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反思中国古代婚姻制度 中国古代婚姻制度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确立而不断趋于成熟，历经千年，其和封建社会制度一起束缚着中华儿女和阻碍着社会发展进程，其附属于封建制度，成为封建统治者治理社会和维护其利益的工具。它不仅摧残了很多无辜的女性，而且很多男性也深受其害。
一、中国古代婚姻制度的特点。 中国古代婚姻制度其实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在中国封建社会，妇女没有社会地位，夫为妻纲，妇女的一切只能服从和依赖其丈夫，从一而终。一个男人一般只有一个正妻，却有多个妾，同时男人娶几个女人都不受法律和道德的约束。“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其基本特征，父母有很大的主动权。正因为这种不合理的婚姻制度，不但没有带给中国古代男女感情生活的幸福，而成了束缚中国古代男女追求婚姻自由的沉重枷锁。
二、一夫一妻多妾制的缺陷。 一夫一妻多妾制，在古代主要是为了传承香火和传宗接代，而不是男女双方的感情结合。按照宗法制度的要求，嫡妻只能有一个，嫡妻所生，是为“嫡系”，其他妾所出，是为“庶出”。这就造成了人与人之间不平等，在同一个家庭中嫡妻及其子女，与妾媵及所生子女，就有着明显地位的差距。
一方面，这种制度使得一大部分妇女在男权主义社会里更加没有地位和权力。妾是中国传统宗法制度下的畸形产物，她们担当的角色只是为了传宗接代，在封建社会是很没有地位的。同时，大部分女子是由于生活所迫和外界施压才从妾的，并非自愿。
另一方面，为了维系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阶级统治，封建统治者在政治实践中推行从上至下的嫡长子继承制，“庶出”虽和“嫡系”同父异母，但他们在家族中的地位却是天壤之别，这只是因 2
为他们的母亲的不同。无论是财产的分配还是官爵的继承都轮不到庶出，他们一出生就带上了低人一等的不公的命运烙印。
这可以说是封建制度等级的森严，但未尝不是一夫一妻多妾制的毒害。 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不良后果。 婚姻的缔结上，只讲“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谈个人意愿。《礼记·坊记》中记载了孔子的论述：“故男女无媒不交，无币不相见，恐男女之别也。”孟子也说：“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周人皆贱之
中国传统婚姻的目的是以生育为第一位，以经济为第二位，而男女感情置于末位，其最终目的是传宗接代，生儿育女。在宗法制下，婚姻大事必须父母主持，再加媒人撮合，才算循礼、合法，才能被宗族和社会所承认。“父母之命”封建包办婚姻是古代婚姻的基本特征之一，尊亲长掌握卑幼的主婚权是法律明文规定。
男女恋爱婚姻，本是青年男女追求自身终身幸福的权利。但这一主动权却握在了父母的手中，儿女没有主动权，只能在被动地去接受。男女双方的结合都是靠父母和媒人的撮合，而男女双方没有接触和了解，就结合在了一起，这种不带感情的婚姻对男女之间和家庭生活的和谐是非常不利的，最终酿造了太多的悲剧。
同时，这种“以父母之命”的婚姻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包办婚姻、买卖姻、交换婚姻、赘婿婚姻、童养媳婚姻的盛行。
四、“门当户对”及妻、妾婚姻程序上的差异。 中国古代婚姻非常注重形式，婚姻必须符合形式要件，才是合法婚姻，否则便是违法婚姻，并为社会所不容。特别是周朝初期周公把婚姻纳入礼制轨道后，便使 3
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自始至终充满了形式主义的色彩。结婚的形式主要包括六礼，即要求婚姻关系成立必须严格遵循六道礼仪程序：采纳、问名、纳吉、纳征、请期、迎亲，古代婚姻制度承认妻的地位，必须经过“六礼”的程序娶进门的才为妻，纳妾的形式等同于买卖交易。“门当户对”为古代婚姻的重要习俗，后来这一制度演变发展为了“良贱不婚”。“良贱不婚”是指在封建等级社会，身家清白的良民不与从事贱业或户籍上被编为“贱籍”的人通婚的。这只是指“娶妻”，而非指“纳妾”。
无论是“门当户对”也好，还是结婚的程序的进行，都有明显的等级之分，这样就很大一部分约束了男女双方的自由结合，同时也让社会停滞不前。这种重礼轻爱的婚姻习俗，使爱情的追求始终不能融人道德评价的尺度，也阻挠了爱情价值观的发育。一方面它抵抗不住以“礼”为规范的传统价值观的挤压和围剿；另一方面，它也无力肯定与保护与之相应的婚姻行为。 “礼”的价值观剥夺了人们享受爱情的权利，非人道的礼教统治，无视了个人的价值和意愿。
五、婚姻解除的决定权的归属。 中国古代婚姻关系的本质精髓所在，即为“伦理”。它是作为一种社会风气习俗以及道德观念而存在。在讲究妇女得从一而终的封建社会里，婚姻解除主要是男方单方面的，即为“出妻”。
丈夫离婚要求离婚是指其妻犯了“七出”。“七出”的条件的提出可以是男方，也可以是男方的父母，执行“七出”也不需经过官府的判决。相反，妻妾却没有单方面解除婚姻的权利。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妇女在婚姻中是没有自主权、没有追求婚姻自由的权利，只能顺从这种婚姻制度的摆布。而且所谓的“七出”条件也是很容易满足的，这样就给了男方抛弃女方开了方便之门。而在唐朝， 4
还有法律的明文规定即为唐律，妻妾“背夫擅行，有还他志”，处徒二年；“因擅去而即改嫁者，徒三年”。所以从中可以看出封建妇女在古代婚姻中是被动者，受害者。
六、结语。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婚姻制度在封建社会里，这一制度不但没有给男女双方带来结婚的幸福，而是成了剥夺他们追求自身解放和人格独立的枷锁。这种婚姻制度依托于封建道德伦理和礼法，附属于封建体制，所以到清末特别是五四运动后，随着男女思想的解放和封建体制的倒塌，很多中国青年男女从中解脱出来，特别是中国妇女，在男女平等的时代背景之下，她们有了追求婚姻自由的权利。中国古代婚姻制度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婚姻家庭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虽然它已远去，但我们仍能从这一制度中窥探古代风俗习惯、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通过历史的反思，可以让我们对现在中国特有的婚姻现象找到历史的痕迹。
三 婚姻中渗透买卖关系 传统的礼仪婚是聘娶婚，它是以男方父母交付女方父母一定数量的聘礼、聘金为成婚的必要条件。“聘则为妻”、“无币不相见”成为不可动摇的婚姻原则。尽管中国婚姻的“六礼”在历史上曾有过变化，但纳征这一环节是没有去掉的，而且越来越得到强化。聘娶婚中收受聘礼这一方式，就使它掺人了许多买卖婚的因素，而如果把经济价值作为婚姻的唯一目的，那么聘娶婚将最终成为变相的买卖婚。聘礼多少，往往成为嫁女的身价，因而婚礼讲排场、比阔气、竞奢华之风由此产生。
聘礼，又称聘财、聘金、财礼、彩礼。按六礼规定，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的各个程序中，男方家都要向女方家送礼，除了纳征外，其余五礼都以雁为贽，这一礼物有象征意义。但是雁只是联姻过程的仪礼用物而已，人们最讲究的是纳征．只有纳征的礼物最重要，是正式的聘金、聘财，此礼一成．男女双方都不能轻易悔婚，否则不仅舆论不容，而且要受到法律处分。“诸许嫁女，已报婚书或有私约，或俱受聘财而辄悔志，杖六十，婚如约。”无论有无婚书或私约．只要受了聘财，婚姻关系就受到法律保护，聘礼是婚姻的核心和重要条件。汉代时婚姻重财的风气日盛，东汉时议曹史展允，非常勤奋，但家境贫寒，年近知命还未婚配，最后他的长吏李固向僚属募 5
得聘金二三万钱，才了结其婚姻。唐代索要财物更多，唐《通典》引太极元年唐绍上表说：“士庶亲迎之礼，……邀其酒食设为戏乐，近日此风转盛，上及王公。乃广奏音乐，多集伴侣，遮拥道路，留滞淹时邀致，财物动愈万计；遂须障车礼贶过于聘财，歌舞喧哗．殊非助感。”元代郑介夫论日：“婚姻聘财．今之嫁女者重要钱财，与估卖牲口无异。”这种婚姻“直求资财”，“以财论嫁”的拜金之风在明清两代更是甚嚣尘上。因而明末清初朱伯卢在其颇有影响的治家格言中，把“嫁女择婿，毋索重聘，娶妇求淑女，勿计厚奁”作为家政要训。 我国有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的历史．封建主义的婚俗文化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至今还影响着人们的婚姻生活。这几年随着经济的发展．彩礼的价值不断上涨。在福建清流县，1981年的彩礼总额平均为2341元，1984年为3312元，1985年上涨为4126元。而且越是落后的不发达地区，越是索要高额彩礼，其名目之繁多，让人瞳目结舌。什么见面礼、上门礼、进门礼、婚日礼、过门礼、开箱礼等等，巨额的彩礼，成为青年农民不堪重负的包袱，怎么也甩不掉。
婚姻中的彩礼是一种文化现象，正如恩格斯所说：“当父权制和专偶制随着私有财产的份量超过共同财产以及随着对继承权的关切而占了统治地位的时候．结婚便更加依经济上的考虑为转移了。” 6
二．纳采。贽用雁者，取其随时而南北，不失其节„又是随阳之鸟，妻从夫之意也，又取飞成行，止成列，明嫁娶之礼，长幼有序，不相逾越也。
——《白虎通·嫁娶 》
第三步：纳吉。 归卜于庙，得吉兆，复使使者往告。 ——《仪礼·士昏礼 》 第四步：纳征。 征，成也，使使者纳币以成婚礼。 7
——《仪礼·士昏礼 》 第五步：请期。 登即相许和，便可作婚姻。媒人下床去，诺诺复尔尔。„„府君得闻之，心中大欢喜。视历复开书，便利此月内。六合正相应，良吉三十日。
——《孔雀东南飞 》 第六步：亲迎。
大婚既至，冕而亲迎。 ——《礼记·哀公问》 男子亲迎，男先于女，刚柔之义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义一也。 ——《礼记·郊特牲》
七出三不出之礼 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盗窃，去。
——《礼记·大戴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