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史专业郝春文、游自勇敦煌学考博参考书-考博分数线-专业课真题一、专业的设置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共招生21人，有4个专业，分别是考古学、中国史、历史教育学、世界史。
二、考试的科目三、导师介绍郝春文，男，汉族，1955年7月4日出生于北京通州区，历史学教授，历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郝春文坚持教学与科研相结合，以教学带动科研，以科研促进教学。
他曾承担国家教委青年人文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中国佛教社会史研究》，对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与社会的关系、中国中古时期佛教与社团的关系做了深入系统的研究。
著有《中古时期社邑研究》游自勇，男，中共党员，1978年生，福建莆田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被评为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研究方向：隋唐五代。
育明教育考博分校解析：考博如果能够提前联系导师的话，不论是在备考信息的获取，还是在复试的过程中，都会有极大的帮助，甚至是决定性的帮助。
育明教育考博分校经过这些年的积淀可以协助学员考生联系以上导师。
四、参考书目专业课信息应当包括一下几方面的内容：第一，关于参考书和资料的使用。
这一点考生可以咨询往届的博士学长，也可以和育明考博联系。
参考书是理论知识建立所需的载体，如何从参考书抓取核心书目，从核心书目中遴选出重点章节常考的考点，如何高效的研读参考书、建立参考书框架，如何灵活运用参考书中的知识内容来答题，是考生复习的第一阶段最需完成的任务。
另外，考博资料获取、复习经验可咨询叩叩：捌九叁，二肆壹，二二六，专业知识的来源也不能局限于对参考书的研读，整个的备考当中考生还需要阅读大量的paper，读哪一些、怎么去读、读完之后应该怎么做，这些也会直接影响到考生的分数。
第二，专题信息汇总整理。
每一位考生在复习专业课的最后阶段都应当进行专题总结，专题的来源一方面是度历年真题考点的针对性遴选，另一方面是导师研究课题。
最后一方面是专业前沿问题。
每一个专题都应当建立详尽的知识体系，做到专题知识点全覆盖。
朱雷《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丛》评介(1)本书是武汉大学朱雷教授最新编撰的一部论文集。
这部论文集共收论文二十三篇，最早的一篇发表於二十多年前(1980年)，最晚的一篇为近年(1999年)撰成。
没有明确分类，根据内容似可分为三组：第一组为高昌历史研究，七篇，依次为：《吐鲁番出土北凉赀簿考释》、《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所见的北凉“按赀配生马”制度》、《出土石刻及文书中北凉沮渠氏不见于史籍的年号》、《论麴氏高昌时期的“作人”》、《麴氏高昌王国的“称价钱”》、《敦煌藏经洞所出两种麴氏高昌人写经题记跋》、《龙门石窟高昌张安题记与唐太宗对麴朝大族之政策》。
第二组为唐代籍帐研究，八篇，依次为：《唐代“手实”制度杂识》、《唐代“点籍样”制度初探》、《唐“籍坊”考》、《唐代“乡帐”与“计帐”制度初探》、《〈唐律疏议〉中有关“部曲”法律条文的现实意义》、《唐“职资”考》、《敦煌两种写本〈燕子赋〉中所见唐代浮逃户处置的变化及其他》、《敦煌所出〈索铁子牒〉中所见归义军曹氏时期的“观子户”》。
第三组为唐代均田、勋告、府兵等杂撰，七篇，主要为：《唐代“均田制”实施过程中“受田”与“私田”的关系及其他》、《跋敦煌所出〈唐景云二年张君义勋告〉》、《唐开元二年西州府兵——“西州营”赴陇西御吐蕃始末》、《敦煌所出〈唐沙州某市时价簿口马行时沽〉考》、《吐鲁番出土天宝年间马料文卷中所见封常清之碛西北庭行》、《敦煌所出〈万子、胡子田园图〉考》、《P.3964号文书〈乙未年赵僧子典儿契〉中所见的“地水”》。
此外，还有一篇，名为《东晋十六国时期姑臧、长安、襄阳的“互市”》，由于其中仅提到1907年敦煌西北长城烽燧遗址出土的西晋末年粟特文信札，没有利用敦煌藏经洞文书和吐鲁番出土文书，故本书将该文放在最後，作为附录。
现依次摘要评介如下：《吐鲁番出土北凉赀簿考释》是朱教授的成名作。
该文在贺昌群、宿白、池田温、掘敏一等先生探讨的基础上，首次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三件计赀文书与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室藏二件计赀文书综合加以研究，并定名为“北凉承平年间(443—460年？)高昌郡高昌县赀簿”，得到学术界普遍赞同。
敦煌、吐鲁番出土汉文契约文书研究综述*韩树伟摘要20世纪初，在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了大量的文献文物，其中含有众多的契约文书，对研究中古时代的西北民族文化、社会历史，尤其是经济和法律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文章分国外、国内两部分，对敦煌、吐鲁番、黑水城等地出土的汉文契约文书研究状况作了系统的梳理与介绍，旨在为学界契约文书的相关研究提供学术上的便利。
关键词敦煌吐鲁番黑水城契约文书研究综述在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的契约文书中，以汉文契约文书最多，其研究成果颇丰。
据学者最新介绍，吐鲁番出土的汉文契约文书计有421件，敦煌出土的汉文契约文书有316件①。
除此之外，在其他地方应该还有汉文契约文书②。
这些汉文契约文书的年代，最早为前秦、最晚为元代，主要集中在唐五代至宋初，其时间跨度之久、地理范围之广，几乎贯穿了中国古代史，有助于我们了解契约文书的历史背景，再现契约文书背后的社会面貌和政治形态。
笔者不揣浅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试对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的汉文契约文书作一梳理与介绍，不足之处，还望方家批评指正。
一、国外汉文契约文书相关研究谢和耐根据敦煌写本研究中国的专卖制度与专卖有关的刑法条款，从文章的分析可以看出作者不单单是论专卖制度，其实还附带论述了中国古代法律、经济，作者指出：“中国契约法的主要特*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佉卢文文献所见汉晋鄯善国史研究”（21X Z S016）阶段性成果。
①王启涛撰：《吐鲁番文献合集?契约卷》，成都：巴蜀书社，2019年。
②乜小红：《俄藏敦煌契约文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7页）认为有些契约文书并非出自敦煌，而是出自黑水城、和田。
李友逸编著：《黑城出土文书研究（汉文文书卷）》（北京：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86~190页）中有25件汉文契约文书。
128征之一，正是它的独立性。
官府不协助确立义务，也没有强制执行的权力”①，道出了官府在契约中的不协助行为与出于经济上的考虑控制交易的关系，可谓一语中的。
敦煌吐鲁番文献所见蒙元时期的丝路文学*胡蓉摘要敦煌吐鲁番等地新出土文献，为研究蒙元时期丝绸之路上的文学发展提供依凭。
所出土回鹘文、蒙古文文献以韵文为主，多为佛教题材，主要创作于蒙元时期，展现了蒙元时期西北地区佛教文学的风貌；而裕固族民歌则是蒙元时期西北丝绸之路世俗文学的样貌，这些都是元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文献中的诗体故事是元代敦煌地区讲唱文学的代表，诗体佛经是元代翻译文学的组成部分，敦煌吐鲁番文献还记录了智泉、巙巙等西域文人来往于敦煌和大都之间的行踪，他们是元代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使者。
关键词敦煌吐鲁番丝路文学蒙元时期引言蒙元时期，西北地区的丝路文学得到长足的发展，这同时也是元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学界对蒙元时期西北丝绸之路上的文学文化交流的研究关注较少，究其原因，资料的匮乏是主要因素。
而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为研究元代西北文学及其与中原的交流，注入新的活力，使得蒙元文学的研究从中原延伸到敦煌、乃至中亚，打破元代文学研究只有中原视角而无西域视角的研究现状。
同时，敦煌吐鲁番文献所涉元代文学的研究为敦煌学研究增补了新内容。
敦煌学虽早已为国际显学，但其研究重点却一直围绕于魏晋南北朝至北宋时期，西夏元明时期的研究甚显薄弱。
而与元代文学文化相关的新文献、文物却于敦煌、河西与黑水城一带多有发现，因而元代文学文化的研究对于进一步充实敦煌学研究，推动其纵深发展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因此，将蒙元时期的文学研究和敦煌学联结起来，可以同时为敦煌学、蒙元文学和裕固学等多个领域开辟了新的研究视野。
国内外学界关于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蒙古文文献的研究成果丰富，颇有所得，举起要者有：耿世民、耿昇、杨富学、牛汝极、张铁山、王红梅等学者释读、翻译了回鹘文文献，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热孜娅·努日、敖特根等对回鹘文、蒙古文文献进行了文本分析，德国的茨默、日本的高田时*［基金项目］：202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元代畏兀儿文学及其与汉文化的交流》（项目编号：21XZW023）阶段性成果。
2020年第6期 敦煌研究 N O. 6.2020 (总第 184 期）D U N H U A N G R E S E A R C H T O T A L184“2020敦煌论坛：纪念藏经洞发现120周年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员代表大会”在莫高窟召开2020年11月7—8日，“2020敦煌论坛：纪念 藏经洞发现120周年暨中国敦煌吐#衔学会会员 代表大会”在甘肃省莫高窟召开。
本次会议由敦煌 研究院、1M*■彳敦煌吐鲁番学会主办，得到/■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国家社科基金社科学术 社闭主题学术活动的资助来自国内各高校及科 研机构的150多位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1900年6月22日，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现世, 数以万汁的,V代珍贵文献得以被I t t人所知，由此 逐渐形成丫涵括敦煌历史、科技、宗教、地、石窟 艺术、语,Y义字、义学、音乐、舞蹈等诸多内容的综 合性交叉学科——敦煌学由于历史原W.大批敦 煌义献流散海外，敦煌学也成为海外汉学的重要 组成部分I.丨丨丨:纪改革开放之初，屮卩彳的敦煌学研 究落后于丨外，以至于有“敦煌在中N,敦煌学在 同外”的说法，这直接刺激了一大批学荇奋起直 追经过40多年的努力，我们已经彻底改变了“敦 煌在中W,敦煌学在国外”的局面，不仅在敦煌学 的芥主要领域都取得了国际领先的业绩，也完全 掌M丫丨那小'敦煌学的主导权和话沿权U此同时，中国敦煌学界高举“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的旗帜，积极推动敦煌学的国际化,2019年8月19 口，七近f总朽记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发表重 要讲话，充分肯定了敦煌文化的重要意义，要求加 强敦煌'7:研究，讲好敦煌故事，怜播中N卢音敦煌学冉次成为举国上下的热点沾题丰次会议就 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会议开幕式上，甘肃省委寅传部副部长王国 强、tt肃文物局副局长陈于柱、故宫博物院副院长 赵国英、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郝春义、敦煌研究院院氏赵卢良先后致辞随后，仵为期2天的学 术会议中，宄后有73位学者发表报告这咚报告有对敦煌文书、典籍的研究，也有对敦煌藏经洞织 物、纹饰、经巾等物质文化方面的探丨1,还有对敦 煌石轺龙水史的研究，涉及古代粟特、犍陀罗、龟兹、吐鲁番、西藏、西夏、云冈、长安等丝路沿线的 诸多地K,这必将有助于我们进-步认识敦煌文 化及“一路一带”沿线国家的历史义化本次会议报告的另一大亮点是敦煌文献和义物的数字化，这记敦经120年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对 4总书丨d讲话中提到的“要通过数字化、信息化等 高技术f.段，推动流散海外的敦煌遗书等文物的 数字化M N，实现敦煌文化艺术资源在全球范围 内的数卞化共享”的最好注解，展小•r今后敦煌学 的光明未来会议的间隙，举行了中同敦煌吐鲁番学会 会员代表大会。
从“补史”到“重构”——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中古史研究荣新江历史研究工作者所面对的文字史料，大略可以分为“原始史料”和“编纂史料”。
前者一般是指没有经过人为修饰而直接留存下来的史料；后者则指学者、文人编写的著作、撰写的文章，是经过各种编纂过程的史料。
中国历史上留存下来的史料非常丰富，而且种类繁多，但明清以前，真正的“原始史料”却十分缺乏。
在“编纂史料”中，有纪传体的正史，有编年史、政书、地志、行纪、谱牒等，这些史料应当说是提供给今天的人们认识历史真相的主要依据，但也不能不承认有些史料有其自身的偏见和倾向。
比如官方史家站在“天朝大国”的立场上，往往对周边民族和国家采取蔑视的态度，因此也就没有对其做详细的记载，而是放在“四夷传”中，用简洁的笔墨略加记录，文字篇幅有的不如中原人物的一篇传记；而且所记内容也是从中原的立场出发，重点在人口、兵员、至中原都城的里程、土产和朝贡情况，均从中原王朝加以控制的角度和朝贡制度方面记载；对于该王国、部族的语言、民俗、宗教信仰、典籍文化等等，往往付之阙如。
经行西域地区的一些僧人传记，比如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在某些方面可以弥补正史的缺陷，但玄奘是一位信仰大乘佛教的僧侣，对西域小乘佛教王国的信仰与教义不屑一顾，对信奉非佛教的婆罗门或琐罗亚斯德教徒，更是加以斥责，可以说没有留下详细、准确的记载。
当后现代思潮来临之际，传统史料的可信度受到质疑，更有甚者，认为依据传统史料所做的史学研究都是不可信任的。
虽然这些说法并不能颠覆已经建立的史学大厦，笔者也不赞同这样的看法，但毕竟传统史料有其不可弥补的缺陷，是经过“作者”们从不同的角度“选材”而“撰写”出来的。
相对而言，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和吐鲁番盆地各个遗址发现的文书和文献就显现出其自身的价值。
这并不是说新发现的就是第一手资料，敦煌吐鲁番文献构成非常复杂，需要仔细区分。
在敦煌吐鲁番文献中，传抄的典籍、单篇的僧传、德政碑、邈真赞、墓志、发愿文，以及纪实性的变文、词曲等，都属于编纂史料，是人们有意而为之的文字。
敦煌吐鲁番研究格式《敦煌吐鲁番研究》引言：敦煌和吐鲁番两个地区位于中国西北部，都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遗产。
敦煌以其壁画艺术和古代文化遗址闻名于世，而吐鲁番则以其独特的气候条件和多样化的地质景观而吸引着游客和研究者。
本文将介绍敦煌和吐鲁番研究的背景、方法和成果，以期为读者提供一个了解这两个地区研究的综合视角。
一、研究背景：1. 敦煌的历史和文化：敦煌位于甘肃省，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
壁画艺术是敦煌最为著名的特色之一，反映了唐代至元代间多元化的文化交流。
2. 吐鲁番的地质和气候条件：吐鲁番位于新疆自治区，是中国最炎热和干旱的地区之一。
这个地区独特的地质景观和极端的气候条件为科学家提供了研究地质演化和古生态的绝佳机会。
二、研究方法：1. 考古学方法：通过对敦煌和吐鲁番的考古发掘，研究者可以系统地了解这两个地区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结构。
考古学方法可以揭示隐藏在地下的古代生活痕迹，比如古代建筑、器物和文物。
2. 艺术史研究：对于敦煌壁画艺术的研究，艺术史学家通过对壁画主题、绘画技法和风格的分析，揭示了唐代至元代间的艺术发展和文化交流。
对于吐鲁番地区的艺术研究，则重点关注当地独特的壁画和石窟。
3. 地质学方法：对吐鲁番的地质演化进行研究，地质学家使用放射性同位素测年、地表形貌分析和岩石和地层的研究方法，揭示了当地地质历史的变迁，包括构造活动和气候变化等。
三、研究成果：1. 敦煌的研究成果：敦煌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壁画艺术的保护、修复和研究上。
许多国内外学者对唐代至元代的壁画进行了详细的分类、整理和解读，为我们了解当时的宗教、文化和社会生活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2. 吐鲁番的研究成果：吐鲁番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地质演化和古生态方面。
科学家通过地质学方法研究了吐鲁番地区隆升和沉降的过程，发现了古代生物化石，还发现了地球上保存最全面的古地壳。
结论：敦煌和吐鲁番研究在考古学、艺术史和地质学等多个领域都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
吐鲁番学系统研究著作全文共四篇示例，供读者参考第一篇示例：吐鲁番学系统是指对吐鲁番地区特有的自然环境、历史文化、社会经济等方面进行综合研究和探讨的学科体系。
这一学科体系由各种类型的著作构成，涵盖了吐鲁番地区的地质、气候、植被、动物、人类活动等方面的内容，是了解和认识吐鲁番地区的重要途径之一。
吐鲁番学系统的研究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的欧洲学者对这一地区进行了大量的考察和研究。
在20世纪初，国内外学者陆续完成了关于吐鲁番学系统的著作，其中有一些成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用意义。
最具代表性的一本著作是《吐鲁番地貌与环境》。
该著作由著名地学家王亚楠教授所著，系统地分析了吐鲁番地区的地质构造、气候特点、水文地貌、岩溶地貌等内容。
通过对吐鲁番地区地貌与环境特征的描述和解释，读者能够更加全面地了解吐鲁番地区的自然环境，并为开展吐鲁番地区的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另外一本重要的著作是《吐鲁番历史文化研究》，该著作由历史学家张伟教授撰写，系统地考察了吐鲁番地区的历史渊源、文化传承、民俗风情等内容。
通过对吐鲁番地区历史文化的研究，读者可以了解吐鲁番地区从古至今的发展变迁，深入了解吐鲁番地区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融合，对于维护和传承吐鲁番地区的历史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于吐鲁番地区社会经济状况的研究著作也日益增多。
《吐鲁番社会经济发展报告》是一部具有代表性的综合性研究著作，由经济学家刘明教授主编，系统地分析了吐鲁番地区的经济结构、产业发展、贸易往来、城镇建设等方面的情况。
该报告不仅全面记录了吐鲁番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历程，还对吐鲁番地区未来的发展方向和战略进行了深入探讨，对于促进吐鲁番地区的经济繁荣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于吐鲁番地区生态环境的研究著作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吐鲁番生态系统演变研究》这本著作是一部较为前沿的研究成果，由生态学家李强教授撰写，全面探讨了吐鲁番地区生态系统的演变过程、生物多样性保护、水资源管理等方面的问题。
敦煌游艺文化研究敦煌游艺文化研究引言：敦煌，作为一个举世闻名的古代文化遗址，被公认为中国古代艺术的瑰宝。
敦煌莫高窟中的壁画、佛像和文物，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游客和研究者。
这些文化遗产展示了敦煌的丰富游艺文化，这也成为了研究者的关注点。
本文旨在探讨敦煌游艺文化的起源、发展和影响，并进一步讨论其对现代社会的意义。
一、敦煌游艺文化的起源1. 历史背景：敦煌位于古丝绸之路的交通枢纽地带，是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节点。
在唐朝时期，敦煌是一个繁荣的绿洲城市，吸引了许多文化学者、艺术家和僧侣前往。
2. 影响因素：敦煌游艺文化的形成与古代佛教文化、莫高窟壁画、音乐舞蹈、文学等多种因素相关。
佛教的传入使得敦煌成为佛教艺术的中心，壁画和佛像是佛教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音乐舞蹈则是敦煌游艺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变化多样的舞蹈和传统乐器演奏成为了敦煌文化的独特标志。
二、敦煌游艺文化的发展1. 壁画艺术：莫高窟中的壁画是敦煌文化的瑰宝，展示了当时社会各个方面的情况。
这些壁画以其精湛的技艺、丰富的内容和独特的风格而著称。
壁画艺术不仅是艺术家的创作，也是历史、文化和社会的记录。
2. 音乐舞蹈：敦煌的音乐舞蹈多样而丰富。
其中，敦煌舞是中国传统舞蹈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华丽的舞姿和优雅的动作吸引了无数观众。
另外，敦煌的音乐也是中国传统音乐中的重要一环，以其悠扬的旋律和独特的乐器演奏技巧而著称。
三、敦煌游艺文化的影响1. 文化传承：敦煌游艺文化是中国古代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后世的艺术家和文化传承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
很多艺术家通过研究敦煌艺术来汲取灵感和启发，并将其融入到自己的创作中。
2. 国际交流：敦煌的艺术和文化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游客和学者。
通过研究和交流，敦煌游艺文化得以传播到世界各地。
同时，国际交流也为敦煌游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和平台。
四、敦煌游艺文化对现代社会的意义1. 文化自信：敦煌游艺文化的独特性和精髓所在使得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更加自信。
吐鲁番学研究2019年第2期《吐鲁番出土文献散录》序荣新江与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相比，吐鲁番出土文献号称难治，因为它们来自盆地内许多遗址，有石窟，有地上寺院，也有墓葬，时代跨度长，内容也更加分散，加上各国探险队的分裂转移，使其支离破碎，甚至一些原本是同一写卷，却被分割数段，散在四方。
因此，研究吐鲁番文献，首先需要尽可能地调查文献所在，进行残片缀合或文书汇总的工作。
笔者自1984年负笈莱顿，即以访查敦煌、吐鲁番文献残卷为己任。
翌年走访英、法、德、丹麦、瑞典等国，收集资料，抄录文本，在伦敦接触斯坦因第三次探险所获吐鲁番文书，于西柏林获得原藏美因茨科学院之德国探险队收集品图片。
1990年访学日本，得东友之助，除遍览龙谷大学大宫图书馆藏大谷文书外，又走访东京、京都两国立博物馆，探访藤井有邻馆、宁乐美术馆、天理图书馆，以及藏有吐鲁番文书旧照片的羽田纪念馆，于吐鲁番所出片纸只字，亦不放过。
1996年5月至8月，有机会到德国柏林自由大学讲学，尽三月之力，通检德国国家图书馆、印度艺术博物馆、德国柏林与勃兰登堡科学院吐鲁番研究所三地所藏吐鲁番文献，将所有非佛教文书悉数依原大录出，收获极大。
同年末及翌年初，以耶鲁大学为基地，走访美国藏品，喜见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东方图书馆藏一组吐鲁番文书，尚不为学界所知。
与此同时，于国内所藏吐鲁番文献，也随时访查，多所寓目，尤其在旅顺博物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博物馆所见最多，其余甘肃省博物馆、国家图书馆、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所藏虽不算多，但也不乏精品。
此外，又有机会数次访问列宁格勒和后来的圣彼得堡，于东方文献研究所敦煌、西域文献收藏中，得见吐鲁番文书真迹，后来也在日本东洋文库，浏览所有俄藏吐鲁番写本缩微胶卷。
世界范围收藏的吐鲁番文献，有些已经集中刊布，如新疆博物馆、英国图书馆、龙谷大学、宁乐美术馆等处所藏，都有录文专集。
但吐鲁番文献分散凌乱，作为一名历史学研究者，将散藏之非佛教文献汇为一编，是笔者很早就产生的想法。
《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读后
郝春文
【期刊名称】《敦煌研究》
【年(卷),期】2009(000)001
【摘要】由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的《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作为“吐鲁番学研究丛书甲种之二”于2008年4月由中华书局出版。
此书为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学研究院和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三个单位的合作成果，三位主编为以上三个单位的代表，参加编纂者也有半数以上出自以上三个单位，另外尚有数位是来自其他单位的相关研究人员。
【总页数】3页(P112-114)
【作者】郝春文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100037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G257.3
【相关文献】
1.《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的书法史研究价值 [J], 毛秋瑾
2.新资料、新方法、新速度——初读《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 [J], 赵和平
3.吐鲁番出土文献整理的典范之作——评《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 [J], 张涌泉;陆娟娟
4.近年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概述 [J], 吴大旬;陈延安;张琦
5.读《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札记二则 [J], 毕康健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敦煌寫本S.2506V等唐代《失名史書》再探
游自勇; 鄧雯玥
【期刊名称】《《敦煌吐鲁番研究》》
【年(卷),期】2017(000)001
【摘要】敦煌寫本S.2506V、P.2810V、P.4073、P2380V屬同一組文書,其中P.2810斷裂成A、B兩片,這五件寫本,正面皆抄録《文子》,背面存唐開元九年至貞元四年間共六十八年史事。
1912年,狩野直喜赴歐洲抄録了不少倫敦、巴黎、聖彼得堡所藏敦煌。
【总页数】15页(P87-101)
【作者】游自勇; 鄧雯玥
【作者单位】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 上海師範大學歷史系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G256.1
【相关文献】
1.愛新國早期歷史記事的書寫與改寫——以天命初期對明關係爲中心 [J], 馬子木
2.敦煌通俗字書所呈現之唐五代社會文化研究芻議——以敦煌寫本《俗務要名林·飲食部》爲例 [J], 朱鳳玉
3.敦煌遺書中寫本的特異性——寫本學劄記 [J], 方廣錩
4.書名:《題寫名勝:從黄鶴樓到鳳凰臺》 [J], 陳燕妮
5.唐代北庭軍鎮體系的發展——敦煌S.11453、S.11459瀚海軍文書再探討 [J], 劉子凡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百年来敦煌吐鲁番出土《三国志》古写本研究编年
肖瑜
【期刊名称】《艺术百家》
【年(卷),期】2010(026)003
【摘要】百年来在敦煌和吐鲁番地区共计出土了六种<三国志>古写本残卷,此外还有被鉴定为伪卷的<蜀志·诸葛亮传>.各类著录及研究成果散见于海内外书刊,本文将收集到的资料按年代汇成编年,以方便研究者查找,偶有按语,略辨是非.
【总页数】8页(P188-195)
【作者】肖瑜
【作者单位】广西大学,文学院,广西,南宁,530004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H02
【相关文献】
1.敦煌吐鲁番出土《三国志》古写本通假字例释 [J], 肖瑜;何红梅;倪永明
2.略论吐鲁番、敦煌出土《三国志》古写本用字研究的意义 [J], 肖瑜
3.敦煌吐鲁番出土《三国志》古写本疑难字形四例 [J], 肖瑜
4.魏晋南北朝写本俗字兴盛原因管窥——以敦煌吐鲁番出土《三国志》古写本俗字为例 [J], 肖瑜
5.敦煌及吐鲁番出土唐写本《论语》注本研究概述 [J], 唐明贵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敦煌学至今已经走过了百年历程，各项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
如果说还有尚待集中研究的领域，那无疑就是占卜文献和佛教经疏了。
2013至2014年，相继有三部关于敦煌占卜文献的专著面世，分别是黄正建的《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增订版，以下简称“黄著”），①王晶波的《敦煌占卜文献与社会生活》（以下简称“王著”），②郑炳林、陈于柱的《敦煌占卜文献叙录》（以下简称“郑陈著”），③再加上之前由法国马克教授主编，集合了法、中、美三国10位学者完成的《中国中古的占卜与社会——法国国家图书馆与大英图书馆所藏敦煌写本研究》（以下简称“马克编著”），④敦煌占卜文献的整体刊布和叙录工作告一段落。
此前，随着敦煌文献的刊布接近尾声，学界对于此后的研究曾进行展望。
⑤敦煌吐鲁番占卜文献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如何从原先较为单一的文献、民俗研究中拓展出多维度的面相，这是今后研究中无法避免的一个话题。
关于敦煌占卜文献的定义和涉及范围，黄正建最早予以揭示。
他从唐五代的语境出发，认为唐人使用“占卜”一词来概括数术类文献中的“卜、占、形法”，“占卜”可以概括“那些除巫术法术之外的、一切预测未来吉凶祸福的方法即‘预测术’”，敦煌占卜文书是指“敦煌文书中涉及‘预测术’的所有文书”，涉及卜法、式法、占侯、相书、梦书、宅经、葬书、时日宜忌、禄命、事项占、杂占、其他等十三类，但不包括“历日文书”。
⑥这种界说在中国大陆影响巨大，王著、郑陈著都遵循了此说，只是在具体的分类上稍有调整，但都不出黄著的框架。
马克编著分天文气象占、历日、择日术、数卜术、梦占、符、物象占、医占、相法、风水术十类，将“历日”纳入其中，这是它和黄著最大的不同。
黄著之所以不涵盖历日，一是因为历日主要性质是记年月，其中涉及的占卜术主要是选择，内容多见于其他文书；二是为了和科技史区别。
但同时，黄正建也承认，“《历日》中的占卜性内容，则是研究‘占卜文书’时应该据以比较或参考的对象”。
⑦显然，他对历日亦抱有一种矛盾的心态，究其根本还在于历日包含了众多选择术的内容，其“占卜”性质不容回避，但又囿于传统的分类法，故只能模糊处理。
而众多学者的研究已经揭示出敦煌历书在晚唐五代时期作者简介：游自勇，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首都文化建设协同创新中心教授，北京，100089。
①黄正建：《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增订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②王晶波：《敦煌占卜文献与社会生活》，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
③郑炳林、陈于柱：《敦煌占卜文献叙录》，兰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
④Marc.Kalinowski ed.,Divination et sociétédans la chine médiévale.Une etude des manuscrits de Dunhuang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et de la British Library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ance ，2003.⑤《敦煌学百年：历史、现状与发展趋势》，《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3期。
⑥黄正建：《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增订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214～216页。
⑦黄正建：《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增订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2、216页。
敦煌吐鲁番占卜文献与日常生活史研究游自勇的多样化趋势，“不同的制历知识传统和选择术传统提供给历书的编写者更大的选择空间”，①因此，笔者以为将历日排除在敦煌占卜文献之外并不合适。
近十年来，中国学者对于敦煌占卜文献的研究贡献巨大，突出表现在对这类文献的基础整理和初步研究方面。
完成编目、解题工作之后，各类型占法的校录本也在陆续出版。
黄正建曾提出从文献整理、天文历法、民俗文化、历史社会，以及占卜术本身等多方面开展研究。
②受此影响，已出版的各类校录本除了基础文献整理工作外，多会探讨占法的原理与机制，进而将占法与当时的社会历史结合起来考察。
王晶波从文献、文本、文化三个层面来回顾敦煌占卜文献研究的历史，并对今后研究的方法和视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所谓文献研究，“主要指针对敦煌藏经洞文献文本所进行的释录、校勘、定名、断代、分类、解题、编目、注释等工作”；文本研究“主要指在获得一种经过整理的、较为可靠的文献凭据的基础上，对占卜文献本身所内涵的有关占卜方术的种种信仰、欲望、知识、想象、符号体系、解释逻辑等，进行系统的分析、研究”；文化研究“主要指将有关敦煌占卜文献的研究，与其产生前后的古代社会生活史、文化生态史以及各类占卜方术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自身的发展演变史联系起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做全方位的社会文化分析”。
③这是目前为止对敦煌占卜文献研究的内容和方法作出的最为明确的阐述。
受此启发，笔者想从“日常生活史”的视野来观照敦煌吐鲁番占卜文献，提出自己的一点设想。
“日常生活史”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于德国、意大利的史学流派，当时有些学者不满社会科学史学所宣扬的规律、宏观结构等，“见物不见人”，因而将目光转向丰富多彩的大众日常生活，希望从中发现历史的多维。
与年鉴学派所倡导的“整体史”（total history）不同，日常生活史学家倡导的是“全面史”（inte⁃gral history），以“微观化”的视角探寻具体的“人”的具体生活实践，以人的具体行为作为历史解释的逻辑出发点，从而区别于传统的宏大叙事，也有别于之前风行的“社会生活史”。
敦煌吐鲁番占卜文献除了少数属于官方抄写之外，多数是在民众日常生活中流传的实用性文本，与《乙巳占》、《开元占经》、《天文要录》、《天地瑞祥志》等传世占卜典籍以占测军国大事为主有相当大的差异。
不可否认，这类文献也都经历了专业人士“文本化”再造的过程，但因其占卜事项多涉民众日常生活，且在流传过程中会根据实际需要分割重组，或是制作成更加简便明了的节抄、略抄本，因而是追寻古人具体生活实践印迹的绝好资料。
笔者以为，可以从三个方面加强“日常生活史”的研究。
第一，长时段考察，打通与简帛术数文献的樊篱。
自上世纪70年代睡虎地秦简《日书》出土以来，围绕《日书》展开的秦汉信仰世界的研究一直持续至今。
敦煌占卜文献中的历日与《日书》有很多相似之处，尽管在二者的界限范围上还存在争议，但学者们基本都承认它们有一脉相承的地方。
就敦煌历日的研究而言，基本只限于邓文宽、华澜（Alain Arrault）等几位学者。
他们也结合简牍资料考察过历日中一些术语的源流变化，华澜还专门讨论过历日所反映的日常生活中的医疗“行事”和与身体有关的“行①陈昊：《“历日”还是“具注历日”——敦煌吐鲁番历书名称与形制关系的再讨论》，见孟宪实、荣新江、李肖主编：《秩序与生活：中古时期的吐鲁番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34页。
②黄正建：《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增订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224页。
③王晶波：《敦煌占卜文献研究的问题与视野》，《敦煌研究》2011年第4期。
事”，①但囿于研究者的数量，与简帛术数文献尤其是《日书》的比较研究尚无法全面铺开。
以往研究者着重强调历史的“变化”，因为在“变化”中更容易探察到时代的特征，从而能够描绘出各具特色的时代画卷。
在这种史观影响下，往往忽略了历史中相对“不变”的因素。
布罗代尔早就揭示出“环境”在人类历史演进过程中的决定力量，雅克·勒高夫也指出：“心态被认为是在历史演进中‘改变最少’的。
”②占卜活动在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即已出现，虽历经几千年，无论在占卜形式还是技术上都趋于繁复，但在表达民众日常生活最基本的心理诉求上并没有太大差异。
研究者在校释睡虎地秦简《日书》时，大量参考了唐代的《开元占经》，甚至还有清代的《协纪辨方书》，③之所以能用后世的文献作为参校，除了文本的层累因素外，知识、信仰、心态等的变化缓慢也是重要原因。
因此，消除不同断代术数文献间的隔阂，用长时段的眼光重新找寻被忽视的“不变”的日常生活逻辑，应该成为敦煌吐鲁番占卜文献研究的一个基本立场。
第二，与吐鲁番所出占卜文献的综合考察。
敦煌地处河西走廊，是中国中古时期中西交通的咽喉之地，不同文化在此汇聚交流，使得莫高窟藏经洞的占卜文献呈现出复杂的来源，包括中原地区、中亚、印度乃至于埃及。
近年来，与藏文、粟特文占卜文献的对照研究也已展开，然而研究敦煌占卜文献者很少把目光投向吐鲁番盆地，对吐鲁番所出占卜文献关注不够。
据统计，敦煌占卜文书约有280件，吐鲁番的占卜文献近40件。
虽然从总数上不过是敦煌占卜文献的七分之一，但内容上涉及易占、卜法、占侯、解梦书、禄命书、发病书、历日、事项占等多种类别，与敦煌占卜文献多有雷同，足资互相参照。
例如敦煌所出P.3028号长卷文书，无原题，因无传世书目和其他文献参照，黄正建据内容判断是一件专门占死丧的文书。
④王晶波则明确指出本件“因其与死丧紧密相连，与其他占卜文献应用于日常生活中的求吉避害不同，故流传不广，只在吐蕃占领时期的敦煌有所流行，而未见其他传本和相关记载”。
⑤其实，吐鲁番占卜文献中存此类占法四件，均来自德国国家图书馆，分别是Ch.217、Ch.842V、Ch.2910、Ch/U8128。
其中Ch.2910存8行，内容均见于P.3028；Ch.217存12行，有6行内容和P.3028相似；Ch.842V很可能与P.3028一样，都是《占死丧法》汇编中的一部分。
又如，关于沐浴、洗头的择日法散见于历日中，俄藏Дх.1064、1699、1700、1701、1702、1703、1704号文书为册页装，首题“推皇太子洗头择吉日法”，这是敦煌所出唯一一件专门以“洗头”为对象的择吉文书。
黄正建推测文书的时代较晚，郑炳林等将其定在归义军时期，并推测P.2661V中的“洗浴去垢法”似乎是简编自本件的第二种占法。
⑥本件前面是《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圆鉴即云辩，卒于后周广顺元年（951年），所以这份占法的抄录时间最早也是五代了。
德藏吐鲁番文书Ch.3821也是一件与头发有关的占卜文书。
正面是《佛说灌顶七万二千神王护比丘咒经》，荣新江推测年代在7世纪中期到8世纪末，背①Alain Arrault：《敦煌历日中的选择法与医疗活动》，李国强译，《敦煌吐鲁番研究》第9卷，中华书局，2006年，第425～448页；Alain Arrault，Les activités,le corps et sessoins dans les calendriers de la Chine médiévale,Etudes chinoises，vol.XXXIII-1,2014,pp.7～55.②[法]雅克·勒高夫：《试谈另一个中世纪——西方的时间、劳动和文化》，周莽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41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