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杜亚泉、梁漱溟中西文化观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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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义-北⼤教授辜鸿铭祖籍福建,⽣于马来亚槟榔屿,⼗岁赴欧,先后在英国、德国读书,其后还到过法、意、奥等国,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等语⾔,获得过⼗⼏个学位,其中最后⼀个也是惟⼀⼀个本⼟学位,是宣统皇帝赐的⽂科进⼠,他就是拖⼀条长辫持复辟论的北⼤教授辜鸿铭。
《中国⼈的精神》⼜名《春秋⼤义》,是辜鸿铭最有影响的英⽂代表作品,全书由作者1914年发表于英⽂报纸《中国评论》、以“中国⼈的精神”为核⼼的系列英语论⽂结集⽽成。
是东西⽅⽂化⽐较的早期代表作品。
辜鸿铭论述的主旨就是揭⽰中国⼈的精神⽣活,阐发中国传统⽂化的永恒价值。
晚清以来,中国形象被严重扭曲。
学贯中西、特⽴独⾏的辜鸿铭,于1915年出版⽤英⽂写成的《中国⼈的精神》,⽤⾃⼰的笔维护了中国⽂化的尊严,改变了部分西⽅⼈对中国的偏见。
此书⼀出,轰动西⽅,后被译为多种⽂字。
辜鸿铭在书中把中国⼈同美国⼈、英国⼈、德国⼈、法国⼈进⾏对⽐,指出中国⼈同时具备深刻、博⼤、简朴和灵性四种美德,并主张⽤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解决西⽅社会存在的问题并对其进⾏改造。
《春秋⼤义》内容精选1、辜鸿铭认为,要估价⼀种⽂明,必须看它 “能够⽣产什么样⼦的⼈,什么样的男⼈和⼥⼈”。
他独到地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国⼈和中国⽂明,那个⼈必须是深沉的、博⼤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的性格和中国⽂明的三⼤特征,正是深沉、博⼤和纯朴(deep,broad and simple)”,此外还有“灵敏(delicacy)”。
辜鸿铭从这⼀独特的视⾓出发,把中国⼈和美国⼈、英国⼈、德国⼈、法国⼈进⾏了对⽐,凸显出中国⼈的特征之所在:美国⼈博⼤、纯朴,但不深沉;英国⼈深沉、纯朴,却不博⼤;德国⼈博⼤、深沉,⽽不纯朴;法国⼈没有德国⼈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国⼈⼼胸博⼤和英国⼈⼼地纯朴,却拥有这三个民族所缺乏的灵敏;只有中国⼈全⾯具备了这四种优秀的精神特质。
2、“中国⼈的精神第⼀个就是绅⼠性(gentle),绅⼠性并不是天性软弱,也不是脆弱屈服,⽽是没有强硬、苛刻、粗鲁和暴⼒。
中国文化捍卫者——辜鸿铭摘要:辜鸿铭,一个生于外国,学于外国,却始终不忘自己是中国人的怪人。
虽然他精通多种语言,研究了多种文化,但始终却对中国文化情有独钟。
当别人在反对抵制中国文化时,他却站出来,呼吁大家保护中国文化;当人们嘲笑他迂腐时,他却不为所动,他坚信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当他看到中国的大好河山遭到践踏,中国人民备受摧残,中国文化遭到破坏时,他就发誓要用一生来为维护中国尊严,发扬中国精神以及捍卫发扬中国文化。
关键词:中国精神中国尊严中国文化正文:一、辜鸿铭简介辜汤生(1857年7月18日-1928年4月30日),字鸿铭,号立诚,原名汤生。
祖籍福建省同安县,生于南洋英属马来西亚槟榔屿。
他是辜紫云的次子,其母亲是西洋人,因此也遗传西洋人的某些特征,大眼睛高鼻子深眼窝,个虽不高,但聪明伶俐,深得布朗夫妇喜爱,把他收为义子。
他于十三岁时即赴欧洲求学,十余年中游学王英法德意诸国,归国后长期担任张之洞幕府的洋文案,曾官至清廷外务部左丞他精通英、德、法等近十国文字,尤其擅长英文写作,被林语堂、孙中山推为中国第一。
1915年,辜鸿铭在北京出版了《中国人的精神》一书,汉语题名“春秋大义”。
不久即被译成德、法、日等多种文字出版,一时轰动东西洋,在德国甚至掀起了持续十几年的“辜鸿铭热”。
20世纪初,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
不可不看辜鸿铭。
辜鸿铭何许人也?他自称“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娶在东洋,仕在北洋。
”精通九国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中雍》用英语和德文翻译到西方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
二、辜鸿铭的选择英国的炮舰1840年就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辜鸿铭的义父布朗先生对他说:“你可知道,你的祖国中国已被放在砧板上,恶狠狠的侵略者正挥起屠刀,准备分而食之。
我希望你学通中西,担起富国治国的责任,教化欧洲和美洲。
”1867年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时,把十岁的辜鸿铭带到了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
中西学术之不同梁漱溟在我思想中的根本观念是“生命”、“自然”,看宇宙是活的,一切以自然为宗。
仿佛有点看重自然,不看重人为。
这个路数是中国的路数。
中国两个重要学派——儒家与道家,差不多都是以生命为其根本。
如《四书》上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都是充分表现生命自然的意思。
在儒家中,尤其孟子所传的一派,更是这个路数。
仿佛只要他本来的,不想于此外更有什么。
例如,发挥本性,尽量充实自己原有的可能性等,都是如此。
我曾有一个时期致力过佛学,然后转到儒家。
于初转人儒家,给我启发最大,使我得门而人的,是明儒王心斋先生;他最称颂自然,我便是由此而对儒家的意思有所理会。
开始理会甚粗浅,但无粗浅则不能入门。
后来再与西洋思想印证,觉得最能发挥尽致,使我深感兴趣的是生命派哲学,其主要代表者为柏格森。
记得二十年前,余购读柏氏名著,读时甚慢,当时尝有愿心,愿有从容时间尽读柏氏书,是为人生一大乐事。
柏氏说理最痛快、透彻、聪明。
美国詹姆斯•杜威与柏氏,虽非同一学派,但皆曾得力于生命观念,受生物学影响,而后成其所学。
苟细读杜氏书,自可发见其根本观念之所在,即可知其说来说去者之为何。
凡真学问家,必皆有其根本观念,有其到处运用之方法,或到处运用的眼光;否则便不足以称为学问家,特记诵之学耳!真学问家在方法上,必有其独到处,不同学派即不同方法。
在学问上,结论并不很重要,犹之数学上算式列对,得数并不很重要一样。
再则,对于我用思想作学问之有帮助者,厥为读医书(我读医书与读佛书同样无师承)。
医书所启发于我者仍为生命。
我对医学所明白的,就是明白了生命,知道生病时要多靠自己,不要过信医生,药物的力量原是有限的。
简言之,恢复身体健康,须完全靠生命自己的力量,别无外物可靠。
外力仅可多少有一点帮助,药物如果有灵,是因其恰好用得合适,把生命力开出来。
如用之不当,不唯不能开出生命力,反要妨碍生命的。
用药不是好就是坏,不好不坏者甚少,不好不坏不算药,仅等于喝水而已。
从中西文化对比中看中国作者:王平来源:《文艺生活·文海艺苑》2015年第06期摘要:梁漱溟先生认为文化是人们生活所依靠的一切,文化之本义,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①。
《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便从中西文化对比的角度,反映了中国的历史以及中国社会的本质。
梁漱溟先生在书中提出,宗教是中西文化的分水岭②,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社会;而西方社会是个人本位,阶级对立的社会。
同时他也指出了中国理性早启、文化早熟的特征,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找寻中国社会改造的出路。
关键词:梁漱溟;中国文化;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理性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5)18-0003-01《中国文化要义》是国学大师梁漱溟先生的代表作,被誉为中国文化研究和西方文化比较的经典作品。
梁漱溟,是我国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主要研究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这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也得到很好的体现。
有人称梁漱溟为“最后一位儒家”,也有人称梁漱溟为“第一位当代新儒家”,但他自己,却认为更恰当的评价是说“他是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更进一步来说,便是“他是一个思想家,同时又是一社会改造劳动者。
③”而此书就是对此最好的证明。
梁漱溟对于文化的理解,早已跳出了狭义的范畴。
他认为,国家政治、法律制度、宗教信仰、道德习惯、法庭警察军队等都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然,文字、图书、学校等相关之事,更是文化。
因此,《中国文化要义》一书涉及的方面也很多,内容十分丰富。
下面我将从伦理本位与个人本位、职业分途与阶级对立、理性与理智三个方面来论述梁漱溟先生对于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感悟以及我读完此书的感受。
一、中国社会的伦理本位与西方社会的个人本位与之相对应的是两种生活,家族生活与集团生活。
再往前推,就到了梁漱溟在开始时提到的中西方文化的分水岭,即宗教问题。
中国古代社会与希腊罗马古代社会,彼此原相差不甚远。
从梁漱溟“文化三路向”说看近代中国文化转型中的中西文化冲突【摘要】鸦片战争以来,伴随列强坚船利炮而来的不仅仅是主权的丧失与领土的沦落,亦是西方文化的入侵与渗透,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剧,救亡图存成为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共识,人们纷纷开始寻求救国救民之道。
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中国出现了各种社会思潮,新儒家即为当时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中的一派,以梁漱溟为开启者的新儒学主张以儒学为本位来修正西学,以复兴儒学为己任寻求现代化之路。
梁漱溟以文化多元论反对西方文化的一元论,并提出“文化三路向”说,对当时思想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对其研究可以帮助认识了解上世纪之初的中西文化冲突。
【关键词】中西文化冲突;新儒学;梁漱溟;文化三路向梁漱溟(1893—1988),原名焕鼎,字寿鼎,笔名漱溟,祖籍广西桂林,生于北京,是著名的哲学家、佛学家、教育家、爱国民主人士。
1917年应蔡元培之邀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同时进行中西文化比较研究。
抗战时期,曾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等多个民主社团,积极响应抗战。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中国孔子研究会顾问等职。
他对以儒学、佛学为代表的东方哲学和东方文化有精深的研究,美国著名汉学家艾凯称其为“最后的儒家”,其主要著作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文化要义》、《乡村建设理论》、《人心与人生》等。
梁漱溟的一生中,最值得重视的或许就是“五四”运动前后这几年。
他由出世的佛家生活回归到俗世的孔家生活,由探讨佛学义理到思考中国文化发展,不仅完成了从出世到入世的转换,而且大有成绩。
1922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的出版更是将他推到了当时中西文化论争的前沿,震撼了当时整个思想界。
一、梁漱溟“文化三路向”说产生的时代背景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的七十年,中国发展遇到生存危机,救亡图存成为时代的中心议题,中国知识分子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时代使命感与责任感,思索中国的前途命运。
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说的正是“狂生怪杰”辜鸿铭。
辜鸿铭,生于马来西亚,母亲是英国人。
13岁随义父赴欧,后在英国、法国、德国、奥国留学,皆获有学位。
第一个妻子为日本人,归国后在张之洞处做幕僚20余年。
因此,他自己说: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
辜鸿铭生得高鼻大额蓝眼睛,一副欧人相貌,且饱喝西洋墨水,却生就了一颗尊孔读经的“中国心”,又加上其言行怪诞,故被人称为“狂生怪杰”。
生在南洋:辜鸿铭,1857年生于马来西亚的槟榔屿,当时是英国的殖民地。
他父亲辜紫云当时是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
他的母亲是葡萄牙人和马来人的混血儿。
这种家庭环境下的辜鸿铭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
辜鸿铭在这里认了一位义父,是一个英国的橡胶园主,叫布朗。
1867年,辜鸿铭十岁的时候就跟着这位义父去了苏格兰。
据说辜鸿铭的父亲在临行前跟他说,希望你无论到什么时候,都不要忘了自己是一个中国人。
而义父布朗跟他说,现在欧洲国家和美国都想侵略中国,所以各国的学者都在努力地钻研中国文化,希望你日后为自己国家学好中西文化。
学在西洋:辜鸿铭十岁就去了苏格兰定居,14岁去德国学习科学。
后来又回到了英国,就这样在欧洲晃来晃去,晃了十多年,通晓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和希腊文。
1873年,17岁的辜鸿铭,考入了爱丁堡大学的文学院,攻读西方文学专业。
1877年,他以优异成绩获得了爱丁堡大学的文学硕士学位。
同年,辜鸿铭又进入了德国莱比锡大学,获得了土木工程的学士文凭,可以说得上是文理兼通。
他后来还上了法国的巴黎大学,攻读法学。
所以,辜鸿铭是一个横贯人文学科、自然学科和社会科学的人才。
这就是所谓学在西洋。
婚在东洋:1880年,辜鸿铭回到了马来西亚的故乡槟城。
1881年,辜鸿铭遇到了一位中国的外交家,也是语言学家,叫做马建忠。
他是著名的马氏文通的作者。
马建忠比辜鸿铭大了12岁,两个人见面讨论问题讨论了整整三天。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三大文化思潮东西文明观比较研究摘要: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我国东西文化激烈碰撞的时期,著名的东西文化论战就产生于该时期,各大文化思潮的东西文明观也成为当时激烈论战的焦点。
选取文化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三大文化思潮,分别以其代表人物梁漱溟、胡适和李大钊为研究对象,从三人的人生观与世界观、东西方文化观两个方面对三者的东西文明观进行分析与比较,研究当时三大文化思潮的东西文明观以及对中国未来文化发展的看法。
关键词:东西文明观;文化保守主义思潮;自由主义思潮;马克思主义思潮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9-0174-02一、三大思潮代表人物之东西文明观1.梁漱溟的东西文明观梁漱溟先生是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他的东西文明观是“东方精神文明、西方物质文明”,认为中国文明在根本上高于西方文明,中国缺少的是物质文明,应效仿学习西方的物质文明,但中国在精神方面则远胜于西方,要保存和发扬中国的精神文明。
在他看来,西方文化的成就是在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中国文化的成就则在于解决人与人关系的问题上。
他认为西方文明在精神上存在很大缺陷,它的文明仅限于物质的文明。
虽然西方人的理智活动很旺盛,开创了科学哲学,掌握的知识、思想数量以及深奥、精细的程度都远超于其他民族,但过度的追求使他们“精神上也因此受了伤,生活上吃了苦”[1]。
2.胡适的东西文明观胡适先生作为自由主义思潮的典型代表人物,他指摘东方文明,颂扬西方文明,认为东西文化的区别是人力车与摩托车文明的不同,而非精神与物质的不同。
他认为东方文明建立在人力上,而西方文明则建立在机械上,人力车代表东方文明,摩托车代表西方文明,东西方文明的界线只是人力车文明与摩托车文明的界线。
摩托车代表人类的思想智慧和西方精神文明的发达,从而推动了物质文明的先进,并为精神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基础。
他由物质文明的差距,揭示了东方文化的落后,并推及了精神方面,强调了物质差距所隐含的精神方面的差别,实际上也暗指了东西方精神文明的差距。
1 第八章 中西历史文化比较及其理论与方法的探讨 本世纪以来,关于中西历史文化1比较的研讨和论争,有两次高潮。第一次出现在世纪之初,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第二次开始于80年代改革开放新历史时期开启之时,延续至今,正向新的深度和广度推进。两次高潮出现的历史背景各不相同。第一次的出现,以陈独秀1915年在《青年》杂志发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揭开序幕,到20年代中期接近尾声,但其余波延续到30年代的“全盘西化论”与“中国本位文化论”之争。当时的国际背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西欧资本主义世界一片残破景象。经济濒于破产,百姓度日维艰;思想文化界出现严重的“西方文明危机”感;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强劲发展。国内背景是,效法西方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刚刚建立,就相继出现了袁氏称帝、张勋复辟和军阀割据;帝国主义步步紧逼,民族存亡危机加剧;政治黑暗,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尊孔读经和文化复古思潮甚嚣尘上;向往“科学和民主”的新中国和新文化的社会力量,面临黑云压城之势,不得不奋起反击,并寻求新的出路。第二次高潮开始出现的国际背景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但早已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中复苏过来,在经济、科技、军事和国际政治中取得了新的优势地位;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持续近半个世纪的冷战宣告结束;但世界仍然充满矛盾: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给那些国家带来了始料未及的痛苦和曲折,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本身充满了各种社会矛盾和危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发达国家相互之间的矛盾和利益冲突此伏彼起,东南亚的“小龙”、“小虎”创造了30年经济奇迹後突然遭到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的沉重打击,„„。国内背景是,改革开放在不断克服来自种种旧的体制、观念和习惯势力的阻力过程中,稳步推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又面临着新的更加艰巨而复杂的改革课题;所有制关系、人们之间的交往方式以至伦理、价值观念正在发生巨大的历史性变迁,千百万人群在重新寻找自己的社会位置和价值标准,忧国忧民人士在思考国家、民族和世界的前途„„。在此背景下出现了本世纪第二次中西历史文化比较的高潮。 可见,两次高潮的国内外历史背景是很不相同的。但也有共同点。首先,两次比较和论争高潮都出现在中国和世界历史大转折的时期,参加者的动机和种种结论都是要对中国现实和未来的道路问题作出某种回答,并且都由此而去追索中国与西方过去历史文化的不同点或共同点,都要对彼此的是非得失或优劣高下作出某种判断。这正是比较史学的一般认识逻辑:通过参照比较寻求有助于解决现实问题的历史认识。其次,从理论和学术观点来看,虽然论争的参与者大都不是专业的历史学家,而且主要是就现实的社会和文化问题发表见解,但那些见解大都是由现实而追溯历史的,实际上都涉及到唯物史观和历史科学的根本性问题。因此,从历史学的角度对两次高潮加以回顾和思考,是很有必要的,也是很富于回味的。本章先就两次高潮作一些回顾和对照,进而探讨历史文化比较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以期有助于研究的深入。
辜鸿铭:东西文明异同论在今晚的演讲(这是辜鸿铭1924年在日本东京工商会馆的演讲)开始之前,我要请在座诸位多原谅.,恐怕我今晚的演讲不太好。
为什么呢?因为今晚的讲演不像前三次在大东文化协会所做的演讲那样,事先做了充分的准备。
我应大东文化协会的邀请来到日本时,只准备了三个演讲题目。
因此,一直到两三天前,关于今晚的讲演,还没有想好要讲什么。
好容易想到了“东西异同论”这个题目,遗憾的是已没有充足的时间准备了。
因此,我所作的讲话中可能有些零乱不系统,如果这样,希望诸位不要予我以苛责。
吉卜林侧面照有名的英国诗人吉卜林曾说;“东就是东,西就是西,二者永远不会有融合的时候。
”这句话在某种意义上说有它的合理处。
东西方之间确实存在着很多差异。
但是我深信,东西方的差别必定会消失并走向融合的,而且这个时刻即将来临。
虽然,双方在细小的方面存有许多不同,但在更大的方面,更大的目标上,双方必定要走向一起的。
因此,所有有教养的人,都应为此而努力,为此而作出贡献,而且这也是有教养人们的义务。
不久前,一个德国友人定居在广东,他非常关心东洋文明,他死的时候,我给他做了墓志铭:“你最大的祝愿,是实现东西方优良方面的结合,从而消除东西畛域。
”因为常常批评西洋文明,所以有人说我是个攘夷论者,其实,我既不是攘夷论者,也不是那种排外思想家。
我是希望东西方的长处结合在一起,从而消除东西界限,并以此作为今后最大的奋斗目标的人。
因此,今晚我给大家讲讲东西文化之间有哪些差异。
东西文明有差异是理所当然的。
从根本上说,东洋文明就像已经建成了的屋子那样,基础巩固,是成熟了的文明;而西洋文明则还是一个正在建筑当中而未成形的屋子,它是一种基础尚不牢固的文明。
一般说来,欧洲文明根源于罗马文明,而罗马文明又像诸位所知道的那样根源于古希腊文明,在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人民就创造了一种新的文明—巴罗克文明,也就是欧洲中世纪.文明。
那时的欧洲虽然处在野蛮时代,但是随着基督教的兴起,蛮人逐渐进步,从而开始创造文明,而后,众所周知,文艺复兴时代到来。
辜鸿铭:中国文明兼具四大特征 汉学之友 2018-03-01 16:54
辜鸿铭 辜鸿铭(1857-1928),名汤生,号立诚,英文名众多,初用K·h H·ng-beng,回国用Ku Hweng-Ming,另外还有Kaw H·ng Beng、Am·y Ku,最为人知的是T·ms·n。祖籍福建省同安县,生于南洋英属马来西亚槟榔屿(今马来西亚槟城),祖籍福建泉州府。父亲辜紫云是华侨,母亲为葡萄牙人与马来人混血。 1867年布朗夫妇从南洋返回英国时,把十岁的辜鸿铭也带到了大不列颠。临行前,他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10岁时,义父布朗告诉他:“现在欧洲国家和美国都想侵略中国,所以那些国家的学者都在努力钻研中国文化;希望你日后也能为自己的国家学好中西文化!” 1870年,14岁的辜鸿铭被送往德国学习科学。后回到英国,掌握了英、德、法、拉丁、希腊诸文,并于1873年考入爱丁堡大学文学院攻读西方文学专业,并得到校长、著名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卡莱尔的赏识,1877年以优异的成绩获得该校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辜鸿铭入德国莱比锡大学,获得土木工程文凭;后又去法国巴黎大学攻读法学。 1880年,23岁的辜鸿铭求学14年,手拿13个博士学位归国。 1881年,他遇到马建忠与其倾谈三日,思想发生重大改变。1885年,辜鸿铭前往中国,被湖广总督张之洞委任为“洋文案”(即外文秘书)。他一边帮助张之洞统筹洋务,一边精研国学,自号“汉滨读易者”。辜鸿铭自小饱读西学、没有受到中华文明教育,最后补课成为国学大师,简直是狂热地爱上了自己祖国的一切文化,最后到了极端的地步。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曾到中国,与张之洞有过一些接触。辜鸿铭是张的幕僚,作为见面礼,他送了伊藤一本自己刚出版的《论语》英译本。伊藤早知辜氏是中国保守派中的先锋大将,便乘机调侃他道:“听说你精通西洋学术,难道还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于两千多年前,却不能行于二十世纪的今天吗?”辜鸿铭见招拆招,回答道:“孔子教人的方法,就好比数学家的加减乘除,在数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二十世纪,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并不会三三得八。”伊藤听了,一时间无词以对。 1915年在北京大学任教授,主讲英国文学和拉丁文。他在北京大学讲课时对学生们公开说:“我们为什么要学英文诗呢?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后,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晓喻那些四夷之邦。” 1928年4月30日,辜鸿铭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走向翻译之路:辜鸿铭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文章介绍了辜鸿铭在西学东渐的大浪潮中,热衷于翻译中国文学作品及向西方弘扬东方文化。
他以一种文化包容的目光,看待中西文化利弊,希望在创造新文学的同时勿抛弃传统的文学;翻译是文化传播最直接且影响范围较广的一种交流方式,辜鸿铭将《论语》《中庸》《大学》等译成英文;他希望通过将中国的诗书典籍译介至西方,让世界了解中国真正的文明。
因而辜鸿铭极力地维护传统文化即是个人追求的彰显,也是面对民族文化身陷困境的一种历史抉择。
标签:辜鸿铭;中西文化交流;近代学人;传统文化辜鸿铭与陈季同、林语堂并称“福建三杰”,都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然而,同后两位学人相比,辜鸿铭更为人所知的是“怪才”、“怪杰”、“怪人”等称号。
他的“怪”也始终被框限在其乖僻的个性、身着旧马褂的外形、拖着一条长辫子的相貌上,亦或讥笑茶碗纳妾理论、女人裹小脚的主张等,甚至于站在现代化理论的高地上,指摘其顽固和保守的文化主义立场,以致于长久以往他的趣闻艳事超越了翻译上的功绩,进而名于后人之耳。
即便是九十年代兴起的“辜鸿铭热”,学界对其人物形象仍有失偏颇,辜鸿铭在文化传播上的贡献,仍值得深挖细探。
鉴于此,本文拟从其著作、回忆文章等中西文资料,概述辜鸿铭个人生平及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和影响,试图重构辜鸿铭的人物形象,窥探时代洪流下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一、边缘化的仕途辜鸿铭,名汤生,字鸿铭,又号立诚,自称慵人。
祖籍福建厦门同安,1857年生于南洋马来半岛的槟榔屿。
1880年,多年游学后返回槟榔屿,在英属殖民政府任职。
期间与马建忠相识,马建忠对他的才学智识大加赞赏,劝其回国专研中国传统文化和经书典籍。
于是辜鸿铭辞去职务。
中法战争之后,张之洞部下杨汝澍赴福建办事,在上海至香港的船上结识辜鸿铭,深感其对中国文化的见悟颇深,遂在他的举荐之下入张之洞的幕下,担任秘书及主管礼宾外交等事务。
戊戌变法之际,辜鸿铭始终站在变法的对立面,时有人谏张之洞设报馆,广开言路,而辜鸿铭却称;“民气一动,不可复静,驯至辨言乱政,将不可收拾,”[1]向张之洞大谈西政之弊端。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读后感一开始,我就被梁先生的大胆给惊到了。
他就这么直接地把东西文化拎出来,要剖析个明白。
这感觉就像是把三个性格迥异的家伙放在聚光灯下,让大家好好看看他们到底有啥不一样。
梁先生讲西方文化,那是一种充满活力、积极向外探索的文化。
就像一个精力充沛的探险家,满世界找宝藏,不断地征服自然,发展科学技术。
西方人的这种精神,让他们在物质文明方面一路狂飙,各种发明创造,像火车呜呜跑、电灯闪闪亮,这些都是他们向外求的成果。
再说到中国文化呢,那可就是另一番风味了。
中国文化就像一个老中医,讲究的是调和,是一种向内的修养。
咱们中国人不太热衷于征服外面的世界,而是更关注自己内心的平和,家庭的和睦,社会的和谐。
咱的儒家讲仁爱,讲道德修养,都是从自己内心出发,去影响身边的人和整个社会。
就好比一家人在一起,大家互相包容、互相尊重,这就是中国文化在生活里的体现。
而印度文化呢,梁先生说那是一种向后看的文化,有点像一个超凡脱俗的僧人,一心想着解脱。
印度人对现世的苦难看得很透,他们觉得人生就是一场苦旅,所以想要从这种苦中解脱出来,追求一种精神上的更高境界。
梁先生的这种比较可太有意思了。
让我不禁想到自己的生活,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就像是一个大杂烩,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印度文化的元素到处都有。
有时候我们拼命追求物质享受,这是西方文化在作祟;有时候我们又会静下心来,和家人朋友享受宁静的时光,这就是中国文化在我们血液里的体现;偶尔可能还会思考一些关于生命意义的高深问题,就有点印度文化的影子了。
读着读着我也有自己的小想法。
梁先生的这种划分虽然很清晰,但现实中的文化肯定比这要复杂得多。
就像我有个朋友,他是个科技达人,满脑子都是西方那种创新的想法,可回到家对父母那叫一个孝顺,这又是典型的中国文化。
文化在每个人身上都是相互交融的,很难分得那么清楚。
而且啊,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文化之间的交流碰撞越来越多。
中国文化也在不断吸收西方文化的优点,西方文化也开始对中国文化中的一些智慧感兴趣。
“最后一位大儒”梁漱溟与中国文化作者:么澜来源:《文存阅刊》2017年第16期摘要:梁漱溟作为“中国最后一位大儒”,他既是一名社会活动家,又是一名不断努力将自己的思考总结付诸生命实践的哲学家,思想家。
梁漱溟先生经历了几乎一个世纪:从清末,到民国,再到新中国。
实质上,梁漱溟一生的思想研究总结来说只关乎两个命题,一个是人生问题,一个是社会问题。
梁漱溟一生思想多变。
梁漱溟曾自述他自己对人类心理的认识前后和转变,同时说道自己青年时期的思想发生的三个阶段:近代西洋功利主义思想;古印度人的出世思想;中国古时的儒家思想。
这三个阶段的变化并不是斗转星移随着时间改变的,而是经历他自己早年的人生历程和艰苦思索。
关键字:梁漱溟;中国文化;新儒家一、.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梁漱溟出生于清光绪十九年重阳节,即甲午战争的前一年。
梁漱溟从小接受西式教育,与同时代的多数人不一样,少年毛泽东或许正读着“人之初,性本善”,未来“全盘西化”的代表人物胡适正在背诵四书五经,但是梁漱溟却修习《地球韵语》,口口声声诵读着“欧罗巴、亚细亚,英吉利,法兰西”,而后却成为了传统文化的捍卫者。
中学时他的人生思想是功利主义的。
在他看来人生的目的就是“去苦,就乐,趋利,避害”。
这一切都是为了计较利害得失,为了个人的幸福满足。
与功利主义,大多数人的幸福,实用主义,工具主义等等思想的观点不谋而合。
后期国内政治动荡,他产生了对世俗的厌倦和憎恶,并且两次企图自杀,终于转向了佛家思想。
经过反复的思考,他一心求佛,甚至拒婚茹素,但求成一个和尚,并用此来解救大众。
1917--1924年应蔡元培之聘,梁漱溟任北京大学印度哲学讲席。
当时正是新文化运动的初期,谁也阻挡不了西方思潮的涌入,但是面对全盘西化的汹涌浪潮,梁漱溟却没有被它迷惑,反而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
在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激烈矛盾面前,梁漱溟先生举起中国文化的高扬旗帜,主张以中国传统儒学为根本,吸收西方文化已经取得的科学和民主等优秀文化成果,实现中西文化的融会贯通,从而达到传统文化开新目的思想,梁漱溟先生的这种文化思想对于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具有非常重要的传承作用。
辜鴻銘的中國精神論龔鵬程辜鴻銘《中國人的精神》(原書封面中文題為「春秋大義」,英文名: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一九一五年即由北京每日新聞社出版,次年商務印書館再版,德國也已有了譯本。
可是因原書係英文著作,中文思想界對它其實並不熟悉。
一九一八年杜亞泉所編《東方雜誌》對它的介紹,也由日文移譯而來,遑論其他!許多人誤以為辜氏其人其書均代表了五四運動之後的反動,而不知辜氏成名甚早,此書且出版於五四運動以前,良有以也!五四運動以後,辜鴻銘長期被視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反面人物:蓄長辮、主張忠君尊王、替傳統中國社會之納妾制度辯護。
據說還有金蓮癖,不捏著小妾的小腳就寫不出文章。
談到他,除做為笑料外,大抵還是用以陪襯蔡元培「兼容並蓄」之偉大。
其實辜氏之入北大,不僅因蔡元培之故。
由其著作迅即出現德文、法文、日文等譯本,即可知他在民國初年,乃是少數擁有國際聲望的大學者。
當時中國學者有此地位者不會有第二人。
但牆外開花未必牆內香,辜氏批判西方社會、贊揚中國精神文化之言論,恰好跟爾後新文化運動所倡揚的態度相反,故其人頗遭「妖怪化」「小丑化」,其書亦遂乏人問津。
《中國人的精神》,八十幾年後,也就是一九九六年才有中譯本(海南出版社,黃興濤、宋小慶譯,二○○七年修訂)。
其出版,或許與那幾年小小的「辜鴻銘熱」有關,一時之間出現多種辜氏傳記,其舊作亦有若干彷彿出土文物般重被考掘出來,此書即為其一。
不過,迄今尚未見到適當的書評,可見學界對此終究還未給予應有之重視;對辜鴻銘思想言論之是非,也還沒真正展開討論。
談起辜鴻銘,仍是奇人、怪傑、軼事、趣聞那一套。
正因為如此,我這篇文章,或許可以給關心近代思想史的朋友一些幫助。
一、見識不明的漢學家《中國人的精神》,英文版名《原華》,此書又稱《春秋大義》。
內容分成兩部分:第一部分是三篇講錄:中國人的精神、中國婦女、中國語言。
第二部分是:約翰.史密斯在中國、一個大漢學家、中國學(一)(二)。
第13卷第1期2011年3月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ofChang'anUniversity(SocialScienceEdition)V01.13No.1Mar.20“
辜鸿铭、杜亚泉、梁漱溟中西文化观比较周良发(安徽大学哲学系,安徽合肥230039)摘要:面对20世纪初中华民族面对的民族和文化的双重危机、以辜鸿铭、杜亚泉、梁漱溟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以复兴传统文化、振兴民族精神为使命,对中西文化进行了深刻且详尽的分析。辜鸿铭的“道德力”高扬了中国人的精神,杜亚泉认为中西文化之异即动静之别,梁漱溟以“意欲”为基点,把文化分成西洋、中国、印度3种模式。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他们各自提出自己的独特见解:在文化的发展程度上,辜鸿铭与梁漱溟认为东方文化是成熟的文化,而西方文化尚未成熟;在文化的性质上,辜鸿铭、杜亚泉、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重叉,西方文化重利;在儒学的宗教性上,辜鸿铭与梁漱溟认为,儒学似宗教非宗教;在文化的未来走向上,辜鸿铭主张中西融合,杜亚泉主张中西调和,梁漱溟主张中国文化复兴论。494r】对中西文化的独特见解,对当下如何看待中西文化仍可引为借鉴。关键词:辜鸿铭;杜亚泉;梁漱溟;中西文化观中图分类号:CAM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6248(2011)0l-0109-06
辜鸿铭、杜亚泉、梁漱溟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在西风劲吹、传统文化受到强烈冲击日显衰落之时,他们应声而起,力拒西化潮流,致力于传统文化的现代复兴。在他们看来,要解决社会危机,只能到传统文化中寻找救世良方。学界对辜鸿铭、杜亚泉、梁漱溟思想的研究论著可谓汗牛充栋,然而对他们的中西文化观进行系统比较的研究论文尚未问世。笔者认为,深入比较他们的中西文化观,可以更好地厘清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对危机四伏的中国的忧患之思。一、辜鸿铭、杜亚泉、梁漱溟中西文化观之要旨作为文化保守主义,辜鸿铭、杜亚泉、梁漱溟都收稿日期:2010-09-26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AHSK09—10D151)作者简介:周良发(1979一),男,安徽六安人,哲学博士研究生。感受到社会道德的普遍缺失,西学东渐之后的人心不古。他们基于共同的文化立场,为了复兴传统文化,在中西文化观上提出各自不同的理论。辜鸿铭的“道德力”高扬了中国人的精神,杜亚泉认为中西文化之异即动静之别,梁漱溟以“意欲”为基点,把人类文化分成西洋、中国、印度3种模式。(一)辜鸿铭的“道德力”正值传统文化日趋没落、民族精神受到践踏之时,辜鸿铭站了出来。他以欧洲文明为根基审视中国文化,以儒者的内在使命感向西方宣扬儒家传统。他对中西文明的比较,不注重其物质层面,只注重深入分析其精神特质。他说:“要估价一个文明,我们必须问的问题是,它能够产生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事实上,一种文明所生产的男人和女人——人的类型,正好显示出该文明的本质和个
万方数据性,也即显示出该文明的灵魂。”【11在辜鸿铭看来,文明优劣的标准不在单纯的物质,而应该看这种文明的精神价值。辜鸿铭正是以中国人、中国妇女和中国语言为主题,揭示中国文明的真正价值,这是西方文明所不能与之媲美的;中国人的深沉、博大、纯朴与灵敏也是西方人所缺少的。辜鸿铭在中西文明比较中,强调了中国文化、中国人的精神。他说:“中国人的精神是一种心灵状态、一种心灵趋向”;“是一种永葆青春的精神,是不朽的民族魂”。而“民族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和谐”…。辜鸿铭为了突出中国文化与中国人的精神的优越性而过多地批判了物质文明。但是深谙西方文明的他,并不完全因循传统文化,而是一个中西文化融合论者。他说:“我既不是攘夷论者,也不是那种排外思想家。我是希望东西方的长处结合在一起,从而消除东西方界线。”…他对中西文化差异的分析,目的在于强调中西方文化的统整与融合。【二)杜亚泉的“动静观”新文化运动期间,杜亚泉以《东方杂志》为阵地,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中西文化问题的文章。他的深思熟虑、稳健持重与主张社会变革的激进思潮相比,显然被认为是保守主义。他主张中西文化调和,与新文化派展开过激烈的论争,反对其对传统文化的过激行为。杜亚泉对中西文明的论述是从中西社会文明结构以及相互关系开始的:“西洋文明与吾国文明之差异,即由于西洋社会与吾国社会之差异”。他认为由于东西方社会成立的历史条件不同、所处的地理环境不同,才会造成中西社会的诸多差异:西洋社会“注重人为”、“生活为外向的”;吾国社会“注重于自然”、“生活为向内的”。西洋社会好竞争,以“战争为常态,和平其变态”;吾国社会重道德,“和平其常态,战争其变态也”。中西社会的差异“皆为竞争存在,自然存在,两观念差异之结果”。由此,他认为:“西洋社会,为动的社会,我国社会,为静的社会;由动的社会,发生动的文明,由静的社会,发生静的文明。”【2J‘‘动”与“静”各有长短,西洋文明与中国文明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别。杜亚泉提出“动静观”之目的在于:“盖吾人意见,以为西洋文明与吾国固有之文明,乃性质之异,而非程度之差;而吾国固有之文明,正足以救西洋文明之弊,济西洋文明之穷者。”¨1中西文化只有民族110圊良叁;塞鸿丝,焦垩塞,粱邀渥虫酉塞丝观也较的差异、地域的差异,否认两种文化反映了社会制度和社会发展阶段的差异。“至于今日,两社会之交通,日益繁盛,两文明互相接近,故抱合调和,为势所必至。”拉。杜亚泉中西文明调和的实质是以中国固有文明去融合西洋文明,光大中国传统文明的现代价值,以增强民族自信心。(三)梁漱溟的“意欲论”
梁漱溟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第一个从学理层面剖析中西文化的思想家。他对中国现代化与儒家传统之间的毕生求索,表征着知识分子的世纪之惑和中西文化的艰难抉择。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一次把中国文化纳入世界文化版图加以平等的论定。梁漱溟认为西洋、中国、印度三大文化系统是源于人类生存“意欲”的不同,才表现为不同的文化路向。意欲,是梁漱溟哲学的核心概念。它源于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吸收佛教唯识宗阿赖耶识之精华,归于阳明学之良知。梁漱溟认为文化是“一个民族生活的样法”,“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H1。他以“意欲”为根本,论证西、中、印三大文化系统的不同路向:“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西洋文化;“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中国文化;“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基本精神”的印度文化。他认为人类文化应该沿着他设计的3个阶段递进:西洋文化从第一路向开始,现在已发展到第二路向,即中国文化时代;中国文化本应走第一路向,却折人第二路向,印度文化没走完第一、第二路向,直接步入第三路向。他以“意欲”为根本,建构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哲学。虽然这一哲学体系略显粗糙,但毕竟是现代意义上的第一个完整的体系,是世纪之初国人回应西方强势文化挑战所创造的最具哲学色彩的体系。“意欲”论不仅确立了梁漱溟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地位,也使他成为现代新儒学开山祖师,被誉为20世纪传统文化试图重建的精神象征。
二、辜鸿铭、杜亚泉、梁漱溟中西文化观之价值取向和学理特色
辜鸿铭、杜亚泉、梁漱溟并不是同一时代的人,他们彼此的人生经历和教育背景亦有很大差别。然而,作为活跃于“五四”前后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他们对中西文化有着基本一致的价值取向和学理特色。
万方数据拯塞态堂堂拯(社叁抖堂题≥至Q!!笙墓!三鲞墓!翅(一)在文化的发展程度上,辜鸿铭与梁漱溟认为,东方文化是成熟的文化,而西方文化尚未成熟1.辜鸿铭认为东方文明是成熟的文明辜鸿铭在对中西文化差异的认识中谈到东方文化的早熟。辜鸿铭认为,西方文明是一种不成熟的文明,东方文明是一种成熟了的文明。他说:“东西文明有差异是理所当然的。从根本上说,东洋文明就像已经建成了的屋子那样,基础巩固,是成熟了的文明;而西洋文明则还是一个正在建筑当中尚未成形的屋子。它是一种基础还不牢固的文明。”¨。辜鸿铭以屋子为喻论证中西文明之差异,他认为中西文明差异的根源应在此:“欧洲人没有真正的文明,因为真正的文明的标志是有正确的人生哲学,但欧洲人没有。”【lo因为没有真正的人生哲学,辜鸿铭就断定西方文明是一种不成熟的文明。在中国,“道”是真正的人生哲学,“道”的内容就是教人怎样正当地生活,怎样过上人的生活。2.梁漱溟认为东方文化是早熟的文化梁漱溟认为,东方文化早熟应归因于两大天才——孔子与释迦牟尼。正因为两大天才的出现,东方文化分别折入第二路向和第三路向。因此“照我们历次所说,我们东方文化本身都没有什么是非好坏可说。或什么不及西方之处;所有的不好不对,所有的不及人家之处,就在步骤凌乱,成熟太早,不合适宜。并非这态度不对,是这态度拿出太早不对,这是我们唯一致误所由”H1。据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东方文化不如西方文化。西方文化之所以发达,因为它走的第一路向是合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东方文化不待走完第一路向,就提前折入第二、第三路向,自然是不合适宜的,是早产儿,是文化之早熟。(二)在文化的性质上,辜鸿铭、杜亚泉与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重义。而西方文化重利1.礼仪文明与物质文明辜鸿铭早先接受的是西方文化,当他接触到中国文化时,就成为中国文化捍卫者。他认为西方文明是机械的物质文明,中国文明是礼仪文明。“常有人说,欧洲文明是物质文明,其实欧洲文明是比物质文明还要次一等的机械文明。虽然,罗马时代的文明是物质文明,但现在的欧洲文明则是纯粹的机械文明,而没有精神的东西。”llo在他看来,正是西方近代以来的科技束缚了人自身才能的发展,人与人的关系是极其冷漠的金钱关系。中国文明则是一种“王道文明”,中国社会结构是建立在“道德力”基础之上的。西方文明讲究斗争和利益的文明,存在心灵与理智的冲突,且这种冲突是永恒存在的;中国文明却是心灵与理智的二者合一。“欧洲文化成了瓜分利益的战场,成了以瓜分科学与艺术的一方,以瓜分宗教和哲学的利益为别一方的连绵不断的战争,实际上成了头脑与心灵一灵魂与理智一不断冲突的可怕战场。在中国文化中,至少在过去的两千四百年时间里并不存在这种冲突。我认为,这就是中国文化与现代欧洲文化的一个重要区别。”…至此,辜鸿铭的中西价值观可概括为“中义西利”:“我国之文明与欧洲文明异,欧洲之文明及其学说,在使人先利而后义;中国之文明及其学说,在使人先义而后利”…。西方社会一切弊端的产生都归因于对物质与名利的追逐,他对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大加赞赏,把“以小人之道谋国,虽强不久;以君子之道治国,虽弱不亡”…奉为治国之纲。作为中国文明的守护者,辜鸿铭把儒家文化视为中国文明的精神支柱。因此,可以救中国者,只有传统文化,而要恢复传统文化,人人都必须做“真正的中国人”。要成为真正的中国人,必须求诸于孔孟之道。2.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在中西文明比较中,杜亚泉认为中国文明重在个人的内心修养和道德礼仪,而西方文明关注物质利益与生存竞争。西方社会把竞争胜利作为生存的必要条件,尊重个人行为,获得财产乃正常之事;中国文明则消灭竞争、注重道德,把与世无争、与人无争作为生存原则。“西洋社会,既以竞争胜利为生存必要之条件,故视胜利为最重,而道德次之;且其道德之作用,在巩固团体内之各分子,以对抗他团体,仍持为竞争之具。而所谓道德者,乃从人与人之关系间,规定其行为之标准,故多注意于公德,而于个人之行为,则放任自由,凡图谋自己之利益,主张自己之权利,享用自己之财产,皆视为正常,而不能加以非难,资本家之跋扈于社会,盖由于此。”悼1西洋社会以竞争、物质为生存的必要条件,为解决争端而发动战争属于正常现象,而和平则是战争后的休养时期。在他看来,在西洋社会,物质利益比道德律令更为重要。杜亚泉认为中国文明与此截然不同:“我国社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