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看中国27——17世纪的德国汉学莱布尼茨是17世纪欧洲最伟⼤的哲学家，关注东⽅，关注中国是莱布尼茨思想的重要特点，那么当时莱布尼茨读过哪些德国汉学家的著作呢？或者说当时德国有哪些汉学家曾和莱布尼茨有过这样或那样的关系呢？本⽂从研究德国17世纪的四名汉学家⼊⼿，揭⽰当时莱布尼茨时代的德国的汉学研究，从⽽在德国当时的⽂化和学术氛围中来理解莱布尼茨的中国观。
⼀、基歇尔的汉学研究17世纪的欧洲汉学研究的重镇在德国，他的代表⼈物是：基歇尔、⽶勒、门采尔和巴耶。
正是这四个⼈，在中国耶稣会⼠们的帮助下来开了欧洲本⼟的汉学研究，使德国汉学成为当时欧洲的汉学研究中⼼。
阿塔纳修斯•基歇尔（Athanasirs Kicher,1602-1680）是欧洲17世纪著名的学者、耶稣会⼠。
他1602年5⽉2⽇出⽣于德国的富尔达（Fulda），1618年⼗六岁时加⼊了耶稣会，以后在德国维尔茨堡（Wurzburg）任数学教授和哲学教授。
在德国三⼗年的战争中，他迁居到罗马⽣活。
在罗马公学教授数学和荷兰语。
他兴趣⼴泛，知识⼴博，仅⽤拉丁出的著作就有四⼗多部。
有⼈说他是“⾃然科学家、物理学家、天⽂学家、机械学家、哲学家、建筑学家、数学家、历史学家、地理学家、东⽅学家、⾳乐学家、作曲家、诗⼈”，有时被称为最后的⼀个⽂艺复兴⼈物。
基歇尔虽然著述繁多，但他在1667年在阿姆斯特丹所出版的《中国图说》恐怕是他⼀⽣中最有影响的著作之⼀。
中⽂为《中国宗教、世俗和各种⾃然、技术奇观及其有价值的实物材料汇编》，简称《中国图说》基歇尔在《中国图说》中对中国语⾔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两个⽅⾯，⼀个是对⼤秦景教碑的注⾳和注义，⼀个是对中国⽂字的介绍。
当然，当我们这样说时，必须说这个注⾳系统实际上是来华传教⼠⼘弥格（Michel Boym, 1612-1650）和他的中国助⼿来完成的，基歇尔不过将其发表⽽已。
⼘弥格⽤三种⽅法对景教碑⽂化做了研究。
其⼀是对碑⽂的逐字的注⾳；其⼆是对碑⽂的逐字释义；其三是对碑⽂在逐字释义的基础上的内容解释。
德国汉语教学现状与应对策略——专访顾安达博士2011年4月1日，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汉学系汉语教学组组长、德语区汉语教学协会会长顾安达博士来我院做了题为“德国汉语教学现状和发展趋势及德国中学引进汉语教学专业及策略考量”的专题报告。
报告结束后，我院副院长赵杨博士对顾安达博士进行了专访，就德国汉语教学面临的问题与应对策略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
赵：顾博士，您在演讲中介绍了德国汉语教学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您认为面对这些问题，我们该做哪些方面的努力？顾：刚才在演讲中提到，现有的欧洲语言框架标准未把汉语特点考虑进去，因此不适用于汉语教学。
此外，鉴于汉语复杂的文字系统，应在已有的欧洲语言框架之外，针对汉语的特点就阅读和书写能力设立单独的分类标准。
令人欣慰的是，目前在欧盟支持下，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法国雷恩大学和罗马大学正在努力构建欧洲汉语共同框架标准，如果一切顺利，这个项目将在两年内完成。
赵：您刚才说只是针对阅读和书写能力设立标准，那么对汉语听说能力有什么考虑？顾：汉语听说能力可以根据现有的欧盟语言框架进行，这部分和其他语言一样，是没有问题的。
赵：顾博士，刚才您谈了德国中学的汉语教学情况，那么在德国的小学情况是怎样的？顾：在德国小学也有汉语学习，但是主要是以兴趣小组的形式出现的，课时也很少，大概是一周一学时，主要学习中文歌等。
总体上，这种学习还不能算是真正的外语学习。
赵：顾博士，请您谈谈以德语为母语的汉语学习者在学习汉语时主要会遇到哪些困难？顾：根据我自身的汉语学习经验以及多年来对汉语教学的了解，以德语为母语的汉语学习者在学习汉语时面临文化和语言双重挑战，主要有四个难点，即文字系统、声调、词汇以及词类和形态学。
以往的拼音文字只需要很短的时间就能够掌握，然而对于汉语学习来说，要掌握至少1500-3000个汉字才能读懂文章，而这需要很长时间。
汉语特有的声调现象对于欧洲学习者来说也是难点。
此外，由于缺乏欧洲外语的共同词汇，口语和书面语的差异，以及在汉语中找不到他们所熟悉的欧洲语言的词类和句法功能，学习者在词汇学习、词类和句法功能学习方面也都会遇到困难。
19世纪以前德国汉学研究的历史回顾——日语资料为中心的考察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教授刘正【按语】：本文初稿于1996年，定稿写成于2003年，作为北外汉学中心举办的第一届德国汉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发言后颇受好评。
但不想该会议论文集至今未出，而《国际汉学》也一直未曾公开发表此文，致使此文一直没有得到正式发表和出版的机会。
但是，北京大学儒藏网、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以及国内外一切汉学研究专业学术网站，认识到此文的学术价值，曾经全文转载此文。
但是，网络版论文出现不少外文字母拼写错误，如将“Orientalische Bibliographie”写成了“Orientalische Bibhgraphie”等。
有些错误源于拙著《图说汉学史》一书。
现在经重新修订的两卷本《东西方汉学思想史》一书中的德国汉学19实际以前部分章节内容，发表如下：引子德国对日本的了解开始于十六、十七世纪。
1649年，德国传教士Varenius Bernhardus 用拉丁文出版了研究日本的专著《日本王国志》（Descriptio Regni Japoniae）一书。
而后，德国和日本之间的学术交流很长一段时期要通过荷兰来实现。
但是，目前还没有证据证明当时这两国之间的学术交往涉及到汉学。
明治维新之前，日本所谓的西学最初主要是指兰学，即来自荷兰的思想和科学技术。
那时，日本在学术上和德国是没有什么具体的联系的。
不过，就算是有点通商和外交联系也谈不到汉学研究的层面上。
更何况那个时代德国的汉学研究是以实用语言方面的传授为主，若想作真正的汉学研究就得先去法国，儒莲（Stanislas Julien）是那个时代西方汉学研究的真正领袖。
但是到了明治维新时代，日、德关系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和改善。
正处于大力发展新式教育事业的日本，通过德国驻日使馆的特别推荐，高薪聘请德国历史语言考据学派的史学大师兰克教授的著名弟子瑞斯（Ludwig Riess）出任新设立的东京帝国大学史学科（即历史系）主任教授，把德国当时历史学界飞速发展的历史语言考据学派的学术理论和西方史学传统带到了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