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视角别样的情怀——
论莫言与鲁迅乡土小说的异同
摘要: 莫言和鲁迅都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乡土小说大师，乡土小说在其小说创
作中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于他们对乡土意义理解的差异,使其乡土小说在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呈现出异轨同驰的文学现象。这种因特殊社会时代语境而形成的不谋而合，体现为对乡土爱恨交织的体验和激越而又饱含真情的批判；莫言
与鲁迅乡土小说的和而不同，主要体现在对乡土的寄予情感态度与话语背景上。
关键词:莫言；鲁迅；乡土小说；和而不同
Abstract:Mo Yan and Lu Xun ar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novels of the master, local novels play a decisive role in her novels. But for the different understanding of local novels, the novels show different track with Chi literature phenomenon in the Chinese soci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Agree without prior without previous consultation this formation due to special social context, reflected in the local love hate experience and intense and passionate criticism; harmony but not sameness of Mo Yan and Lu Xun's local novel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hopes of emotion attitude and background of the local discourse.
Key words:Mo Yan; Lu Xun; novels; harmony but not sameness
引言：
在中国文学史上，鲁迅是第一个提出“乡土文学”概念的人。自"五四"新文学诞生，鲁迅先生开创乡土小说以来，乡土情结便成为许多作家取之不完说之不尽的话题。莫言与鲁迅同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乡土小说大师，在乡土小说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鲁迅在理论上阐述了“乡土文学”的含义，而且在自己创作中实践着。因此有人把鲁迅称为最早的乡土作家，认为他“于乡土文学发韧，作为领路者，使新作家的笔，从教条观念拘束中脱出，贴近土地，挹取滋养，使新文学的发展，进入一新的领域”。中国现代文学在他的直接影响下，形成了20
年代乡土文学创作的热潮。莫言则继承并且发展了鲁迅的批判精神，成为新时期乡土小说的杰出代表。2012年日本媒体叹息称中国的乡土文学打败了日本，而莫言则是最为重要的构建者。他以刚建的笔法对新时期的乡土人情进行书写，对家乡的一次次构建中，用其独具特色的莫氏笔法，以一种平民姿态表达着对乡土
中国苦难的体验乃至认同，给读者带来新的冲击和视觉享受。为中国当代小说的多样化发展开辟了道路，直接促进了乡土小说的繁荣发展。
一、乡土小说的概念
文学的作家多是“侨寓京城”，远离乡土，先前有着乡土农村生活经历的赤子。他们怀着对记忆中故土的依恋，不断做着遥远而深沉的故乡梦“乡土文学”，这一概念是鲁迅总结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文学成就时提出的。与此同时，茅盾用“农村小说”概念总结了这时期的文学。三十年代初，鲁迅曾根据当时赛先艾、王鲁彦、许钦文等文学研究会一批青年作家的创作某些特点，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里最早使用“乡土小说”来称呼这类作品，并立即为文学界所接受。鲁迅在这篇序言中写道：“赛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在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1]钱理群等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给了现代乡土小说如下定义：所谓“乡土小说”，主要就是指这类靠回忆重组来描写故乡农村(包括乡镇)的生活，带着浓重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的小说。[2]
从外扩讲，指称为“乡土”类的小说或“农村”类的小说, 都是以农民、乡村和土地为写作对象的。“乡土”类的小说靠回忆重组来描写故乡农村的生活，带有浓重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这里的“乡土”侧重于心态、情绪、精神层面, 更富艺术色彩。“农村”类小说表达的是作家对农村和农民的关切与关怀，与现实生活痛痒相关，因而更具情感性。
二、莫言与鲁迅乡土小说的同构性
(一)浓厚朴实的乡土情结
人从来都有归属感和回归感的。每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对自己的乡土人物有绵绵无尽的眷恋之情。而同样这种乡土情结也深深地灌注到中国文化之中，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莫言，当代颇具创作个性的乡土作家，其乡土小说在表现乡村精神和借鉴乡村文学形式方面，做出了非常有意义的努力，他所奉献的带有强烈自在色彩的“高密东北乡”世界，是一个真正本土化的乡村世界，他所表现的是真正的中国乡土文化和灵魂。莫言的作品大多是以故乡
为背景来描写乡村生活的,乡土小说应该是莫言小说新时期的主要阵地。他把自己的各种感情潜移默化的在这片土地上尽情渲染。
莫言的乡土小说最为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作者以一种平民姿态表达着对于乡土中国苦难的体验乃至认同。在这个世界里，虽然他是一个弥漫乡土气息的导演，但他饰演着各种角色，他品尽各种滋味。他总是用一种浅近的语气去探究这片土地，去亲身体验着乡村的苦难和故土的悲壮,直接抒发身临其境者的情感。他在笔下不对落后加以诟病,也不会把乡村故土当作梦想天堂一般欣赏向往。读过莫言小说,能够深深体味到其中的浓郁乡土气息,尤其是对故土的多彩描述,更是深深吸引着人,而这种氛围则来源于莫言对故乡的复杂情感。或者更确切地来说，你可以在字里行间清晰地闻到东北高密县那股涩涩的土地气味，以及空气里混杂的那种原始的激昂。故乡在他的身上和作品中都深深地烙上了印记,对于这片他付出了辛劳、汗水,却如此贫瘠、干涸的土地,莫言曾经试图摆脱它的烙印。莫言的文字脱不开浓烈的民间色彩，虽然莫言一再强调“高密县”早已经成为一种符号，而存在的理由，恐怕便是其背后色彩恣肆的“乡土”。莫言把它归于一种宿命。
有作家说:“莫言的小说都是从高密东北乡这条破麻袋里摸出来的”,这一讥讽被莫言视为最高嘉奖。“回到了故乡我如鱼得水,离开了故乡我举步艰难”。在他看来,写作是寻找失去的故乡,而作家的故乡并不仅仅是指父母之邦,而是指童年乃至青年时代生活过的地方。这地方有母亲生你时流出的血,这地方埋葬着你的祖先,因此它是你的血地。莫言认为,故乡情结、故乡记忆毫无疑问是一个作家的宝库,原因在于:第一,故乡与母亲紧密相连;第二,故乡与童年紧密相连;第三,故乡与大自然紧密相连。这时的故土，在真正意义上已成为莫言创作上心灵的“根据地”，也标志着在乡土情感上，作家已找到精神的家园，在关于乡土的记忆中，作家不再流浪。这时的莫言，对乡土的认识已不再是初登文坛时单纯的咏唱与后来的一味的感伤，而是带着一种理性的成熟的眼光，闪现着坚定、自信和豁达，这标志着作家乡土情感的成熟。然而，当现代文明的浪潮汹涌而来，乡村是应该顺应潮流而变革还是继续墨守传统，对作家来说却成了一个两难的问题。而在莫言看来,民间是一个巨大的话题,可以把它简化为作家的创作心态问题,其中的一个方面就是为什么写作。针对功利化的庙堂写作(文学为政治、为人民服务)和准
庙堂写作(为老百姓的写) ,莫言打出的旗号是作为老百姓写作,这是一种低调写作,淡薄功利,不把作家自己抬举到一个不合适的位置上,不去担当道德的评判者、教化者,放弃居高临下、高调批判的知识分子立场,保持民间心态,保持老百姓的立场、思维和方法。因此,真正的民间写作,作为老百姓的写作,也就是写自我的自我写作。民间写作,我认为实际上就是一种强调个性化的写作,什么人的写作特别张扬自己个人鲜明的个性,就是真正的民间写作。
而绍兴纯美情韵的鲁迅青少年时期的浙东乡土生活在心灵中的碰撞与融汇，产生了强烈的“乡土情结”。绍兴是有着浓郁文化氛围的江南水乡，“绍兴师爷”名扬天下，是个“千岩竞秀，万壑争流“的名胜之地。鲁迅乡土小说的环境都以海边水乡为背景，在《社戏》里描绘了飞一般的白篷航船，月色朦胧下起伏的连山，两岸碧绿的豆麦夹杂着河底水草散发出来的清香，《社戏》中还描写了农村农民和小朋友的好客，双喜、阿发等小朋友的热情、天真；六一公公憨厚、纯朴，揭示了他们心灵之美，农村的古朴之风，农民的憨厚之气，镶在鲁迅幼小的心灵上，留在鲁迅美好的记忆里。总之，乡野的田园风光、民间社戏，那种近乎“仙境”般的表现真是令人陶醉，引人遐想，把读者领到江南水乡月夜的境地。在《故乡》里把少年闰土融进浙东海滨绚丽的画面里，神奇美妙、传神、动人、可爱，也只有诗那般的环境才能映衬出童心的那份绝假存真，稚气的温暖与慰籍。这对其后来的乡土文学创作有特殊的意义，在作品中寄托了他对故乡的深情。于是我们在鲁迅的回忆性文字中看到，乡野的田园风光、民间社戏，得到近乎“仙境”一般地表现。但这似乎又作为一种陪衬，力透纸背的凸现的是那些“目不识丁”的农家伙伴淳厚、诚挚、善良的品德。鲁迅缘此而感受到未失童心、稚气的温暖与慰籍，在他的心灵中竟一直保持着诗的魅力。鲁迅对故乡的爱、对农民的爱全都倾吐在字里行间，饱含在对浙东故乡的风土、人情、农民生活的描绘和刻画上，这在他的作品中都有直接的展现。
风土人情是鲁迅乡土文学的常见主题。鲁迅的《孔乙己》、《阿Q正传》、《药》、《风波》、《故乡》、《离婚》、《社戏》、《祝福》、《在酒楼上》等作品的取材都是绍兴一带农村和小集镇的生活；所选择的地点——鲁镇、未庄、庞庄、S城、咸亨酒店也是绍兴一带农村和小集镇的化名。[3]作者依据故乡生活的经历“复制”了一幅幅栩栩如生的风景画、风俗画和灰色的世态画。“按照绍兴习俗，凡是出嫁
的女儿。如果还未当家，夏季大抵可以回家去消夏。”这一习俗在《社戏》中作者有具体的交代。浙东农民习惯认为拆掉灶台是对人的一种最大的侵犯与侮辱，因为民以食为天，把人家吃饭的家伙都给毁了，那便是天大的冒犯。描绘的风俗画，不仅成为人物的典型环境，而且成为一个社会的缩影。《孔乙己》中曲尺形柜台的不同格局和长衣衫、短衣帮不同的喝酒方式，不仅反映了浙东小镇酒店的乡土风韵，而且充分地显示了农村穷、富两个阶级的对立。鲁迅往往把绍兴一带的小酒店和茶馆作为小说人物活动的场所。若非少年时代耳濡目染，很难凭空构造出这样的生活环境，同样也是鲁迅少年时期乡土生活的写照，故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深深的“刻”在鲁迅的记忆中。总之，小说中的景色描写是作者童年生活的再现，更是鲁迅的“乡土情结”淋漓尽致的展现。
(二)人的文学：关于人的批判小说
鲁迅出生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 内忧外患, 民族贫弱,。从小弃医从文，怀着爱国之心和拯救民族的愿望, 将自己的全副心灵投向了广袤的土地。鲁迅少年时候起就亲近下层人民，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和了解农民的生活。鲁迅一生都把他与农村小朋友这种朴素真诚的关系当作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关系而怀念着，描写着，有大量的文章关于这些感情的表露。作为五四新文学主将的鲁迅, 从一开始就高扬“人的文学”大旗,寻求着健康人的生存形式。他经常考虑的“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 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 它的病根何在? ”等问题,归根结底是关于人的问题, 即中国人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在鲁迅看来, 人生问题最重要的是人们对待生活的态度以及对人的精神、价值的理解等问题。因此, 鲁迅认为对于下层受压迫民众来说, 首要的问题是去改变他们被封建传统观念所禁锢的精神世界,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 进而使他们得到正常、健全的发展。我们同样发现, 这两位乡土作家, 呈现于我们面前的乡土图景虽然完全不同，但是关注那些与自己血肉相连的同胞，却是相同的。鲁迅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以深切关注人生、启蒙主义和疗救病苦为目的, 孜孜不倦地批判和拆解着破旧的历史。
而当代作家莫言表示，文学发端于事件但要超越事件的关键在于，“小说家在写作时，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我在写作《天堂蒜薹之歌》这类逼近社会现实的小说时，面对着的最大问题，其实不是我敢不敢对社会上的黑暗现象进行批
评，而是这燃烧的激情和愤怒会让政治压倒文字，使这部小说变成一个社会事件的纪实报告。用多元视角展现对人性的反思。与同时代作家着重从人的生存状态出发揭示人性之恶不同，莫言更加关注对人的精神层面的挖掘，通过对原生状态下个性生命的张扬，展示人性之美、人性之恶。这就有效地填补了先锋、新写实小说家在表现社会、生活对人性的压抑与束缚时所表现出来的只重物质不重精神的缺陷。站在民间立场上的莫言从来不曾把二元对立的模式作为评判人物的标准，他的作品充分显示出民间文化形态的藏污纳垢性。他作品中的人物，大都是不带任何标签的活生生的人，既有善的一面又有恶的一面。在他的笔下即使是赵甲这样的刽子手也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一方面他对赵小甲充满了慈父般的柔情，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红高粱家族》中的我爷爷是一个“土匪英雄”，他身上土匪习气和英雄气概兼而有之，既是一个打家劫舍、杀人越货的土匪，又是一个敢做敢为、重情义、讲义气的英雄好汉。如果在传统革命历史小说中，他充其量不过是一个被收编改造的对象，但是在民众的眼光中，他的杀人越货、抢占民女也被看作是他对生命的一种自由而富有诗意的挥洒，通过这些活生生的人来表现人的本质正是莫言文学创作的追求。小说家在写作时，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的人都当做人来写。[4]莫言小说重要的特色就是民间立场，坚持写人是为了人，揭示是为了更好更强大的站着。多年来，他的一系列乡土作品都没有离开他的故乡——山东高密县里那个充满荒诞、愁苦而又朴实的山村。作为一位作家，一位寄予自己无限使命的歌者，他以积极的态度, 为改变乡土面貌进行过不同方式的努力, 这种相通形成了两位作家精神上的血缘关系。
三、莫言与鲁迅乡土小说的异质性
(一)各具特色的写作特色
作为当代乡土小说的先锋作家，莫言在写作手法上有着独特的方式。“创作者要有天马行空的狂气和雄风。无论在创作思想上，还是在艺术风格上，都必须有点邪劲儿。”[4]莫言在《天马行空》中这样讲到。由于受文学理论领域笼罩着浓厚的西方情结的影响，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对当代中国作家产生了巨大影响。莫言是我国新一辈极具活力的作家之一。他早期的作品描写童年记忆的乡村世界,表现独特的生命体验。莫言深受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构造独特的主观感
觉世界，塑造神秘的超验的对象世界，给人以“先锋”色彩。莫言是新时期以来极具个性的小说家，写作风格素以大胆著称。其作品充满了神秘、诡异、朦胧、空灵的氛围。在此基础上，他又不自觉地开掘民间的创作源泉，把自己得天独厚的语言艺术，深深扎植于高密东北乡的民族土壤里，广泛吸收了民间文化的生命元气，叙述了“高密乡”的悲欢离合。[5]在创作特色上，他用具有穿透性的语言、天马行空般的叙述。对中国历史、现实、社会、人性等进行个性化体验。并融合西方现代派。尤其是魔幻现实主义来表现东方古老民族坚强而又懦弱、伟大而又卑微的品格，给人以耳目一新的陌生感与惊奇感以及悲剧的美。他的创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丰富的想象能力、多角度叙述结构、灵动活泼而变化无穷的语言等，丰富多彩的艺术手法使作品新颖变化，颇具特色。
在莫言的乡土作品中,幽默的叙事与沉重的悲剧内容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和叙事张力,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力和艺术感染力。幽默的语言和情节在表现出作家睿智的同时,也流露出作家对人生、对现实和历史的笑的审判,他用喜剧的形式表现着悲剧的内涵,并取得了笑笔写悲,倍增其哀的艺术效果,显然,笑的背后隐含的是对现实更为真实和深刻的揭示。我们在读这些作品的过程中,往往一方面享受着感官的冲击和阅读的愉悦畅快,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为个中的悲剧内涵所震撼,甚至不免油然而生沉重和隐痛。[6]
而作为近代文学史上的先驱，鲁迅先生的沿用与自己性情相宜的手法，写出了众多堪比美仑的乡土文章。鲁迅先生是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他的文章特别是他的小说给后人们带来了一笔宝贵的财富。鲁迅先生的小说具有鲜明的阶级观念、生动的文学性以及丰富的艺术特点。鲁迅小说的艺术特点首先在于真实。鲁迅先生主张文学创作用“白描”的手法，也就是主张文字简练单纯，不加渲染烘托。但这里的简练并不代表简单，而是用一条条细线勾勒出事情和事物的真实面貌。比如说在《祝福》中，小说一开头写“送灶的爆竹”，这既是点了“祝福”的题，同时也表现了鲁镇当时浓厚的节日气氛。鲁迅先生曾说，作文章要有真情，去粉饰，少做作，勿买弄。而在其作品中所展现出来的生活场景、水乡风情、民俗风貌、城镇景致、人物的言行姿态，确实像生活本身那样真实、自然、使人犹如身临其境。
鲁迅先生也十分擅长于发掘蕴涵深刻社会意义的生活片段和生活场景，来集
中突出地展示人物的性格和命运。在他的大多数作品中，并没有对人物的生平作过详细的描绘，甚至不注意故事情节的完整性。通常在人物出场的时候来一段外貌描写，像《孔已己》中的“孔已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他身材很高大；青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带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胡子……”寥寥数笔，就使读者对孔已己有了一种大致的印象。接着通过情节的发展使人物的性格和命运与原先的印象相互叠加。于是乎一个生动的人物就诞生了。鲁迅小说的这个艺术特点，使这些短小的篇目得以展现出更加丰富的社会内涵，达到了良好的艺术效果，给予人们强烈的艺术感受。
鲁迅先生擅长用“画龙点睛”的手法描写人物形象，运用具有特征性的细节刻画人物的性格。像《药》中用夏瑜被狱卒打了嘴巴反而说打人者可怜的细节，突出了革命者夏瑜大义凛然的品格。又如《阿Q正传》用阿Q被闲人们打了，说是“儿子打老子”或是认为“自己是能自轻自贱的第一人，除去这‘自轻自贱’便是‘第一人’了”等等细节描写，鲜明地表现了阿Q自欺欺人的性格特征。[7]鲁迅先生用“画龙点睛”的艺术手法，使人物形象更加鲜明生动，使小说的内涵更加明白无误，令人难以忘怀。
有的作品鲁迅先生运用冷骏的笔调，用来批判当时的封建思想和黑暗的社会。像《狂人日记》从头至尾就是写“我”自思有人要吃自己，把“我”对生活的感受和心理幻觉杂糅一体，用人物自叙的方式“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有的作品鲁迅先生运用了诙谐风趣的笔调，用来反映出当事人的愚昧无知，也使小说更吸引人，让小说的现实意义更大。《阿Q正传》中的阿Q一无所有，靠打短工度日。但社会的沉重压迫和剥削，使他时时处于生存的危机，受尽欺凌。他用“精神胜利法”来自我安慰。鲁迅先生在小说中对阿Q的精神胜利法有十分精彩的描写。通过这些风趣的描写，将阿Q的自我安慰、自欺欺人、自轻自贱写得淋漓尽致，令人称快。
鲁迅先生创作小说意在描写“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这些作品真实地描绘了当时社会的生活状况，揭示了种种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对封建制度及陈腐的传统观念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彻底的否定，表现出对民族生存的浓厚的忧患意识和对社会变革的强烈渴望。而鲁迅先生写作的手法和艺术特点都为其小说反映他要表达的东西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二)艺术风格上写实与虚意结合的手法
自“五四”新文学以来，乡土文学创作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审美形态。一种是以深邃的哲学文化批判意识，对农民病态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审视；或以深切的人道主义，同情、揭示农民的悲苦命运；或是以高涨的政治热情，反映农民群众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的生活道路，具有强烈的理性精神和深刻的写实风格。另一种是以对古朴的乡土宗法社会中和谐的人际关系的向往之情，着重表现自然的人情、人性，具有浓郁的诗情画意与平淡和谐的田园诗风。这种写实与写意的艺术风格，构成了乡土文学的两极。鲁迅与莫言就是这两种风格的典型代表。
鲁迅是抱着启蒙主义的目的来做小说的，基于启迪民众、解剖人性为出发点，他把农民作为文化批判的载体，批判他们的文化心理弱点，关心他们的命运，并从农民的命运中进行深刻的社会批判。在他的创作中，采用较多的是写实的手法，当他要较为直接地表达对现实的感受时，通常是取生活本来的形式，包括人物、情节、细节的真实。
因为他写作的目的是为了“揭出痛苦”，“引起疗救”，所以他的写实更多的是对传统文化的怀疑、批判、否定的写实。在《狂人日记》中对阿Q“奴性”性格的展示，就是通过对人物在事件中的言行、举止、思想的客观真实的描写显现出来的。
与鲁迅侧重写实不同的是，在莫言的历史叙述中,乡土呈现为光怪陆离、精彩纷呈、灵性飞扬、魅力四射的神奇世界,这个民间传奇世界超越于阶级、政治、战争等宏大叙事之上,其原始的自由精神、野性激情迸发生命的活力,令人心驰神往,这是莫言对乡土小说的最大贡献，他使乡土小说插上了来自民间的自由想象的翅膀。莫言追求宁静和谐的审美理想、平淡冲和的审美趣味，他的乡土小说喜欢描绘清新明快的田园风光，展示人性人情的温和与美好，给人以欢乐幽恬之趣。莫言笔下的“八年抗战”、“十年浩劫”几乎都不乏喜剧因素。悲壮激烈的战场上、伤痕累累的困苦中的“欢乐”是不可多得的，正如沙漠中的绿洲之难能可贵。
莫言正是善于抓住大悲剧中的喜剧性因素，用艺术的显微镜观察之，用艺术的放大镜放大之，最后投射到“小说”这个屏幕上的画面，其喜剧、悲剧性质就模糊不清了。《透明的红萝卜》如此，《苍蝇》、《门牙》如此，甚至《高粱酒》也如此。莫言说：“写痛苦年代的作品，要是还像刚粉碎那样写得泪迹斑斑，甚至
血泪斑斑，已经没有多大意思了。即使在温饱都没有保障的情况下，生活中也还是有理想的。莫言所采取的是一种举重若轻的叙事策略,一种倾向致力于把语言变为一种像云朵一样,或者说得更好一点,像纤细的尘埃一样,或者说得更好一点,像磁场中的磁力线一样盘旋于物外的某种毫无重量的因素。这种叙事技巧,使得作家的想像力和创造力得以充分的解放,使话语能够在轻与重之间自如地表达。这种处理在我看来并不仅是一种叙事上的技巧,而且是作家深邃洞察力的体现,是作家独特的审美观念和审美理想的折射当然，这种欢乐和理想都被当时的政治背景染上了奇特的色彩，我觉得应该把这些色彩表达出来。”[8]又说：“生活中是五光十色的，包含着许多虚幻的、难以捉摸的东西。生活中也充满了浪漫情调，不论多么严酷的生活，都包涵着浪漫情调。
结语：
莫言与鲁迅从属于自己的独特视角透视乡土中国,解读乡土文化，使创作的表层结构呈现出丑美对立的艺术世界。鲁迅为了重建民族新我更好的认识民族旧我，因而大力批判传统文化的劣根性，以唤醒民众；莫言为了重造民族品格，因而大力表现民族文化的劣根性，以唤起人们的“自尊心与自信心”。无论是解构还是建构,无论是写实还是写意，都显示着两位乡土大师救助人类的博爱之心和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尽管视角不同，却有异曲同工之妙，殊途同归之效。同时，他们在乡土文学上的成就对现代文学史所彰显的意义更具有永恒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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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鲁迅《野草》的象征主义色彩 【关键词】，《野草》，象征主义 “五四”新文学运动初期，文学革命的先驱们对中国传统的旧文学给予了较为彻底 地批判，并普遍地借鉴外国文学来建设中国新文学。，当时几乎所有的文学革命倡导者和参与者如鲁迅、刘半农、胡适、周作人、沈雁冰、郑振铎、瞿秋白、田汉等都 译介过外国文学作家作品。《新青年》、《小说月报》等影响较大的刊物还定期介绍外国文学作品和文艺思潮的动态。，在“五四”以后短短的几年里，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各种文学思潮、流派及其有关的哲学思想都纷纷引进中国如现实主义、浪 漫主义、象征主义、人道主义等都在不同范围产生过各自的作用和影响。 这种世界文学上罕见的文化冲击，打破了中国文学长期闭关自守的状态，推动了中国文学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上都得到了全面的发展，为新文学是生长和成熟浇灌了新的养份。 当然对于西方各种文学思潮、，流派，特别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的某些内容不是全盘地吸收而是有选择、有鉴别的吸收、消化和扬弃来建设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从 而使这种文化得到发展、创新。如郭沫若的《女神》明显地受惠特曼影响周作人“平和冲淡”的小品文也浸润着英国随笔散文的某种痕迹，鲁迅不仅参照了外国近代小说的体式，而且在现实主义手法的基础上又充分吸取了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等多种艺术手法写下了《狂人日记》、《野草》等中国现代小说、散文诗的奠基性 作品。散文诗《野草》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象征主义散文诗的开山之作。因此要深入解读《野草》领略象征物的深刻内涵就应深入解剖象征主义的表现手法 探寻《野草》象征主义的根源。 一
象征主义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出现最早、，影响最大的文学流派。，它认为诗应以自身 为目的表达令人难以捉摸的幻觉并通过暗示、梦幻、隐喻等多种手法来揭示个 人主观的内心世界。，它的理论主张和艺术实践为整个现代主义运动奠定了基础，对 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它兴起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法国1886，年法国青年诗人莫雷亚斯正式提出“象 征主义”这个名称并发表了《象征主义宣言》,提出反对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 宣称要取消现实在文学中的地位,而代之以写内心世界:，“，象征主义诗歌作为 ‘教诲、朗读技巧,不真实的感受力和客观描述’的敌人,它所探索的是:赋予思想 一种敏感的形式,但这形式又并非是目的,它既有助于表达思想,又从属于思想。同 时,就思想而言,决不能将它与其外表雷同的华丽长袍剥离开来。，因为象征艺术的基 本特征就在于它从来不深入到思想观念本质。因此,在这种艺术中.自然景色,人类 的行为所有具体的表象都不表现它们自身,这些富于感受力的表象是要体现它们 与初发的思想之间的秘密的亲缘关系。”【1】 到，20，世纪，20，年代象征主义出现第二次高潮通常称为后期象征主义。这一时期 的象征主义传播到了欧美各国，甚至影响到世界各地。，象征主义成为了第一个影响 深远的国际性现代主义文学运动。 象征主义之象征，其含义本身就是以一事物暗示另一事物，尤其是指用可见的表面 物象隐喻不可见的深层次理念。它作为一种现代主义的文学流派,有着自己是理论 基础、文学主张和特定的艺术风格。 象征主义以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尼采的权力意志论、，柏格森的直觉主义为理论基础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唯意志论和直觉主义。，他们认为客观世界是不可知的，只有主观 世界才是真实的，客观万物不过是主观精神的种种暗示和象征。，象征主义主张诗歌
论鲁迅小说中“死亡” 每个作家者有独特的关键词，鲁迅也例外。鲁迅的关键词基本上都有暗藏在他的两篇重要的序言之中：《<呐喊>自序》（1922）和《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阅读两篇序言，我们发现由这些关键词：寂寞、忘却、死、沉默、隔膜、无聊、麻木等组成了一个意义错综的网络。在其中，死是一个中心纽结。可以说，“死”之于鲁迅，犹如“审判”之于卡夫卡，“瘫痪”之于乔伊斯，是关键词关键词。在具体的作品中，这个词被溶解和浓缩，派生出一系列与之相关的词，这些词围绕着它进行向心——离心的旋转或扩延。 一、反讽是解读鲁迅关键词的一个最佳出发点。 值得注意的是，序言本身就是两个反讽式的陈述。词语互相说明着有不断破坏着彼此的词典意义，以至于它们超越了序言的散文性的实用意图而具有诗的价值。鲁迅曾说自己的习性不太好，“每不肯相信表面上的事情”。我们不妨把他的话转化一下：他不肯相信某个辞的字面意义，尤其是那些有着好名称的词的字面意义。如果说，反讽带有“表里不一，似是而非“的性质的话，那么，鲁迅本人的怀疑气质和反讽的性质具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换言之，他的气质构成了他的文体的始基，造就了反讽式的叙述策略。 在鲁迅的小说中，我们到处都能发现反讽的杰出运用。美国学者帕特里克·哈南认为，反语（即反讽）是鲁迅小说第一个，也许是最显著的特点。在这个大的语境之内，鲁迅的词语必然“充满意义”或同时并蓄数种意义。反讽离字面意义最远的距离最偏的角度突破常用语言
的规约，赋予词一种敏感和适应能力，授予词性的奇异和含混。 借助反讽，鲁迅成功地抵抗的伪抒情主义。伪抒情主义是浪漫主义的一种病态发展。五四时期流行的抒情小说，有很多大用大量空洞华丽的同义词镀饰出来的“半成品”。在这样的作品里，词语只能承担扁平的意义，而在鲁迅这里，词语经过反讽的“淬火”工序之后，经的起“经验的复杂性和矛盾的考验”。 二、出于对死亡的憎恨，鲁迅写出了死亡——肉体的死亡和精神死 死亡。 鲁迅一直被死亡意念所缠绕。他一生都在感受触摸和思考死亡——它的恐怖、它的寒冷和它的无所不在。他在死亡的阴影下成长——祖父因为科考贿赂而被判了“死缓”，父亲忧愤成病，久医不愈。于是，同死亡争夺亲人就成了周家人的日常生活，也就成为鲁迅早最深刻的记忆。 他在死亡谣言的追击下求学南京——“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便以为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是将灵魂卖给鬼子……”在这里，“走投无路”意味着绝境，而“灵卖给鬼子”意味着与“鬼”为伍。所以，在鲁迅的亲人看来。他的“走异路，逃异地”就等同走不归的死路。实际上，逃出家乡之后，鲁迅再也不能“回家”了。隐喻层面上来讲，他的确把灵魂卖给了“鬼”—摩罗。摩罗是“挣天抗俗”魔鬼，是“国民的公敌”，是令一切正统意识和识时之彦畏惧的化身。但是，在黑格尔看来，摩罗却是历史前进的杠杆；在鲁迅看来，摩罗是“旧弊之药石”新生之津梁“，也即中国历史惰性的解毒剂。
内容摘要：莫言是当代文坛上的重量级作家，其作品在言说的气质上具有异质性：以民间立场消解官方话语，凸显自由意志以颠覆压抑人性的文化传统，以土匪形象解构典型英雄。为了达到言说的目的，莫言运用了多种艺术手段，并在感觉与语言、人称与视角、声音与色彩、文体与结构等的综合使用上具有探索性与实验性，尤其以站在民间立场的写作引人关注。如此手段的运用，虽然给莫言作品增色不少，但也产生局限性的瑕疵。本文试从叙述的异质性、多种手段的运用及二元对立的局限等方面浅析莫言小说的叙述特征与得失。 关键词：莫言；小说；叙述；特征 Abstract：Mo Yan is a heavyweight writer in the contemporary literary world, his works reflects on the temperament of the heterogeneity: the official discourse digests civil position, highlight the repression of free will in order to subvert 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humanity, deconstruct the image of a typical hero with regard to the image of bandits .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his works, Mo Yan uses of a variety of artistic means , and in perception and language, person and perspectives, sound and color, style and structure , Mo Yan is doing a revolutionary and experimental, especially the writing of folks position draws people’s attention. The use of such means, although the adds much color to the works of Mo Yan, also produces the limitations of the drawbacks . I will try this article from the accounts the heterogeneity 、the integrated use of various means as well as the limitations of binary oppositions to analyze the features of Mo Yan's narration and gains and losses of his works. Key words : Mo Yan ; novel ; narration ; features
莫言作品赏析 莫言简介： 莫言男，原名管谟业，1955年二月生于山东高密，童年时在家乡小学读书，后因文革辍学，在农村劳动多年。1976年参军，任战士、政治教员、宣传干事。曾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和鲁迅文学院研究生班学习。1981年开始发表小说诗歌文学作品，著有《莫言文集》五卷，长篇小说《红高梁家族》、《天堂蒜薹之歌》、《丰乳肥臀》、《酒国》、《红树林》、《檀香刑》，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红高梁》、《牛》，短篇《拇指铐》等。1997年转业到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日报》报社工作，并为报社的影视部撰写连续剧本。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他是中国新一辈极具活力的作家之一。自八十年代以一系列乡土小说诗歌文学作品崛起。虽然早期被归类为“寻根派”作家，但其写作风格素以大胆著称，小说中总是充满进攻型的语言。例如成名作《红高粱家族》里，不断出现的血腥场面中充满着强烈的感情控诉，但在“屎尿横飞”的场景之间，其实正是演义着一段现代革命的历史。故事中那片广袤狂野的高粱地，也被描绘成一个把历史、传统、城乡纵横交错的辽阔炫丽空间。 在经历《红高粱》的写作高峰后，继续寻求突破，创作了大量中短篇小说诗歌文学作品《金发婴儿》、《爆炸》、《欢乐》、《红蝗》、《筑路》、《雨中的河》、《流水》、《弃婴》、《猫事荟萃》、《玫瑰玫瑰香气扑鼻》及数部极具份量的长篇小说，不少小说集如《红耳朵》及《传奇莫言》亦先后在台湾推出。由于童年大部份时间在农村度过，自谓一直深受民间故事或传说影响，故乡高密的一景一物就正是他创作的灵感泉源。小时在乡下流传的鬼怪故事，也成为他许多荒诞小说的材料。《十三步》中出现了神秘的南美洲魔幻写实，描写一个人的“变身”，以华丽的语言带出一浪接一浪的神秘。《酒国》则以充满浪漫色彩的描写，绘划出一个盛产名酒地方的故事。《红树林》实现了小说题材的时空转换和创作方法的探索更新，是对自己的一大超越。 千言万语，何若莫言！莫言自谓“莫”言，笔下却是千言万语。不论题材为何，他那滔滔不绝、丰富辗转的词锋，总是他的注册商标。这大约是小说家自嘲或自许的游戏了。 《檀香刑》
本科毕业论文 论文题目：论莫言小说的语言特色 指导老师：涂成林 学生姓名：范志丽 学号：44741412220025 院系：网络教育学院 专业：汉语言文学 写作批次：2015年秋
原创承诺书 我承诺所呈交的毕业论文是本人在老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据我查证，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若本论文及资料与以上承诺内容不符，本人愿意承担一切责任。 毕业论文作者签名：__ 范志丽 日期： 2015年 12 月 12日
摘要...........................................................................................................................I Abstract (Ⅱ) 一、语言的修辞手法灵活多样………………………………………………………………………………… 二、语言风格幽默诙谐………………………………………………………………………………………… 三、语言色彩丰富，抒情自然………………………………………………………………………………… 四、语言色彩丰富，抒情自然………………………………………………………………………………… 五、狂欢化、变异化的语言结构……………………………………………………………………………… 六、乡土气息浓厚……………………………………………………………………………………………注释………………………………………………………………………………………………………………参考文献…………………………………………………………………………………………………………致谢词……………………………………………………………………………………………………………
浅析鲁迅小说中的“我” 鲁迅是喜欢用第一人称进行叙述的一位大家。在鲁迅小说中有大量的“我”，如《一件小事》中有“我”，《社戏》中有“我”，《孔乙已》中有“我”，《祝福》中有“我”……这些“我”是不是就指作家自己呢？对于这个问题，大家普遍认为：鲁迅作品中的“我”并不就是鲁迅本人。那么，既然不是鲁迅先生本人，是不是就是鲁迅先生编造的人物形象呢？鲁迅先生为什么在小说中喜欢用第一人称“我”，有没有其他的用意呢？ 笔者认为，鲁迅在小说中大量塑造“我”的形象，不但是叙述方式的需要，更是内容表达的需要。 在小说创作时，作家必须考虑一定的叙述视角，也就是说作家表现生活时，要考虑到叙述的角度，考虑到表达的方式，即通过什么样的角度、在怎样的视力范围内来反映生活。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叙述观点是传统小说的基本叙述方式。作家虽然不是事件的参与者，但却是一个“知情的旁观者”，处于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地位。一切事件、各种人物都可以被作家收摄、检视，它好比是作家的一个踞高临下的广视角镜头，可以任意地扫描一切，观察一切，突现一切。这种具有广视功能的叙述观点，对作家表现生活来说无疑是十分方便的，因为它便于冷静而客观地刻划人物，观照人生，尤其适合于中长篇小说组织规模宏大的社会内容。我国作品大多采用了这种全知全能的第
三人称叙述方式。 但如果仅仅使用这一种方式，尤其是短篇小说，形式就会单一和板滞；由于缺乏视角的变化，容易流于平铺直叙；如果把握不好，还会影响作品的真实感。这就要求有时也需变换叙述的视角。 用第一人称叙述观点的主要优点在于缩短了叙述人、作品人物及读者之间的感情距离，增强了小说的亲切感和真实感。把叙述人“我”直接摆进作品的环境，有时甚至介入事件的矛盾冲突之中，能便于作家选择和调整最佳视角，便于渗透叙述人物的主体意识、主体情感，为深入刻划人物心理活动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提供了方便。这样作家可以淡化作品里需要淡化的某些成分，强化某些需要强化的成分，增强作品的主体思辨色彩和抒情氛围。 鲁迅先生就较好地通过突破单一的“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小说模式，变换叙述观点，运用第一人称来叙事，增强了小说的亲切感与真实感，较好地反映了自己的思想意识，抒发了自己的思想感情。 《孔乙已》中的那个“我”——二十二岁的小伙计，因为样子“太傻”和没有学会弄虚作假的那套市侩的生意经，不但遭到了掌柜的苛责，而且也受到了主顾们的歧视，因而，只好专管温酒这一单调而无聊的职务。小说正是以“我”来作为历史的见证人，写了孔乙已的穷困、痛苦及死亡；又以“我”的生活的刻板及在“只有孔乙已到店，才可以笑几声”情况，进一步显示了孔乙已沦落为“使人快活”供人奚落的材料的可悲。“我”虽然不象咸享酒店的一帮人那样把孔乙已当作嘲弄的对象，但在大家嘲弄孔乙已的时候，“我”也“可以附和着笑”，也只有
尼采激情理论对鲁迅文学创作的影响 周晓平 收稿日期:2006-10-17 作者简介:周晓平(1968-),男,江西泰和人,广东嘉应学院中文系讲师,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 (嘉应学院中文系 广东梅州 514015) 摘要:十九世纪末的西方尼采与二十世纪初的中国鲁迅,历史为他们找到了一个最好 的结合点。尼采思想与鲁迅的文学性格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 关键词:尼采思想 鲁迅 文学性格 反叛与批判 中图分类号:I 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4580(2007)02-0081-(04) 如果说20世纪爱因斯坦是科学创新的典范,那么尼采就是西方思想创新的源泉。尼采的一生由读书、教书、写书构成,其中大半生在学校度过,所以他对个中的甘苦、利弊深有感触。在他的著作中处处可见对旧传统体制的批判和对创新模式的构思,可以说尼采不仅是伟大的哲学家,也是具有真知灼见的理论教育家。尼采的现代主义哲学理论充满了创新的激情和活力,它是现代主义文艺的思想基础。他的理论深化渗透到我国现代文学思潮领域,它对中国作家的影响,不仅表现在某些文艺观点和某种艺术手法上,而且渗透在中国作家的思想里,并侵润到他们文化性格中去了,而其中表现突出的就是尼采之于鲁迅的深刻影响。 一 上帝是两千年来西方世界最神圣的偶像,但是尼采向人们宣布“上帝死了!”西方人必须自己担负起责任,独自走向创造之路。如果不是他首先告诉人们“上帝已经死了”,那么各种荒诞不经的道德禁律和宗教骗局将牢牢捆绑着人们,将人们的创造意识控制到最低限度。从哥白尼、伽里略的遭遇我们即可窥见一斑,即使近代科学的始祖牛顿也不得不将第一推动力归功于上帝。自从尼采之后,西方的思想文化界就打开了千年的闸门,创造的洪流滚滚而下,各种新思潮和新学派像雨后春笋般蓬勃而起。 应该说,打破偶像、破除迷信,挣脱教条对 于创新教育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创新思想首先要在思想观念上破除偶像崇拜和权威禁锢。敢于质疑、勇于突破、善于超越。如若“偶像”一旦被供奉,创新就失去了前提和可能性。因为任何超越都将被指责为僭越。我国历史上无数的读书人都是在“四书五经”中穷尽华年的。李贺、黄宗羲、康有为等人试图突破,便被视为异端。直到“五四”才开始突破几千年儒家封建传统束缚,出现英才辈出、百家争鸣、潮流更迭的创新高潮。所以,创新思想的产生前提,就是要打破偶像,解放创造力,激发创造 尼采打破偶像、重估价值,是为了超越传统而达到更高境界,创造新人,创造新世界。这就是尼采所倡导的“超人”精神。“超人”并非另一个上帝,也不是一个新偶像,它在本质上是一个动态的趋向,“超人”是一种完全发挥潜能、不断超越自我的精神状态,是人的创造力的凝聚和爆发。永远超越、不断创新便是“超人”。 尼采写道:“个性弱的人没有超越自己的能力”,不能超越自己,则无创造可言。尼采在强烈批判宗教“奴隶式道德”的同时,提出了他的“超人”的英雄主义的哲学人生观,不要做宗教精神及专制压迫下蔑视个人地位和权利的牺牲品,不做没有个性、没有创建、没有出息的庸人,而要张扬自己的个性,最大限度发挥个人的潜能意志,去开发创新人生,享受努力奋斗的成就,即使是失败,只要永远在奋斗,也是最有价值的自 2007年第2期No,2,2007 九江学院学报Journal of jiujiang University (总第139期) (Su m N0139)
从《呐喊》《彷徨》论鲁迅小说的叙述模式 摘要: 鲁迅，无疑是20世纪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他是文学界无法跨越的高山。他的眼光独到又深邃，他的思想先进，他的语言尖锐又发人深省。追寻鲁迅的脚步，学习鲁迅的精神，使我们对20世纪初期的中国，又更加广阔，更加深远的认识。从鲁迅的小说《呐喊》《彷徨》，探寻鲁迅小说的写作模式，诸如看客模式，吃人模式，还乡模式，从叙述模式，观鲁迅笔下国民的思想，以观20世纪初期整个国民的精神面貌。 关键词:《呐喊》;《彷徨》;看客模式;吃人模式;还乡模式 i
On the Narration Style in Luxun's Novel of Nahan and Panghuang Abstract: Luxun, expected to be one of the greatest literati in the 20th. Nobody can reach the same height in literature but him, just because he has special and deep feeling, developed mind and his sharp words. By following his steps and learning his spirit, we can get a wider and further understanding about China in the beginning of 20th. By exploring the writing style of the his novels in Panghuang and Nahan, such as the style of lookers, eating people and returning to hometown, from those all styles we can see people’s mind in the literature, so we can see the whole Chinese’s appearance in the 20 centry. Key words: Nahan;Panghuang;mode of tourist；mode of killing and being killed；mode of returning
作者简介：申长崴，硕士，讲师，鸡西大学，黑龙江·鸡西。邮政编码：158100 文章编号：1672－6758（2011）04－0100－2 论莫言小说中“肉”意象的文化蕴藉 申长崴 摘要：莫言小说中的“肉”意象鲜明而独到，在“肉”意象的世界里，既有莫言“独特强调”的言说，也有 莫言“为老百姓写作”的创作立场，还有莫言独具的文本特色和人性情怀。试从“食”“色”两个方面阐释莫言笔下“肉”意象的文化蕴藉。 关键词：莫言；文化蕴藉；“肉”意象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 莫言在众多小说中通过吃的畅快、肉的斑斓描写，刻画了“肉”意象，其文学的丰沛蕴藉与文化的无限丰富相结合，造成了绵延不绝的文化蕴藉，如同黑格尔所说的“显现出一种内在的生气、情感、灵魂、风骨和精神” 。我们探寻莫言小说中“肉”意象的文化蕴藉，也就是要追求 文学与历史、文化、传统相互融合后的财富积淀。 一曰“食”：“不肉不欢”的斑斓盛宴1．饕餮之肉。首先，小说中呈现出人物对“肉”的热爱。无论对待何种肉，主人公们都投注了巨大热情。以《四十一炮》为例，嗜肉如命的罗小通从小就对肉充满了深情，他自己说“我是个没心没肺、特别想吃肉的少年。无论是谁，只要给我一条烤得香喷喷的肥羊腿或是一碗油汪汪的肥猪肉，我就会毫不犹豫地叫他一声爹或是跪 下给他磕一个头或是一边叫爹一边磕头 ”。“我还感觉到了这块肉在我的手中颤抖不止，我知道它决不是因为恐惧而颤抖，它是因为幸福而颤抖。……所以我也就理解了肉的激动。在我拿着肉往嘴巴里运动的短暂的过程中，肉的晶莹的眼泪迸发出来，肉的眼睛亮晶晶地盯着我，肉的眼睛里洋溢着激情。我知道，因为我爱肉，所以 肉才爱我啊”。可以说，莫言笔下一个个阳刚壮美、野性 粗犷的人物大多对肉情有独钟，于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昆虫猛兽、水族家禽皆可畅快朵颐。其次，超出一般的食欲与巨大食量。将饕餮之肉表 现到至极的是《野骡子》、《四十一炮》，例如：传说中少年 罗小通“曾经一次吃了八米肉肠、两条狗腿，外加十根猪尾巴”，至于一顿吃掉半条狗则是小菜一碟；平日里他对肉朝思暮想，有肉则来者不拒、吃之无数；吃肉大赛上，气定神闲吃完五斤一盆的牛肉，打败了冯铁汉等吃肉高手，一举夺冠；肉食节上更是风光无限。再看以下关于老兰 年幼儿子 “食肉”的描写：“香喷喷的、热腾腾的、滋啦啦冒着油的肉用四个大盘子盛着，端过来了。……孩子进食。他根本不用刀叉，用手，抓起那些肉，一把一把地往嘴巴里塞着。他的两个腮帮子高高地鼓起来，看不到嘴巴咀嚼，只看到那些肉，像一个个的耗子，从抻直的脖子里，一根根地钻下去。……这个看上去也就是五岁左右的孩子，竟然一点也不咀嚼。他简直是在往嘴巴里填肉 啊。两大盘烤肉，眼见着就进了他的肚腹。 ”再次，表现了大量非常态之“肉”。《红高粱家族》中 描写到了狂吃死人肉的狗与狂吃“吃死人肉的狗”的人；《牛》里大吃炒牛蛋；《酒国》里干部们喜食“坐在镀金的大盘里、周身金黄，流着香喷喷的油，脸上挂着傻乎乎的笑容，憨态可掬，身体周围装饰着碧绿的菜叶和鲜红的萝 卜花”的名菜“麒麟送子”，也就是红烧婴儿。还有大补 的婴儿粉及全驴宴里的“红烧驴耳 ”、“珍珠驴目”“酒煮驴肋 ”“梨藕驴喉”等等；《食草家族》里的烧刺猬、炒山蝎子、煮猫肉；《嗅味族》中的井下长鼻人只闻肉香却弃肉不食 ；《大风》中的烧蚂蚱；《养猫专业户》里“我”经常偷吃喂狗的一种红色肉灌肠。 西方文化人类学大师马林诺夫斯基说过 ，“人类极其关心的是传种与营养”，很显然，在莫言笔下，“营养”的 极致就是对“肉”的痴狂。2．苦哉，食无肉。古人云：“食者生民之天，活人之本也”，“民可百年无货，不可一朝有饥，故食为至急”，上古 时期茹毛饮血，后来发展为“鸡豚狗彘”，又因为野生动 物繁衍周期长，肉食来源有限，不适应人口增长的需要，所以人类在食源开发上另辟路径，原始农业应运而生。《白虎通义》云：“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 教民以耕，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也。”肉的浓 香美味和珍缺稀有使得它在民间一直是高档食材，随心所欲地食用断然不是大多数平头百姓能力所及，哪怕有身体发育的实在需要和口腹欲望的垂涎。 必须承认，“食无肉”首先是莫言小说中人物真实生 活的常态折射。无论是反映二十世纪前页的《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秋水》、《食草家族》，文革前后的 《透明的红萝卜》、《牛》、《球状闪电》，还是二十世纪后期的 《天堂蒜薹之歌》、《野骡子》、《酒国》、《四十一炮》，抑或 是反映六世轮回的《生死疲劳》，都普遍反映出普通人无肉可食的状况。《秋水》中粮食丰收在即却意外地被一 场洪水浸泡得颗粒无收；《红蝗》中蝗虫铺天盖地肆虐而 来，转瞬间庄稼只剩秃杆；《老枪》里村民们常常驾着船 在洪水中抢收高粱；《天堂蒜薹之歌》中蒜薹丰收却卖不出去成堆腐烂；《四十一炮》里童年罗小通与母亲半锅玉 米糊、一块咸疙瘩的早饭；《食草家族》里大老妈一日三 餐的俭省甚至吝啬等等都是无肉可食的例证。 其次，“食无肉”的极致便是“无可食 ”。“饮食居处之内，布帛菽粟之间”有肉不食可算是一种超然选择，然而更多时候却是果腹维艰。生产力低下及人祸天灾使得百姓众生温饱欲求变成奢望，饥饿无孔不入、无处不在。莫言多次写到以讨饭为工作的村民，写到挖食野菜、剥食树皮、饥食黏土，甚至为了两个馒头而出卖贞操，为一餐着落而卖掉子女，人性的光辉被饥饿剥离得暗淡无光，于是“吃”变成了维系生存的唯一必须，对所吃内容的要求也必须降至最低。 3．“吃人”意象的延续。首先表现为实实在在堂皇而吃。从狂人在满纸“仁义道德”的历史背后发现四千年 来时时“吃人”的真相，到周作人《吃烈士》中吃着 “人腊”投奔权贵的山东忠义之士，到《爸爸爸》里鸡头寨山民同 仇敌忾大吃俘虏的尸体，再到《酒国》里公然大食“食用 肉孩”，九老妈大嚼九老爷胳膊上的肉 ，《天堂蒜薹之歌》里母亲金菊对腹内急于出生的孩子说“孩子，你看，那遍地的蒜薹，像一条条毒蛇，盘结在一起，它们吃肉，喝血， 吸脑子。孩子，你敢出来吗”。“吃人”意象一直在传承 延续，可以说，鲁迅在中国文学“吃人”意象上的开掘和 刻画深深影响了莫言等几代作家。正如鲁迅在 《灯下漫笔》中所说“我们自己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 · 00 1·
摘 要：齐文化是一种广收博采、融会贯通、自由奔放、积极进取的文化，自古以来，深刻地 影响着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莫言作为古齐国属地上的现代子民，身上流淌着齐文化血 脉，创作中自然烙有鲜明的齐文化印记。 关键词：齐文化；广收博采；融会贯通；自由奔放；积极进取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288(2011)05-0020-04 从齐文化的角度看莫言创作 王恒升 （潍坊学院，山东 潍坊261061） 任何一个作家的创作莫不烙有作家文化人格的鲜明印记，而文化人格的形成又离不开长期耳 濡目染的文化环境。作为古齐国属地的现代子民，莫言的身上自然流淌着齐文化的血脉，张扬着齐文化秉赋的性格。“齐文化以广收博采、融会贯通、自由奔放、积极进取为特征”，是一种“尊贤上功”、 崇利善变的“实用主义的文化”。 [1] 这种文化基因，不仅深刻地影响了莫言，而且在他30多年的文学实践中得以淋漓尽致地体现。 一、广收博采与融会贯通 新时期文学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一路走来，历经数十个文学潮流，终发展成如今浩荡无疆的多元阶段。然而，无论文学如何翻腾裂变，绝大多数的作家终能被各个潮流瓜分殆尽，成为它们的形象代言人。如提到伤痕文学，必谈刘心武；提到反思文学，必谈王蒙；提到改革文学，必谈蒋子龙；提到中国式的现代派小说，必谈刘索拉；提到先锋文学，必谈马原；提到寻根小说，必谈韩少功；提到女性文学，必谈王安忆；提到新写实，必谈池莉；提到现实主义回归，必谈河北“三驾马车”；提到新生代，必谈韩寒……当然，在每一个文学思潮中，并不仅仅只有上述几人，每一个潮流都会促生大批作家登上文学舞台。笔者的意思是说，不论文学如何变化，活跃其中的作家绝大多数都只能各领风骚数几年，而风头一过，文学的宫墙上就会变幻出新的大王旗，拥有长久的且旺盛的文学创作 生命力的作家是不多见的。但莫言恰恰是一个拥有旺盛的创造力的作家。熟悉莫言创作的人一般都会发出这样的感慨，要想把莫言像其他作家那 样归类，实在是太难了！因为他的身影从他出道那天起就始终活跃在新时期文坛上，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甩出一篇或几篇作品，震撼并冲击着人们或紧张或松弛的阅读神经，让人们知道莫言依旧是一个文学弄潮儿。莫言何以有如此强大的创造力，与他的广收博采和融会贯通是分不开的。 莫言的广收博采是从模仿开始的，这一点如同众多的文坛新军。贾平凹模仿杨朔，迟子健模仿萧红，而莫言模仿的是孙犁。在莫言早期的《春夜雨霏霏》、《民间音乐》等作品中，流露着鲜明的“荷花淀”风格，这也是他当时颇受孙犁看重的原因之一。孙犁曾评价《民间音乐》“有点艺术至上的味道”。[2]对于模仿， 莫言并不讳言，而且公开断言：“几乎没有人是一下子就会写出很成熟的作品，大多数作家刚开始时都是模仿，包括我们伟大的鲁 迅，他的好几部作品都可以找到模仿的原本。”[3] 甚至公开承认《售棉大路》就是模仿阿根廷作家胡里奥·科塔萨尔的《南方高速公路》写出来的。在《独特的声音》这篇文章里，他说：“胡里奥·科塔萨尔的《南方高速公路》与我的早期小说《售棉大路》有着亲密的血缘关系……阅读它时，我的心情激动不已，第一次感觉到叙述的激情和语言的惯性，接下来我就模仿着它的腔调写了《售棉大路》。这 收稿日期：2011-03-20基金项目：山东省社科联重点科研课题“地域文化对文学创作影响力研究———以莫言的小说创作为例”（09-ZZ-WH-17）；山东省文化艺术科学重点课题“莫言小说创作与高密地方文化关系研究”（2009141）作者简介：王恒升（1964—)，男，山东潍坊人，潍坊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 20· ·
从《红高粱家族》分析莫言的叙事方式和语言特色的文献综述 【前言】 莫言是新时期以来极具个性的小说家，写作风格大胆。其作品的文学史意义与学术价值日益引起研究界的重视。本文从《红高粱家族》分析莫言的多视角的叙事方式和独特的语言风格。 【主题】 80年代的中国文学界伸手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作家的创作具有浓厚的西方色彩。莫言深受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他的作品充满了神秘、诡异、朦胧、空灵的氛围。而且，他又立足于民间文化的源泉，把自己得天独厚的语言艺术，深深扎根于高密东北乡的民族土壤里，广泛吸收了民间文化的生命意义，叙述了“高密乡”的悲欢离合。在创作上，他用具有穿透性的语言、天马行空般的叙述，对中国历史、现实、社会、人性等进行个性化创作，并融合西方现代派，尤其是魔幻现实主义，来表现东方古老民族坚强而又懦弱、伟大而又卑微的品给人以耳目一新的陌生感与惊奇感以及悲剧的美。 一．多视角的叙述方法 詹姆斯说：“讲述一个故事至少有五百种方式，选择什么样的叙述方式叙述结构，是作家主观能动性的表现，而作家叙述方式、叙述结构的不断调整，则是作家对叙述艺术不断探索的表现。如果对莫言的创作做一个考察，就会发现其小说的叙述是多视角的。莫言说过：“我不愿意四平八稳地讲一个故事，当然也不愿意搞一些过分前卫的、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东西。我希望能够找到巧妙的、精致的、自然的结构。”“结构与叙述视角有关，人称的变化就是视角的变化，而崭新的人称叙事视角，实际上制造出来了一个新的叙述天地。”这天地就是莫言所实践的多视角的叙述方式，既主客体相互交织，时间、空间打乱，叙述主体打乱，形成了莫言的特殊叙述方法。 莫言1986 年发表了中篇小说《红高粱》在学术界产生很大反响。随后，他又连续写了相关的几个中篇，并将其结集为《红高粱家族》。成为莫言小说创作的代表作品，对以后的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有学者认为其为“寻根派”，称莫言是“弘扬民族文化的骁将”[1]。李洁非认为莫言是先锋派，“在莫言哪里，小说写作超越于…讲故事?这个层面?……”[2] 《红高粱家族》的叙事模式成为以后小说写作模式，其中叙事特色达到了写作的高峰，颠覆了以往传统小说写作的规范，他不仅汲取了马尔克斯和福克纳的叙述特色，还结合了中国传统野史的写作特点，从而使《红高粱家族》成为一个经典的文本，对其进行细致的剖析，对理解其他作品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红高粱家族》的叙事艺术独特新颖，与以前的中国小说的叙事大相径庭，并开创了小说叙事的新纪元，作者在历史叙事和事实叙事、叙事时间上既有西方的理论影响，又有中国民族特色，为以后的叙事提供了经典的仿效范本。 1.虚构叙事和历史叙事 1985年，当代文学开始了“寻根小说”的创作潮流，莫言也深受其影响，开始
论鲁迅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摘要： 鲁迅先生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他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有着不同的类型和特征，大致可分为：命运悲惨的女性、自发反抗的女性、新旧夹缝中的女性三种类型。本文从其作品中撷取了单四嫂子、祥林嫂、爱姑、子君这几位带有浓郁的悲剧色彩的女性一一分析。鲁迅笔下这几个主要女性的悲剧，固有其个人性格的原因，作者既哀其不幸，又怒其不争，但作品挖掘的最终造成她们的悲剧的根源是压迫人、毒害人的封建制度、封建思想。 关键词：鲁迅女性形象封建悲剧反抗 Abstract: Mr. Lu Xun is a famous thinker and writer in modern China. The female image in his novels have different types and features, can be broadly divided into: the tragic fate of women, spontaneous women against women, the old and the new cracks in three type. In this paper, from his works capture the fourth Shan's wife, Xianglin's wife, love regardless, Zijun this several with strong tragic color female one analysis. Lu Xun under the several major female tragedy, its inherent personality, author both sorrow for their unfortunate, nuqibuzheng, but mining works resulting in the root of their tragedy is oppressed, toxic to the feudal system and the feudal ideology. Key words: Lu Xun female image against feudal tragedy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ab12866885.html, 论鲁迅的文学主张对萧红创作的影响 作者：刘中慧 来源：《文学教育·中旬版》2020年第08期 内容摘要：鲁迅先生对萧红的创作影响颇深，萧红更是在创作实践中一直贯彻着鲁迅先生的文学主张。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在创作题材上，萧红延续了鲁迅的“不必趋时”和“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在创作方向上，萧红继承了鲁迅的“为人生”和“揭示病苦，引起疗救”的创作目的;在内容和体裁上，更是坚持了鲁迅先生“重视乡土色彩”和“创造新形式”的特点。然而，萧红对于鲁迅先生的文学主张并不是一味模仿，而是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继承并发展，最终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创作风格。 关键词：鲁迅的文学主张萧红创作“不必趋时” “为人生” “创造新形式” 王孟白教授曾这样评价萧红：“呼兰河畔草青青，天南地北早闻名。女儿原有英雄气，文采偏从鲁迅风”（北方论坛，1982年第1期）;孙犁说萧红“吸取的一直是鲁门的乳汁”;钱理群曾言：“和现代文学的宗师最为相知的竟是最年轻的萧红”，这些话都十分恰当的概括了鲁迅先生对萧红创作的影响及萧红与鲁迅先生的师承关系。作为现代文学的一代宗师，鲁迅作品中思想内容的深刻忧愤，艺术形式的不拘一格，使其在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萧红是读着鲁迅的作品进行文学创作的，因而一直被鲁迅先生的文学主张所深深影响，在文学创作的这条道路上，她更是始终如一地将这些文学主张作为自己文学创作的准则。 一.创作题材的选取 在创作题材的选取上，萧红与鲁迅具有明显的一致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不必趋时” 1935年，《生死场》的出版，使得萧红声名大噪。但作为前期作品的《生死场》，在结 构安排上确实有些散乱，作品的前十章还在描述“和动物一样，忙着生，忙着死”的愚昧人民，后六章却笔尖猛转，直接叙述愚民们突然觉醒，有了强烈的反抗意识，纷纷走上反抗道路。这不免让读者有些不明所以。胡风在读后记也曾提到过这个问题：“然而，我并不是说作者没有她的短处或弱点。第一，对于题材的组织力不够，全篇显得是一些散漫的素描，感不到向着中心的发展，不能使读者得到应该能够得到的紧张的迫力。[1]”其实，胡风此处的表述并不是十分准确，让读者“感不到向着中心的发展”的原因并非是萧红“对于题材的组织力不够”，究其原因，在于作家对所写题材并不熟悉，因而才会有牵强、生硬之感。同一时期的作品如《看风筝》等也有类似缺点。萧红也渐渐意识到自己对于题材的驾驭上的困惑，因而在与鲁迅先生的第一封通信中讨论的便是取材问题，鲁迅在回信中说：“不必要问现在要什么，只要问自己能做什么。[2]”鲁迅强调作家创作时应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尽可能写自己熟悉的东西，写自己能
莫言小说研究综述 莫言，八十年代涉入文坛。他的《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在当时文坛刮起了一股旋风，引起了颇为广泛的瞩目。其后，莫言一直保持旺盛的创作力，不断有新作品问世。当然既有震撼人心的佳作，也有不尽如人意的作品，但这并不妨碍评论界对其的关注。从最初的惊异、惊叹乃至交口称赞（当然也有少数不和谐的声音）到后来的多层次开掘，评论界对莫言的研究日渐深入。现将主要学术观点综述如下： 一、对莫言艺术感觉的研究 读莫言的作品，往往可以感受到一种自由，心灵、感觉和生命的自由。这种奇异的独特的艺术感觉强烈地触动着人们的每一根神经。因而，很多研究者将视点投向莫言的艺术感觉。 张志忠《论莫言的艺术感觉》(1)、朱向前《天马行空——莫言小说艺术评点》(2)等文都认为，莫言的小说之所以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主要在于他有着奇特的艺术感觉，它能化熟识为陌生，化熟视无睹为拍案惊奇。王慧在《莫言小说评点》(3)中说：“莫言大胆地以富有张力的感觉描写取代了对对象的描写刻画，以感觉的奇异超常取代了描画的逼真酷似，甚至以感觉的变异夸张来组织故事的文本形态。”正如评论者所指出的，莫言的艺术感觉具有产生通感的能力，能够容纳荒诞事物并产生荒谬的感受，从而制造一种透明的幻觉、荒诞的真实、全方位全感知的艺术氛围。 以上的分析主要是把握了莫言艺术感觉的特点，阐明莫言在外部
形态上所具有的特征，但还未能作深入底蕴的分析。钟本康在《感觉的超越、意象的编织——莫言<罪过>的语言分析》(4)一文中认为，莫言的感觉世界是通过超常的变态的感觉建立起来的，具有超越阀限的、同幻觉杂糅的、心理变态下的感觉的特点。研究已逐渐深入莫言小说的艺术内核和深层机制，来探讨其艺术感觉背后的支撑物。 当然，关于莫言小说的艺术感觉，评论界在指出其优点的同时，也分析了其缺陷。朱向前《天马行空——莫言小说艺术评点》一文中曾明确指出：“他（指莫言）的艺术感觉固然颇为特异，但缺乏节制，任其泛滥，有时反而会淹没更为重要的东西，并且造成重复与冗长。”吕芳在《新时期中国文学与拉美“爆炸”文学影响》(5)一文中则更是不客气地指出，早期作品《透明的红萝卜》中那种富有神秘色彩的感觉笔调确实耀眼夺目，但在发表几篇力作后，莫言的感觉开始重复与泛滥。至《欢乐》、《红蝗》等篇，那种神秘感的丧失与泛性主义因素的过度介入，使莫言的感觉走上宿命之途。文中，吕芳还对此分析了原因，认为这与莫言在吸取马尔克斯影响时，没有顾及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审美习惯有关。 二、对莫言审丑描写的研究 莫言的作品充斥了大量对丑恶现象、污秽事物的描写，即便是给他带来巨大声誉的《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也不乏此。其后他在一些重要作品中始终不厌其烦地大量描写性、暴力、血腥等，对此，评论界看法不一。 对于莫言《红高粱》中审丑描写，一些评论家是持包容甚至是褒
几 年前，莫言的《生死疲劳》曾经遭到过一些批评家的诟病。在对《生死疲劳》、《第九个寡妇》（严 歌苓）等作品进行了一番深入剖析之后，批评 家邵燕君认为：“像王葡萄这样的‘一根筋’形象在近来的长篇创作中也并不鲜见。莫言《生死疲劳》中的蓝脸，余华《兄弟》中的宋凡平也都是一条道走到黑的‘牛脾气’，他们能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坚持一种非常的生活方式，完全靠‘本能’支撑。‘本能’是固定的，生物性的，它似乎不受社会观念所左右，但实际上，这样僵硬的傀儡式人物恰是从理念里催生出来的，其纯之又纯的形象和一往直前的姿态其实很像当年芭蕾舞台上的白毛女、洪常青。接受这样的人物不仅需要理解、认同，甚至需要信仰。这提醒人们，意识形态果然是没有终结的。像当年的‘革命历史小说’中那样鲜明的‘规定性’，可以以任何一种新理念的形式在‘重述’中重现，形成对历史新 的遮蔽。”① 结合我自己对于莫言《生死疲劳》的阅读感 受，就应该承认，邵燕君的上述说法并非空穴来风，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切中了莫言此作的要害所在。实际上，也正是因为受到了一种单一鲜明的意识形态立场影响遮蔽的缘故，所以莫言在《生死疲劳》中对于历史意识进行的深入思考，自然也就被迫打了不小的折扣。 然而，令人感到特别欣慰的是，到了《蛙》这部长篇小说中，所具体呈现出来的却已经是一种带有鲜明自我超越性的历史观。这一点，既突出地体现在作家关于前三十年的描写中，也清晰地体现在他关于后三十年的描写中。其中，最能见出莫言历史观的，是他笔下那些不无血腥气息的关于计划生育场景的描写。一方面，从中国人口的发展历史来看，如果不是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就借助于官方的强制性力量，强有力地执行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计划生育政策的话，那么，拥有祖先崇拜心理以及传宗接代观念的中国人口的急剧膨胀，就实在是无法想象的一件事情。地球就这么大，地球上可资利用的资源越来越枯竭，这已经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已经坚持差不多半个世纪 之久的计划生育政策，就不仅是对中国的发展，而且更是对于世界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由于姑姑身为妇科医生，高密东北乡一带具体落实计划生育工作的重任，自然而然地落到了她的肩上。因为计划生育便意味着要不断地结扎、流产、引产，所以，姑姑也就由一个使用新法接生的救生的菩萨，而摇身一变为戕害新生生命的刽子手。正是因为有了姑姑对于计划生育政策不折不扣的坚决执行，所以，一幕幕戕害生命的悲剧自然也就逐一出现在了读者面前。虽然制定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确有其历史的合理性的一面，但在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转换一种视角，从人道主义的思想立场上来看，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所带来的产妇以及新生儿生命的死亡，则又无论如何都必须受到强烈的批判与谴责。晚年的姑姑之所以会产生一种特别强烈的罪感情结，实际上所体现传达出的，正是作家莫言一种突出的人道主义悲悯情怀的具备。 就这样，围绕着计划生育这一特定时代产物的描写，莫言一种呈现历史复杂性的历史观，也就十分清晰地体现在《蛙》这一小说文本之中。但是，莫言的值得肯定之处，却并不仅仅在于对于新中国的前三十年历史以及横贯于两个三十年之间的计划生育这个特定事物进行了足称深入的辩证性批判反思，也在于对所谓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的后三十年历史，进行了非常深入的批判性反思。这一点，集中表现在小说中关于“我”的老同学袁腮所一手创办的牛蛙养殖公司的描写上。这一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一位被侮辱被损害者，就是“我”的同学陈鼻的女儿陈眉。天生丽质且具有出污泥而不染品性的陈眉，在小说中曾经先后遭受过两次沉重的打击。第一次是在广东。一场突然降临的大火，对其心理世界造成了巨大的打击。第二次打击，则是因为她返回故乡之后在袁腮牛蛙养殖公司的代人受孕行为。在这次打击中，陈眉成为了一位精神与物质的双重被剥夺者。必须注意到，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向纵深发展，其负面因素已经出现了某种愈演愈烈的可怕状况。一方面是不合理 历史观念重构、罪感意识表达与语言形式翻新 ———评莫言长篇小说《蛙》 王春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