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关安乐死的立法现状
——《立法理论与实践》有关立法个人探索小结
一、问题产生
2007年，全身只有头和几根手指能动，因患有“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的29岁女青年李燕，被病魔痛不欲生而又看不到治愈的希望。无法忍受的她想要以死来获得解脱。然而安乐死至今仍不能被我国法律允许。绝望中的她写了一份“安乐死申请”议案（草案），希望由全国人大代表帮助她提交。
“我爱生命，但我不愿这样活下去……”这是一句闻者动容的悲怆话语，也是一个当下得不到我国法律允许的要求。
梳理更多公开报道可以发现，类似“安乐死”相关事件远非孤例。
2015年1月25日，一则有关安乐死的新闻再次牵动了大家的目光：安徽霍邱的一个一岁男孩，严重脑损伤，除眼睛能动之外，全身无法活动，也不能张嘴说话，全靠吸氧维持呼吸，父母看着勉强维持生命的儿子痛不欲生，含泪请求为孩子实施安乐死，但是，再大的痛苦，再毅然的决绝，却仍不能突破法律的“禁区”——这一做法与我国法律相悖。
二、中国立法现状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妇产医学和儿科专业的泰斗严仁英、胡美亚，在1988年第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递交了关于立法实施安乐死的议案，言简意赅地指出：“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但与其让一些绝症病人痛苦地受折磨，还不如让他们合法地、安宁地结束他们的生命。”这是中国最早在全国人大提出的有
关安乐死的议案。
-----1994年10月，陈蕃等人发出《关于建立“自愿安乐死协会”倡议书》，并拟就了《中国自愿安乐死协会章程草案)》，受到社会关注。
-----2002年3月，在全国政协九届五次会议上，田世宜委员提交了一份关于安乐死的提案。在该提案中呼吁：中国对安乐死不应一味回避，国家有关部门应着手研究与安乐死相关的法律和立法。
-----在2003年举行的全国“两会”上，部分人大代表公开提出建议,不应拒绝安乐死这种符合人道主义的“放弃生命”。中国著名的神经外科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忠诚向大会提交了在北京率先试行“安乐死”并建立相关法规的建议。
当前关于安乐死的法律在中国仍属于空白，虽多次有人大上交提案，但有关安乐死的法律却始终未开始着手进行研究。而参考与之相关的法律法规，可以发现安乐死不被我国允许。
其中，《宪法》规定，“公民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不受侵犯，是有特定含义的。公民个人有权选择生存的方式，在特定条件下也有权选择死亡的方式。”““安乐死是一种在特殊情况下，在不违背国家、社会和他人利益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对生命的特殊处分方式，这种处分是有严格的条件与程序的。因此，认为“安乐死”有背宪法，缺乏基本的构成要件。
同时宪法也提到了了“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但是，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看，做到这点有点不现实。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就说明了这一点。也有专家认为：宪法这一条款，仅仅体现了国家有帮助
公民延续生命的责任，但这一点既不意味着国家可以强制公民延续自己的生命，也不意味着国家不能帮助公民结束自己的生命。
三、安乐死在他国立法与产生问题
对比全世界，目前只有荷兰、比利时以及美国的部分地方州政府分别立法支持“安乐死”，且经过司法实践证明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世界各国对其争议也持续不断。
荷兰是世界上第一个为安乐死立法的国家。2001年11月29日荷兰议会通过安乐死法令，并从2002年4月1日起正式生效，安乐死在荷兰开始拥有“合法身份”，荷兰由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安乐死在荷兰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甚至更早。当时，由于多种原因，医生对生命垂危的病人实施安乐死只能秘密进行，但社会和法律对此相当宽容。同时荷兰也对安乐死进行了严苛的审核条件：
一是由患者本人“深思熟虑”后提出实施安乐死申请；二是确认患者病情根本无望好转且病人正在经受病魔“令人无法忍受”的折磨；三是向患者如实通报其病情及以后的发展情况；四是与患者协商并得出结论，认为安乐死是唯一的解脱办法；五是一直看护患者的医生就上述4条写出书面意见六是征得另一位“独立”医生的支持；七是对病人实施规定的安乐死程序。同时，上述条件仅适用于成年患者。荷兰法律对未成年患者实施安乐死则增加了附加条件：16到18岁的未成年患者，可以在同家长商讨后一同做出决定。而12至16岁的青少年，必须由家长或监护人做出决定。
比利时是继荷兰之后第二个使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比利时议会众议院于2002年5月16日通过一项法案，允许医生在特殊情况下对病人实行安乐死。
日本是亚洲第一个在法律上有条件承认安乐死的国家，尽管依据判决逐步形成了安乐死判例法，但也没有关于安乐死的成文法。
虽然荷兰是第一个通过安乐死立法的国家，但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争议及反对声都持续不断。荷兰、比利时等国家做了一个实验，将安乐死立法的益处、弊端都展现得清清楚楚。安乐死在荷兰等国家的立法让我们看到了一线曙光，说明安乐死在人类社会是有存在合理性的。
四、安乐死在我国立法的讨论与建议
安乐死在诞生之初就在世界范围内的立法和伦理等范畴引发了数之不清的争论。当个人没有足够的能力决定自身是否要生存时，这项权利就很可能被别人滥用。
例如在1938年，希特勒借口实施安乐死，建立了安乐死中心，杀死20多万人，这使安乐死笼罩上恐怖的阴影，阻碍了安乐死的发展。
滥用安乐死，会造成非正常的死亡。为了避免这个问题。荷兰也制定了严格的法律的法则来约束。即使这样，仍产生了不少问题。仅2010年度，荷兰实施的3200件“安乐死”事件中，就约有72%的案件涉嫌“故意杀人”。
而在中国现有的法律条件下，“安乐死”可能引致“故意杀人”。患
者自杀不会影响别人，但是，如果他本人想结束生命，医护人员及家属协助满足其请求，在《刑法》中是“帮助自杀”行为，涉嫌故意杀人罪。“安乐死”如果以法律形式确认下来，可能会被一些人利用，用以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另外，在人类对疾病的认识还十分有限的情况下，未经法律许可而结束他人生命，有悖于生存权利的道德准则。
而在我国，这些问题都值得被好好的商讨。同时，将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荷兰和比利时都是经济高度发展、社会生活稳定、实行高税收高福利的国家，而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目前医疗保障制度很不健全，特别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广大农村，基本没有医疗保险，大多数老人依靠儿女生活，因病致贫的现象普遍存在。这与安乐死合法化的荷兰和比利时相差甚远。
荷兰人在选择安乐死时，他的唯一动机是难以忍受病痛折磨。而在我们多数人还“缺医少药”的中国，想提前结束生命的病人们，他们首先考虑的会是天价医疗费用无从承受，病入沉疴后无人照料。
以2007年曾发起“安乐死”提案的绝症女孩李燕为例，她希望在父母去世后就让自己安乐死，原因是“不想以后父母不在了，跟着哥嫂生活，更不想到孤儿院或是福利院去生活，因为离开了父母我就是离开了天堂，生不如死”。对于大部分中国绝症病人来说，他们连被插管的机会都不一定有，而是回到家里默默忍受病痛最后的折磨。
一旦没有充分健全的全民医疗制度，安乐死就缺少了真正的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