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方法
现存问题与思考
张秋霞
摘 要 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既不讲求研究方法,也没有运用研究方法的自觉,造成国际关系研究低水平重复现象严重。
在不仅国际问题国际化,而且国内问题日益国际化的形势下,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必须改变轻视研究方法的态度,努力讲求研究方法,大力加强研究和运用方法的自觉性,力求走一条科学与人文相结合的道路,以此提高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整体水平,推动这一学科的发展、成熟与繁荣。
关键词 研究方法 传统方法 科学研究方法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在过去的20多年里虽然发展迅猛,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然总体而言还比较薄弱。
究其原因,重要的一点在于研究方法的缺失。
[1]研究方法可以说是所有社会科学发展的知识途径,是厚植学术根基的关键知识领域,也是培养研究人才最重要最基本的训练。
目前在中国国际关系领域,研究方法发展还非常滞后,仍处于“前实证”阶段。
[2]方法落后就很难有学术创新。
没有创新的研究只能低水平重复。
近年来已有不少学者注意到加强国际关系研究方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使学界在具体的研究中自觉应用研究方法并对研究方法展开研究仍然不容乐观。
[3]本文仅就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在研究方法[4]上的一些问题进行分析和思考,希与方家探讨。
一、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在研究方法上的误区
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过去一直不注重或忽视研究方法。
1980年代的国际关系研究成果大多是对国际事件的叙述和分析。
自1990年代,一部分国际关系学者开始关注研究方法。
到1990年代中后期,学者们注重并介绍研究方法的自觉才进一步增强。
虽然如此,目前国际关系学界的主体仍不太重视研究方法问题。
[5]
研究方法是进行国际关系研究的必要手段,没有研究方法就无法进行研究。
不幸的是在今天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研究方法不仅未得到比较普遍和足够的重视,而且有许多学者对研究方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还存在着一些误解。
有些学者认为,国际关系研究是一个大杂烩,不需要任何研究方法,任何专业的人都可从事国际问题的研究。
因此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存在着严重的‘学术文人化’倾向———做研究等同于‘写文章’,只是收集资料加苦思冥想,然后一挥而就”。
[6]学术文章在结构上凝结为“背景+过程+展望”的模式。
[7]不讲求方法,没有运用方法的自觉。
还有些人认为研究方法的获取是一个自发的过程,通过自己长期的研究工作,自然而然就积累了自己的研究方法,不必接受专业训练。
然而现在的国际关系较过去更加复杂多变,
国际关系研究需要的研究方法多而不同,而且国际关系研究方法的系统性和逻辑性都很强,仅仅通过自发的方式获得必要的研究方法显然是不可能的,即使能够自发地积累一些历史分析等传统研究方法,也无法满足高水平国际关系研究的需要。
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不注重研究方法的训练与运用,尤其是科学研究方法。
很多学者认为,国际关系研究面对的是整个国际社会,而国际社会瞬息万变,不可能运用自然科学那样的严格方法进行国际关系研究,他们更喜欢求助于哲学、历史分析等传统研究方法,对国际问题进行描述性分析解释。
[8]他们认为,传统方法即可满足国际关系研究的需要,对科学研究方法持保留或反对态度。
有些学者对科学研究方法偏见甚深,盲目追随西方学界,主张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应超越实证主义,走向后实证、后现代;提出国际关系研究应倚重历史、哲学等传统研究方法,不要迷信和滥用科学方法。
[9]的确,社会科学研究无法也不可能建立像自然科学研究那种可以完全控制变量的实验室,采用科学研究方法研究国际关系问题有很多局限性,但是“在经验实证方法尚未萌芽的中国提倡后行为主义,就好比在饥民中提倡减肥一样不合时宜”。
[10]这是食洋不化,完全不了解西方国际关系的发展脉络和中国国际关系的现实。
在1960年代以前,西方国际关系研究方法的主导是传统主义。
在1960年代以后,传统主义受到了行为主义即科学实证研究方法的挑战。
在论战中,传统主义和行为主义双方意识到两种方法的局限性和哪一种方法都不可能垄断整个国际关系研究领域。
在此情况下,后行为主义的研究方法应运而生。
1960年代末70年代初出现的后行为主义主张将过去各种有用的方法兼容并蓄,互相补充。
自此以后,在西方国际关系领域,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理论取向和政策取向、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共生并存。
而目前中国国际关系领域既不讲究方法也没有方法论的自觉性,科学方法还尚未起步,在这种情况下,就提倡回归传统主义,完全脱离了中国的现实,极不利于中国国际关系的发展。
还有些学者,知识结构先天不足,不了解科学研究方法,对科学研究方法存在一些误解,以为“经验实证方法等于数学方法”,[11]不免对科学研究方法“抱有或多或少的偏见,甘愿抱残守缺”。
[12]还有些人误认为科学研究方法不需要查阅大量文献资料,只是找一些相关数据,根据模式推导结果,就轻易得出结论,以为科学方法并不科学,运用科学方法的研究不是真正的学问,从而在研究中排斥或拒绝使用科学研究方法。
二、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现状
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轻视研究方法,而且排斥科学研究方法的倾向,使得国际关系研究过分倚重传统研究方法,国际关系研究成为国际关系史研究和国际新闻评论。
科学研究方法的缺失和研究方法的单一不仅造成了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低水平重复现象严重,而且也已经严重阻碍了中国国际关系学的稳健发展,成熟与繁荣。
1.研究方法单一
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学者们重视对国际问题的描述性分析解释,轻视应用恰当的研究方法进行理解。
根据孙学峰对国际关系核心期刊发表文章运用方法统计看,传统方法占绝对优势,占81.4%,其中历史分析方法占54%。
[13]这说明目前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单一,学者们采用包括历史分析方法等传统方法居多,采用定量分析等科学方法十分有限。
2.国际关系研究成为新闻评论或国际关系史研究
虽然国际关系学愈来愈得到重视和关注,但是学科本身缺乏相对的独立性和系统性。
在中国,不仅国际关系学科领域的界定混乱不堪,而且不被看作是一门真正的学问。
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没有专业背景,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都写学术文章。
[14]国际关系研究成果基本上是新闻作品而非学术著作,[15]或称其为较为深刻的新闻评论或国际评论。
[16]国际关系研究不是新闻评论。
新闻评论侧重对当前的国际事件进行追踪描述说明和解释,而国际关系研究是对国际政治行为主体间的互动作用进行科学的系统分析和理解。
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还有很多国际问题分析,“只是材料与事实的堆砌和对可能的原因与影响的主观罗列。
它们与其被称作是对国际问题的研究,不如说是对基本材料进行收集与整理的结果”。
[17]对这一点,陈乐民先生曾批评说,国际问题研究论著“似乎等于把新华社以及当时所能看到的外国通讯社的消息(大部分又能在《参考资料》上看到)当作基本材料,变成各类专题性的文字,这样的工作至多是一种资料的整理,很难说是学术性的、理论性的研究”。
[18]难怪有学者不客气地指出,“我们有些国际关系学者,是靠《参考消息》和《参考资料》(内部刊物)这样的资料‘包打天下’的”。
[19]
还有很多国际关系研究是对国际问题发生、发展过程的考察,侧重对国际事件来龙去脉的描述,使得国际关系研究成为国际关系史研究。
不可否认,历史可以提供研究国际关系的背景,研究国际关系必须具备深厚的历史功底。
如果不了解历史,就无法了解当今的一些重要国际问题,如巴以冲突等。
但是,国际关系研究毕竟不等同于国际关系史的研究。
国际关系的研究思路主要是横向的,注重国际事件中的国际关系行为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而国际关系史的研究思路是纵向的,注重对国际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的考察。
国际关系研究与国际关系史和国际新闻评论有许多相通之处,他们的考察对象是一致的,但他们的侧重点不一样。
国际关系史侧重于史,主要描述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回答“是什么”;国际新闻评论侧重于论,主要表明对事件的态度,回答“怎么样”;国际关系侧重分析,主要总结出具有规律性的可用来解释现存事实的科学有效的论点,回答“为什么”。
3.国际关系研究低水平重复现象严重
国际关系研究是一个非常科学的、规范的研究过程。
学术规范性不仅指“治学的态度(如对他人研究成果以及观点的尊重)、治学的方式(如对已有资料和观点的引用)”,[20]还包括治学的过程(如文章的结构,方法的应用等)。
然而目前,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学术规范薄弱,对所引用的主要观点和事实不加注释,对转引的资料不表明出处。
在研究过程中,还缺乏一些必要的步骤,如有些国际关系研究文章或者没有研究问题,或者没有明确的研究假设等等。
[21]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方法单一,成果大多是国际新闻评论或国际关系史研究,且学术文章又缺乏规范等,造成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低水平重复的现象非常严重。
[22]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不仅远远落后于美英等西方学术大国,而且也大大落后于日本、韩国等师法西方的国家,甚至与中国香港或新加坡等都有很大的距离。
[23]无需讳言,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水平落后的原因是我国多数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人员缺乏研究方法的专业训练,并且缺乏应用研究方法的自觉。
研究国际关系必须借助研究方法,不运用研究方法就无法从事研究。
但目前中国的状况是:“既没有认真的传统方法,又没有认真的科学方法。
中国学者写文章很多时候无方法与章法”。
[24]可以说,在宏观上,中国国际关系学没有自己的理论体系,没有方法论;微观上,没有很好的个案研究。
“研究方法上的落后,使我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整体水平在20世纪90年代没有取得明显进展”。
[25]以至于现在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大多不具有前瞻性,
战略性,缺乏真正的学理研究;动态和对策研究占很大比重,基本是实用的政策研究。
[26]
三、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呼唤研究方法
国际关系研究是一门严谨的科学研究,研究方法是研究国际关系必不可少的。
研究方法是手段,是取得研究成果的基础,没有研究方法就无法进行研究。
目前,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掌握研究方法不够,对方法论的研究也相当薄弱,大多的学者侧重于传统方法,很多研究人员没有好的或系统的科学方法的训练,而传统的国学基础也日益弱化。
提高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人员的方法论意识,加强他们的方法论素养,增强研究与使用研究方法的自觉刻不容缓。
首先,提倡研究方法对国际关系研究的意义;其次,实施研究方法的教育及普及;再次,鼓励学者在研究过程中采用适当的研究方法,等等。
国际关系研究确实得益于历史分析等传统研究方法,历史分析方法可以得出深邃的洞见,某些重要成果也往往源于历史分析。
但在不仅国际问题国际化,而且国内问题日益国际化的形势下,影响国际关系的因素日趋复杂多变,且不稳定因素和不可测因素越来越多,国际关系变动的幅度也在日益加剧、频繁。
如果仅依赖传统方法,显然不能满足研究国际关系的需要。
通过西方行为主义与传统主义的论争,已经证明国际关系研究既需要科学的研究方法又需要传统方法。
对于任何科学研究领域来说,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可以说是两种最基本的分析方法,它们也是两种互相补充的研究方法。
“科学的方法使对问题的解析精确化,人文的思考使我们不断的反思我们研究的对象”。
[27]科学研究方法可以克服摸棱两可,大而化之表述的障碍,提高预测的准确性和精确性。
其实,“进步不在于传统方法还是科学方法,而在于传统方法和科学方法;不在于对一种方法褒而对另一种方法贬,而在于使一种方法为另一种方法服务”。
[28]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应该把不同的方法结合起来使用,这样,解决问题和取得研究新成果的机会才越来越多。
没有任何一种研究方法能解答所有的问题。
没有任何一个重要的国际关系问题可以只用一种方法得出答案。
每一种方法各有优劣,有它的适用范围。
应该允许各种不同方法的存在,但关键在于无论做什么研究,对研究的性质和采用什么方法要有自觉意识,要区分规范性研究、思辨性研究和实证性研究,避免出现无意义的“鸡同鸭讲”的学术争论。
今天,中国的国际关系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研究不仅回答是什么,更重要的是探究为什么。
它不应停留在实用的政策研究层面上,仅仅进行追踪研究;而应是科学研究,不仅为现实提供更合理和更强有力的解释,而且可以预测事件和事件过程的发展变化,以提高判断的准确性和决策的正确性。
为此,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必须改变轻视研究方法的态度,努力讲求研究方法,大力加强研究和运用方法的自觉性,力求走一条科学与人文相结合的道路。
只有这样,也只有这样,才能提高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整体水平,才能推动这一学科的发展、成熟与繁荣。
注释:
[1] 阎学通:“国际关系研究中使用科学方法的意义”,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1期,第17页;任晓:“讲究方法,不惟方法”,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1期,第18页;张睿壮:“与发达国家对比中看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差距”,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1期,第23页;阎学通、孙学峰:《国际关系研究实用方法》,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91页;张睿壮:“我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存在的若干问题”,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5期,第71页;阎学通:“国际关系理论与大国关系研究”,载《世界
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5期,第37页。
[2] 张睿壮:“我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存在的若干问题”,第71页。
[3] 2002年12月21-2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主办的“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比较与借鉴”研讨会上,与会者探讨了方法论的问题。
王军综述了会议上的三种观点:一部分学者提倡科学实证方法;一部分学者推崇传统历史哲学方法;另一部分学者认为科学与传统方法并重,不可偏颇任何一种。
详见王军:“‘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比较与借鉴’研讨会综述”,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3期,第71-72页。
2003年9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和《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联合召开了“国际关系研究方法”学术研讨会,与会者积极探讨了国际关系研究方法与方法论的问题,进一步强化了学界对国际关系研究方法的自觉性。
详见“‘国际关系研究方法’研讨会发言摘要”,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1期,第14-29页;“国际关系方法论笔谈”,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第78-93页。
从以上会议可以发现部分国际关系学者开始关注研究方法并呼吁加强方法的研究与应用,然而使整个学界拥有自觉意识仍需要极大的努力和耐心。
目前能看到的关于探讨研究方法的论著和文章仍寥寥无几,仅有阎学通与孙学峰的《国际关系研究实用方法》,周方银的《国际问题数量化分析》(北京:时事出版社,2001年版)等几部。
[4] 本文采用阎学通,孙学峰的观点,把研究方法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方法论;二是研究法;三是研究技术。
见阎学通,孙学峰:《国际关系研究实用方法》,前言。
本文探讨的研究方法主要针对研究技术,即具体的研究方法和手段。
文中所讲的科学方法主要指定量分析,传统方法主要指历史分析、哲学等方法。
[5] 阎学通、孙学峰:《国际关系研究实用方法》,第1页、第291页;许嘉:“20世纪末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6期,第44页;张睿壮:“我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存在的若干问题”,第70-71页;周方银:《国际问题数量化分析》,前言。
[6] 张睿壮:“与发达国家对比中看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差距”,第23页。
[7] 许嘉:“20世纪末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第45页。
[8] 李少军:《国际政治学概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9页。
[9] 时殷弘:“事实与理论:国际关系史研究的理论化问题”,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4期,第15页。
[10] 张睿壮:“我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存在的若干问题”,第71页。
[11] 张睿壮:“我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存在的若干问题”,第71页。
[12] 周方银:《国际问题数量化分析》,序。
[13] 阎学通、孙学峰:《国际关系研究实用方法》,第292-293页。
[14] 张睿壮:“我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存在的若干问题”,第70-71页;阎学通、孙学峰:《国际关系研究实用方法》,第2页。
[15] 任晓:“理论与国际关系理论:一些思考”,载《欧洲》2000年第4期,第21页。
[16] 阎学通、孙学峰:《国际关系研究实用方法》,第5页;苏长和:“问题与思想———再谈国际关系研究在中国”,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3期,第29页。
[17] 周方银:《国际问题数量化分析》,第4页。
[18] 陈乐民:“我为什么要进入文明史的研究”,载《欧洲研究》2004年第1期,第140页。
[19] 苏长河:“中国国际关系学:问题与研究方向”,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1期,第73页。
[20] 王正毅:“国际关系理论创造的三个难题———‘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比较与借鉴’学术研讨会随想”,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4期,第72页。
[21] 阎学通、孙学峰:《国际关系研究实用方法》,第294、295页;王军:“‘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比较与借鉴’研讨会综述”,第70页;苏长和:“中国国际关系学:问题与研究方向”,第72-74页;任东来:“国际问题研究论文的内在要求和外在形式”,载《国际观察》2004年第2期,第67页。
[22] 苏长和:“问题与思想———再谈国际关系研究在中国”,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3期,第29页;阎学通、孙学峰:《国际关系研究实用方法》,第3页;阎学通:“对国际关系研究方法的几点看法”,载
《国际观察》1998年第4期,第47页;阎学通:“国际关系理论与大国关系研究”,第37页;张睿壮:“我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存在的若干问题”,第70-71页;任东来:“国际问题研究论文的内在要求和外在形式”,第66页。
[23] 张睿壮:“我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存在的若干问题”,第70-71页。
[24] 王军:“‘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比较与借鉴’研讨会综述”,第71页。
[25] 阎学通:“国际关系理论与大国关系研究”,第37页;阎学通、孙学峰:《国际关系研究实用方法》,第3页;阎学通:“对国际关系研究方法的几点看法”,第47页。
[26] 苏长和:“问题与思想———再谈国际关系研究在中国”,第29页;袁正清:“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既要解释也要理解”,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3期,第31页;王正毅:“国际关系理论创造的三个难题———‘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比较与借鉴’学术研讨会随想”,第71页;王逸舟:“面向新世纪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若干思考与建议”,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4期,第5页。
[27] 袁正清:“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既要解释也要理解”,第32页。
[28] [美]克劳德・诺尔、詹姆斯・罗森诺主编:《争论中的国际政治学研究方法》(Klaus Knor and Ja mes Rosenau,eds.:Contending A 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Politics),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9年,第3页。
转引自宋新宁、陈岳著:《国际政治学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3页。
(作者简介:兰州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讲师,兰州,730000)
收稿日期:2005年6月。
