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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的三次浪潮张建华学习时报2005年4月25日“20世纪是有史以来整个人类接受同一政治概念——民族主义的第一时期”。
美国历史学家汉斯・科恩如是说。
“民族”、“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是18、19世纪的产物。
英国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曾考证“国家”、“民族”等词汇最早是1884年才出现。
学术界一般认为，欧洲近代民族国家的最终形成较晚，是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后的拿破仑战争后形成的。
这时国家成为相同种族以及不同种族人们最大的归属和最后的归属，于是就出现一个名词——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即是国家等于民族，民族等于国家。
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思潮和运动是伴随18—19 世纪末世界范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兴起的。
西欧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摇篮，也是现代民族主义的发源地，18世纪90年代的法国大革命变成了现代民族主义的助产婆。
这是一场在“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下掀起的反对封建专制主义，争取公民自由和民主权利的伟大斗争。
法国资产阶级在《人权宣言》中宣布：“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
……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
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
”这是资产阶级对几百年来桎梏人们思想和行动的封建专制主义发出的宣战，包含了民族自由权和民族自决权的内容，人权宣言成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最基本的理论基础。
随着资产阶级革命向整个欧洲，向北美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各国的革命实践又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民族运动注入了新的内容。
被压迫民族以民族主义为武器反抗异族统治，保护民族文化，争取民族主权和民族独立；以德国、意大利为代表的欧洲民族以民族主义为聚合口号完成了民族的统一和民族国家的建立。
到19世纪60、70年代，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已经形成，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也发展成为一种世界性潮流。
纵观20世纪，“民族”、“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概念在20世纪得到了充分的实践和发展。
《第三次浪潮》读后感《第三次浪潮》由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著，这是一部鸿篇巨制之作，本书给我带来了新的思考和感受方式，刷新了我对现存事物、体制以及运行方式的理解。
我对本书大致的概括是，托夫勒以其犀利独特的视角，分析了三次科技革命的变革过程，阐述了人类现今工业文明的形成、变革和发展，并在意识层面解释了社会、家庭观念的形成，并以其“浪潮”的观点分析、预测了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
这本书教导我要善于观察这个世界，留心这个世界的动态，凡事都不要被事物的表面现象所迷惑，要运用抽象的思维，在不同的事物中找出他们的联系与共同点，寻求事物的发展趋势，做出合理的预测，进行正确的选择。
只有这样才能不被潮流所淹没，不会成为一个倒退的人，而成为一个前进的人。
人类社会在充斥着的各种矛盾中不断的向前发展着，这本书旨在探讨人类社会的前景和希望，他运用综合系统的方法，以大量的令人深刻的事件为基础，描述技术、信息、社会、经济、文化、政治领域的变化，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对人类未来的社会做出了描述，人类社会要顺应历史的发展，努力适应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
他将人类社会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次浪潮为农业阶段，从约1万年前开始，是人类的第一次浪潮；第二阶段为工业阶段，从17世纪末开始，是人类的第二次浪潮；第三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一直至今，即第三次浪潮读这本书，感觉很晦涩，很难读懂。
其中的很多东西都是我们所不能理解的。
但我从本书中学到的一知半解也使自己受益颇多，这本书使得我认识到了社会变迁时会产生巨大的冲击，一个文明被另一个文明所代替不是一帆风顺的，就像我们每个人要获得成功一样，都是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在文明更替的过程中会产生很多的机会，但是这个机会只有那些能够洞察未来，并且能够迅速行动的人利用。
同时，文明的更替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循序渐进的改变，只是在这渐进的过程中我们都没有去想，去看，去关注这些微小但是很重要的变化。
《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政治民主化浪潮》读书报告作者：梁书慧来源：《科学与财富》2017年第25期摘要：亨廷顿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政治民主化浪潮》一书中总结了19世纪以来世界民主化浪潮的进程及产生的原因，重点分析了70年代后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原因、过程和特征，预测了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走向。
亨廷顿在书中以“西方文化论”为理论基础，带有文化偏见，我们应该结合时代背景，重新审视民主转型理论。
关键词：民主；民主化；民主转型；民主巩固1写作背景本书重点分析了20世纪后期大约30个国家从非民主政治体制向民主政治体制发生的转型，由于当时作者所关心的那些问题还在发生，因此这本书更多的是初步的评估和解释，只有等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告一段落的时候才可以对这一现象做一个更全面深入的解释。
就像文中亨廷顿所说“本书横跨理论和历史两个领域，不是一本理论著作，也不是一部史书，而是介于两者之间，基本上是一部解释性的专著。
”2民主和民主化民主和民主化的定义是这本书的逻辑起点，古希腊开始至今，对民主定义的探索从未停止。
作为一种政治体制，“‘民主’已经有2500年的历史，而在头2300多年，他一直被看作是个‘坏东西’；直到最近100来年，它才时来运转，被当作‘好东西’”。
在《第三波》这本书可以看出作者是宣传民主的伟大旗手，亨廷顿预言道“时间属于民主一边”欲谈民主化，必先谈何为民主，亨廷顿首先引用了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对民主的定义，即选举是民主的本质，竞争和参与是评判民主两个标准。
选举是民主的全部吗？学者们各抒己见，亨廷顿认为民主的方法是为作出政治决定的一种制度安排，在这种制度安排中，个人通过竞争人民手中的选票而得到作出决定的权力，就是选举。
选举等于民主吗？亨廷顿在《第三波》中谈到20世纪80年代的危地马拉，是由选举产生政府，实际上军人执政政权，政府成为军队的代言人和傀儡。
亨廷顿对选举和民主的关系产生了质疑，所以亨廷顿在书中介绍了拉里·戴蒙德对民主的看法，戴蒙德在其刊登在《民主杂志》中的一篇观点鲜明的文章中详细说明了自由民主与选举民主的分野。
第二节：世界现代化的三次浪潮从现代化开始至今已经历三个阶段，即现代化发展的三次浪潮。
一．第一次现代化浪潮通过对卷入第一次现代化浪潮的国家的分析，这一阶段或时期的现代化发展具有如下特点：1．现代意义上的独立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建立是其现代化得以展开的基本前提①虽然现代化是在西欧开始并成为全球性潮流，但其进程多以国家为单位展开。
只有在民族国家建立后，西欧及其海外殖民地的现代化才得以迅速推进。
例如：西班牙和葡萄牙早在15世纪末即由强有力的君主实现了统一。
英国法国在16世纪建立了统一的封建王朝。
瑞典也在16世纪中叶推翻丹麦的统治而建立了统一的封建国家。
正因此它们的现代化才引领潮流。
西欧的海外殖民地也是在建立起独立自主的政府，成功摆脱了宗主国的统治后才真正开启现代化。
②对卷入第一次现代化浪潮的国家而言，近代民族国家这一政治共同体的建立有重要意义：政治上的统一是现代化得以开展的基础性条件。
一个统一而有效的中央政权能促成一个有机的政治共同体，增强民族国家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也只有政治上的高效统一，才能最大限度地消除地方性差异和保护性措施，继而逐步建立统一的市场及市场规则，统一配置资源与市场，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经济要素的效益和能量。
同时在稳定的政治架构下，国民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才能相对容易地达成一致，强烈的文化认同感和心理归属感才能较快形成并发挥效用。
相互理解、信任和依赖在此基础上才能在较广的范围内得以实现和加强。
③特别是对卷入现代化浪潮的美洲、大洋洲等地区的国家，更是以民族国家的建立为现代化的起点。
这些民族国家的建立者往往就是现代化取向的现代化意识的倡导者，因而一旦立国，便走上现代化道路。
2．现代化发展具有明显的“内生性”与“原创性”的特征⑴卷入第一次现代化浪潮的国家，其现代化的原动力源于自身文明中不断累积的现代化要素。
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本国成长起来的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发扬光大了三种传统因素：①特有的理性经济形式。
第二次与第三次全球化浪潮交织下的中国机会全球化是指世界范围内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交流与互动。
第二次全球化浪潮发生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主要是由工业革命和航海技术的发展推动的。
第三次全球化浪潮则是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事情，主要是由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经济自由化的推动所引起的。
在这两次全球化浪潮交织的时期，中国面临了巨大的机会和挑战。
而在第三次全球化浪潮中，中国又获得了更大的机会。
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全球经济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跨国公司的兴起使得全球市场更加开放。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劳动力市场之一，具有庞大的消费潜力。
中国的市场规模庞大，消费者需求多样化。
许多国际企业纷纷进入中国市场，寻求商机。
与此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也在快速发展，中国公司开始在全球市场中崭露头角。
中国也面临着一些挑战。
在第二次全球化浪潮中，中国的发展模式主要是依靠劳动力和土地资源的低成本优势。
这使得中国的环境遭受到严重的破坏，同时也导致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在第三次全球化浪潮中，中国需要摆脱低成本制造的形象，加快转型升级。
这就需要中国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提高产品质量和附加值。
中国还需要改善营商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建设。
全球化的进程也带来了一些政治风险。
在第三次全球化浪潮中，经济自由化的推动使得全球贸易体系面临挑战，贸易摩擦和保护主义的声音不断。
而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承受着更多的国际责任和压力。
中国需要积极参与全球事务，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发展。
第二次与第三次全球化浪潮交织下的中国面临着巨大的机会和挑战。
中国需要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提高经济创新能力，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合作，推动全球化进程的发展。
中国也需要注意解决环境问题、改善社会问题、推动政治改革等方面的挑战。
只有科学规划和合理应对这些问题，中国才能在全球化浪潮中获得更大的发展机会。
论“第三波”对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启示作者：陈胤岩来源：《法制与社会》2017年第23期摘要民主化浪潮对于我国的民主政治来说，既是重大挑战又是历史机遇。
本文从民主主体、民主制度和民主化目的三个方面入手，对亨廷顿《第三波》一书进行探析。
借鉴“第三波”中对我国民主政治发展有益的经验，试图寻求对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建设的启示。
关键词“第三波” 民主政治民主化作者简介：陈胤岩，黑龙江大学政府管理学院2015级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行政管理理论与实践。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ki.1009-0592.2017.08.273亨廷顿在《第三波：二十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一书中，详细论述了20世纪后期的众多国家，走向民主化的主要原因、过程、特征、巩固和未来展望等问题，还为民主派提出了五大准则。
虽其中很多内容备受争议，但“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以下简称“第三波”）这一说法已得到普遍认可。
一、探析“第三波”（一）民主主体民主，字面含义就是人民当家作主。
而在制度层面，民主是公民与国家结成契约关系，让渡部分权力交给国家统一行使，而国家则代表公民利益和诉求。
因此，民主的主体应该是公民。
但亨廷顿在《第三波》中所描述的主体，明显是少数政治精英。
政治精英们虽标榜着民主自由，实际上却又把公民排挤在了民主之外。
从亨廷顿衡量一个国家是否为民主的标准就可以看出，其只强调了形式上的民主，而忽视了民主的主体本应是公民。
在政治精英心目中，公民没有理性、没有思想，仅是竞选的工具和争夺权力的手段之一。
而实际上，这些政治精英却是在暗地里相互勾结、妥协、分赃的利益集团。
所以，在所谓的民主化改革之后，当权者依然是当权者，只是在权力体系中加入了新的“民主新贵”。
公民不仅无法真正实现自身的利益，反而可能要忍受转型期造成的一系列社会紊乱。
（二）民主制度不可置否，西方国家民主制度的探索与实践是非常成功的，其中有很多值得学习和借鉴的方面，但这并不能代表西方民主制度就是普世的和唯一的。
收稿日期:2009-04-28作者简介:向支燕(1974-),男,湖北利川人,利川市第三高级中学历史一级教师,主要从事高中历史与政治的教学与研究。
2009年6月第31卷 增刊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ChinaThreeGorgesUniversity(Humanities＆SocialSciences)Jun.2009Vol.31 Specialsec.
当代民主化浪潮的体现及其对我国的启示———对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的评析向支燕(湖北省利川市第三中学,湖北利川 445418)
摘 要:当代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在尽力推行政治上的民主化改革或改良,以便获得国内民众的认同和国际社会的支持。从历史角度看,这种民主化形成了亨廷顿所归纳的三次民主化浪潮。尽管他的研究存在一些有悖现在或历史的事实,但仍然对中国有着启示作用。这种启示无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都引起了中国的重视。关键词:民主化; 亨廷顿; 启示中图分类号:D5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219(2009)增刊-0012-03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增长和科技革命的发展,世界范围内的民主化浪潮逐渐兴起。对此,西方的一些学者将其称之为近代以来的第三次民主化的浪潮(简称“第三波”)。1991年,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发表了《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对当代世界的民主化提出了新颖独到的描述和分析框架。亨廷顿用定量研究的方法,特别注重从历史发展的广阔视野去探讨当代政治发展,具有较高的哲学深度。他的理论在西方产生了广泛影响,对我们认识当今世界的民主化问题有一定的启发性。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南欧的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等国家的民主化为开端,一个全球范围的民主化浪潮正在兴起。一向对民主持悲观态度的亨廷顿,对人类民主的前途发生了180度的转变,他在该书中认为,近代以来世界范围的民主化运动有三次,第一次是在1828～1926年,世界上有33个国家(人口在100万以上)建立了民主,这中间发生了第一次回潮,约有22个国家的民主制度被颠覆;第二次是在1943～1962年,约有40个国家建立了民主,而在1958～1975年发生了第二次回潮,约有22个国家被颠覆;第三次民主化浪潮起始于1974年,一直延续到现在。这次浪潮发展到1990年他的著作问世之前,世界上有33个国家建立了民主,虽然其中有2个国家摆了回去,但在“第三波”的冲击下,全球范围民主化的大潮方兴未艾。亨廷顿的所谓“第三波”是把西方式的代议制、多党制作为民主的范型,将民主化看作为非西方国家趋向和接近于西方的“自由民主”标准的政治变革过程。凡是与西方民主不一致的政治制度,他都视为“权威主义”政体、至多是“半民主政体”而加以否定。在对民主化进行分析时,民主化浪潮模型是亨廷顿全部分析的基础,不过这个分析模型带有一定的缺陷性。同一时期大批国家走向民主化是划分浪潮的标准,第一次浪潮包括了100多年,看起来不像是浪潮,而是大江大河,而第三次浪潮只有14年的时间,与第一波、第二波的时间跨度不相对称。模型的另一个困难在于每次浪潮之后他都设置了一个反浪潮,即回潮,出现依次向权威体制的回潮,按说第三次也应该有一个回潮,但是直到现在仍未出现。另外亨廷顿分析第三次浪潮中的民主化时,主要从政治与经济两种因素出发,归纳出一些普遍性的规律,但在预测未来时加了一个文化因素,却认为民主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其他文化传统基本上都是非民主的,不能产生真正的民主。亨廷顿认为现代民主的诸多组成要素仅仅完整地存在于西方文明,其他文明或许只有极少的部分,因而民主化的第三波就是西方文明的传播。根据与民主的关系,亨廷顿给各种文化排出一个序列,它们依次是:新教、天主教、东正教、孔教、伊斯兰教和黑非洲文化。这就使得我们难以评价日本、韩国、新加坡的民主化与民主制的建立,更难以理解我国20
第二次与第三次全球化浪潮交织下的中国机会【摘要】本文将探讨第二次与第三次全球化浪潮交织下的中国机会。
在全球化浪潮的影响下，中国既面临挑战，也拥有机遇。
第二次全球化浪潮下，中国通过加入WTO等措施融入全球经济，获得了经济增长和技术转移的机会。
而第三次全球化浪潮则使中国在数字化和新兴产业领域有更多发展机会。
中国在全球化浪潮中的定位日益重要，需要应对来自全球市场和国际竞争的挑战。
中国需要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措施，以更好地把握全球化浪潮带来的机遇，并应对挑战。
中国在第二次与第三次全球化浪潮中拥有众多机会，但也需要谨慎面对各种挑战。
【关键词】全球化浪潮, 中国机会, 第二次全球化浪潮, 第三次全球化浪潮, 定位, 挑战, 应对措施, 总结1. 引言1.1 背景介绍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和发展，第二次和第三次全球化浪潮正在交织而来，对中国经济和产业格局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和挑战。
第二次全球化浪潮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兴起，以信息技术、跨国公司跨国投资为主要特征，加速了全球产业链的重组和全球市场的融合。
中国利用其劳动力丰富、市场规模庞大的优势，迅速融入全球价值链，成为全球制造业的“工厂”。
随着第二次全球化浪潮的深化，第三次全球化浪潮逐渐涌现。
新一轮全球化浪潮以数字化、智能化为主要特征，加速了全球产业链的再次重构和全球市场的进一步整合。
中国在这一浪潮中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需要不断创新和升级产业结构，提升技术水平和服务质量，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在这样的全球化趋势下，中国既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也是全球化的推动者。
如何抓住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
本文将从全球化浪潮的影响、第二次和第三次全球化浪潮下的中国机会、中国在全球化浪潮中的定位、中国机会的挑战和应对措施等方面展开分析，以期为读者提供深入了解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发展机遇和挑战。
2. 正文2.1 全球化浪潮的影响全球化浪潮的影响在当今世界格局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对各国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原因、过程及特征
第三波民主化探因
考察在民主化第三波中步入民主殿堂的国家的历史背景，可以将其变迁模式大致概括为5类：轮回型模式（Cyclical Pattern）、二次尝试型模式（Second-Try Pattern）、干扰型民主模式（Interrupted Democratic Pattern）、非殖民化型（Decolonization Pattern）和直接过渡型（Direct Transition）。
在这五类模式中，除第五类“直接过渡型”国家，前四类国家在历史上都有过民主传统或民主经验，也都可以说是在比较了民主与威权后选择前者而摒弃后者，而促使第五类国家发生转变的如下诸多因素，也可以解释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为什么这些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几乎同时发生在70~80年代，而不是在其他时间。
在第三波中，由于无法解决本国的问题，如经济危机、权力体制缺乏自我更新机制、军事行动的失败等，威权政体的合法性权威性受到挑战而濒临瓦解；二战结束后2、30年的经济增长为中产阶级的出现奠定了基础，而中产阶级在西方社会学分析中被普遍认为是促进和巩固民主的中坚力量；宗教也出现了一定变化，解放神学成为生活在威权统治下的人的信息网；在二战后民主得到重建并巩固的西方发达国家，也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推广民主价值观；而在一个通讯发达、沟通便捷的时代，一国的自身的民主行动本身亦可成为另一国的民主化契机，在另一国引发一系列迅即而猛烈的民主化连锁反应，波兰人用了10年时间才争取到了民主，匈牙利人花了10个月，东德花了10周，捷克斯洛伐克花了10天，而罗马尼亚只花了10个小时。
但是，即便这些内外部因素都已存在，且民主化的条件日趋成熟，如果没有政治精英的认同、参与和推动，民主化进程也很难真正启动，“只有政治领袖愿意冒民主的风险时，民主才可能出现”。
第三波民主化的过程
民主化过程主要包括1）威权政权的垮台、2）民主政权的建立以及3）民主政权的巩固，实现这三步飞跃并不容易；有些国家仅仅向推翻威权政权的征途迈出第一步便宣告失败，有些国家在成功推翻一个专制政府后又拥抱了另一个专制政府，有些国家则不停地在民主与威权间摇摆不定。
在第一阶段，即威权政权的垮台中，威权政府内的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反对派中的温和派与激进派之间、以及威权政府与民主反对派之间的互动和力量对比程度，决定了该国民主化第一阶段的方式是变革、置换，还是移转。
-变革-
政府内：改革派>保守派；
反对派内：温和派>激进派；
政治力量：政府>民主反对派；
变革过程中，威权政府体制内的改革派主导整个民主化进程，并逐渐将整个威权集团带离权力核心，反对派在变革主要进程中主要从体制外施加变革压力，且反对派内部的温和派占多数，有较强的意愿与政府改革派妥协合作，共同走向民主。
大多数政府改革派最初只是自由派，寄希望于在体制内进行局部的、适量的自由化改革来避免政权的全面民主化。
但民众自由度增加到一定阈值后便会遭遇威权瓶颈，如不启动民主进程将难有政治空间继续增加，这往往激起民众对民主的强烈诉求和威权政体的剧烈反动。
如果改革派的力量足以抵御、安抚保守派要求镇压动乱的进攻，或得到保守派的强力支持，民主变革便会继续，反之则导致自由化尝试失败，保守派上台。
同时，如果反对派中的温和派无法压制激进派的过激行为，就会给政府保守派以镇压口实，并威胁整个民主进程。
-置换-
政府内：保守派>改革派；
反对派内：温和派≈激进派
政治力量：民主反对派>政府；
置换过程是威权政府和民主反对派之间矛盾激化，彼此互不妥协，而民主反对派力量强大，最终迫使威权倒台、推翻威权政府的过程。
政府内改革派势力微弱或几乎全无，保守派牢牢把握政权而不肯放手，并拒绝任何变革。
独裁政府的垮台常常依靠社会各界共同努力而形成的统一战线（而不是四分五裂、一盘散沙），并尤其依赖知识层的领导和动员。
这一过程有可能历经数年而无果，反对派需要为此付出巨大牺牲，如果激进派主导，则置换过程可能发生较为激烈的对立；如果温和派更具号召力，置换过程更容易经历天鹅绒革命而避免流血。
当然，反对派内部的权力格局不仅仅取决于各派领袖的领导力，还常常受到政府态度的巨大影响：如果政府对反对派立场强硬，激进派的理论和策略往往更能左右置换进程，反之则民众更愿意接受温和的观点和斗争策略，置换也会更加平稳和顺利。
-移转-
政府内：改革派≈保守派；
反对派内：温和派>激进派；
政治力量：反对派<政府；
移转过程需要政府和反对派的联合行动。
政府内部的改革派和保守派通常能够达成一致，愿意就政权变更与反对派谈判，但态度常常较为被动，并时刻准备扑灭反对派抗议的火焰，但试探对方力量后逐渐放弃对抗姿态，而更愿意参与妥协；反对派在经过抗争尝试后也发现自身的力量不足以推翻威权政府，因此愿意与政府沟通妥协的温和派数量会在反对派中占优，并能有效控制激进派的言行。
对政府和反对派双方来说，彼此承认对方的合法性（或一定程度的合法性）尤为困难，也是最需要双方做出妥协让步的核心地带。
其次，双方就民主化进程达成妥协的意愿和能力也决定了移转过程是否成功，双方也需要随时平衡和压制内部的各种反对力量，保证谈判过程顺利进行。
政府改革派和温和反对派都将后院清理后，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谈判、妥协并制定和解和民主路线图。
第三波的共同特征：妥协、选举和低度暴力
妥协、参与和适度交易是第三波民主化过程中的一个主要特征，“谅解”在第三波中是一个核心过程，这需要政府内和反对派内持各种立场的派别之间、政府与反对派之间付出极大的勇气，对彼此做出巨大让步和保持充分克制，并就转型过程中的选举规则和程序达成默契，一同来推动该国的民主化进程。
很多时候，由于缺少妥协精神，和解进程会陷入僵局，要么导致政府内强硬势力上台，民主化进程终止甚至夭折，要么反对派通过暴力革命颠覆威权政权。
如果选举程序能够启动，民主反对派接下来的工作便是把内部的激进分子和强硬分子留在和解进程中，同时对政府进行监督，保证选举过程充分透明、公开和开放。
政府在面对选举时，会有两种不同的应对策略：一种政府会尽量尊重民主选举原则，因为这是他们保持权力合法性的最后稻草；另一种政府则会用尽各种欺诈、恐吓手段左右民主选举，甚至威胁动用武力镇压选举结果，这就需要民主反对派时刻保持警惕和对政府敌对力量的钳制，避免选举流于形式而失去效力。
第三波国家的另一显著特征是低烈度的暴力。
这种暴力往往首先来自政府，然后激起反对派极端主义分子的反击与报复，但大多都能维持在低烈度水平，不管是冲突范围还是伤亡率都比较小。
这种低度暴力受诸多因素影响：如果一个社会之前经历过较为严重的暴力冲突和对峙，那么在第三波中不管是政府还是
反对派都会避免重蹈覆辙；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阶层的同质性也决定了使用暴力的意愿，发展水平和同质性越高的社会越会通过协商妥协达成一致；同样，如果政府改革派的力量强大到足以控制保守派并单独推进民主进程，或者反对派能够保持克制、坚持非暴力抗争，也很难引发暴力。
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受到约束和控制的暴力冲突都有效保障了第三波国家民主化进程的平稳推进。
我自己的一点见解
实现民主化最重要的工作是在推广民主价值、培养民主文化的同时，也不能过度美化民主，需让民众抛弃对民主不切实际的幻想。
政治领袖和民众都应当明白，民主只是一种更加尊重人性、更加符合平等正义原则的决策理念和方式，它只能解决决策程序问题，如果我们认为民主可以解决经济衰退、民族冲突、社会贫困等所有社会问题，这根本就是给民主自身增添不必要的负担，让民主超负荷运转，最终只能扼杀民主。
民主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归根到底需要政治精英和民众对民主价值观真心实意的认可和尊重，并在日常的政治实践中饯行民主，如果民主对大家只是工具而不是价值，就很难真正建立起稳定、可持续的民主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