物、植物、器物、天象等都进行了详细的解释和寓意，帮助人们理解梦境所传达的信息。

校释札记还对解梦书的作者、历史渊源、影响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

通过对解梦书的源流、传承和影响的分析，可以帮助读者更全面地了解古代解梦文化的历史渊源和发展轨迹，为研究古代中国文化和心理观念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敦煌遗书德言释文1. 引言敦煌遗书是指敦煌莫高窟中出土的一系列古代文献，这些文献以书信、奏章、诏令等形式记录了唐代至元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情况。

其中，德言释文是一类重要的敦煌遗书，它们记录了当时社会中关于道德和伦理方面的思考和观点。

本文将以敦煌遗书德言释文为主题，探讨其内容和意义。

2. 敦煌遗书概述敦煌莫高窟位于甘肃省敦煌市境内，是中国最重要的古代艺术宝库之一。

自1900年代初发现以来，已经出土了大量珍贵的文物，其中包括了许多古代文献。

这些文献被称为敦煌遗书。

敦煌遗书内容涉及各个领域，如历史、政治、经济、军事和宗教等。

其中之一就是德言释文。

这些德言释文是由当时社会名流或学者撰写的文章，主要探讨道德和伦理问题。

它们记录了唐代至元代社会中人们对于道德行为的思考和解释。

3. 德言释文的特点德言释文作为敦煌遗书的一部分，具有以下几个特点：3.1. 道德观念的表达德言释文中，作者们对于道德观念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表达。

他们关注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强调个人品德修养对于社会和家庭稳定的重要性。

同时，他们也提出了一些关于公正、诚信、勤俭等方面的道德准则。

3.2. 历史背景的反映德言释文是当时社会中知识分子对于道德问题进行反思和解答的产物。

这些文章不仅仅是道德观念的表达，更是历史背景下社会各界对于道德困境所做出的回应。

通过阅读这些文章，我们可以深入了解当时社会风貌以及人们对于伦理问题所持有的态度。

3.3. 文学价值的体现敦煌遗书中的德言释文不仅仅是道德观念的表达，更是文学艺术的体现。

这些文章在表达道德观念的同时，运用了丰富多样的修辞手法和艺术手段，使其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

它们既是道德教诲的工具，也是文学创作的成果。

4. 德言释文的意义敦煌遗书中的德言释文对于我们理解古代社会和传统道德观念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通过研究德言释文，我们可以了解到唐至元时期社会中人们对于道德与伦理问题的关注程度。

这些文章记录了当时社会中人们对于个人品德、家庭关系、社会秩序等方面问题所持有的看法和态度。

《敦煌道教文献研究——综述·目录·索引》*导读：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王卡研究员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敦煌道教文献研究(批准号为98BZJ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王卡研究员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敦煌道教文献研究(批准号为98BZJ007)，最终成果为工具书《敦煌道教文献研究综述目录索引》，全书约24万字。

该项研究利用敦煌藏经洞发现的道教文献，考察了隋唐时期敦煌地区道教发展的历史概况，对敦煌道教文献作了较为全面的整理，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道教研究中某些悬而未决的问题。

成果分为4个相对独立的篇章：综述篇。

概述了敦煌道教的历史，考察了敦煌文献与唐代所编《道藏经》的关系，阐述了隋唐至宋初敦煌地区道教的宗教活动、修持方法，以及佛道二教的相互影响。

目录篇。

搜索世界各国收藏的敦煌遗书，考订并分类著录其中的道教文献，编制一份基本完整且实用的文献目录和收藏索引，以便敦煌学或道教学的专家学者查阅敦煌道教文献。

研究篇。

利用敦煌文献资料进行专题研究。

包括隋唐道教某些道派、某些早期道教缺佚经书、道教思想教义、科仪制度、修持法术等。

资料篇。

整理校订某些重要的敦煌道经文本，尤其是现存明《道藏》失收或残缺的早期道经写本。

前两篇已编成一本研究性工具书为《敦煌道教文献研究综述目录索引》，后两篇待编为一部专题研究论文集。

现将该成果的综述篇和目录篇介绍如下：一、综述篇1．敦煌道教的历史概况。

分三个时期论述敦煌地区道教的历史。

（1）汉末魏晋河西道教的传播；（2）北朝隋唐敦煌道教的兴盛；（3）安史之乱后敦煌道教的衰落。

论证了敦煌地区道教的兴衰，与中原地区道教的发展状况存在密切关系，并提出了不同于以往认为安史之乱后不再有敦煌道经写本的观点。

本篇梳理出70件可能写于吐蕃占领期和归义军时期的道教文献，并据之论述当时敦煌道教的概况。

2．敦煌道经与一切道经。

利用敦煌道经写本提供的证据，论述了南北朝隋唐时期《道藏》（或称一切道经）形成及编修的历史。

敦煌、吐鲁番文献词语考释敦煌和吐鲁番都是著名的丝路文化遗址，两地文献更是丝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些文献中的词语，包含了丰富的历史、人文和地理信息，也是我们了解古代中亚文化的重要依据。

本文将从敦煌、吐鲁番文献中选取一些代表性的词语，进行考释和解析。

一、敦煌文献词语考释1. 竖折（shù zhé）“竖折”是敦煌文献中常见的书写方式。

这种方式将文字符号竖立起来，然后从中间折弯。

通常用于表示页码、章节标题或某些特定的单词。

竖折的使用可以增强文献的阅读效果，使得纵向的排版更为美观。

2. 绢帛（juàn bó）“绢帛”指的是丝绸和棉布。

这个词语在敦煌文献中被广泛使用，说明了古代丝绸之路的繁荣和重要性。

此外，还有一些“绢帛”相关的词语，如“绢帛之路”、“丝绸之路”、“葱绸”等，都是与丝绸和棉布相关的词语，充分展示了敦煌文献中丝绸之路的经济和文化价值。

3. 佛像（fó xiàng）“佛像”是敦煌石窟中常见的雕塑形式。

佛像多数为人像，展示了佛教中那些具有典型形态特征的人物形象，如药师佛、弥勒佛、观音菩萨等等。

这些佛像传达了佛教中的精神和信仰，同时也是敦煌石窟艺术的重要元素。

4. 玉兔（yù tù）“玉兔”是敦煌文献中的一个典型词语，出自《月令举要》。

这个词语描述了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兔子，在月亮上磨药和打针的场景，表达了古代人们对自然界的敬畏之情，同时也反映了古代人们认识和探索月亮的历程。

二、吐鲁番文献词语考释1. 开花（kāi huā）“开花”指的是水果的开花结实。

这个词语在吐鲁番文献中非常常见，说明了该地区的经济特色和生产生活方式。

此外，“开花”的相关词语，如“果实”、“甜橙”等等，都是与吐鲁番地区的农业生产和经济联系紧密的词汇。

2. 沙漠（shā mò）“沙漠”是吐鲁番地区的典型地貌，也是古代中亚文化中的重要元素。

吐鲁番文献中的“沙漠”和“沙漠化”等词汇，展示了当地人们生活的艰难和环境的特殊性质。

41敦煌文献所见“凌迟”、“陵迟”考———兼及“凌迟”酷刑的起源王晶波(西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兰州　730070)摘要:本文以敦煌文献中出现的“凌迟”、“陵迟”一词为讨论对象,考察分析它们在不同文本中使用的情况、含义,并进而探讨了作为一种酷刑的凌迟的定名与起源问题,认为作为“剐刑”、“脔割”的代称的“凌迟”,至迟在唐代中晚期已出现。

而非通常所说的五代或辽。

关键词:凌迟;敦煌文献;酷刑中图分类号:G25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6252(2008)01-0014-07“凌迟”或“陵迟”一词,在汉语中出现很早,写法虽有差异,意义基本相同: (1)指“逐步而下”;(2)指衰败、衰落;(3)指剐刑;(4)指折磨。

对“凌迟”、“陵迟”而言,今人关注较多的,其实并不是前两义,而是后两义,即“剐刑”与“折磨”之义。

对这两个意义的关注,涉及到的不仅是语言使用的问题,更主要的是一个历史事实问题,即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将古代最残酷的一种死刑称为“凌迟”或“陵迟”?根据已有的史料,人们通常认为,五代是凌迟作为一种酷刑称呼的开始。

南宋陆游说:“伏睹律文,罪虽甚重,不过处斩。

盖以身首异处,自是极刑,惩恶之方,何以加此。

五季多故,以常法为不足,于是始于法外特置凌迟一条。

”①清末沈家本《历代刑法考》引《辽史・刑法志》“死刑有绞、斩、陵迟之属”,认为辽代最早将“陵迟”作为正式的死刑之名,而载入律令。

②现在的刑法史研究者多从此说。

笔者在敦煌文献中发现有数条关于“凌迟”、“陵迟”的记载,其含义与此前常用的“自高渐下”或“衰败、衰落”不同,而与后两种意义有关;它们出现的时间,或在唐代中晚期,或在五代。

这些材料,为我们考察“凌迟”、“陵迟”一词在唐五代时期的实际使用及意义所收稿日期:2007-06-15作者简介:王晶波(1964—),女,吉林洮南人。

教授,主要从事敦煌学、古典文献研究。

　①　陆游《渭南文集》卷5《条对状》,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敦煌遗书敦煌遗书是中国甘肃省敦煌莫高窟发现的中古时期纸质写本和印本文献。

又称敦煌古文献、敦煌文书。

发现和被劫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看守莫高窟的道士王圆箓同一杨姓抄经手在第十六窟干活时，杨某将抽烟用的纸捻插入靠近窟门内部北壁的墙缝，不料纸捻陷入缝中。

王、杨二人怀疑壁中可能另有一洞，于是乘夜凿壁，果然发现内有一洞(即第十七窟)，里面堆满了成捆的古代文物和遗书。

从此密封近千年的古代遗书重新面世。

1944年在莫高窟土地祠塑像中、1965年在莫高窟第 122窟窟前遗址中又有少量发现。

首批敦煌遗书被发现以后的最初几年尚未引起轰动。

1907年，英籍匈牙利人A.斯坦因在进行第二次中亚探险时到达敦煌，在翻译蒋孝琬的协助下，利用王道士的无知和对宗教信仰的虔诚，采取欺骗手段，骗得敦煌遗书24箱，运回英国。

斯坦因的“收获”在西方立即引起震动，盗宝者以“探险家”的名义纷至沓来。

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也到达敦煌，他以通晓汉文的优势，尽量挑选有纪年和题识的遗书,共得10余筐,辗转运回巴黎。

斯坦因和伯希和盗走敦煌遗书和文物的消息传至内地，国人震惊，一批士大夫纷纷要求清政府进行干预。

但直到1909年,清学部才电令陕甘总督将劫余之物押运北京。

途中何彦昇、李盛铎、刘廷琛等封建官僚亦加劫掠。

此后日本人桔瑞超、俄国С.Ф.奥尔登堡等也参与劫夺。

大批敦煌遗书由此散落世界各地。

收藏和刊布敦煌遗书目前分藏在英、法、中、苏、日五国及其他国家的一些图书馆和博物馆。

斯坦因劫夺的藏文遗书现藏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汉文遗书原藏不列颠博物馆，1973年始移藏不列颠图书馆。

汉文部分已制成缩微胶卷，在国际上公开出售，计6980号，其余未公开的残卷尚有几千号，总量实际已达1.16万余号。

伯希和劫夺部分最有价值，一直藏在巴黎国立图书馆，汉文和藏文部分都已制成缩微胶卷并公开出售。

其中2000号以前原留作藏文遗书编目使用，现存汉文部分 (含少量西域文字) 胶卷为 2001～6038号 (内缺4100～4499号)。

敦煌出土文学文献分类目录附解说
金冈照光;李宁平（译）;孙亚英（译）
【期刊名称】《甘肃社会科学》
【年(卷),期】1983(000)004
【摘要】本目录是和陆续刊行的下列目录一起做为一系列目的而编写的。

从昭和32年（1957年）以来，依据日本文部省科学研究费创立的东洋文库敦煌文献研究委员会（代表者铃木俊氏）就主持了这些目录的刊行工作。

它们是：
【总页数】7页(P18-24)
【作者】金冈照光;李宁平（译）;孙亚英（译）
【作者单位】无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G254.335
【相关文献】
1.敦煌出土文学文献分类目录附解说（续）
2.敦煌出土文学文献分类目录附解说（续）
3.出土医学文献研究领域中一部高水准的杰作——《敦煌吐鲁番医药文献新辑校》评述
4.敦煌文学研究的力作——读《敦煌文学文献丛稿(增订本)》
5.敦煌吐鲁番文献“最后的宝藏”——《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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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记载来看, 施护与天息灾 (法贤 )在敦煌停留达数月之
久, 这一时期敦煌归义军执政者是曹 延禄。关于曹 延禄称王 的最早时间, 学界目前根据 P. 26495太平兴国九年曹延禄醮 奠文 6等材料将之暂定 为 984年, 宋廷 方面 在真 宗咸平 四年 ( 1001)方进封 延禄 为 / 谯郡 王 0。按 照前 文所 述, 曹延 禄在 固留法贤、施护等人时, 即 太平 兴国四 年至 五年 二月间 既已 称王。但是莫高窟第 431窟题梁称 /维 t (大 )宋太平兴国五 年岁次 t (庚 )辰二月朔 廿二日 乙丑敕 归义军 节度瓜 沙等州 观察处置管内营田押 蕃落等使 t ( 特 ) t (进 ) 检校太 傅同中 书门下平章事谯郡 开国公 食邑 一千五 百户 实封 七百户 曹延 禄之世创建此窟 0, [ 6] 难道是曹 延禄在 太平兴 国四年 至五年 间业已于小范 围内 称王, 从而 被法 贤、施 护等 人获 知? 这一 问题有待进一步 考订。虽 然曹 氏归义 军政 权多 次向宋 廷乞 经, 但在敦煌佛经中, 目前尚未发现有 5十二缘生祥瑞经 6, 加 之施护与法贤离 开敦煌 时惟 持梵 夹, 因此 我们 认为 P. T. 55 5十二因缘占卜书 6当是 敦煌僧 人在施 护滞留 敦煌时 依其经 文译写而成, 但或 因时 间短促, 故 与汉译 经文 略有 出入。那 么 P. T. 555解梦 书 6的 抄写 时 间自 然也 应 在太 平兴 国 四年 ( 979)或其后不久。
敦煌写本 P. T. 555解梦书 6是 目前 所知 敦煌 遗书 中唯 一一篇古藏文 解梦 书, 其学术 价值 之高, 自不 待言。对 于本 件写卷, 最早由拉露女士 和今枝 由郎先 生简要 介绍, 1978年 巴黎法国科学院西 藏学中 心和 巴黎图 书馆 东方 手稿部 合编 的 5敦煌藏文选集 6第一集予 以收录。 在黄维 忠博士的 帮助 下, 我们曾于 20世 纪 90 年代对 P. T. 555解 梦书 6作了 释读 和汉文转译。[ 1] 但关于 P. T. 555解梦书 6的抄写时间与背景、 文本特点、适用群体等 关键 问题 迄今仍 无专 文研究, 这 些问 题的厘清, 对于学界进一步复原唐宋敦煌 吐蕃族群 的社会生 活与精神信仰实景至 为重要。

欧洲敦煌学研究简述及其论著目录[ 法]戴仁(J e an - Pierre Drèg e)著陈海涛1刘惠琴2编译(1 .武汉大学历史系,湖北武汉430072 ;2 .烟台师范学院历史系,山东烟台264025)中图分类法: K870 . 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 - 6252 (2001) 02 - 0130 - 131900 年的4 、5 月间,一位名叫王圆的道士无意中打开了敦煌莫高窟第17 号洞窟,在这一洞窟中,发现了大约5 万件不同材质的档案材料、写本、书籍和经卷,其文字包括汉文、吐蕃文、回鹘文、梵文、粟特文和于阗文等,这些材料在那儿被保存了近9 个世纪。

同它们一起堆放的,还有几百件帛画、纸画及印刷的书籍和绘画艺术品。

这一偶然的发现产生了对这同一批材料研究的一门新学术———敦煌学的诞生。

此后,各国考察家蜂拥而至,如斯坦因(Aurel Stein ,第二次考察,1906 - 1907 ; 第三次考察, 1913) 、伯希和( P aul Pelli ot ,1907 - 1908) 、桔瑞超( 第二次考察,1910 - 1912) 、鄂登堡( S ergei Ol ’denburg ,1914 - 1915) 、索雷森(Arthur S orensen ,1915) 、华尔纳(Langdon Warner ,1924) 等等,导致这些物品今天被分散保存在欧洲和东亚的许多地方。

他们在考察活动中的所获成果,多在当时就立即给予了公布,如1908 年当伯希和还在敦煌考察时期,就给派他来中国的“中亚与远东历史、考古、语言、民俗考察国际协会”法国分会会长塞纳( Emile Senart) 写了一封信,通报了考察情况。

在斯坦因1912 年和1920 年所进行的两次大规模考察后,其成果也很快就被世人所知。

敦煌文书和艺术品的发现,不仅极大地激发了各国汉学家们的热情,还引起了包括藏学家、伊朗学家、宗教历史学家、中亚和东亚历史学家的广泛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