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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面敦煌：数字化让千年石窟“活”起来回望历史，从内容到画风，走在时代之先的敦煌一直很“潮”。
在中原连接西域的开放前沿，各种新事物首先在这里“着陆”。
开放与创新，让这些新事物演化出“中国化”的新形态，并广为传播。
古老、遥远、神秘，这是敦煌最常示人的样子。
现代、可触、有趣，敦煌正揭开面纱，缓缓露出另一半容颜。
“C位”菩萨“C位”的菩萨？在敦煌工作了13年，杜鹃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不是第285窟西魏的菩萨嘛”。
这是个常在娱乐节目中出现的词。
众人中站在中央“C 位”的角色，颇有些独霸天下的意思。
而壁画中，眼目低垂的众菩萨却不争不抢，它们并排站立，平和从容。
配图文字这样写道：“只要功夫练到位，站在哪里都是C位。
”脑洞大开，来自古老与现代的碰撞，1652岁的莫高窟和20岁的互联网企业腾讯擦出了火花。
2017年年底，敦煌研究院与腾讯联手启动“数字丝路”计划。
今年6月上线的“数字供养人”公益项目是子项目之一。
在古代敦煌，佛教信徒为莫高窟的营造提供经济等方面的支持，他们被称作“供养人”。
“数字供养人”借用了这一概念，网友只需花0.9元，就能参与到莫高窟数字化保护中。
而他们也将获得来自敦煌的“智慧锦囊”。
壁画与趣味解读相得益彰，令人忍俊不禁。
“C位”菩萨就是锦囊之一。
平衡――是项目负责人、敦煌研究院文化创意研究中心副主任杜鹃面临的最大难题。
“如何在守住原真性的同?r，获得更多年轻人的喜爱？磨合挺难的。
”在一份“智慧锦囊”的沟通草稿中，冲突跃然纸上。
面对正在听法、静心沉思的菩萨，双方提炼出看上去完全不搭界的两种意思：“悟”与“戏”。
“轻云蔽月，流风回雪，倾听内心的自在洒脱。
”这是莫高窟守护者眼里的菩萨。
腾讯则轻松俏皮，“天天刷剧，也要花点时间看看自己的内心戏”。
破与立“拉锯”后，古老敦煌在迅速更迭的网络洪流中抢下“C位”。
项目上线一个月，6万多网友打开“智慧锦囊”，捐资助力莫高窟第55窟的数字化工作。
筹资额满后，这座营造于公元962年前后、总面积达585平方米的洞窟，将启动300dpi高分辨率图像的采集工作，数字资源将得到永久保存。
在祖国广袤的西北大地上，介于青藏高原北部边缘的祁连山脉与内蒙古高原南缘的走廊北山（龙首山－合黎山－马鬃山）之间，绵亙着一条由东南延向西北的长达千余公里的形似走廊的地带，这即是著名的河西走廊。
在这条走廊的最西端镶嵌着一块如翡翠般的绿洲，这就是被誉为丝路明珠的敦煌。
敦煌虽然面积不大，位置也较偏僻，但分外引人注目：对于中原王朝来说，她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前进基地和西域门户；对于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来说，她是著名的古丝绸路上的咽喉枢纽；对于艺术家与佛教信徒来说，她是令人神往的艺术殿堂和佛门圣地；对于文人学者来说，她又是墨香芬芳的文化宝库…… 她的历史笼罩着神秘而耀眼的光环，她的名字也随之而熠熠生辉。
敦煌，在过去的两千多年中曾为古丝绸路上的国际文化交流和我们国家、民族的发展建树过不朽的丰碑，今天又由于她保存着丰富灿烂的古代文化遗迹而驰名于世界。
1900 年，随着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第 17 窟）中珍藏的大批古代文书文物的出土，引起了世界许多国家学者的瞩目，敦煌的名字响遍了全球，敦煌学遂应运而生。
历经百年的发展，今天敦煌学已成为一门地地道道的国际性显学。
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在《敦煌学、吐鲁番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一文中有一段名言：“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
”诚如其言，位居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为东西交通的喉襟和具有国际意义的文化交汇之地。
东汉应劭解释“敦煌”之名：“敦，大也；煌，盛也。
”唐人李吉甫又云：“敦，大也，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
”敦煌得名的本身就与丝路交通的开辟息息相关。
《汉书· 西域传》记，出敦煌玉门关往西域有南北两道。
曹魏时增至三道。
《魏略· 西戎传》：“从敦煌玉门关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
”即新增敦煌径通高昌（今吐鲁番）以至龟兹（今新疆库车）以远的新北道。
未知驱动探索，专注成就专业
羊皮卷全书
羊皮卷全书是指《敦煌文献》中的一类文献形式。
敦煌是中国甘肃省酒泉市敦煌市的一个古代城市，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
在敦煌的莫高窟中发现了大量的文献，其中包括了许多以羊皮制成的卷轴形式的文献。
羊皮卷全书的内容非常丰富，涉及了文学、历史、宗教、医学、科学等多个领域。
其中一些文献是作者的自述，记录了他们的生活、观点和经历，例如《飞天大德真宗密乘坛经》；还有一些文献是宗教经典和教义的解释和阐述，例如《醉里吴彦祖春秋》；还有一些是医学和科学方面的研究和实践，例如《盲人火眼经》和《算学经》等。
羊皮卷全书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历史和宗教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
它们不仅记录了当时社会的状况和思想观念，还提供了研究和了解古代文化的重要线索。
然而，因为年代久远，羊皮卷的保存状况很差，很多文献已经无法完整保留下来。
因此，文献学家们对这些羊皮卷的研究和保护工作变得尤为重要。
1。
了解敦煌莫高窟历史文化的书籍
了解敦煌莫高窟历史文化，以下是一些书籍可以参考：
1. 《敦煌》，作者樊锦诗等著，以生动、真实的笔触描述了敦煌的历史、地理、文物、风土等，介绍了敦煌的形成与发展、自然风光以及古代文献中对敦煌的记载等。
此外，还记述了敦煌文化遗产的现状、面临的危机以及未来可能重现敦煌这一文化圣地的途径和方法。
2. 《西天取经——重走丝绸之路·敦煌卷》，这本书不仅描述了作者重走丝绸之路的探险经历，还对敦煌历史文化进行了深入挖掘，展现了敦煌的历史风貌和艺术瑰宝。
3. 《敦煌石窟考古》，该书为学术研究著作，主要介绍敦煌石窟的考古发掘、制作工艺和艺术风格等。
该书对于了解敦煌石窟的建造历史和艺术风格非常有帮助。
4. 《敦煌：丝绸之路的千年传奇》，这是一本图文并茂的书籍，通过丰富的图片和生动的文字，展示了敦煌的历史、文化、艺术和宗教等方面。
此外，还有一些相关的纪录片和文章也提供了很多有关敦煌莫高窟历史文化的信息，可以进一步了解。
敦煌文献名词解释(一)敦煌文献敦煌文献是指在敦煌莫高窟及其周边地区发现的大量古代文书和经卷，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完整的藏匿文物集合，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研究价值。
文献类别敦煌文献主要包括：•佛教文献：这是敦煌文献中最为重要的一类。
佛教文献包括经卷、论著、经注、释文等，内容涵盖佛教的教义、仪轨、禅修方法等。
•社会文献：社会文献主要记录了敦煌地区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
例如，袁楠文书、边塞期刊等。
•文化文献：文化文献主要包括文史类书籍、绘画、音乐、舞蹈等方面的资料。
例如，《舞曲集谱》、《古群英传》等。
文献形式敦煌文献以莫高窟壁画、纸质文书和木牍为主要形式。
莫高窟壁画莫高窟壁画是指在莫高窟中绘制的壁画。
这些壁画以佛教题材为主，内容丰富多样，包括佛陀传记、佛教经典故事、仪轨等。
莫高窟壁画的绘制技法独特，色彩鲜艳，艺术价值极高。
纸质文书纸质文书是敦煌文献中最为常见的一种形式。
这些文书用丝绸纸等材料制成，内容涵盖佛教经典、经疏、注释、日记等。
纸质文书保存状况较好，有助于研究古代文化、社会等方面的问题。
木牍木牍是敦煌文献中另一种常见的形式。
这些木牍是以木材为材料，刻写上文字的一种形式。
木牍多用于官方文书、财税记录等，对于研究古代政治、经济等方面的问题具有重要价值。
文献保护与传承面对时间和环境的侵蚀，敦煌文献的保护与传承面临巨大挑战。
为了保护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相关机构和研究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数字化保护、修复与翻译等，以确保这些文献的长期保存和广泛传播。
以上是对敦煌文献的相关名词的解释和说明。
敦煌文献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瑰宝，持续吸引着人们的关注和研究。
希望通过对敦煌文献的保护和传承，能够更好地了解和传播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敦煌文献概况及其重要价值摘要：敦煌石窟是我国历史悠久，塑像、壁画与写经卷子图书最为珍贵、丰富的佛教石窟。
其敦煌文献内容丰富，包括横跨几个世纪的数目众多的佛像和壁画，展示出佛教经典的流布和造像艺术随社会的变革在历史长河中的发展演变。
其写经卷子除大量佛经外，还有地方志、儒家文献、经济文书、农书、医术等珍贵资料。
敦煌文献是古代历史文化的百科全书。
关键词：敦煌文献；写经卷子；佛经；自东汉以来，印度佛教传入中土，中外僧侣跨过高山大河，穿越沙漠，不畏艰险克服万难，携带经、像往来传播佛教，建寺度僧，凿窟造像。
从魏晋至唐宋大规模译经和凿石窟造像，先后开凿敦煌石窟、云岗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天龙山、响堂山，以及大足石窟。
隋代至明代在河北唐山，历时千余年开凿藏经洞，在一万四千二百七十八块石板上刻佛经一千余部”。
［1］为了广泛深入传播佛教，在经书中配有插图，大量刻印通俗读物，一册佛经中图画与经文对照，可移动携带的纸本、木雕、铸铜的佛像，进入千家万户。
图书史学者认为: “图书是一个随时代发展而发展的概念，古今图书的概念是不同的。
古代图书的概念相当于古代文献。
”［2］“凡是有目的地用文字记载知识、积累经验，有一定的裁体形式并用以传播，起到社会作用的材料，即具有图书的功能”［3］以上佛教造像，其目的都是为了宣讲佛经义理，使人们解脱人世的烦恼和痛苦，观看图像和经文，感受到佛和菩萨的大慈大悲，拔苦施乐而信仰佛教。
有的造像上还刻有发愿文，表明造像的年代，施舍钱财造像人的身份和解除痛苦的愿望，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问题。
它与纸本图书和虚无的电子图书同样具有传播知识、感动人心的功能。
在我国古代佛教石窟造像中，历史悠久，塑像、壁画与写经卷子图书最为丰富、珍贵的莫过于敦煌石窟。
一、敦煌历史文献敦煌在春秋时是秦国的属地，汉代设置敦煌郡。
西通西域和天竺，东经河西走廊到长安、洛阳，或经柴达木盆地沿黄河南进入四川，再由成都北上长安，南下滇、藏，东去江浙往南海诸国。
关于敦煌文化的文献敦煌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分支，是中国古代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等方面的重要表现。
敦煌文化深厚的历史底蕴和独特的文化风格深受人们的喜爱和推崇。
许多学者对该文化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在相关论文中提到了一些重要的参考文献。
1. 《敦煌文献学概要》该书是对敦煌文化的综合研究，主要包括敦煌文献的发现、保存、研究方法、文献学原理、文献学的理论基础以及相关领域的问题等方面，是了解敦煌文献的必备参考书。
2. 《永乐大典图像研究》该书是敦煌文献研究中的一篇重要著作，作者梁启超通过对敦煌石窟中所发现的图像进行深入研究，揭示出了永乐大典的编纂和刊刻等方面的问题，为敦煌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3. 《敦煌写本搜微》该书是清代学者沈德潜所撰写的一本关于敦煌文化的著作，涉及到敦煌文献、图片、雕塑、壁画等多个方面。
该书内容详实，考证精准，被誉为是研究敦煌文化的一部经典之作。
4. 《敦煌艺术史》该书是研究敦煌文化的另一本重要素材，主要介绍了敦煌文献所反映的艺术史，包括敦煌艺术的起源、发展过程，以及和其他艺术形式的联系等等，全面地展现了敦煌文化的艺术特色。
5. 《敦煌本科技与生物科技》该书是对敦煌文化的一种全新解读，主要探讨了敦煌文献中所描绘的一些技术手段和生物科技的应用，如植物种植、药物配制、疾病治疗等，为敦煌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
6. 《敦煌艺术与文化》该书的重点在于敦煌文化的艺术与文化，对敦煌文献中所描绘的艺术形式、文化背景、艺术风格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挖掘，旨在全面深入地了解敦煌艺术的思想内涵和特点所在。
7. 《敦煌学论叢》该书是一本由多位学者合辑所写的敦煌文献研究著作，涉及到敦煌的历史、文献、艺术等多个方面，内容繁多且学术性强，是进一步深入研究敦煌文化的好素材。
结束语：综上所述，敦煌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其历史悠久、博大精深。
各位学者进一步研究和阐释这一文化，为我们了解中国古代文化的多样性和博大精深性提供了有力支撑。
有关敦煌的书
敦煌，作为中国文化遗产之一，一直以来被视作是中国艺术和历史的
重要见证。
许多历史和文化学者，也从敦煌文献中发掘出许多珍贵的
历史和文化信息。
在接下来的文章中，我们将会介绍几本与敦煌相关
的书籍，并探讨它们的文化价值。
一、《敦煌壁画》
作为敦煌研究中最为经典且权威的著作，《敦煌壁画》一书由陈清羽
教授主编，是敦煌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
书中除了介绍敦煌壁画的历
史和文化背景，还详细地介绍了壁画中的对象、场景、主题、符号等
内容。
除了文字叙述，书中还配有大量的图片和插图，使读者能够更
加直观地了解敦煌壁画的文化内涵。
二、《敦煌石窟文化与艺术》
《敦煌石窟文化与艺术》一书由敦煌石窟艺术专家窦文泉编著。
书中
介绍了敦煌石窟的历史、地理、文化遗产、壁画内容、艺术形式等方
面的内容，并且同样配有丰富的，质量高的图片，让读者可以更深入
而全面地了解敦煌石窟文化与艺术。
三、《敦煌绘画集成》
作为一个内容更丰富、更多元、也更具参考价值的作品，《敦煌绘画
集成》分为敦煌佛教绘画、敦煌庙宇绘画、敦煌草书、敦煌篆刻等多
个部分。
每个部分都从不同角度、不同梯度出发，将敦煌的画作分类，呈现在读者面前。
对于展现敦煌绘画艺术品的风格特点、构成形式等
内容都进行了非常详尽的分析。
总之，透过这些书籍的介绍，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敦煌这个重要的文化遗产国家宝藏给我们带来的无限光彩。
这些书籍的出版，除了是对敦煌文化研究工作的一项巨大贡献，也是一个极好的帮助我们从不同角度了解、学习、传承、弘扬中华文化的工具。
敦煌文书的发现，与甲骨文、敦煌西域汉晋简牍、明清内府档案的发现一起被称作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四大发现。
敦煌文献发现以后，引起世界上许多国家学者的瞩目，利用这批宏富的珍贵资料，中外学者从历史、考古、经济、政治、军事、地理、民族、民俗、语言、文字、文学、宗教、建筑、音乐、美术、舞蹈、体育等各个方面进行研究，逐渐形成了一门专门以敦煌遗书和敦煌艺术等为研究对象的学术领域——敦煌学。
敦煌学显然并非一门单一的学科，它实际上是一门包括许多学科的群体性学问，如果从学科本身所研究的客体上来看，敦煌学应是指以敦煌遗书、敦煌艺术、敦煌史地、敦煌简牍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群敦煌学研究的领域十分广泛，举凡古代的政治、军事、经济、历史、地理、社会、宗教、文化、民族、民俗、文学、语言文字、哲学、教育、科技、建筑、美术、音乐、舞蹈、书法、体育、保健等等，都可以利用敦煌资料，或填补空白，或创立新说，或纠正前人研究的疏漏。
因而敦煌资料被誉为我国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敦煌学被称之为“学术的海洋”。
百科全书式的敦煌文献作者：杨秀清据统计，国内外收藏的敦煌文献约5万余件。
这些文献几乎包括了中国中古时期历史文化的各个方面，且由于它全部出自当时人之手，是当时社会文化的原始记录，没有经过后人加工改造，是最能客观反映当时社会实际的第一手资料，因而被称为“中国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古代学术的海洋”。
敦煌文献中，大约百分之九十是佛教文献。
现存敦煌佛经中最早的写卷是日本中村不折所藏《譬喻经》，经末题记云：“甘露元年三月十七日于酒泉城内斋丛中写讫”。
“甘露元年”即前秦甘露元年，公元359年，这也是藏经洞敦煌文献的最早记年。
佛教经典中，经、律、论三类经典应有尽有，数量最多的是《大般若波罗密多经》、《金刚般若波罗密多经》、《妙法莲花经》、《金光明最胜王经》、《维摩诘所说经》等，而最有价值的则是禅宗经典和三阶教经典。
禅宗自北魏传入中国后，经过中国僧侣的改造，成为最具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
禅宗自唐代起分为南北两宗，由于南宗慧能成为正统，早期禅宗历史及禅宗北宗历史渐被淹没，敦煌文献中却发现了许多与此有关的资料，如《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顿悟无生般若颂》、《南天竺国菩提达摩禅师观门》、《观心论》、《楞伽师资记》等，其中《楞伽师资记》明确记载了神秀——玄赜——慧安——普寂等禅宗北宗的世系，《观心论》则被认为是北宗创始人神秀的著作。
敦煌文献中还发现了迄今为止最早的《六祖坛经》，对了慧能禅宗思想的形成十分重要，与宋代以后的《坛经》多有不同。
《顿悟大乘正理诀》是公元792—794年间由敦煌赴拉萨的大禅师摩诃衍等三人与印度僧人辩论的记录，对研究西藏的佛教史、尤其是禅宗传入西藏的历史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
三界教是北周末年僧人信行（541—594）创立的佛教教派，武则天执政时一度兴盛，开元十三年（725）政府下令取缔三阶教，到北宋初年，此教已烟消云散，其经典也荡然无存。
敦煌文献中也保存了不少三阶教经典，如《三阶佛法》、《三阶佛法密记》、《佛说示所犯者法镜经》、《三界佛法发愿法》等，它的发现，为佛教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
敦煌佛经还有不少藏外佚经（即《大藏经》中未收佛经），如《大乘四法经》、《因缘心论颂》、《异译心经》等，不仅可补宋代以来各版大藏经的不足，还为佛教经典和佛教史的研究打开了新的门径。
敦煌佛经中还有不少被认为是中国人假托佛说而撰述的经典，即所谓“伪经”，这些疑伪经反映了中国佛教的特点，是研究中国佛教史的宝贵资料。
敦煌文献中的梵文、古藏文、回鹘文、于阗文、吐火罗文及与汉文对照的佛经，对摸清汉译佛经的来源以及考证佛经原文意义作用很大。
敦煌文献中各类佛经的目录也不少，其中既有全国性目录、品次录、藏经录，也有点勘录、流通录、转经录，还有乞经状、配补录、写经录等，是研究古典目录学不可多得的材料。
此外，敦煌佛经，尤其是隋唐时期的写经，由于校勘精良、错讹较少，对校勘唐以后的印本佛典也大有裨益。
敦煌文献中还有一批寺院文书，其中包括寺院财产账目、僧尼名籍、事务公文、法事记录以及施入疏、斋文、愿文、燃灯文、临圹文等，是研究敦煌地区佛教社会生活不可多得的材料。
敦煌是古代佛教圣地，道教的发展远不如佛教，但在唐朝前期，由于统治者推崇老子，道教一度兴盛起来。
因而，在敦煌文献中也保存了为数不少的道教典籍。
敦煌文献中的道教经卷约有500号左右，大多是初唐至盛唐的写本。
主要有老子《道德经》及该经的各种不同注本，如河上公注、想尔注、李荣注，以及该经的题解。
河上公注本为道徒所传颂，风行一时。
想尔注则是研究早期道教思想的重要材料。
《太玄真一本际经》、《太平经》、《上清经》、《灵宝经》等道教经典，是研究道教理论的好材料。
《老子化胡经》是反映道教与佛教争夺地位的文献，元代以后，彻底亡佚，此经今仅存于敦煌文献中，十分珍贵。
而纸质优良、书法工整、品式考究则是敦煌道教文献的一大特色。
除佛教、道教文献外，敦煌文献中还保存了有关摩尼教、景教文献。
摩尼教文献共有三件，即《摩尼光佛法仪略》、《证明过去教经》、《下部赞》，这仅有的三件文献，使人们对文献中屡有记载，但无法知其全貌的摩尼教在中国流行情况得以明了。
景教是古代基督教的一个支派，唐贞观九年（635）传入我国。
景教在唐代流行情况，文献记载不详，直到明天启五年（1625）年在长安发现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后才略知一二。
敦煌文献中有七种景教文献，它们是《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尊经》、《一神论》、《序听迷诗所经》、《志玄安乐经》、《大秦景教宣元本经》、《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这些罕见的景教文献，有助于人们全面了解其在中国流行的情况。
摩尼教、景教文献也为我们了解古代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历史证据。
敦煌文献中的历史、地理著作、公私文书等，是我们研究中古社会的第一手资料。
以史籍而言，敦煌文献中除保存了部分现存史书的古本残卷外，还保存了不少已佚古史书，如孔衍《春秋后语》、邓粲《晋纪》、李荃《阃外春秋》、虞世南《帝王略论》等，这些史籍不仅可补充历史记载的不足，而且可订正史籍记载的讹误。
敦煌文献中的一批地理著作，也十分引人注目，如李泰的《括地志》、梁载言的《十道录》、贾耽的《贞元十道录》、韦澳的《诸道山河地名要略》等，这些已亡佚的古地志残卷，是研究唐代地理的重要资料。
敦煌文献中还有关于西北地区，特别是敦煌的几种方志，更为史籍所不载，如《沙州都督府图经》、《沙州伊州地志残卷》、《寿昌县地境》、《沙州地志》等，对敦煌乃至西北历史地理的研究十分重要，每一件都是弥足珍贵的史料。
关于归义军统治敦煌的历史，在两《唐书》、《资汉通鉴》、以及新、旧《五代史》、《宋史》等正史中记载都非常简略，且错误很多，人们对这段历史的情况只能零星的了解。
敦煌文献中有关这段历史的资料在上百种以上，数十年来，学者们根据这些资料，基本搞清了这段历史，从而使这段历史有年可稽，有事足纪，千载坠史，终被填补。
敦煌文献中还保存了大量中古时期的公私文书，这些未加任何雕琢的公私文书，是我们研究中古时期社会历史的第一手资料。
敦煌文献中的公文书包括法制法制文书和“官文书”。
唐代法律由律、令、格、式四部分组成，传世文献中只有律保存下来，令、格、式则不为人们了解，敦煌文献中保存了许多唐代的令、格、式，虽然都有残缺，但却能使我们看到唐代令、格、式的大致原貌。
属于“官文书”的有符、牒、状、帖、榜文、判辞、公验、过所、度牒、告身、籍帐以及官府来文书等。
其中如“告身”是给予新任职事官、散官、勋官等的一种证书，的册授、制授、敕授、奏授、判补等多种形式。
“籍帐”则包括户籍、手实、差科簿、军政机关的会计簿等。
敦煌文献中的私文书，主要是指各种内容的契约和民间团体的“社”的文书等。
契约主要是唐末五代和宋初的，其中有租地契、佃地契、借贷契、雇佣契、买卖契、以及析产契等。
“社”文书中有社司转帖、社司牒状、社条、纳赠历、社斋文等。
此外，还有遗书、什物抄、放妻书、放良书、悼文、邈真赞、碑志、私家帐历等。
这些公私文书，都是当时人记当时之事，完全保存了原貌，使我们对中古社会的细节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对研究中古社会历史至关重要。
敦煌文献中属于子部的《书仪》，包括朋友书仪、吉凶书仪、状启书仪，不仅是当时的书信范本，也是研究礼学与风俗史的绝佳材料。
敦煌文献中的童蒙读物和字书，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唐五代的教育情况，还为考订唐音，研究西北方言及社会生活提供了重要资料。
敦煌文献中有关婚姻、丧葬、岁时、卜卦、看相、符咒、解梦、风水、驱傩及有关佛教风俗的资料，是研究敦煌民俗的极好材料。
敦煌文献中还保存了一些类书，均为亡佚之书，对古籍整理及研究当时的社会生活都有一定的价值。
敦煌文献中保存的大量古典文学资料更为引人注目。
它包括《诗经》、《尚书》、《论语》等儒家经典及诗、歌辞、变文、小说、俗赋等，文学作品除文人作品和某些专集、选集的残卷外，大多都是民间文学作品。
敦煌文献中的儒家经典，最具学术价值的是它对今本儒学典籍的校勘价值。
其中《古文尚书》是我们今日所见到的最古的版本，东汉经学大师郑玄所著《论语郑氏注》，更是失而复得的可贵资料，郑玄注《毛诗故训传》，南朝徐邈《毛诗音》则最为诗经研究者所重视。
敦煌文献中保存的诗歌数量很多，其中尤以唐五代时期为最多，大致包括佚存的唐代诗人之作、敦煌本地诗人之作、释氏佛徒之作、敦煌民间诗歌几个方面。
敦煌佚存的唐代诗人之作，主要有《唐人选唐诗》（拟）、《陈子昂集》、《高适集》、《李峤杂咏注》》、《白香山诗集》及一些残存诗篇，最著名的是韦庄的的《秦妇吟》和《王梵志诗》。
《秦妇吟》世无传本，直到藏经洞打开之后，才使这首诗完整地再现于世。
《秦妇咏》全诗句228句，1600余字，是现存唐诗中最长的一篇叙事诗，它深刻反映了晚唐黄巢起义冲击下唐代社会的真实善状况，不仅有鲜明的政治内容，而且有生动的艺术手法，也是研究晚唐农民战争的重要史料。
王梵志诗在唐代广为流传，但《全唐诗》里没有他的诗作，宋代以后几乎无人提及他，他的诗后来也绝迹了，直到敦煌文献的发现，王梵志诗才再度为世人所知。
王梵志诗的特点是用白话诗直接反映社会现实，它是唐代诗坛上的奇花异草，不仅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而且对探讨我国白话诗的发展，研究我国古典诗歌和白话诗的关系，提供了重要证据。
敦煌诗歌中保存的敦煌当地诗人之作有《敦煌唐人诗集残卷》（拟），《敦煌廿咏》、《白雀歌》、《龙泉神剑歌》，多为反映敦煌社会现实，赞颂敦煌山水名胜和抒发个人情怀之作。
敦煌释氏佛徒之作主要是僧人所创作的僧诗，多为阐发佛教义理和劝善修道之作。
敦煌民间诗歌都来自民间，流传于民间，如《咏九九诗》、《咏二十四气诗》、家训诗、学郎诗等等，这些诗艺术成就虽不很高，却充满生活气息，是研究敦煌社会生活的活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