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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文献概要讲授提纲第二章：敦煌的历史敦煌学是一个有地域性特点的学科，了解敦煌的历史，是我们准确把握敦煌学的特性、对敦煌资料作出正确的解释、分析和运用的重要前提。
*注意：敦煌由于僻处西陲，其政权更迭、历史分期的情况并不完全与中原地区同步。
特别是唐宋时期，经历了吐蕃占领和归义军时期、西夏统治时期，被蒙古人占领也比内地早得多，其社会、文化的演变与中原有相当大的差异。
*敦煌名义敦煌，古书中或作“燉煌”。
在现存文字记载中，最早见于《史记·大宛列传》“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
东汉应劭《风俗通义》解释为“敦，大也；煌，盛也。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云：“敦，大也；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
”近代一些研究者提出了不同看法。
不少人认为应当与河西地区的其他一些地名，如祁连、张掖、山丹等一样，来自少数民族语言的音译。
这一类观点在今天的敦煌学界很有代表性，但具体推断各有不同，如：1、即《山海经》中提到的“敦薨”（《山海经·北山经》：“敦薨之山，……敦薨水出焉，而西[东]流注于泑泽。
”）乃我国古代民族吐火罗的音译。
吐火罗，或作“覩或罗”，是原居住于敦煌、祁连一带的月氏部族，后西迁至中亚。
2、匈奴语译音。
3、羌语译音。
4、西亚、地中海一带国家曾称中国为“桃花石”（Taugas,Tapgac）。
今可见者，在六世纪后期至七世纪初（大约相当于中国的隋代）东罗马作家Simocatta的著作中，以及元代李志常的《长春真人西游记》中皆有这样的名称。
也有人认为，“敦煌”来自对这个词的音译。
5、与希腊人有关。
等等现在一般认为，来自少数民族语言的可能性比较大，其原义可能在东汉时已经失传，故有应氏之说。
第一节：汉代对敦煌的开拓和经营一、敦煌郡的设置根据考古，河西地区（包括敦煌）在旧石器时代已经有居民。
就历史记载而言，《尚书·舜典》有“窜三苗于三危”的文字，被看作是有关敦煌地区居民的最早记载（有争议）。
通常认为，这些人与当地的土著民族融合，成为羌人的祖先。
敦煌文书的发现，与甲骨文、敦煌西域汉晋简牍、明清内府档案的发现一起被称作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四大发现。
敦煌文献发现以后，引起世界上许多国家学者的瞩目，利用这批宏富的珍贵资料，中外学者从历史、考古、经济、政治、军事、地理、民族、民俗、语言、文字、文学、宗教、建筑、音乐、美术、舞蹈、体育等各个方面进行研究，逐渐形成了一门专门以敦煌遗书和敦煌艺术等为研究对象的学术领域——敦煌学。
敦煌学显然并非一门单一的学科，它实际上是一门包括许多学科的群体性学问，如果从学科本身所研究的客体上来看，敦煌学应是指以敦煌遗书、敦煌艺术、敦煌史地、敦煌简牍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群敦煌学研究的领域十分广泛，举凡古代的政治、军事、经济、历史、地理、社会、宗教、文化、民族、民俗、文学、语言文字、哲学、教育、科技、建筑、美术、音乐、舞蹈、书法、体育、保健等等，都可以利用敦煌资料，或填补空白，或创立新说，或纠正前人研究的疏漏。
因而敦煌资料被誉为我国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敦煌学被称之为“学术的海洋”。
百科全书式的敦煌文献作者：杨秀清据统计，国内外收藏的敦煌文献约5万余件。
这些文献几乎包括了中国中古时期历史文化的各个方面，且由于它全部出自当时人之手，是当时社会文化的原始记录，没有经过后人加工改造，是最能客观反映当时社会实际的第一手资料，因而被称为“中国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古代学术的海洋”。
敦煌文献中，大约百分之九十是佛教文献。
现存敦煌佛经中最早的写卷是日本中村不折所藏《譬喻经》，经末题记云：“甘露元年三月十七日于酒泉城内斋丛中写讫”。
“甘露元年”即前秦甘露元年，公元359年，这也是藏经洞敦煌文献的最早记年。
佛教经典中，经、律、论三类经典应有尽有，数量最多的是《大般若波罗密多经》、《金刚般若波罗密多经》、《妙法莲花经》、《金光明最胜王经》、《维摩诘所说经》等，而最有价值的则是禅宗经典和三阶教经典。
禅宗自北魏传入中国后，经过中国僧侣的改造，成为最具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
百科全书式的敦煌文献作者：杨秀清据统计，国内外收藏的敦煌文献约5万余件。
这些文献几乎包括了中国中古时期历史文化的各个方面，且由于它全部出自当时人之手，是当时社会文化的原始记录，没有经过后人加工改造，是最能客观反映当时社会实际的第一手资料，因而被称为“中国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古代学术的海洋”。
敦煌文献中，大约百分之九十是佛教文献。
现存敦煌佛经中最早的写卷是日本中村不折所藏《譬喻经》，经末题记云：“甘露元年三月十七日于酒泉城内斋丛中写讫”。
“甘露元年”即前秦甘露元年，公元359年，这也是藏经洞敦煌文献的最早记年。
佛教经典中，经、律、论三类经典应有尽有，数量最多的是《大般若波罗密多经》、《金刚般若波罗密多经》、《妙法莲花经》、《金光明最胜王经》、《维摩诘所说经》等，而最有价值的则是禅宗经典和三阶教经典。
禅宗自北魏传入中国后，经过中国僧侣的改造，成为最具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
禅宗自唐代起分为南北两宗，由于南宗慧能成为正统，早期禅宗历史及禅宗北宗历史渐被淹没，敦煌文献中却发现了许多与此有关的资料，如《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顿悟无生般若颂》、《南天竺国菩提达摩禅师观门》、《观心论》、《楞伽师资记》等，其中《楞伽师资记》明确记载了神秀——玄赜——慧安——普寂等禅宗北宗的世系，《观心论》则被认为是北宗创始人神秀的著作。
敦煌文献中还发现了迄今为止最早的《六祖坛经》，对了慧能禅宗思想的形成十分重要，与宋代以后的《坛经》多有不同。
《顿悟大乘正理诀》是公元792—794年间由敦煌赴拉萨的大禅师摩诃衍等三人与印度僧人辩论的记录，对研究西藏的佛教史、尤其是禅宗传入西藏的历史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
三界教是北周末年僧人信行（541—594）创立的佛教教派，武则天执政时一度兴盛，开元十三年（725）政府下令取缔三阶教，到北宋初年，此教已烟消云散，其经典也荡然无存。
敦煌文献中也保存了不少三阶教经典，如《三阶佛法》、《三阶佛法密记》、《佛说示所犯者法镜经》、《三界佛法发愿法》等，它的发现，为佛教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
《纪录片<敦煌>解读》文献综述学生：某某某长江大学文理学院指导老师：某某某长江大学文理学院2010年3月，央视传媒和敦煌研究院联合出品的十集大型纪录片登上中央电视台的大荧幕，该记录片播出以后很快的得到了广大观众和一些敦煌研究学者的肯定，可以说，纪录片《敦煌》的成功不仅仅在于它对中国敦煌文化的理解和阐释，更在于他为中国的纪录片开创了一个新的前景，弥补了以往中国纪录片在创作上面的缺憾和不足。
胡正荣在《敦煌，一种晚来的成熟》中指出敦煌的制作播出，是关于中国纪录片领域一段喧嚣历史的真正转折点，无论就其立意、制作，乃至播出，虽不说是开始了一个新的局面，但却象征着中国电视从专业角度而言的一种真正的成熟面貌。
[1]纪录片《敦煌》的播出，并不是简简单单的将很多中国人心中那说不出的敦煌情结进行一个解读，我们更可以将它说成是在进行一种情感的精致表现。
从这部纪录片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当前社会对文化的需求，并且通过对其表现形式进行研究，取其精华，将这些优秀的思想和表现形式更好的运用到我国以后纪录片的拍摄中去。
而我大致整理了有关纪录片近十年的研究成果，关于对纪录片《敦煌》的解读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一、《敦煌》的内容选择与中国当前社会的文化需求马海燕，周俊敏在《浅论我国现代文化需求的发展及文化消费与体验》中指出，社会越发达，展现在人类面前的文化系统就更大、范围更广、内容也更丰富了，这就要求有更多的文化资源提供，让人类吸纳，以适应社会的要求，而在不断吸纳的过程中，人类又推动了文化的发展，并不断创新文化，正是在这个反复的吸收、运行、创新的文化进化过程中，文化需求变得空前旺盛。
[2]李城，欧阳宏生在《纪录片:全球视野与民族审美的多元融合》中指出，反映民族历史文化的作品敏锐地以人文意识作为主题支撑，叙事风格坚持以宏大叙事为主，市场意识增强，开发后续衍生品，使得历史文化题材纪录片呈现出繁荣发展的良好态势。
[3]薛颖在《<敦煌>：用影像诠释历史》一文中提到，1981年邓小平同志视察敦煌石窟时提出明确的目标:外国人搞了几十年敦煌学，我们落后了，敦煌是中国的敦煌，应该使敦煌学回到中国:1987年“敦煌石窟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象征着敦煌学回到了故乡。
敦煌文献名物研究敦煌文献，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瑰宝，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
其中所涉及的名物，既包括人物、器物、服饰、建筑等实际物体，也包括典籍、经文、诗词、歌赋等文献资料。
这些名物承载着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是研究敦煌及古代中国的宝贵资料。
然而，现有的敦煌文献名物研究存在一定的问题，亟待从跨学科的视角进行深入探讨。
敦煌文献名物研究现状近年来，敦煌文献名物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涉及领域广泛，包括历史、文学、艺术、宗教等方面。
然而，研究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首先，研究中过于重视文献资料的收集和整理，而忽略了对名物的内在价值和意义的深入挖掘。
其次，缺乏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如历史学、文学和艺术等领域的研究未能有机结合，导致对敦煌文献名物的理解不够全面。
跨学科的敦煌文献名物研究敦煌文献名物研究需要引入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以深化对名物的认识和理解。
首先，从宗教角度出发，敦煌文献中的佛经、道经对名物有着详细的记载，通过这些经文，可以追溯名物的起源、演变和意义。
此外，通过对比不同宗教的名物，可以进一步理解宗教文化的差异和交融。
其次，敦煌文献中的文学作品为我们提供了名物的生动形象。
通过解读这些文学作品，我们可以了解名物在古代社会的审美取向和文化内涵。
同时，与其他地区、其他民族的文学作品进行比较，可以揭示敦煌文化的独特性和多元性。
最后，敦煌建筑史也是敦煌文献名物研究的重要方向。
敦煌石窟、寺庙等建筑的真实写照，为我们提供了直观的名物资料。
通过研究这些建筑的结构、风格、装饰等特点，我们可以深入探讨古代敦煌的建筑技术和艺术风格，进而揭示其与中原及西域建筑的关联和差异。
结论现有的敦煌文献名物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仍存在一些问题。
通过引入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从宗教、文学和历史等角度进行深入挖掘，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和利用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
未来的敦煌文献名物研究应该更加注重多学科交叉，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推动敦煌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敦煌文献概况及其重要价值摘要：敦煌石窟是我国历史悠久，塑像、壁画与写经卷子图书最为珍贵、丰富的佛教石窟。
其敦煌文献内容丰富，包括横跨几个世纪的数目众多的佛像和壁画，展示出佛教经典的流布和造像艺术随社会的变革在历史长河中的发展演变。
其写经卷子除大量佛经外，还有地方志、儒家文献、经济文书、农书、医术等珍贵资料。
敦煌文献是古代历史文化的百科全书。
关键词：敦煌文献；写经卷子；佛经；自东汉以来，印度佛教传入中土，中外僧侣跨过高山大河，穿越沙漠，不畏艰险克服万难，携带经、像往来传播佛教，建寺度僧，凿窟造像。
从魏晋至唐宋大规模译经和凿石窟造像，先后开凿敦煌石窟、云岗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天龙山、响堂山，以及大足石窟。
隋代至明代在河北唐山，历时千余年开凿藏经洞，在一万四千二百七十八块石板上刻佛经一千余部”。
［1］为了广泛深入传播佛教，在经书中配有插图，大量刻印通俗读物，一册佛经中图画与经文对照，可移动携带的纸本、木雕、铸铜的佛像，进入千家万户。
图书史学者认为: “图书是一个随时代发展而发展的概念，古今图书的概念是不同的。
古代图书的概念相当于古代文献。
”［2］“凡是有目的地用文字记载知识、积累经验，有一定的裁体形式并用以传播，起到社会作用的材料，即具有图书的功能”［3］以上佛教造像，其目的都是为了宣讲佛经义理，使人们解脱人世的烦恼和痛苦，观看图像和经文，感受到佛和菩萨的大慈大悲，拔苦施乐而信仰佛教。
有的造像上还刻有发愿文，表明造像的年代，施舍钱财造像人的身份和解除痛苦的愿望，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问题。
它与纸本图书和虚无的电子图书同样具有传播知识、感动人心的功能。
在我国古代佛教石窟造像中，历史悠久，塑像、壁画与写经卷子图书最为丰富、珍贵的莫过于敦煌石窟。
一、敦煌历史文献敦煌在春秋时是秦国的属地，汉代设置敦煌郡。
西通西域和天竺，东经河西走廊到长安、洛阳，或经柴达木盆地沿黄河南进入四川，再由成都北上长安，南下滇、藏，东去江浙往南海诸国。
敦煌文献概述一、敦煌石窟、莫高窟、藏经洞几个概念汉河西四郡，（河，特指黄河，一般的叫水）霍去病开的。
武威，旧为凉州，张掖旧叫甘州，酒泉旧叫肃州（甘肃名称就这么来的），安西即瓜州，敦煌沙州。
瓜沙二州离得不远。
安史之乱以后，被西藏吞并，吐蕃。
当时把边关的重要军事力量调回内地平息安史之乱，顾不上边关了，就被吐蕃包围了。
包围了十年之久，敦煌投降了。
所以敦煌里的西藏文物比较多。
晚唐，敦煌大族张议潮起义，把吐蕃赶走了。
派出使者到长安，说归顺唐中央。
行政单位叫归义军。
归义军时期很长，敦煌很多的文物如壁画都是这个阶段的。
很重要的一个阶段。
敦煌石窟：指敦煌地区的多处石窟，如西千佛洞，榆林窟（榆林河峡谷，安西县西南）等。
不光指莫高窟。
旅游的话到不了榆林窟，不开放。
莫高窟也只是开放有限的洞窟。
敦煌城南就是一座山，鸣沙山。
鸣沙山月牙泉，汉朝就有了。
鸣沙山往东有条河，把山冲断，出现了崖壁，朝东。
莫高窟就开在这些崖壁上。
河对岸就是三危山。
（台）苏莹辉《敦煌学概要》莫高窟740 多个石窟，时间最早的是前秦，最晚的是，千年之久。
16 号窟，有耳洞，编为十七号，藏经洞，长宽高各3 米左右。
耳洞地面高一点，要上两三级台阶。
把经卷都搁里边，包袱皮包上，像是有计划似的。
放得满满，把洞口封上，抹平，画上壁画，谁能看出来这还有个洞啊。
就这样，静静的，五百余年后被发现。
研究洞窟里的壁画，塑像，经卷形成了敦煌学。
二、藏经洞的发现光绪二十六年（1900），甲子纪年是“庚子” 。
八国联军进北京。
8 月，慈禧携光绪逃到西安来了，西狩，来西安打猎来了。
就在这个时候，藏经洞发现了，肯定顾不上了。
道士，不是和尚，王圆禄发现的。
（敦煌是丝路的交汇。
出了敦煌，分两路。
南路到龟兹——于阗，翻过雪山——伊拉克叙利亚，过地中海，到欧洲了。
北路到吐鲁番——喀什——翻过大雪山即，葱岭（帕米尔高原）。
东西文化交汇三岔路口，壁画很有异域特色。
敦煌萧条是因为西夏的占领。
不让你往外运了。
宋以后的丝路就断了。
元明就更不行了，管都不管了，算外国了，控制不了就把边界把里收，到清朝，才往外开。
但也没开到唐朝的范围。
现在的疆域规模基本上是清朝奠定的。
）王道士，没什么文化，认几个字。
修缮洞窟，积功德，把老壁画泥上再画上新的，岂有此理，他不懂老的壁画有多值钱。
他还把很多个洞窟打通了。
我们现在去看是有云梯的。
开通通道破坏了很多壁画。
不是他一个人干，还有两个小喇嘛，你看，他们这小团队也是多元的。
（此处有笑声）。
（张大千去临摹。
国民政府按照于右任建议，设立敦煌研究院，但那会国内战事不断，没心思没钱关注这边。
敦煌学真正热起来是建国后。
这几十年的事。
）王道士怎么发现的？一共有三条原始材料：第一条：《王道士荐疏》1944 年，在王道士用过的木柜中发现的。
可能找人写的，他本人不识字。
这封“催款函”是王圆箓留下的惟一一件文字材料，名叫《催养经款草丹》，有学者又称之为《王道士荐疏》，现存于敦煌研究院。
“道末湖北麻城县人，现敦煌千佛洞住持王圆箓敬叩天恩活佛宝台座下：敬禀者，兹有甘肃省敦煌古郡，迤郡东南方距城四十里，旧有千佛洞，古名皇庆寺。
其洞在石山之侧，内有石佛、石洞、泥塑佛像，俱有万万之像、惟先朝唐宋重修碑迹为证。
至本朝光绪皇帝年间，因贫道游方至敦，参拜佛宇，近视洞像破毁不堪，系先年贼匪烧损，贫道誓愿募化补修为念。
至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清晨，忽有天炮响震，忽然山烈一缝。
贫道同工人用锄挖之，欣出闪佛洞一所，內有石碑一个，上刻大中五年国号，上载“大德悟真” 名讳，系三教之尊大法师。
内藏古经数万卷，上注翻译经中印度经《莲花经》、《涅槃经》、《多心经》，其经名种颇多。
于三十三、四年，有法国游历学士贝大人讳希和、又有阴国教育大臣司大人讳代诺二公至敦煌，亲至千佛洞，请去佛经万卷。
冀日复蒙天恩赐赐银壹万两。
近闻其名而来得其款。
以将佛工不能成就，区区小县，屡年募化，至今剙修寺院以及补塑佛像、重修楼殿等项费用，过银贰万有余。
缘为经款，叩恳青天佛祖电鉴，特修草丹上达，肃此。
谨禀”道士，还自称主持，哈哈；天炮响震，哈哈，哪来的天炮；对伯希和怪尊敬的，哈哈，请去。
太愚昧；电鉴，王道士搞完这个东西后在佛祖面前念一遍，希望能像发电报一样发过去，哈哈。
目的是得款第二条材料：《重修千佛洞三层楼功德碑记》鄂省羽流圆禄⋯⋯旋睹迤北佛洞寂寥，多为流沙所掩没，因设愿披沙开洞。
庚子孟夏，新开洞壁偏北，复掘得一洞，内藏释典充宇，铜佛盈座。
侧有碑云唐大中五年洪辩立”。
第三条材料：王道士的墓碑《太清宫大方丈道会司王师法真墓志》“以流水疏通三层洞沙，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孔，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
见者惊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
此光绪廿五年五月廿五日事也”藏经洞封闭的原因，两种说法，没有定论：一，废弃说，斯坦因提出来的，神圣的，不能乱处理。
方广锠，敦煌学者，进一步阐释废弃说。
传统的“敬惜字纸”，里边还出了很多废纸片，废画像。
二，避难说，敌人要来了。
异教徒要来了。
伯希和提出来的。
他说西夏1035 年占领敦煌时。
支持这一观点是荣新江。
敦煌学者。
三、敦煌文献的流散敦煌知县汪中翰向叶昌炽有责任，时任甘肃学政。
向甘肃领导汇报，甘肃负责人考虑到路途遥远，今天大客车还得跑两天呢？通知汪中翰封起来。
叶昌炽是有责任的。
他本人就是金石学家，《语石》就是金石学的一部里程碑之作。
别人不重视也就罢了，你叶昌炽还是个专家。
王道士时不时拿出来送给重要人物。
是中国人最先发现的。
光绪33年（光绪26 年发现），斯坦因来了。
是从商人那里得知的。
王道士初不相信斯坦，斯坦因中文也不行，请了一个中国师爷。
给马蹄银套近乎。
渐渐关系好了。
斯坦因骗他说是从印度来的，说这些经典都是从印度传来的。
渐渐拿出一些卷子看。
后来，让其自己挑。
斯坦因不懂中文，画拿得多。
斯坦因挑了文书24 箱，艺术品5 大箱，拿走了，给了一些银子。
里面有全世界有纪年的最早的印刷品，《金刚经》。
第二年，伯希和就来了。
也是跟着考察队。
精通汉语。
每天看一千卷。
担心哪天王道士不让看了。
数万卷的东西都翻了一遍。
伯希和有几个原则，要有年代、大藏经以外的、非汉文的，五百两银子，六千余卷东西。
宣统元年，去受命到北京采购图书，把在敦煌淘到的宝贝给北京的朋友看。
罗振玉董康都来了。
告诉罗，那里还有很多东西，赶紧去弄。
1910 年，即宣统二年，学部委托新疆巡（何彥升）抚将藏经洞剩下的经卷运送北京。
一路又丢了不少送人不少。
到北京后，何彥升儿子，他的亲家李盛铎，又挑了。
这样，数量不是少了嘛，于是就把一卷撕成两卷。
1912 年，日本探险队来了，从王道士手中买了四百多卷。
1914，斯坦因第三次来，又买了五百多卷。
1914至1915俄国人奥登堡来了。
弄走的一万二千余件。
俄国人拿走的是藏经洞里巴掌大的纸片。
量很大。
俄国人拿走的都这玩意。
长卷也有，但不值钱。
藏经洞里大部分是佛经，而这些佛经在大藏经里基本都有。
从学术上讲不值钱。
纸片大多数是文书，如契约。
这些是哪都没有的史料，最珍贵。
藏经洞出来的，有明确纪年的，最晚的那件东西是不是最重要啊，因为这牵扯到藏经洞是什么时候封存的。
最晚的那件就在俄国人的这批小纸片里。
1924 美国人华尔纳来了，确实啥都没有了。
他可恶的地方是，他用胶布把敦煌壁画粘走了。
一小块一小块粘，编号，回去再复原。
还拿走了些塑像，花了七十两银子。
今人总结散布各地的敦煌遗书: 英国最多, 法国最精, 俄国最杂, 日本最隐最秘, 中国最散最乱。
换种角度来看，如果不是这些人拿走，并很好的收藏，继续留在我国情况会怎样？藏于国图的敦煌遗书，陈垣曾编《敦煌劫余录》。
大史学家。
陈垣写书爱找陈寅恪写序。
陈寅恪不爱给他写，因为陈垣与中共合作了嘛。
陈寅恪跑到广州去，离中共越远越好。
没去台湾，也看不上国民党。
当年北京被共军包围，胡适陈寅恪都是被国民党飞机接出来的。
他曾说过“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藏经洞发现，流失就这么一个过程。
四、敦煌遗书研究下来就是研究了，第一部《敦煌劫余录》六册。
目录书。
国图藏。
刘铭恕《斯坦因劫经录》、王重（轻重的重）民《伯希和劫经录》、孟列夫《俄藏敦煌汉文写卷叙录》。
四大馆藏地都有了。
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非文书，非佛经的部分的四部要籍部分。
汉学界最关心的部分。
《敦煌学大辞典》最好的工具书。
五、敦煌文献的内容与价值1、宗教学文献最多，90%以上都是佛经。
另一个特征就是：重复最多。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1800 余件，《妙法莲华经》数百个写本。
《金光明最胜王经》《维摩诘所说经》《大乘无量寿经》重复最多。
历代大藏经都有，所以这些东西研究价值不高。
可贵的是，世间失传的部分，也就是大藏经以外的内容，192 种。
这些是最重要的。
2、儒家经籍有周易王弼注，易陆德明释文，古文尚书、尚书陆德明释文，毛诗正义，毛诗诂训传，礼记，春秋经传集解，春秋谷梁传集解。
论语集解，论语疏，尔雅注《论语》梁皇侃疏，我国已经亡佚，日本有传本，《四库全书》收入，清鲍廷博刻入《知不足斋丛书》，流传遂广。
敦煌遗书中有《论语》皇侃单疏本（单疏即仅有疏文，正文不全。
解释哪段正文就录哪段。
）残卷，取校鲍本，颇有出入。
《八佾》有一句名言“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敦煌的皇侃疏与《论语》本义合。
敦煌的本子出来了，能解决一些问题。
3、史籍地志史书：史记，汉书，国语，晋书，三国志的残卷都有。
关于归义军的资料，方志：《沙州都督府图经》敦煌都督府地方志，我国最早的地方志。
被外国人拿走了。
还有《大唐西域记》残卷。
举例“王，窣利种也，有智略，性勇烈，威慑邻境，统十余国。
”这部书研究西域印度的历史，太重要了。
下面有个校勘记：校记：“原本窣利作刹利，今从敦甲本（即S2659残卷）、石本（日本石山寺藏古写本）、中本（日本松本初子所藏中尊寺金银泥经本）改。
向达云‘慧超《往五天竺传》罽宾国条云：此国土人是胡，王及兵马突厥，衣着言音饮食与吐火罗国大同少异。
'按罽宾即迦毕试，七世纪末始为突厥所灭，慧超云其国土人是胡，则《西域记》敦煌本及日本古本谓‘其王窣利种也' ，作‘窣利'，不作‘刹利'，的有所本也。
按上文‘素叶城'条云‘自素叶城至羯霜那国，地名窣利，人亦谓焉'，此处作‘窣利'是。
若作‘刹利' ，乃印度四族姓之一‘刹帝利'之旧译，与此不侔矣，今正。
《慈恩传》亦误作‘刹利' 。
”4、子部的书有孔了家语，说苑，刘子新论，六韬，列子。
举《列子》一例：敦煌发现残卷多件。
斯坦因774 号，保存了《杨朱》十八行。
《杨朱》是列子中最重要的篇章。
里边不避讳“民”字，应是唐前写本。
这十八行与传世版本不同者有8 处，其中一处关系重大。
因为这一处，传世本掉了十四个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