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汉学研究的特点

“国外汉学”研究概览(一)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外文化与文学交流日益频繁，中国走向世界之势空前强盛，世界需要进一步了解中国，中国需要进一步了解世界，便成了历史的必然。

而深入考察和研究中华文明播扬于世界各国的历史与现状，对于我们来说，更是迫切的需要。

于是，在20世纪末的几年内，渐渐形成了所谓的“汉学热”，仅在1996年至1997年两年之中，这种热潮就已经初见端倪。

“汉学热”的显著标志，乃是专业力量的增强和专题著述数量的激增。

在这之前，相关研究的译文和论文，多半散见于各种期刊、学报(如《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而在《国际汉学》(1995)之后，又有《汉学研究》、《世界汉学》、《法国汉学》等刊物或书系相继问世。

专业刊物的创办，有力地推动了“国外汉学”研究的发展。

这两年间随着中西、中日、中韩、中俄双边关系研究的深化，还有一些研究著作和文集陆续出版。

这些著作多半以交流史和学术史的形式出现，如严绍璗、中西进主编《日中文化交流史大系》(已出文学卷和思想卷，1996)、严绍璗着《日本藏宋人文集善本钩沉》(1996)、卫茂平着《中国对德国文学影响史述》(1996)、河北人民出版社编《国际汉学漫步》(1997)、刘海平主编《中美文化的互动与关联》(1997)、吴芳思(FrancesWood)着《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洪允息中译本，1997)、黄鸣奋着《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之传播》(1997)、周发祥着《西方文论与中国文学》(1997)、郑判龙主编《韩国诗话研究》(1997)等等。

据不完全统计，总数当在20种以上。

在半个世纪之前，老一代学者已有汉学著作，这时又见重印本，以补学术研究的空白，如陈铨的《中德文学研究》(1997)。

在“汉学热”兴起之时，一些学者认为对“汉学”一词本身，就应该有个比较明确的认识。

于是他们撰写文章，着重探讨它的内涵和性质，以及反馈国外汉学研究信息的价值和意义。

阎纯德为《汉学研究》创刊号作序时，强调国外汉学的特殊性、开放性、及其对交流双方文化建设的互补性。

第二届中日陶渊明学术研讨会文集《九江师专学报》2001年增刊日本二十世纪陶渊明研究述评魏正申 魏正申　1937年4月生,辽宁鞍山市人。

1962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

现任鞍山广播电视大学中文系教授。

1961年开始在逯钦立教授的直接指导和帮助下从事陶学研究,现已出版陶渊明系列研究专著五种:《陶渊明探稿》(文津出版社1990年)、《陶渊明集译注》(文津出版社1994年)、《陶渊明评传》(文津出版社1996年)、《二十世纪陶学论著》(花城出版社1999年)、《陶渊明及其研究论》(文津出版社1999年)等,《陶渊明集索引》即将出版。

另外,撰写有关陶渊明研究的论文数十篇。

二十世纪,陶渊明其人其作,不仅作为文学课题,更主要的是作为一种文化传统,成为全世界学人研讨的对象。

日本国陶渊明研究的辉煌成果引人瞩目,因而对日本陶学百年的历程加以梳理、评析,予以客观的历史定位,必将为加速未来的陶学进程大有裨益。

二十世纪上半叶:转型期的陶渊明研究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汉学家不断吸收西方近代文化,接受欧美文学及其评论方法,以新的西学眼光,对以经学为中心的传统的汉文学价值观加以审视,从而在东西文化相结合的进程中,以崭新的学术观念关照陶渊明及其创作,探索论陶新途径,使二十世纪前五十年的陶学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特点。

首先,运用综合、系统而科学的方法,将陶渊明作为一位伟大的诗人进行研究。

从751年成书的《怀风藻》已收录陶诗看,《陶渊明集》早于奈良朝(710—785)时期,已在日本广播流传,陶诗成为日本诗人摹仿的样式。

平安朝(794—1185),陶诗对日本文学的影响更加深入,对陶渊明及其创作的评论开始起步。

江户朝(1603—1867),出现了藤原惺窝、广濑淡窗等著名文艺评论家高度称扬陶诗的现象,评陶已有了初步进展,达到了一定水平。

明治维新(1868)后,更出现了宫崎湖处子、夏目漱石为代表的一批取得论陶突出成绩的学者。

综观二十世纪以前的日本陶学状况,多为趋同以经学为中心的传统汉文学价值和古老的注释式、诗话式、评点式或诗文选式等模式,明显地表现出泛论不详不明确、三言两语不深刻、形象描述欠确指、凭空评议欠论据等状况,使相当一些评陶之论随兴感发,有欠科学性;偏重一隅,有欠全面性;片言只语,有欠系统性;前后矛盾,有欠统一性。

国外汉学研究国外汉学研究是指在世界范围内的学者对中国汉文化和汉字的研究。

这是一个历史悠久且发展迅速的学科领域。

近代国外汉学研究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7世纪。

在当时，随着欧洲各国与中国的交往增加，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对中国的语言、文字、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其中，荷兰学者杨维格（Matteo Ricci）是最早的一批汉学研究者之一，他在公元1601年出版了一部关于中国文化的著作《利燕华字义》，成为西方汉学研究的里程碑之作。

国外汉学研究的发展可以分为几个不同的阶段。

在18世纪，随着美国和欧洲国家的殖民扩张，对中国的研究也变得日益重要。

当时的学者们主要关注中国的宗教、哲学和历史。

一些重要的学者如马克思、韦伯等，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0世纪初至20世纪中叶，国外汉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这个时期的主要成就之一是汉字的解读和种类的分类，从而帮助西方学者更好地理解中国的文化。

另外，西方学者还对中国的历史、文学、古代文化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而在20世纪后期至21世纪，国外汉学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推动，国外学者们对中国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了进一步的拓展。

互联网的普及和中文教育的普及也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研究机会。

在这个阶段，西方学者开始更多地关注中国的现代社会问题和经济发展，中国学研究的视角也更加多元化。

不可否认，国外汉学研究对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通过汉学研究，西方学者们深入研究了中国的语言、文化和历史，为中外文化交流和相互理解做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也要承认国外汉学研究也有一些限制和争议。

其中一个争议较大的问题就是西方学者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的解读。

由于不同文化背景和观点的差异，他们可能会出现一些误解和偏见。

因此，建立起一个相互尊重、平等对话的学术交流平台非常重要。

总之，国外汉学研究是一个重要的学科领域，它对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通过深入研究中国的语言、文学、历史和文化，国外学者们促进了中外学术交流和相互理解。

汉学研究报告1. 研究背景汉学是对中国尤其是汉族历史、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进行深入研究的学科。

汉学研究是对汉学领域内各种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和深入探讨的过程，涵盖了多个学科领域。

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汉学研究在国内外得到了广泛关注和重视，为加深对中国的理解和促进跨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

2. 研究目的本文档旨在探讨汉学研究的重要性以及对当代学术和文化交流的影响，并介绍汉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方法。

3. 汉学研究的重要性汉学研究的重要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3.1 文化传承与发展汉学研究能够帮助我们深入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促进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通过研究中国古代文献、史书、艺术品等，我们能够重拾失去的历史记忆，感悟古人的智慧和思想，进一步丰富和拓展现代文化的内涵。

3.2 文化交流与对外传播汉学研究为世界各国的学者提供了认识中国的窗口，促进了跨文化交流与对外传播。

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具有独特的魅力，通过汉学研究，外国学者能更好地理解中国的社会制度、文化习俗以及中国人民的价值观念，进而促进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友谊。

3.3 学术创新与理论建设汉学研究不仅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也是对现代学术的创新。

通过对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现象的深入研究，学者们可以提出新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推进相关学科的发展。

此外，汉学研究还对其他学科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如比较文学、比较宗教学等。

4. 汉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汉学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4.1 文献学研究文献学是汉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主要研究古代文献的真伪、版本及其演变等问题。

通过对史书、典籍、碑刻等文献的考证和研究，可以还原历史真相，理解古代社会的制度、思想与文化。

4.2 历史学研究历史学是汉学研究的另一重要分支，主要研究中国历史的发展演变。

通过对古代史书的研究，可以绘制中国历史的脉络，探讨历史事件的成因和影响，从而对中国历史做出更准确的解读。

4.3 社会学研究社会学研究主要关注中国社会的组织结构、社会关系和社会问题等。

“国学”、“汉学”与“支那学”“国学”一词最早是由清末民初的大学问家章太炎所提出的。

在他的《国故论衡》及《国学略说》当中，都用到“国学”来称呼研究中华文化及弘扬中国学术精粹的学问。

后来的人普遍使用这个词，约定成俗，“国学”也就成为概括中国一切学问的总称。

由于“国学”博大精深，一直以来吸引着不少西方学者投身其中，这些学者也称呼“国学”作“汉学”（Sinology）的。

事实上“汉学”一词有两个含义，一个是相对于“西学”（西方学问的总称，由清末张之洞所提出）的意涵，即“国学”。

但另一个含义，相对于“宋学”（两宋时期，探讨儒家心性及修养方法的学术潮流十分蓬勃，后世称“宋学”），即钻研典籍字句及名物意义的学问，因为这种做学问的方法在汉代很热门，所以后世称它作“汉学”，有部分原因大概是西方学者为了奠定深入研究的语言基础，所以一开始多半先从汉语语言文字的研究着手的关系。

除了“汉学”，日本称呼研究中国文化的学问叫“支那学”。

“支那”本来是印度梵文对“中国”的音译。

隋唐之后，这称呼随着佛教传入日本，日本民间也就流行起以“支那”指代“中国”的称呼，之后也才有人以“支那学”作为研究中国诸种学问的总称。

民国初建，中国各地割据势力并不统一，日本一时之间无法承认中华民国，当时便明文规定不论中国政权如何递嬗，一律称作“支那”。

因此“支那”一词便隐约有指涉“分裂、不稳定的中国政权”的意思，再加上日本是使用汉字的国家，却以外来译音“支那”来称呼中国，这称呼明显带有贬义，所以现今“支那”一词已被舍弃不用，自然也就鲜少有人用“支那学”来指代“中国一切学问的总称”了。

西方学者称“国学”为“汉学”，很容易和兴起于汉朝的字句名物之学相混淆，自然有主张改“汉学”为“华学”、“远东学”、“东方学”或“中国学”的声音传出。

不过现在学术界已经习惯称本国的学问为“国学”、西方学者称中国的学问作“汉学”，名称上不好再随意更改。

国学的内容是什么？国学浩如烟海，简单几句话是道不尽的。

汉学的研究报告摘要本文旨在探讨汉学的研究领域、方法和意义，还将介绍汉学研究的历史背景以及其对促进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通过对汉学的深入研究，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的历史深度和广度，并为推动跨文化交流与合作做出贡献。

1. 引言汉学是一门研究中国文化、历史和语言的学科，源远流长。

自19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的崛起和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汉学在世界范围内逐渐受到重视和关注。

本文将深入探讨汉学的研究领域、方法和意义，为读者提供一个全面了解汉学的视角。

2. 汉学的历史背景汉学起源于欧洲学者对中国的兴趣和好奇。

16世纪，随着西方殖民地扩张，越来越多的关于中国的书籍、绘画和文物被带回欧洲。

这些材料激起了欧洲学者们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兴趣。

18世纪，随着中国与西方的联系增加，越来越多的汉学家开始登陆中国，深入研究中国的语言、文化和历史。

19世纪至20世纪初，随着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变革，西方学者对中国的兴趣进一步增加。

这一时期，德国、法国和英国成为汉学研究的主要中心。

汉学研究的范围也逐渐扩大，除了语言学、历史学和文学研究之外，人类学、考古学、艺术史等学科也开始与汉学产生联系。

3. 汉学的研究领域汉学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3.1 语言学研究汉学的语言学研究主要关注中文的结构、语法、发展和变化。

通过对汉语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汉字、拼音、词汇和句法等方面的知识。

语言学研究不仅对于研究中国文化有重要意义，还有助于促进汉语教学和跨文化交流。

3.2 文化研究汉学的文化研究主要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文学、哲学、宗教和艺术等方面。

通过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人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

文化研究有助于促进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并为跨文化交流提供基础。

3.3 历史研究汉学的历史研究主要关注中国历史的不同时期、事件和人物。

通过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变迁。

汉学研究报告汉学研究报告汉学研究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历史和语言等方面进行系统研究的学科。

本报告将简要介绍汉学研究的一些重要内容和发展趋势。

一、汉学研究的历史汉学研究起源于西方学者对中国的兴趣和热爱。

18世纪末19世纪初，随着东方文明的引入，欧洲开始对中国的文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最早的汉学研究是通过翻译中国的文献和经典著作来了解中国文化和语言。

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范围逐渐扩大，包括了中国历史、哲学、艺术、宗教等方面的内容。

二、汉学研究的内容汉学研究的内容非常广泛，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 语言学研究：对汉语的语法、音韵和词汇等方面进行研究，包括古代和现代汉语。

2. 文学研究：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研究，如《红楼梦》、《诗经》等。

3. 历史研究：对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包括各个时期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等方面。

4. 哲学研究：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研究，如儒家、道家和佛教等。

5. 艺术研究：对中国传统绘画、音乐、雕塑等艺术形式的研究。

三、汉学研究的发展趋势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中国的崛起，汉学研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逐渐增强。

目前，汉学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比较研究：汉学研究逐渐与其他文化进行比较研究，探索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似和差异。

2. 跨学科研究：汉学研究与其他学科的结合日益紧密，如汉学和社会学的结合、汉学和人类学的结合等，形成了多领域交叉研究。

3. 区域研究：汉学研究不仅仅关注中国本土的文化和历史，还关注中国周边地区的文化影响和历史变迁。

4. 数字化研究：随着科技的发展，数字化研究成为一种新的趋势，通过电子文档和数据库等方式进行研究和交流。

总结：汉学研究是一门涉及广泛、内容丰富的学科，它对于推广中国文化、传播中国声音具有重要意义。

未来，汉学研究将继续吸引更多的学者投入其中，并与其他学科进行深度交流和合作，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世界汉语教学的发展现状与特点2010-12-21世界汉语教学的发展现状与特点(1)学习人数迅速增长,教学规模不断扩大,但在多数国家仍属于"非普遍教授语言".(事实上的大语种小外语)几十年来,汉语教学在各国的确发展很快,人数激增.在日本,九十年代,在大学里中文取代了法、德、俄、西等第二外语的地位.全国学习汉语的人数超过一百万.几乎所有的大学都开设了汉语必修课或选修课.在大专院校任教的中国教师有一千多人.据文部科学省03年5月的调查,(03年高中总数5435所,教中文的占8.74%).以某种开设中文课的高中有475所形式学习英语以外的外语学生达4.2万,学习汉语的学生最多,其次是法语和朝郑新培"日本汉语教学的现状及其问题")韩国有近200所大学开设了汉语鲜语.(课程.估计全澳有十万人学习汉语,有近千名教师从事汉语教学工作.就纵向观看世界汉语教学发展的确发展很快,学习汉语的人数也明显增多.是否已达到世界性的"汉语热",学习汉语的人数是否确实达到了3000万,我们需要冷静地分析,周密地调查.如果仅就汉语的现在与过去纵向比,可以说"升温"了,"热"了一些.如果与其他语种进行横向比较,还难以说"热".就学习某种外语的绝对人数来说,根本无法与学习英、法、德、西等语言的人数相比.以美国为例,据80年代末统计,当时在美国学习外语的大、中学生中91%选择西、法、德三大"普遍教授语言",其余被称为"非普遍教授语言"的都包括在9%之中.而汉语、日语、阿语、朝语、东南亚语、非洲语、北欧语等数十种语言一起,只占其中的1%不到.1998年选修中文的大学生约22000人,不足美国大学生总数的千分之二.美国2002年高等院校按学习外语人数(1,397,253人)及百分比的排列是:西班牙语(746,267人)占53.4%、法语(201,979人)占14.5%、德语(91,100人)占6.5%、意大利语(63,,899人)占4.6%、日语(52,238人)占3.7%、汉语(34,153人)2.4%.在澳大利亚的一些小学、中学、大学也都开设汉语课.就中小学学习汉语的人数来说,汉语基本排在印尼语、法语、日语、意大利语、德语的后边.汉语学习在日本、韩国语,乃至东南亚的少数国家,可以说"热",叶匡政陈凯歌把《赵氏孤儿》拍成了一部闹剧,就世界范围还很难说"热".欧洲开展汉语教学的国家虽多,有的国家汉语教学的历史也比较悠久,但除了法、德等国,一般规模很小.非洲、拉丁美洲开设的汉语教学的国家更少,还属于起步阶段.(2)现代汉语的教学日益受到重视,但在很大程度上汉语教学仍附属于汉学,未能成为独立学科.欧洲各国对汉学研究有较长历史(尤其对古代中国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对中国的认识与了解都是从研究汉学开始的.16至18世纪汉学兴起,18至19世纪才逐渐教授汉语,可以说他们有研究汉学的传统,对汉语教学重视不够.纠其原因,一是西方大学教育的传统观念强调"学术性"的文学、文化或历史语言学.被认为不算"智力教育"、重技能训练的语言教学,只能算人文学科的一部分或附属品.另一个原因是很多汉学家自己是通过其母语而不是汉语来研究中国文学、文化的,有的甚至根本听不懂说不出汉语.尤其年轻一代的汉学家开始主张推广现代汉语教学.许多大学开设的中文专业强调培养学生运用汉语的能力.但是,不少欧美国家的大学依然存在重文学轻语言、重知识讲授轻语言技能训练的状况,至今为有根本转变.法国学者白乐桑认为:"汉学界对汉语教学的偏见依然存在,吴尊某些人认为学习语言是一种必经之路,甚至认为是一种负担,而汉学才是唯老婆, 一的真正的重点,才是至高无上的学科.""汉语教学法这一专门学科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吴尊老婆,也没有能在汉学范围里建立自己独立的体系."(3)中文教学的层次、学历教育有所提高,同时向中小学发展的趋势.但大学生的汉语学习起点一般较低,培养高级汉语人才需要较长时间.历史上的今天:中国古书记载不明飞行物苏东坡曾遭遇UFO 2010-12-21鱼儿和水2010-12-21关于UFO的研究任务和研究方法2010-12-21引用世界文明史上的十大惊天谎言2010-12-21UFO科学论坛序言2010-12-21。

京都学派日本学界大都习惯地以东京大学、京都大学两大最早的帝国大学为地域性阵营，将日本中国学区分为东京学派和京都学派。

以1906年京大文科大学成立为标志创立的京都学派。

实际上“京都学派”这一概念，有京都学派、东洋史学京都学派、京都支那学派和新京都学派等几种不同意义上的指代范围和相关概念。

在现代日本学术界，有相当多的汉学家认为最先使用“京都学派”这一术语来指代京都帝国大学的东洋史研究学者群的人是中国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

但存在一定的争议。

在中国学术界，一般把“京都学派”看成是“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简称。

这一理解已经有了十分明显的中国特色。

而且，这一理解也已经影响到了日本学术界。

相应地，中日两国学术界正在逐渐地走向共识。

但是严格地讲，所谓“京都学派”，他有哲学意义和东洋史学意义两大理解。

从概念产生的先后顺序来说，一般认为最先出现的是哲学意义上的“京都学派”，然后才是东洋史学意义上的“京都学派”。

哲学意义上的“京都学派”指的是以京都大学哲学教授西田几多郎和田边元为代表，包括以其思想为基础和与他们有着师承关系的研究日本传统思想及其在现代的转化和发展的一个日本哲学学派。

所谓东洋史学意义上的“京都学派”指的是以京都帝国大学东洋史教授狩野直喜、桑原骘藏和内藤湖南为代表，包括以他们三人的学术观点为基础和与他们有师承关系的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思想和文学的一个日本汉学派。

这一学派的最初名称应该是“京都支那学派”。

在《东洋学の系谱》中有这样的文字说明：“在文科大学（今之文学部）是在第一任文学院长狩野亨吉等人的构想下，以中国味中心的东洋学收到重视。

其后以狩野直喜、内藤湖南为起始的支那学派，与始自桑原骘藏的东洋史学派，形成两大潮流尽力于教育与研究，而形成来自国内外所称之为“京都学派”的精密之风，直至今日。

”当今亦为“京都学派”的学者邱添生先生，对“京都学派”一词的解释为：“乃一非正式的学术名词，系指以日本京都大学为中心之学者的研究，他们奉内藤虎次郎为泰斗，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有深刻的理解，其研究成果在国际学术地位上获有相当高度的评价，甚至说京都学派是日本东洋史学界的主流，亦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