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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外文化差异产生渊源的探究摘要:西方人唯智，但是他们陷入了利己主义的冰水之中；中国人唯情，但是造成了“剪不断，理还乱”的裙带关系。
西方人运用先进的科学征服了自然，也破坏了自然的平衡，但现代化的光辉毕竟出现在西方；中国人克制自己以适应自然，但对现代科技和先进的管理方法也奋起直追。
有比较方见差异，有差异方见和同。
关键字:天人合一;征服自然;家族本位;个人本位;艺术精神;科学精神一、研究背景18世纪末，西方的工业革命推动了交通、电讯、图书出版业突飞猛进地发展，整个世界缩小了，时间拉长了，历史凝缩了，文化也就在整合的时空中跨出了封闭的格局，走向了世界。
不同地域文化的交流、传播呈现加速发展的趋势。
它们之间不可避免的碰撞，势必触发学术界在比较选择的基础上创造文化的热情。
各种各样的科学技术成果，各种各样的信息，都从打开的闸门奔涌而入。
儒家思想稳固不易的统治地位因之而动摇，中华民族共同奉守的伦理原则、道德规范以及风俗习惯等均在文化震荡中皲裂。
当然先进的中国人也从打开的大门观察世界，走出封闭。
百年学术-----中西文化比较就是在上述世界性文化整合的背景中变化并发展的。
人类文化有其超越地域、民族、语言的共同性，并不因地域与民族的差异而显示不同，中外文化中存在着无可争议的共通处。
但由于中外历史和中外经济政治体制等的差异,中外文化又有着很多截然不同的地方，如中国人的集体主义和西方的个人主义，中国人讲究的“天人合一”而西方人注重改造自然，等等。
比较中外文化的差异，可以使我们正确认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各自的发展历史与特质，明确中国先进文化的根基，进而保持并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兼收并蓄西方文化的精华。
二、研究现状每种文化都有有自己的历史和社会背景，每个国家都是，我们也同样，就象我们自己的古代经典，它都是建立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的，我们有我们文化的土壤，就象我们特有的牡丹一样，它不可能在外国生根发芽，只有在本土的自然条件下，他才能呈现出它那天生的雍容华贵。
梁漱溟的文化自觉及其得失刘小琪梁漱溟，生于1893年10月18日，猝于1988年6月23日，原名焕鼎，字寿铭。
现代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学者、国学大师，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同时他还是一位社会改造实践家，对推动乡村建设不遗余力。
梁漱溟在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和哲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在晚年，他曾将自己的学术生涯划分为三个阶段：西方功利主义、佛学、儒学。
《究元抉疑论》为其早年研究佛学的成果之一，其后他关于唯识的研究在论著《唯识述意》中有了更加详细和有力的论述。
在被蔡元培先生聘请为北大哲学教授之后，基于当时北大作为中国各种文化和思潮的论战中心，他开始发起了以东方学和儒学为主的研究，以回应当时由胡适所领导的新文化对传统思想之批判。
他透过审视东西文化的发展和局限，重新评价儒家思想，影响了同期学者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其成果在当时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而这本论著也成了现代新儒学的先驱。
梁漱溟先生的称号有很多，但我对这些称号不以为然，这些矫揉做作的名号是后人冠之，老先生本人是否认同不说，我也自觉这些名号只是一些很落俗套的概括，老先生本人出书或搞乡村建设的时候未必是想到这些的。
我只认为他是一个可亲可敬，但又思维敏锐，视角独到，不容马虎的前辈，他身上具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慨然之气。
后来在他的著作《中国文化要义》的绪论中有言“······于此见出我不是‘为学问而学问’的。
我是感受中国问题之剌激，切志中国问题之解决，从而根追到其历史，其文化，不能不用番心，寻个明白。
什么‘社会发展史’，什么‘文化哲学’，我当初都未曾设想到这些。
”我想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大家所具有的气质，不为“学问而学问”，乃是为国所需而求索，乃是关心一个民族的人文走向而追寻，从不去想自己是哪一派，研究哪一科的。
对梁漱溟老先生思想的研究林林总总数不胜数，我根据自己能掌握到的资料总结，主要有三个方面，一为对其乡村建设思想的研究，一为对其文化哲学思想的研究，一为对其佛学思想的研究。
梁漱溟《东西人教育不同》原文赏析【作者小传】梁漱溟（1893～1988），原名焕鼎，字寿铭。
曾用笔名寿名、瘦民、漱溟，后以漱溟行世。
系出元室梁王，故入籍河南开封。
生于北京，现代着名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现代新儒学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同时他还是一位社会改造实践家，对推动乡村建设不遗余力。
【题目解析】梁漱溟尝试将西方现代化的优点与中国文化的优点融合起来，为此进行了积极而可贵的探索。
文章从东西方教育方法、教育目的侧重不同等层面，比较了东西方教育的不同，论述了自己的教育观念。
【原文欣赏】十年岁杪，借年假之暇，赶山西讲演之约，新年一月四日。
在省垣阳曲小学为各小学校教职员诸君谈话如此。
《教育杂志》主者李石岑先生来征文，仓卒无以应，姑即以此录奉。
稿为陈仲瑜君笔记。
记得辜鸿铭先生在他所作批评东西文化的一本书所谓《春秋大义》里边说到西方人教育的不同。
他说：西洋人入学读书所学的一则曰知识，再则曰知识，三则曰知识，中国人入学读书所学的是君子之道。
这话说得很有趣，并且多少有些对处。
虽然我们从前教人作八股文章算得教人以君子之道否，还是问题；然而那些材料——《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则是讲的君子之道。
无论如何，中国人的教育，总可以说是偏乎这么一种意向的。
而西洋人所以教人的，除近来教育上的见解不计外，以前的办法尽是教给人许多知识：什么天上几多星，地球怎样转，……现在我们办学校是仿自西洋，所有讲的这许多功课都是几十年前中国所没有，全不曾以此教人的；而中国书上那些道理也仿佛为西洋教育所不提及。
此两方教育各有其偏重之点是很明的。
大约可以说，中国人的教育偏着在情意的一边，例如孝悌……之教；西洋人的教育偏着知的一边，例如诸自然科学……之教。
这种教有的不同，盖由于两方文化的路径根本异趣：他只是两方整个文化不同所表现出之一端。
此要看我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便知。
昨天到督署即谈到此。
有人很排斥偏知的教育，有人主张二者不应偏废。
第36卷第2期2010年3月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f Xuzhou Nor mal Uni .(Phil os 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 on )Vol .36,No .2M ar .,2010[收稿日期]2009211203[作者简介]王晓黎,女,山东淄博人,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钱穆与梁漱溟“文化三路向”说之比较王晓黎(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 100871) [关键词] 梁漱溟;钱穆;人生;文化[摘 要] 梁漱溟和钱穆都以人生为切入点,对东西文化进行了比较,并按照不同的人生态度将文化区分为三种类型,提出了“文化三路向”说。
二人对于文化起源的不同理解,主要来源于学术背景的不同,但二人的终极关怀都是一致的,即在传统的权威性逐渐失效和价值日益多元化的时代潮流冲击下,中国文化将何去何从。
对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未来,二人都主张中国文化必将复兴,中国文化也须改造。
在对中国文化改造的方法上,梁漱溟更强调中西文化的融合,即“内圣开外王”,而钱穆则更关注中国文化的自身演进,他提出中国文化的新生不是“破旧立新”而是“据旧开新”。
从这点上来说,二人的文化理想虽然是相同的,但通达理想之路是有分歧的。
同是作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代表,钱穆采取了更为彻底的立场。
梁钱二人的思想都有一个转变的过程。
如果说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梁漱溟所依靠的只是古人的只言片语及对社会现象和少量文章著作的感悟力,而在《中国文化要义》中,他却借鉴了不少西方当代人类文化学的理论,特别是从事实的角度来解释中西文化之不同。
这种转变还表现在梁漱溟自20世纪20年代后期以来,由“书斋型”学者成为一个现实社会活动家这一事实上。
梁漱溟离开北大后,便投身到乡村建设的实践之中。
而钱穆晚年的思想也发生了转变,特别是“天人合一”观的提出包含了浓厚的宗教意蕴。
钱穆早年倾向于从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角度解读“天人合一”,将儒家精神理解为道德人文精神,体现出他作为史学家注重经验事实、轻视形而上学的特点。
2梁漱溟的生生思想及其对西方理性主义的批判（1915-1923）*一、引言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崎岖坎坷，其原因亦错综复杂。
以往由*本文改写自敝人博士论文(Chan-liang Wu, ”Western Rationalism and the Chinese Mind: Counter-Enlightenment and Philosophy of Life in China, 1915-1927” [Yale University Ph. D. Dissertation, 1993. 5]）中有关梁漱溟思想的部份。
处理了许多在英文稿中不适合处理的问题，并补充了梁氏早期有关心、物及本体、现象问题的看法。
梁漱溟的生生思想及其对西方理性主义的批判3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乃至意识型态史的观点所提出的诠释已经相当丰富。
本文则从探讨思想基底的角度，研究民初人士的一种追求无限无执的根本至道之思维倾向，以及由之而生的一种深沈的排斥西方理性主义及现代化的态度。
这种深沉的拒斥现代化态度，不仅表现为批判西方现代文明的保守思想，亦成为进步份子表面上一心西化，实际上却无法真正了解及接受西方事物的重要原因。
民国以来的西化与俄化派在心灵深层所保有的传统心习，与文化保守主义者所呈现的心灵特质，其实一脉相通。
1为求深入这种心理，本文将以开创「中国现代保守主义」的梁漱溟为代表，详为分析其有关思想，以显示现代保守主义及其思想渊源的深刻性与复杂性。
2不明于此，亦将难1参见拙作Chan-liang Wu, ”Western Rationa lism and the Chinese Mind: Counter-Enlightenment and Philosophy of Life in China, 1915-1927” （Yale University Ph. D. Dissertation, 1993. 5），278-318.2本文以梁漱溟的「生生思想」及其对西方理性主义的批判为中国「现代保守主义」的起点，因其代表第一个针对现代西方文化的主要根本特质提出全面而且系统化批评的思想体系。
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看梁漱溟的中西文化观摘要：梁漱溟以“意欲”作为文化论述的切入点，由对待“意欲”方式的选择而形成不同的生活路向、生成不同的文化形态，建构了其独特的文化理论体系。
他秉持多元文化主义的立场，提出“世界文化三大路向说”和“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从宏观的理论视野比较了中国、西方、印度三大文化体系，于西潮涌动之际探寻了中国文化的民族文化个性以及未来发展方向。
反思其说，不仅有利于理解传统文化在近代中国曲折展开的历程，而且有助于预判中国文化的未来及其价值。
关键词：梁漱溟意欲中西文化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现代性的入侵使中西之间在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冲突日益加剧。
尤其是辛亥革命后，中国不断失败的命运促逼着国人对于中西文明的讨论与反思由器物和制度层面，进一步深入到文化层面。
中国传统文化因国家民族的危机而成为众矢之的，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步履维艰，日益陷入困境.怎样使中国文化的发展摆脱困境，适应时代潮流，便成为中国思想界主要的问题意识。
“五四”时期因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中西文化之争(实质是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已然成为近现代中国思想界激烈争论的核心。
当时，中西文化的论争主要存在着三种派别：一是主张全盘西化的“西化派”；二是主张回归传统的“国故派”；三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折中派”。
“西化派”与“国故派”在中西文化的争论上主要是就孰优孰劣的层面展开，两派各持一端，都有一定程度的片面性和极端性。
作为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梁漱溟,秉持文化守成主义的立场，一方面拒斥西化派的极端主张，认为文化是一综合的整体，通盘的西化不仅要采用西方的政治制度，而且要输入西方的伦理思想，这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是难以实现的。
另一方面他也否定了“国故派”的顽固立场，认为其只是“陈旧古董”，无法也无能与西方文化相互拮抗[1]22。
同时，针对当时的调和折衷派的主张，他认为那“只能算是迷离含混的希望，而非明白确切的论断”[1]21。
他主张另辟蹊径，由对“意欲”的态度作为根本切入点，提出了“三大文化路向说”等体系性的文化理论，并力图从这一理论体系出发，来观照中西文化，探讨中国文化的出路。
一、梁漱溟的文化观面对西方文化的大举入侵，梁漱溟和当时其他思想家一样，对中国文化的处境充满深切的忧虑。
他在1921年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绪论里，针对西方文化在世界范围里的扩张状况指出，西方化是全球性的趋势，不但欧美如此，东方各国亦是如此，以致于西方化已然全面深入中国的精神、社会、物质等诸多方面.面对“西风压倒东风”的残酷事实，“将中国化根本打倒”便成为一种渐趋强势的论调。
那么处于危机情境中的国传统文化将何去何从呢？梁漱溟以“了解之同情”的态度认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必须要在本位文化上有所创新，任何舍弃本位文化之根而追寻他者文化之末的作法都是值得深度反思的。
而文化上的此种“返本开新”既要不固步于传统，又要对本位文化以自信、开放的心态面对，如此才能转化性地创造新文化。
在梁漱溟看来，中国文化要“返本开新”首先要掌握认识文化的根本方法。
那么什么是文化呢？梁漱溟认为文化即是一民族“生活的样法”，而生活则是不断满足的意欲(Will)，也即一定范围内“事的相续”[1]32.梁漱溟由于深受柏格森生命哲学影响,直接以柏格森所言的“生命”作为其哲学的根本观念。
他认为生命是整个宇宙根源，世界本只不过是生命的“绵延”，是一种生命之流，一种“永不间歇的连续的冲动”[1]86.而生活的根本在意欲，初始的生命意欲殊异则决定着不同民族的文化呈现出不同的文化形态与特质。
由此看来，梁漱溟已把“意欲”视为文化形成的内在动因，将文化看作“人类创造的活动，意志的趋往……”[1]52因此，对于文化形态的认知，其根本不在于物质生活或社会生活,而在于考察其“意欲”的路向和对待“意欲”的态度。
由此出发，梁漱溟提出了人生的三大问题，即人对物、人对人以及人之自身生命的问题。
其分疏了人类解决人生问题的三种方法和路径，并以中、西、印文化为代表阐述“三大文化路向”之论:(一)以西方文化为代表的本来的路向：其特征在于汲汲于自己所奋力为之的目标，以满足自我之需要作为成功的鹄的，以改革而非维持的方式力图不断创造新生活。
其文化方向始终指向未来。
(二)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维持现状的路向：其特征在于满足于现状，不思向前进取，而求不断回望，沉湎于过往的历史而乏善于创新，终至成为“停滞的帝国”。
其文化方向转向过去。
(三)以印度文化为代表的否弃在世主义的文化路向：其特征在于悬置人生在世的种种问题，将人生之真谛寄托于来世而非此世，以“无化”的态度解决现实面临的问题。
其文化的方向是虚无主义[1]61。
由此，中国、西方、印度文化对待“意欲”态度的不同，形成其不同的文化形态与文化路向，故而呈现出不同的特质。
二、梁漱溟论中西文化梁漱溟关于中西文化的论述是建立在其多元文化观的基础之上的。
他认为，中国文化具有“安分知足、寡欲、摄生”的特质，使得中国人“不论境遇如何他都可以满足安受，并不一定要求改造一个局面，无征服自然态度而又与自然融洽游乐”[1]72.此种特质使中国文化在关涉人生三大问题上，即无论在物我，还是人我之间，抑或是人之自身诸方面，都显现出和谐统一的特色。
而对于印度文化，梁漱溟将其与中西文化相比较.否定了印度的物质文明与社会生活，指出其文化特质只在宗教一端。
而西方文化相较于中印文化而言，有其自身的独特之处。
梁漱溟认为西方文化的特质在于，其一是科学理性的精神及其方法，另一是注重人之个性的伸张。
由此，构成西方学术与社会的“特别精神”[1]49.西方文化端赖于学术与社会面向的两种精神，在物质生活方面以征服自然为人类能力之体现，在学术与社会生活方面以民主作为其主要特点。
因此，在中国文化的革新问题上，梁认同西方的民主和科学精神，明确指出，“引进这两种精神实在是当今所急，否则我们将永此不配谈人格，我们将永此不配谈学术”[1]209，主张“要批评地把中国原来的态度重新拿出来，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1]204，从而实现中国文化的复兴。
就三种文化生成和发展的精神特征来看，梁漱溟将西方文化界定为以意欲向前为其根本精神的文化[1]33.而此“意欲向前”的要求主要表之于科学与民主方面，不仅构成了西方文化的特质，而且也成为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异所在。
梁漱溟进而在比较文化的视野里，对比了中西文化的特质。
就科学而言，西方文明建于此科学精神与方法之上，而东方文明则主要以艺术成就见长。
于是，西方艺术显现出科学的光芒，而中国科学却透露出艺术的色彩。
此种科学与艺术的分判，不仅表现在中西文化成就的显在方面，而且也体现在中西知识论以及方法论的层面。
就民主方面而言，其认为个性的伸展与否，并非取决于个体，而是取决于国家的社会生活是否具有民主的风气。
于此而言，中西文化是有显著差异的。
与此同时.梁漱溟也看到西方文化的缺点。
针对西方社会的时弊，严厉地批评资本主义造成人的物质化、机械化、工具化和商业化倾向和功利主义的人生态度，抨击资本主义工业化给人带来的严重后果，进而指出西方文化的这些缺点如果得不到解决，便不可能生存发展在人类未来文化之中。
在论及中国文化时，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以意欲的自为调和为其根本精神，“遇事他便随感而应，这随感而应，通是对，要于外求对，是没有的……那随感而应，就是个变化，这个变化自要得中，自要调和，所以其所应无不恰好”[1]130。
因此，较之于西方人的积极向前进取，中国人则表现出安分、寡欢的一面，保持一种既无征服自然的态度而又与自然融和游乐的思想倾向，另有自己的人生路向和人生态度。
故而中西文化只是路向有别而非高下有异。
于是，西方社会及其文化的发展自然可以为中国提供借鉴。
而改造中国文化，使其“返本开新”就必须从中国文化的根基——人生态度与路向入手，如此才能复兴中国文化、造福中国人民。
至于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即用超然出世的态度对待人生宇宙，他觉得这种态度也不失为“应付困难的一个办法，但是最违背生活本性”[1]61。
因此，印度文化在物质文明以及社会生活方面不若中国与西方，只是宗教文化畸形的发展而已[1]73。
在梁漱溟看来，印度文化如此非谓不能也，而是不为也。
印度文化之所以未取得如西方文化的成就，原因在于他们在解决了最基本的温饱问题之后.便把心思精力都放在精神生活方面，过早走上第三路向的缘故，因而其最终成就的只是宗教和形而上学。
由此，在中西印三大文化的比较基础上，梁漱溟认为西方文化解决的是人类社会生存的问题，中国文化所关注的则是道德问题，而人生的终极问题即死亡问题，则只有在印度文化的体现者佛学中才能得到最后的解答。
虽然中西文化是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文化，但是在发展阶段上看，中国文化却处于高一级的阶段，因此有可能将西方文化包容在自己的体系之内。
由此看来，中西印三大文化就历史的文化成果而言，对人类文明的贡献都是甚为巨大的。
只是就现时代从实用主义的角度而言，则有所谓合宜与否的问题。
彼时中国文化之失败，其非为逆历史潮流的“文化古董”，失却应有的价值，而是跨越历史发展的需要，未及第一条路走完，就转入第二条路，因而处处显得格格不入[1]202。
中国文化“早熟”的特质固然表明中国历史的辉煌与悠久，但也造成与现时代的不合时宜而出现弱势的征候，以致出现对于中国文化的悲观主义论调。
在梁漱溟看来，此种“弱势”的趋势也许还会持续，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文化就此告终，因为中国文化之大用显然不在当下。
三、梁漱溟对中国文化前景之展望梁漱溟在对中、西、印三方文化进行了比较之后，尽管他认为中国的态度虽然早出而不合时宜，以致中国文化在当下处于劣势，但他对中国文化发展的未来却充满了乐观和自信，坚信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其强调此并非强迫他者应该接受中国文化，而是意在由当下文化发展的趋势预判未来文化的走向[1]165。
他不仅运用人生“三问题”、生活“三态度”和文化“三路向”从理论上论证中国文化的复兴,而且从“事实”(经济现象)、“见解”(深层心理)及“态度”(哲学思想)三方面的分析，指出这种文化的趋势是真实可见的。
同时，为证明中国文化的复兴乃理之必然，梁漱溟提出“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
他认为中西文化本无先进、落后之别，只是发展路向不同而已。
近代中西文化的冲突虽然暂时以西方文化的胜利、东方文化的失败为结果，但并非表明西方文化的先进、东方文化的落后。
中国文化如此恰是由于中国文化的早熟不合时宜而已。
其以人生路向为喻，生动形象地描述了中西印三大文化的发展历程。
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未待走完第一路，既已中途转至第二路，于是出现早熟的征候。
因此其先天性的弊端在于暖昧不明，未若西方文化那般鲜明。
而世界历史的进程当此正处于第一路之际，中国文化自然是弱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