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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蛙》发表以来，其文类特征一直为评论界所津津乐道，评家对这种书信与戏剧的杂糅文类有诸多讨论，褒贬不一。
小说由剧作家蝌蚪给日本友人杉谷义人的五封信构成，其中第五封的主体就是蝌蚪所写的话剧《蛙》，在这五封信中蝌蚪向杉谷义人讲述了自己和他身为妇产科医生的姑姑的故事，其中有一条贯穿始终的线索，那就是蝌蚪对这样一部以姑姑一生为素材的话剧的酝酿和思考，而第五封信就是这部已经完成了的话剧，小说也因此成为一部典型的后设小说（meta-fiction ）。
小说的整体结构是一种框架结构，其主体框架是蝌蚪给杉谷义人的五封信，而剧作家蝌蚪及其姑姑的故事被纳入其中，因此，小说便有了一个预设读者——国际友人杉谷义人。
评家对于书信体的运用和预设读者的设定，有不同观点，但从《蛙》的叙述风格看，书信体的采用则有极大价值，这种与友人通信并于其中嵌套故事的结构方式营造出一种强烈的真实感。
在《蛙》中，书信的框架是小说的第一层结构，而在信中蝌蚪向杉谷义人披露自己的内心，毫不留情地进行自我批判，进行忏悔，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读者对小说忏悔主题的领会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蝌蚪在信中的坦诚，也正因此，在这样的框架之中，信中所讲述的关于姑姑和蝌蚪自己的故事便被赋予了一种真实感，读者也因这样的叙述策略而在情感上向蝌蚪和姑姑倾斜。
此外，莫言在谈及《蛙》时，一再强调小说中姑姑的现实原型就是自己身为妇产科医生的姑姑，而小说中的叙述者蝌蚪也是一位作家，而且也有过军旅生活，这与莫言极为相似，因此，书中两个主人公都可在现实［作者简介］张珊，上海大学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
摘要：在小说《蛙》中，莫言一方面通过书信体构建出一个真实性的框架，使小说具有现实感和真实感，但另一方面，在叙述的过程中又时时出现打破甚至否定这种真实性叙述的虚幻色彩和荒诞细节，呈现真与幻、实与虚的混杂和交融。
小说在对历史的叙述中有一种传奇化倾向，极具个人色彩、有所取舍的陈述显示出叙述的不可靠性，而所隐讳的内容恰恰折射出忏悔的不彻底性。
试析莫言小说创作的特色莫言小说的创作特色80年代，中国的文学理论领域笼罩着浓厚的西方情结，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影响着作家创作的内容和形式。
莫言深受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其作品充满了神秘、诡异、朦胧、空灵的氛围。
在此基础上，他又不自觉地开掘民间的创作源泉，把自己得天独厚的语言艺术，深深扎植于高密东北乡的民族土壤里，广泛吸收了民间文化的生命元气，叙述了“高密乡”的悲欢离合。
在创作特色上，他用具有穿透性的语言、天马行空般的叙述，对中国历史、现实、社会、人性等进行个性化体验，并融合西方现代派，尤其是魔幻现实主义，来表现东方古老民族坚强而又懦弱、伟大而又卑微的品格，给人以耳目一新的陌生感与惊奇感以及悲剧的美。
一以“性”和“暴力”为创作的主要内容莫言的文本世界充满着对性和暴力的执着呈现。
与同时期先锋作家相比，莫言作品中的性与暴力是来自人的原始本能，是强悍的生命力的体现，充满着原始的张力与激情。
在莫言小说创作中，一方面描写了一种荡魂摄魄的“性爱”，另一方面描写了暴力。
莫言对性的描写是美的，并且有着一种荡魂摄魄的力量。
如小说《丰乳肥臀》中描写上官来弟与鸟儿韩的性爱，被苦难生活压抑了十五年的青春激情像野火一样慢慢地燃烧起来。
他双膝一软，跪在了来弟的身体前，用滚烫的、抖颤的嘴巴，吻着她的脚踝骨下边那块光滑的皮肤……在狂吻的间隙里，她喘息着说：“让那个哑杂种、让那个半截鬼死了去吧，烂了去吧，让乌鸦啄瞎他的眼睛吧……”小说中莫言用了大量文字来描写他们对爱情和性的正常需要，以及两个人结合过程中的内心世界。
在整个叙述中，没有丝毫的淫荡，而是充满了人生的辛酸、苦难和生命的悲凉。
又如《红高粱》中“野合”场面，给读者带来了强烈震撼力。
“我爷爷”和“我奶奶”这两个大胆的、追求自由的年轻人，在高粱地里演绎着他们的爱情，在野外忘情地交合，体现了他们强烈的生命意识。
不管在原作中，还是在改编的影片中，我们都不会觉得这个场面是猥亵的，相反我们读出的是庄严与悲怆。
莫⾔⼩说之创作风格 在我们平凡的⽇常⾥，⼤家总免不了要接触创作吧，以下是⼩编帮⼤家整理的莫⾔⼩说之创作风格，供⼤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莫⾔是当今⽂坛屈指可数的⼀流作家，他⼀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他的⼈⽣经历造就了他的作品极具个性。
他⾃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以⼀系列乡⼟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学作家。
2012年莫⾔荣获诺贝尔⽂学奖，使他超越了中国所有作家同⾏，进⼊了世界⽂学之列。
他的作品创作不断的追求真正的的民间风格，语⾔上也不断追求民间⼝语、戏剧的特点。
他的⼩说运⽤了很多表现⼒极强的细节，恰到好处地表现了⼈物的⼼理，浓墨重彩的语⾔风格，给⼈以震撼⼒。
莫⾔早期的作品描写童年记忆的乡村世界，表现独特的⽣命体验;中期受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构造独特的主观感觉世界，塑造神秘的超现实的对象世界，给⼈以先锋⾊彩;⽽后进⼊新的探索期，激情勃发，画⾯五彩斑斓，语⾔充满进攻型、反叛型。
以上只是简单的概述莫⾔的创作特点，下⾯的内容将会从我个⼈的⾓度，从三个⽅⾯来论述我对莫⾔的创作风格的看法。
⼀、莫⾔⼩说的题材内容⽅⾯ 莫⾔⼩说的创作⼀直都把视线定格在农村，可以说是⼀直关注农村表现农村。
莫⾔⾃⼰认为他选择写农村好像是⼀种命定，因为他在农村⽣活了整整⼆⼗年，尽管他⼀直骂这个地⽅，恨这个地⽅，但他没有办法隔断与这个地⽅的联系。
他⽣在那⾥，长在那⾥，他的根在那⾥。
只要他⼀离开农村，离开⼟地，进⼊都市，就会产⽣⼀种眷念。
因此在以后的⼀系列创作中，农村的⽣活就成了他灵感的来源。
⽐如说莫⾔⼗三岁时曾在⼀个桥梁⼯地上当过⼩⼯，给⼀个打铁的师傅拉风箱⽣⽕，中篇⼩说《透明的红萝⼘》的产⽣就与他的这段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说中的⿊孩虽不是莫⾔本⼈，但与他是⼀体的，⼼灵相通的。
他在农村⼆⼗多年的⽣活，就像电影胶卷⼀样，⼀部⼀部的储存在他的脑海中，这些内容可以写成⼩说，可以⽤语⾔描述出来，农村题材在他的笔下还没有写完，还有许多有意义的东西值得他去写。
莫言小说新历史主义叙事分析莫言是我国当代文学中的杰出代表之一，他的小说作品以丰富的想象力、真实的历史叙事和深刻的现实感受而著称。
莫言的小说中自然充满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历史烙印，特别是他的新历史主义叙事方式对于当今中国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历史主义是文学批评的一种流派，主张历史本身的辩证性和社会性，认为文学作品所呈现的不仅仅是文学性的美学标准，还应该包含丰富的历史意义和社会意义。
莫言的小说更是将新历史主义注入情节、人物和语言中，展现了中国人民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生存状态和价值观念。
莫言小说的叙述方法非常灵活，有时候是拼接着不同时期的历史场景，有时候是以一个人物为主线叙述他生命中不同的经历，展示出那个时代人们的性格、习惯和道德观念。
比如在《生死疲劳》中，莫言就以“疲劳病”为线索，交织着多个人物的生活故事，呈现出一个“疲劳病”肆虐的虚无世界。
在《红高粱家族》中，则通过一个家族三代人的经历，展示出了中国农村社会在大时代变革和历史事件中的变迁和生活百态。
除了情节上的新历史主义外，莫言的小说人物塑造也充满了新历史主义的特色。
莫言的小说人物往往是真实存在于历史中的人物，他们在小说中不仅以一种活生生的方式被再现，更见证了那个时代的风貌和气息。
比如《丰乳肥臀》中的能侃侃而谈的母亲和《檀香刑》中的死刑犯都是那个时代的典型人物，他们的形象和言语都能让我们感受到当年的空气和人文温度。
当然，莫言的小说在语言上也运用了新历史主义的叙述方式，从而更贴近社会现实。
他的小说语言和当代口语相似，且充满口语化的表达方式。
比如《蛙》中的“德性小人”、“大野猪”和《檀香刑》中的“秧鹤”、“母鸡”等词语都是普通话里极为常见的。
这样的叙述方式使得小说更加容易被当代读者所接受，也更贴近文学与年轻人之间的距离感。
莫言的小说以其独特的叙事方式、深刻的探索和奇妙的想象力赢得了众多读者和文学评论家的赞誉。
他的小说展现了当代中国的复杂历史和文化底蕴，也尝试展示了中华文明独特的价值与魅力。
145文|王雅静浅谈莫言小说的文学特点摘要：莫言是我国著名当代文学家，其小说极具代表性，对其小说的文学特点进行研究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本文首先分析了莫言的生平，详细阐述了莫言先生的主要作品和诺贝尔获奖原因。
而后又深入分析了莫言小说的构思特点。
最后，针对莫言小说文学特点问题，笔者做了观点性和理论性的论述分析。
关键词：莫言；生平；小说；构思特点；文学特点一、莫言生平分析莫言是管谟业先生的笔名。
在一九五五年二月的时候莫言先生在山东高密出生了，他从小就对写作有着极大的兴趣[1]。
到了一九八一年的时候发表了人生中的第一部作品《春夜雨霏霏》。
时隔三年，在一九八四年的时候，莫言因为《透明的红萝卜》一文而名声大噪成为当时炙手可热的作家。
当时由于莫言小说往往都设计到浓浓的乡情，又带有怀乡与怨乡的双重特点，他的文学又被称为寻根文学。
到了二零零一年的时候，莫言先生的作品《蛙》获得了茅盾文学奖，时隔一年他又被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进而最终成为了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2]。
相关统计资料显示，莫言的作品已然被翻译了多达四十种以上的语言畅销国内外。
二、莫言小说构思特点分析我们拿当时莫言先生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来做具体的分析。
在作品的开头莫言先生曾经这样描述：“有一天凌晨，我梦见一块红萝卜地……红萝卜在阳光下闪烁着奇异的光彩”[3]。
众所周知，这实际上是一个梦中的形象，是作者在梦中所见到的，然而就是这种梦中虚幻的东西，莫言先生却用笔完善的写了出来。
我们不用去考虑小说中的景象和梦境之间的实际联系，笔者在这里主要强调的是作者在构思这篇小说的时候，其实是多么的与众不同。
在笔者的观点里，很多时候，小说作家都很容易受到同类型作家的影响，而在固定的范围中无法摆脱，其实这也是小说作家固步自封，无法进取的表现之一。
换而言之，在当前这种情况下，小说作家的创作自由被束缚了起来，使得他们在很多方面，特别是构思的环节中无法拓展开来。
莫言先生，在构思上明显摆脱了这个束缚，他的坚持也使得他终于迎来了《透明的红萝卜》这部让世人认可的作品[4]。
论莫言小说的叙事艺术论莫言小说的叙事艺术莫言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巨匠，堪称中国文学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
他的小说作品以描绘人性的阴暗面、展现中国乡村生活和以独特的叙述方式而著称。
这篇文章将讨论莫言小说中独特的叙事艺术，以及其对读者的影响与启示。
首先，莫言小说的叙事方式具有强烈的叙述性和戏剧性。
他善于运用多重叙述视角，通过人物的内心独白、对话和描写等手法，把故事展示得生动而有趣。
莫言的小说常常以曲折的叙述结构出现，通过前后呼应或时空交叉的方式，使故事更加贴近现实，呈现出多维度的叙事空间。
例如，在《红高粱》中，莫言以第一人称叙事者的身份，通过回忆和讲述，将故事叙述得如行云流水般自然而流畅。
其次，莫言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具有强烈的个化特征。
他的人物形象真实可信，常常是对于中国传统乡村人物的深度描摹和再现。
莫言善于通过细腻入微的描写，塑造出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使读者如同亲眼目睹其行为和心理活动。
他对于人物内心世界的描摹尤为出色，通过对人物感受和思想的描写，使其形象更具立体感。
这种生动的人物形象塑造，使得莫言的小说历久弥新，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能够产生强烈的共鸣。
另外，莫言小说的叙事饱含着浓厚的乡土情怀。
他以乡村为背景，以农民为主要人物，多次塑造了中国农村社会的真实面貌。
莫言通过对乡村风土人情、自然环境和农民生存状态的描绘，展现了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的独特魅力。
他关注乡村文化的保存和价值，呼吁对乡村的尊重和关爱。
莫言小说中充满了对农人生活的赞颂和对农村生活的思考，通过细节描写与对话反映了他对乡村的关注与思考。
此外，莫言小说中的讽刺与幽默使叙事更加生动有趣。
他善于以幽默和讽刺的方式描述人物及其生活状态，回味悲喜人生的无常。
莫言的讽刺常常深刻含蓄，通过细微之处的描写，娓娓道来，带给读者一种发人深省的体验。
他善于用平实的语言揭示社会弊病和人性的复杂，精辟地揭示出生活中的荒诞与无奈，表现出一种对现实世界的冷嘲热讽。
258论莫言《红高梁》系列小说的特征王晓燕 郑州成功财经学院摘要：研究莫言《红高梁》系列小说的特征旨在从这一系列战争背景的艺术创作中发现作者特立独行的创作模式，以便更为准确和贴切地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与内涵。
本文从四个角度分析了《红高粱》系列小说的特征，并就鉴赏小说的策略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关键词：莫言；《红高梁》；系列小说；特征《红高梁》系列小说是莫言最具代表性的文学作品，虽然同样以战争为故事背景，却没有陷入传统模式下的俗套。
《红高梁》系列展示的是只属于高密的生与死彼此抗争的图景，无论是故事情节还是人物形象都打上了红高粱的深刻烙印。
而作者则以其特有的天马行空式的叙述与描绘让乱世中人性的血与热烘托出了永恒的自由精神与追求。
一、莫言《红高梁》系列小说特征之典型的地域性(一)地方语言的大量运用阅读莫言《红高梁》系列小说最初产生的最强烈的观感之一莫过于其遣词造句的“非官方”特色，也就是地方语言的大量运用，几乎能让读者从字里行间嗅闻到淡淡的高粱味。
比如“夜色灰葡萄，金风串河道”、“牛郎要上吊，织女要跳河”就是只属于山东高密这一黄土高坡之上、山野乡村之间的方言俚语。
不仅是这些民谚村谣的广泛使用，甚至于寻常作者普遍避讳的方言脏话都会时不时出现在小说的各个角落。
比如“杂种出好汉”、“臭狗屁”、“你娘个蛋”之类让不少读者感觉过于粗鲁的口头表达也被作者用得行云流水、习以为常。
尽管这种略显极端的地方语言运用方式会偶尔产生刺目之感，但是也使《红高粱》系列小说从更大程度上具有了排他性的个性标签，让读者只一眼便可认知这是只属于莫言的创作特色之一。
不仅如此，方言的充分运用还让小说中人物的性格有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妙处，不必作者多花笔墨旁敲侧击，读者仅仅从主人公的言谈中就能将其性格窥探个一二。
而这样的方言还能让人物产生了有别于传统创作套路下的活跃度与丰富性，至少让《红高粱》系列中的主次角色有了更高的可识别度。
(二)环境背景明显的针对性《红高梁》系列小说中设置的环境与小说名称紧密贴合，那就是一片片无边无际的高粱地，只属于高密的高粱地。
作品研读总第期MangZhongLiterature439论莫言小说的语言修辞与叙事特征◎夏艳艳(铜仁学院教育科学系，贵州铜仁554300)引言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莫言，因为其作品充满着深度的怀乡和怨乡的感情，被放置在“寻根文学”作家队伍的行列，他先后出版了《红高粱家族》《食草家族》《生死疲劳》《丰乳肥臀》《蛙》等作品，莫言自荣膺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对其小说的相关研究呈现“井喷”趋势。
作为一个农民家庭出身的作家，他的乡土情结与生命情怀使其作品充满着乡村知识分子的敏感和厚重。
莫言的成功，让我们想起了路遥。
路遥对于乡土世界的描绘，激发起了我们的希望，然而路遥过早地去世；这种燃起的希望又落在了莫言的身上。
因此，莫言的成功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路遥等一代充满乡土忧患意识的作家的告慰。
对于莫言而言，其对语言的贡献远远超过对小说技巧的贡献。
换句话说，莫言对于语言的实验和创新，使其小说充满了一个独特的乡土世界。
莫言在语言上的大胆创新使其成为建国后在小说创作方面，独树一帜的作家，与高行健在小说技巧方面的贡献不同，莫言对语言的独特建构使得他成为一个有别于中国其他作家的佼佼者。
莫言对语言的建构在于他大胆地打破语言的理性束缚，表现了感性化的语言体系，莫言试图改造词汇，使词汇产生一种变异，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莫言小说的语言变异使得他备受争议。
本文试图对莫言小说的语言修辞做出阐释，从而探讨莫言小说语言上的叙事特征。
一、莫言小说的语言修辞莫言小说的语言修辞就是指莫言在创作小说的过程中，对于词汇的改造和创新使其语言表达的效果具有强烈的修辞特征。
莫言所构建的语言世界以色彩缤纷为主，在莫言的小说中，修辞无处不在，可以说，莫言是一个十分会掌控语言的作家，通过他刻意的改造，使语言为他叙事所需要的。
在莫言的语言修辞中，隐喻手法的运用最为常见，莫言总是把具体的人物关系摄入隐喻的表现手法，从而凸显整个乡土社会；如移就手法的运用：莫言在描述一件事的时候，喜欢用语言来描述另外的事情，以此对比和暗衬，达到叙述目的；对于变用，莫言最擅长的就是对词汇的变异使用，诸如通过对熟悉词汇的改造和翻新等；此外，莫言语言的修辞手法还有诸如仿词、夸张、双关、谐音、反语、反讽、戏仿等。
内容摘要：莫言是当代文坛上的重量级作家，其作品在言说的气质上具有异质性：以民间立场消解官方话语，凸显自由意志以颠覆压抑人性的文化传统，以土匪形象解构典型英雄。
为了达到言说的目的，莫言运用了多种艺术手段，并在感觉与语言、人称与视角、声音与色彩、文体与结构等的综合使用上具有探索性与实验性，尤其以站在民间立场的写作引人关注。
如此手段的运用，虽然给莫言作品增色不少，但也产生局限性的瑕疵。
本文试从叙述的异质性、多种手段的运用及二元对立的局限等方面浅析莫言小说的叙述特征与得失。
关键词：莫言；小说；叙述；特征Abstract：Mo Yan is a heavyweight writer in the contemporary literary world, his works reflects on the temperament of the heterogeneity: the official discourse digests civil position, highlight the repression of free will in order to subvert 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humanity, deconstruct the image of a typical hero with regard to the image of bandits .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his works, Mo Yan uses of a variety of artistic means , and in perception and language, person and perspectives, sound and color, style and structure , Mo Yan is doing a revolutionary and experimental, especially the writing of folks position draws people’s attention. The use of such means, although the adds much color to the works of Mo Yan, also produces the limitations of the drawbacks . I will try this article from the accounts the heterogeneity 、the integrated use of various means as well as the limitations of binary oppositions to analyze the features of Mo Yan's narration and gains and losses of his works.Key words : Mo Yan ; novel ; narration ; features莫言是当代文坛的重要作家，同时也是最受争议的作家之一，从主题到语言、结构、视角，莫言的创作一直引人关注。
究其原因，大概在于莫言创作的不拘一格，天马行空的自我构建，其作品深深地打上莫言个性化的烙印，尤其体现在莫言小说的叙述上的变革性，试从以下三个方面论述：一、言说的气质——异质性：解构、反讽、颠覆莫言小说的与众不同在于它的反叛性：从主题思想到写作手法与经典文学作品背道而驰，在寻求创新的同时还对文学经典进行颠覆、解构、嘲讽，践行了莫言的“作为老百姓”的写作主张。
（一）民间立场与官方话语“所谓的民间立场就是自觉抛弃知识分子的居高临下的启蒙姿态，切实地立于大地，去感受发掘其中蕴含的丰富内涵，同时追求一种贴近民间美学风格的艺术形式”。
①在《文学创作的民间资源》中莫言区分了两种创作心态：一为“为老百姓的写作”与“作为老百姓的年写作”。
②莫言认为：“为老百姓的写作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自以为是人民的代言人和时代的良知，实际上是一种狂妄自大；作为老百姓的写作是把自己放在与老百姓平等的位置上，永远不会想充当人民的艺术家，只有在这样心态下的写作才能写出伟大的作品，后者才是真正站在民间立场上的写作。
”③但是文学并非独立的存在，与社会历史文化政治的关系密切。
文学创作作为一种精神性的生产活动，受社会意识形态的制约，尤其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制约，集中地体现为官方话语——一种与政治权力密切相关的话语。
在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社会中，文学的本质带有浓厚的政治权力特征，文学作品必须塑造能代表时代方向那鼓舞激励人们为崇高理想而奋斗的英雄典型，文学背后隐藏着历史理性，正是在历史理性的监控之下酝酿着文学典型的，历史理性是操控人物命运的“幕①李雪：《民间立场与现代意识的融合与摩擦》，《社科纵横》，2007年第7期。
②孔范今、施战军：《莫言研究资料》，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36页。
③同上。
后黑手”，如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中反动阶级必然灭亡的命运是由二元对立的阶级斗争的最终趋势决定。
莫言的创作即作为老百姓的写作，以民间立场来消解官方话语权，他以笔下民间的土匪代替典型的英雄，而不是以塑造典型英雄来教育鼓舞人们为崇高理想而奋斗。
这种民间立场与官方话语的消解，首先表现在新历史主义对历史理性的解构，《红高粱》作为新历史主义的代表作之一，试图突破传统历史小说的叙述模式，反感理性化处理历史人物命运的方式，注重描写个人历史的丰富多彩，将历史生活化，新历史主义小说的结构策略就是讲述被历史理性所忽略的民族个体的感性生存状态和民族文化等隐秘部分内容，如对土匪余占鳌的刻画中，表现的是余占鳌生活的庸常性——大碗喝酒，大口吃肉，与戴凤莲的调情与野合等，都是一个土匪的生活流叙述，与高大全式的英雄相去甚远——“高大全式英雄的本质在于其超人性”①：以顽强的意志战胜困难，克服自己的感官欲望，以完成任务为目标。
这样的英雄是崇高的，亦是痛苦的，因为他失去了凡俗人的人性——真实性，英雄活在理性世界的枷锁中，缺乏情与欲的表达，而这种真实的人性在余占鳌的身上得到充分体现，其形象更加生动，贴近生活，他骨子里那种超脱放大及拒绝受他人领导的无拘无束、超越是非观念的土匪精神是他最鲜明的性格特征。
民间立场其次表现在自救的行为上。
关汉卿名剧《救风尘》里通过赵盼儿以机智聪明救出宋引章的故事表明剧作的主题：“英豪就在自己人中间”②，底层人可以通过自救而摆脱被奴役被欺凌被孙皓侮辱的命运。
土匪与农民的命运联系密切，做土匪是农民对特殊环境做出的一种自救行为，是他们在社会中的危机与紧张状态的象征，莫言也认为：“多数的土匪是真正的贫农，吃不上饭，要饿死了，没有办法只有当土匪去”。
③余占鳌两次都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作了土匪，当土匪成为他自救反抗压迫的方式，不曾投靠过任何政治势力，脑子里没①刘再复，《性格组合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6页。
②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15页。
③莫言、王尧：《莫言王尧对话录》，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7页。
有国家阶级党派的观念这一切真正昭示着他的民间性——来自大地，来自民间的独立自主的精神以及自由自在的美学风格。
(二) 自由意志与人性压抑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仁礼，强调为政以德，在中国最主要的关系是伦理关系，最高的评价是道德上的褒奖。
究其根本，中国文明是伦理道德本位的文化，以道德来统帅个人家庭社会，注重群体关系的和谐，轻视个人的欲求，然而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精神文明是功利性的，中国人强调道德注重人的品质无非是以道德约束人性，维护社会的等级秩序，而且其道德是双重乃至多重标准，它允许统治者荒淫残暴却压榨老百姓正常应有的生存空间，从《周礼》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就可见这种道德的等级差异性，其功用在于培养顺民以供奴役，故而长久观之，中国的伦理道德文化是压抑人性的文化，是对人性的羁绊，鲁迅说：“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都变成漆黑”。
①由此可见传统伦理道德文化的腐蚀性致使生命力的枯萎，如“石头下压着的草”。
莫言有感于种的退化的趋势，通过他的艺术世界体现出肯定生命张扬自由意志的最终意图，我们可以找到许多表现原始生命力的场面：我爷爷与我奶奶在高粱地里大胆野合，充满原始生命力的冲动，更是对传统礼教束缚的挑战；二奶奶恋儿临死前一段奇异的经历呼天抢地的野性，让我们看到高粱地里普通女子所拥有的胆气；我奶奶在高粱地里庄重而安详地死去，死前的独白不啻于一份生命赞歌。
生命自由意志不仅有善的一面，反抗压迫以追求幸福自由；也有恶的一面过于放纵而导致丑陋，比如余占鳌对单氏父子的杀害就是以恶的方式来追求善，还有余占鳌对女性的亵玩重生理上的快感而无情感上的契合、戴凤莲对余占鳌花心的报复等，都体现了人性之恶。
然而正是人性之恶使人物形象立体化，在善与恶的交织中表现完整的人性，因此相对于传统文化对人性的压抑，莫言小说无疑地表达了对人①鲁迅：《两地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页。
性与生命的肯定，诚如尼采所言：“用生命力的蓬勃兴旺战胜人生的悲剧性质，这本身就是人生意义之所在”。
①莫言以高扬生命力的姿态反抗压抑人性的传统文化，弘扬人的生机活力，透过人的生命力去战胜苦难是莫言小说的一大宗旨。
《红高粱》中的高粱意象更是生命力的象征，不仅高粱作为一种活物本身生命力顽强，生长得茂盛，而且高粱作为粮食与酿酒的材料滋养了高密东北乡的人民，使他们英勇豪迈，血性强悍顽强阻击侵略军的进犯，谱写了一曲悲壮的抗战之歌。
（三）反叛与典型莫言是想象力丰富且不拘一格的作家，他笔下的人物往往具有叛逆性，是对文学典型的一次变革创造，在与典型形象的参照之下，叛逆形象显得生机盎然，是另一番风景。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出现大量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这些小说的英雄具有钢铁般的意志超强的忍耐力，他们如毛泽东评价刘胡兰般的“生得伟大，死得光荣”，如《红岩》中的许云峰、江姐，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弘扬的是革命英雄主义，英雄人物有强烈的政治理想追求，与之相比，莫言笔下的英雄如余占鳌、司马库、孙丙等的反抗出于本能，他们远离政治意识形态，没有阶级党派观念，他们来自民间底层，他们反抗的基本立场是自救，体现出一种生命力的意志，既然生命具有自由意志，就有多向发展的可能：他们既有反抗的勇气，同时又有凡人的缺点如好吃偷懒，窃玉偷香，坏事干尽；既有生的本能——忍耐，抗争；又有死的本能——搞破坏杀人不眨眼。
这是怎样的二元对立？正如莫言所言：最英雄好汉也最王八蛋，最圣洁也最龌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