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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古典诗歌中的陶渊明研究本文选取朝鲜朝国语诗歌—时调与歌辞,从中研究朝鲜朝文人对陶渊明的接受与影响。
本文是在中国与韩国的文化关系中进行深层分析,阐发朝鲜朝国语诗歌中陶渊明意象所体现的文化内涵。
这项研究将对陶渊明研究与朝鲜朝国语文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着重采用社会历史研究法、传记研究法、接受美学研究法、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法等批评方法。
陶渊明(365年—427年)早在少年时期就已经有了报效国家的治国志向。
青年时代的陶渊明目睹着社会的战乱纷争,心系着晋室的日益衰颓,为实现报国之志入仕,第一次出任江州祭酒、第二次出仕做了桓玄的暮佐、第三次出仕入刘裕幕为镇军参军、同年转入刘敬宣府为建威参军、第五次出仕做了彭泽令。
但是,在这十三年(393年—405年)的宦海中,均得不到知遇,因此,从仕途治国之志转向志归田园。
陶渊明挂冠归田后,痴心田园,终生不仕,在那归田后的二十二年里创作了一百二十多篇诗、辞、赋和散文,有四分之三的作品是在他挂冠归田后写作的。
陶渊明活着的时候,他的诗文没有受到多大重视。
自从钟嵘在《诗品》中评陶诗曰:“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之后,陶诗的艺术价值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中国古代文人十分欣赏陶渊明的隐逸和饮酒等风流雅趣、不仕二朝,固穷守节的人格美。
不仅在中国,陶渊明的诗在国外也有巨大影响。
中国与韩国是唇齿相依的友好邻邦,两国人民在历史上有着长期的、密切地联系与交往。
正是在这种联系与交往中,陶渊明和他的作品走进了韩半岛。
陶渊明的作品最早被介绍到韩半岛的是通过萧统的《昭明文选》。
《文选》中的陶渊明的文学作品从这时开始广泛地诵读于韩国的国学中。
而到了高丽前期,随着科举制度的实行,过去以《文选》为典范的风气逐渐消失了;高丽中期的“陶渊明热”不仅没有因《文选》时代的过去而减少,然而因“苏轼热”更显扩大之势。
高丽文人通过苏东坡的作品间接的接受了陶渊明,而在心灵上、生活方式上向陶渊明靠近;高丽后期、朝鲜朝前期的“朱熹热”,形成了一股崇陶效朱的文坛时尚。
刻薄韩愈与厚道白居易刻薄韩愈与厚道白居易韩愈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
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被后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
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散文的写作理论，对后人很有指导意义。
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生于河南新郑。
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
白居易与元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锡并称“刘白”。
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和“诗王”之称。
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
公元846年，白居易在洛阳逝世，葬于香山。
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
刻薄韩愈与厚道白居易舒芜为《韩愈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作序说：“通观韩愈这个人，尽管是博学高才的大文学家，但是气质上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急偏狭，无容人之度。
他在仕途上，又特别热衷利禄，无恬退之心。
他的诗篇当中，经常贬低朋友，好为人师，攘斥异端，自居正学，就是偏狭的表现。
他在诗中，一再公开地以富贵利禄教子，在儿子面前吹嘘自己的交游如何光显，就是热衷的表现。
二者结合起来，更是利禄情深，恩仇念重，互为因果，愈扇愈烈。
谁妨害了他的功名富贵，谁不尊敬他的学问文章，他对谁就会恨之入骨，永世不忘。
这样的人的精神状态中，自然容易充满了怨毒之气，怨毒之极又自然通于杀气。
贞元十九年(803)，韩愈因建言被贬斥，这一段经历在他的诗中再三再四地说起，对于政敌王叔文集团，包括对老朋友柳宗元、刘锡，真是悻悻之状如见，切齿之声可闻。
待到王叔文失败，包括柳宗元、刘锡在内的八司马一时窜逐，韩愈这时便写出了幸灾乐祸、投井下石的《永贞行》……竟然把谋反罪名硬加到王叔文身上，用心太可怕了……他的作品中流露出来的气质和精神状态上的庸俗性，总带有独断和专制主义的味道。
韩国诗话中的苏轼诗歌研究
韩国诗歌创作和诗话撰写深受中国诗家的影响。
作为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文学家、文艺理论家、画家、书法家,苏轼的诗歌作品不仅深受中国人民的喜爱,在高丽早期就传入朝鲜半岛,受到当时韩国文人的极大推崇。
通过整理韩国诗话的文献资料,我们不难发现,韩国诗家或赞叹苏轼豪迈的人格和卓越的诗才,或对苏诗进行释义注释,或探寻源流,他们各自通过不同的方法和途径来还原他们心目中的苏轼。
本文除绪论和结语,分为三章,主要从韩国诗话对苏轼及其诗歌的述评,韩国诗话对苏诗的释义、勘误,苏诗源流考辩以及苏诗在“唐宋诗之争”背景下的接受这三方面展开论述。
第一章论述韩国诗家对苏诗整体的评价。
笔者通过探究韩国诗话中韩国研究者对苏轼人格魅力及其诗歌成就的论评、苏轼诗歌与其他诗人作品的比较,并结合中国历代诗话中的相关观点,深入分析韩国诗话在苏轼诗歌研究方面的特点。
第二章论述韩国诗家对苏诗的具体研究。
笔者主要通过梳理韩国诗话中诗家对苏诗的释义与勘误,韩国诗话对苏轼诗句的辨析和对作诗之法的探究以及苏诗源流师承问题的探讨,结合中国诗家的论述,对韩国诗话中的观点进行整理,分析其与中国诗话中的观点相同或相异的地方。
第三章论述韩国诗家在“唐宋诗之争”背景下的评苏倾向,并结合中国历代
诗家的观点,从中发掘韩国研究者对中国诗家观点的继承和发展,在此基础之上探讨韩国诗话的论苏特点。
结论部分主要对前三章的论述进行点评,探讨本文得失,并对本文的创新之处与研究价值进行总结。
……。
《诗经》在韩国的传播与研究1. 引言1.1 研究背景《诗经》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的瑰宝，自古以来一直备受推崇。
随着中韩两国交流的不断加深，韩国学者对《诗经》的研究也日益活跃起来。
由于中韩文化传统的相似性，以及《诗经》所蕴含的丰富意蕴和历史背景，使得这部古代文集在韩国的研究备受关注。
韩国学者希望通过对《诗经》的研究，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古代文化，探究其中的哲理与智慧，为中韩文化交流和互相学习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探讨《诗经》在韩国的传播和研究现状，对于促进中韩两国文化交流与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背景】1.2 研究目的《诗经》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古以来备受推崇。
而在韩国，虽然与中国有一定的文化联系，但对于《诗经》的传播和研究却并不十分广泛。
本文的研究目的旨在探讨《诗经》在韩国的传播和研究现状，分析韩国学者对《诗经》的解读，探讨《诗经》在韩国学术界中的影响和意义，以及对韩国学术界对《诗经》的评价。
通过对这些内容的深入探讨，我们希望能够更全面地了解《诗经》在韩国的传播和接受情况，并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价值。
本文旨在为了促进《诗经》在韩国的研究和传播，进一步加深中韩两国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理解，推动中韩文化的互相渗透和发展。
2. 正文2.1 韩国对《诗经》的传播《诗经》作为中国古代经典文学作品之一，自古以来一直在韩国有着广泛的传播。
韩国对《诗经》的传播可以追溯到古代，当时《诗经》被引入韩国并被传播到当地的文化领域。
在韩国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一些重要的文化活动和学术研究都援引了《诗经》的经典意义。
在现代，随着中韩文化交流的增多，《诗经》在韩国的传播也更加广泛。
一些翻译家、学者根据《诗经》的内容和文化内涵进行翻译和研究，将其介绍给更多的韩国读者和学者。
《诗经》在韩国也经常被引用在各种文化活动中，如音乐、舞蹈、戏剧等，这些表演形式将《诗经》的文化价值通过艺术的形式传达给更多的观众。
在学术研究领域，《诗经》也被多次提及和讨论，韩国学者通过对《诗经》的研究，加深了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促进了中韩文化交流。
白居易诗歌对日本平安朝文学的影响与接受研究摘要：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
在日本平安时代，白居易是日本人心目中最伟大的中国唐代诗人,当其所著《白氏文集》和《白氏长庆集》传入日本之后，白居易平易流畅的诗风受到了日本人们的很大欢迎和推崇，各个领域的作家都从自己的角度分别对其进行了接受。
本文试从白诗对日本平安朝文学著作、汉诗文、和歌等产生和发展中的重要性，探讨白居易诗歌对日本平安朝文学的影响及日本平安朝文学对白居易诗歌的接受。
关键词：白居易；日本平安文学；白氏文集白居易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提倡“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同时白居易是一名多产的诗人，其文集《白氏文集》共收录诗文近4000篇。
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他将自己的诗作分为闲适、感伤、讽谕、杂律四类。
日本人对白诗的喜爱主要体现在他的闲适感伤诗上，并且在平安朝的文学作品中经常被引用。
一、日本人广泛接受白居易的原因第一，白诗的通俗性、平民性和现实性决定了它易于理解。
白居易善于吸收民间语言，其诗词通俗易懂。
汉语对日本人来说在理解运用上有一定难度，但通俗易懂的白诗易于日本人理解，成为日本文人模仿的对象是非常合理的。
《冷斋夜话》中曾经提到白居易作诗后都要请老妪来听，并根据老妪的理解程度来对文章进行修改，直到老妪能够理解为止。
这种说法虽还不足为凭，但白诗的通俗易懂却是不争的事实。
第二，白诗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日本的平安时代非常相似。
在日本的平安朝，天皇的权力逐渐减弱而武士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到了其末期，王朝贵族从兴盛走向衰亡,素来沉溺于荣华的上层贵族产生了失落感,社会动荡与白居易所处的安史之乱的社会有着极其相似之处。
于是，白诗中体现出的“闲适”、“感伤”的佛道思想和审美情趣就会引起文人的共鸣。
第三，白居易的性格与平安时代典型日本人的性格相似，白诗的审美意识也与平安时代的审美意识有相通之处。
白居易的作品中，闲适•感伤诗所占比例很大，在这些诗中，体现出一种追求心物一体、与自然融合的精神，对季节的变迁把握细腻，充满了忧郁伤感的情调。
白居易的人物研究报告一、引言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唐代文学家、政治家、诗人，以其卓越的才华和广泛的才识为人所称赞。
他是唐代著名的文学代表之一，他的诗文流传至今，对后世文人影响深远。
本文将对白居易的生平和作品进行详细研究，以期更好地了解这位伟大文学家的艺术成就和影响力。
二、生平白居易出生于今天的山西忻州市，家境贫寒。
早年投身官场，历任官职也辗转多地，经历了数次的官场生涯。
他一生总共担任过36个职位，包括参议、主簿、司勋员等。
然而，在政治生涯中，他总是受到排挤和打压。
不过，这并没有阻止白居易从文学事业中获得巨大的成功。
三、文学成就白居易的文学成就主要集中在诗歌创作和散文写作方面。
1. 诗歌创作白居易的诗歌创作可谓丰富多样。
他的诗以豪放、直白为特点，语言上更注重口语化表达，贴近生活。
他的作品流露出对人生、自然、社会的深入思考，描绘了人性的复杂和社会的种种现象。
其中最著名的一首诗是《长恨歌》，这首长篇诗歌描述了杨贵妃的悲剧爱情故事，感人肺腑，至今仍能引起无数人的共鸣。
2. 散文写作除了诗歌创作，白居易的散文写作也卓有成就。
他以鲜活的笔触和生动的描绘，展现了真实生活的各个层面。
他的散文作品表现出对社会现象的批判与反思，对人生的思考和感悟。
其中最有名的一篇散文是《琵琶行》，这篇散文描绘了琵琶女王的悲惨命运，悲苦动人，被誉为古代散文的典范之作。
四、影响力白居易的文学成就不仅体现在其作品本身，还体现在其对后世文人的影响。
首先，白居易的作品给后世诗人以很大的启发。
他的诗歌写作风格独特，大胆创新，影响了后世许多文人的诗风与写作风格。
他的诗作广泛被流传与传唱。
其次，白居易的作品引起了后世文学批评家的高度关注。
从诗学角度来看，他的作品对中国古代诗学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后世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对象。
最后，白居易的作品反映了社会现实和人性的深沉思考，对后世的社会批判和价值观提供了参考。
他的作品影响了后世文人的思想与潮流，促进了中国古代文学的繁荣。
【内容提要】韩国白居易研究 70年代为萌芽期，80年代为适应期，90年代为成长期。
韩国白居易研究落后日本，原因是多方面的，当务之急，解决实际问题制定中长期规划，翻译注释白居易全部作品。
【关键词】韩国/白居易/研究概况一、序白居易在韩国（新罗统一）的知名度以及对他和他的诗文的认识与评价，远不如李白、杜甫、苏东坡。
高丽李氏王朝的朝鲜文人们，对白居易的态度与对李、杜、苏的态度不同，并未尊他为学诗的规范，而是将他的诗作看作“闲居览阅”的对象（见高丽崔滋《𥙷闲集》卷下译者注）。
作为“乐天忘忧的手段（同上）”。
白诗主要内容是以轻淡笔触描写其日常生活的闲适情趣，文字又平易通俗。
正是由于这一特色，白诗才并未被韩国古代文人们尊为学诗的对象，另外，也正是由于这一特色，作为可以轻松获得心灵平静以得闲适之乐的材料而又被广泛诵读。
而号称学李白的人却常读乐天集，这一事实就是一个证明。
在此，本文要探讨一下，当代（1945年解放以后），韩国学者对白居易及其文学，在哪些方面，作了怎样的研究，达到了怎样的水准。
并且，通过这一探讨，对过去的有关问题作一反思与展望。
二、研究的背景与概况在日本帝国统治韩国的35年间，韩国优秀的传统汉学已经衰退，不仅如此，这其间，具有近代意义的中国文学研究的萌芽也未曾出现。
1926年，在京城帝国大学法文学部设置了专攻支那文学专门课，那是由日本和中国教授主导下实施的教育，因此，在解放以前，韩国人不用说对白居易就是近代中国文学研究也几乎不存在，这样看，并不过分。
50～60年代解放以后，对中国文学的研究主要是与在大学设置中文学科同时开始。
但50～60年代，全国大学中设置中文学科方面，索瓦鲁大学、成均馆大学与外国语大学（中国语科）3所大学中，中国文学的研究人员绝对不足。
因而，50～60年代20年间，无论从量的方面，还是从质的方面，韩国的白居易研究，还只能说处于萌芽期。
从现存资料看，解放后最初的关于白居易论文有金童燮《白乐天研究——讽谕诗一瞥》（1957年7月），其后二年曹佐镐《白乐天研究——以诗禅一致的先驱作用为中心》（1957年7月），与李炳汉《李白、杜甫、白居易三家诗论——以杨太真为中心》（1959年7月）3篇发表。
进入60年代，金𠳬洙《长恨歌研究》（1965年3月）与丁耒东《白乐天诗的社会性》（1965年6月）2篇论文。
而且最初的硕士论文场森《白乐天及其诗》（1967年8月）发表，一年后，金得洙《白居易研究》（1968年12月）是国内第二篇硕士论文。
虽然只是达到初步的研究水准，但立足于白居易的传记、思想、诗歌理论及其诗歌（以社会诗为中心）整体，因而堪称近代意义的白居易研究先驱者。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金洙映编著的《白乐天、苏东坡》（1968年9月），作为《东洋历代伟人传记选集》（第六册）出版，它作为白居易的一种评传同时，还具有面向一般大众读者特点。
70年代 1972年，虽然高丽大学、檀国大学、淑明女子大学、延世大学、全南大学、岭南大学都设置了中文学科，为中国文学的教育和研究带来了活跃气氛，但研究者的数量还是少，研究文章数量不是很多。
孙八洲《韩国文学与白居易》（1971年3月）是关于白居易文学与李氏朝鲜文学关系的最初论文。
李东卿的《白居易讽谕》（1972年12月）通过考察白居易贬谪江州前后生平及诗文，探明了白居易讽谕诗创作中止的原因。
当时，还没有特别注重关于白居易生平和社会诗以外的诗歌研究的论文，这一篇论文，就其扩大研究范围这点而言，很在意义。
此外，车柱环《关于李杜元白诗》（下）（1974年3月），殷富基《白居易社会诗考》（1977年8月），《白乐天文学改革论》（1977年12月）以及金在乘《白居易新乐府与茶山诗》（1977年12月）《白居易〈秦中吟〉考》（1977年12月）《白居易新乐府考》（1978年12月），都是以《新乐府》50首以及《秦中吟》10首讽谕诗、社会诗为研究对象。
这是受中国文学史的影响，表明了国内研究者对政治的、社会批判的关心与兴趣。
70年代的成果中，有意义的成果在于翻译方面。
这一时期，《中国古典汉诗人选》第四册，张基槿的《白乐天》（1977年6月）与《世界诗人选》第七二册，白乐天篇，释智览译注《长恨歌》出版（1977年12月），张基槿《白乐天》由于其成功的译注而得到很高评价。
80年代进入80年代，作为冷战极有可能消解这一国际形势的反映，许多大学雨后春笋般纷纷设置中文学科。
而且在中文学科作为人气很旺的学科同时，对中国文学的社会认识也在高涨。
另外，70年代设置中文学科的毕业生们开始进修硕士课程同时，研究人员也稍在增多，因而，80年代研究的客观状况好转特征，表现在发表论文数量增加，研究范围扩大。
上述情况中，发表硕士论文6篇，博士论文1篇，短篇论文16篇。
尽管仅仅短短10年间，比至50至70年代30年间的论著还多的论文与著述。
原因是研究中国文学的人员增加，而对白居易研究兴趣增强。
这一时期有相当多的研究白居易社会诗、讽谕诗论文发表。
李根孝《以诗歌为中心的白居易研究》（1980年11月）金在乘《白居易诗论考》（1981年8月）、《唐代新乐府运动小考》（1982年12月）、申英爱《白居易新乐分类及其内容》、林孝燮《白居易新乐府现实主义特征的研究》（1987年2月）4篇硕士论文，都是将白居易的讽谕诗论、社会诗论作为研究对象。
在偏重白诗社会性的时期中，金在乘《白乐天诗研究——以闲适诗为中心》（1983年12月）《白居易格诗考》（1984年12月）姜昌洙的《白居易饮酒诗小考——以“劝洒”十四为中心》（1989年12月）短篇论文外，郑相赫《白居易闲适诗研究》（1989年12月）、安天洙《白居易贬谪江州途中诗研究》（1986年1月）两篇硕士论文发表，扩大了对白居易诗文关心领域与研究范围。
此外，金在乘《元白往复书考》（1982年8月），是最早的元白合论，前炳礼的《白居易诗语的特色》（1983年12月）也是关于白居易诗语的最初论文，各有意义，金在乘的《白诗评论小考》（1985年12月）、俞炳礼的《元和体考》（1985年3月）、《白居易诗论的两重性》（1985年11月）、《白居易仕隐意识》（1988年2月）显示研究者将白居易作为研究对象的多样性。
金在乘从70年代发表有关白居易短篇论文，在长期研究基础上，完成韩国国内最早的博士论文《白乐天诗研究》（1985年7月）。
这一论文涉及全方位白居易生平、文集、文学思想、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格诗以及历代评论，对韩国国内的白居易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此外，白诗的评注工作方面，有李徽教的《白居易与秦中吟》（1983年10月）。
90年代90年代（至1999年6月）期间，虽然有硕士论文4篇与博士论文1篇，短篇论文12篇以及单行本两种问世，但考虑到现在全国有百余所大学设置了与中国文学有关学科，研究人员急剧增多这一情况，其研究成果与80年代相比，要少得多。
与白居易有关的论著减少的原因，首先，第一个原因，从80年代以来，大学学院里学生在选择专业方向之际，开始由中国古典文学、尤其诗歌方面转向中国现代文学和语言学。
第二，在包含译注工作的基础工作之上的研究方面，之所以未能取得进展的原因是大学学院学生研究欲望没有被激发出来。
在两种单行本中，金在乘的《白乐天诗研究》（1991年11月）是其1985年的博士论文《白乐天诗研究》，并无新内容。
沈禺俊《香山三体法研究》（1997年10月），由《香山本体法》研究，《香山三体法》翻译、《香山三体法》原文3部分构成，是李氏朝鲜时代白诗选集《香山三体法》版本学考察，其中所收的作品均系翻译。
与90年代以前时期相比，这一时期关于讽谕诗、社会诗的研究论著明显减少。
这类论文有金龙云《白居易写实意识的目标及特征》（1992年12月）、玄宰硕《白居易新乐府研究》（1993年12月）、林孝燮的《白居易的新乐府运动的时代精神考察》（1995年12月），另外，从元白比较角度还有金卿东的博士论文《元稹白居易社会诗研究》（1996年12月）。
这一论文以唐代知识分子同时又是中唐的社会诗派代表作家元稹、白居易为对象，考察他们作为政治家的生平及意识，作为知识分子批判精神的具体化的创作行为而产生的社会诗。
其内容有《元白与中唐社会》、《元白的仕宦生活与交游》、《元白的仕隐意识》、《元白社会诗的特色》、《元白社会诗的现实意识》、《元白社会诗的艺术成就》。
在对作家与作品进行综合的有机分析同时，特别注意对元白的社会诗与前代作家的社会诗进行比较，以把握其特色所在；进而探讨元白诗人的生涯及其意识究竟是怎样的，另外，也注意到元白所作之社会诗虽同属社会范畴，但相互之间有那些异质部分。
同90年代以前时期相比，关于白居易研究方向也渐趋多样化。
有注重白诗叙事性研究的高真雅《白居易叙事诗研究》（1995年2月）与权应相的《长恨歌叙事研究》（1998年12月），注重白居易内在意识研究的论文有俞炳礼《白居易时间忧患意识》（1991年12月）与金卿东《元白的仕隐意识》（1996年12月），考察韩国高丽人们接受白居易情况的论文有金卿东《白乐天与高丽文——以传来与受容为中心》（1992年12月）、辛承姬《琵琶行音韵学的考察》（1994年2月），这是对白居易《琵琶行》从音韵学新角度考察的硕士论文。
关于元白交游方面的考察，有金卿东《元白交游考——兼及元白交游诗》（1997年5月）《元白交游的二个问题》（1999年6月），俞炳礼《白居易诗中鹤的意象》（1997年12月）作为白居易诗语象征性的研究论文，被看作是白居易研究走向多样化的一个例证。
此外，90年代的论著还有张哲镐《白居易饮酒诗考——以〈劝酒〉十四首为中心》（1990年5月）、李浚植的《白居易论》（1996年12月）。
三、版本与译注关于版本研究，只有沈禺俊《香山三体法研究》（一志社，1997年10月）1篇。
《香山三体法研究》依据李氏朝鲜的匪懈堂（李容）的白诗选本。
沈禺俊考察了这一选本的祖本问题，及所选之诗的特点，与编者的选诗观。
沈禺俊认为：《香山三体法》编纂时期应为朝鲜王朝的世宗二十七年（1445年），其后明宗二十年（1565年）由金德龙出版。
而且，就《香山三体法》所收作品，据绍兴本、马元调本、莲左文库本、书陵部藏本、延世大学藏本校勘，同时对历来认为其祖本为南宋绍兴本这一说法提出疑问，因收录不少绍兴本所没有作品，故推定其祖本比南宋绍兴本更早可能为北宋本。
另外，《香山三体法》中“三体”，即五言律、七言律、七言绝句，所选之诗反映了匪懈堂除批判社会现实的讽谕诗外的“以正人性情”为“体”，以言行“平和”为“用”的文学观。
白居易作品翻译，就现有资料看，以翻译文学家梁白华(1889～1944)所翻译的《琵琶行》，登在1925年《朝鲜文坛》十二号为最早，金九所译《白乐天诗选》（汉城图书株式会社，1944年8月）作为《支那名诗选，第二集》与梁柱东译《诗经抄》合订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