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杜亚泉、梁漱溟中西文化观比较

春秋⼤义-北⼤教授辜鸿铭祖籍福建，⽣于马来亚槟榔屿，⼗岁赴欧，先后在英国、德国读书，其后还到过法、意、奥等国，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等语⾔，获得过⼗⼏个学位，其中最后⼀个也是惟⼀⼀个本⼟学位，是宣统皇帝赐的⽂科进⼠，他就是拖⼀条长辫持复辟论的北⼤教授辜鸿铭。

《中国⼈的精神》⼜名《春秋⼤义》，是辜鸿铭最有影响的英⽂代表作品，全书由作者1914年发表于英⽂报纸《中国评论》、以“中国⼈的精神”为核⼼的系列英语论⽂结集⽽成。

是东西⽅⽂化⽐较的早期代表作品。

辜鸿铭论述的主旨就是揭⽰中国⼈的精神⽣活，阐发中国传统⽂化的永恒价值。

晚清以来，中国形象被严重扭曲。

学贯中西、特⽴独⾏的辜鸿铭，于1915年出版⽤英⽂写成的《中国⼈的精神》，⽤⾃⼰的笔维护了中国⽂化的尊严，改变了部分西⽅⼈对中国的偏见。

此书⼀出，轰动西⽅，后被译为多种⽂字。

辜鸿铭在书中把中国⼈同美国⼈、英国⼈、德国⼈、法国⼈进⾏对⽐，指出中国⼈同时具备深刻、博⼤、简朴和灵性四种美德，并主张⽤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解决西⽅社会存在的问题并对其进⾏改造。

《春秋⼤义》内容精选1、辜鸿铭认为，要估价⼀种⽂明，必须看它 “能够⽣产什么样⼦的⼈，什么样的男⼈和⼥⼈”。

他独到地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国⼈和中国⽂明，那个⼈必须是深沉的、博⼤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的性格和中国⽂明的三⼤特征，正是深沉、博⼤和纯朴（deep，broad and simple）”，此外还有“灵敏（delicacy）”。

辜鸿铭从这⼀独特的视⾓出发，把中国⼈和美国⼈、英国⼈、德国⼈、法国⼈进⾏了对⽐，凸显出中国⼈的特征之所在：美国⼈博⼤、纯朴，但不深沉；英国⼈深沉、纯朴，却不博⼤；德国⼈博⼤、深沉，⽽不纯朴；法国⼈没有德国⼈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国⼈⼼胸博⼤和英国⼈⼼地纯朴，却拥有这三个民族所缺乏的灵敏；只有中国⼈全⾯具备了这四种优秀的精神特质。

2、“中国⼈的精神第⼀个就是绅⼠性（gentle），绅⼠性并不是天性软弱，也不是脆弱屈服，⽽是没有强硬、苛刻、粗鲁和暴⼒。

中国文化捍卫者——辜鸿铭摘要：辜鸿铭，一个生于外国，学于外国，却始终不忘自己是中国人的怪人。

虽然他精通多种语言，研究了多种文化，但始终却对中国文化情有独钟。

当别人在反对抵制中国文化时，他却站出来，呼吁大家保护中国文化；当人们嘲笑他迂腐时，他却不为所动，他坚信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当他看到中国的大好河山遭到践踏，中国人民备受摧残，中国文化遭到破坏时，他就发誓要用一生来为维护中国尊严，发扬中国精神以及捍卫发扬中国文化。

关键词：中国精神中国尊严中国文化正文：一、辜鸿铭简介辜汤生（1857年7月18日－1928年4月30日），字鸿铭，号立诚，原名汤生。

祖籍福建省同安县，生于南洋英属马来西亚槟榔屿。

他是辜紫云的次子，其母亲是西洋人，因此也遗传西洋人的某些特征，大眼睛高鼻子深眼窝，个虽不高，但聪明伶俐，深得布朗夫妇喜爱，把他收为义子。

他于十三岁时即赴欧洲求学，十余年中游学王英法德意诸国，归国后长期担任张之洞幕府的洋文案，曾官至清廷外务部左丞他精通英、德、法等近十国文字，尤其擅长英文写作，被林语堂、孙中山推为中国第一。

1915年，辜鸿铭在北京出版了《中国人的精神》一书，汉语题名“春秋大义”。

不久即被译成德、法、日等多种文字出版，一时轰动东西洋，在德国甚至掀起了持续十几年的“辜鸿铭热”。

20世纪初，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

不可不看辜鸿铭。

辜鸿铭何许人也？他自称“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娶在东洋，仕在北洋。

”精通九国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中雍》用英语和德文翻译到西方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

二、辜鸿铭的选择英国的炮舰1840年就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辜鸿铭的义父布朗先生对他说：“你可知道，你的祖国中国已被放在砧板上，恶狠狠的侵略者正挥起屠刀，准备分而食之。

我希望你学通中西，担起富国治国的责任，教化欧洲和美洲。

”1867年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时，把十岁的辜鸿铭带到了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

中西学术之不同梁漱溟在我思想中的根本观念是“生命”、“自然”，看宇宙是活的，一切以自然为宗。

仿佛有点看重自然，不看重人为。

这个路数是中国的路数。

中国两个重要学派——儒家与道家，差不多都是以生命为其根本。

如《四书》上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都是充分表现生命自然的意思。

在儒家中，尤其孟子所传的一派，更是这个路数。

仿佛只要他本来的，不想于此外更有什么。

例如，发挥本性，尽量充实自己原有的可能性等，都是如此。

我曾有一个时期致力过佛学，然后转到儒家。

于初转人儒家，给我启发最大，使我得门而人的，是明儒王心斋先生；他最称颂自然，我便是由此而对儒家的意思有所理会。

开始理会甚粗浅，但无粗浅则不能入门。

后来再与西洋思想印证，觉得最能发挥尽致，使我深感兴趣的是生命派哲学，其主要代表者为柏格森。

记得二十年前，余购读柏氏名著，读时甚慢，当时尝有愿心，愿有从容时间尽读柏氏书，是为人生一大乐事。

柏氏说理最痛快、透彻、聪明。

美国詹姆斯•杜威与柏氏，虽非同一学派，但皆曾得力于生命观念，受生物学影响，而后成其所学。

苟细读杜氏书，自可发见其根本观念之所在，即可知其说来说去者之为何。

凡真学问家，必皆有其根本观念，有其到处运用之方法，或到处运用的眼光；否则便不足以称为学问家，特记诵之学耳！真学问家在方法上，必有其独到处，不同学派即不同方法。

在学问上，结论并不很重要，犹之数学上算式列对，得数并不很重要一样。

再则，对于我用思想作学问之有帮助者，厥为读医书（我读医书与读佛书同样无师承）。

医书所启发于我者仍为生命。

我对医学所明白的，就是明白了生命，知道生病时要多靠自己，不要过信医生，药物的力量原是有限的。

简言之，恢复身体健康，须完全靠生命自己的力量，别无外物可靠。

外力仅可多少有一点帮助，药物如果有灵，是因其恰好用得合适，把生命力开出来。

如用之不当，不唯不能开出生命力，反要妨碍生命的。

用药不是好就是坏，不好不坏者甚少，不好不坏不算药，仅等于喝水而已。

从中西文化对比中看中国作者：王平来源：《文艺生活·文海艺苑》2015年第06期摘要：梁漱溟先生认为文化是人们生活所依靠的一切，文化之本义，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①。

《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便从中西文化对比的角度，反映了中国的历史以及中国社会的本质。

梁漱溟先生在书中提出，宗教是中西文化的分水岭②，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社会；而西方社会是个人本位，阶级对立的社会。

同时他也指出了中国理性早启、文化早熟的特征，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找寻中国社会改造的出路。

关键词：梁漱溟；中国文化；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理性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5）18-0003-01《中国文化要义》是国学大师梁漱溟先生的代表作，被誉为中国文化研究和西方文化比较的经典作品。

梁漱溟，是我国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主要研究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这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也得到很好的体现。

有人称梁漱溟为“最后一位儒家”，也有人称梁漱溟为“第一位当代新儒家”，但他自己，却认为更恰当的评价是说“他是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更进一步来说，便是“他是一个思想家，同时又是一社会改造劳动者。

③”而此书就是对此最好的证明。

梁漱溟对于文化的理解，早已跳出了狭义的范畴。

他认为，国家政治、法律制度、宗教信仰、道德习惯、法庭警察军队等都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然，文字、图书、学校等相关之事，更是文化。

因此，《中国文化要义》一书涉及的方面也很多，内容十分丰富。

下面我将从伦理本位与个人本位、职业分途与阶级对立、理性与理智三个方面来论述梁漱溟先生对于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感悟以及我读完此书的感受。

一、中国社会的伦理本位与西方社会的个人本位与之相对应的是两种生活，家族生活与集团生活。

再往前推，就到了梁漱溟在开始时提到的中西方文化的分水岭，即宗教问题。

中国古代社会与希腊罗马古代社会，彼此原相差不甚远。

从梁漱溟“文化三路向”说看近代中国文化转型中的中西文化冲突【摘要】鸦片战争以来，伴随列强坚船利炮而来的不仅仅是主权的丧失与领土的沦落，亦是西方文化的入侵与渗透，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剧，救亡图存成为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共识，人们纷纷开始寻求救国救民之道。

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中国出现了各种社会思潮，新儒家即为当时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中的一派，以梁漱溟为开启者的新儒学主张以儒学为本位来修正西学，以复兴儒学为己任寻求现代化之路。

梁漱溟以文化多元论反对西方文化的一元论，并提出“文化三路向”说，对当时思想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对其研究可以帮助认识了解上世纪之初的中西文化冲突。

【关键词】中西文化冲突；新儒学；梁漱溟；文化三路向梁漱溟（1893—1988），原名焕鼎，字寿鼎，笔名漱溟，祖籍广西桂林，生于北京，是著名的哲学家、佛学家、教育家、爱国民主人士。

1917年应蔡元培之邀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同时进行中西文化比较研究。

抗战时期，曾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等多个民主社团，积极响应抗战。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中国孔子研究会顾问等职。

他对以儒学、佛学为代表的东方哲学和东方文化有精深的研究，美国著名汉学家艾凯称其为“最后的儒家”，其主要著作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文化要义》、《乡村建设理论》、《人心与人生》等。

梁漱溟的一生中，最值得重视的或许就是“五四”运动前后这几年。

他由出世的佛家生活回归到俗世的孔家生活，由探讨佛学义理到思考中国文化发展，不仅完成了从出世到入世的转换，而且大有成绩。

1922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的出版更是将他推到了当时中西文化论争的前沿，震撼了当时整个思想界。

一、梁漱溟“文化三路向”说产生的时代背景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的七十年，中国发展遇到生存危机，救亡图存成为时代的中心议题，中国知识分子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时代使命感与责任感，思索中国的前途命运。

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说的正是“狂生怪杰”辜鸿铭。

辜鸿铭，生于马来西亚，母亲是英国人。

13岁随义父赴欧，后在英国、法国、德国、奥国留学，皆获有学位。

第一个妻子为日本人，归国后在张之洞处做幕僚20余年。

因此，他自己说：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

辜鸿铭生得高鼻大额蓝眼睛，一副欧人相貌，且饱喝西洋墨水，却生就了一颗尊孔读经的“中国心”，又加上其言行怪诞，故被人称为“狂生怪杰”。

生在南洋：辜鸿铭，1857年生于马来西亚的槟榔屿，当时是英国的殖民地。

他父亲辜紫云当时是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

他的母亲是葡萄牙人和马来人的混血儿。

这种家庭环境下的辜鸿铭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

辜鸿铭在这里认了一位义父，是一个英国的橡胶园主，叫布朗。

1867年，辜鸿铭十岁的时候就跟着这位义父去了苏格兰。

据说辜鸿铭的父亲在临行前跟他说，希望你无论到什么时候，都不要忘了自己是一个中国人。

而义父布朗跟他说，现在欧洲国家和美国都想侵略中国，所以各国的学者都在努力地钻研中国文化，希望你日后为自己国家学好中西文化。

学在西洋：辜鸿铭十岁就去了苏格兰定居，14岁去德国学习科学。

后来又回到了英国，就这样在欧洲晃来晃去，晃了十多年，通晓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和希腊文。

1873年，17岁的辜鸿铭，考入了爱丁堡大学的文学院，攻读西方文学专业。

1877年，他以优异成绩获得了爱丁堡大学的文学硕士学位。

同年，辜鸿铭又进入了德国莱比锡大学，获得了土木工程的学士文凭，可以说得上是文理兼通。

他后来还上了法国的巴黎大学，攻读法学。

所以，辜鸿铭是一个横贯人文学科、自然学科和社会科学的人才。

这就是所谓学在西洋。

婚在东洋：1880年，辜鸿铭回到了马来西亚的故乡槟城。

1881年，辜鸿铭遇到了一位中国的外交家，也是语言学家，叫做马建忠。

他是著名的马氏文通的作者。

马建忠比辜鸿铭大了12岁，两个人见面讨论问题讨论了整整三天。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三大文化思潮东西文明观比较研究摘要：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我国东西文化激烈碰撞的时期，著名的东西文化论战就产生于该时期，各大文化思潮的东西文明观也成为当时激烈论战的焦点。

选取文化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三大文化思潮，分别以其代表人物梁漱溟、胡适和李大钊为研究对象，从三人的人生观与世界观、东西方文化观两个方面对三者的东西文明观进行分析与比较，研究当时三大文化思潮的东西文明观以及对中国未来文化发展的看法。

关键词：东西文明观；文化保守主义思潮；自由主义思潮；马克思主义思潮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9-0174-02一、三大思潮代表人物之东西文明观1.梁漱溟的东西文明观梁漱溟先生是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他的东西文明观是“东方精神文明、西方物质文明”，认为中国文明在根本上高于西方文明，中国缺少的是物质文明，应效仿学习西方的物质文明，但中国在精神方面则远胜于西方，要保存和发扬中国的精神文明。

在他看来，西方文化的成就是在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中国文化的成就则在于解决人与人关系的问题上。

他认为西方文明在精神上存在很大缺陷，它的文明仅限于物质的文明。

虽然西方人的理智活动很旺盛，开创了科学哲学，掌握的知识、思想数量以及深奥、精细的程度都远超于其他民族，但过度的追求使他们“精神上也因此受了伤，生活上吃了苦”[1]。

2.胡适的东西文明观胡适先生作为自由主义思潮的典型代表人物，他指摘东方文明，颂扬西方文明，认为东西文化的区别是人力车与摩托车文明的不同，而非精神与物质的不同。

他认为东方文明建立在人力上，而西方文明则建立在机械上，人力车代表东方文明，摩托车代表西方文明，东西方文明的界线只是人力车文明与摩托车文明的界线。

摩托车代表人类的思想智慧和西方精神文明的发达，从而推动了物质文明的先进，并为精神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基础。

他由物质文明的差距，揭示了东方文化的落后，并推及了精神方面，强调了物质差距所隐含的精神方面的差别，实际上也暗指了东西方精神文明的差距。

1 第八章 中西历史文化比较及其理论与方法的探讨 本世纪以来，关于中西历史文化1比较的研讨和论争，有两次高潮。第一次出现在世纪之初，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第二次开始于80年代改革开放新历史时期开启之时，延续至今，正向新的深度和广度推进。两次高潮出现的历史背景各不相同。第一次的出现，以陈独秀1915年在《青年》杂志发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揭开序幕，到20年代中期接近尾声，但其余波延续到30年代的“全盘西化论”与“中国本位文化论”之争。当时的国际背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西欧资本主义世界一片残破景象。经济濒于破产，百姓度日维艰；思想文化界出现严重的“西方文明危机”感；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强劲发展。国内背景是，效法西方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刚刚建立，就相继出现了袁氏称帝、张勋复辟和军阀割据；帝国主义步步紧逼，民族存亡危机加剧；政治黑暗，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尊孔读经和文化复古思潮甚嚣尘上；向往“科学和民主”的新中国和新文化的社会力量，面临黑云压城之势，不得不奋起反击，并寻求新的出路。第二次高潮开始出现的国际背景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但早已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中复苏过来，在经济、科技、军事和国际政治中取得了新的优势地位；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持续近半个世纪的冷战宣告结束；但世界仍然充满矛盾：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给那些国家带来了始料未及的痛苦和曲折，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本身充满了各种社会矛盾和危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发达国家相互之间的矛盾和利益冲突此伏彼起，东南亚的“小龙”、“小虎”创造了30年经济奇迹後突然遭到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的沉重打击，„„。国内背景是，改革开放在不断克服来自种种旧的体制、观念和习惯势力的阻力过程中，稳步推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又面临着新的更加艰巨而复杂的改革课题；所有制关系、人们之间的交往方式以至伦理、价值观念正在发生巨大的历史性变迁，千百万人群在重新寻找自己的社会位置和价值标准，忧国忧民人士在思考国家、民族和世界的前途„„。在此背景下出现了本世纪第二次中西历史文化比较的高潮。 可见，两次高潮的国内外历史背景是很不相同的。但也有共同点。首先，两次比较和论争高潮都出现在中国和世界历史大转折的时期，参加者的动机和种种结论都是要对中国现实和未来的道路问题作出某种回答，并且都由此而去追索中国与西方过去历史文化的不同点或共同点，都要对彼此的是非得失或优劣高下作出某种判断。这正是比较史学的一般认识逻辑：通过参照比较寻求有助于解决现实问题的历史认识。其次，从理论和学术观点来看，虽然论争的参与者大都不是专业的历史学家，而且主要是就现实的社会和文化问题发表见解，但那些见解大都是由现实而追溯历史的，实际上都涉及到唯物史观和历史科学的根本性问题。因此，从历史学的角度对两次高潮加以回顾和思考，是很有必要的，也是很富于回味的。本章先就两次高潮作一些回顾和对照，进而探讨历史文化比较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以期有助于研究的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