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程序中证明妨碍理论之适用与变通

行政程序中证明妨碍　

理论之适用与变通　

石　珍　马　璨　

（１、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光明分局，西南政法大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硕士；　

２、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法院政治处）　；去律　

［摘要］证明妨碍理论也应如同证明责任一般适用于行政程序之中。这要求证明妨碍责任不得逾　越期待可能性与比例原则允许的范围，而应视行政行为的性质、可能附加于行政相对人的后果以及权　利与权力的平衡等要素而定。即对于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涉及行政法律责任的干涉行政，需克制证　明妨碍理论的适用；而对于行政许可、行政给付、行政奖励、行政裁决、行政确认、行政合同、行政　赔偿、工伤赔偿等非干涉行为，可以援用证明妨碍理论解决实务问题。　［关键词］行政程序；证明妨碍；干涉行政；给付行政；不自证其责　［中图分类号］Ｄ９１２．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７４６２（２０１３）０３—００７３—０６　

证明妨碍属于诉讼法学领域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制度。其所涉及的事项在于，若负有举证义务　的当事人，在收集证明自身主张事实之必要证据的过程中，由于他方当事人的行为而变成困难或　

不可能，最终导致证明失败的情况下，如何认定相关事实。一般而言，所谓证明妨碍（证明妨害）　是指，若当事人以不正当手段妨碍他方之举证活动以取得有利之诉讼结果者，将严重违反当事人　

间之公平，为防止当事人以毁灭隐匿证据等手段侵害举证者的权利，故科以该妨碍者某种证据法　的不利后果。此种后果或直接承认被妨碍证明者所主张的事实为真实之事实，或将被妨碍证明者　

所承担的证明责任倒置给实施妨碍行为一方，或降低被妨碍者进行事实论证的标准，或责令妨碍　

行为实施者对其行为作出能令人信服的合理解释。在诉讼法域中虽可以适用证明妨碍理论以平衡　当事人之间的证据收集能力，但该理论是否可以扩张适用于行政程序中，即行政机关在行政案件　

的调查取证时，若遇见行政相对人实施妨碍事实认定的行为，能否将证明妨碍责任加诸该相对人　之身？这在行政法实务处理以及理论讨论均少有回应。故本文拟对行政程序中证明妨碍理论可得　适用的必要性进行分析，同时也将对该理论适用于行政程序中的特殊性问题，尤其是对该理论得　

以适用的具体场域以及法律效果进行阐释，希翼能为行政法域中证明妨碍理论的构建与完善有所　助益。　

一、援用之必要：第一次法律适用　

每个法秩序都包含一些要求受其规整之人，应依其规定而为行为的规则。［　］ｌ３　但制定规范者不　

是在陈述事实上如何如何，而是在指出法律上应如是，应予适用ｏ￣１１１３４在行政程序中，行政机关针　

对行政相对人作出的行政行为，如同行政诉讼之裁判一般，均属于将预设的法律规范适用于特定　人事纠纷中的活动。且在此活动过程之中，作为行政权的行使者，也同法官一般被科以三个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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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除却了解和认识客观的法律规范之外，执法者还寻找与审核案件事实情况的真实性，并将　

已掌握的具体的案件事实与客观法律规范联系起来，最终确认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它们是相吻　合的。ｌ２　即行政行为的实施同样包括事实认定、选择法律规范、涵摄并作出结论几个组成部分。　

故有些学者称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是“第一次法律适用”，行政诉讼的法律适用是“第二次法律适　用”，后者本身便是依靠程序设置及其运作的正当性来实现对行政机关第一次法律适用正确与否的　

监督与审查。甚至，基于权力分工的事实，法院在实施司法审查的过程中尚需尊重行政机关的首　

次判断权。所谓行政机关的首次判断权又称“初审权”，即在司法审查中，遇到依法应由行政机关　首先解决的问题时，应先由行政机关对该问题作出裁决，再进行司法审查。　¨”对行政机关没有处　理的行政事务，人民法院不得绕过行政机关，直接作出裁决。　∞即在以权利为基础的案件中，对　

首次判断的行政机关所提出理由是否无视逻辑或者普遍接受的道德标准，法院只是按照其第二次　的权力进行审查。　］２　除非法定例外，人民法院不得采纳未经行政机关调查认定的事实，尤其不得　

直接根据该事实建立新的行政法律关系。－ｏ　正是由于首次判断权，或言第一次法律适用的存在，行政机关不得不对涉案的事实进行辨别　

与判断。而不管将作出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资料交由当事人提供，还是委托给行政机关调查，二者　

均必须对行政程序中引用的事实情况的真实性进行认定，并对此负责。由于各种缘由，事实无法　得到证成的可能性始终不可避免。此时，就需要负责该案件处理的行政机关运用一系列的手段或　

规则来完成对事实的认定，并以此认定作为最终行为的基础。一般而言，若经过调查事实仍处于　

不清之状态，则通常会让对该事实存在着举证义务者承担不利后果。甚至，对行政机关来说，行　政诉讼举证责任实际上是其行政程序证明责任的延续；而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行政执法程　

序中承担的举证责任构成了它在行政诉讼中承担推进责任的基础。”　也就是说，证明责任规范　

的受领人并不仅仅为法官，同样也约束着行政机关在法律适用时的执法人员，这就导致了证明妨　碍理论也应如同证明责任一般适用于行政程序之中。即假如该事实无法得到确切证实的原因在于　

未负证明义务之相对人的过错行为，如销毁、隐匿、篡改等行为，而不科以该实施过错行为者于　

一定证据法上的不利后果，显然有失妥当，至少无法遏制此类妨碍事实调查行为的产生。　

且在当代行政活动之中，行政机关在进出调查的过程中，虽已尽其调查之能事，亦未必能完　

全掌握所有证据资料。对于行政法律关系的形成经过与事实状况，当事人有时较之行政机关更熟　知或更能掌握正确的资料。＿８］１　即仅凭藉行政资源并不足以解决公共问题，其势须藉助外部的社会　

力量来弥补。这就使得行政相对人不再仅仅享有参与行政调查的权利，也被科以了协助行政机关　

调查的义务，尤其是有些证据资料为当事人所拥有，或为其知悉，且此资料对于事件之澄清相当　重要时。典型的协力义务则是规定于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２６条第２项，当事人应参与事实之调　

查，应提出其所知之事实与证据方法。此项规定虽非可强制执行的义务，但若违反之，则可能为　当事人带来重大不利的后果，例如不利事实的推定。　ｊ　。另外，在行政执法人员进行检查或调查　

的时候，参与人必须容忍调查人员进入其场地，收集其证据，而不得以行为恶意阻扰，也不得出　于自身利益的考量故意拖延程序的进行。甚至还有一些单行法律规定了可以诉诸强制的合作义务，　如个人到场、给予答复、提供书证、容忍检查、容忍勘验、容忍医学检查以及提供鉴定结论的义　

务。＿１ｏ］　可以说，当事人主动而非拒绝妨碍行政法协力义务的履行，能够降低采取行政调查、实施　

行政行为的成本，提高行政效率，最终良性的实现行政法制的目的。故基于协力义务得以履行的　重要意义，倘相对人不履行该义务则应当承担起证据法上的不利后果。　

总而言之，对于行政案件之处理，即使该案件所涉及的事实状况无法查清，行政机关如同法　

院一般不得拒绝作出判断，尤其是在行政裁决的过程中，行政主体仅因对事实问题存着些许未澄　

清之处而使有关的法律问题不予裁决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只要提起行政裁决的程序性条件基本　

具备，则该裁决机关总是要么对被请求的法律效果已经发生予以肯定，要么对该效果未发生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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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而对于确定被陈述的案件事实其与实际发生者究竟是否一致这个问题，作为行政机关的执　法人员往往不能亲身感知事实，而必须凭借他人的陈述以及事后可亲见的承载着案件事实信息之　

客观物体进行判断，如行为的工具、当事人就其解释有争议的文件、意外事件的地点以及被毁损　之物的残余等等。若当事人的作为或不作为造成了涉案的工具、文件以及其他征集材料受到了减　

损或灭失，导致他人所主张的事实无法得以证成，则应当援引证明妨碍理论加以制裁。例如，若　

劳动者未及时将其受伤之事实或情形向用人单位报告，而是事发后若干天以后才向用人单位申明　

其曾于上班过程中发生了摔伤之意外，则单位无法查清该名劳动者是否因存在着酗酒之情形而摔　伤或该摔伤是否发生于劳动场所、劳动时间之内，最终将导致使用人单位事后无法进行调查而获　致该劳动者存在着工伤之否定事由的证据，此时若无其他鲜明之证据（诸如摔伤为众目睽睽之下　

发生、单位监控摄像能还原事故情形、或受伤较严重有救护人员之证明）显示该劳动者受伤之事　

实，且劳动者无合理理由说明其为何未及时告知受伤事实，则应科以该劳动者证明妨害之责任。　

二、场域之克制：不自证其责　

所谓行政程序中的证明妨碍系指，在行政程序开启之前或行政程序过程中，行政相对人透过　

故意或过失之行为，将已经存在之证据资料毁弃或碍难使用，导致待证事实无法或难以证明。设　

置证明妨碍之法律后果，科以妨碍者之不利制裁，有助于防止当事人动辄采取各种逃避手段拖延　行政程序的进行，消减行政效率，而落实如实陈述义务之制度理念。然而，不同于民事诉讼过程，　基于行政程序内在的特殊性，行政程序中证明妨碍理论的适用有其独有的规则。　

就民事诉讼而言，处于对立状态的双方当事人属于平等的民事主体，在权利的享有以及义务　

的承担方面，二者不分轩轾。一般状态下，民事诉讼之平等理论不允许某一方当事人存在着例外　意义上的特殊权利。故无论是在何种侵权赔偿之中，或是何种违约诉讼之下，无论哪一方当事人　

存在着妨碍他方举证的作为与不作为，均一视同仁的需承担起不利的法律后果。而且，正是由于　

当事人处于对立但平等的状态之下，举证者并无强制性的权力迫使证据占有者主动地配合举证者　

的要求。对于他方拖延、毁弃、不予制作证明资料的行为，往往束手无策。即便在特定情形之下，　被妨碍者可以申请法院实施证据保全或申请法院调取证据，但依然不能充分地保障举证能力低弱　者的权利。毕竟，证据保全或调取证据均以证据确实存在为前提，若对方当事人怠于制作、保存　

证据资料使得证据毁减，则即便采取证据保全或调取证据措施亦无能为力。因此，便需要借助妨　

碍证明制度宣示、建立证据资料使用平等的原则，使民事当事人有平等的机会可以来接近证据数　据。或言，攻防手段平衡原则，要求民事诉讼中在保证双方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的基础上，使双　

方当事人拥有平等的攻击和防御手段，从形式和实质上维护双方诉讼权利的平等。［１１］　

然而，在行政程序之中，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并不处于平等状态。对于授予行政机关以公权　力的公民权力而言，如何引导或控制公权力主体在法治国原则之下良性的运作，防止公权力对私　

权利过度的规制，至关重要。而行政调查的过程之中，行政机关收集证据方法手段多样，证据调　查也极为专业化和熟练，同时有着很强的证据查证和解析能力。甚至，行政机关本身就具有强制　

性的权力，对于行政相对人之妨害行为往往能施以严厉处罚。这种惩罚性的不利后果，从某种程　

度上便能督促相对人积极交出相关材料，而不至于隐匿或毁损。即便法律之制裁无法形成应有之　威慑，行政机关亦能凭借临时陛的强制措施，例如扣押、查封等手段直接获致所需之财物以及资　

料。这就消减了科以行政相对人以的必要性。　

可以说，对于证明妨碍理论得否适用于行政程序之中存在着矛盾与对立的抉择。一方面，若　

准许行政相对人拒不交纳甚至毁减证据资料，难免使得行政调查事实无以证明或需发费较大人力　

物力才能证明，致使某些违法行为或不合乎法律规定的行为得以脱离法律的规制。甚至，若行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