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农历5月26日，道士王圆箓在敦煌莫高窟第16 窟甬道北壁发现了一个复洞（现编号为第17窟），洞重重叠叠堆满了从十六国到北宋时期的经卷和文书。
这批古代文献总数在五万件以上，多数为手写本，也有极少量雕版印刷品和拓本；其形态有卷子、摺本（包括褶叶装、旋风装、蝴蝶装）、册叶本和单片纸叶等；其文字多为汉文，但古藏文、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梵文和突厥文等其它文字的文献亦为数不少；其容极为丰富，涉及、历史、地理、语言、文学、美术、音乐、天文、历法、数学、医学等诸多学科，但以佛教典籍和寺院文书为主。
敦煌文献主要是指这批古代文献〔1〕。
不论从数量还是从文化涵来看，敦煌文献的出土都可以说是本世纪我国最重要的文化发现。
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些后来引起世界学术界震惊的珍贵文物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致使其中的大部分先后流散到英、法、俄、日等国，对我国学者利用这批文献造成了极大的不便。
我国学术界自1909年得睹敦煌文献之时起，即开始对其进行整理和研究，经过我国学者和日、法、英等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以整理和研究敦煌文献为发端的学术研究领域逐渐扩大，并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敦煌学。
现在，敦煌学已成为一门国际显学，而利用敦煌文献研究历史问题始终是敦煌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拟对1909年以来我国学术界利用敦煌文献研究历史的有关情况略作回顾，并对这方面研究存在的问题和今后发展动向试作讨论。
对敦煌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从一开始就是一门国际性的学问，在运用敦煌文献研究历史方面，国外学者也做出了很大贡献。
因篇幅所限，本文未能包括这方面的容。
自1909年至今，我国学者利用敦煌文献研究历史的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1909年至1949年建国前为第一阶段，1949年建国后至1976年"文革"结束为第二阶段，"文革"后至今为第三阶段。
一第一阶段可以分为两个时期。
1909年至1925年《敦煌掇琐》出版以前是第一个时期。
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以公布资料为主，同时也以跋、按语和提要等为主要形式在许多方面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
1909年，法国人伯希和到为法国国立图书馆购买汉籍，随身携带了一些1908年他从敦煌掠走的敦煌文献珍本。
直到此时，学界才得知莫高窟发现敦煌文献的消息。
当时在京的许多著名学者如罗振玉、斧、王仁俊、元忠等，都前住伯希和寓所参观或研读、抄录。
同年9月，王仁俊出版了我国第一部敦煌文献资料集《敦煌石室真迹录》；11月，罗振玉出版了他和斧辑录的《敦煌石室遗书》。
以后，又陆续出版了《石室秘宝》（民国初年，存古学会辑）、《鸣沙石室佚书》（1913年，罗振玉辑）、《鸣沙石室佚书续编》（1917年，罗振玉辑）、《鸣沙石室古籍丛残》（1917年，罗振玉辑）、《敦煌零拾》（1924年，罗福葆辑）、《沙州文录补》（1924年，罗福苌辑）、《敦煌石室碎金》（1925年5月，学会编）等。
上述著作几乎公布了当时所能见到的所有敦煌文献的录文和照片图版〔2〕，历史文书和历史典籍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
这一时期所公布的历史文献以及相关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对唐后期、五代、宋初西北历史资料的整理和研究。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王朝被迫调动西北各地的精锐部队入援，位于青藏高原的吐蕃王国乘机向唐州县发起进攻，自756 年至763年迅速占领了陇右地区，以后又从东向西至786年攻占了整个河区。
公元840年，位于蒙古高原的漠北回鹘汗国因乱被黠嘎斯击溃，部众大批西迁，进入河西与天部地区。
842年，吐蕃王国因部权力之争而发生乱，势力大衰，其在陇右、河西和塔里木盆地南部的统治开始动摇。
大中二年（848年），沙州大族议潮率众起义，在控制了瓜、沙二州后上表归唐，唐廷遂在沙州设归义军节度，任命议潮为归义军节度使。
此后直至11世纪上半叶，议潮家族和议金家族相继控制归义军政权达100多年。
归义军的控制区域，兴盛时包括整个河西及沙州以西的一些地方。
9世纪晚期以后则仅有瓜、沙二州，其东的、地区被由西迁回鹘建立的甘州回鹘占据，凉州一带则是吐蕃系的温末部的活动地域；其西则有以吐鲁番盆地为中心由西迁回鹘建立的西州回鹘王国和以于阗为中心的于阗王国等少数民族政权。
因这一历史时期的历代中原王朝始终未能有效控制上述地区，故当时的官修史籍对吐蕃管辖时期西北地区的情况和归义军政权及其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有关情况记载极为简略，且多讹误。
幸赖敦煌文献保存了一大批属于这个时期的官私文书和史籍，为学术界探讨吐蕃、归义军史和同期西北民族变迁情况提供了丰富的原始资料。
我国学者在最初接触敦煌文献时，就开始了对归义军资料的整理和研究。
《敦煌石室真迹录》中即有多件与归义军有关的文书，王仁俊还以"按语"的形式介绍了几件同类文书。
他依据所见文书否定了《新唐书·吐蕃传》有关淮深卒于咸通十三年（872年）的记载，考定淮深应卒于大顺元年（890年）；确认《西汉金山国圣文神武白帝敕》即《旧五代史》等史书所记"自号金山白衣天子"的奉之敕，并推测奉之尚白是受摩尼教的影响；指出《议金壁画题名》中之议金即《旧五代史》所记之沙州义金，检出了《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纪传中有关议金的材料。
王氏还依据《新唐书·吐蕃传》指出议金是在奉后以长史身份主持州务，他联合回鹘，通使中原，遂以留后被中原王朝任命为归义军节度使。
王仁俊对归义军资料的整理和研究虽然解决了一些问题，但由于当时所能见到的敦煌文献太少，所以他的按语在许多地方沿袭了传世史籍的错误。
《敦煌石室遗书》也辑录了不少有关归义军的资料。
其中斧《唐宗子陇西氏再修功德记碑》跋注意到了此碑文所蕴含的历史信息，指出据此碑可知在氏归义军部曾发生"争夺之事"；但他推定的时间不确，也未能对"争夺之事"作进一步考察。
《敦煌石室遗书》中由元忠撰写的《沙州石室文字记》，是第一篇利用敦煌文献结合史书有关记载研究归义军史的论文。
此文指出《新唐书·吐蕃传》所记淮深后即由议金继任不符合历史事实，其间尚有奉和索勋曾为节度使。
该文还正确考定了氏归义军历任节度使的卒立次序，即议金、元德、元深、元忠、延禄、宗寿、贤顺，并确定了宗寿取代延禄的时间在咸平五年（1002年）。
上述次序虽尚缺延恭一任，但作者已指出延恭有可能担任过沙州节度。
文最后指出景祐四年（1037年）西夏取瓜、沙、肃等州后，并未能对沙州实施有效统治，故有沙州继续向中原王朝进贡之事。
这篇文章为确立氏归义军历任节度使的世次奠定了基础，有关西夏未能有效控制沙、瓜的观点也极富启发性。
罗振玉为《鸣沙石室佚书》所收《延绶别传》录文撰写的目录提要则进一步指出继淮深者为淮□，淮□以后，尚有嗣者，虽沙州中间偶有篡夺，然不久即灭。
氏主河西，直至唐终。
从而彻底推翻了《新唐书·吐蕃传》关于议金在咸通年间即以长史身份主持归义军的错误记载。
1913年至1914年，罗振玉依据史籍记载和当时所能见到的敦煌文献中的有关材料，先后撰写了《补唐书义潮传》和《瓜沙氏年表》（两文均见《雪堂丛刻》，1915年）。
前文首先指出了《新唐书·吐蕃传》所记吐蕃攻陷沙州过程的疏失，推断沙州陷蕃应在贞元元年（785 年）。
继而考察了议潮起事、收复河西、遣使入朝等历史事件的过程。
并确定了氏归义军历任节度使的世次。
即咸通八年（867 年）议潮入朝后，淮深嗣为节度；淮深卒前淮□嗣；淮□卒前托孤于议潮婿索勋，勋乃自为节度，并在景福元年（892年）得到朝廷任命；后议潮十四女又于乾宁元年（894年）率将士诛勋，以议潮为节度，并以其长子弘愿任沙州刺史兼节度副使，次子和三子则分任瓜州刺史和甘州刺史；后梁开平年间的沙州节度使奉可能是议潮末。
罗氏的成果奠定了氏归义军政治史的基础。
他关于陷蕃年代的考证推进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他判断议潮攻克凉州应在咸通二年的说法也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这篇文章最重要的贡献是关于氏归义军节度使世次的考证，以后的研究都是在此框架基础上逐步深入和具体化的。
罗氏此文的主要不足是未能参考王仁俊有关淮深卒年的研究成果。
后文在元忠研究的基础上，不仅按时间顺序对有关资料进行了梳理、编排和考订，在一些问题上也取得了进展。
如确定了议金在贞明年间已执掌归义军大权，氏取代氏的时间当在贞明以前；指出在归义军氏时统治区域有瓜、沙、甘、肃等十一州，到五代时归义军所领仅有沙、瓜二州；在"年表"的序言中确定接替元忠的应是延恭，并推测在延恭后可能还有延禄一世；确定了宗寿卒于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子贤顺继任。
限于材料，此文仍未解决大部分节度使的卒立时间。
1924年，王国维《于阗公主绘地藏菩萨题记》跋（载《沙州文录补》），据英藏《开宝八年归义军节度使延恭施舍疏》，判定《续资治通鉴长编》有关元忠卒于太平兴国五年和卒后由其子延禄继任的记载是错误的。
指出在元忠和延禄之间尚有延恭一世，元忠应卒于开宝以前。
但王氏未能确定此于阗公主是延禄之妻，误认为是延恭之妻。
王国维还在跋中开探索于阗史事之先河，对唐初以来有关于阗的情况作了初步考察，并推测圣天是回鹘人。
在这一时期公布的材料中，还包括一些归义军时期的牒、状、契约、书信和吐蕃管辖敦煌时期的文献。
此外还有反映唐前期敦煌历史情况的《大唐陇西府君修功德碑记》等。
时人虽未能对上述资料进行有价值的研究，但却为以后人们探索相关问题提供了原始资料。
有的资料直至今日仍被人们引用、研究。
第二个方面是对历史典籍的整理和研究。
敦煌文献中保存的历史典籍有些是佚籍，有些是有传世本的史籍。
佚籍的价值自不待言，有传世本的史籍也因其抄写时间较早而具有重要的校勘价值。
所以，我国学者对早期接触到的历史典籍自然十分珍视。
这一时期公布的佚籍有《鸣沙石室佚书》收录的《春秋谷梁传解释》"僖公上第五"、《春秋后国语》、《春秋后语》、《春秋后语》、《晋纪》、《阃外春秋》等。
罗振玉所撰目录提要分别据传世文献考出以上史籍的名称，并说明其对研治各时期历史的价值。
《鸣沙石室古籍丛残》则影印了《略出籝金》和包含有历史佚籍片段的《古类书》三种。
《沙州文录补》公布了《开元天宝残史书》。
此外，这一时期公布的文学作品《唐太宗入冥小说》和《妇吟》也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王国维的有关跋文结合传世文献对唐太宗入冥事进行了探索。
写本传世史籍这一时期公布了《隶古定尚书》"顾命"的图版和录文，"夏书"四篇和"商书"七篇的录文，斧、罗振玉分别指出上述写本均为未经天宝中卫包改定的隶古定原本。
王仁俊和、罗二人还将写本"顾命"与传世本进行了校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