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文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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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早期“文化三路向”说梁漱溟“文化三路向”说提出了人类所面临的三种问题以及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为解决这三种问题发展出的三种文化路向。
西方文化是意欲向前,中国文化是意欲自为、调和、持中,印度文化是意欲转身向后。
而理智、直觉与现量分别是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及印度文化解决问题的办法。
标签:梁漱溟;文化三路向;意欲梁漱溟认为文化应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精神生活方面,包含宗教、哲学、科学、艺术等,其中宗教与文艺属于感性,哲学、科学属于理性;二是社会生活方面,家族、朋友、社会、国家、世界间所包含所有的生活方法都是生活的内容;三是物质生活方面,人们的衣食住行,也就是使人们维持基本生存的方法。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梁漱溟从“人生态度”出发提出了人生的三种问题:一是人与自然的问题,二是人与社会的问题,三是人与自己的问题。
文化的不同纯乎是抽象样法的,进一步说就是生活中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同。
生活中解决问题的样法有着三种:第一种是本来的路向,遇到问题对于前面去下手,这种下手的结果就是改造局面,使其可以满足我们的要求;第二种是遇到问题不求解决,改造局面,就在这种境地上求得自我满足;第三种是根本取消问题。
这三种路径样法也可称为是“意欲向前”、“意欲调和”和“意欲转身向后”。
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及印度文化分别代表了这三种样法。
梁漱溟认为这三种文化方向都是合理的,人类只有在三种问题都完全解决之后才能享受到完整的幸福。
然后梁漱溟坚持主张在解决这些问题时存在一种合适的秩序和正常的进程。
人类应该以第一种文化方向解决第一种人类面临的问题作为开始,在发展第二种文化方向,待第二类问题解决之后,继续发展第三种文化方向。
人类不应该在第一种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之前就关注第二种问题和第三种问题。
西方人近代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是他们在物质问题没有解决之前一直走的是第一路向。
而中国和印度文化过于早熟的转向了第二种和第三种文化路向。
“西洋文化的胜利,只在其适应人类目前的问题,而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在今天的失败,也并非其本身有什么好坏可言,不过就在不合时宜。
试述梁漱溟的中西文化观作者:王文闯来源:《学理论·学术版》2008年第09期摘要:梁漱溟作为中国20世纪上半叶一位影响深远的思想家,以其特有的知识结构会通中西,统领古今,探文化之源,索文化之本,解文化之变,求文化之路,建构了一个较为完备的文化哲学体系,为我们今天重塑文化运作模式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梁漱溟倾尽全部心力构建他的文化理论体系,成为现代新儒家的开山者。
他的文化哲学第一次把中国文化纳入世界文化架构中加以平等地讨论,肯定了中国文化的意义与价值。
关键词:梁漱溟;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08)18—74—02五四时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陷入危机漩涡之时,中西文化论争激烈之际。
在反传统的文化思潮处于主流态势的学术背景下,把为“孔子发挥外,更不作旁的事”作为人生目标的梁漱溟,以独到的思维体系、方法和宽泛的考察视角对中西文化及其关系加以审视,提出了个性鲜明的中西文化观。
正因其文化见解与当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化指向在某种程度上相悖,使其在众多思想家中脱颖而出,被视为当时国内学术思想界颇具争议的文化人物。
一、梁漱溟中西文化观的论证思路当各家各派为中西文化争得面红耳赤的时候,梁漱溟没有随波逐流地追随某一派,而是在文化论争的波澜中大胆地提出其对文化的独特见解。
他强调必须在整体意义上以全人类文化为背景进行各民族文化之间的比较,“把一家文化中的地位、关系、前途、希望统通表定”清晰,并为其在文化总关系中求一个适当的位置。
他首先从文化的概念出发,认为“一家文化不过是一个民族生活的种种方面”,即精神生活方面、社会生活方面和物质生活方面,就是说,文化是由生活决定的。
然后,由生活引出一种非物质的东西——意欲,认为意欲是生活的决定因素,根据意欲得到满足的程度推出了人生的三大问题,即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的问题。
从这三大问题中引出了人类生活的三大路向:其一,向前面要求;其二,对于自己的意思变换调和持中;其三,转身向后去要求。
略论梁漱溟的文化观梁漱溟先生出身于书香门第,是近现代著名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新儒家的开山人物。
他幼年接受新式教育,以《地球韵言》作为启蒙读本,青年时代思想激进,积极拥护共和制度。
在文化和人生态度上,他曾经一度信奉佛教,后又弃佛皈儒,投身改造社会的实践,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中国文化的复兴事业。
梁先生在其成名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首次系统比较了中国、印度和西方三种文化,提出了“文化三路向”说,以“意欲”为根源,独树一帜地构建了他的文化哲学体系。
一、梁漱溟“文化三路向”说提出的时代背景近代中国处于一个动荡的大变革时代,鸦片战争、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当时的一些先进知识分子由对器物落后的反思过渡到对社会制度的反思,进而转向对更深层次的文化反思。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认为思想学说应该随着社会发展而变迁,孔子之道已不适于今日之社会,所以极力反对尊孔复古,大力弘扬科学民主,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批判。
全盘西化是当时社会思潮的主流,梁漱溟就被裹挟于这种如火如荼的热潮之中,高举传统文化的大旗逆流而上,积极寻求救国救民的出路。
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曾提出“研究学问,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主张用科学精神和批判态度重新评估传统文化的价值,中国文化的出路在于“急起直追”,走西方人类文化发展的唯一道路。
1917 年李大钊在《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一文中写到: “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
”可见,李大钊反对的是那些假孔子之名行事的所谓“传统”。
他对中西文化持不能简单调和的观点,经过比较分析后指出,“第一文明偏于灵;第二文明偏于肉;吾宁欢迎‘第三’之文明。
盖‘第三’之文明,乃灵肉一致之文明,理想之文明,向上之文明也。
”这种“三文明”说启发了梁漱溟,对其构建“文化三路向”说产生了直接影响。
陈独秀虽然认为西方文化优于中国文化,但未全盘否定传统文化。
近五年梁漱溟东西文化观研究综述近五年来关于梁漱溟的研究成果大量涌现,对其东西文化观的研究逐渐具体化和精细化,主要涉及其东西文化观形成的思想渊源、主要内容及其特征和对其东西文化观的评价等方面。
这些成果丰富了研究面向,但大多是就事论事,忽视了其文化观提出的文化背景和时代背景。
把梁漱溟的东西文化观置于东西文化论争的背景下进行考察,或许会得出更为清晰的认识。
标签:梁漱溟;东西文化观;研究综述梁漱溟(1893—1988),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学者、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近代新儒家的开创者之一。
他的学术思想和社会活动在海内外有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被誉为“中国最后的儒家”〔1〕。
学术界对梁漱溟的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思想的解放,研究成果层出不穷。
特别是在200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90周年之际,相关总结性专著大量出现。
如郭齐勇《梁漱溟哲学思想》(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李渊庭阎秉华《梁漱溟:民盟历史人物》(群言出版社,2011)、艾恺、王宗昱《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景海涛《梁漱溟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马勇《民国名士系列:中国圣雄梁漱溟传》(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马东玉《梁漱溟传》(东方出版社,2008)、佟自光《飞扬与落寞:梁漱溟孤独思考》(东方出版社,2006)。
这些专著均对梁漱溟的生平及其著作给予较为详细的介绍,肯定了梁漱溟在中国近代史上特别是文化思想史方面的地位。
2005年山东人民出版社整理出版的《梁漱溟全集》(8卷本),对于了解先生生前学术、文化思想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进一步推动了对梁漱溟文化思想的研究。
现主要整理近五年来研究梁漱溟东西文化观的相关论文,以窥探学术界对其文化观研究的相关动态。
一、梁漱溟东西文化观产生的思想渊源和时代背景梁漱溟的思想渊源十分复杂。
王宗昱认为,梁漱溟早期哲学思想的基础包括:唯识学、宋明心学、柏格森哲学。
梁漱溟哲学文化观及其对当代文化建设的启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与之相适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相对落后,未能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应有的支持。
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存在着一些不足,完全借鉴西方理论无法真正成为建设中国特色文化理论的依据,而固守中国传统文化又不能胜任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和支持的任务。
梁漱溟先生的哲学文化观,在当代多位文化观同时到场的复杂文化背景下,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一种对待文化的模式。
一、当代文化建设面临的主要困境当代文化建设中主要面临三个问题:理论上,当代文化建设中缺乏本体论支持;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问题;西方文化的位置尴尬问题。
(一)文化哲学本体不确定对文化哲学本体问题探寻的活动其实质在于以文化哲学的方式去把握世界文化现象存在的基本依据。
当前转型期的中国文化建设面临多位文化观同时到场状况,主要有西方文化哲学本体论支撑的文化观和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文化观,二者单独作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依据都是不合理的,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文化观仍然没有形成。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问题1.中国传统文化的界定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界定众说纷纭,但是本文倾向于此种界定,即“所谓中国传统文化,是指1949年之前中华民族所创造的与中华民族生存方式相适应的并历史积累起来的一切文化成果,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习惯、哲学、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思维方式,以及社会各种规范制度等等,这是广义而言;狭义的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指精神形态,或说理论形态,或说观念形态的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既应该包含古代优秀文化遗产,还要包含近代学者的贡献以及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包含文化建设的内容。
2.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困难中国传统文化时间跨度大,内容非常广泛,在继承中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儒释道之间的关系,毛泽东思想对马列主义中国化所作的贡献等,对传统文化的界定和评价不一而足。
梁漱溟的文化观再理解梁漱溟作为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一位巨擘,在文化理解上留下了深刻的贡献,是值得我们仔细去品味和领悟的。
梁漱溟的文化观再理解,不仅可以加深我们对其思想贡献的认识,还可以启迪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考和对未来文化发展的展望。
一、文化的本源和定义梁漱溟认为文化是人类生活的根本,人与人之间交往的精神基础。
文化是人类进化的产物,具有连续性和发展性。
文化是由人们创造而产生的技术、艺术、道德、宗教等各种社会文化现象的总和。
然而,梁漱溟认为文化必须承认其历史的变化、相对性和人的主观创造性。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是基于中国古代文明的遗产,它丰富多彩,并积累了非常雄厚的人文智慧,但同时,它也存在一些固守的局限性。
因此,我们需要以包容与批判的精神,适时地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评估和新的创造。
二、文化自觉的价值通过对文化本源的思考,梁漱溟认为文化最重要的价值在于激发人们的自觉意识。
作为一个民族,如果要实现独立和自主发展,必须具备自觉意识,逐渐摆脱外国文化的侵略和影响,发掘和保护自己的文化。
文化自觉意识必须来源于文化自信。
如果一个文化不能自信,它就不可能自觉,甚至更无法创造出继续发展的力量来。
因此,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密不可分的,它们往往是相互促进的。
三、文化的适应和开放同样的,梁漱溟认为文化适应性和开放性才是更具有实际价值的文化观。
文化是一个连续变化为主的历程,一个逐步解放自己意识和开展自己实践的历程。
它必须依据当前的社会环境、时代发展和外界文化的影响进行调整和变化。
文化的开放不是消极地接受外国文化,而是在吸收它们的优点的同时,发展和完善自己的文化,时刻保持开放的态度和主动。
因为只有真正的开放和适应,才能够在激烈的文化竞争中占据主动地位,为文化的发展和融合做出贡献。
四、文化的理性和实践除了上述的观念,梁漱溟将文化视为一种具有理性的实践。
在对文化进行价值评估的时候,必须具备前沿的理论性和科学性,以及更多系统性的认识。
梁漱溟的比较文化观的开题报告梁漱溟(1893-1988)是中国现代著名哲学家、思想家、文化评论家,被誉为“中国近代文化的先驱”。
梁漱溟的思想涉及伦理、哲学、文化、教育等多个领域,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他的比较文化观。
这一观点促进了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对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本文将重点阐述梁漱溟的比较文化观。
一、梁漱溟的比较文化观的形成背景20世纪初,中国正处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之中,国人面临着文化认同的危机。
梁漱溟在此时提出了“比较文化”的观点,试图通过对比不同文化,寻找出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加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认识。
同时,他也认为,不同文化之间应该相互借鉴,从而实现文化的融合和交流。
二、梁漱溟的比较文化观的主要内容1.文化是一种生命体梁漱溟认为,文化是一种生命体,具有生命的活力和变化的能力。
文化可以通过比较和交流得到增强和进化,而在与其他文化的对接中,中国文化也遭遇到了诸多挑战。
梁漱溟要求国人要用开放的心态对待其他文化,才能够让中国文化保持长久的生命,并迎来春天的到来。
2.比较是一种方法梁漱溟认为,比较是一种寻找问题根源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通过比较,才能够得到深入的认识和理解,从而寻找到文化的本源。
他也强调,比较不仅仅是在发现文化之间的差异,也要注意寻找文化之间的共性和相通之处。
3.传统和现代的相互比较梁漱溟认为,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之间的对比中,需要认识到两者之间的关系。
传统文化虽然有着不足之处,但是也需要从中汲取经验和智慧,并结合现代的情境,创造出符合现代需求的文化。
4.文化相互借鉴梁漱溟认为,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着相互借鉴的机会和必要。
试图将自己的文化完全强加给别人,并否认其他文化的存在是徒劳的。
只有借鉴其他文化的优点,结合本国的文化特色,才能使中国文化更加丰富多彩,并提升在世界舞台上的竞争力。
三、结语综上所述,梁漱溟的比较文化观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为深入和广阔的视角,让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文化的本质和重要性。
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弊病的根源不过就在于文化失调。
所谓文化,不过是某一民族的生活方式罢了。
其文化的意思大抵可理解为“文明”。
人类生活方式可分为三种:向前面要求;对于自己的意思变换、调和、持中;转身向后去要求。
在梁看来,第一种指的就是西方文化,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由此产生了“赛恩斯”和“德谟克拉西”的文化。
其特征有三:征服自然、科学方法和德谟克拉西。
第二种指的就是中国文化,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根本精神。
他认为,中国人走的路根本上就与西方不同,如果我们不与西方接触,中国再过三百年、五百年,也不会有火车、科学和民主精神的产生。
如果是同一条路,我们只是走得慢,那么究终会走到西方所到达的地点,但事实并非如此。
中国就像一个聪明的孩子,身体发育未全,而智慧早开了。
由其智慧凿开,转而抑制了身体的发育,身体发育的不健全,最终导致了后来智慧也发展得不好。
这就是所谓的“理性早启,文化早熟”。
中国文化根本弊病就只是“文化早熟”,但有五方面的表现:有时形式上表现幼稚,如人与人之间的隶属关系;老衰,因历史太久而机械僵固积重难返;不落实,即是不现实,中国文化从心从礼出发,有时理想多于事实;落于消极再没前途,中国文化理性早启,积极于理而消极于利;暧昧而不明爽,如宗教、阶级等问题,中国似有似无,并不明朗。
中国文化最大的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一个人简直没有站在自己立场说话机会,多少情感要求被压抑被抹杀。
中国文化个性为:中国文化独自创发,慢慢形成,非从他受;中国文化自具特征,自成体系,与其他文化差异较大;世界上的古老文明或夭折或转移或失去独立自主,唯独中国自创的文化能独立存在至今;中国文化能在不动摇其根基的前提下,包容吸收外来文化;中国文化有伟大的同化力,能吸收外邦邻族,融汇成中华民族;中国文化影响巨大,北至西伯利亚,南到南洋群岛,东及朝鲜日本,西达帕米尔高原,甚至影响到欧洲。
梁先生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伦理本位”的文化
所谓“伦理本位”就是指整个社会各种关系都一概家庭化、伦理化,人与人之间一切都在伦理关系中联系起来,阶级色彩不浓厚。
这种伦理本位可从三方面分析:第一,社会方面:对于中国人而言,人生美满即是家庭关系无缺憾。
由家庭关系推广而成的家族、亲戚、同乡、师徒、朋友、同僚甚至君臣、官民的关系,都可比之于父子兄弟。
第二,经济方面,财产依据伦理亲疏和财产大小为人共有,在经济上彼此照顾,相互负责。
第三,政治方面,中国人只知有君臣、官民的关系,而不识国家团体,国家政治被家庭情谊化,比如称地方官为父母官。
伦理关系存在诸多不足,最大的一点就是成就了中国人的散漫。
伦理关系把人联系在一起相互负责,只是消极的有所保障,而非积极进取。
梁先生还认为,中国没有西方的阶级对立和垄断,有的只是“职业分途”。
所谓职业分途就是指社会上士、农、工、商只是不同职业,尽管社会中有贫富之差,却无阶级差别。
因为中国很早就土地自由买卖,遗产均分,因此中国的土地未曾被垄断,没有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阶级。
又由于中国工业不发展,经济也没有垄断,没有产生资产阶级。
因此,中国没有尖锐的阶级矛盾。
从政治上说,官职不世袭,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考试为官。
因此,士也只是一种职业而已。
故无阶级对抗一说。
伦理本位和职业分途相得益彰。
第一,以家庭为生产单位,一家人天然地相依为命,自然地巩固了家庭伦理关系。
第二,由于职业分途,士农工商对前途各有所求,贫富贵贱也无定,家族有兴也有衰,财产就不易集中,阶级也不易形成。
中国传统文化或者说是中国传统社会秩序,主要表现为“既非宗教的”又“非国家的”,中国社会秩序不需要此两者来维持,其自身内部有高度的和谐和协调性,所以中国一直以来没有根本性的变革。
由此看来,中国不可能形成阶级,没有强大的外力也不可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
中国与印度的文化,是要使生命成为智慧的。
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的共同特点就是要人的智慧不单向外用,也就是智慧不仅仅是用来改造周围的客观世界,更是要让智慧回归人生,用智慧驾驭人生,而不是人生驾驭智慧。
这就是东方学术的根本。
正是因为智慧的不外用,所以生产技术无法进步,社会盘旋不前。
西方学术的产生就在智慧外用,观察分析一切自身以外的东西。
西方文化的发达可归结为两句话:征服自然,利用自然。
西方文化特色就是人与物的问题。
生产发展到一定地步,也就是社会化大生产,要考虑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问题,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考虑的问题。
到最后就要回过头来考虑人与自身的问题,就是印度文化,否定人生,追求最后的解脱。
西洋文化的胜利,只在其适应人类目前的问题,而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在今日的失败,也非其本身有什么好坏可言,不过是不合时宜。
不久的将来中国文化必将复兴,并成为一种世界文化。
因此,我们一定要保存并建设中国传统文化,并且利用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团体组织来补中国的不足。
既然中国问题是文化问题,那么教育更应尽其推进文化改造社会的功能。
这些要从乡村建设和乡村教育做起。
梁先生对三种文化的划分是否尽善是否武断有值得考虑之处,但是他当时能提出如此见解已经需要过人的勇气。
因为在当时,由于中国的境况,绝大多数的人批孔、摒弃传统,推
崇西学、西化是主流。
就算有人不以中国传统为耻,也不敢站出来为中国传统、为儒家文化说话。
尽管受到很多人的非议(包括胡适等人在内),梁先生从未改变自己的立场,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批林斗孔”运动中,他也坚持认为要客观评价孔子的思想和儒家文化。
参考文献:梁漱溟《我生有涯愿无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于青等编《东方圣哲——梁漱溟》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
张传燧编《中国教育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李凌己编《梁漱溟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